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㈠ 为什么要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您好，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不断加快，要求进一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步入顶层设计、整体统筹的新阶段，取得显著进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实施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中央明确要求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对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用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法，借鉴其他国家司法制度有益经验，进一步探索实践，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第二，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推进司法公正，要求进一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司法人员司法能力存在差异、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权行使不透明、司法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依然存在，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和干预，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既要确保各层级司法单位依法独立公正办案，切实保证司法权的行使不受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又要确保党委政府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已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以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为着力点，进一步总结改革经验，改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㈡ 如何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一）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
一是建立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制度机制。二是健全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一是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机制。二是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三是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四是探索实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相分离。
（三）完善司法管辖体制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二是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三是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切实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
（四）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一是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二是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三是完善审级制度。四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五是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五）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一是健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二是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三是加强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四是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㈢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法院监察部门怎么改

一、关于实行垂直管理的领导体制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领导体制在我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古代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监察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的监察官员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监察首长任命，有事可向监察首长汇报也可直接向皇帝奏报，基本上是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分离的。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归吏部管理。宋代的通判与知州平坐，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地位独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试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约。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为防止腐败，在党中央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关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基层建立了工人监察组织。并强调监察机关的地位要相对独立和具有高度权威性[④]。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设置。
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深圳市除外）。《党章》和《监察法》均规定，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接受服从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还要接受和服从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纪检机关作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监督的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并对同级党委政府负责。与此同时，纪检监察干部的配备、考核、任免、调动及经费开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监督对象即同级党委政府手中，明显造成了监督制约机制应具备的相对独立性和实际隶属关系上非独立性的矛盾，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从现实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一把手”和同级党委的监督往往处于“虚监”、“弱监”甚至“禁监”的境地。特别是在一些党风不正的地方，纪检工作往往得不到党委的支持，少数领导干部对坚持原则的纪检干部故意刁难、设置障碍，或直接插手干预，严重影响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近年来查处的大量各级党政“一把手”腐败大要案件证明，纪检监察机关的“任重权轻”必然造成监督的薄弱环节甚至留下监督的“真空”。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⑤]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对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办公经费完全由上级部门统一拨付，领导班子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选派，工资，福利等与地方脱钩，干部的人事编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不再承担与反腐倡廉无关的其他工作任务。同时，实行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人员编制、干部管理与经费保障等由原派出纪检监察机关统一管理。由于中央纪委、监察部仍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时还接受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以及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与系统内部监督等方面的监督制约，避免了反腐败机构自身腐败以及“谁来监督制约纪委”的问题。在积极稳妥推进垂直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可以先对现行双重领导体制予以进一步完善，如将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机构设置、干部管理和经费管理等重大权力上收到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纪检监察机关自行处理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的权限，将同级党委管理干部的立案决定权和重处分决定权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等，实行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管理为主、同级党委政府管理为辅”的新双重管理模式，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贪污贿赂调查局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等。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路径选择。对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关于组建专门反腐败机构问题
当前我国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众多，在惩治腐败上主要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三驾马车”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纪检监察机关主要履行党员干部、政府官员违纪违法腐败行为前期调查职能，检察机关的反贪局专门从事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打击工作，公安部门经济侦查部门负责管辖经济方面犯罪案件。在预防腐败方面则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承担。另外，审计、海关等单位和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打击腐败的职能。反腐败机构众多、职能分散，各反腐组织之间协调性不足，是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说，当前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协调查办案件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各自地位、性质不同，办案对象、办案手段也大相径庭，反腐败协调小组应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难以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而且反腐败协调小组主要是一种松散型协调议事机构，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其决议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确，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据美国学者约翰·海尔布鲁恩的归纳，当今世界各国的反贪机构可以划分为4种模式：第一种是全能模式，反贪机构具有侦查、预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第二种是侦查模式，反贪机构规模小但侦查权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第三种是议会模式，反贪机构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构，只向议会报告工作，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种是多部门模式，一些部门相互独立，共同承担反腐败职责，如美国联邦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腐败预防功能与司法部侦查、起诉职能相互补充，共同减少腐败[⑥]。从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多数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模式，即成立高度独立、高度综合、充分授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仅用了4年时间，清除了香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绝大多数腐败，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反腐败成功；新加坡成立贪污调查局专门从事反腐败工作，仅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实现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本好转。
鉴于当前我国反腐败机构众多、法律规定零散、职能重合甚至冲突的现状，建议对当前各个反腐败机构进行重新整合，最终的目标是整合为只有一个反腐败机构，即把目前分布于党、政、司法系统的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等都逐步纳入整合改革范围，以纪检监察机关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高度独立、权限高度集中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即预防和惩治腐败局，与纪检监察三块牌子，合署办公。预防和惩治腐败局内按预防教育、调查侦查、查办惩处等职能设置内设机构。并制定《反腐败法》，参照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的设置，赋予专门反腐败机构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甚至有权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跟踪等特殊侦查活动等。专门反腐败机构同时拥有党政纪律调查权与腐败犯罪调查权，二者彻底整合而无需加以区分。专门反腐败机构既可调查腐败犯罪案件，也可调查党员违纪案件，而无需在机构和执法过程中进行区分。[⑦]专门反腐败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实行机构独立、成员独立、经济独立，不受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领导、制约，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负责，保证其应有的独立性。其理由在于：第一，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渎侦部门受各自办案手段、查处范围及对象的限制，且独立性与权威性不强，难以形成反腐败合力，不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成立专门机构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权威性，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不但可以继续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优势，而且有利于打击与预防、教育相结合，从源头上打击腐败行为。第二，由于纪检部门不是执法主体，无法律赋予的侦查权与司法强制权，办案手段受到限制。成立专门反腐机构并立法后可以较好解决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手段法律依据不足的缺陷，实现反腐败主体、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更加合理。按照刑事案件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检察机关并不合适，由于其作为侦查主体行使特定侦查权，同时其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必然形成自我监督的情况，与现代法治精神与原则相违背。第四，从世界反腐败趋势来看，成立高度独立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已成为各国治理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
三、关于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地位问题
监督是对掌握和应用权力者实施的行为，因此，对监督者来说，需要有比被监督者更高的权威，才能有效对其实施检查督促甚至剥夺权力。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权威性不够强，特别是在监督同级党委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其一，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级地位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纪检监察机关职级地位低于同级党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正是由于纪检监察机关与被监督对象在地位上的不对等性，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其二从纪委书记的地位来看，目前纪委书记仅作为地方同级党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在2006年初开始的地方党委换届中，党委副书记这一层级被大量削减，新任命的纪委书记不再像过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样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而是仅作为同级党委的一名常委。虽然2009年中央纪委、中组部等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县级纪委书记的常委职务排序按任同级领导职务的时间，排在资历相同的常委前面。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县一级，其他层级并未明确。导致地方各级纪委书记在同级党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对于履行《党章》所赋予的协助同级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在现行格局下既不便于协调，也无法协调。
监督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察、督促和处置。如果监督一方的权力过小，不能对被监督一方行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与抑制，这种监督必然是无力的，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地位，提升纪委书记与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在领导班子中的话语权，并授予纪检监察机关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任务相适应的权力，以实现监督这一权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一是纪委升格。将地方纪委级别升格为与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相同，这样，就能够使监督方的权威性更高，监督威慑力更强，从而对被监督方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从理论上讲，实行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政府级别地位相同并非没有法理依据。《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都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向党代会报告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已不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是一个与其平行的机构。[⑧]因此，提升纪委的政治地位与机构级别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二是提升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话语权。建议对地方纪委书记仍按照2006年换届之前的格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同时，对监察局长实行高配一级，并赋予纪委书记、监察局长在领导班子中更多的话语权，如对“三重一大”事项安排的监督权，对违法决策或违反法定程序决策的否决权等。
四、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是专门履行党内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职能的机关，其工作性质与工作任务决定了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管理，干部考核管理机制与晋升激励机制与其他公务员并无不同。由于工作任务的特殊性，纪检监察干部往往被孤立、排挤，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在干部选拔推荐投票中，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往往因为得票率较低而难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香港《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政专员及其管辖职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之职权管辖，故不是公务员”。廉署成员体系与政府公务员体系相互分离，自成一体，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员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务员任用制度，但又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管理。借鉴香港关于廉政公署的管理体制，建议对纪检监察干部任用选拔与其他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相互分离，出台单独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规定，明确规定纪检监察干部提拔任用的标准、条件、程序，从而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干部晋升渠道。
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纪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腐败犯罪现象不断趋于“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败手段层出不穷，纪检监察工作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越来越强，对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适应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任务、提高反腐败斗争有效性的迫切需要。当前，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上，主要存在着专职不专、准入机制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要着重完善四项机制。一是职责界定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职工作，又要从与性质、职权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搞越俎代疱，大包统揽。二是干部准入机制。参照法官、检察官的管理模式,对纪检监察干部实行资格准入制。三是干部职业化机制。着重建立一支以纪检监察为专门职业和终身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地位和职业保障的干部队伍。四是教育培训机制。

㈣ 为什么要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与时俱进，审核国家顶层结构配套改革的需要

㈤ 司法体制改革检察院事业编制人员何去何从

根据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规定只限于政法专项编制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事业人员和工勤人专员应该是分流属安置。一般是检查系统内部消化。如果有可能，就是就政府在所有事业单位内部统一调剂消化

㈥ 求：司法部、财政部《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财务管理暂行规定》财行[2003]165号)

http://fgk.mof.gov.cn/do_moflaw/do_homepage.nsf/fmHomepage?OpenForm

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特点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二）司法权行政化，法院管理体制不科学

我国现有司法行政体系为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3]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

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以往准入条件过低，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二、构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必须进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司法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机关的地区设置

我国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使司法机关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行政区划，即可以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以下划分若干个与行政区划相交叉的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置一个中级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基层法院；保留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高级法院，全国设置最高法院；检察机关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这样，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层、中级两级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势，更好地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为保证人大监督制度的落实，地方上可以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监督基层、中级和高级司法机关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司法机关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司法官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司法官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司法机关，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司法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司法机关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司法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司法机关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机关。

3.改革司法财政管理体制

司法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司法机关“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机关。所以，要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参照国外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司法经费，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分别作出全国法院、检察院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中央财政拨付“两高”，用于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这样，就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行政机关的影响，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7]

（二）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司法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决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现今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种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我们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㈧ (15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材料一 清末变法改制前，我国的司法制度自古只有办理之专官，无特设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