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案例
⑴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以聂树斌案为例
一、聂树斌案改判无罪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案件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不断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听证、决定再审到最终宣判，虽然步履艰难，但始终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冤错案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严重影响法律尊严。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要求完善再审制度，解决再审启动难、改判难问题。没有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聂树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重塑司法公信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负责复查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多次表示，聂树斌案件的复查、再审要经得起真相与历史的检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改判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观念。虽然聂树斌已无法复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对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聂树斌案再一次为“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了有力的背书。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三十余件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许多案件是按“疑案从无”的原则改判的。“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聂树斌案案发时间长、证据灭失多，查清事实和证据的难度极大。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与观点。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第四，聂树斌的复审、改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坚定立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法院坚守司法中立，树立司法权威。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媒体和法律学术界的关注，舆情复杂多变。无论舆论如何，审判活动关注的核心始终是证据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异地复查、再审过程严谨、审慎，坚持证据裁判，对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聂树斌案改判过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各项制度探索，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是使案件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提审作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已经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为数不多,足见其对提审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本案，是对此案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也是对民声民意、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错自纠和久拖不决。因聂树斌案在河北省一审、二审，被告人家属多年申诉无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历史上非常罕见。聂树斌案被异地复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聂树斌案开启了疑案异地复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错案纠偏的示范路径。
再次，复查、再审环节充分保障当事人参与权、阅卷权和公众知情权，召开听证会等有益形式，为处理社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总结聂树斌无罪案的沉重教训，完善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
刑事误判、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对错杀、冤杀的情况，其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聂树斌案无罪案，再一次警示严格规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贯彻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消除冤错案件发生的土壤。
聂树斌案的出现，固然有着上世纪90年代办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执法规范化建设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时期发生冤错案件，都同样是一个悲剧。查办该案过程中存在的不当、错误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对聂树斌案定罪主要依据是聂树斌本人口供，凸显了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和“笔录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以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保障人权、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从严掌握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原则和制度。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过于重视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不当理念和行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再制订“命案必破”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违反司法规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标，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办案效率而造成冤错案件。
其次，以聂树斌案的平反为契机，推进完善刑事案件纠错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证明标准体系。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有错才纠”是目前我国司法在再审程序上的基本观点，其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极高。而“有疑即纠”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显然降低。聂树斌案成为多年的“疑案”，在复审、听证阶段控辩双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疑点”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即可作为无罪处理。为确保有错必纠，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查阅聂树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为困扰该案代理律师的最大难题，当事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阅卷权等程序性权利要充分保障。对于重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要将听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次，正视和正确认识冤错案件的存在，特别是疑罪从无案件，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完善司法责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完全避免冤错案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国，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1989年到2013年之间，至少有1188名曾经被判处有罪者因出现新证据被改判无罪，每年约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无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保留死刑的我国和美国等，都存在着错杀的可能。而凶杀、强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对于冤错案件，追责程序是督促和预防冤错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时“权责统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冤假错案的追责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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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最高院六起拒执罪自诉经典案例
拒执罪全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拒执罪，有以下六起经典的案例。下面由我为你详细介绍六起拒执罪自诉的相关法律案例。
最高院六起拒执罪自诉经典案例
案例1
郭可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被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工资，两次拘留后仍拒不履行执行义务，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刘大龙带领17名农民工在郭可存的窖厂为其务工，郭可存拖欠农民工工资11.8万元，刘大龙多次催要无果，遂将其诉至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5年1月13日，该院作出(2015)商睢民初字第13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郭可存于2015年1月15日前支付9800元，同年1月20日前支付2万元，剩余8.82万元于同年4月15日前付清。郭可存于2015年1月14日向刘大龙实际支付9800元，其余款项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未履行。2015年2月2日，刘大龙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当日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郭可存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 ，责令其申报财产状况。
由于郭可存拒不履行支付义务并拒绝 报告 财产状况，2015年5月18日，执行法院对郭可存拘留15日。采取拘留 措施 后，郭可存仍拒不履行支付义务，2015年6月2日，执行法院向郭可存送达了执行裁定书，限其于2015年6月30日前依照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事项履行义务。因郭可存拒绝履行，执行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再次对其拘留15日。截至2015年11月24日，郭可存仍拖欠刘大龙等农民工工资10.82万元及迟延利息。后刘大龙向公安机关提起控告，公安机关不予受理。
2015年11月24日，刘大龙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郭可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该院于当日立案。同年12月4日，该院对郭可存予以逮捕。同年12月9日，该院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郭可存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郭可存不上诉。执行法院已对申请执行人刘大龙等农民工司法救助2万元。
(二)典型意义
本案被执行人经营窑场，对欠付的农民工工资有支付能力，故意拖欠而不予履行，执行法院曾两次对其实施拘留措施，但其仍不思悔改，继续逃避执行。进入审判程序后，仍置多名农民工的生活困难于不顾，拒不履行生效裁定确定的支付义务，无认罪悔罪的实际表现，最终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为其拒不执行行为付出了应有的法律代价。
案例 2
李许东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被执行人领取 保险 理赔款后挪作他用，致使案件无法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
李许东与吕某等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河南省
原阳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民事判决，确认李许东赔偿被害人吕某等人11.2万元。民事判决生效后，李许东未履行判决所确定的赔偿义务，吕某等人于2014年4月9日向原阳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李许东送达了执行通知书，但李许东未在限定的时间内履行赔偿义务。2014年7月，执行法院先后对李许东罚款1万元，拘留15日，李许东仍不履行赔偿义务。
2014年7月18日，李许东向执行法院书面保证，待其诉保险公司的案件胜诉后，主动将保险理赔款交至执行法院。同年9月24日,保险公司依据禹州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将10万元赔偿款汇入李许东委托的代理人牛某的银行储蓄卡中，牛某于同年9月27日将该款取出交付李许东，但李许东未按书面保证向执行法院如实申报和主动履行。2015年7、8月间，执行法院两次通知李许东申报财产，李许东仍不如实申报和主动履行，并将部分保险理赔款挪作他用,致使生效民事判决无法执行。
2015年7月29日，吕某等人以李许东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未予受理。2015年8月5日，吕某等人向原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在原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审理过程中，李许东与自诉人吕某等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一次性赔偿吕某等人各项损失12.3344万元，取得了吕某等人的谅解。原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许东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且拒不报告其财产状况，被处以罚款、拘留后仍拒不执行，犯罪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李许东当庭认罪态度较好，在一审宣判前能够与吕某等人达成和解，并主动履行判决确定义务，确有认罪悔罪表现，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该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李许东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一审宣判后，李许东不上诉。
(二)典型意义
本案被执行人对生效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被施以罚款、拘留后仍不思悔改，将领取的保险理赔款私自挪作他用，致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以自诉方式启动追诉程序，最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了赔偿义务，取得了申请执行人的谅解。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拒执罪司法解释发布后河南省第一起宣判的自诉案件，对该省拒执自诉案件的审判起到了示范作用。
案例 3
刘永宾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被执行人刘永宾存在高消费，有能力执行生效判决而拒不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一)基本案情
淄博融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融信公司)与淄博齐顺运输有限公司、刘中华、陈玉华、刘永宾、朱继红、淄博奥昕经贸有限公司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淄博齐顺运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融信公司银行垫款200万元，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刘中华、陈玉华、刘永宾、朱继红、淄博奥昕经贸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民事判决生效以后，刘永宾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2015年6月18日，融信公司向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刘永宾发出执行通知书，并多次查找联系，刘永宾及其亲属故意躲避，拒不履行付款义务，执行法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拘留决定书，对刘永宾采取拘留措施，并在其日常驾驶的奥迪轿车中查获“九五至尊”牌香烟十条，LV包一个，茶叶六盒。就在刘永宾被拘留的当日，在法院协调组织下，刘永宾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协议约定：刘永宾于2015年9月10日前支付50万元，同年9月25日前支付50万元，余款及利息自同年10月份每月支付10万元左右，直至付清为止，连续三个月最低付款额不得少于30万元，若刘永宾不按上述规定期限支付款项，则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后，刘永宾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融信公司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于2015年9月14日向融信公司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同年9月18日，融信公司向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永宾实际控制的公司正常经营，月收入两、三万元，但在民事判决生效后及本院执行期间，刘永宾未与申请执行人积极协商还款事宜，仍存在驾驶高档轿车、使用高档消费品、居住高档住房等行为，特别是在法院主持下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仍不按约履行，应当认定其具有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主观故意，鉴于刘永宾在法庭庭审过程中与自诉人重新达成和解协议，部分款项已经支付，自诉人同意对其从轻处罚，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该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刘永宾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二)典型意义
执行法院及时对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的相关证据进行调查取证，积极引导当事人及时依法行使控告、报案的权利。在当事人提起自诉后，执行法院的立案部门、刑事审判部门和执行机构加强沟通协调，迅速立案，及时审理，依法判决，促使被告人偿还欠款。本案自立案执行到自诉刑事案件的审结，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执行法院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严厉惩治了拒执犯罪行为，有效促进了案件的执行，切实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 4
杨现涛、袁朝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个人财产状况，在执行过程中仍自建住房，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执行人被判处缓刑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袁朝玉承揽宋保通的建房施工，双方约定：在施工中发生的任何事故宋保通概不负责。施工中袁朝玉将支壳子、圈梁的施工部分转包给杨现涛，杨现涛雇李根生等人务工。2011年8月12日，李根生等人乘坐工地龙门架下工，因机器发生故障，李根生受伤。后李根生以袁朝玉、杨现涛、宋保通为被告向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起诉，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1)偃镇民初字第486号民事判决，确认袁朝玉、杨现涛赔偿李根生各项损失7.957万元，宋保通补偿李根生损失3000元(已履行)。后李根生就二次手术产生费用再次起诉，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2013)偃民六初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袁朝玉、杨现涛赔偿李根生二次手术等各项费用4706.02元。
判决生效后，李根生向偃师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向杨现涛、袁朝玉送达了报告财产令，要求申报个人财产状况，并依法将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二人的高消费,对二人的银行存款、车辆、房产信息进行查询，冻结了袁朝玉银行存款8649元。因袁朝玉、杨现涛拒绝报告个人财产状况，袁朝玉未就相应存款作出合理解释，执行法院依法对二人采取了拘留措施。
执行法院还查明，袁朝玉系建筑队包工头，常年在偃师市区附近从业，自称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2014年6月6日袁朝玉的儿子结婚，袁朝玉为儿子婚宴花费2万多元。杨现涛于2015年初将自家房屋拆除，重新建盖新房，执行人员多次传其到庭，考虑其房子已经拆除，要求其在建盖新房的一层封顶后立即停工，但杨现涛未能按照要求停工，仍建造两层房屋，并对一楼房屋进行装修。对于本案的执行，袁朝玉、杨现涛表示最多支付1万元。
案件执行期间，李根生要求追究杨现涛、袁朝玉拒执犯罪的刑事责任，执行法院引导其向当地公安局递交控告材料，并向公安机关反馈案件的执行情况。公安机关审查后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李根生遂向偃师市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偃师市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对杨现涛、袁朝玉作出逮捕决定。
在自诉案件审理期间，杨现涛、袁朝玉的家人积极与李根生协商，很快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次性支付李根生6.6万元，执行案件予以结案。李根生遂向偃师市人民法院出具了对杨现涛、袁朝玉予以谅解的书面材料。该院经审理，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判处杨现涛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二)典型意义
本案被执行人杨现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朝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又为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拒绝报告个人财产状况，对其施以拘留措施后仍不思悔改，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申请执行人在向公安机关控告无果后，依法以自诉的方式要求追究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通过审判，一方面惩罚了拒执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促使被执行人及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促使案件能够顺利执结。
案例 5
廖长年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被执行人对生效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得到自诉人的谅解，被免予刑事处罚
(一)基本案情
徐加顺与廖长年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将民初字第254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廖长年等人向徐加顺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该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因廖长年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徐加顺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为执行该调解书下达了执行裁定，并于2015年10月23日向廖长年送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廖长年将其名下车牌号为闽GS0356的轿车立即交付执行法院。
执行法院另查明，廖长年居住于未办理产权的一幢自建房中，其个人所有的位于将乐县的一处4间店面房长年出租，每月租金2600元，其村里2014年向其发放补贴1.584万元。因廖长年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徐加顺遂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向其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2015年11月26日，徐加顺以廖长年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将乐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2015年12月15日，被告人廖长年与自诉人徐加顺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廖长年每月返还徐加顺2500元，取得了徐加顺的谅解。将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廖长年对人民法院的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拒不交付执行裁定指定交付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廖长年能如实供述拒执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轻微，已与自诉人达成和解协议，取得了对方谅解，对其可免予刑事处罚。据此，将乐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廖长年免予刑事处罚。
(二)典型意义
本案被执行人完全有能力执行人民法院为执行生效调解书所作出的执行裁定，而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执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鉴于被执行人拒执犯罪情节轻微，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又与自诉人达成和解协议，取得了自诉人的谅解，可对其从轻处罚。
案例 6
柯文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自诉案
----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自诉，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
(一)基本案情
肖辉与柯文水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将民初字第89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柯文水等人向肖辉偿还借款160万元及利息。调解书生效后，因柯文水等人未履行还款义务，肖辉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为执行生效调解书作出了执行裁定，查封柯文水名下车牌号为闽G98552的奥德赛牌轿车一辆，要求将该轿车交付执行法院。但柯文水仍使用该车辆，拒不交付法院执行。肖辉遂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向其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2015年12月15日，肖辉向将乐县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柯文水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刑事责任。2015年12月20日，柯文水与肖辉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柯文水分期向肖辉偿还欠款，取得了自诉人的谅解。在案件审理中，肖辉主动向将乐县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自诉。将乐县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准予撤诉。
(二)典型意义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积极收集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相关证据，符合自诉条件的，通过自诉程序依法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将对被执行人产生一定的威慑，迫使被执行人主动协商案件执行的解决方案，在双方已经达成和解、被执行人取得自诉人谅解、自诉人要求撤诉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自诉人撤诉。
拒执罪的简介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作出的法律文书，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照执行。对于无视法律的权威，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活动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必须绳之以法，才能体现出法律的尊严。因此，科学、及时、有效的惩处这种犯罪，是司法系统特别是人民法院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好“执行难”的重要途径。我国于1979年的《刑法》中首次规定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在第313条也规定了此罪，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为了保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8年4月8日第974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从上述规定来看，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基本上具备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但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适用并不尽如人意，实施起来也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现结合工作实际，对该罪进行浅要的分析。
拒执罪的构成要件
犯罪主体
拒不执行裁判罪是一种特殊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四、五条的规定，有以下三种：①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即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规定的曾有作为或不作为义务的自然人。②被执行人是单位的，追究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些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本罪的主体。③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妨碍执行和拒不执行的行为人。这种人，因其不是被执行人，而是案外人教唆被执行人或与被执行人事先通谋策划，事后共同参与并实施了拒不执行法院裁判的行为的，应认定为共犯。
犯罪客体
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审判机关裁判和执行的权威。人民法院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审判机关，所作出的裁判一经生效就具有强制力，负有履行义务和协助执行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执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直接损害人民法院裁判和执行的严肃性，严重影响了法院裁判权威和执行权威，在破坏了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的同时;间接损害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主观方面
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已经生效，必须执行，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而故意拒不执行，希望通过拒不执行的犯罪行为，使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无法得到执行，以满足自己或单位的非法利益。
客观方面
表现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其情节严重。“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实施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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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法律案例分析（短点的）
[案情介绍]
原告刘某诉称：原、被告因生意往来，被告分别于2006年1月26日、3月10日立下欠条2张，共欠原告276300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要均未果。故起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欠款276300元。被告张某辩称：原告故意歪曲事实真相，原、被告没有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并没有生意往来，更无欠款事实。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即便被告欠其款项，也仅欠13300元，且还款期尚未届满，原告现无权提起诉讼。故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被告系原告妻妹，被告于2006年1月26日立具欠条1张给原告，内容为“暂欠结帐款：贰拾陆万叁仟元正。欠款人：张某。2006.1.26号”，在欠条下方注明“由张某某（张某姐姐）督促归还（2006年底前结清）”。2006年3月10日，被告又立具欠条1张给原告，内容为“结帐结下欠款：壹万叁仟叁佰元整。（13300）。欠款人：张某。06.3.10”。
[案情分析]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作为欠条的持有人，其所提供的欠条足已证明被告依法应负有偿还原告欠款的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原告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毕，应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本案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了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尚未完成其在本案中应负的举证义务，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情结果]
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虽提供了欠条但因其拒绝陈述该债形成的事实，此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已形成了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故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相关法规]
对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历来有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之分，实质标准是根据证明对象与证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分配的一种举证责任的负担形式，它主要被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形式标准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为分配的一种举证责任的负担形式，它主要被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其理由是：首先从实体法的构成来看，我国的实体法结构基本上与大陆法系的实体法规范结构相同，各种法律要件也比较明确，区分权利发生规范、权力消灭规范，并在司法实践中应用是有条件的。其次，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采用法律要件分类说来分配举证责任比起法官根据利益衡量、举证难易来决定举证责任分配，前者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避免当事人将不满抛给法官。法律要件分类说能够在较大责任上来吸收当事人对举证责任分配的指责与不满。最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缺点可以通过法律规定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正，也可以通过例外规定予以修正。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侵权案件，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使证明责任的分配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和要求。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保护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等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亦即“谁主张，谁举证”。这也就是我国所采用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
⑷ 侵犯商业秘密罪司法实践疑难和对策----以经营信息为视角
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 张敏进
摘要：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是权利人重要的劳动及智力成果。商业秘密较之其他知识产权客体较为特殊，既在权利外观上显现出“无形”特征，其实质又是“财产权”属性。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趋势的当下，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打击力度增大，刑法修订了相关条款，降低了起刑数额标准。商业秘密经营信息类，尤其以客户信息为例，无论是司法实践还是法律规定，在其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的判断上，与技术信息存在差别；在信赖抗辩和剩留知识抗辩以及重大损失刑罚领域认定问题上，存在诸多疑难。究其原因，系刑法对商业秘密经营信息类犯罪的规定，尚有许多待明确的细节。本文从上述问题出发，予以探析，建议权利人采取区别于技术信息的保密措施。为准确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有必要在将来修法时，确立行政查处前置程序及依法移送制度，实现行政、刑事、民事方面的流畅有序的对接，维护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关键词：商业秘密 经营信息 信赖抗辩 剩留知识抗辩 行政查处前置
1、 引言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入刑，最早在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刑法》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第219条中规定，其中对犯罪行为的描述，与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致。随后在多次经过修订的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中，并未相应修订侵犯商业秘密客观要件等细节，未能与行政及民商事方面的立法同步。从国家宏观层面看似对侵犯商业秘密问题日益重视，具体到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据最高检数据统计，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3918件7155人，起诉5847件12163人。其中，侵犯商标权起诉案件占总数的94.2%，侵犯著作权起诉案件占总数的5.3%，侵犯商业秘密罪起诉占总数的0.5%。侵犯商业秘密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最为常见，占比高，危害性明显，其刑事成案占比如此之低，原因除权利人自身对商业秘密保护基础工作不足外，还有诸如取证困难、入刑证据门槛高，甚至因办理相关案件少，有司对商业秘密涉刑案件缺乏经验，或存在畏难情绪。相比较商业秘密中的技术信息专业判断困难，经营信息则更甚。
二、经营信息类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无论是侵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还是其他类别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在刑事法律调整领域，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1）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侵犯商业秘密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为故意，有不少学者认为主观应包含过失。理由是：刑法曾有规定，明知或应知不正当或违法约定获取、披露、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其中“应知”体现的主观心态是过失。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知”是根据相应事实依据进而推定为“明知”，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精神状况等特征，根据客观事实予以分析。例如，权利人同商业秘密保密义务人签订保密协议，对其进行了商业秘密制度培训并存有签字备档，保密义务人事后抗辩“不知道该商业秘密存在”情形的，应推定其“应当知道”，其本身就包含在明知的主观态度内。因此，构成本罪的主观心态只能是故意，不能是过失。2020年修正的刑法已去除“应知”二字，体现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心态必须是故意。
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的客体既包含权利人商业秘密私权，也包含受国家保护的正常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商业秘密罪客观上有不正当窃取、披露、使用的行为，或是保密义务相对人违反与权利人约定，披露、使用商业秘密行为，并且上述行为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的后果。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法定犯，也是结果犯，但现行法律规定有向行为犯变化趋势。
（2）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经营信息的客观特征
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就商业秘密中经营性信息作出详细说明，但就商业秘密的定义、定性，民事和刑事法律规定趋于一致，是实践中统一的观点。
“经营信息”在国家工商总局1998年颁布的规定中首次出现，仅笼统的做了列举，主要包含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等。2020年生效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里明确了构成经营信息的内容：是与经营活动有关，列举包括经营创意、管理、营销、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数据、客户信息等，并单独列出条文规定：客户信息是对特定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交易习惯、交易内容、特定需求等信息进行整理、加工后形成的经营信息。刑事司法实践中，针对经营信息概念及“不为公众所知悉”、“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等概念的理解，总体上应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为判断标准。
1.如何定义“不为公众所知悉”
不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应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不为某特定领域的人员普遍知道或熟悉；另一方面是该信息不容易获得。不属于相关行业领域里的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不能通过外在简单观察能够获取；不是轻易能够获取的公知信息。以客户名单为例，黄页或公开网站上可随时查阅显示的公司名称、联系人号码等信息，显然不能被认定为商业秘密。
迄今为止，在公开的刑事判决书或相关司法文件里，并没有对普遍知悉的标准进行讨论或确定范围。商业秘密保护的初衷是激励企业生产研究和生产经营创新行为，而不应当限制合理竞争。竞争对手们普遍熟悉的经营策略不具备保护价值。经营信息的特有保护意义，在于该经营信息是权利人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或通过自身努力探索总结而出，一般渠道难以获得，达到了通过公开渠道无法获取或不容易获取标准。对“普遍”的理解，笔者认为至少是50%以上的人员。
不容易获取一般指通过公开渠道不能获取，是商业秘密信息尚未通过公开出版、发表甚至口口相传等方式示众或公开。但商业秘密对特定人公开，不能认为其秘密性丧失。除了公开出版外，其他方式公开并不一定能导致商业秘密完全被不特定的人群获取或知悉，而且“知悉”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一知半解。
2.经营信息保密措施的合理性
经营信息与技术信息存有差异，经营信息更偏重于经营策略和资源的积累与应用，从而获取经营竞争力，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无法获取，佐以核查其他要件，便可判断其秘密性。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人员应重视并审查嫌疑人对秘密性方面的辩解。毕竟，对经营信息的形成与使用，除权利人外，最熟悉的便是那些能够接触商业秘密权利人所在企业的员工、前员工等，而他们，也常常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要嫌疑人员。
刑事司法实践中，保密措施的合理性审查，主要包括保密措施的有效性、可识别性、适当性。有效性和可识别性主要是指，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使得能够接触到该商业秘密的人清楚且知悉应当负有保密义务，对商业秘密的内容、范围有清晰认知，并且无法通过正当手段或不违约情形获取。所谓适当性，是指商业秘密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并不苛求做到万无一失，百密不疏。事实上，经营信息的保密措施很难达到万无一失的标准，除非权利人限制发展、刻意避免自身以外的人接触，如小作坊企业主般凡事亲力亲为。经典案例美国杜邦公司诉被告窃取商业秘密中，被告通过空中拍摄的方式，在尚未安装封顶的厂房获取该公司设备资料，审理法官的观点是：要求企业在没有完工的厂房封顶上采取保密措施，是增加企业额外的不合理开支，法律要求商业秘密所有人采取的保密措施达到合理的标准即可。
3.经营信息的商业价值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司法实践中认定一般不存在疑难。能带来竞争优势的或潜在商业价值的，均符合该商业秘密具有经济利益的价值性判断。
经营信息与技术信息的不同点在于，其富含的价值不是技术上的新颖、奇特，而是权利人通过经营过程中不断摸索，积累能够节约更多经营资源、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智力成果。以客户信息为例，权利人通过与客户稳定长期的交易中，提炼出客户的需求要点、定价策略，甚至具体到运输等过程中的特殊要求，一系列汇聚形成具有商业秘密特性的客户信息，过程中权利人付出了相应财力、物力、精力和客户磨合，其价值则体现在带来更多的交易机会，逐渐降低和客户交流成本，经营效率大大提高。
三、经营信息类侵犯商业秘密罪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及对策
2020年生效刑法司法解释，降低了侵犯商业秘密罪入刑门槛：给权利人造成损失或侵犯商业秘密获利从50万元以上改至30万元以上，以及直接造成权利人因重大经营而破产倒闭及其他重大损失的入刑情形。这强化了刑事打击力度，更能威慑侵犯商业秘密的潜在犯罪人员，也与社会各界呼声相应。
（1） 经营信息“三性”判断难点及鉴定机构能否介入
秘密性的审查难点在于“不为公众所知悉”。如前文所述，本文认为经营信息不同于技术信息，技术信息涉及所属行业的专业技术知识，普通人即便是办案干员，也常难以判断。而经营信息通常是销售、经营策略及资源整合的信息集。权利人花费时间、精力、财力进行了整合和加工，在公开出版物或其他公开渠道未被公开的，便可认定其具有秘密性。
在证据判断上，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权利人应限制能够接触到该客户名单信息集的人员；对该信息集采取加密，仅对特定人开放使用、签订有保密协议，约定该商业秘密范围和名称，使得接触该信息集的特定人员明知该信息为需要保护的商业秘密。判断保密措施设置是否合理，在于阻却一般轻易能够获取的情形便可，不能做过高要求。另外，商业秘密权属并非具有绝对排他性，权利人可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都不影响其秘密性丧失。在美国冶金公司诉福尔泰克公司一案中，主审法官就认为：就商业秘密保护而言，虽然要求保密，但不是绝对的。绝对的秘密性是不必要的，有限度的披露，不会破坏其秘密性。
针对“三性”判断的难点，侦查部门通常要求权利人在提出控告时，一并提交第三方机构鉴定报告。实践中，经营信息一般只能通过法官的判断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予以确认。在审查是否属于商业秘密经营信息时，需要根据立法目的、宗旨以及法条的具体适用，做具体分析。笔者认为，除涉及专业技术内容的经营信息外，其他如客户名单之类仅是对事实归纳和描述，对事实判断，无需鉴定机构介入。实践中，商业秘密鉴定机构鱼龙混杂，在接受权利人或相对人不同付费鉴定情形之下，可能会有两份完全迥异的结论。目前市场上规模较大的商业秘密鉴定机构，一般不接受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的鉴定业务。
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规定。民事案件中，在职员工不适用信赖抗辩。在职员工的忠诚义务高过其与客户交易的自主权利，忠诚义务禁止其以某种积极行为方式损害企业经营业务。离职员工提出信赖抗辩的，需提供客户自愿选择与其交易的证据；满足该条件的，可以不认为其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但这并不能豁免离职后员工对权利人仍然存在的保密义务（即双方另有约定的情形）。
原则上，离职后员工重新入职其他企业，充分拥有择业权利，可自由参与市场竞争，即使从前单位那里拉走客户也是允许的。但是，这种自由是受一定限制的，比如受竞业禁止和约定保密义务方面的限制。美国密执安州最高法院指出：尽管员工对于在职期间所得到的的一般信息有权不受限制地使用，但是，包括客户信息在内的秘密信息是单位的财产，应该按照约定进行保护。
（3） 剩留知识抗辩与保护商业秘密的界限
剩留知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载体协助记忆，仅凭大量、长期的经验和实践刻印在脑海中，也无需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如果强求员工离职后限制或禁止使用剩留知识，未免苛刻。目前尚无法律对此问题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无统一判定方法。员工通过长期工作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是再就业和谋生的技能，法律不能限制一个人选择就业和职业的机会。一般知识和技能也不能被认定为商业秘密，所有员工在职期间接触到的笼统的信息都被归纳商业秘密范畴，是被禁止的。这种技能和知识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任何企业或个人都无权对他们依法的择业自由及其个人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用于工作，服务与社会加以干涉和限制。
笔者认为，权利人解决限制剩留知识使用和保护商业秘密之间的区分问题，关键在于和保密义务相对人之间的约定是否清晰。剩留知识抗辩应以其不构成商业秘密而作为前提。权利人在设置商业秘密保密范围时，应区分一般信息和涉密信息，明确涉密信息的可识别性，与保密义务相对人签署的协议保密范围要详细、明确，最好以列举的方式界定清晰，不能宽泛。对于能够接触商业秘密的重点岗位人员，权利人可以采取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离职后支付约定费用，最大限度的将使用剩留知识和保护商业秘密二者区分开来。
刑事案件中对商业秘密“密点”的判断，就包含着解决该问题思路。其关键就在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范围是否提炼清晰，在于权利人有否夸大了商业秘密保护范围；或者在商业秘密信息拟定过程中，对核心信息未加以合理保护措施。
（4） 侵犯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案权利人损失或行为人获利金额认定难点
商业秘密刑事犯罪中损失数额是决定被告人量刑的主要情节。权利人的损失或行为人违法所得，应根据该项经营信息在经营活动所能产生利润中的作用等因素确定。2004年以后，现行《刑法》对侵犯商业秘密造成重大损失中“权利人损失”删除了“直接”两字。这是否意味着重大损失的认定，可以包含间接损失呢？
1. 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标准中的损失数额是否包含间接损失
江苏高院2014年办理的费XX被指控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一案，损失的判定，是以被告人利用商业秘密获得的营业额，再乘以权利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经营平均利润率，确定损失数额，这种计算方法，为一些外贸企业同类案件提供了可行性方法。
2. 海关报关退税所得能否被认定为财产性利益类的违法所得
外贸企业所保护的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多数为国外客户名单。出口货物通过海关报关后，税务部门将根据货物品种及不同税率标准退还企业部分税费。通常情况下，外贸型企业在向客户报单时，会充分考虑退税部分金额，且一般对外所称的毛利，包含退税费用。
外贸型企业行为人因侵犯商业秘密而交易产生的退税能否被认定为违法所得，记入获利总额当中？行为人获得的财产性利益究竟包含哪些范畴，法律没有明晰。实践中往往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本文认为，外贸退税是外贸型企业司空见惯的获利手段之一，无论是企业进行产品报价还是核算利润，通常都将退税部分金额计入在内。没有交易便不会产生退税，利用侵犯权利人商业秘密而促成的交易退税，应当计入在行为人违法获利金额当中。
（五）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犯罪司法实践疑难的解决思路
1．行政调查早介入，确立行政查处前置程序
刑事立案金额降低后，市监局介入商业秘密案件时，显得“进退两难”：一是通过初步评估，若涉案金额远超过刑事立案门槛，则应建议举报人向公安机关控告；二是通过调查后发现该案符合刑事犯罪立案条件时，需按照规定及时移送，为公安部门“作嫁衣裳”。在相关行刑衔接工作并不顺畅时，容易形成“中空”状态，为权利人带来更多的维权障碍。
2．民事审判为主导，满足起刑“定量”的依法移送
五、结束语
商业秘密保护的核心在于，平衡产业公平竞争与权利人的劳动智力成果之间的关系，不应出现滥用商业秘密保护限制竞争的局面，应更偏重于鼓励创新。经营信息的保护亦是如此，不能限制离职员工的择业权利和第三人——客户的交易自由选择权。需要妥善处理保护商业秘密和员工自主择业、竞业限制与人才合理流动之间的平衡关系，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当前，涉及商业秘密方面法律规定较为分散，至今没有一部商业秘密的专门法律。在刑法领域，鲜少的法释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困难，审判人员只能依据现有判例等方法摸索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重大损失的计算；在侦查环节，经营信息的类别、是否具有秘密性等问题，侦查人员很难直接作出判断。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尤其在专利公开不利于保护时，商业秘密发挥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其他知识产权课题一样，公众呼吁制定专门法的期望是迫切的。国家可以制定具体专门的《商业秘密法》，根据各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把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等不同种的商业秘密，划分尽可能以列举或定义清晰明确。不同类型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举证方法均允许存在差异，便于寻求更贴切和合理的商业秘密保护办法。制定权利人损失或行为人获利等赔偿制度依据，使受害者得到与之相适应的赔偿。。但是，在专门法未制定之前，商业秘密刑罚打击需恪守罪刑法定原则，既打击犯罪保护商业秘密，同时也要规避利用刑事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形成在公权力保护之下的垄断经营。
⑸ 求一篇法学实习案例分析，最好是刑事诉讼法的
您好。
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
——基于甘肃政法学院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
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基于此，我们结合甘肃政法学院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整合教学资源和教学团队，在刑事法学教学中，改革以课堂概念和理论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根据学校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优势，结合刑事法学理论体系成熟，实践操作性强等特点，探索以法科学生法律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并付诸教学实践。教学效果表明，构建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不仅深化了我校刑事法学案例教学方式改革，也为其他部门法案例教学提供了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其成效明显。
一、惟构建基础知识传授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法律实践紧密衔接的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才能使我校刑事法学教学在 “泛”法学教育背景下，突出自己的特色，提升学生的综合竞争力
——本研究成果由此萌芽、成长并结果
传统法学教育的明显弊端是过于注重法学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轻视甚至忽视了结合实际案例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由此必然导致难以适应当前法制建设特别是司法实务部门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利用刑事法学理论体系完备、实践操作性强的特点，构建基础知识传授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法律实践紧密衔接的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注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才能使我校刑事法学教学在 “泛”法学教育背景下，突出自己的特色，提升学生的综合竞争力。
（一）培养适应社会特别是司法实务部门需要的法律人才是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的根本动因
1．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契合了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在当代法治建设进程中，法律职业人才要求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是法律职业能力，二是法律职业道德。（1）法律职业能力。法律职业能力是法律职业者所应具备的职业能力、技术和方法的总称。基于传统刑事法学教学缺乏与理论教学匹配的案例实践教学环节，因此，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在注重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加强调结合案例对法律实践和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开展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案例能力。（2）法律职业道德。一名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还必须具备高尚的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传统教学模式难以使学生进入真实的角色境界，无法真正体验法律职业应负的社会责任和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而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恰恰弥补了传统教学的这一弊端，使得学生在“身临其境”的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中培养与形成职业道德。
2．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契合了法律研究人才培养的需要。法律人才包括法律职业人才和法律研究人才，而法学教育不仅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同样也负有培养高素质法律研究人才的重要使命，法律研究必须融入法律实践才能指导法律实践，同时，法学研究的创新，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单靠书本知识的传授是不够的，必须结合社会需求和司法实践活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正是将二者较好结合的教学模式。
（二）谋求学校自身可持续发展是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的直接动因
1．构建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契合了学校重视实践教学的办学传统和强调应用性人才的培养目标。甘肃政法学院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立足并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为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培养了一大批“上手快、留得住、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而且承担了政法系统在职人员培训的职责。当前法学教育正处在资源整合、优胜劣汰的阶段，我们不具备研究型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必须立足自身特色，面向基层，强化特色。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恰好契合学校办学实际和发展定位。
2．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符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目前各高校都在结合社会导向和用人单位实际需求，开展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模式的改革，竞争激烈，形势逼人，教学型大学对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紧扣职业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进行改革与创新。因此，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能够契合并顺应高等教育培养要求，通过实际案例，训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3．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及实施有助于学生就业。目前法科学生的就业率相对较低，这固然与国家整体形势有关，但也与教师教学注重课堂理论讲授，对学生实践操作技能训练较少有关，同时，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不能完全满足实务部门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有关，导致法科学生综合竞争力较弱。因此，以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及实施为契机，有针对性的强化实践技能训练，提高学生解决和分析案例的能力，注重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的培养，能使学生在就业时更具竞争力。
二、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能够充分体现专业政法院校的刑事法学教学特色
——本成果的生命力在于其创新点
甘肃政法学院作为甘肃省惟一一所专业政法院校，在举办普通高等教育伊始只有法学一个专业，专业的单一性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却有助于其快速发展成为优势专业。回顾学校历史，2001年之前学校先后由省委政法委和省司法厅主管，承担着全省政法干部的培训任务，使得学校与省内司法机关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一背景决定了我校教育教学的特色：注重实践实训教学，贴近司法实务。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得以传承、巩固，经过认真总结、探索、完善，最终形成符合甘肃政法学院实际的法学实践实训教学模式，在实践性相对更强的刑事法学领域开展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效果尤为明显。
与综合性大学及其他院校法学教育相比，我校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
（1）创立了“课内实践（教学活动）+课外实践（学生活动）”有机结合的刑事法学流程化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刑事法学流程化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将实践实训教学环节和学生活动紧密结合，针对法学专业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特点和需求，结合每学年学习的课程，将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与学生活动模块相融合，定期开展案例实践教学。从对象、时间、内容、形式，再到实施和考核，形成了一整套严谨的案例实践教学方案，使整个案例实践教学活动保持了连续性、可操作性和规范性。“课内实践（教学活动）+课外实践（学生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取得了明显效果。
（2）创造了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的有利条件和平台。学校建成了功能齐全、体现司法办案全流程的法律实验实训中心，既满足教学，还承办兰州市法院系统、仲裁部门部分案件的审理，为教师实践教学、学生观摩审判、学生实践活动提供了充分保障。同时在省内兰州、武威、白银、金昌等市州各级法院、检察院建立了17个稳定的专业实践实习基地，为全方位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建设实践实训特色教材。我们在总结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经验、区域审判工作规律的基础上，挖掘典型案例，注重编著专业理论与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材，在不断总结刑事法学
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成果的基础上，现已出版《刑事法学实践案例评析》、《刑法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实用教程》、《以案说法》、等实践性教材，在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和政法干部在职培训教育中均收效明显。
三、将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的理念贯穿于刑事法学教学的课堂内外
——本成果的基本内涵和实施方案简介
（一）成果的基本内涵
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的宗旨在于，刑事法学的教学过程，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学习效果难以检验且忽视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和模式，通过采取模拟实际工作环境等多种手段与方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学生的参与式学习，让学生接受司法案例的系统训练，以使学生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其专业技能、实践操作能力、分析案例能力、团队合作意识等方面都得到提高，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复合型、应用性法律人才。
（二）成果的实施方案
1．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
依据刑事法学自身特点及学生法律实践能力培养的需要，我们在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中精心设计了10个模块：课堂案例讨论、案例审判观摩（法院旁听）、司法见习、案例司法文书写作、案例模拟审判、法律（热点刑事事件和案例）专题辩论、司法实习、法律诊所、法律专题讲座、普法宣传与法律咨询。根据多年从事刑事法学课程教学、组织学生活动和司法工作的经验,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我们认为，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应如下图所示构成:
上述刑事法学流程化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中，“课堂案例分析→案件审判观摩→司法见习→案例司法文书写作→案例模拟审判→法律（热点刑事事件和案例）专题辩论→司法实习”是主线,反映学生从了解办案到模仿办案、实际办案的全过程,各环节前后相继,垂直排列, 实践教学时间明确，并以粗体箭头表示顺序不能变动。旁线表明的四个实践教学环节（即法律诊所、法律专题讲座、普法宣传与法律咨询）与教学内容及学生认知过程具有非同步性，位置相对可变，学生和时间可作灵活安排。
（1）案例分析讨论。刑事案例课堂分析讨论是最基础的案例实践教学形式，与刑事法学理论教学同步进行。由教师选取实践中的典型疑难案例提前公布给学生，学生查阅资料后，对案例中涉及的刑事法学问题进行讨论，教师点评，引导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法学院要求每门课程每学期不少于14个课时的案例讨论和辩论的同时，老师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灵活安排案例讨论。通过案例教学，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同时便于适时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巩固教学效果。
（2）审判观摩（庭审旁听）。在刑事法学的授课过程中，当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刑事法学理论知识后，适时组织学生到本地法院实地观摩案件审理或邀请法院到我校模拟法庭开庭审理案件。法学院和安宁区法院签订合作协议，每学期法院最少在学校审理4个刑事案件，法院将公开开庭案件信息通知法学院，法学院学生可以凭学生证随时去法院旁听，学生旁听后提交书面旁听体会。通过对刑事案件审判实践的同步体验，使学生直观的认识到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差异，熟悉司法流程，初步训练学生根据案件事实准确把握罪名认定的技巧和证据的认定方法，并可进一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
（3）司法见习。在学生修完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后，适宜立即开展司法见习环节。组织学生到司法实务部门进行短期的专项实践见习活动,这些专项活动如参观、阅卷、了解办案流程，现场了解庭审前后的办案情况，协助完成简易的司法辅助工作等。学生通过参与具体案件的办理，亲身体会司法实务工作，培养对专业的学习情趣，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初步形成法律思维方法。法学院定期组织学生去法院、检察院及律师事务所参观，并要求学生在大一暑假到司法部门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司法见习活动。
（4）案例司法文书写作。培养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具体案件的能力，必须要求学生掌握各类刑事案例司法文书的制作。在学生学习《司法文书》课程后，并进行基础司法文书写作练习、参观真实卷宗后, 组织学生结合真实刑事案例撰写起诉书、辩护词、判决书等刑事诉讼各阶段的主要司法文书, 进行司法文书写作练习，锻炼和提高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司法文书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
（5）案例模拟审判。案例模拟审判是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中最核心的环节。刑事模拟审判是指以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例为蓝本，让学生充当法院庭审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模仿真实法庭审判情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模拟审判的实训活动。我们在教学中要求开展实战性模拟法庭，在模拟法庭开庭之前，教师仅确定该案案情和庭审将要争议的焦点以及诉讼活动主体各方的名单，而其他陈述意见、辩护意见以及法官对诉讼的主持、最终判决结果等都处于未知状态。学生在开庭之前必须认真分析案件，自行全面搜集材料，精心准备己方证据和法律文书并全面考虑对方可能提出的意见、证据和依据，积极争取最佳判决结果。在模拟法庭的“实战”中，学生不仅要充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根据诉讼辩论过程中随时出现的新情况作出应对反应。几年来，法学院将模拟审判作为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在二年级第二学期组织模拟审判比赛，模拟审判以班级为单位，对法庭庭审过程、法律文书和案卷制作统一组织参加比赛和评比。法学院已成功举办七届全院模拟审判大赛。
（6）法律（热点刑事事件和案例）专题辩论。法律专题辩论是由组织老师选取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分歧比较大、与现实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热点刑事事件和案例，组织学生以正反方的形式展开辩论。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中的法律专题辩论环节，通过法学院定期组织专题辩论赛的方式实施。专题辩论赛以班级为单位在三年级第一学期举办，老师提前将论题布置给各班，各班选派辩论选手进行比赛，各班辩论赛结束后要提交书面总结。法律专题辩论环节能激发学生对热点刑事事件和案例的关注，为学生掌握辩论技巧、使用法言法语发表观点创造了条件，也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辩能力及临场应变能力得到提高。法学院已定期成功举办四届全院法律专题辩论赛。
（7）司法实习。司法实习环节是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流程中最后一个环节,安排在学生已学完大部分专业课程后的第七学期，结合学生三个月的专业实习时间，集中安排学生在司法实务部门参与刑事案件办理全过程，同时，要求每个学生在实习期间自己收集并整理三本案件卷宗，其主旨是培养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法律职业素养。
（8）法律诊所。刑事法律诊所是指，在法学院具有律师执业证书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己或帮助教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案例实践教学方式。我校虽然2009年才开展法律诊所教育，但依托兰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我校设立的工作站，充分保证了开展法律诊所所需的案件，使学生能较快接触真实案件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办理案件，法律诊所教育在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中成效明显。
（9）刑事案例专题讲座。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流程中的刑事案例专题讲座，特指由法律实务部门的专业人士就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案例所作的讲座。为了能更加紧密的贴合实践，法学院定期邀请我省资深法官、检察官、警官和律师到学校为学生做刑事案例专题讲座，旨在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司法实践、缩短与司法实践的距离，特别是帮助学生在进入法律职业领域后很快适应司法部门的需要。
（10）普法宣传与法律咨询。社会实践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则是重要的实践教学活动，我们将普法宣传与法律咨询两个实践模块作为重要的课外教学活动开展，以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观念并增强其社会责任感。该环节主要通过学生社团和学生活动实施，如依托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12.4”普法宣传日、学生社团的“法律进社区” 等活动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我校的暑期“三下乡”、“法律进社区”、法律援助等与实践实训教学紧密结合的学生社团活动，得到了学校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2．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理论成果
在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的过程中，为了配合该教学改革的进行，成果主要完成人组织编写并出版了《刑事法学实践案例评析》、《刑法学》、《以案说法》、《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等教材。目前，该系列教材作为本科及研究生实践教学教材在甘肃政法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及全国部分高校推广使用，部分教材在新疆少数民族政法干部培训班中作为教材使用，给甘肃省三期晋升高级检察官培训班和我省部分检察院、法院干警发放，获得学生和司法实务部门较高的认可和评价。
四、全方位、人人体验与参与的流程化案例实践教学模式在刑事法学教学中凸现出其优越性
——本成果的实施效果和推广价值
（一）成果的实施效果
1．学生所学刑事法学理论知识得以巩固和融会贯通。在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环节，分析、办理具体案件的过程，都需要用到以前学过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司法文书等相关法律知识，因此，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才能适应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的要求，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使学生的理论知识在运用中得到巩固和提高。同时，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把学生置于真实或近乎真实的环境中，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思辩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在全真模拟实践教学中，学生亲身参与司法流程，效果非常明显。如在模拟审判教学中，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入法庭辩论的实战状态，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法庭实战的气氛，并按照真实案件开庭的要求组织材料，在法庭上即时表达，相互展开辩论。开庭之后让学生观看开庭录像并总结，然后由指导教师进行点评，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不足，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使其口头表达能力、反应能力及即时答辩能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法律专题辩论赛和法律诊所等教学环节也同样能起到这种效果。
3．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提高。在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中，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案例时，能够积极调动学生分析思考和创新思考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潜力，从而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4．学生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得到强化。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很多环节都需要学生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使学生容易形成较强的集体荣誉感，从而强化团队合作精神，这正是法律职业伦理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恰恰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很难形成的。
5．学生学习效果明显增强。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通过参与式教学方法，以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对实践案例的认定和处理为教学目的，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到新颖丰富的多样化案例实践教学内容中，通过个人或集体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思考，通过实践的演练与指导教师的引导与评析，提高了运用书本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了课堂讲授难以企及的效果。
（二）成果的推广价值
法学教育是系统而全面的多学科综合性教育模式，刑事法学参与式案例实践教学模式旨在通过案例实践教学使学生得到司法流程的系统训练，提高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践案例的能力，其教学实践表明，本成果在培养合格的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方面成效明显。应认真、科学总结经验，为校内其他法学科目案例实践教学研究与应用提供指导作用。其次，我校属于甘肃省唯一一所政法公安类院校，法学教学一直走在省内前列，本研究成果可供兄弟院校在法学教学中参考。在今后的实践教学中，我们将继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加强与国内外其他院校开展法学教育的交流、合作，使其日臻完善。
⑹ 民法典案例解读以及案例分析
法律分析：为阐释《民法典》新规则蕴含的新精神、新知识，增强对《民法典》体系化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在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部分中级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下, 在国家法官学院民商事审判教研部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与全国法院案例通讯编辑共同组织法官，立足司法实践，对适用或参照《民法典》新规则的精神及原理裁判的案例进行了研判，选取其中对于精准理解、统一适用《民法典》具有指导、参考价值的典型案例，由承办法官以《民法典》新规则为基本依据撰写案例分析，从司法实务视角重点解析《民法典》新规则的价值功能、基本法理、适用规则、适用难点、新旧法衔接处理等内容，编著了《民法典新规则案例适用》一书，以期为《民法典》的适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引。
法律依据：《民法典新规则案例适用》
第一条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宗旨与当代英烈人格利益的保护——湖北省随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章某侵害烈士名誉权公益诉讼案。
第二条 《民法典》的价值引领与微信集赞行为的效力认定——蔡某勤诉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悬赏广告案。
第三条 《民法典》绿色原则对“大棚房”合同纠纷中隐藏行为的适用——高某诉某农业有限公司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案。
⑺ 我国不承认判例，但司法实践中能否引用，具体的案例是什么
你说的很对，我国虽不承认判例，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做为参考，用来解决其它类似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