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利弊
⑴ 监外服刑的利弊
作为一项新制度，矛盾的两个方面告诉我们，有利也有弊。诚然，监外执行面临着尚待明确和解决的障碍。根据监外服刑的条件，符合监外服刑的服刑人员，实际上，也同时符合假释的条件，那为什么不将这部分符合条件的人员予以假释，而是作为服刑人员在监外执行呢？如果说作为一项试点，未尝不可，毕竟每一项制度的推行必须有理论的支持和实证的检验，试点过程中，可以适当的突破现有法律规定。但是作为一项制度来推广，与现有的立法冲突却难以避免。
服刑人员的服刑场所，刑事诉讼法等立法对此规定十分明确，如何实施减刑、假释，程序要求十分严格，执行机关、服刑场所、服刑方式不是执行机关自己可以随意改变的，必须依法执行，否则，就是程序违法。
我国刑罚的目的应该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改造和教育是我国刑罚的功能。自上个世纪初期，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了报应刑理论。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不是基于单纯的报复主义和惩罚主义，而是为改造人类的历史使命出发，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最大限度的将犯罪分子改造成新人。因此，体现到具体的制度建设，在刑事诉讼程序上，设置不起诉制度，在刑事实体法上，规定缓刑、减刑、假释制度。从实体到程序的整个诉讼过程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
一部分服刑人员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符合假释条件的就假释，符合减刑的就减刑。不必要实行监外服刑，服刑人员服刑前提是触犯刑法，理应受到制裁，不可避免会对其家庭、婚姻、就业和个人声誉带来不良影响，正由于此负面影响，才会真正起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监外服刑，一味的考虑“改善服刑人员的婚姻稳定、家庭完整”，如此一来，刑罚的严厉性、强制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从被害人角度讲，心理上难以得到抚慰。 如果说监外服刑有利于尽快融入社会，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那么，现行立法的减刑、假释制度已经具备这一功能是很显然的。
监外服刑可能会加剧丧失司法公正，为滋生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认为“正义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理想和目标，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种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监外服刑向人情关系、金钱关系开口就使一部分服刑人员丧失了公正，可能使依法治国偏离了正常轨道，违背了诉讼中的程序正义。从当事人层面看，当前，减刑、假释的暗箱操作严重，立功造假情况并不鲜见。很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钱（情）人好办事，可以提前出监享受各种生活乐趣。从制度层面看，扩大了执行机关的自主权，则削弱了有关机关的监督力度，却无法控制“金钱案”、“人情案”依法或非法的大量涌入。所以，如何有效实现和加强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成为了新的问题。
监外服刑很难得到有效执行。要求服刑人员“每天不少于一个小时的公益劳动”，如何去执行是个大问题，当地司法机关、居委会干部、志愿人员、家属亲友的监督是否有效，能否执行，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将监外服刑流于形式，最终成为美好的愿望。
监狱管理部门认为，监外服刑能够缓解监狱改造压力，降低改造成本。从眼前看，效果明显，而事实上，对社会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许多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不是仅仅设立监外服刑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涉及一国的刑事政策，譬如阶段性的严打整治斗争，牵涉到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
因此，全面看来，实现监外服刑初衷的困难重重，是否值得推广，仍需谨慎思考。
⑵ 古代惨无人道的刑法,你是怎么理解的
晋江远盛化工为您解答:
刑法在古代主要体现在刑罚,刑法中的刑罚主要起到震慑作用,刑罚是国家创制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特殊制裁方法，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并且表现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并起到改造罪犯、保护社会和警醒世人的作用。古代从可以考究和追寻的资料来看,在封建社会采用重刑罚的制度来达到震慑目的的朝代不在少数,充分运用暴力以及刑技方面的想象力迫使犯人逼供。主要目的是报复性的惩罚犯人,而现在的立法目的是积极改造犯人,当然不能片面的就说其利弊,在每个时期的刑罚都具有其可取性和不足之处,就比如古代的烙刑,腰斩,分尸还有比如影视资料中的什么十大酷刑,最简单的鞭笞等都是通过最直观的视觉和犯人的感觉来达到效果;这比其他教育和其他劳役惩罚来的直接,成本低;当然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是过于残酷.在现在文明的社会也有的办案机关和执法者也存在类似的观念,所以这几年出现了冤案纠错,刑讯逼供的事例.
从刑法的刑罚另一个角度来看,刑罚的目的具体表现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因为刑罚是作为犯罪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因此，创制、适用和执行刑罚的目的，只能是为了预防犯罪。比如古代的统治者为了达到预防被推翻的目的,就把造反(推翻统治者)的刑罚订得很重,甚至于出现连坐和株连之说,在本质上来说,其对象原本是其盟友或者毫无关联之人,不管是何种对象在犯罪前与统治者并无深仇大恨,只是为了预防自己的地位被威胁所以采用重罚来达到目的;
从非文本角度和个人角度来说,法律制定都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法律制定时候是考虑如何维护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所以被统治者的其权利甚至于人性基本的东西不会被重视甚至无视;从通俗的角度来说法律也是一种生活的规则,制定者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
当然这些有点扯远了,不过现在社会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法律法规也太多,就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法律法规有上千部,其宗旨与古代无太大差异,然而实行过程执法成本极高,违法成本却很低,就像现在的贪腐上千万甚至于上亿判决后仅仅是数年的劳役(牢狱),如果在古代简单就是直接的砍头其成本稍微计算就可以得出,其震慑效果也是极其明显,如果现在社会在这些领域还是保留重罚甚至于所说无人道的做法会得到很多的非议和排斥,但是其效果却是极好,这也就是古代的刑罚重的缘由之一吧!
从个人理解来说,刑罚还是重些的好,就比如现在的贪腐如果数额与抢劫情节论处亦或者甚至于重于抢劫,如果查实上一定数额就终身监禁且不得减刑,更大金额比如超过2000万死刑(要知道2000万是某些困难地区多少人一辈子的生活所需),这样的话还有多少人再去贪污;
再者消法都有举报或者惩罚性索赔奖励,刑法却很少,如果有对应的举报奖励比率,那中国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举报专业户和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职业化的举报者,这效率比办案机关效率不知会高多少,这回到原点就是利益关系;如果举报者只要举报几个贪腐(如果金额几千万哪怕奖励5%，那就有好几百万，如果打工者要挣到这些钱应该要好几辈子）就能一辈子衣食无忧，哪怕天天蹲守，夜夜加班都会去做而且做得很好。
⑶ 你们认为新加坡的严刑重罚对于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多年的经验证明，新加坡的严厉执法对当地的旅游环境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是利大于弊。新加坡能成为花园国家，与严厉执法是有关的，严厉执法或许得不到认同，但确实对人性的弱点起到了遏制作用。
⑷ 死刑到底应不应该被废除废除死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死刑到底应不应该被废除？废除死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刑法典是伴随着人的法制历史而出现的。刑罚的根源来自于人类原始的同态报仇的思想，正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人类为了确定这种“报仇”的方式和尺度，才制定刑罚。渐渐地，刑罚就成了震慑犯罪的一个有效的武器。
正是通过这种刑期的延长，剥夺了犯罪者，尤其是暴力犯罪者的继续犯罪能力。而我国目前来讲，有期徒刑最长二十年，无期徒刑、死缓，有很多都能减为二十年以内的刑罚，这种情况下废除死刑，在没有别的方法预防犯罪的情况下，一定会导致犯罪率增高的。
总而言之，废除死刑的前提是，其他刑罚足够重、经济发展足够高，因为监狱要养人家一辈子、监狱条件足够好，人道主义，人民素质足够高暴力犯罪减少。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废除死刑不可能。
⑸ 刑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观主义的主要观点梳理 一般认为，在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问题上，西方刑法学说史上最经典的对立是刑事古典学派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主义)与刑事近代学派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人主义)的对立。刑法客观主义思想是在全面继承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在反对中世纪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残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由于突变的社会背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刑法客观主义思想不能适应遏止犯罪的需要，开始被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以实证的科学方法为先导，以犯罪人格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极力主张刑事责任的根据应当从具体的犯罪人中寻求。至今，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国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认为，刑法主观主义是一种系统化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论思想体系。刑法主观主义思想经过龙勃罗梭、加罗法洛的初创，后又经过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后由李斯特将刑法主观主义思想推向一个历史高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上述学者站在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角度，使刑法主观主义学派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得以整合，从而使其成为一种体系性的理论。在意识决定论的统领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在犯罪论和刑罚论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形成了有别于刑法客观主义思想的独树一帜的观点。 (一)行为人中心论 一般讲，刑法主观主义学派与刑法客观主义学派的争议之焦点在于，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当重视行为人还是重视行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一般主张行为人中心论，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刑罚的依据，因不法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危险人格，而必须负“生活操行责任”。行为人中心论与行为中心论相对立，它是从行为人与行为的关系处罚，将刑事责任的基础从行为转向行为人。行为人中心论的要义在于寻找危险性与责任概念之间的关联。[2]具体讲，行为人中心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人的个性是迥然各异的，不仅犯罪人与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与犯罪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犯罪是行为人的个性行为，所以犯罪不应求诸行为人之行为，而应求诸行为人的人格、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易言之，刑法价值判断对象应为行为人之人格，而非客观行为。由此，行为人所处刑罚的轻重应当取决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与客观行为实害之大小无关。 需要指出，行为人中心论并非完全将行为的客观因素打入冷宫，只不过认为行为并非是脱离行为人的抽象行为，而是行为者的行为，行为仅仅是行为人人格的表征，是藉以认识行为人身危险性的桥梁与中介。[3]因此，“必须当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出现时，才可以处罚行为人，这是根据刑法功能——保护犯罪人自由的大宪章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4]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刑法主观主义学者往往认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并以此作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基点。李斯特曾针对刑法客观主义学者提出的以客观违法行为作为刑罚的根据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的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5](二)社会责任论企法网www.enterlaw.net 在刑罚的根据问题上，刑法客观主义一般主张道义责任论。道义责任论的理论基础是意志自由论，其基本内涵为行为人唯有基于自由意志活动而实施犯罪行为，才能遭受伦理上的责难。[6]而
⑹ 国家降低青少年刑事责任年龄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当下未成年人心智成熟得更早，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时代需要，强化家长对孩子的监管责任。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的倾向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不到刑事责任年龄,刑法对其没有威慑力.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加契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意指犯罪人所犯罪行与其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相当，不能重罪轻判，也不能轻罪重判。同时，考虑到犯罪行为人的认知程度，设定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本意是对一些年龄低、社会认知差、行为把控能力弱的渉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程度保护，尽可能降低刑事惩罚对其成长的影响。但现实中，一些低于现行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重大犯罪行为的案件不时发生，扭曲了设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内在的社会道义，损害了罪刑相适应的法定原则。因此，对实施特定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通过追究刑事责任进行遏制和形成威慑，达到“罪罚相当”，有利于更精当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好地体现司法正义。一些低龄未成年人实施重大犯罪行为，对受害人造成重大伤害，对社会秩序形成重大威胁。而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定，使其免除刑事责任，对受害人及其家庭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司法正义的彰显，也有着负面影响。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有利于引导未成年人的成长。当下社会，互联网上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很大，一些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社会认知，对不良社会信息缺乏甄别能力，自我约束能力不强。有的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宠溺，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导致一些未成年“混世魔王”的出现，一些未成年人不懂得敬畏法律，不懂得遵从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一些未成年重大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仅是对未成年重大犯罪行为人的刚性矫正，而且，刑事惩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引导，它对更多未成年人会形成法治意识的引导，同时，有利于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气，更好地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⑺ 论述死刑的利弊，两面作答
你好， 内容提要：死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剥夺公民生命的残忍刑罚，其功利性未必象人民想象那么大，而其正当性倍受普遍质疑，其非人道性和严整侵害人权的特性反映出人性中残忍、野蛮和悲情的一面，死刑的主要基础是报应，而非预防。就预防犯罪而论，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和其他刑罚更有效能。在此意义上，通过普遍使用死刑来预防犯罪是没有必要的，完全可以找到死刑的替代刑罚。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来看，死刑永远剥夺了罪犯对新的证据和新的法律所可能享有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死刑绝对是不公正的。死刑作为一种严重、残忍的刑罚应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和越来越宽松的救济时间和途径。在人权已成为普世性价值观念的今天，应当逐渐废除死刑或严格限判死刑的适用。关键词：一 死刑的概念；二 死刑的目的；三 、死刑存在之利弊剖析。四、死刑刑罚的归宿一 死刑的概念
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是统治阶级所主宰和控制的政权的司法机关以法律的名义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罪方法。
死刑是最古老的刑罚，它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在历代统治阶级刑罚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统治阶级自以为用于维护政权稳定的一把利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理论家所提出的自由、民主理论的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死刑存在的意义，产生了极大质疑，人们以生命的价值，对死刑的目的、其与人道的冲突及死刑威慑力等等展开广泛的探讨。十八世纪后，限制或废除死刑的实践在英、法、德、美等三十多个西方国家展开，死刑的废除和限制势必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
二 死刑的目的
一）刑罚的目的
刑罚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而由刑法所规定的、由法院对犯罪人所适用的、建立在剥夺性痛苦基础之上的刑事处罚措施。
使犯罪人承受相应的剥夺性痛苦，是刑罚作为惩罚性措施的根本目的。刑罚作为打击和惩罚犯罪的手段，其从一开始采取残酷的、野蛮的刑罚方式来摧残、折磨犯罪人，逐渐发展到一种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一种严重处罚形式，刑罚对犯罪人的人身自由、精神、财产的剥夺性痛苦，相对于其它强制措施是非常严厉的，其教育性是寄于惩罚性之中的，是次要的。因此，对犯罪人所实施惩罚行为所产生的剥夺性痛苦才是刑罚的本质属性。
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对犯罪人本人及其社会产生的影响，达到预防犯罪的结果。预防犯罪当然为刑罚的主要目的之一，我国刑法第2条关于刑罚“在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①的规定，直接为刑罚的目的提供了法律依据。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为了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显然，特殊预防的对象为现行犯，就故意犯而言如不对其采用刑罚措施，他们可能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再次犯罪。就过失犯罪而言，他们可能再次放松自己行为和注意义务而再次出现过失。任何犯罪行为都表明行为人有敌视、蔑视或无视社会规范和合法权益的倾向，如不加以惩罚，他们都可能故技重施。而刑罚作为剥夺行为人生命、自由、财产、权利从而使行为人不能、不愿及乃至其不敢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之目的。一
般预防是指刑罚对尚未实防犯罪的人而产生的预防效果，其对像为：1）危险分子，即具有犯罪危险的人员；2）不稳定分子；3）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及其亲属。一般预防通过对犯罪人处以相当刑罚而向社会宣告：任何人犯罪都将受到处罚，必将受剥夺性的痛苦，对有犯罪倾向的人起到警戒和抑制的作用，使其不敢或不愿去实施犯罪。
二 ） 死刑的目的
死刑是刑罚中最为严重的一种从个体角度讲：死刑惩罚和报复罪大恶极者，安抚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心灵，使其内心得以平衡，从社会角度讲：惩罚罪犯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发挥威慑作用，预防和遏制犯罪进而实现所谓的社会正义，然而实施死刑真的是那么有效和合理吗？笔者的看法是相反的，理由如下：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已由统治阶级的剥削和镇压人民的统治工具，逐步演变成文明、民主的为民众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政府。一个文明的政府，对罪犯执行死刑时，它又在做什么呢？它是不是和被执行死刑的人一样残酷、野蛮的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呢？其所提倡和标榜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从何体现？
其次、死刑是严重不人道的刑罚，它也是最野蛮、最残暴、最落后的刑罚种类。从杀人偿命的个体角度看，它是原始社会血腥复仇习俗的沿袭和变形，是以暴制暴的报复观和报应观的现实再现是人性中最悲怆的劣根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曲光反射。因此，死刑不是基于人类理性的思考和文明要求可以容忍的。从国家的角度讲，不论是鼓励以牙还牙报复的方式，以因果报应的态度寻求个体心理平衡，还是用杀一儆百的方式威慑余众以应维护社会稳定，以求政权的延续，都只能表现出其政府的无能和残暴。理由在于死刑求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反而产生负面的社会反应。死刑的适用对象大都是不会对死亡产生恐惧心理和抑制动机的人，其中一部分存在精神障碍。
再次、死刑的威慑力对这些人是不起作用的，而其对大部分善良人群的影响却是负面的；犯罪人当然是缺乏人道主义情感，其心灵残酷，而这不应仅仅归咎于个人，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可能引起更大的作用。死刑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政府纵容流血，以暴力镇压暴行，以致形成恶性循环。联合国公布的1961年至1965年间各国所发生的谋杀案和死刑存废的关系表明：（1）谋杀案发生率高时，死刑的废止并没有促成其增加之作用。（2）谋杀案发生率低时，死刑的废止没有阻碍其降低。（3）没有国家因恢复死刑而使谋杀率发生不可理解之降低。（4）没有国家因废除死刑而使谋杀案发生不可理解的提高。因此，死刑之威慑力不仅达不到遏制犯罪的作用，反而恶化社会环境，与文明、发展、进步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
三 、死刑存在之利弊剖析
死刑不仅是原始和野蛮的，它同样也是严重不人道的，是误杀、错杀草菅人命的根源，其存在有百害而无一利。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不会象野草“春风吹又生”，中国人认同“上天有好生之德”，西方人强调“生命诚可贵”，任何有意识地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不人道的。而死刑之存在，不仅可能有意识的剥夺罪大恶极者的生命，同样也有可能将无辜的人当作有罪人的处死。因为大家都知道：法院通过刑事诉讼认定某人有罪，只能达到认知的真实，而没有可能达到“存在的真实”，认知的真实只是一种“高度的盖然性”，错误认定是在所难免的，一旦这种错误适用了死刑，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被含冤处死，任何一种说教或昭雪或补偿均对其没有了意义。另外，被处死刑的人，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于司法精神鉴定可能出现的错误极易造成误杀。有资料显示：英国1900年至1948年共有4077人因谋杀罪被捕，其中1003人因证据不足或系无辜而被释放，其余的3074人中有1241人被确定患有精神病，这样高的精神病比例，如果没有可靠的精神医学鉴定，错杀是不可避免的。
死刑不仅使一个国家的政府的形象显得残暴和野蛮，且不能达到预期的威慑力和遏制犯罪的作用，它的不人道性和足以造成误杀的非科学性，都只能让我们对其说不。
从法理角度的解释来看：第一，近几年犯罪学方面的经验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死刑的主要基础是报应，而非预防。就预防犯罪而论，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和其他刑罚更有效能。在此意义上，通过普遍使用死刑来预防犯罪是没有必要的，完全可以找到死刑的替代刑罚。第二，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来看，死刑永远剥夺了罪犯对新的证据和新的法律所可能享有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死刑绝对是不公正的。
从伦理角度的解释来看：一是认为死刑旨在剥夺人的生命，因此，它是一种比挖眼、断手、去足等肉刑更残忍的、更不人道的刑罚，为文明社会所不容；二是认为死刑是由国家授权通过精心安排的程序来杀人，是通过杀人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作为国家的一项政策原则，死刑是不道德的；三是死刑给社会传达了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即，人是手段，不是目的，可以出于某种实用主义的需要而剥夺人的生命。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把限制死刑看作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和结果，尤其是看作人权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看作推进国际人权的一个必要过程。
四、死刑刑罚的归宿
死刑作为一种刑罚的最终归宿应当是：废除死刑。
我国政府加入（而待人大批准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六款1款规定：“人人拥有固有生命的生命权” ②。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③。该两条规定蕴含着死刑作为一种残忍的剥夺人命的酷刑应当废除的价值指向。
但是，死刑政策在我国政府和民众中根深蒂固，诸如民间“杀人者偿命”、“坏人杀好人，好人为什么不能杀坏人”，政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施政策略，以及我国刑法中动不动就适用死刑的现实都表明现阶段在我国取消死刑是不可能的。
然而死刑作为一种严重、残忍的刑罚应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和越来越宽松的救济时间和途径。
首先、死刑仅应适用于暴力犯罪，非暴力犯罪如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和政治犯罪不得适用死刑。
在暴力犯罪中没有致人死亡的犯罪，不应适用死刑。
其次、取消省级高院的死刑终审权和死刑复核权，为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三审救济途径和充分的上诉时间，都可以减少死刑的错误适用。
人权至上，人的生命权尤其至高无上，以剥夺人的生命权（以人为手段）而达到某种目的观念应当休矣。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③《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⑻ 刑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观主义的主要观点梳理 一般认为，在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问题上，西方刑法学说史上最经典的对立是刑事古典学派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主义)与刑事近代学派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人主义)的对立。刑法客观主义思想是在全面继承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在反对中世纪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残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由于突变的社会背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刑法客观主义思想不能适应遏止犯罪的需要，开始被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以实证的科学方法为先导，以犯罪人格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极力主张刑事责任的根据应当从具体的犯罪人中寻求。至今，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国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认为，刑法主观主义是一种系统化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论思想体系。刑法主观主义思想经过龙勃罗梭、加罗法洛的初创，后又经过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后由李斯特将刑法主观主义思想推向一个历史高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上述学者站在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角度，使刑法主观主义学派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得以整合，从而使其成为一种体系性的理论。在意识决定论的统领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在犯罪论和刑罚论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形成了有别于刑法客观主义思想的独树一帜的观点。 (一)行为人中心论 一般讲，刑法主观主义学派与刑法客观主义学派的争议之焦点在于，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当重视行为人还是重视行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一般主张行为人中心论，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刑罚的依据，因不法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危险人格，而必须负“生活操行责任”。行为人中心论与行为中心论相对立，它是从行为人与行为的关系处罚，将刑事责任的基础从行为转向行为人。行为人中心论的要义在于寻找危险性与责任概念之间的关联。[2]具体讲，行为人中心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人的个性是迥然各异的，不仅犯罪人与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与犯罪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犯罪是行为人的个性行为，所以犯罪不应求诸行为人之行为，而应求诸行为人的人格、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易言之，刑法价值判断对象应为行为人之人格，而非客观行为。由此，行为人所处刑罚的轻重应当取决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与客观行为实害之大小无关。 需要指出，行为人中心论并非完全将行为的客观因素打入冷宫，只不过认为行为并非是脱离行为人的抽象行为，而是行为者的行为，行为仅仅是行为人人格的表征，是藉以认识行为人身危险性的桥梁与中介。[3]因此，“必须当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出现时，才可以处罚行为人，这是根据刑法功能——保护犯罪人自由的大宪章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4]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刑法主观主义学者往往认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并以此作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基点。李斯特曾针对刑法客观主义学者提出的以客观违法行为作为刑罚的根据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的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5](二)社会责任论企法网www.enterlaw.net 在刑罚的根据问题上，刑法客观主义一般主张道义责任论。道义责任论的理论基础是意志自由论，其基本内涵为行为人唯有基于自由意志活动而实施犯罪行为，才能遭受伦理上的责难。[6]而
⑼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利弊
近年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夺方向盘、殴打驾驶人员等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多有发生，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甚至是人民财产、生命安全。
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妨害安全驾驶罪作为独立罪名实施。该罪名的顺利实施，算是国家站在立法的层面上，高度回应了这个不容小觑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
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擅离职守，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立法背景
司法实践中，骚扰甚至殴打正在驾驶车辆的公交车司机，导致车辆有随时失控的风险，给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危险，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⑽ 对于中国法律的频繁更新，就其利弊考虑，是有利大还是弊大，请分析解释一下
我觉得是利大于弊。虽然新法不可以避免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但立法技术、立法理念都明显比旧法进步了，这样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毕竟改革开放后，生活的变化速度实在太快了，而旧法无法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