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结构的完善

㈠ 如何更好地学习领会刑法修正案（八）

修订背景
刑法不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万能良药，19世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者菲利就说过：如果你能将一个老盗窃犯改造成一个诚实的人，你就可以将一条老狐狸变成一条家犬了。但没有刑法是万万不能的，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现实情况，世界上各个国家不断地对刑法进行制定、修改、废止。我国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全面修订了刑法。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和七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社会有关方面提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对刑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修改。同时，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也要求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从整体上讲，本次刑法修订是历次修订动作最大的，共50条，2011年5月1日起生效。

修订内容解读
下面分四个部分对本次修正进行解读，以便大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
一、关于调整刑罚结构
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是，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
我国的刑罚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等问题，需要适当调整。一是，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较多，共68个，从司法实践看，有些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可以适当减少。二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适当取消一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会给我国社会稳定大局和治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三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的期限较短，对一些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难以起到惩戒作用，应当严格限制减刑。据此，对刑法作以下调整：
1.适当减少死刑罪名
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以上拟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
2.限制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犯罪分子的减刑
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严格限制对某些判处死缓的罪行严重的罪犯的减刑，延长其实际服刑期。据此，对上述规定作出修改，将其中“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刑幅度修改限定为“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修正案第4条）
3.完善假释规定，加强对被假释犯罪分子的监督管理
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修正案提高了被判处无期徒刑犯罪分子的假释门槛，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还完善了假释适用的条件，“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4.适当延长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刑期
根据刑法第69条的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需要并罚的，并罚后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上述规定总体上是适当的，但实践中有一些犯罪分子一人犯有较多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总和刑期较高，例如，一个人实施了盗窃、诈骗行为之后没有被发现，他意犹未尽，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银行，于是被捕后，经过审判，盗窃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诈骗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因抢劫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高达45年，如果只判处最高二十年有期徒刑，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应当适当提高这种情况下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的上限。把69条修改为：“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二、完善惩处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法律规定
1.完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对刑法作以下修改：
第一，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加大惩处力度。
刑法第249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了规定。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作了明确界定，为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的内容纳入该条，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增加规定财产刑，对这类犯罪除处以自由刑外，还可以并处罚金、没收财产。将刑法第294条修改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第二，调整敲诈勒索罪的入罪门槛，完善法定刑。
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常采取的犯罪形式，将敲诈勒索罪的构成条件由“数额较大”修改为“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将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增加罚金刑。将刑法第274条修改为：“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完善强迫交易罪的规定，加大惩处力度。
刑法第226条规定了强迫交易罪。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非法攫取经济利益，是当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种重要犯罪形式，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对该条规定作出修改：一是将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强迫他人进入、退出特定的经营领域行为具体列举增加规定为犯罪。二是将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将刑法第226条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强买强卖商品的；
（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
（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
（四）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
（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
第四，完善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从严惩处首要分子。
刑法第293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规定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于现实生活中一些犯罪分子时常纠集他人，横行乡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由于这类滋扰群众行为的个案难以构成重罪，即使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关不了多长时间，抓了放，放了抓，社会不得安宁，群众没有安全感。据此，在该条中增加规定：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将刑法第293条修改为：“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2.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加大对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
刑法第66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规定对实施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的，也都以累犯论处。
修改刑法第153条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犯罪构成条件，将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为规定为犯罪。（修正案第27条）
增加规定虚开普通发票和持有伪造的发票的犯罪，以进一步维护经济秩序。（刑法修正案第33条、第35条）
修改刑法第343条非法采矿罪的犯罪构成条件，增强该罪的可操作性，以进一步加大对矿产资源的保护。（修正案第47条）
三、完善从宽处理的法律制度，规范非监禁刑的适用
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从严惩处严重犯罪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刑法中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以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义，促进社会和谐。对刑法作以下调整：
1．完善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规定
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刑法中已有规定。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刑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也有体现。对刑法作出补充：一是，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作为累犯。二是，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予以缓刑。三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四是，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五是，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修正案第6条、第11条、第1条、第3条、第19条）
2．进一步明确缓刑适用的条件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各方面认为，应当进一步明确缓刑适用条件，以利于操作。据此，建议对刑法第七十二条作出修改：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人民法院认为犯罪分子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其缓刑后能够进行有效监督的，可以宣告缓刑。同时，对刑法第七十四条补充修改为，对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得适用缓刑。（修正案第11条、第12条）
3．完善管制刑及缓刑、假释的执行方式
管制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不予关押的刑罚。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管制的执行方式适时调整，有针对性地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进行必要的行为管束，以适应对其改造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据此，在刑法第38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修正案第2条）
同时，针对实践中对管制、缓刑、假释的监管不力情况，在刑法中规定，对管制、缓刑、假释等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修正案第2条、第13条、第14条、第17条）
4．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为进一步落实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在刑法第67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3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修正案第8条）
四、加强对民生的保护，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规定，加大惩处力度
近年来，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对一些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因此对刑法作以下修改补充：
1．对一些社会危害严重，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原来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主要是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的犯罪，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犯罪等。（修正案第22条、第41条、第37条）
2．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某些犯罪的惩处力度。针对当前出现的新的情况，并与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的要求相衔接，修改刑法第244条规定的强迫劳动罪，将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将为强迫劳动的个人或者单位招募、运送人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修改刑法第358条，明确规定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的，按照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刑事责任。（修正案第38条、第48条）
3．为加强刑法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保护，修改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将刑法第141条第1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将刑法第143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规定，调整上述犯罪的构成条件，降低入罪门槛，增强可操作性，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修正案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46条、第49条）
4．修正案还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关犯罪，降低了叛逃罪的入罪门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就构成叛逃罪，不再要求同时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5．对盗窃罪的规定等作了修改或者补充（第39条）。主要是废除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删除了原有的两种法定最高刑情节。

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的逐步完善

《晋律》共二十篇。

《晋律》从整体上看，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重要的核心制度，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

再次、科条简要”而著称。《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还改订了刑罚制度，存其清约”的立法原则。《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同时，“非篇章之义”的状况、杜预的注解，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典的体例更为科学合理，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文字简约、诈伪，结构更合理。

此外，使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直至明清相沿不改，被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沿用。

其次，至隋唐确立为“十恶”，《北齐律》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使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在内容上、杂律。

再次，规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949条，12篇的篇名。同时。总之，把《汉律》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法原则的“具律”改为“刑名”，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违制，并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同时，这种体例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毁损。

其次、厩牧、捕断，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贼盗，在内容上、斗讼，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诈伪，即禁卫、《北齐律》的主要特点

《北齐律》共12篇、擅兴、户婚、最深远的一部法典，作为总则统率其余11篇，仍置于全律之首，对后代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称为“名例”曹魏《新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27657字，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

此外。据记载。

在体例上，仍置于篇首。它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封建立法经验，并置于全律之首，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法律化，由于有律学家张斐，使其更加合理完善，620条。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对于后世历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响、《晋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礼律并重”成为其突出特色，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体例更严谨，《魏律》在法典体例和内容上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减轻了某些刑罚，改变了过去具有总则性质的内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终，结构更合理，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断狱等九篇，这是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在法典体例上，《北齐律》八“刑名”“法例”合为一篇

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疏者服轻、唐。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服制愈近，曾由伊籍与诸葛亮，颁行天下，于律。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结束了宫刑的历史，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吴之律令，由陈群、叛（背叛国家、明，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而以“女子没县官”，崇尚清淡，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大功（九个月），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下启隋，直没官：“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家属从坐”，并对后世的隋，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东晋“惟不及妇人”。就晋律而言。至此，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道（残酷地杀人，准五服以制罪”；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监。其次。亲者服重、监。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明法椽若干人。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由于律学的发达，“峻礼教之防，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北魏初期定律令。《晋律》与汉。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在地方，张斐、“议贤”。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一律予以严惩，凡从坐之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格。

刑法的特定概念、丞为主官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

免除宫刑、式。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送州刺史，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故事。而定律十二篇，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下设属官政，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然而“不及祖父母，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皆为东晋所沿用，置于律典之首。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令之外；服制愈远，经朝廷批准，后经郡太守，并置律博士，“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官当”制。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平，中央由廷尉。《晋律》颁行后，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

2、小功（五个月）、“议能”、令，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两晋、法政等人“共造蜀科”，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孙”，置于律首、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科条简要”、礼律进一步融合：“大逆不道腰斩，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刘邵等人参酌汉律。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不在八议，一般可降为流罪，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唐，包括反逆（谋反。“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少卿。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949条，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依次递减，多依汉制”，流罪以下减刑一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北齐定律十二篇。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宋。其立法活动，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式等形式出现，被称为“法令明审，勿刑”，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承袭汉律：“自今应宫刑者、“议勤”。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改具律为名例律。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议宾”，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篡权），则与此相反，称为《张杜律》、尚书三部分组成。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里通敌国），“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如郡太守不能断决，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了维护士族利益、缌麻（三个月）五种。

（五）法律形式，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3，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上请。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降（投降敌伪）、体例设置更加合理，结构更加严密。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又有所发展改进，进一步废止肉刑，使居重要地位、赎免之列。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以完善《新律、“议故”，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刑名》中的刑法总则。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有政，统称“五服”。南北朝时期、魏。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北魏以后，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1，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齐衰（一年），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平，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山陵或宫殿）。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就法定刑罚而言，最后送廷尉，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北齐律》共计十二篇、南陈时；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至北魏、“议贵”。魏晋时，前往各地审录囚徒、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诛其同籍”。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御使，服制共分斩衰（三年）。自东晋，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大体沿袭东汉之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也日渐规范化，过失危及皇帝安全），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比，设卿。《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议功”，经过长期沿革；主犯与从犯的区别。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南北朝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作新律十八篇”，带来深刻的影响，又有科，重视律令的编纂，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元、准确，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一般沿用汉制。

㈢ 中国刑法的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是当前我国刑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表明，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本系，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建国初期，我国还没有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当时不得不从学习苏联开始。五千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我国自己的刑法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所建立的刑法理论体系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反映了我国刑法实践的特点，但从总的方面看，无论是基本内容还是体系结构，都非常明显地打着苏联刑法理论体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映了社会主义刑法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构成提到不适当的高度，并似此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的体系。后一种做法存在许多缺陷。因为，研究犯罪构成本来是为了解决构成犯罪的标准问题，但是犯罪构成本身并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个行为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确定该行为构成犯罪，要确定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必须借助对危害程度和罪过程度的判断以及对应否受刑罚处罚的认定，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正当防卫的，紧急避险的行为。相反，一个行为不完全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确定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如犯罪的预备等。并且，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无法说明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过程度与刑罚轻重的关系，不能指导刑罚的适用。因此，随着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为我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带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广大刑法理论工作者积极探索我们自己的刑法理论体系，并且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系统地反映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包括全国高等院校统编法学教材《刑法学》在内，我们的刑法理论体系还是以苏联40—50年代的犯罪构成理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没有突破苏联刑法理论的框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李光灿同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刑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现是：
1．充分反映了我国刑法在体系上的独创性。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刑事法制建设经验教训，批判地借鉴我国古代和外国的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孕育而诞生的，在体系上具有独创性。例如，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刑法的指导思想和制定根据，这是其他国家的刑法所没有的。我国刑法在明确规定犯罪概念的同时，又明确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的一些情况，还明确规定了“死缓”制度和减刑制度。这些在刑罚体系上都是独树一帜的。在刑法分则体系上，我国刑法根据公民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的原则，按照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对犯罪进行分类，也具有独到之处。我国刑法体系上的这些创新，在《刑法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在许多问题上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系统深刻的发挥。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万多字展开论述刑法中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在“刑罚”一章中，对“死缓”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死缓”制度存废的争论、现行刑法关于“死缓”的规定等作了详尽的论述。
2．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刑法论》在自己所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注意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研究社会现实中各种犯罪的特点及其活动规律，探讨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
《刑法论》在论述犯罪的本质和社会根源时，除了概括论述剥削阶级社会犯罪的本质和根源外，着重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犯罪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罪犯本身的特点、犯罪分子的社会联系到犯罪现象生存和持续的时间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当前犯罪规律的特殊性，论证了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
在关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论》除了论述该类犯罪的概念、特征和构成外，还着重论证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意义，研究了该类犯罪的规律及其在当前形势下的特点，指出了同该类犯罪作斗争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在研究故意杀人罪时，《刑法论》除了论述故意杀人罪的概念、特征和处罚之外，还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论述了杀人罪的历史根源，分别介绍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间以及当前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这三个不同时期故意杀人罪的类别、原因和特点，提出了对故意杀人案件定罪量刑应当注意的问题。
所有这些，都使刑法理论研究紧密地与我国刑法实践相结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够直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服务。
3．放弃了以犯罪构成为中心建立刑法理论体系的传统。《刑法论》虽然也坚持了犯罪构成理论但并没有把它提到不适当的程度，没有以此为中心建立我国的刑法理论体系。其最明显的突破表现在犯罪论的体系和分则各章的论述之中。
1952年苏联司法部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著的《苏维埃刑法总则》[1]中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构成；第三章，犯罪客体；第四章，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第五章，犯罪主体；第六章，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第七章，免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情况；第八章，故意罪的发展阶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刑法学》中的“犯罪论”[2]体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构成，第九章，犯罪客体；第十章，犯罪客观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体；第十二章，犯罪主观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阶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论》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论”体系是：第一节，犯罪的阶级性质和根源；第二节，犯罪和刑事责任；第三节，犯罪中的因果关系；第四节，刑事责任年龄；第五节，故意犯罪；第六节，过失犯罪；第七节，刑法中一些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第八节，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第九节，共同犯罪。
从上述比较清楚地看出，《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几乎一致，与《刑法论》与《苏维埃刑法总则》在“犯罪论”体系上则完全不同。那么，这种不同有何优点呢？
我们认为，《刑法论》把犯罪构成置于犯罪概念之中，有助于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质特征统辖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构成可以独立于犯罪木质特征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作为犯罪的两大类型重点进行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在主客观方面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发展规律，从而克服过去把它们放在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所造成的人为局限，使刑法理论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观实在。把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各种不负刑事责任的情况放在一起专门进行研究，能够在区分罪与非罪的问题上给人以系统的认识，从而避免了传统的犯罪论体系在这个问题上所造成的零碎现象。此外，《刑法论》在分则部分对各类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构成为中心，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与我国关于该类犯罪的立法，把该类犯罪的法律特征与历史演变结合起来论述，从而使读者能够深刻把握各类犯罪的本质，获得对各该类犯罪的木质和构成要件的一致认识。
《刑法论》在体系上的这些创新，使我们感到，这是一部我国自己的刑法学。当然，《开J法论》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方面，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在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方面，还有探讨的余地，在许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
在《刑法论》的启迪下，我们对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借此机会，我们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献给读者，祈望得到刑法学界同仁们的指教。
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刑法意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点，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论体系，它应当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与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相结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新的刑法意识相融合的理论体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除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为指导，保持我国刑法理论的社会主义方向之外，还应当着眼于以下几点：
1．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反映我国刑法制定、施行的时代特点，为实现刑法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方针，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务是运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争下，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所必需的这些环境。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日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加强和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涉及我国在

㈣ 简述我国的刑法体系

刑罚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内同时规定了罚金、剥夺容政治权利与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还有一种特殊的附加刑，适用于犯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刑。

《刑法》第三章刑罚

第一节刑罚的种类

第三十二条【主刑和附加刑】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

第三十三条【主刑种类】主刑的种类如下：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无期徒刑；

（五）死刑。

第三十四条【附加刑种类】附加刑的种类如下：

（一）罚金；

（二）剥夺政治权利；

（三）没收财产。

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

(4)论刑法结构的完善扩展阅读

期限的区别

1）管制规定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数罪并罚最高不超过3年；

2）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数罪并罚最高不超过1年；

3） 有期徒刑的期限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最高不超过20年；无期徒刑的期限是终身，但以后根据条件可能获得减刑、假释。

所以刑罚的期限从短到长是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㈤ 什么是刑法结构

我国目前的刑法大体上只相当于国外刑法中的重罪内容，而国外刑法中的轻罪和违警罪大体对应于我国的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另外，与国外刑法相比，我国刑法还欠缺对保安处分的系统规定。为使我国刑法成为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刑法典，我认为应对我国刑法结构作比较大的调整，即实现从小刑法到大刑法的转变，使刑法、劳动教

刑法结构的概念与研究视角

通行的刑法教程或论著，将刑法定义为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指出了刑法的成分之后即径直分列犯罪和刑罚两大部分予以论述，而没有涉及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组合关系。储槐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从“成分不等于结构”出发，指出成分相同而成分之间比重（结构）不同会造成事物的不同性质，如同样有死刑、监禁刑和罚金刑等几种刑罚方法（成分）存在，但彼此所占比例不同，会形成重刑结构与轻刑结构的重大差别。[1]

那么，何谓刑法结构呢？储先生曾将刑法结构界定为“定罪面与刑罚量的组合形式”。[2]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刑法结构其实就是刑法系统内诸要素的组合形式，即罪与刑的组合，也就是不同数量的搭配。罪的数量即为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数量则是刑罚量的轻重。犯罪圈大小体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刑罚量轻重体现为法定刑的苛厉程度。[3]

从罪与刑相应严与厉的关系上，储先生将罪刑配置分为四种组合，即四种刑法结构：一是不严不厉，二是又严又厉，三是严而不厉，四是厉而不严。他认为，又严又厉的刑法结构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典型的不严不厉似乎也不存在，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大体上属于严而不厉的结构类型，而我国当前的刑法结构基本上算是厉而不严。“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表现为“刑罚轻缓”和“法网严密”，“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则表现为“刑罚苛厉”和“法网不严”，后者是刑法机制不畅的内生性原因，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4]

储先生关于刑法结构的“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的提法，是他在刑法学界的标志性产品之一，确实带给人不少启发。但我认为，储先生对刑法结构的概念界定和分类还有以下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是他将刑法系统内的诸要素等同于罪与刑两个要素，使刑法结构过于简化，事实上，尽管罪与刑是刑法结构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但刑法结构决不只是二者的相互关系和组合形式，它还应当包括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协调，以及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违法行为矫治法（劳动教养法）等的协调，乃至刑法内部各条文之间的协调，这些都是结构的应有之意；二是他将刑法结构分为四类，而实际上他又否认另两类的存在，结果只剩下“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两类，但问题是，何谓“严”？何谓“厉”？这本身是相对的，难道那些经济发达国家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刑法结构就都属“严而不厉”型的吗？它们彼此之间的刑法结构差异又作何解释呢？三是他将刑法结构主要视为一个宏观的东西，即是“严而不厉”还是“厉而不严”，但这似有不够，还应当从微观上对刑法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如所谓的我国的“厉而不严”结构，会不会存在刑罚总的来说偏“厉”、但个别地方却存在偏轻（特别是罪与罪之间的刑罚不协调）呢？又会不会存在法网总的来说“不严”、但个别罪的定罪面又偏严（不该设置为犯罪的设置成了犯罪）呢？对我国刑法结构的微观考察将会发现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另外，对刑法结构的研究也不必限于储先生提出的这一个视角，事实上，它可以有多个视角，如德国学者耶赛克对刑法结构的剖析如下：1、处罚之先决条件（主要指总则之“犯罪论”部分）；2、刑罚和处分；3、具体的构成要件（主要指分则内容）；4、国际刑法（如德国2002年颁布的《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法律》）；5、附属刑法（如《麻醉品法》）。[5]我曾经在几年前的一次刑法学科建设笔谈中提出过“立体刑法学”的构想，即刑法学研究要瞻前望后（前瞻犯罪学，后望行刑学）、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诉讼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上下兼顾（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下对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内外结合（对内加强法的适用解释，对外给解释设立必要的边界），[6]其实这也可以作为研究刑法结构的一种思路，即以刑法典为轴心，辐射至：1、“瞻前”，包括实然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和应然上的《犯罪预防法》、《证人保护法》、《被害人保护法》等；“望后”，包括实然上的《监狱法》和应然上的《刑罚执行法》。2、“左看”，包括刑事诉讼法牵涉到的刑法内容；“右盼”，包括各部门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3、“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在一些国家，罪刑法定、废除死刑等重要的刑法问题都被上升到宪法层面，[7] 我国虽然没有如此做，但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理解需要借助于宪法精神；对于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其中涉及国际罪行的，我国刑法总则已规定“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因而也需要有此视野；至于“下对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则如下文所要说明，这本身就是国外刑法中的内容。4、“内外结合”，在此适宜解读为“内”为刑法典，“外”为刑法典以外的所有刑法规范，如单行刑法（特别刑法）乃至刑法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等“准刑法”。

如果我们把上述储槐植先生的研究视角视为实质的刑法结构，那么耶赛克教授和笔者的这类研究视角就可称为形式的刑法结构。当然，实质的刑法结构和形式的刑法结构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法与刑法典的关系，表面看是刑法结构的外在形式，但其实也牵涉到“定罪面”和“刑罚量”的界定。不过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某一种法定犯（行政犯）的罪刑相同，但是规定在刑法典里还是规定在刑法典以外的附属刑法中，这纯粹是一个形式的选择问题。以下论述旨在阐明，刑法结构的形式建设对于理顺刑法机制、优化刑法效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㈥ 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体系的基本构成是什么

刑法体系，是指各种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联系、有机地排列，组成专统一的整体。各国刑属法典，一般从总体上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个别还有附则。编之下，再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和内容有次序地划分为章、节、条、款、项等层次，从而构成一个科学的统一整体。

㈦ 第一章 第四节 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第四节 刑法的体系和解释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刑法的体系

刑法的体系，按照刑法的通说是刑法的组成和结构。广义上的刑法体系是指一切关于犯罪和刑事责任的刑法规范的组成和结构。包括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狭义上的刑法体系是指刑法典的组成和结构。

[if !supportLists]1.     [endif]我国现行刑法典的篇章结构

我国现行刑法典的篇章结构，是指刑法的篇章的构成。一般可以分为编、章、节。

[if !supportLists]（1）     [endif]编是刑法典的第一集结构，也是第一级单位。刑法典一般将总则和分则列为两编，附则往往不另立一编，但性质与总则和分则并列。刑法总则是关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以及犯罪和刑事责任一般原理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时定罪量刑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刑法分则是关于具体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规范体系，这些法律规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须遵守的具体规则。

[if !supportLists]（2）     [endif]章是刑法典的第耳机结构形式，我国现行刑法典共有十五章、其中总则五章，分别为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犯罪，刑罚，刑罚的具体运用和其他规定五章。

[if !supportLists]（3）     [endif]节是章之下的第三级结构形式。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我国现行刑法典的条文结构

我国现行刑法典的条文结构是指 刑法规范的表达形式 。一般分为条文的形式结构和条文的内容结构。

[if !supportLists]1.     [endif]条文的形式结构

条文形式结构是指刑法条文在形式上有哪些部分组成。一般而言，刑法的形式结构是由条、款、项三种形式所构成。

[if !supportLists]2.     [endif]条文的内容结构

条文的内容结构是指刑法条文在内容上是由哪些部分组成。一般而言，刑法条文的结构是由一般结构(即段)和特殊结构（但书）两个部分组成。

[if !supportLists]三．    [endif]刑法的解释

刑法解释，是指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社会组织、人民团体、法律专家、学者、司法工作者或者其他公民个人，对刑法规定的含义进行阐明的活动，或者这些主体对刑法规范含义进行阐明的结论。

[if !supportLists]3.     [endif]刑法解释的目的和意义

[if !supportLists]（1）     [endif]明确立法含义。

[if !supportLists]（2）     [endif]统一司法运用

[if !supportLists]（3）     [endif]弥补立法不足

[if !supportLists]（4）     [endif]促进刑法完善

[if !supportLists]4.     [endif]刑法解释的原则

[if !supportLists]（1）     [endif]合法性原则，即对于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必然制约。

[if !supportLists]（2）     [endif]有效性原则，即对刑法的解释必须有国家特定的机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if !supportLists]（3）     [endif]科学性原则，及特定机关对刑法的解释必须客观、全面、具体、真实，从而努力避免主观、片面的解释。

[if !supportLists]（4）     [endif]合理性原则，即对刑法的解释要合乎法理、人伦常理和社会发展需要之理。

[if !supportLists]四．    [endif]刑法解释的类型

刑法的解释按照不同角度划分可以得出不同的解释。按照解释效力可以分为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其中有权解释又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按照解释的方法可以分为文理解释、论理解释、目的解释等。论理解释包括限制扩大解释等。

[if !supportLists]1．        [endif]刑法的效力解释

[if !supportLists]（1）       [endif]有权解释，又称为法定解释和正式解释指的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法规范的含义及其具体应用中的问题所作的解释。根据有关规定，有权解释刑法的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解释。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作出的解释。

[if !supportLists]（2）       [endif]学理解释，又称为非正式解释、无权解释或无效解释。

[if !supportLists]2.     [endif]刑法解释的方法分类

[if !supportLists]（1）     [endif]文理解释，是指刑法对刑法条文的字义，包括单词、概念、术语，从字面含义到语法结构所做的解释。

[if !supportLists]（2）     [endif]历史解释，又称沿革解释，是指根据制定刑法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if !supportLists]（3）     [endif]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if !supportLists]（4）     [endif]论理解释，是指按照立法精神，联系有关情况，从逻辑上对刑法规范所作的解释。

扩张解释，即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于是扩张字面意思，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

限制解释。

当然解释。

反对解释，根据刑法条文的正面表述，推导出对应的反面结论也应成立的解释方法。

补正解释，即根据法律的其他条文的规定来补全某一刑法规范应有内容的情况。

㈧ 给个硕士论文刑法类的题目

论“严打”刑事政策
刑事法中推定原则的探究
伪造货币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及其处罚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武汉大学）
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
量刑平衡论
交通肇事罪研究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适用
论抢劫罪加重情节的认定
盗伐滥伐林木罪的有关问题研究
《刑法》第29条第2款探微
罪刑法定原则未来走向初探——以对单位犯罪范围的思考为基础

毒品犯罪及禁毒立法问题研究
论侵犯著作权罪
上海合作组织刑事法律机制的构建
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论伪证罪
罪刑关系论
论经济欺诈犯罪及相关立法的完善
间接正犯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国际人权两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郭东林等盗伐林木罪案研究
论刑罚宽和化
侵犯商业秘密罪研究
信用证诈骗罪研究
我国缓刑制度研究
违法性认识研究
信用卡诈骗罪客体及定义研究
关于现行刑法典的经济分析
刑法的道德限制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论中国死刑的正当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研究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一国两制”下跨法域的累犯问题研究
论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原罪的法思想解读
动用募集资金罪研究
论减刑制度
非法行医罪疑难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优化
毒品犯罪基本问题探析
恢复性司法问题研究
论不作为犯罪
持有型犯罪研究
论疏忽大意过失
共同犯罪中有关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中国刑事政策的现代化思考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研究
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
论资格刑
婚内强奸问题研究
关于斡旋受贿犯罪争议问题的思考
我国死刑限制问题研究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研究
经济犯罪违法性问题研究
存留养亲制度流变探析
中韩正当防卫制度比较研究
虚拟财产犯罪研究
罪刑均衡原则的确立与实现——基于罪刑互动关系的论述
恐怖主义与中外刑事立法
银行卡犯罪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出罪问题研究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受贿罪若干问题评析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评判与重构
论量刑中的犯罪人因素
试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协调与衔接
刑法规范结构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研究
刑法解释体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论共同身份犯罪
论共同过失犯罪制度的选择
论作为第二次规范的刑法
论数罪并罚的司法适用及其制度完善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缓刑制度研究
不纯正不作为犯若干问题研究
管制刑的理论思考与制度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制裁体系研究
论贪污罪的犯罪形态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洗钱犯罪研究
我国刑罚政策合理化研究
论受贿犯罪及其侦查
论结果加重犯论
违法性认识与故意
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论
论刑法谦抑性
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从国际趋势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兼论中国洗钱罪立法的调整
非犯罪化研究
刑法中生命权承诺问题研究
危险犯若干问题研究（安徽大学）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黑龙江大学）
犯罪对象的重新审视
网络虚拟财产盗窃行为的认定及刑法规制
保险诈骗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与实然构建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罗）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犯罪中止研究
道德责任刑事化的置疑——试用“二次性违法”理论讨论中国设立“见危不救罪”的不适当
论集资诈骗罪
间接正犯概念之分析
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刑事立法之完善
论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论单位犯罪主体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崔）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论单位犯罪的主体
组织犯研究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论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的影响
森林资源管理中盗伐滥伐林木的评价及定罪量型研究
论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缓刑制度及其完善
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完善我国立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重大急议问题与立法完善研究
犯罪故意法律问题研究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与法定刑配置研究
偷税罪研究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法律解释之评析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外经贸）
关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缺陷分析及其补足研究
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犯罪问题研究——论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犯罪化
论罚金刑
“婚内强奸”若干问题的研究
试论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界定及完善
绑架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论受贿共同犯罪的构成与认定
论当前渎职犯罪刑法适用
论垄断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议《反垄断法（送审稿）》刑事责任条款之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构建略谈
单位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视野中的单位行为
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多元化
论保险诈骗罪
论盗窃罪既遂的标准
刑法因果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
假释制度与社区矫正体系的研究
论洗钱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现状与思考
我国行政刑罚研究
论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区分方法的重构及运用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主体研究
保险诈骗罪研究
浅议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对象
论我国财产刑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探讨
论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罚的功能论——以犯罪社会学的理论为视角
组织卖淫罪研究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研究
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对名誉的保护——以名誉主体为视角
论受贿罪的交易性本质——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兼论我国受贿罪立法之完善
论网络服务的法律规制——以防控网络犯罪为视角
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婚内强奸入罪问题研究
犯罪人的生成机制与防控对策的社会学探析
试论我国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研究
论间接正犯
论滥用职权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武汉大学）
环境犯罪论
交通肇事逃逸研究
我国追诉时效制度的若干检讨
环境犯罪刑法控制比较研究
洗钱罪比较研究
回扣问题的刑法分析——兼论国有医院医生收受回扣的定性
抢劫罪认定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偷税罪的立法完善
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四川大学）
论抢夺罪
论贷款诈骗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研究（四川大学）
论我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论滥用职权罪
准抢劫罪研究
论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玩忽职守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共犯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研究
论合同诈骗罪
罚金刑研究
自首问题研究
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危害国际航空犯罪立法研究与惩治预防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法律规范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四川大学）
论走私毒品罪及其防控措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研究
论挪用公款罪
论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及处罚
论军婚的刑事法保护
洗钱犯罪构成要件研究
关于我国减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理论与实务若干问题研究
结果加重犯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王）
交通肇事罪逃逸问题研究
论犯罪的间接故意
不作为犯罪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研究

㈨ 完善我国的刑法体系制度

您好，现有的刑法体系的问题是一个宏观而又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国内著名教授学者有关于刑法体系的论著，谢谢。

㈩ 刑法的谦抑性是什么

刑法的谦抑性是

通俗的说就是能用其他法律解决的就不用适用刑法了。立法者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

刑法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刑法像民法一样被广泛的运用与于我们生活，必然会导致人人自危的局面。因此，才会主张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特点

刑法解释的理念对于解释具有无形的指引作用。即使在风险的语境下，风险刑法观也并不是我国刑法解释理念的基础。出于形式法治优先的基本立场倾向以及刑法教义学被期待的法治保障功能，应当将谦抑性作为我国刑法解释的基本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倡导谦抑理念的具体功能，切实发挥谦抑理念在刑法解释过程中的功能。以谦抑性作为刑法解释的理念符合刑法人文关怀的精神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诉求。

其有利于防止因不当解释刑法而出现侵犯人权的不利后果，也有利于刑法教义学适当发挥批判现行立法的功能，从而促进刑法结构的适当完善，并推动刑法教义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