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由民
A. 司法《民事诉讼》知识点：民诉的基本原则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或者在重要的诉讼阶段，起指导作用的准则。它体现民事诉讼的精神实质，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指明了方向，概括地提出了要求，因此对民事诉讼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以我国宪法为根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要求，结合民事诉讼法的特点而确定的。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诉讼活动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者所奉行的诉讼政策的集中体现。
民事诉讼法第一章规定了一系列基本原则，法学界通常将这些原则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根据宪法原则，参照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规定制定的基本原则，这类基本原则的特点是它不仅适用于民事诉讼，而且也适用于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正因为如此，这些原则就成为宪法、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共有原则，简称共有原则。共有原则在民事诉讼法典中之所以要做规定，是因为其内容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在适用上有其特殊要求。第二类是根据民事诉讼的特殊要求制定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的特殊规律性，因此是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简称特有原则。下面分别对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加以阐述。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法律规定的上述原则，可以概括为当事人平等原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完全平等。诉讼地位平等，也就是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诉讼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虽有原告、被告、第三人等不同的诉讼称谓，但在有关诉讼过程中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不分优劣和高低。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民事诉讼中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地承担诉讼义务。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在民事诉讼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双方当事人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如双方当事人都有委托代理、申请回避、提供证据、请求调解、进行辩论、提起上诉、申请执行等权利;二是双方当事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如原告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被告有提出反驳和反诉的权利。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是互相对应的，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承担的诉讼义务也平等，如双方当事人都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遵守诉讼程序等。当然，由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担负的具体角色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所承担的诉讼义务也不尽相同，不履行诉讼义务的后果也有差异。因此，无论是从诉讼权利来看，还是从诉讼义务来看，当事人双方平等都不意味着完全相同。
2.双方当事人有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手段，同时，人民法院平等地保障双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行使诉讼权利的手段，是实现诉讼权利的具体形式，没有同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手段，平等的诉讼权利也只是纸上谈兵，得不到一实现。行使诉讼权利的具体形式，有口头的或书面的。例如，实现申请回避的权利，就要提出口头的或书面的申请，说明理由;为行使辩论权，就要在法庭上有充分的发言机会，等等。如果在民事诉讼中，只一方当事人享有行使诉讼权利的手段，就无法保证双方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是人民法院的职责。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组织、领导和决定性的作用，保障当事人平等地实现诉讼权利，是人民法院职务上的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已对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做了平等的规定，没有这种规定，就谈不上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充其量只是对不平等的平等维护。在立法平等的前提下，人民法院为当事人创造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并且平等地要求当事人履行诉讼义务，不偏袒或者不歧视任何一方，这样做具有重要的意义。
3.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对一切诉讼当事人，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受教育的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应毫无例外地遵守法律，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一切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都应受到保护，一切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都应受到制裁。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条第1款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法律对在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赋予他们同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这就是同等原则。也就是说，我国民事诉讼法给予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的待遇。这种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既不优待，也不歧视，既不限制他们的诉讼权利，也不增加他们的诉讼义务的态度，符合当代民事诉讼立法的总趋势，有利于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条第2款规定：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这就是所谓的对等原则，即外国法院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也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限制。实行对等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保护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需要。
在国际交往中，处理主要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应当以平等互惠为基础。表现在司法上，一国法院要求他国法院对自己国家的公民、企业和组织提供诉讼上的方便，应当以自己国家的法院对他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不加限制为前提。否则，你怎么限制人家，人家也怎么限制你，此所谓对等。我国一贯奉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我们绝不首先对外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诉讼权利加以限制，而是依法确保外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实现。但是，如果外国法院对我国公民和法人在该国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那么，我们也将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以限制对抗限制，这样在司法上实现了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
四、法院调解自愿和合法的原则
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民事诉讼把法院调解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并将自愿、合法进行调解确定为一项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做如此规定，反映了其中国特色。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要多做说服教育和疏导工作，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自愿合法进行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其含义有三：
1.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应当重视调解解决。调解解决的核心是要求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多做思想教育工作，用国家的法律、政策启发当事人，促使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彻底解决纠纷。重视调解解决，就是指民事案件，凡能用调解的方式结案的，就不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
2.要求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多做思想教育工作。做好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工作是解决民事案件的基础.通过说服教育，宣传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即使不能调解结案，需要判决结案的，也要做思想教育工作。
3.法院调解要在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因为强调调解而违背自愿和合法的精神;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坚持自愿、合法进行调解的原则，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忽视调解的意义，把调解工作看成可有可无;二是滥用调解，久调不决。第=种倾向在审判实践中常有发生，必须坚决克服。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重要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调解无效，应当及时判决。另外，调解一般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对于那些不能调解或不具备调解条件的案件，应当判决结案。
五、辩论原则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辩论原则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和争议问题，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根据，互相进行反驳和答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辩论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准则。当事人双方就有争议的问题，相互进行辩驳，通过辩论揭示案件的真实情况。只有通过辩论核实的事实才能作为判决的根据。对于辩论原则，必须把握以下内容：
1.辩论权之行使贯穿于诉讼的整个过程。在通常的理解中，辩论只指法庭辩论，实际上这种理解并非全面。固然，法庭辩论是当事人行使辩论权的重要体现，法庭辩论最集中地反映了辩论原则的主要精神，但是，辩论绝不限于法庭辩论，而贯穿于从当事人起诉到诉讼终结的整个过程中。原告起诉后，被告即可答辩，起诉与答辩构成了一种辩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和各个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均可通过法定的形式，开展辩论。因此，在理论上有人主张将法庭辩论称为狭义辩论，而把一般的辩论称为广义辩论，能够全面地体现辩论原则的只能是后者。
2.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对于程序方面的问题，如当事人是否合格、当事人的某项诉讼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要求以及代理人是否有代理权等，当事人双方均可依据自己的意志提出否定的或者肯定的意见。实体方面的问题通常是辩论的焦点。一般来说，对实体问题的辩论往往是法庭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因为借助辩论过程，审判人员可以了解双方的观点及各自的论据，进而作出某种评判。
3.辩论的表现形式及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辩论既可以通过口头形式进行，也可以运用书面形式表达。口头形式便于当事人随时阐明自己的主张，随时对他方观点做辩驳，所借唇枪舌剑，因此口头形式的运用较为普遍。但是。口头形式往往容易造成口误。同时，口头形式只能在特定场合，向特定对象进行，有一定的局限性。书面形式虽然不够灵便，同时又受当事人文化水平的限制，但能够弥补口头形式的某些缺陷。
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与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原则具有一定的区别。辩护原则建立在公诉权与辩护权分立的基础之上，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以公诉人的身份对刑事被告人行使追诉权，被告人处于被控诉和受审判的地位，只能就自一已是否犯罪和罪行轻重进行辩护。辩论原则建立在原告和被告诉讼地位平等而又彼此对立的基础之上，双方可以相互反驳、争辩，被告还有权对原告进行反诉。
六、处分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的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即自由支配，对于权利可行使，也可以放弃。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分的权利对象多种多样，但无非两大类：一是基于实体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民事实体权利;二是基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所产生的诉讼权利。对实体权利的处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诉讼主体在起诉时可以自由地确定请求司法保护的范围和选择保护的方法。在民事权利发生争议或受到侵犯后，权利主体有权决定自己请求司法保护的范围。不仅如此，权利主体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行选择所受保护的方法。例如，在侵害财产所有权的纠纷中，被损害者有权就全部损害提出赔偿要求，也有权以部分损害的赔偿作为诉讼标的;同时，有权请求返还原物，也有权要求侵权人作价赔偿。第二，诉讼开始后，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即将诉讼请求部分或全部撤回，代之以另一诉讼请求;也可以扩大(追加)或缩小(部分放弃)原来的请求范围。第三，在诉讼中，原告可全部放弃其诉讼请求，被告可部分或全部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可以达成或拒绝达成调解协议;在判决未执行完毕之前，双方当事人随时可就实体问题自行和解。
诉讼权利是当事人处分的另一重要对象，诉讼权利虽然属于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但往往与实体权利有关，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处分，一般是通过对诉讼权利的处分而实现的。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诉讼发生后，当事人可依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行使起诉权。目前，立法在起诉方面仍然采取当事人“不告不理”的做法。因此，当事人在其实体权利受到侵犯或就某一实体权利与他人发生争议时，是否诉诸法院，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只有在当事人起诉的情况下，诉讼程序才能开始，法院既不强令当事人起诉，更不能在当事人不起诉的情况下主动进行审理。(2)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可以申请撤回起诉，从而要求人民法院终止已经进行的诉讼，也就是放弃请求法院审判、保护的诉讼权利。被告也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反诉来主张自己的实体权利，借以对抗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双方都有权请求法院进行调解，请求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还能够依其意愿决定是否行使提供证据的权利。当事人双方都有权进行辩论，承认或否认对方提出的事实。(3)在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可以对未生效的判决提起上诉或不提起上诉;对于已生效的判决或调解书认为确有错误时，当事人有权提出申请，请求再审，由法院决定是否再审;对生效判决或者其他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享有权利的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执行。(4)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可以撤回其申请，这种撤回申请的处分行为不影响其实体权利的继续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不是绝对的，我国法律在赋予当事人处分权的同时，也要求当事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公民个人的利益，否则，人民法院将代表国家实行干预，即通过司法审判确认当事人某种不当的处分行为无效。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国家干预原则具体体现为人民法院的监督，这是处分原则的题中之意和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七、检察监督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括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检察监督原则的要求，人民检察院实行监督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1)监督审判人员贪赃枉法、徇私作弊等违法行为。这方面的监督主要采取消极的方式，即它一般不主动调查和追究司法审判中的不法行为。民事经济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或者其他人对审判中的不法行为，对审判人员进行控告、检举，人民检察院应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
(2)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合法进行监督。根据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认为有错误，应当提出抗诉，并派员出席再审法庭。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判决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具有重要的意义。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生效裁判发现错误，应当提出抗诉。这就使检察监督原则的内容更加丰富，也更为可行。
八、支持起诉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支持起诉必须具备三个要件：
1.支持起诉的主体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支持起诉的主体主要是对受害者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如妇联支持受害妇女、共青团支持受害青年、企业事业单位支持本单位受害职工向人民法院起诉，公民个人不能作为支持起诉主体。
2.支持起诉的前提，是法人或者自然人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违法行为。
3.支持起诉的场合必须是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造成了损害，而又不能、不敢或者不便诉诸法院。如果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诉，就不需支持起诉。
民事诉讼的发生要有利害关系当事人的起诉，这种起诉必须出于自愿，通常无须外力的影响。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和社会有权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民事纠纷给予一定的干预，只是这种干预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必须符合一定要件。合法的干预如支持起诉，可以调动社会力量与违法行为做斗争，有利于祛邪扶正，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受侵害的当事人是否起诉，还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包办，更不得强迫。
B.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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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里，以其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与世界其他法系相区别。中国古代创立的法官责任制度、御史监察制度、回避制度、死刑复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是古代司法中比较好的制度，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有的制度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纵观四千年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高度集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甚至时中国传统法制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法律出自皇权，并且用以维护皇权统治。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从萌芽、发展、成熟到瓦解，历时几千年，皇权至上的思想原则对其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其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实行个人独裁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审判官。从秦建立起封建专制的国家起，历朝历代，皇权至上既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从上到下，各阶层人普遍接受认同和信奉的观念。儒家学说以“三纲五常”作为最根本的伦常原则，其中“君为臣纲”是核心，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君权始终处于不可代替的中心位置。在立法方面，封建君主“口含天宪”，以自己的意志来立法，历代法律最终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司法审判领域，封建帝王掌握着臣民的命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从秦至清，皇帝一直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审级，掌握了一切大案要案的终审权。
从司法机关的设置上来看，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最终走向集权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司法制度上，我国古代司法机关从商周开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单一制的司寇或廷尉变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运行良好，但从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权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终被皇帝所控制；在审判上，司法机关成了御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难案件都要由皇帝亲自裁决，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终的审判权，皇帝还可以通过直诉、录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干预司法工作。此外，其他案件的审理也要定期向皇帝汇报。皇帝处理案件，既可以遵守现行法律，也可以权宜行事，置法律于不顾。由于皇帝掌握最终的司法审判权，这样一个案件直到皇帝的审判才算终审，因此没有例如现代的“两审终审”制度，案件逐级审转复核，没有终审限制。秦以前，一般案件均可由郡县司法审判机构自行处理结案，到两汉实行疑狱上报制度，在后来逐步演变为逐级审转复核制度，至明清完全成熟。案件由县级开始立案审理，但审结
后需要存档并登记在“循环簿”上，等待上级机关检查，对于重大案件则要直接上报，所以只有皇帝作为最高审判官，掌握最终司法审判权。因此中国古代司法的公正清廉与否并不决定于司法制度本身的优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王的英明与昏聩，司法秩序往往因人为因素而破坏，最终导致司法黑暗，这是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
（二）司法与行政混淆
司法行政合一，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又一显著特征。这一特征表现为：在中央机构中，皇帝不仅常常以自己的意志断案，破坏既定的“常法”，更是通过建立让许多行政、军事甚至内廷机构参与审判的体制，以制约审判机构可能出现的独立倾向，并使之完全听命于己。因此可以说，在集权制专制国家出现行政司法不分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我国历代司法机关都是从属于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朝廷的职能部门之一，而不具有独立性。从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从属于行政的。在中央，秦汉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这些司法机关都要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商周时，地方司法权由诸侯掌握，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虽然地方政府中也设有决曹（汉朝）、司法参事军（唐朝）等专职的司法官吏，但在审级上，下级要服从上级所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司法权始终没有独立。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机构设置中，为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存在着行政与司法的分工的话，在地方各级，皇权一统就直接表现为司法行政合一。地方长官就是同级司法审判官,司法断案也就是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不用在行政管理机构外另设司法机构去专门履行司法职能。如果协助断案有了差错，长官须自负其责。
应当说，这种地方官亲任司法审判职责的现象或者说司法行政合一的现象是不无原因的。一方面，这是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在古代，社会管理各领域分工不是很明显时，两者合一反而能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合一的特别之处并非是这种合一的形式本身，而主要在于这种形式的长期延续。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上面所提到的专制皇权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地方官吏只是皇帝在各地的代理人，或者说是以“君市爵禄，臣卖智力”为基础的皇权在各地的管理者，因此，他的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存在都只是取决于专制皇权在地方的需求。而前文已经分析过，专制皇权的最本质特征是对权力的垄断性，他不愿意也绝不可能许可地方各级出现行政司法相分离的二元结构，因为这实际上会妨碍自己意志的有效贯彻。于是，地方长官统领行政与司法就成了最顺理成章的体制，而刑名钱谷也就成为地方长官最重要的管理职任。
行政与司法审判的混同，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比如，以行政办法处理司法事务。因为，既然处理司法事务只是各级官吏管理职能的一种，或者说与行政职能混同，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常常混淆，不易也不必去区分，这就导致地方官员会倾向于以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司法事务。其不良后果就是导致职权主义、武断主义、轻视司法程序等等。再就是降低了司法官的专业素质。地方长官兼理司法事务，地方长官的法律素养决定了其司法案件的质量。由于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吏多采取荐举与科举选拔再经由皇帝任命的方式，而入选为官的重要标准多不包括法律素质，因此各级地方官法律素养普遍不高。中国在长达 2000 多年的以自
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不可能存在法治的土壤，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司法独立的价值奢望，司法只是行政活动中的一环。
（三）民刑部分
中国古代虽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简单区分，却始终未能形成现代司法制度意义上的民事、刑事的定义。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在立法上都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的区分，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民刑掺和，实体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现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造成这种民刑不分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薄弱。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商品经济生活的一般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现，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民法的发展状况。在中国古代，落后保守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束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始终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秦朝到清代的两千年间，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排除了任何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立法的可能性。在专制制度下，维护皇权与巩固国家是一致的，这是立法者的主要着眼点。至于私人之间的利益，则被视为“细故”，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保护矗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体制，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清以来，推行禁海政策，严重地摧残了海外贸易和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也转而经营土地作为其更可靠的财力来源。
第三，人身依附关系长期存在。不能广泛提供法律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私人的平等”，而“私人的平等”恰恰是发展民事法律的重要条件。
第四，家法、族规对族内民事法律关系起着实际的调节作用。这些所谓的家法、族规实质上都是家族内部的习惯法，对于家族内的财产、继承、婚姻等民事法律关系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与国法相通，是国法的补充。
因为民刑就无从区分，因此更无从谈起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划分，基本是一套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古代很多婚姻财产问题都是靠刑事手段来解决的。如唐律规定，负债违契不偿的，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婚的，都要处刑。因此，古代的户婚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中国古代诉讼法没有专门的法典，但在唐律、明清律中都有诉讼方面的规定，如唐律中的斗讼，明清律中的诉讼、捕亡等等。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为了维护特权统治阶级利益的，以刑代民也体现了其镇压民众、巩固统治的目的。
（四）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统治，是中国古代国家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孔孟之学为渊源的儒家学说跃居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了近两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并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
从汉代开始，随着儒家思想的确立和汉儒倡行说经解律，大开引礼入法的途径，到唐代礼法结合达到了高峰。《唐律疏议》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废，如“昏晓阳秋”往复无穷。礼刑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礼所调整的宗法伦理方面的行为规范，构成了封建法律
的基本内容。第二，凡属于调处一类的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礼起着法的实际调整作用。第三，对于某些案件的判决，“于礼以为出入”，亲疏、尊卑，同罪异罚。第四，区分血缘亲疏的“五服”之制，成为断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五服”之制，始于汉代，到元明清时期，把丧服图列于刑律之首，不仅对刑事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也同样至关重要。丧服图列于刑律之首，是引礼入法的又一具体表现。
儒家思想对封建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学说所宣扬的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性，违者致以严刑；第二，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刑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在中国由来已久，经过汉代儒学家的充分论证，德刑的作用、适用的范围、相互的关系更为明确。汉代以后，统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为指导立法与司法的既定政策；第三，通过春秋决狱和以礼实际调整民事诉讼，使儒家经典法典化；第四，确认秋冬行刑，使儒家“则天行刑”的思想制度化。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因此，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礼”也被与之相结合，“刑礼相须”、“出礼入刑”的精神贯穿其中。亲属之间以晚辈告长辈或妻妾告夫的，要处以重刑甚至是死刑，但反之则无罪或量刑很轻，这既体现了儒家重“礼”的思想，反映出我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卑微，同时更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和礼教有着无法分割的联 系。
（五）刑讯逼供，罪从供定
刑讯逼供是中世纪中外各国在处理刑事诉讼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极其野蛮的制度，在中国更是历代统治者实现其司法主张的审讯方式。
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以口供来作为判案的依据的，没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从供定”指的是依据口供来最终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获取口供便成为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刑讯所用器具则是花样百出，举不胜举，当事人往往因为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
中国大约从西周开始，就实行了拷讯，以掠笞为主。在秦汉两朝，刑讯虽然不见于法律，但据云梦秦简的记载表明，拷讯在秦朝已经成为法律制度，被普遍实行，实际上已经合法化。汉景帝时规定了刑具的规格。南北朝时开始把刑讯写在法律上，例如，梁朝首创了测罚（断绝饮食），陈朝则规定了立测（把人犯置于土围子中，施以鞭挞等），北魏规定限打五十杖，北齐的刑讯花样更多，更残酷，为历代所承袭和发展，拷问无节度，日益残酷，无所不用其极。唐代时，刑讯得以制度化，《唐律》中对拷讯对象、条件、工具、受刑部位、程序和如何实施都做了具体规定。在合法拷讯之外，还有种种非法拷讯的手段。刑讯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与发展，逐渐合法化，成为判案中可以合理使用的一项审判制度，正因如此，刑讯逼供的手段才极尽残忍。
古代的刑讯制度是和偏重口供、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古代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并比较重视勘验现场，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种对口供的重视就必然导致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由于我国古代重口供轻证据的审判特点而产生的一个扭曲的审判制度，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极其残酷的手段。
结 语
在几千年的中国法制史进程中，司法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粗到细，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各代司法制度之间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又有变革创新的一面，这种继承、变革与创新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法制的文明进程。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司法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完善运行的重要保证，司法制度的建设也是关乎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古代的司法经验和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加强司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C.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利与弊
认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征的观点，至今被不少著述视为“定论”广泛沿用，未曾受到质疑。对于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中国古代在诸法合体的结构形式中，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
我赞同中华法系是“民刑有分”、“历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论断，但以为律典的特征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观点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诸方面的法律并未包括在其内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承认中华法系是由诸部门法构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认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时又说律典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是否以刑调整法律关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诸部门法的根本区别。倘若律典是“诸法合体”、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内容在内的话，怎么能把它仅归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呢？倘若历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话，又怎么能把中华法系的特征概括为“民刑有分”呢？显然，这一观点混淆了律典的性质和无限地扩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内容的范围。
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历朝的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内容极其丰富。从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汉代、明代的行政、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数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内。其它朝代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设置了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以“简当、稳定”为编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无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进去。
其二，律典调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关系
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认为我国古代始终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这种论点是不符合史实。从先秦到明清，刑事与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是不同的。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吕侯制刑，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刑、礼）相为表里者也”。自商鞅“改法为律”， “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礼的名称虽数千年以一贯之，但其性质却颇有变异。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其内容含盖了包括民法在内的诸部门法。自秦汉以后，还出现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采取“应为”、“不应为”的方式，从正面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生活规范。魏晋以后，大量制令，“令”愈显独立，统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规范在内的法律法规，多归于“令”。礼、令与规定如何处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规定具体的刑罚。正如《晋书》卷三0《刑法志》云：“军事、田农、酤酒，……不入律，悉以为令，违令有罪则入律”。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
在我国古代法律中，虽然没有象现代一样出现专门的民事诉讼法典，但在诉讼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划分，《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即为民事诉讼；“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即为刑事诉讼也。民事、刑事诉讼自古有别，历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区分。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类著作，对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 在阐述历代法制时，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等法律制度 列为专章进行研究的，该书中对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的民事法规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因此，不能仅以刑事法典为据，就断定我国古代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类法律关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别，这些立法原则古今是一样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现代法学理念看来，应以民事、行政法等调整的社会关系却用刑法处理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是与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儒家礼教、家族观念对立法的影响有关，也与古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有关。历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内容的刑罚规定，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都是属于"出礼而入刑"的范围，与所谓的"民刑不分"无关。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就不能说其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一样，也不能因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问题，就断定它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其三，从历朝法典的编纂情况看，综合性的编纂形式是我国成文法典普遍所采用的，并非为律典所独有。
我国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类法典的编纂也很发达。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编纂。据史载，晋国赵盾“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是有文字可证的我国古代编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记载，然这部法典当时尚未公布。战国时李悝所撰《法经》，是我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于秦汉；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于魏晋；以会典形式记载典章和法律制度，始于唐而继于明清。魏晋以后的大多数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设范立制”，与律典并行。令典是以行政类法律为主、包括有经济、民事、军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唐六典》和历代《刑法志》记载，魏修律18篇时，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180余篇。晋令为2306条。南北朝时期，南宋、南齐沿用晋令。梁、陈各制令30卷；北齐有《新令》40卷，又有《权令》2卷。隋朝制定有《开皇令》《大业令》各30卷。唐代令典修订频繁，其中《贞观令》为30卷，1590余条，其他令典仅存其名称难以详考。宋代的《天圣令》和《庆元令》等、明代的《大明令》亦是令典性...
D. 司法解释可否作为民商事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同于法律，仲裁可以不适用。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回律解释答工作的决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法院的审判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司法解释，这个“司法”二字前置，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上，都写得很明却，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否则与立法解释，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E. 美国的最高法院，谁来监督
美国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8名法官组成，拥有最高司法权，其判决为最终判决。9名法官均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任命，如无失职，将终身任职。
美国宪法对司法的有关规定 受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响，美国宪法的缔造者把司法独立作为美国建国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人看来，司法部门只有不听命於立法和行政部门，才能主持正义，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美国的缔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独立，也是由於乔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从於他的旨意，使他的压迫政策畅行无阻。推翻英帝国统治后，美国的缔造者便将司法独立写入宪法，希望用司法对行政和立法部门加以约束，防止它们滥用权力。 美国宪法对司法的规定相当简明扼要。在第一章将立法权授予国会、第二章将行政权授予总统之后，宪法第三章将司法权授予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下属法院，并规定了法官的任期、工资待遇、司法权的范围等等。除第三章专门讲述司法之外，第一章和第二章也有少量涉及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之间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包括：一、联邦司法权属於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会设立的若干下级法院。法官只要行为端正，得终身任职并领取薪酬。该薪酬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削减（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将司法权交给最高法院，至少在文字上界定了司法与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区别，使国会和总统不得插手司法领域。这样，美国的建国者用宪法的前三章分别规定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归属，明确了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在将司法权授予法院之后，宪法马上谈到法官的任期和工资等相当琐碎的问题，这种安排初看起来令人费解，实际上却是出於维护司法独立的根本考虑。在殖民地时代，乔治三世可任意决定法官的任期和薪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官对行政部门的依从。所以，在宪法缔造者眼中，法官的任期和工资待遇构成了司法独立的一个根本问题。通过规定法官的终身制并给予他们稳定的、较优厚的工资，宪法试图杜绝法官为了保全职位和薪水而在处理案件时屈从於外界压力，有失独立与公正。
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审议和认可后，由总统正式任命（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这一规定体现了宪法的缔造者要求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在相对独立的同时，又要彼此制约的意图。由行政和立法部门掌握联邦法官的来源，使行政和立法部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司法部门的意识形态，彼此协调工作，同时也防止由不称职的人员掌握司法权力。这条规定也说明联邦法官不由民选产生。这种安排同法官可以终身任职的规定一样，都是为了司法活动的独立与公正。倘若法官由民选产生，他在判案时就不免要考虑其选民的利益与态度。倘若他没有终身职位，就更要自觉不自觉地照顾其选民的利益，以求再次当选。规定法官由总统任命和参议院认可，并享有终身职位和固定工资，可以消除法官的后顾之忧，维护司法独立。因为总统和参议员都是经民选产生，由他们任命和认可联邦法官，基本上也属於民×程序。
所有弹劾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副总统或联邦法官）的案件须由国会（而不是司法部门）负责。弹劾案件必须由众议院发起（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第五条），由参议院审理（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三节第六条）。弹劾的依据必须是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各种重罪与轻罪（美国宪法第二章第四节）。
（一） 法官的任免 在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中，如何任免法官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对法官的任命更多地体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对司法部门的制约；而对法官的罢免，则更多地体现了司法部门相对於行政和立法部门的独立。 如前所述，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的审议、认可，再由总统正式任命（美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在美国历史上，总统对法官的任命权一直被行政部门当作控制司法部门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历届总统在任命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本党党员或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接近自己的人。例如，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共和党人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而民×党人则都是民×党总统任命的。虽然过份地偏向本党成员会招来反对党的批评，但这一作法已为美国各方所接受，而国会也极少反对总统对法官的提名与任命。 在美国历史上，利用自己对法官的任命来积极干涉司法部门的总统并不少见。因为美国宪法并未规定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总统在理论上可以任命无数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从而使最高法院成为本党的一个堡垒。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例子来自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 当他的“新政”在连续几个案子中遭到最高法院的抨击后，罗斯福试图任命六名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希望藉此使最高法院的法官由九人增到十五人，从而使亲“新政”的人成为多数。罗斯福与最高法院这一次较量的结果是最高法院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新政”；罗斯福也因而放弃任命新法官的打算。从十九世纪中期至今，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一直限定在九人；只有现任法官因年老或死亡等原因退位，才有等额的新法官加入。但从上述例子来看，这一既成事实也并非铁板一块。 如果说对法官的任命权主要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那么对法官的罢免权则由立法部门所执掌。如前所述，对联邦法官的弹劾权属於国会（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二节第五条）。众议院弹劾一名法官，必须是由於他犯有或涉嫌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与轻罪（美国宪法第二章第四节），如联邦法官克莱勃恩（Henry Claiborne）在1983年因受贿、偷税漏税等被国会弹劾。弹劾的目的是因为该法官不愿自动辞职，所以需要弹劾程序剥夺他的职位。 因为对弹劾有这种严格的要求，更因为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法官只要行为端正便可终身任职（美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国会并无可能通过弹劾对法官具体的司法活动造成制约。众议院发起一件弹劾案必须由多数票通过，参议院要判决被弹劾者有罪，也必须由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通过（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三节第六条）。这些严格的程序都保证了国会虽然有权罢免触犯法律的法官，但却无法干扰法官正常的司法。 所以，总的来说，虽然总统在任命法官时试图影响法院的政治倾向，法官在就任后基本上不会失去职位或薪酬。美国司法界的一个著名说法是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在回顾他的总统生涯时，认为自己所犯的最大两个错误是任命了两个上任后就与他的意见一贯相左的最高法院法官。 但即使如此，总统（或国会）也对该法官无可奈何。因为法官可以相对独立於立法和行政部门，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应更能做出公正的判决。
（二） 对司法活动的质量监督 由於法官非由民选产生，所以不需对选民负责，同时也很难说对国会负责。 因此，如何对他们的司法活动进行质量监督，就成了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总统对法官的任命和国会对法官的弹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司法部门的监督。从背景、阅历、专业知识与能力上讲，被总统任命的法官通常都能胜任工作。他们的道德品格在任命过程中也已通过审查；如果在任命后出现违法行为，国会可使用弹劾手段，解除他们的职位。 但是，总统和国会对法官的监督又是有限的：总统在任命法官后便基本失去了对该法官的控制；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也不由总统等非司法官员过问。 由於同样原因，只要没有违法行为，任何法官都不必担心国会将对他进行弹劾。 国会对法官的罢免权因而对他日常的司法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更有效的一种质量监督来自美国的判决体例与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的大量报导。作为习惯法国家，美国的判决体例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传统：法官判决任何一个案子都采用判决书的形式。判决书的体例通常是：一、首先对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实做客观的描述与总结；二、评介原告与被告（或其律师）的主要论点和论据；三、根据有关法律、适用先例、立法部门的立法意图、对公众利益的考虑等等，对具体案情和法律条文进行推理、分析和论证，做出判决。在理想情况下，判决书就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论文，它把法官对一个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记录下来，从而使任何人都能据此对他的判决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决后，判决书通常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图书馆查询、借阅。近期的案子和判决书更可以通过电子媒介，在互联网上检索和阅读。这种判决体例给司法活动带来了极大的透明度，成为对法官判案质量的一种有效监督和促进。 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活动的质量也有著重要的监督作用。司法案件在美国一直是传媒报导的重点。尤其是比较著名的案件，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全国各大报章、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有详尽的报导。近年来，更有摄像机进入法庭，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作现场实况转播。轰动一时的辛普森（O. J. Simpson ） 案是近期最明显的例子。据称全美有近亿观众从电视上观看了该案的现场审理和判决。目前，全美各大电视台都设有专门的司法节目，邀请司法界人士评论时下的重要案件。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法庭电视”频道，全天播放美国各地的司法新闻，报导和分析重要的案件，等等。一些地方性的案件，也常有当地媒体做详细报导。 大众传播媒介对司法活动的大量报导，对教育美国公众、使他们懂得宪法和法律、熟悉司法程序、了解法官的判案等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同司法判决书一道，大众传媒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动充分地展露在公众面前，使公众成为司法活动的监督。由於司法的透明度，法官也因此勤谨办案，以维护自己在社会上的形象和名誉，维护公众对司法部门的信心。
F. 现代司法的基本功能什么
具体而言,现代司法的权力制约功能主要以两种形式发挥：
（1）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典型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形式。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从传统的“警察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型之后,行政权力的扩张日趋突出。相应地,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例更易发生。因此当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不能由双方自行解决或自行解决可能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之时,行政诉讼就应运而生。法律制度的明显趋向是费尽心力打击令人反感的对行政自由处置权专断任性的滥用。[14]
（2）司法审查。它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裁决立法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令以及行为是否违反宪法的一种权力。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是现代国家推行的宪政主义。由民选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宪法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图腾,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法律、法令和政府行为不得与之相抵触。而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是宪法精义的守护者,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15]司法审查权是现代司法权的精髓,以至于埃尔曼认为,“司法上对法律的拒绝适用以及这种权威的程度和范围可视为司法独立程度的指示器”。[16]但由于我国未将抽象行政行为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使最为重要的一个行政领域缺少常规的法律监控,大大影响了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效果。而现实中,常见的行政违法大多始于抽象行政行为。如农民负担问题,可以说大多数农民负担都是由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造成的。由于未赋予这些“规范性文件”可诉性,造成了农民大量上访。在我国,上访系统所受到的社会压力与司法功能的状态发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向关系,它具有“问题上交”的特点,一旦基层行政、司法功能不到位,便会出现大量的上访现象。而由于法院还承担着行政监控的职能,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必将减缓大量的利益表达进人上访系统。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表明,我们的制度安排存在着某些缺陷。因此,从现实的需求和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来看,逐步将抽象行政行为纳人司法审查的范围应是司法改革的趋向。
3、公共政策制定功能 所谓公共决策，在本质上属于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政府行为，反映决策者认为可以用来取得预期结果的手段。公共事务的决策往往被视为特定权威机关的专有权力。法院是否能够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决策，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做法迥异。在传统司法制度下，解决纠纷的法官主要依据既有规范与理念来处理特定案件。定纷止争是司法固有职责。法院的角色定位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维护者，公共决策权力独掌于最高权威者或机构手中。即使决策权力在国家机构有所分化，也主要在中央与地方以及各行政性、立法性机关之间分享，司法未能获得通过解纷参与宏观决策的权力。 然而，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既然权力制约确属必要，那么法院在解决各种纠纷时，对立法与行政未涉及或涉及甚少的事宜，显然不能拒绝审判。相反，基于法律与事实作出自己的判断，应是法院职责。由此，法院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案件审判形成判断，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但同时应该注意，考虑到自身特性和条件所限，高度发挥司法的决策功能也不现实。其一，司法的特性决定了法院只能是被动的、带有依赖性的决策者。法院不能主动寻找案件，因而无法主动制定政策，只能等待当事人提交案件而受邀参加，与立法、行政部门主动决策的情况不一样。其二，司法权的有限性决定了司法决策范围的有限性。法院的审判范围仅限于当事人起诉的案件，与立法或行政决策相比，司法决策的范围小得多。其三，司法权的先天弱小也要求法院在政策制定方面应审慎进行，司法只能在极其必要时才能发挥决策功能。其四，信息有限性妨碍决策功能的发挥。任何宏观决策都依赖于决策信息的全面，而司法程序的特性—法官必须中立、被动，决定了法官只能依靠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而个人能力与利益偏向都可能导致当事人提供信息不充分或不准确，这当然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及时性。其五，司法决策的影响有限。法官没有自己的执行手段，不得不仰仗社会的自觉服从和行政配合，但这在宏观决策型诉讼中却不一定都能做到。其六，现代司法的决策功能是与其法律解释行为相联系的。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填补法律漏洞,或者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相冲突时进行创造性解释或创制新判例,其裁决已超出某一具体案件的范畴,对该纠纷所涉及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和解决方式产生了波及效应,影响到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最后,现代司法的公共政策制定功能通常是通过消极否定式与积极肯定式两种方式得以发挥。消极否定式通过宣布一项法律、法令、政策为违法无效来干预公共政策,表明自己的政策观，积极肯定式通过解释宪法或制定法积极主动创立政策。
G. 试析“民意”对司法的影响(2)
四、民意与司法的互动关系
民意与司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无法使二者之间完全割裂开来，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的了解二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挖掘深层次的内涵，准确的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民意对司法的作用
民意可以监督司法。任何公权力都需要限制和监督，否则就会产生权力的腐败，影响权力的正当行使，司法权更是如此，如果司法权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司法权滥用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我国对司法权的监督体系是多层次的，各级大人、会、政协都可以对司法权进行监督，但是这些机关对司法的监督都存在一些不足，而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可以作为很好的补充。民意对司法的监督有其自身的优势，民意的广泛性，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可以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的对一些细枝末节的法律问题进行监督。
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广泛的听取民意，吸纳其中的合理合法的民意，有利于实现案件审判结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只有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知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并且考虑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使之融入到具体的案件审理当中，真正的达到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司法对民意的应对
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不可动摇。司法的独立性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受任何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这其中当然包括民意的干扰，民意是人民群众对某些问题和事件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和权威而言，有时候甚至是偏激和错误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司法的独立性，不能因为民意而肆意的撼动司法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合理对待民意监督。民意对司法的监督作为监督司法机关的重要补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坚持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另一方面又要合理的处理好民意。于正确的、有道理的民意，司法机关应该积极的借鉴，民意的监督是必要的，针对民意的监督，司法机关应该予以配合，合理对待民意的监督，不能不闻不问。
五、民意影响司法的效能
（一）民意影响司法的积极效能
“民意可以对司法进行有效监督。前面我们提到了民意对司法的监督是司法监督的一中重要的形式，这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民意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适价值观和公平正义观的体现，通过民意来监督司法，在潜移默化中使司法机关了解人民群众的普适价值观和公平正义观，是这种公平正义观念在司法活动中体现出来。民意就是对法官的审判活动、案件的处理结果的评价，这些评价中体现着社会的公平正义观，民意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可以很好的预防司法机关滥用职权和防止司法腐败，从而实现社会正义。
民意可以增强法律的权威。在我国，司法活动中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执行难的问题，虽然法院依法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但是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当事人得不到公正的赔偿，原因就是执行过程中相关当事人的不予配合，甚至是阻挠判决执行。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当事人守法、信法、尊重法律的权威，结果是法律的判决得不到执行，这无疑是法律自己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民众就再也不会相信法律了，不会相信法律的权威了。民意中包含了人民群众对于一些案件的期望，这些期望是包含朴素的社会正义观的，是为绝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如果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及时的了解民意，积极的听取人民的呼声，把社会的正义观融入对案件的判决，以此来增加人民对于案件的可接受性，对于人民普遍接受的判决，执行起来自然不会难。因此，在审判过程中及时听取民意，可以增加案件判决的可接受性，有利于案件判决的执行，有利于当事人得到公正的赔偿，也有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
（二）民意影响司法的消极效能
“过分强调民意会妨碍司法独立。司法活动是一种专门的活动，是以社会的高度分工为前提的，是以法律基础知识和法律思维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这项专业化的工作，民意是人民群众的自我的、非专业的感性认识，而且其中包括了“民愤”，人们容易在愤怒中失去理智和理性，变的冲动和意气用事，失去做出理性判断的能力。司法审判时独立的，它要求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影响，独立的适用法律做出判决。而冲动的、失去理性的民意会严重干扰到正常的司法活动和最终的司法审判，民意在此时就有成为影响司法独立的一种威胁，在司法活动中过分的、一味的、盲目的追求冲动的、失去理性的民意会严重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民意和司法独立性的关系。
民意过多干预案件，导致司法不公。审判案件的主角法官也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因此，他自认而然的会受到民意的影响。独立的运用法律按照法律程序得到的审判结果和民意的期望是有差距的，如果民意和其他复杂的社会因素给予法官过多的压力，法官往往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甚至是压迫下，违背法律的和法定程序做出判决，这种判决虽然迎合了人民群众的期望，但是在根本上违背了法律的初衷，导致了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尤其近些年来，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越来越关注法律事件和问题，这就在一定程度加大了法官公平、公正处理案件的压力，民意过多的干预案件，只会导致司法的不公。
六、如何发挥民意对司法的积极效能
在认识了民意对司法的积极影响及消极影响之后，我们有必要探讨下如何充分发挥民意的积极影响，并且防止民意对司法的消极影响，构建民意与司法的和谐发展。
（一）健全民意与司法之间的沟通机制
健全民意与司法之间的沟通机制。如何最大的发挥民意对司法的积极效能，一方面促进和保障民意的发挥，另一方面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该健全民意与司法之间的沟通机制，整个社会要重构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分配机制，健全并畅通民主通道，加强立法对民意的吸纳。完善国家制度下的整体纠纷解决机制，培育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司法机关应该注重对民意的自主分析、吸纳和回应.形成一种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民意吸纳和回应方式，实现在司法制度和程序内的微调。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和6月，连续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通过网络途径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民意收集制度，推行审判、执行信息网络公开制度，加大庭审网络直播力度，法院主要领导与网民直接交流，并提出，有条件的法院可开设专门的电子信箱，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这两个法律文件在实践中的运行效果令人欣喜。如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实行的裁判文书公开上网制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推行的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公布案件的审理情况制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的司法与民意的网上沟通制度等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首先，民众可以以书面形式公开向法院反映民意。法院也可以建立案件信息公开平台，让公众在上面反映意见。法院可以通过对民众意见分析、辨明等决定是否采纳，并给出相关理由。其次，加强法院向民众的案件信息披露。既可以通过案件信息平台，也可以通过判决书公开、法院新闻发言人等制度实现。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听到的民意，司法机关除了要警惕民意失真外，还需要把握普遍民意和个别民意之间的界限，增强化解个别民意纠纷的能力。以此来更好的实现民意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司法的公平正义，更好的发挥民意对司法的积极效能。
（二）司法机关对待民意不能一味的“顺下去”
充分发挥民意对司法的积极效能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所有努力应围绕一个原则进行，即尊重民意而不屈从于民意，司法机关对民意不能一味的“顺下去”。如何防止司法机关对民意“顺下去”，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必须坚守底线。法官审理案件，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在审判过程中将法律以外的因素太多地拉扯进来，同样会对民意造成亵渎。对法律底线的坚守既有赖于法官司法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法治信仰和司法权威的确立。只有独立的、高素质的法官才能维持司法的公正形象，从而赢得民众的信任，也只有健康的司法制度才会培育健康的民意。因此，加强法官培训、提升法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培育司法独立的环境应在网络时代得到更高的关注，更应作为长期的任务坚持下去。此外，要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缓解法官在一些民愤较大的案件中的办案压力，防范法官遭遇民意绑架。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发挥民意对司法的积极效能，减少民意对司法的消极影响。
七、结论
民意自古就有，司法活动也就其悠久的历史，本文对民意和司法活动做了详细的阐述，并就对司法活动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及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现阶段，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民意还将继续对司法产生影响，如何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民意的积极作用，减轻其消极的影响是每一位法律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H. 简述西方司法独立原则。
以美国的司法独立原则为例，美国的各级法院法官大多是从开业律师中选内拔出来的。联邦法院的法官容，从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到最高法院，都是由总统提名，交由国会参议院认可同意由总统任命的。至于各个州，有的采选举制，有的采任命制，有的实行选举与任命的混合制。在美国，高级法院法官极少数是由下级法院法官升任的。
美国的法官尽管也有级别之分，但在工资收入方面区别不大，在履行审判职责时法律地位更趋平等，法官的独立自主性也更强，等级色彩尽管存在，但相对弱化。
(8)司法由民扩展阅读
司法独立最早是作为一种观念被用作对抗王权的专横和对民众权益的保护。司法独立原则在现代各国宪政中得到普遍尊重和确认，作为一项现代法治原则，尽管各国的立法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认为其指法院、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权，法院、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与良心，不受外来干涉。
较美国而言，德国的法官人数比较庞大，法院的管理需要法院院长兼管法院行政事务，这就使法院带有一定的行政性。同时政府行政官员对法官的行为也有一定约束力，这就造成行政权与司法权一定程度上的紧张。
I. 司法审判应该考虑民意吗
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回涉.
审判以法律,法规为判案依据,参照规章,政策不做为判案依据.
对于民意,既不属于法律法答规,也不属于政策.属于社会环境 .从严格司法角度讲司法审判不得以民意做为依据.
但如果从道德上讲,民意应该属于司法审判中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比如某人是一恶霸,长年欺负百姓和家人,家人忍无可忍把他杀害,相当于大意灭亲,从法律上讲家人属于故意杀人罪.但全村老百姓联名请求法院宽容.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法院考虑了民意做的判决.
但个人认为,民意不得做为审判的依据.如果以民意作为依据,可能会出现很多错案.
J. 公民有没有司法权
您好，中国快律为您解答。司法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通过开展依其法定职权和一定版程序，权由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专门化活动而享有的权力。广义的权力主体包括法院和检察院。公民个人是没有司法权的。希望能帮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