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三中全会

① 三权分立的名词解释

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内

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指：司法容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独立。在美国，行政权指政府，立法权指国会的上下议院制度，司法权指法院。三权分立很好的实行了“宪政”的主旨思想。实现了依宪治国的目的，也是法治国家的根本面貌。

三权分立的具体内容：

分权与制衡原则的基本政治功能，是在西方社会的解决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防止专制问题。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主要是指它的立宪共和与政治民主，而立宪共和和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原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排除封建势力对政治的干扰，对于避免专权现象和减少腐败，对于促进地方政权的建设，对于保证“司法独立”，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用和平手段统一国内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等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② 如何做好新形式下的司法监督工作

一、人大司法监督
根据宪法以及《监督法》的有关规定，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涵盖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人事任免监督三个方面。其中，法律监督是人大对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实施宪法和法律情况进行的监督。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工作监督是指人大对人民法院开展各项工作情况进行的监督。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事任免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包括法院院长在内的法院工作人员的审判职务的任命和罢免。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各类审判人员享有任免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同级法院各类审判人员享有审判职务的任免权。
人大司法监督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1）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依法性
人大法律监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以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为最终目的。它意味着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干扰、阻碍和破坏法律的执行或适用。因此,依法性是人大法律监督的固有特性,也是其内在必然要求。同时，人大对司法监督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其监督行为本身必须依法进行。
（2）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人大对司法监督的权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权渊源的权威性。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在“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下，行政权、司法权都来自于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监督权直接来源于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决定监督权必然坚持，不可被推翻或忽略。二是监督依据的权威性。人大司法监督主要依据宪法和《监督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3）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具有一定的间接性
人大的监督权主要是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侧重引导、督促和震慑作用，一般不直接去纠正、处理违法行为。其间接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评价性。人大在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或对它们进行询问甚至质询时，通常只发表一些评价性意见，从而为“一府两院”修正错误提供“参数”。二是通告性。通告有关机关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警告它们不要再干下去。三是批评性。对有关机关的违法行为提出批评性意见，要求自行纠正其违法行为。四是督促性。要求有关机关改变或撤销违反法律的法规、决定、命令或判决。人大对那些即使明显违法的判决裁定，也不能直接宣布其无效，而只能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纠正错误，或者对他们提起质询。
二、新形势下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影响
纵观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及法治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新形势、新环境对人大司法监督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法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全面推进法治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加强。作为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机关的自身建设已成为人民关注的焦点。人大作为集中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被党和国家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把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法治而言，司法作为最重要的法律适用活动，是法治实现的核心环节。司法现代化的水平和状况表征并制约着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实现公正司法，既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主题,也是人大监督司法工作的目的所在。法治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对公平正义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让人民群众看到了人大这一权力机关的重要性，为人大司法监督工作的实施加重了砝码。
（2）监督法的实施及其影响
2006年8月27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根据《监督法》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机关的基本方式有：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与质询，特定问题的调查，审议和决定撤职案等。该部法律对宪法的原则性规定进行扩充和细化，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予以固定，从法律层级上重申了司法监督的重要性，也明确了司法监督权的行使需要遵守的程序和界限。但正是由于监督法所处的较高法律层级，监督法对人大的司法监督工作也带来了不少的挑战。监督刚性不足，监督权虚置。现行宪法实施以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些监督权长期处在“休眠”状态，如“质询权”。人大提出质询后，受质询机关负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的义务，如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质询案的答复不满意，质询案的答复表决没有获得通过，除了再作答复之外，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责任人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但《监督法》未对质询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削弱了质询的强制性和法律效力。再次，被监督者法律责任不明，监督权威缺失。从监督的视角看，如果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没有被人大会议通过，司法机关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监督法》没有专章规定法律责任，现行法律对司法机关责任的性质、责任的具体内涵以及具体承担责任的司法人员的范围等都没有规定。
（3）司法独立、司法体制改革的提出及其影响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关于司法独立，根据中外学界的观点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宪法第126条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全面落实。一方面，由于法院人事、财政和职权等方面都不独立；另一方面，法院内部实行的院长负责制和审判委员会等制度在监督法官的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以至于有学者对于我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司法独立即第三种形式上的独立尚存有疑问。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后，上述三种层面上的司法独立均已被承认并作为深化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即实现“法院去行政化”、“法官去行政化”的背景下，省以下人民法院的人事任免权不再由对应的各级人大享有，该两级人大是否仍有权行使对同级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如果行使，其监督权的内容是否应作调整，如何调整？

③ 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的区别在哪里

一、概念和含义不同。审判独立，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地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说，法官应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或威胁。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司法独立”是西方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又称“司法权独立”，是指“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出来，在赋予独立的国家机构场合，进行权力分立”。这个定义是有特定含义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学辞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特定含义：（1）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2）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4）司法权行使时，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势的牵制和影响；（5）在审判案件中审判权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指挥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这六个方面，完整涵盖了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要点。

二、性质和内容不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同西方国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独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概念具有专属性特征。就是说，“司法独立”只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专属性直接决定了对其解释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解释，其他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我国不存在司法独立，我们的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在我国，如果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体制，就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如果实现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就要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政体和国体，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国的司法制度，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必须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种能够保障人民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当家作主的政体和制度，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作为政体看待，是不正确的。“一府两院”不是政体本身，而是在政体制度下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中国实际，是新型的政体形式。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一府两院”呢，他们没有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独立”，必然使司法体制独立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性质之外，独立于人民管理司法的宪法要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司法独立”，只有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从而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实行西方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就要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有些人提出，党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根源”，应当实行“党法分开”。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员会”。我们知道，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障，对于贯彻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公检法部门职能、统一指挥政法战线的工作步伐、团结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完全取消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人主张的西方“司法独立”中关于“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正是针对共产党的领导的。
有些人为了实现“司法中立”，主张废除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由党组织提名考核、同级党组织或上级党组织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则。同时，他们反对法官的党派性，主张法官不能是共产党党员，“司法改革”就是要“党员退党”。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否定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实现西方国家“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就要把我国的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并使司法优位于立法和行政。
司法从来都是与立法和行政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离开立法，何谈司法？资本主义立法的阶级偏私，决定了司法的阶级偏私。因此，在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那种强调“立法机关对审判的监督通过立法来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权对司法、审判直接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而孤立存在。在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行政法规是各级法院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可见司法权也不能独立于行政权而孤立存在。
从法律角度说，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显然，司法解释不能优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从国家机构角度说，立法机关优位于司法机关，全国人大优位于最高法院。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优位”，集中表现为“司法权优越”，就是承认法院具有法律审查权，这种审查权，是所谓“防止议会通过立法解释改变宪法规定的含义”，以“对抗立法权的专断”。在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西方国家法院院长可以当代总统、代议长。这种情况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不能容许在新中国出现。

第四，如果实现西方国家“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适当的地位。
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法院的暴力职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学认为，“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不服从任何权威”，法官的职权高于一切，“拒绝政治、道德渗入”。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维护其职位特殊性：（1）实行职位终身制或任职年限不受公务员那样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实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对政治取中立立场；（4）法官具有“造法”职能；（5）有职务豁免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解职、审级等调动，无法定事由和弹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诉。这样的特殊身份和职业特权，使法官优位于政府官员，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的对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资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独立”本身意味着法官不可能按良心办案，可他们却欺骗说，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官按良心办案。

④ 如何理解近现代意义宪法的概念 从中西方角度论述

一、西方宪法思想及对审计文化的影响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深植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衍生的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西方宪法思想的文化基础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后在近代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理论论述中：
（1）人性自然论。西方传统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天生趋于快乐或避开痛苦，国家和法律应当尽可能保证人的快乐。人首先像其他动物一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与欲望，人在社会中有对幸福追求的权力，具体表现为对财产、权力、地位和名誉的追求等，政府和法律应当保护人们的这种追求。
（2）人民主权论。主权的归属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主权在君，即君权神授，是君主专制的代名词；二是主权在国家，主要指极权国家；三是主权在民，即“天赋人权”。西方的民主在权的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现代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仍然体现着这种思想，例如，在美国宪法序言中，就相当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3）法治论。同人民主权思想相联系，很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提倡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国家应该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最高权力归根结底寓于法律。人的统治，即使是最聪明的人统治，都没能达到法律般的不偏不倚。法治思想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主要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遵守宪法的法律是每个官员应尽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保护公民自由的司法程序等。
（4）分权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阐述了分权的思想：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相互达到一种制衡。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受三权分立影响最大，其1787年联邦宪法中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观点。
（5）道德法律化论。西方的思想家普遍认为法律应当包容着理性、正义等道德成分或道德要通过法律的保证才能实现，西方国家在制定宪法时把社会公认的道德因素考虑进去，试图以法律外在的刚性约束来保证和发挥道德所具有的内在作用，使社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和保护，并能够使公共安全和利益得到保证。
西方宪法思想的基调是“民主”、“自由”、“分权”、“法治”，它对西方国家的审计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具体体现在：
（1）审计监督的对象。“天赋人权”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人具有一定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任何强权恩赐的。相反，政府的权力却是民众授予的，民众授予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不受限制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西方传统文化认为“人本恶”，如圣经所述，人有“七宗罪”——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傲慢、嫉妒和暴怒。而政府也是由人组成，设计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来约束政府，以保证“纳税人的钱”安全和有效，是非常必要的。审计监督的对象是有限权力的政府。
（2）审计服务的对象。西方国家普遍重视对立法机关提交审计报告，审计结果往往向公众公布，这表明了审计服务的最终对象是人民，而立法机关由于受人民委托而成为具体的直接的审计服务对象。这与人民主权论的保持是一致的。
（3）审计体制模式选择。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为民众服务，对于审计机关的设置，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是独立设置的模式，即将审计设置在政府体制之外。例如，英美为代表的立法模式，法国、西班牙为代表的司法模式，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独立模式，独特的瑞典行政模式（不同于一般行政模式），都是民主人权论和分权论的等宪法思想的很好体现。这样高独立性的审计机构设置，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主权。
（4）审计工作的制度保障。按照道德法律论，审计工作中体现的道德要求必须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予以保证。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和审计准则中对于审计独立性及其维护独立性的相关措施就规定的非常具体和全面。例如，对于审计长的任期通常都规定比较长，以使审计长处于一种超然的境地从而避免政府变更对其所领导的审计工作独立性的影响。
二、中国宪法思想及对审计文化的影响
虽然现代中国的宪法是舶来品，但是它的制定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许多传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渐汇入了中国的宪法思想河流中，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1）人性社会化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就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儒家思想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现实中存在着那么多的丑恶现象，是因为社会的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致。这与前面提到的西方“人性自然论”及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人性本恶论”是完全相反的。
（2）人民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主权和民主的看法不同于西方“人民主权论”，认为民主应该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绝大多数人是指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国的宪法对主权的表述与西方宪法不一样，即不直接采用人民主权的字样，而采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表述。
（3）人治论与法治论。中国传统思想主张人治。儒家认为“为政在人”，认为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论述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虽然，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但很多法家学者也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
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人们重视权威与人治，因此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历经艰难。真正的依法治国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直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法治论思想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写进了中国宪法。
（4）集权论与民主集中制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于集权。儒家思想提倡以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从秦朝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直到辛亥革命才被打破。

⑤ 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 经济 之间存在诸多 问题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从而导致我国司法权的地方化;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体制不 科学 ;法官素质不理想;审判方式陈旧落后，审判流程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现象；“人情案”、“关系案”，甚至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况普遍存在，个别司法裁判不公，使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 发展 ，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对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问题进行了 分析 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对策：一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 中国 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 影响 的司法体系,二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 规律 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六要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 政治 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 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试 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 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一） 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⑥ 检察院司法独立意识薄弱的原因

你好、
我讲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
检察院的管理体系是上级人民检察院直接管理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也就是行政色彩比较浓厚，下级的要直接听从上级领导。
法院的司法独立也不够完善，但是人家毕竟是上下级监督关系，只是监督关系还要听上级人民法院的，人民检察院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另外次要的一点，财政来源。
希望可以帮到你

⑦ 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回顾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一个绕不开的大事件。作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的专家，您能否回顾一下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
李步云：好的。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党的十五大为新的里程碑，经历了早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有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还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中所规定的所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工作报告提了“以法治国”，大会批准了他的报告。这是在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国”。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文是应中央领导要求撰写。它总结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法律原则，即“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党的重要文献。五是1982年宪法。它的序言庄严宣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则。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他提出过一系列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例如，他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实施依法治国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二是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并将其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党和共和国发展史上第一次采纳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出丰富和发展；四是对人权概念作了充分肯定，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从“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由以往两大文明改为三大文明，凸现了宪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

二、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记者：依法治国方略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提出？
李步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里，前30年我们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建国后的头8年里，尽管我们处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也经历了种种制度改革，但宪政建设仍然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其主要标志就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成就而引发的“唯意志论”急剧膨胀和“个人崇拜”的抬头，党中央就开始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其主要标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农村四清”。这条错误路线导致民主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终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剧。这场“浩劫”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开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内容的“宪政”之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不能幸福，也势必亡党亡国。同时，这场苦难也造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不少党内外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
记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
李步云：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战略方针，其内涵：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即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是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王贤君；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即治国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来治理，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种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标志与要求。正确理解“依法治国”还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实质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则是指不论法律好坏，只要依法办事就是法治。相对近代以来“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说来，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进步。近代与现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内容在其法律是否体现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等原则。有人认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义上，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它完全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符合中外学者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通常的理解。“实质法治”并非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这里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宪法。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宪法无权威，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关联。领导干部守法，就会影响一般干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国宪法缺少应有权威，实施并不理想有关。
其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这是因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依法用权。而且，受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习惯于把法律看作仅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还有，权力腐败现象，同缺少这种认识和依法治“权”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

记者：据说，从197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这20年间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么，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在此其间主要有过哪些争论？
李步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大派别：即“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法治论”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认为，法治与人治各有长短，两者应当结合；“取消论”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我们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于倡导依法治国，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规律，而逐步为执政党和政府所采纳。了解这三大派所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结合论”的根本错误是，将“法治”等同于“法的作用”，将“人治”等同于“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将武器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从而不符合中外历史上人们赋予法治与人治的本来含义，混淆了法治与人治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原则的界限。
“取消论”的错误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国”同“法律万能”论的原则和区别。任何理论与方针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律办事；这并不否认和妨碍我们国家还可以有“双百”方针、“科教兴国”、“以德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治国的方针或发展战略。错误之二是，误解了制度和人的关系。只强调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这一点，没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干坏事；制度不好，领导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国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和他们应有的权威，而只是强调领导人的权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应按法定程序行使。错误之三是，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依法治国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使党的政策更为妥当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是党在领导立法、执法和司法；在现代，以党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实行依法治国，要求党的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变。错误之四是，不理解“法制”与“法治”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则是相对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规则以及宪法与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则是与人治完全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原则和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独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党卫军横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也是这种情况。

三、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步云：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既要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经验积累，又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又要寻求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我们主张可归结为如下10项。
第一，法制完备。要求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法律体系，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外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体系”科学合理，是“良法”的一个形式要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有人认为，我们过去立法过快过多，是搞立法“浪漫主义”，并把法律执行不好归咎于它。后者有很多原因，同我们的立法没有多大关系。现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法制改革内容之一，是将过于庞杂繁琐的法律体系改得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便于人民掌握。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问题倒是相反，有些法律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后果”的设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二，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后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应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个环节加大公开性和工作透明度。这是在法治领域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前提。在立法领域，应发展与完善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制度等。在司法领域，要彻底实行法定的公开审判、辩护、回避以及陪审员、律师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权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予以保护。这就表现为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全部法律有两个基石范畴。私法主要调整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公法则主要规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学就是权利之学”；“保障人权”即争取、促进和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权力制约。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这一铁的规律，已经在全党全国取得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此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正确树立国家的权力观，搞清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两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越来越重视，甚至对领导干部的质询、问责、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具体制度都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理论上概括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个：即以国家法律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以一种国家权力（即检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利（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就是“监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理想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这同立法平等是相区别的。立法上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对少数敌对分子或势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内涵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只能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同一标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人物存在，也不允许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视。1982年宪法改变了前几部宪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虑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这一区别。法律平等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统一、权威和尊严的基本条件。当前在贯彻法律平等原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通过严惩和教育等措施坚决反对少数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这是诉讼或纠纷中双方难以在权利上得到平等保护的主要原因。同时，要继续加大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来思想家和政治家讲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义都是指“法律应具有极大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指“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它不是提倡法律万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后者是指法的作用，两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并赋予宪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维护法律权威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坚决反对某些地方或部门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学术界研究并主张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这是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认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看法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确实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理由是，我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现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机关立法可以从容讨论，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比较容易不按法律办事。它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不是实行委员会制。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违法办案与处理纠纷。这些都决定了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第八，司法独立。在现代，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同时具有三重属性。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保证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它是建立在分权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上，是现代民主政体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其含义是，一个人当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时，他有得到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审判的权利。司法独立原则在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的表述有所改变。有人据此提出“司法独立”概念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叶剑英同志担任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时，在代表中央作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也使用了“司法独立”一词。况且，联合国1985年已生效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国际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必须加强研究，认真贯彻。
第九，程序正当。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价值。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程序约束，也体现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程序中的应有保障。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十分重视程序，也是西方社会法治国家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将程序正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十分重视，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证明全党的程序意识在大大加强。我们应坚持并实践《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严重违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决定应宣布为无效。严重违背诉讼程序的判决和裁定，应驳回重审或决定其不具法律效力。应通过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诉讼程序的民主、公开、公正、严明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十，党要守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把政党制度规定在法律中虽然相对较少，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文化，否则选民不会投票给那些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党。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与原则，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党的十七又正式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再次明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坚定地坚持这些理念和切实落实各种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都不能称其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要求：一是全局性。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法律则是具体章程；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种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法律还要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特点，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长期性。任何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唯有法律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来体现与实施，即通过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并运用一系列原则与制度以保证其实施。这正是“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⑧ 如何加强和完善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

1、通过统筹协调，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加强与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联络沟通，增强了与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接受监督工作广泛、深入、有效开展。

2、以旁听促执法，保障程序正义。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组织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定期的深入本级人民法院旁听审判人员对具体案件的审判，尤其是要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的旁听和监督，确保审判人员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切实履行审判职责，以庭审程序正义保障案件实体正义。

3、关注热点问题，适时监督整改。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广开言路，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了解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适时确定各个时期不同的工作议题，使人大监督紧贴群众实际需求，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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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完善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的意义：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人大监督就是这道防线的最高“守护神”。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同级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进行监督是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实践证明，只有加强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工作监督，才能确保司法公正，才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我国宪法、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作实践来看，要加强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工作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