争夺司法权

1. 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有哪些，分别负责什么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章第七条之规定，联合国设有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秘书处等6个联合国主要机构。

1、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大会（--UNGA）简称“联大”，是联合国的主要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全体会员国组成。大会在制订标准和编纂国际法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会每年9月至12月集中举行常会，并在之后视需要开会。
安全理事会

2、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SecurityCouncil--SC）（简称安理会）是联合国的6大主要机构之一。安全理事会的职责是维护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的其他主要机构只有对会员国提出“建议”的权利，而安理会则有权提出具有强制性的决议，在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下，会员国必须接受并履行。安理会的决议被称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3、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简称经社理事会）在推动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及发展方面对大会进行协助。经社理事会有54个成员国，由大会选出，任期三年。主席同样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来自经社理事会中中等或较小的成员国。理事会每年7月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地点在纽约或是日内瓦。会监视成员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健康、教育方面的事务并为保障全世界人民的人权而工作。该理事会要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报告。
托管理事会

4、托管理事会
托管理事会（TrusteeshipCouncil--TC）是联合国实行国际托管制度的主要机构。适用于国际托管的土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和战后割离自敌国的土地。1994年，最后一个托管国——美国管理下的太平洋岛屿战略托管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的部分岛屿独立，至此，世界上所有托管地区都已获得独立或自治，托管理事会的使命已完成。但它修改了其工作规则，在情况需要时还将履行其职责。

5、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ICJ）位于荷兰海牙，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于1945年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起来，并在1946年作为常设国际法院的继承者开始运行。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9年，由大会任命，必须来自不同的国家。

6、联合国秘书处

秘书处从事联合国各种日常工作，为联合国其他主要机关服务。秘书处的职责同联合国所处理的问题一样多种多样，范围从管理维持和平行动到调停国际争端、从调查经济及社会趋势和问题到编写关于人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等。

2. 美国法院九个法官分属党派

有党派

虽然美国司法独立，但是政治斗争无处不在，司法权也是重要的争夺的对专象，尤其对于势力处于弱势的党属派，更是尤为重要；这一点您可以查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网络一下就应该有

而罗斯福也因为要通过新政曾经用增加名额的方式安插过最高法院大法官

3.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

立法 行政 司法分立

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就在于：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是它必须完成的任务，因为：

1、从三权分立制度的产生来看：正是由于人们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所以首先确立了民主和法治，进而产生了普选制和代议制，继而出现了多党政治，最后补入了三权分立制度才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法治体系。可以说，三权分立制度就是为完成“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一目的而生的，所以从三权分立制度的产生看，它必须完成这一任务！

2、从三权分立制度的基础来看：三权分立制度是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要存在就必须维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对于私有财产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就是被其它利益集团所滥用的国家权力，所以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就成为三权分立制度不可不完成的任务。

另外，从其它几个基础来看：①民主宪政要求本身就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②而普选制和代议制中的选民几乎都是公民，自然要求的要求维护公民权利；③各政党为了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自然也不希望国家权力对自身的利益干涉太多。所以从其它的基础来看，也是要求三权分立制度要做到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一目的的。

总之，三权分立制度是必须要完成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一任务的，如果不去完成，那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那么三权分立制度又是如何去运作的呢？其实很简单。首先三权分立制度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然后让选民选出来代议的各政党分别行使国家权力，而运作的核心部分无疑就是三权之间的合作和制约，由各政党分别控制的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可使国家权力尽其所能维护公民权利，而三权之间的制约则可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总而言之，不论从其存亡之道，还是从其运作状况上来看，三权分立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使国家权力能竭力为公民权利、为私有财产而服务的，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就是其具体体现，这自然是追求民主宪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好的选择，所以，各资本主义纷纷采用三权分立制度，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因为文化、习惯等因素有不同的体现，但究其本质，还是万变不离其中。

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就是三权分立制度的价值所在，也是其利端所在。

虽然三权分立制度要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但是对于这个目标，三权分立制度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能真正做到吗？答案是否定的。

既然三权分立制度的设立就是要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但是三权分立居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看上去似乎是个悖论，但是稍微想想就应明白了，以一件事为目的，并努力去做，却不能真正做到，原因无非有二：1、好心也有可能办坏事，套用一句西方的谚语就是“多少善意将人送进地狱”，最初虽然怀着美好的心愿定下目标，但在操作中却由于方式、方法或客观因素的影响，最后造成了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与愿望相反的结果；2、力所不能及，虽然有远大的目标，但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只能完成部分目标，并不能真正完成。不幸的是，三权分立两条皆中。第一条原因在三权分立上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一个利、弊两端相互转化的问题。

三权分立制度的核心就在于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三权分立制度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也就是由此完成，这是三权分立的利端所在，但既要它们相互合作，又要它们具相互制约，想想似乎不错，但是这不是透露着几许矛盾吗？三权到底何时合作、何时制约呢？按照三权分立制度设置的初衷，应该是在为公众服务时合作，在某一权滥用国家权力时制约，但是真正在实际运作中会这样吗？那时，统治者的“良心”会告诉他们，应该在利益相共的情况下“相互合作”，在利益相悖的情况下“相互制约”。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想想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设置代议制、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制度等这么多制度来限制国家权力的运用？还不是怕国家权力会被滥用，为什么会这么怕呢？一切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的要求、私有制价值观的要求：它要求人们尽最大的努力获取私利！那就是私有制价值观的“良心”所在！

这很具有讽刺意味，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在作为利端的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其弊端的所在，它也可以阻碍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这个目的实现。这似乎是个悖论，其实不然，因为：1、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三权分立制度也不利外，我们试想：相互合作和相互制约如果由私欲所支配，为私利而服务，那么会有怎样的后果？相互合作就有可能会在私欲的支配下转变成相互妥协甚至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而相互制约则有可能在私立的驱使下转变为相互攻击、相互倾轧甚至造成极其严重的内耗，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国家权力难道不是被滥用了吗？公民权利能得到妥善的维护吗？

当然，上述的情况只是出现在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行为被私欲所支配、为私利所服务的情况之下，于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行为是否会被私欲所支配、是否会为私利所服务，遗憾的是：2、三权之间的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必然会为私欲所支配、必然会为私利所服务。正如前文所述，三权分立制度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私有制所派生出的价值观使三权分立制度中的合作与制约注定了要为私欲所支配、为私利所服务的命运。这是为什么呢？而合作与制约又是怎样为私欲所支配、为私利所服务的呢？

1、我们应该先认识到私有制社会中的价值是如何评定的？即私有制社会的价值观是怎样的？答案是：看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少，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也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占有的私有财产越多，那么体现出的价值越大。好比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时，不论是世袭的，还是自己打天下的，只要是皇帝，就是最成功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是人力所能及，皇帝几乎是相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至少在当时看来他的体现价值最大，天下人都要对他顶礼膜拜，难怪当时的人大多想做皇帝。总之，私有制的价值观就是看占有的私有财产的多少，具有这种价值观的阶级必将倾尽全力求得获取最多的私有财产。

2、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封建社会更民主、更进步就忘记了它同样是私有制社会，并且更为注重占有私有财产的多少，正如马克思的名言：资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诚然，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空前发达，各种利润何只百分之一千。既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不要性命，那么以此类推，在百分之一千的利润前资本家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资产阶级将不顾代价追逐私有财产，获取最大的利益。

3、如果要获取最大的利益，最强有力的支持是什么？自然是国家权力，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之内（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只怕建立不起三权分立制度），恐怕除了自然力量没有什么力量是国家力量对付不了的。任何个人或利益团体，只要控制了国家权力，就可以操纵国家机器运用国家力量，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法的甚至是非法的帮助自己获取最多的私人财产，体现最大的价值。何况，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垄断时代，时值今日，不论从物质层面上还是从精神层面上，要想获取极高的利润并非某一团体单打独斗所能做到的，必须得到来自国家资金、资源、技术乃至法律、政策上的支持，而要获得国家最大程度上的支持，效果最好的无非就是将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争取国家支持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获取利益，获取成功的必然需要。

4、正因上述原因，无论近代抑或近代，资本家们不是亲自出马，就是派出代理人，竭力想控制国家权力，相同利益的走到一起形成了利益集团，最终形成了代表不同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些党派为了获得国家权力你争我夺，争斗得相当激烈，党派之间的矛盾有时看起来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实际上还是可调和的，毕竟是阶级内部的矛盾），比如“光荣革命”后，英国主要是两个政党：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的托利党，可笑的是两党的名字都来源于对方的贬低，“辉格”一词起源于苏格兰的盖尔语，意为“马贼”；“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将对方贬低到如此程度，两党之间的矛盾可见一斑。当然，如果只是在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争斗，只要不违犯法律，不违背道德那也无伤大雅，但问题是这种争斗将肯定延续到控制国家权力以后，为何？试想如果控制国家权力而不用来打击对手的利益，尽量的为自己谋求利益，那么在争夺国家权力时的那番做作不就是白耗了么？还不如节约资源，以求发展。

所以，当一方政党夺得一块国家权力（就像分蛋糕一样）后，必定面临三种情况：

一是，其它两权与自己利益一致，至少是暂时一致的，那么三权就能非常愉快的在一致的利益上相互合作，这倒是符合了三权分立制度的要求，但是倘若这个一致的利益是个不法利益呢？这可就是滥用国家权力了，这时需要的可就是三权的相互制约了，但是天真的人们不可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三权的利益在此时可是一致的，不论哪一权出来制约，不但制约了其它两权，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只要权力的主宰者的价值观符合私有制的价值观，我们就实在不能对三权在此时能够相互制约抱太大的希望，三权多半就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国家权力被滥用了，公民权利自然也就得不到妥善的维护；

二是，其它两权与自己利益不一致，其中又分两类：（1）利益虽不一致，但也不相排斥，那么就可各行各的，既可以相互合作，又能相互制约，这种状况虽然比较理想，但却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其中可能隐藏着权权交易，即是倘若三权都有迫切的非法利益需要获取，于是三权会达成各行各路，互不干涉不制约的默契，这也是有可能的；（2）利益不仅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是相互排斥的。这时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倒是一定能执行的了，但是同样的，只要权力的主宰者的价值观符合私有制的价值观，那么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的获取和私有财产占有的多少，三权之间必将展开激烈的争斗，肯定较争夺三权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现在争斗的可是操纵着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政党），这些利益集团完全可能采取这种态度：不论其它权的主张是否合法，为了自身利益都要进行合法甚至非法的制约。因为资本、利益乃至私有财产本就是有限的，其它利益团体拥有的越多，自己所有的便会越少。而在利益相互排斥的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中，如果不趁手中握着国家权力打击竞争对手，物竞天择，有可能自己就会被淘汰，那不是太可惜了，套用一句老话：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私有制的价值观会对敌人仁慈、对自己残忍吗？当然不会，在私有制价值观的指导下，相互制约就有可能会转化为相互攻击、相互倾轧甚至是相互窃掠，会给国家权力带来十分严重的内耗，这也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滥用，而公民权利呢？国家权力连自身都顾及不暇，哪还有功夫去妥善维护公民权利。

三就是，其它两权有的利益与自己的一致，而有的却不一致，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了。那么这时在私有制价值观的指导下就有两个选择，（1）“择其利益一致者而合作之，择其利益不一致者而攻击之”，就是与利益一致者合作或非法，对利益不一致者制约或过分制约，实际上就是上两种情况在复杂情形下的变例；（2）同样，只要矛盾不太深，三权这时候也可以通过权权交易追逐自己合法的、非法的利益。当然，三权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将几种方法兼而用之，甚至玩起各种花招，总之，只要条件许可，要不择手段争取最大的利益，占有最多的私有财产，而其它没有掌控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利益都可以不顾了，更惶论什么公民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当然，这一切都不能做得太露骨了，必须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必须采取适当的掩盖事实的方式，不能为他人抓住把柄，这就是资产阶级政客所做的事，而对于他们的鬼蜮伎俩，三权分立制度就是最好的遮阳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样一件事，在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国外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经常将政客与战争和瘟疫联系到一起，似乎他们也明白了这些为私有财产服务的、为私利所驱使的玩弄国家权力的政客们，有时候对于普通公民或应称作纳税人的危害，实不下于天灾人祸。

从以上四点，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条线索：私有制的价值观要求资产阶级统治者追求私利，占有最多的私有财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就要借助国家权力，而三权分立制度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本来期望三权能相互合作、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和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但结果却是由于私有制的价值观的驱使造成相互合作和相互制约向着非法合作和过度制约的方向转变，最终反而滥用了国家权力，危害了公民权利。三权分立制度的利端，由于其行使者受私有制的价值观的影响，最终转化成了弊端。

既然相互合作之所以向非法合作转化、相互制约之所以向过度制约转化都是受其行使者主观上到底是为公还是为私的影响，那么是否可将三权的行使通过法律或某种制度控制在只能为公的范围之内呢？或是改变行使者的私有制价值观的主观态度呢？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三权分立制度不能完成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的目的的第二个原因：力所不能及。
要三权分立制度将三权的行使控制在只能为公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三权分立制度力所不能及的事：1、从浅层次来说，这是很难操作的。正如法理学界的一个观点：实体上的完全公正是不可能的，只有尽量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因为制度所能控制的是人的行为，而不能控制人的主观思想，三权行使职权为公为私的行为，可能在程序上表现得一样，但在实体上却会因为主观目的的不同，产生相反的效果。并且连这么严密三权分立制度都无法控制，我们还怎么期望其它的制度能控制。总之，从浅层次来说，难以操作。

2、从深层次来说，这是与三权分立制度基础相关的。三权分立制度的弊端是由于私有制的价值观的影响所转化来的，但这种价值观不是我们说改变就能改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私有制价值观只能是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如果我们欲求私有制价值观的消亡，那只有等待私有制消亡，但问题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经济基础就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消亡，支撑着三权分立制度的三足不就倒掉一个，而且，一旦私有制不存在了，那么就没什么私利可争夺了，那也就不会分成许多代表不同利益的利益集团了，而多党制也就消失了，至此，三权分立制度的三个基础就三中去二，剩下的一个也独木难支了，那么，三权分立制度不就也就消亡了吗？因为私有制消亡了，公有制真正形成了，社会的利益既然公有，那整个社会的利益就在一条线上了，还怎么会需要三权来分立制约呢？那不是在浪费资源吗？所以，私有制一旦灭亡，也就是对三权分立制度下了死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致三权分立制度不能完成自身目标的阻碍，恰恰就是它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基本身——私有制，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权分立制度注定无法克服其弊端，换个角度来说，三权分立制度的弊端具有不可克服性。

4. 谁有《乡土中国》和中国法治的文章

正好前段时间写了一篇，发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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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马潇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到：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

笔者在学校学习中国法制史时，一直被告知：中国古代是一个“礼法结合”的社会——似乎“法”就是“法”，“礼”就是“礼”，二者完全被割裂，没有一点关系。
但实际上，考察“法”的本质属性，最重要的就是“规则性”。而“礼”完全具备“规则性”这个要素。所以，说“法是法、礼是礼”，二者完全没关系，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张晋藩教授的在相关论著中已有提及。

所以，与其说礼不是法，不如说礼就是一种习惯法。
法就是礼，礼就是俗，俗就是心。

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也就是乡土中国——最基层、最基础的法律运行模式。我们姑且称这种模式为“乡土中国法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礼出自心——只要“一准乎礼”，就是合法的，同样更是合心的。在这种模式下，法（礼）的正当性发自民众内心，民众人人都认可。
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就形成了民众对于“违法”、“违礼”之人“人人得而诛之”的思维习惯。因为在“乡土中国法律模式”下，人人都是立法者，人人都是法官。在这种思维习惯下，只要是某个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那么他就是合乎礼制的，进而就是合法的。与此相对的，凡是和自己的看法不一致的，都是违法的，都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这种思维模式在民族、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和平时代，则往往弊大于利。因为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是非完全没有标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眼中也有一千种道德观。你的道德观未必符合我的，难道不符合你的道德观，你就能说我不道德？谁赋予你权利说我不道德了？你凭什么谴责我？
我们的古人也早看出了这种“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弊端，所以才要在“礼”之外制定成文的“法”。因为只有成文法才能有一个相对明确和固定的判断标准，才不会乱套。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和民间争夺司法权的一个过程。

随着近代法制进程的开启，乡土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文革之后，乡土中国本身所依赖的家庭基础、宗族基础被彻底摧毁。国家明确了自己独享司法权的权力。成文法彻底取代了礼，绝大多数不符合国家成文法立法精神的民间习惯法被认定为非法。
但是这个认定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由国家来推动，而不是发自普通民众的内心。所以，普通的民众的思维中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惯性。普通民众在潜意识中仍然固执地认为俗应当随心，礼应当随俗，法应当随礼。凡是不随俗、不随心的法，就缺乏正当性。

大部分普通民众对自己的这个观念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但在行为中确屡有表现。比如对于药家鑫案的“集体审判”，再比如去年的反日游行。做出这些事的人都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当的——只要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正当的，他们就觉得法律也应当认为他们是正当的。如果这时候法律认为他们是不正当的，那么就是法律有问题，就是“没有法律”，或者“法律都是骗人的”。

这种思维传统已经严重阻碍了现代法治的发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民众对于立法的参与不够，导致民众的认识不能及时更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土中国的基础被推翻，却没有及时补充相应的思想内涵，导致了这个思维传统一直占据着民众的头脑。

中国要建设现代法治社会，就必须让民众产生现代法治的理念；而这首先要做的，就是赶走民众脑中“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定势。一方面，应当加强民众的立法、司法参与程度；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立法、司法、执法的细致性、可操作性。只有民众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都能体会到国家成文法的存在，才能逐渐潜移默化地驱走他们脑中“乡土中国法律模式”的思维定势，才能为实现现代法治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5. 我国司法独立的困境是什么

1、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

在我国，司法独立是党领导下的“独立”，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领导和协调公、检、法工作的机制一直在运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我国司法领域中“一个家长，三个孩子”的制度现实。虽然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还是必须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

虽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所有的领导干部基本属于党的成员，因此其受党的领导和管理是必然的问题。如此一来，司法机关是不可能脱离政党对其的干预，无论是在有形还是无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扰。

2、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在人、财、物的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这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日常经费开支，更包括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现实的开支，具体的数额和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预算的，缺乏独立性，经济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有时难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当事人乞讨的尴尬。

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掌握在地方，从而使得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司法却不能独立于地方。我们的司法机关在人事、财政上严重地依赖于地方，地方法院和检察院都同在一个地方政府制约下，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不可能不受当地经济利益的左右。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

3、司法机关与人大的关系：

我国宪法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时，没有规定司法机关有权独立于权力机关。我国宪法采用的是议行合一的政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部国家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即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产生，司法机关应该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由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未排除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事前干预，现实中已出现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进行“个案监督”的事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约。实践证明，不讲究党的领导方式和人大监督机制的合理化，必然会影响司法独立的实现。

4、公、检、法之间的关系：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审判监督的职责。这种监督的方式和程度虽然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趋势，但毕竟与法院形成一种监督上的上位与下位关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办理，宪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互相配合”，这种平等的配合制约关系，使得以审判至上为前提的司法独立难以有效贯彻，很明显与司法独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6. 腓力四世的同教皇斗法

从1294年起任罗马教皇的卜尼法斯八世,是个专横顽固的教权至上论者。他认为腓力四世因对英战争向教士征税是侵犯教会特权,并违反基督教国家应团结一致,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原则。卜尼法斯八世于1296年发布敕令,申明教会的免税特权,而罗马教皇对所有教会财产拥有最高主权,宣布没有教皇许可,国王既不得向教士征税,教士也不得向国王交税,违者开除教籍。腓力四世接到这项敕令后大为震怒,他立即采取对策,宣布凡法兰西王国的臣民,未经国王允许,不得将金银、货币、武器、马匹输出国外。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指明对抗罗马教皇,实际上是禁止法国诸侯与教士向罗马教皇纳贡,也就卡住了教皇的财政来源。教皇不得不于1297年让步,允许教士不必经教皇同意即可自愿纳税。腓力四世于是赢得了与教皇争夺财政权斗争的第一回合。
但在1301年,腓力四世与教皇又因争夺司法权再起争端。朗格多克地区的一名主教被控叛逆,由国王法院判决有罪,腓力四世就要求教皇免掉他的教职,以便惩办。卜尼法斯八世由于在1300年靠百年大赦发了大财,认为有恃无恐,便决心对腓力四世进行反击。他发布敕令,不但申明那名主教只能在罗马受审,并且取消以前在财政上的让步,谴责腓力四世在对待教会的问题上犯有许多罪行,召集法国高级教士定于1302年11月来罗马开会,来对法国问题进行全盘处理。腓力四世采取了有力措施,动员全国力量反击教皇。他先编造公布了一个语气更为专横的教皇敕令摘要,用它激怒全国人民。然后腓力四世当众烧毁了教皇敕令,并庄严宣告,他的子孙后代,谁若使国家从属于上帝以外的任何权力,就将永受诅咒。在这种气氛下,腓力四世于1302年5月10日,在巴黎圣母院首次召开了由教士、贵族和市民组成的三级会议,利用小贵族和市民的反教会情绪,压制教士听命于国王。三级会议各个等级分别写信给教皇,申明国王只服从上帝,教皇不得干涉法国的任何内政。但后来仍有一些高级教士跑到罗马支持教皇,教皇又得到神圣罗马皇帝阿尔伯特的支持,
卜尼法斯八世再次发布敕令,申明教皇对世俗君主的绝对权威,宣布要将腓力四世开除教籍。腓力四世在1303年6月又一次召开三级会议反击。三级会议控告教皇犯有异端、非法篡位等罪行,决定以国王名义在法国召开宗教会议,审判教皇。随后腓力四世派出一队人马,由大臣诺加勒率领进入意大利,联合意大利的反教皇势力,于9月7日在阿南尼将卜尼法斯八世拘捕,大加凌辱,准备带回法国审判。虽然教皇后来逃脱,但一个多月后便忧愤而死。在这场斗争中,腓力四世依靠全国各阶层支持,获得全胜,使教皇威信扫地,罗马教廷凌驾子世俗君主之上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腓力四世便支持他的朋友波尔多大主教柏特隆为教皇,称克雷芒五世(1305—1314在位)。新教皇对腓力四世非常恭顺,履行了如下誓约:废除历代罗马教皇对法国国王与臣民所发布的责难敕令,以法国境内教会领地税收的1/10献赠法国国王,谴责卜尼法斯八世的言行,任命法国国王指定的人为大主教。1309年,腓力四世又把教廷从罗马迁到法国的阿维农,这就是罗马教会史上“阿维农时代”(1309—1378)的开始,这个时期教廷的红衣主教绝大多数是法国人,教皇完全秉承法国国王的旨意,成为法国国王的“御用教皇”。

7. 院之争是什么

院之争 所谓清末部院司法权限之争，是指清末“预备立宪”之初进行官制改革过程中，新设立的法部和大理院在司法权限划分上出现的一场大的争论. 20世纪初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冲击和八国联军入侵双重打击的清政府,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不改变传统统治方式，其统治将难以为继。通过前往各国考察宪政之满族亲贵所见所闻，清朝统治者认识到，立宪与君权并非水火不容，如处理得当，立宪甚至可以不仅无损于君权，并且有利于“皇位永固”。经过长期酝酿和再三权衡，清廷终于在1906年9月1日正式下诏，宣布仿行宪政，实行“预备立宪”。并同时提出从官制改革入手，率先建立实施宪政的行政体制作为推行宪政的基础性前提。 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颁布的新官制规定，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这一改革开始改变传统的行政机关兼理审判的制度，建立独立审判原则，其精神实质就是倡导“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司法独立。 从整体上讲，清廷对此次官制改革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原因在于，其一，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原有的以六部为主干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并且其弊端还恶性发展.“权限之不分”，“职任之不明”，“名实之不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其二，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既然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也必须在设官分职上尽可能与立宪各国改同一律，甚至引进“三权分立”之类的近代宪政原则以为标榜。于是，在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的次日，清廷即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并命各省督抚派员参议，同时又令奕匡等对改革官制方案总司核定。到11月6日，清廷正式谕准奕匡等奏定的改革官制方案，通过对原有机构保留、合并、易名、增设等形式进行调整，最后确定了新的中央各部院机构设置。 新的官制改革方案中，司法体制方面变动尤大。原有的三法司制度，被调整为“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应当说，清廷作出上述决策的初衷是按照立宪国之模式，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并试图使司法走向独立。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囿于对真正的司法独立原则的肤浅理解，以及出于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强化中央集权之需，清廷在其议制之初，就有意无意地使新设立的两个行使司法权的部门——法部和大理院权限不明确，甚至互相交叉。不仅是法部“专任司法”及大理院“专掌审判”的谕旨在概念上模糊不清，因为司法与审判从来就是两个内涵上难以截然分开的概念；而且即使在奕匡等所上标榜“分权以定限”而引起三权分立原则的《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进呈折》中，对司法独立的理解和规定也只是“司法之权则专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详言之，即是由大理院职任审判，而由法部作为司法之行政 衙门监督审判。在这里，我们不仅看不到其所设计让司法独立的意图，反而可以明确理解为它勾画出了一幅“行政监督司法”的蓝图。这种以立宪宗旨相标榜，在方案上却又依违于传统体制和宪政之间的设计，一开始就埋下了法部与大理院的职能冲突的隐患。 按照清廷的要求，以戴鸿慈为尚书、张仁黼为右侍郎的法部，在与以沈家本为正卿的大理院协商划分权限时，基于司法独立原则与权限划分方案的悖异，以及戴、张与沈家本在对待立宪的真诚程度以及关于西方法律原则的理解与认同方面存在较大歧见，院部之间出现矛盾乃至对立，可以认为是势所必然。戴鸿慈曾于1907年4月12日致书时仍被清廷通缉而远在日本的梁启超，请教法部与大理院权限划分之事，其中有言：“自去年七月宣布预备立宪之旨，其后组织内阁……惟枢密诸员，未明新学，故颁谕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谕云：以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任裁判），致令部院诸员，纷纷争议，互起冲突。山阴尚书力主和平，甘居退让，而沈堂（大理院沈家本）乃以阴柔手段，攘窃法权，一切用人行政区划审判区域事宜，不关白法部，径直上奏，惟留秋朝现审诸例案，推诸法部，自馀修律大臣法律学馆，皆归一人之手，法部不过问焉。”这虽然是一则书信史料，其言论不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而其立论亦多有偏颇之处，但其“枢密诸员，不明新学”，且谕旨亦“含混不分疆界”，从而导致了部院权限纷争不已的局面，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准确的。当然，此事还有另一重要原因是戴氏未提及也不便提及的，那就是由于机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必然会触及各自的利益，致使各衙门官吏对权力划分势必斤斤计较，互不相让，以至争执不已。事实上，在清廷既往的司法体制中，刑部一直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而审案判案又是其主要职掌，“部权特重”，对于司法审判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岂肯轻易相让，因此阻滞、掣肘乃至阳奉阴违对待审判权转移也属必然。 由于部院对司法权限划分未能协商一致，出于期望尽可能让皇上首肯法部提出的权限划分方案，1907年5月14日，法部由戴鸿慈领衔，单独奏上了《酌拟司法权限缮单呈览折》，提出司法权层层监督审判权的主张，明确说：“夫所谓司法者与审判分立，而大理院特为审判中最高之一级，盖审判权必级级独立，而后能保执法之不阿，而司法权则必层层监督，而后能防专断之流弊。”并据此拟定了法部之十二条司法权限，主要内容包括：1.大理院判定之死刑案件，送法部核定具奏；遣、军、徒、流之案件，报法部备案。2.地方各级审判厅成立后，其所定死罪案，分详部院，大理院覆核后，咨法部核定，并由法部主稿会同大理院具奏，而遣、军、流、徒以下案件，均详法部办理。3.各检查厅及各级审判厅之推丞、推事，由法部会同大理院请简、奏补，且法部负有监督各级审判厅、检查厅之责。4.各级审判厅官制员缺，及分辖区域设立处所，由法部主稿会同大理院具奏。应当说，上述这些方案反映出了法部在司法权限之争中走向极端的态度，它不仅把司法行政权扩大成为涵盖广阔的司法监督审核权，以至大理院及各级审判厅所审理之重大案件均需经其核定上奏，并且对大理院之官员考核及各级审判厅、检查厅之人员任命，以及各级审判厅的区划设置也视为当然的司法行政内容。作为内阁之一部的法部在号称“预备立宪”并标榜“三权分立”之时竟还要求拥有如此宽泛的司法权利，这不能不让人慨叹“行政干预司法”这种中国传统司法原则影响之深远，也不能不意识到，在清廷内部高官哪怕是像戴鸿慈 这样的亲身出洋考察过各国宪政，并且在清廷中以立宪和司法独立相标榜的所谓开明官僚头脑中，其误解乃至曲解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原则，与这种原则的本意是多么大相径庭。当然，在此我们不能忘记，清廷实行“预备立宪”，既是为客观形势所迫采取的应时之举，也包含着其试图借机强化中央集权的动机，因而，洞悉清廷内情的戴鸿慈等人，既可以大唱立宪之高调（注：作为出洋考查宪政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归国之后曾数次上折，倡言宪政。他在1906年8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所上之《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还曾说到：“司法与行政两权分峙独立，不容相混，此世界近百余年来之公理，而各国奉为准则者也。”又可以在需要之时，以立宪作幌子，在维新的方案中，塞入取悦朝廷而又利己的私货。可以说，戴鸿慈等提出的“审判必级级独立，司法则层层监督”的方案，与其说是力求司法独立的革新之举，不如说是由旧有的“行政司法合一”变化而来的“行政监督司法”，是一种立宪旗号下“行政司法合一”的变种。 戴氏提出的用多种行政手段控制、监督审判活动，并最终将司法审判的决定权汇集于皇权之中的方案，理所当然易于为皇权所接受，因此，光绪帝当即谕令：“从之”。 身为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看到法部的方案和清廷批准的圣谕，内心自是难以平静（注：作为晚清律学名家，沈家本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优劣长短十分了解，担任修律大臣后，因职务所在，对西方近代法制特别是东邻日本先进的司法审判制度研究颇多，因而在晚清审判体制改革中，极力主张审判独立。）。在他看来，法部的方案不仅大大侵削了大理院的正当职权，将导致今后的工作处处掣肘，难以开展，也与“司法独立”这一宪政精义大相违背，因此，他不顾皇帝已经作出了谕准的批示，毅然于5月20日上《酌定司法权限并将法部原拟清单加具案语折》，对法部方案中的谬误之处提出了全面的批驳意见。他尖锐地指出：“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始基，非谓从前现审办理不善故事更张也”，并认为“宪政精义以裁判独立为要义”，因而必须纠正以往行政干预司法之积弊，要求法部不得干预正常的审判活动。他指出，“各国裁判制度，皆以大审（理）院为全国最高裁判之地，定拟各案，惟死罪送交司法大臣执行，如情罪或有可原，则由司法大臣奏请减免，并无驳审之权”，而“今死罪必须法部覆核，秋朝审必须法部核定，权限未清，揆诸专掌审判之本意，似未符合”。至于法部提出要掌握大理院及各级审判厅之人员任免之权，沈家本指出：“至臣院推丞推事等官，必须得力人员，经臣等试验有素，而后量能使用，方足以鼓舞群材。若以他衙门之堂官而定此衙门之员缺，情形既未周知，而以本衙门之庶僚，更听他衙门之任用鉴别，恐难于允当。”当然，鉴于法部方案已由上谕认可，未便推翻重来，不得已，沈氏最后提出“通融办法”：对大理院自 定死刑之案及朝审册事宜，分别情形，由院、部分别审、核办理；而对于各级审判厅及奉旨速议之件，添入大理院会同具奏；至于大理官之推丞、推事各官，仍由大理院自主请简奏补，以责专成。应当说，沈家本的“通融办法”虽然向司法独立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仍有很大的调和性。其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在维护皇权干预司法的前提下，为大理院争取较多的独立审判权。 就是沈家本这样一个充满妥协和折中的方案上奏清廷后，仍然震怒了朝廷。光绪帝览折后，立即下旨：“本日大理院奏司法权限酌加厘订开单呈览一折，著与法部会同妥议，和衷协商，不准各执意见。”清廷的这种严厉态度，与其说是针对部院奏折的内容而发，不如说是针对部院（特别是大理院）面对煌煌谕旨却有异词的态度而起。在此我们已充分认识到声称“仿行宪政”之清廷，哪怕是对宪政本身应如何开展，也是以专制之心态处之，容不得半点与之不同的异己立宪思想。正是基于同样的心态，清 廷于三日后将大理寺正卿沈家本与法部右侍郎张仁黼对调任职，以釜底抽薪之法来解决部院司法权限之争议。于此，我们倒更清楚地认识到，身处危局而被迫立宪之清廷，既缺乏宪政之基本知识，因而无从判断部院之争的是非曲直，更没有容人讨论或争议的气度，因此一旦遇有不一致的意见，便视为互相争权，因而沿用往昔常用的御臣之术，以互调了之。这种颟顸而专横的态度，决定了所主导的立宪改革，必然曲折艰难，矛盾迭出。正如时人所言：“大理院与法部因争权限事，屡烦两宫之劳顿。昨忽以张、沈对调，乃请君入瓮之意。事固高妙，而臣下之办法愈难，政治终无起色。” 部院司法权限之争以沈、张对调而暂时告一段落。因朝廷震怒而惶恐不安的法部和大理院相互妥协，很快于四月二十日上呈了《遵旨和衷妥议部院权限折》，提出了大理院自定之死刑案件，经法部覆核后，由部院会同具奏；速议之件及汇案死罪之件，经部院驳正或覆核，再由部院具奏；大理院之推丞推事及附设之检查厅丞各官，均由部院会商请简请补等办法。可以说，在清廷专制主义的高压 之下，部院提出的这一妥协方案，仅仅在形式上采纳了司法独立的机构设置，从其运作程序来讲，无非是传统的“行政干预司法”模式的翻版。而现在却把干预司法的大权更多地纳入到皇权之中。 总体上讲，因外部力量推动被迫“立宪”的清王朝，其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制具有天然的对抗本能。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人民主权这些原则要真正在中国立足，如果不对上层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对于晚清改革时期顺应历史潮流，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孜孜以求的人们（包括清廷内部的开明官僚）的贡献，我们也必须永远铭记不忘。

8. 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解释宪法的权力在

美国宪法中并无关于解释宪法的权力归属的规定。
解释宪法的权力即“违宪审查权”或者“司法审查”的确属于联邦最高法院，但是由下面这个案例确定的，而非源自宪法规定。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作者：佚名 转贴自：闻名 点击数：40

从司法角度来看，本案堪称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判例。它在美国宪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奠定了近代司法权真正的权威；在全世界范围而言，这个判例也是开创违宪审查的先河。这一被称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创制，虽然具有偶然性，但在经历了两百多年和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效法的时空检验后，被证明具有伟大的意义。
本案被马歇尔大法官形容的“微妙”、“新奇”和“困难”，正是一个典型的党派政治斗争事件却必须由堂而皇之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的写照。

权利之争引发最后的任命

1803年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确立起来的联邦司法审查制度，是当时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两大派矛盾斗争的产物。1800年大选结果，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总统落选，民主党候选人托马斯·杰弗逊当选。

面临大选失败的联邦党当然不甘心。他们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导权力的情况下，将眼光自然放在了司法权的争夺上。1800年12月，亚当斯总统任命国务卿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 与此同时，仍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也赶在其任职终了前匆忙通过了两部关于联邦法院组织的法律：《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前者将巡回法院的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六个，新增16名法官；又在华盛顿特区增加了五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还增加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后者在人口稀少但临近首都的各县设立42名治安法官。前者设立的官职都已由忠诚的联邦党人顺利赴任；后者设立的42名治安法官由于时间紧迫直到3月3日，即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予以任命。按照规定，这些任命必须在当天午夜前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后才能生效。马歇尔国务卿在这天夜里忙得团团转，才最终确认42名法官都已盖章完成了任命手续。但由于时间仓促，直到第二天仍有17份任命状未及送出。
第二天，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三届总统。以他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对于联邦党人在离任前的做法十分痛恨。因此一旦权力到手，立即开始回击。首先，杰斐逊立即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押尚未送出的17份委任状，将它们像垃圾一样的处理了。接着，新一届国会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联邦司法权。最后，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对抗，新国会以法令的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至1803年2月关闭了14个月之久。

马伯里诉诸法庭

马伯里就是被任命为治安法官而又未拿到委任状的人当中的一个。为此，马伯里与其他几个同样没有拿到委任状的人一起起诉，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判令麦迪逊颁发委任状。这真是一场奇特的政治斗争，似乎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但实际上还是谁有权谁说了算。

马歇尔大法官在上任之初的头一个案子就是要直接抗衡行政权，不难想象他当时处境的微妙和困难：一方面他非常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建立联邦最高司法权威，乘机也教训政治对手。但他也深知如果对方不理睬，判决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另一方面如果不予审理，则无论最高法院还是他本人将更难以面对国人。本案堪称绝妙的判决就产生于这两难境界之中。

马歇尔宣布司法审查原则

马歇尔首先作了一个试探：要求麦迪逊国务卿解释不发任命状的理由。果不其然，被告根本不予理睬。如果强行判决，后果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歇尔做出了一份斩钉截铁而又不需要任何人执行或者“理睬”的判决：“本院认为，委任状一经总统签署，任命即为作出；一经国务卿加盖合众国国玺，委任状即为完成。”因此对马伯里的任命有效；“本院认为：马伯里有权利得到委任状：拒发委任状侵犯了他的权利，他的国家的法律为此对他提供救济。”最后，他又话锋一转说，最高法院无权发出法院强制执行令。

这个判决妙处在于：它自认无权却是在有权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的前提下作出的。马歇尔在判决中写道：“应该强调的是，确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那些把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人们，必定有必要对规则进行阐释和解释。假如两个法律相互冲突，法院必须决定哪一个适用。所以，假如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假如法律和宪法都适用某一具体案件，法院必须确定，要么该案件适用法律，而不顾宪法；要么适用宪法，而不管法律。法院必须决定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管辖该案。这就是司法职责的本质。”

显然，他认为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是受人崇敬的，法院只能、只应当服从宪法，适用宪法，而且法官受命时是要对宪法宣誓效忠的。他就联邦国会立法权的界线、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法院何以有审查法律的权力等问题作了长篇的论证，明确宣布“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 由此他得出结论，《1789年司法法》是违宪的，无效的，不能适用于本案，因而驳回了马伯里的请求。 由此，开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国会法律的先例。

一个政治案子的完结 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这个案子本身了结了，而它产生的宪法价值和影响却是深远的、巨大的，因为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所做的判决理由涉及到一个宪法的最基本的原则——法院有权对国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如果发现国会所立之法与宪法相抵触，法院有权宣布它无效，不予执行。
由此，本案判决奠定了“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基础。事实上，当时美国政治斗争的两党领袖和骨干们几乎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他们的斗争是次要的，而在共和、民主、法治等问题的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往往能在政治上达成“伟大的妥协”，这才是历史的主流。马歇尔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作出如此伟大的判决。他以回避政治上的正面冲突换得了司法权威的真正确立，他的智慧足以流传千古。

9. 英国议会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在哪一重大历史事件后而告终的与之相关的文献是什么

1688年 光荣革命

议会是英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政府从议会中产生，并对其负责。英国的国会为两院制，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 上议院又称贵族院，主要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的重要人物组成。上议院议员不由选举产生，部分是世袭贵族。 上议院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议长由大法官兼任。和下议院相比，上议院的权力相对有限，保留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司法权，有权审查下议院通过的法案，并通过必要的修正案，还可以要求推迟它不赞成的立法，最长可达一年。 下议院又称平民院或众议院，其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下院的主要职权是立法、监督财政和政府。 英国全国被划分为多个选民人数基本相同的选区(选区的划分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决定)，每个选区选举一名下议院议员。大多数选区议员是一个政党的成员，但是没有政党背景的人士也可以参加选举。 通常情况下，英国下议院总有一个拥有绝对多数的政党，该党领袖被国王任命为首相。下议院第二大党的领袖则成为反对党领袖。 “议会”，英文Parliament，来自法文的Parlement，是“讨论”的意思。从形式上看，英国议会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和诺曼底时期的大会议。 在早期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下的英国社会中，就存在着久远的民主和法制的传统。如果追根溯源，就会发现，现代英国议会最早就源于早期郡法庭中集中地方代表的惯例。后来，又出现了贤人（Witan）会议。这种贤人会议本是一个国王的顾问团体，没有具体的组织，人选也要看国王的意旨。不过这种贤人议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萌生了英国各阶层民众参政议政的传统。 在11世纪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之后，在英国建立了一种以军事服役为交换条件的土地分封制度和包含着地方政务的司法制度。在政治体制上，诺曼诸王在继承了盎格鲁-萨克逊人习俗惯例的基础上又把诺曼底传统的管理国家的方式移植到了英格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御前会议”。这种御前会议不同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贤人会议。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是大地主，另一部分是由国王特别召来的顾问。御前会议最初执行国王的一般任务，其任务后来分成了若干部门。在亨利一世统治期间（1100~1135），御前会议有了比较固定的职能，由少数主教、宫廷官员、王室仆役和男爵等组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小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国王管辖地方政府，处理重大案件，受理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的上诉，因而其中的成员被称为“法官”。后来，亨利二世任命其中的5个成员组成一个驻在固定地点的法院，在国王的指导下审理各地的重大案件，这就逐渐演变出了“王座法庭”，即由各州市的代表与国王及其御前会议人员所组成的大会议（Magnum Concilium）。之后，这种大议会在威斯敏斯特的集会最后逐渐转变成了一种国家的立法机构。这实际上就成了近代英国议会制度的起源。 1215年6月15日，安茹王朝屡战屡败的国王约翰与25位贵族代表举行谈判，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大宪章》里有两条最著名的条款，第一条是：国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剥夺他人的权利”；另一条是：“任何自由人，若不经过同等贵族人的依法审判，或是经本国法律判决，任何自由人均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障、流放或受其它损害”。这两个条款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所以国王也不能剥夺它。尽管从形式上看，《大宪章》只是陈述了英格兰当时存有的经济、法律和行政惯例，但在实质上已为后世的民主政治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后来逐渐形成的只有议会批准才具有的征税权、对国家事务的公民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及公民自由和公民法权观念等。最为重要的是，《大宪章》的签订确立了“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的原则，即英王的权力并非是至高无上的，它只能在法律的约束下行使权力。这实际上也为作为“限政”的宪政开了先河。 1258年，约翰儿子亨利三世再次被迫接受“贵族请愿书”——《牛津条约》，承认了议会独立于国王并定期开会的法定存在。1265年，贵族蒙特福特在内战中获胜，他召开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除了有贵族和主教参加外，还邀请了骑士和市民代表，从此形成了英国的等级议会制。1295年，爱德华一世为筹集战争经费又召集了“模范议会”并使之成为惯例。由于贵族议员和市民议员的利益、要求各不相同，从1343年开始，在议会内部逐渐区分为上、下两院，即贵族院（House of Lords）和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1327年，议会通过了《斥国王书》，全体议员一致同意废黜爱德华二世，立其长子为国王，从而开创了议会弹劾国王的先例。 1558年底，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在她统治英国的44年里，没有滥用自己权力和威望，她终身节俭，不轻易战争。当王权与议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她总是会根据情况做出必要的让步。在她一生中，王权的扩张始终控制在议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1625年，查理一世登基。他继任后，英国与西班牙、与法国之间宗教战争使国库空虚，财政紧张。为了维持战事，查理一世想到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增加税收。但是自《大宪章》签署开始，开征新税的权力就属于议会。国王要想征收新税，必须得到议会的批准。议会向国王提交了一份《权利请愿书》，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新税。查理一世却对文意加以曲解，并且瞒着议会征收新税。于是议会号召民众不再向国王纳税，作为回应，国王强行解散了议会。直到1640年，英国没有再召开议会，这段时期称之为“无议会时期”。 在“无议会时期”，查理一世强行征收各种名目的赋税，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加上因宗教问题而反抗国王的苏格兰，迫使查理一世在1640年11月重新召开议会，这届议会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年，史称“长期议会”。议会召开之初，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重申了议会的要求。国王立刻亲率人马逮捕反对者，却遭到强有力的回击，查理一世被迫离开伦敦，并于1642年8月22日向议会宣战，拉开了内战的序幕。 在内战中取得极高威望的克伦威尔在共和国建立之后逐渐成为军事独裁者，这是议会所不能容忍的。当克伦威尔死后，议会与王室的支持者联手促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但是即位的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都想获取更多的权力。于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议会在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 该法案体现了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牵制的宗旨，明确了“议会至上”的原则，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更进一步的是，他们使内阁向议会负责，即国王必须提请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来组阁，若议会不信任，内阁必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但若新选出的议会仍然不信任内阁，则内阁必须辞职。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通过这次不流血的革命而正式确立下来。这是人类宪政民主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权力超过君主的立宪君主制度以及两党制度，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且对欧美许多国家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绝对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针催化剂。同时，对亚洲的中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 但“光荣革命”后的国王仍掌控行政大权，议会成为完全主宰尚需时日。1690年3~4月，英国议会的《财政法案》将“国王靠自己生活”转变为“国王靠议会生活”；1694年的《三年法案》限制了国王召集、解散议会的随意性；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旨在通过规定王位继承问题，实现资产阶级对王权的控制。同时又规定，国王无权干涉立法和司法，无权赦免议会弹劾的案件，这就意味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即司法独立。1714年，乔治一世即位，因不通英语，逐渐不出席内阁会议，而由内阁中一名大臣负责主持内阁会议。1721年，下院多数党领袖、内阁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沃波尔取代国王成为内阁首脑。沃波尔内阁是英国首届正规内阁。1742年，沃波尔因失去议会的支持而辞职，他这一行为开创了内阁得不到议会信任时必须辞职的先例，1784年小皮特首相遭到议会下院反对时，提请国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选，获胜后仍继续任职。他的做法也成为惯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革，到1832年议会改革后，议会不但成为实际的最高立法机关，而且也取得了决定内阁人选，监督内阁施政，决定内阁去留及干预司法工作的大权。国王的行政权力被剥夺殆尽，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议会制度正式宣告形成。

10. 魏晋审判制度的含义

就是不放过做坏事的人，要惩罚犯事的家伙，净化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