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自足性
『壹』 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是什么意思
信用证是一项自足文件的意思是信用证的开立是以买卖合同作为依据，但信用证一经开出，就成为独立于买卖合同以外的另一种契约 ，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
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L/C），是指开证银行应申请人（买方）的要求并按其指示向受益人开立的载有一定金额的、在一定的期限内凭符合规定的单据付款的书面保证文件。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贰』 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有什么的作用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作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因素促成的产物，具有其深刻依据，且不可逆转。实现法律的现代化，以现代化的法律促成并维护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不归选择。“在全球现代化甚嚣尘上的今天，无论我们给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中国人对民法典的想象和渴望，其本质仍然没有逃离现代化编织的普遍主义的功利罗网。”囿于大陆法系的法治传统，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必然要以现代化、体系化的成文民法典为载体。但“自从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现代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中国正是如此。中国民法学者在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行的步伐中，却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来自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羁绊，斩不断、理还乱，使他们经常产生壮志难酬的感慨。本文拟从分析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背景出发，反思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提出缓和中国民法面临的悖论和加快中国民法现代化进程的策略性建议。
一、民法现代性问题及其具体表现
现代化表征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的过程，现代性则表征现代社会的属性。因此，法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现代社会法的特征。对于法的现代性因素，较为全面的概括是：1.公开性。法律的内容、法律制定与实施的过程应该向社会公开。未经公开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独立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3.普遍性。法律调整的是一般人的行为，其价值内涵是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反对并消除特权现象；4.层次性或称道德性。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5.确定性。法律的内容、至少它的中心含义应该尽可能明确、无歧义，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稳定和安全，而不应模糊不定、自相矛盾、过于原则，不确定的法律只能给社会带来不确定；6.可诉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法律机制必须成为由法律职业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则的秩序机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从而能够增加个人行动的可计算性；8.权威性。现代社会的法律就外在强制的效力而言，在社会生活规范体系中应该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视、不可冒犯的最高权威。
法律的现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张扬。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现代化结出的硕果。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变成自在自为的主体的过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为法律运作的原则，这确乎构成了法制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法律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确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行为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但是法律从来没有放弃对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价值的忠诚，从来都把对价值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作为自己的宗旨。没有价值底蕴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质疑，无法赢得人们的信仰，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调整作用。现代法律张扬形式合理性，仅仅是转换了人类追求美好价值的方式，试图通过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赖不可靠的人，使这些价值得到普遍的实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们破解现代法治及立基于其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门。
“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可见，现代法治的物质基础是19世纪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总的看来，当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稳定，要求确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场参加者可以进行计划、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上的后果。这成为现代法治凭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约束性条件。这种生活条件下，法律通过对形式合理性的张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它所追求的价值。而20世纪以后的世界则演变为一个极度动荡的、高度分化的、急剧变化的、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化和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极不稳定的世界。转换了社会基础使得现代法治对形式合理性的张扬与其追求的价值出现了断裂，形式和价值的割裂必然要导致致命的问题，绝对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义的内容也能合理。这就是法的现代性问题。集中体现为由于缺乏对地域性知识、特殊性问题以及非正式规范的关注，现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如优势群体在法治的旗号下对边缘群体的“合法”压制。
作为原型意义上的现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品格：
首先，现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为逻辑前提。民事主体制度无视主体的丰富个性，确立了民事主体普遍的权利能力。这种普遍抽象的权利能力涤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经验因素，主体的个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简化为“人”这一高度划一的类的存在。“他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且它视这种认为绝对自由的人。”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万别，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体自我才能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而且对其自身的行为和社会地位负责。人类历史才能实现从身份到契约、从归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发展。
其次，现代民法以民法典为基本载体。完备的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大陆法系只有通过制定民法典才能实现法治现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为贯穿民法制度设计始终的基本宗旨。民事主体被假定为理性人，民事行为被假定为理性行为，行为标准被假定为理性人标准……。关于“理性标准”的假设是民法体系的基石，正是基于这些假设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对生活世界的简化，建构了民法的大厦——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规范了私人生活，将公权力阻隔于私人生活之外，制造了一个完全属于市民的法律空间，为个体追求自由、知识、财富、幸福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再次，现代民法以普适主义的普遍性知识消释地方性知识。现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等概念、原则、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适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础上建构的，它是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具体化，它可以游离于形形色色、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民法制度被视为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放之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相应地，在普适主义的笼罩下，地方性知识往往被视为进步的障碍。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研究罗马法对德国民法的影响时，就指出“罗马法系经学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国法，而德国法则系成于种族习惯的自然状态之限人、限地法。罗马法之世界统一性，其发达之基础，在于希腊斯多噶哲学之自然法说，无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触，恰如冷热二物相触，冷体必吸收热度，劣等文化国之必继承优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势也”。
现代民法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观性追求形式合理性。当民法作为一种世界性知识向外界扩张时，它往往以与文化背景无关的纯粹的、普遍性知识体系的姿态出现。民法所追求的价值则只能处于潜在性、隐蔽性的状态。随着社会情势的变迁，即使在现代民法的原创地——西欧大陆，其民族精神与罗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启蒙思想等较相契合，民法的现代性问题也开始凸现。在与西方有着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东方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将更为复杂。
中国民法独特的现代性问题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现代化的民法制度与人民生活的隔膜
“语言也是思想和文化传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标志和象征。只有把语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中，与构成文化总体的认知系统、评价系统、心态系统、行为模式系结起来，对之进行多维、系统的分析，才能真正解决语言的内涵和意义，澄清语言混乱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因此，法律语言、法律制度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来，我国大量移植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体系和框架。但由于对法律语言的语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价值理念的忽视，引入的制度与中国百姓的生活有相当的隔阂，制度设计的初衷与实际运作的结果相悖离，以支离破碎的概念、规则、制度建构的民事法律体系无力承载公平、正义、秩序、自由等价值理念，无法成为调整社会生活的“活法”。庞大的民事制度体系并没有导致市民社会生活的秩序化，也没有给中国百姓的现实生活带来确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实际运作结果往往与其设计初衷相背离。一个明证就是在中国正式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然大量存在着以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于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决纠纷的现象。“所谓私了并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后对国家正式法的规避；规避至少对于多数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在规避中，国家正式法并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结果却可能和其规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
(二)现代化的民法话语与人民生活的乖张
随着民法的现代化，民法学界对学术共同体、精英话语的追求越来越高。这种精英式话语霸权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会间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概念的技术含量越高，它就越远离日常生活而成为高度专门化的法律概念”。法律语言的精确性、技术性、专业性要求自身与市民社会保持距离。但是，过度的精英化必然异变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虚幻之物。制度引入过程中不顾本土资源，搞精英话语霸权，生吞活剥异质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彻底决裂的貌似激进做法，使“中国许多民众目前对待建的法治大厦或冷漠、或怀疑、或反对”。如此，民法则只能停留在文字层面，单纯作为自我欣赏的理论模型。很难想象人们愿意接受一种闻所未闻或根本无法理解的制度设计作为行为预期，“私的自治的社会理想”势必成为空中楼阁。
游离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民法制度还会极大地挫伤民众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体现了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心态和情感体验。“在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感情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励的财产了。……法感情是整个大树的根，当这根不发挥任何作用时，它将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将归于泡影”。法感情的培养有赖于法律自身的亲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学术神秘主义，那么就会使人们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而是权力者手中的魔杖；人们不再“为权利而斗争”，而是尽力规避法律，寻求法外空间的世外桃源。
二、中国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背景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总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种种挑战，具有了西方国家民法现代化过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难。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也由此变得十分复杂，其解决更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背景之一：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我们既定的选择
近代以降，中国放弃了自己独特的古老的规范体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极不情愿地被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这一移植过程虽然充满了沉重与无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来，中国民法的现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国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法通则》颁布以来，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绍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盛况空前；新合同法颁布实行、物权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艳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莺歌燕舞。但是我们惯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却是脱离语境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构法典，从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学说将其类型化，并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构筑概念体系，进而形成规则、制度。继而进行制度对比，纯粹的制度对比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于概念、规则、制度内部循环论证。具体制度的优越性、正当性、合理性多源于强式话语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议和呼吁的层面，无法上升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认知理论的形态。这种纯粹形式的分析技术表面上博采众家之长，对各国法律制度信手拈来，随心所欲，为我所用，实质上忽视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语境下的功能，忽视了其在整个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义，其结果必然是所建构的民法体系成为四不象的大杂烩。“我们不仅没有领悟概念法学的体系性以及概念法学的语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畴也未被我们充分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概念法学的框架下蹒跚学步而已，还无力贡献出一套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识体系来”。可见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还是一个远未实现的目标，因而又是我们无法选择的目标。
背景之二：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窘迫
法治虽然登陆中国的历史已有百年，而且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无上光荣，成为治国方略，法治话语更是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风行。但是中国由于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发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践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依凭的则是对法治的神秘忠诚与先期热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理论作指导。由于缺乏对法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的、系统的反思与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难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设的种种努力必然要经受传统的前现代的精神因素的冲击。
中国长期处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的主导产业，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到今天还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务农的人通常有一个确定的活动范围和明确的界限意识，有强烈的归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内外有别的界限意识。内与外的分类是中国人思维的一个首要前提，根据内外之别，又形成优劣、先后、尊卑之差，构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与外国或外国人的关系时，内与外之分是我们一切判断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国人内部仍然存在各种“内外”关系，也很难实现平等对待。“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内在性质：以伦理为取向的家产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各地，所寻求的总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法的正统性不依赖于一个终极根据的设定，秩序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内在的‘情境伦理’和‘社会交换’”。中国的民法中体现这种界限意识的规范比比皆是，如对国有企业的特别保护、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别优惠。
事实上，清末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御型现代化，中心思想是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主导着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意识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对法治的选择来源于其在西方社会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热情和神秘忠诚之中多少夹杂着不情愿，至少可以说，最初的现代化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是从对现代化的敌视开始的。这种夹杂着渴求、无奈和敌视的强烈的、复杂的现代化愿望和情绪表现在法律思想领域中就体现为，既期待外国法律经验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各种困难，重建社会秩序，又在内心里对其持怀疑的、不信任的、不情愿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态度。葛洪义先生把这种现象叫中国法的“现代情结”。这个现代情结，可以提供持续的来自前现代的反现代思想资源。因此，现实法治陡现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展开而逐渐暴露之时，就是前现代因素大举反扑之日，法治建设就要面临反复和回潮的危险，人们就可能弃法治如蔽履。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存在前现代因素的挚肘，而且同时遇到了后现代思想的侵袭。西方的后现代法学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它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这种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共时性的思潮，在国门大开的今天，必然要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影响。
针对西方社会法治的全面实践，后现代法学全面挑战和解构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原则，不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现代法治由于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导致的负效应，而且无情地贬低现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后果是可能使现代法治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人们丧失建构现代法治这一法律帝国的信心和热情，甚至产生拒斥现代法治的情绪。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治的挑战择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战法律的至上性。这方面集中地表现为新的法律工具主义的兴起。后现代法学认为，法律并非中立和客观，任何制定的规则都是以法律名义所掩盖的政治。法律成为推行某种政策的工具，政府借助法律公开介入现代法学认为政府不应该介入的领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资源和权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创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过法官的解释来适用的，解释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随着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法院越来越成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机构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机构；其二，挑战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对法律自主性确信的支持力量被踢开了。首先，与‘意识形态之终结’相联系的政治上的共识破碎了。……自从1960年代以来，伴随政治上共识的衰落，使诸如经济和哲学(以及游戏理论、统计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学理论)这样一些学科的兴盛，这些学科可以与法律问题相联系——并且看起来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这些变化都还不充分，对律师根据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法律制度的问题的确信也已被削弱。”法律解释的规则随着公共政策的要求摇摆，判决所需要考虑的政治因素过多而且处在变化之中，使统一的标准几乎成为不可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法学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会领域之间寻求平衡；其三，挑战法律的普遍性。后现代社会是告别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社会，类似于法律普遍性这样的宏观历史叙事已经完成了使命。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主张，都有自己的关于什么是公平、正义和美好社会的观念。所以单一的正义、公平观念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种方式存在的正义。法律的普遍性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面前显得空泛和远离实际，掩盖了法律代表权利的本质，甚至可能导致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压制。后现代法学的认识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对西方法治的批评却不乏启示作用，更是西方社会改进法治的宝贵精神财富。
但后现代法学之于中国的意义却远较其对西方社会的作用耐人寻味。后现代法学的许多主张与中国的传统法文化现象具有形式上的类似性，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法文化表现出某种早熟的“后现代性”，可能成为衍生后现代的反现代精神土壤。
前现代思想与后现代思想本来属于法治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应对的问题，即历时性问题。前现代思想并不反对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反对的是法的现代性，或者是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征及其基本精神；后现代思想则不仅反对、批判法的现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赞成把法律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他们反抗的是所有统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统治。但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它们同时出现在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而且由于具有了共同的对立面，很容易结成联盟，交相辉映，为本已非常难缠的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平添了许多西方国家无法体验的复杂性。
中国民法的现代化需要对现代法治的深层次的理性认识，不仅要为现代法治的功绩喝彩，而且要对现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计，必须同时认真对待前现代因素和后现代思想，同时应对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是“压缩”的现代化，其间充满了太多的窘迫，我们经常需要采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张。
三、中国民法现代性问题的缓解
中国民法的现代性问题发生在独特的环境之中，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极其有限，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理性地面对中国、理性地面对民法。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化的法律本身携带的自反因子，我们需要在选择接受、认可法治现代化优点的同时，宽容、认可、默许它的问题，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担任何代价。于是我们认为，如果法治现代化仍然是我们的无悔选择，那么法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只能尽量缓解、而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着眼点是在民法典层面缓解民法的现代性问题。
(一)调整价值取向，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确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单纯的形式逻辑证明不足以确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制度体系背后必须有庞大的价值理念体系对其进行支撑、整合。只有实现了背后的价值理念体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获得自在自为的合法性。“如果从严密的逻辑学角度讲，既然法律应该规范社会生活，那么就必须要预先确定通过这种规范所要实现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一个预先确定的人类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价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导，对其具有统率、整合的作用。离开价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躯壳，甚至连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难于保证。现代中国的民事立法虽由被动转为主动自觉，但由于长期漠视法律价值，又没有足够的法律思想启蒙，加之对新时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对作为民法灵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层感悟。郑戈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法学“总是停留于介绍西方法律理论和注释舶来的中国法律的水平，极少以中国社会为立足点来思考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由于对这种基础性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探究，中国法学实际上处于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中国民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务在于维护私法主体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戏规则只存在于力量的均势之中，在绝对的强势者和绝对的弱势者之间，所谓的规则都难免带有私人规则的性质，成为支配者单方面意志的表达。意思自治能够自然而然地保证民事主体所为给付的合理与平衡的前提是：主体相互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平等性与互换性。基于此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让步的规则，各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协商关系，当事人如果在协商中不能获得自己所认为的“平衡”的条件，即可停止协商，另寻相对人。
当社会中的主体之间事实上存在严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排除了协商与让步，导致主体之间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纪，不平等问题日益深刻：不平等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而且存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社会组织及各种类型的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往往异化为一方当事人强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条件的权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锐地指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过分强调个人的要求，牺牲了他的那些有组织的同伴们的要求，天赋人权曾变得神授君权一样残暴。实现一种冠冕堂皇的压制。
意思自治对于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无法单独实现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的协调，也无法完全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中国民法必须吸收其他价值对其社会效果加以补正，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一方当事人，更为合理地组织社会经济。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张扬实质正义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以客观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选择的主观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实现主体之间的实质平等，平衡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及主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不再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或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是要对是否缔约、合同的内容、形式进行必要的实质性干预。最终由实质正义与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协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从生活实践中发掘形式合理的规则
价值是预设的人类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对于“类”存在的超验感受。作为主体的人要求民法体现对人——这种“类”存在的终极关怀。价值构造了理念世界人类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设计正当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论框架、制度模型，属于符号世界的范畴，强调形式逻辑的自足性，价值属于意义世界的范畴，它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价值肯定人作为“类”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满足需要的工具，两者统一于市民社会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会生活的图景，提供一种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籍由一个详尽无遗的立法制度，即刻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强化规则与事实之间的乖张，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而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职是之故，为了确保法律之为民族信念与民族意识的真实映象，成为适合民族生活状况，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间规则，必须首先考察民族的现实生活，并在对于往日民族生活的历史考察中，今古观照，厘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因此，法典必须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只能是对现实世界形象经验的概念化、体系化，必须委诸日常生活经验的考察以确立其深层次的社会基础。民法中的概念应该是对市民社会现实和抽象存在的一种单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内在逻辑应该是日常生活逻辑的反映；逻辑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对应该于市民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在这一意义上，民法典完全应该被理解对市民社会有序的生活图。
『叁』 讨论民法对我国依法治国的作用
A 民法对我国依法治国的作用
民法是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它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体现在：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以及促进人的观念革新。
宪法确定我国基本治国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与核心。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民法作为与人类经济、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法治建设依靠法律，民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关键和最基本的标志。在众多的部门法中，发展历史最悠久，因而也是最完善、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民法。众所周知，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经济基础，而最早的民法就是罗马法，它是当时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商品经济最一般的规律。从罗马法流传下来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等；基本制度，如所有权、债权制度等等，一直保存至今，我国的民法也不例外。解放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由于民法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特性，民法逐渐受到重视，《担保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的出台就是体现，老百姓也逐渐认识了民法，了解了民法。如今我们翘首以待《民法典》能得以出台，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会更上一个台阶。
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经济运行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组合生产要素和分配多元的利益，这对市场主体的自觉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所具有的平等、公平的品质是对这种自觉性的最好扶持与保障，这正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相符合，因而民法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并发挥着主导作用。民法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民法是一切部门法的基础，其他部门法可以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民事法律关系和基本原则的保护、充实和发展，或者为它们的完满实现创造必要的法制条件和环境”。又由于民法被实践所证明的正义性，其他法律也逐渐吸收了民法蕴涵的平等、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以及源远流长的基本原则。“有关平等、自由的观念，往往都是先在民法中予以确认，而后才见诸宪法的。民法的许多观念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加工即可成为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成为整个法学发展的向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对多元利益的调整功能使竞争激烈的社会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因此，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规范，它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较之其他法律部门更加密切。民法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民法的进步将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二、市民社会是法治产生的社会基础，民法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个领域。可见，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的私人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合理地追求着自己最大化的利益。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上，先有市民社会，后有政治国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产生的前提，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体现。如果“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那么，这样的政治国家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化是中国法治建设必须选择的进路，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法治之路的不归选择。
但是，如何建立市民社会?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我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像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一样自发形成，只能靠外部力量的规范与引导。这一外部力量直接表现为民法。“民法在市民社会的表现形态就是私法自治，私法至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内在信念。市民社会中人的价值在法律上反映为两个方面，即私权的充分享有和私权的不受侵犯。”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这一历史使命唯有民法才能完成。民法对市民社会的规范与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用权利本位、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平等公正的价值及具体制度来保证私法主体的利益和经济民主的实现；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界定国家权力运作的范围，来控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以尊重私权，真正实现私法自治的美好局面。民法实质调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法越发展，市民社会越发达，政治国家的领域也就越狭小，民法成了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见，确立民法的基本地位是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法重要作用的又一体现。
三、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法治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建立将是空中楼阁。综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无缘。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法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依法治国依赖充实完备的法律，法律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需要。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的不发达使得社会对复杂的法律规范需求很少，更多求助于习惯、宗教等；在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关系由行政命令来调整，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经济关系靠经济规律自发调节，社会需要大量的法律规范，法治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构成了法治的基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自我权益的关注更自觉、更积极，对法治的要求更强烈，民法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因为市场范围的大小、市场成熟程度、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独立程度。首先，民法以确认市场主体的独立资格为首要任务。赋予市场主体以法律资格相当于为市场经济注入鲜活的血液，它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转起来。这种对主体资格的确认彻底摒弃了等级特权思想，培养了人们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的观念。市场经济的张扬个性、追求平等、自由、效率的特性正好满足了民法公平、正义、自由的精神内涵，从而民法的作用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其次，民法以通过设置并不断壮大民事权利的方法，使人们得以自由地从事民事行为并受到民法的保护。再次，民法通过规定基本制度与原则来对多元的利益冲突加以协调，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进行。最后，民法的责任制度能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竞争环境。
总之，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以权利为基点，以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手段，以责任制度为保障，为市场经济法治化作了科学的构建，使市场经济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法制基础以及成功的法治模式。”
四、法治建设是人的工程。民法推进人的观念革新
法治建设归根结底是人的工程。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必然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法治的实现不仅在于有无良法的存在，更在于法律被遵守的程度。守法的行为源于守法的观念，守法的观念来自对法律的信任，亦即对自己及他人权利的尊重。因此，权利观念的培养是法治建设的思想基础。没有观念的革新，法治便是空谈。
中国古代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与重农抑商、重刑主义，使得商品生产与交换被遏制在极狭小的空间内，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也无从产生自由、平等、公平等观念；并且由于几千年专制体制即人治社会对中国的政治统治、身份有别、国家本位的思想统治，使人们习惯于从义务的角度思考自己和评价他人的行为，因而很难滋生出权利的意识。在人格不独立、身份不平等、身体不自由的地方，法治便是遥远的梦想。而民法蕴涵的传承于罗马法的私法自治、身份平等、私权神圣的基本理念，必然有助于现代社会人们权利观念的培养，而且只有在这种权利文化中才能造就出法治所需要的理性公民。随着民法原则被宪法升格为民主与法治的普遍原则，权利观念已渗透到整个社会中。高度宣扬民主与民法精神，使公民的权利观念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公民具有正确的、强烈的权利义务观念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因为从根本上说，法治要靠公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来实现。
总之，民法是权利法的性质，获得私人的权利是民法的终极关怀。尽管任何法律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宗旨，但只有民法表现得最彻底、最充分、最淋漓尽致。提高民法的地位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去关注自己的权利，去尊重他人的权利，这样，法律的权威必将树立，法治的国家必将到来。
『肆』 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小农经济有什么局限性
1、小农经济一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分散经营；小农经济采用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方式，一般自给自足，自产自销；小农经济主要是满足自家生活的需要和纳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较低，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较弱。2、小农经济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生产效率低下、经营单位分散而少有联系、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两极分化严重。
一、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
1、分散性
小农经济一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在小块土地上进行分散经营。
2、封闭性
小农经济采用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方式，一般自给自足，自产自销。
3、自足性
小农经济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纳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地位不太稳定，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易于走向贫富两极分化。
4、脆弱性
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较低，抵抗自然灾害和暴政袭击的能力弱。
二、小农经济有什么局限性
1、小农经济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生产时难以集中，经不起风吹浪打。
2、农业的经营单位分散而少有联系，一般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相互之间缺少来往和合作，不利于商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3、小农经济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易受天灾、苛政、土地兼并的影响，特别是王朝政策的影响。
4、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使得它的发展受到了制约。
5、小农经济常出现两极分化，除了少数人因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家庭生活负担较轻，或适逢市场有利的情况，可发家致富外，多数人往往陷于贫困和破产。
『伍』 2020年我与民法典的故事范文5篇精选
以人民为中心，问计于民、服务于民，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下面是小偏整理的2020年我与民法典的 故事 范文 5篇精选，感谢您的每一次阅读。
民法典征文一
典，意味着规范，系统。法典，是对法律的提炼与整合。萨维尼说：“法典是对全部现有法律系统性的整理与编纂，并且具有由国家赋予的排他性的的法律效力。”培根说：“应当制定一部法典的时代，必当在智慧上超越此前的一切时代，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其立法能力必定为其他时代所不及。”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中国首部民法典的问世，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障人民权益具有重大意义。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将因这部法典的诞生而被深刻改变。
作为新时代的法典，民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得以实现。例如，民法典规范了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民法典的到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更加有序，让社会更加和谐。
作为一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法律，民法典的实施，在我国立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先后经过4次修改，历时五年，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他的出台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需求，它标志着我国私权治理体系的雏形基本形成，我国对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将进入全新的“民法典时代”。我们相信，作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民法典必将成为新时代制度文明的重要基石。
“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全体党员应顺应时代潮流，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民法典征文二
2020 年5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称民法典)，一经公布，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 热点 。作为基层干部，就要蹭这个热点，加强民法典学习宣传的同时，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带头人和老实人，让民法典根植于心、笃于行。
以人民为中心，问计于民、服务于民，做人民群众的知心人。民法典是一部“社会生活 网络 全书”，因涉及面广，涵盖面深，对每一个人的言行具有很强的约束意义。作为基层干部，是为基层人民群众服务的，是人民群众身边的知心人，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始终做到人民群众在哪里、干部的心就在哪里，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干部就要去想什么，人民群众盼什么、干部就要干什么。只要时时处处想着人民群众，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之所忧，化人民群众之困，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的实干精神藏在心头、放在嘴上，干群关系就十分融洽，人民群众就会把干部当亲人，有什么心里话都会跟干部讲，还处处夸奖干部的好，把干部当成无话不说的亲人，大家共同携手为小康生活齐心奋斗。
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做党纪国法的带头人。民法典第一章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作为基层干部，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人，也是跟人民群众经常打交道的人，在日常的工作中，就需要掌握一定的 法律知识 ，特别是在服务人民群众领域内的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熟记，还要落实在行动上，时刻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在民事纠纷、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等调解化解中，要公平公正依法做好人民群众的调解员，在体现法律的公信力的同时，也是体现基层干部带头学习党纪国法、应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也是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在基层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学法普法宣法活动，基层干部更要时刻以党纪国法规范言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学法用法的典范。
以典型为榜样，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甘于奉献的老实人。身处基层就要为基层人民群众谋事干事，首先要讲奉献，奉献是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利益至上等甘于奉献，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甘于奉献乃至生命。在新冠肺炎救治中的白衣天使、“直播带货”的县长、深藏功名60多年的老英雄张富清、排雷英雄杜国富、奋战在脱贫攻坚付出宝贵生命的黄文秀等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人不率，顺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作为基层干部，在学习榜样中、汲取榜样的力量的同时，要在实际的工作中修身做表率，才能做到学有成效、行有标准、做有样子，就有人民群众的“口碑”，干部所做的事业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民法典征文三
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法律就谈不上保障人民权益，要保障人民权益，建立法治国家、依法治国，首先就要做到有法可依。《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将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向纵深推进。
民法典具有中国特色，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民法典的诞生不仅整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长期实践以来形成的民法规范，还吸收了中国民族优秀的法治 传统 文化 内涵，并且具有强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基本属性，是充分结合了中国国情和社会民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集大成者。
民法典通过固根本、稳预期促进发展。人心定才能事竟成，要定人心就要提供好的法治环境，要充分保障人民权益，要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首先要固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以法律形式再次强调市场对经济的决定地位，强调我国坚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决心;其次稳预期，用法典的形式保障权益，用更深入的法制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消了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供坚强的法律支持。
实施好民法典，要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 教育 工作，将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来抓。抓住机会加强普法教育宣传，提升公民法律素养，要宣传好法典条文、阐释好法律精神、运用好法律实践，明确社会主体权、责、利的边界，坚决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能力，让民法典深入人心、融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真正做到普法惠民。
民法典征文四
“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清楚”的明确要求，为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是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堪称“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比如，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重要财产权，人格
二是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民法典把我国多年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制度成果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规范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赖以依托的财产关系、交易关系。比如，民法典明确平等保护物权的基本原则，吸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表述，等等。实施好民法典，“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动的范围和界限，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另一方面，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
民法典征文五
民法典是中国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典，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法典。民法典将一个中国人从成为胎儿时所带的权利，到离世时拥有的权力和该尽的义务，涉及到人身、人生、财产、亲友夫妻关系、知识产权、企业等方方面面可能接触到的法律问题都尽可能涵盖进去，它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通过今后的司法实践和民众反馈，通过未来无数的案例和立法者、释法者不断的补充，终将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生活网络全书。
一部好的法典，必然要紧扣时代脉搏，映射伟大时代的奋进征程。民法典的编纂不仅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更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充分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嵌入和映照着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大脉络，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进一步提升，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的需求更加强烈，需要维护人格尊严，不仅要吃得饱，穿得暖，还要活得有尊严、有体面，对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保护的需求也更加强烈。民法典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也开启了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场“盛世修典”，记录下时代发展的印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树立了法治中国新标杆。
民法典的出台，全面强化了对人民群众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的保护，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民法典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更好地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对生活、消费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一一予以解答，对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许多问题明确回应，丰富地展示了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真正用来解决和调节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将在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法典也为民事规范的基本准则提供了稳定的架构，有利于司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法典的灵魂在于体系性。民法典的系统化，意味着民法更加专业、全面、协调、为更多人熟知，也必然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并进一步指导人们从事好社会生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网络全书，民法典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更提供了稳定的价值体系，体现了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
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民法典是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保障。体系化的民法典不仅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 方法 规等的矛盾冲突。此前我们往往在“找法”时无从下手，在众多单行法、相关司法解释及行政法规中难以抉择，常常出现“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现象。今后，通过领略民法典的规则和精神，法官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我们检察人员也更容易刑法与民法的界限、从而区分罪与非罪。
当然，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对民法典必然会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学好民法典，是法律工作者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一名检察人员，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都要不忘学习和运用民法典，同时对身边的人和案件中遇到的当事人积极普法，帮助他们更好地运用民法典保障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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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自足性是什么意思如“法律的自足性”这样的说法
好像是一样事物或一个系统在某方面不依赖于外界条件的意思。称为在该方面具有自足性。
『柒』 汉代的田庄经济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还是地主土地私有制
地主土地私有制
汉代田庄商业经营探析
杜庆余
(山东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02)
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关键词]汉代田庄；商业经营；内外市场；经营方式；汉代政策
[摘要]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活动十分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并行的、关系紧密的市场。田庄内部市场的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田庄内部日常生活的需要，田庄外部市场的交易则主要是为了获得货币和增值。汉代田庄活跃的商业经营活动所形成的两个市场，是由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特别是汉代的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6)05-0134-04
[收稿日期]2006-03-20
[作者简介]杜庆余(1971—)，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一、引 言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汉代田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很少与外界有商品往来，即使有商业活动，也是在田庄内部进行，即“闭门成市”。如邱汉生先生认为，东汉“田庄是一个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的单位，从吃的、穿的、生产工具、武器，以至疾病医药所需，都不必外求”[1]。朱绍侯先生认为，汉代田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单位”，“可以‘闭门成市’”[2]。何天明先生认为，汉代庄园“内部基本自给自足，闭门成市，很少对外交换”[3]。萧放先生认为，东汉贵族的“一个庄园就是一个内聚的、自足的经济社会单位”[4]。然而，通过考察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和汉代的政策，可以证实汉代田庄无论内部的商品交换，还是田庄同外部的商品贸易往来，都相当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关系紧密的市场，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只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近年来已经有些学者开始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如樊树志先生认为，汉代田庄是“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经济单位”，“剩余产品也进入商品流通之中”[5]。马新先生认为，汉代田庄“在汉代商品经济的运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田庄既是商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又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经营者”[6]。王彦辉先生认为：“‘闭门成市’一句，不过是形容田庄生产的各种产品达到了很高的自给程度，而非田庄不需要同外部市场联系，也绝非仅把内部消费之余才拿到市场出卖。”[7]虽然这些学者都已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其在汉代商品市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从汉代田庄的生产经营方面对其原因进行了一些说明，但却未对其商业经营的根源做更深一步的分析。为此，本文拟对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及其根源加以探析，以求对其有一更全面的认识。
二、两个市场的运行
笔者认为，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活动十分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并行的、关系紧密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参与流通的商品、对田庄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田庄内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田庄内的广大农民，包括与田庄主属于同一宗族的农民和外来的依附于田庄主的佃农、雇农等其他依附农民，田庄主有时候也参与其中。田庄内部市场出售的商品，主要是田庄内部生产的物品。《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商品交换，反映了汉代田庄内部市场交易的状况，在田庄中，各种农副产品均可在集市上出售，田庄内的商业活动是较为频繁的。如
正月……收白犬骨及肝、血。
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收薪炭。
三月……可粜黍。买布。
四月……可粜穰及大麦。收敝絮。
五月……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粜大豆。籴穬、小麦。收缣缚。
七月……可粜大、小豆。籴麦。收缣练。
八月……粜种麦。籴黍。
十月……卖缣帛、敝絮。籴粟、大小豆、麻子。收括楼(瓜篓)。
十一月……买白犬…籴粳稻、粟、大小豆、麻子[8]。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买进卖出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和丝麻织品，此外还有一些药材等，基本上是田庄所产，日常所需。这些商品的买卖是以田庄为中心进行的，参与的对象主要是田庄中的农民，买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田庄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当然也不排除田庄主在收获季节以低价收购粮食，在青黄不接之际或者播种季节时以高价卖出粮食，从中获利。但是，作为田庄内部市场来说，它的主要作用还是通过田庄内部的交易而使得田庄内部达到互通有无，从而满足田庄内部日常生活的需要，维持田庄的生存和发展。
在田庄内部进行频繁商品交易的同时，田庄同外部的贸易往来也是很活跃的。虽然综合经营的田庄所生产的产品能够使田庄“闭门成市”，基本上达到自给自足，但这并不等于田庄不同外部进行商品往来。田庄同外部市场的商品贸易，主要是通过田庄主进行的，田庄的其他居民有时候也会参与其中。史书记载的一些大田庄主往往都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既是大田庄主又是大商人。如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9](《樊宏传》)；李通“世以货殖著姓”[9](《李通传》)，等等。仲长统对汉代田庄主的经商活动作过高度概括，他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9](《仲长统传》)《汉书·货殖传》也说：“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田庄同外部市场交流的物品，主要是输出田庄主通过田租形式收上来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和田庄主所开设的各种作坊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田庄从外部购进的物品主要是由于受田庄自身条件的限制在田庄内不能生产和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在田庄内无法生产的一些物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食盐、铁和一些地域性很强的产品等。此外，为了满足田庄主及其家庭成员和田庄中的其他富裕居民的消费需要，也会购入一些生活奢侈品。从总体上说，从田庄输出到其外部的商品数量要远大于从田庄外部输入到田庄内部的商品数量。与田庄内部市场的商品交易不同，田庄同外部市场进行贸易所起的主要作用不是满足田庄日常生活消费的需要，而是给田庄带来大量的货币，增加田庄的财富。
三、两个市场运行的根源
汉代田庄所出现的内、外两个市场并存运行的状态，并且这两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参与流通的商品、对田庄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的情形，是有其特定的根源的。在其特定的根源当中，田庄的经营方式和汉代的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汉代田庄内部市场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田庄的经营方式。具体地说，主要是由于田庄内部的整体综合经营与田庄内小农个体生产的单一经营造成的。田庄的综合经营，是田庄能够“闭门成市”的物质基础。据史料记载可知，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是以农业为主，进行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樊重所经营的田庄是西汉后期田庄的典型代表。《后汉书·樊宏传》说：“(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处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水经注·沘水》也记载了樊重田庄的情况：“(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从上述文献记载的樊氏田庄的情况来看，田庄中除了经营农业外，还有畜牧业、渔业、林业、纺织业以及其它一些手工业生产，同时也进行商业贸易。根据崔定的《四民月令》，我们可知东汉时期的田庄依然保持着这一特色，是农、林、牧、渔以及手工业、商业综合经营的经济单位。田庄中规模性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以及“巧不可言”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所提供的产品为田庄的“闭门成市”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虽然整个田庄是综合经营的，但田庄内的小农却不是综合经营的，即便是有些小农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可以通过男耕女织的方式解决衣食的基本生活要求，但也不可能解决全部生活的需要。如衣服的染色，油、盐、酱、醋之类的生产，都不是只靠个体小农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的。而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铁制农具等，这些更是要靠田庄的力量才能解决。当然，即便是田庄里能够供应这些物品，也是非买不可的，田庄主不可能对其无偿供应或分配。田庄中的宗族、佃客、徒附等为了获得这些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必须出卖他们的产品以获得货币，然后买回这些必需品。因此，这就形成了田庄的内部市场，也就是文献资料上所说的田庄内“闭门成市”的景象。
汉代田庄同外部市场的贸易往来，起主要作用的是汉代的政策。虽然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使得田庄所提供的产品超出了田庄本身的需求，剩余的产品要推向市场，从而使田庄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但是，使汉代田庄这样一个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的、有明显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倾向性的经济实体和外部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代的政策所起的作用则是更大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汉代的政策决定了汉代田庄不可能成为一种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因为根据汉代的政策，在当时轻地租重人头税的情况下，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的其他居民，都必须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的货币以完成国家的赋役。而要获得这些货币，则必须要把田庄生产的物品卖到外面去，同外部进行商品贸易。
首先，田庄主及其家属作为国家的臣民，必须要向国家纳税服役。田庄主占有土地，须向国家交纳田租。由于田租是实物地租，这一项不需要货币。但是，到了东汉后期，除了“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出现了田亩附加税。《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八月条云：“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田庄主要完成田亩附加税的征收，就必须要获得货币。占有土地的田庄主，在交纳田租的同时还要交纳刍稿税。“刍”、“稿”同田租一样，也出自田土。西汉末年，刍、稿税由征收禾秆、草料等实物，变成了钱币折纳。《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东观汉记》曰：“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
除了要交纳田租之外，田庄主及其家属还必须向国家交纳人头税。《汉书·高帝纪上》云：“四年……八月，初为算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代的人头税，除成年人的算赋之外，还有未成年者的人口税，叫做“口赋”、“口钱”或“头钱”。《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令：“毋收四年、五年口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东汉时期的算赋、口钱之制，一如西汉。田庄主及其家属作为国家的臣民，必须要对国家服徭役。汉政府规定，成人每人每年要亲身服役一月，不去者用钱二千直接雇人代服一月之役。一般来说，田庄主及其家属是不会亲自去服徭役的，那么他们就要向国家交纳代役钱。此外，还有“更赋”，它是成人每年每人必须戍边三日之役的替代税，每人每年三百钱，这是法定的，一般的田庄主没有豁免权。由此看来，田庄主要为自己和家人完成国家的人头税、徭役和更赋所需的钱的数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田庄主作为拥有大量财产的国家臣民，必须要向国家交纳财产税。“赀算”是对商贾以外居民征收的财产税，它是以财产为税基，以户为单位征收的一个税目，其税率为每一万钱家产纳税一百二十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五月诏日：“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赀万钱，算百二十七(应为百二十之误)也。”田庄中养殖大量的牲畜，田庄主还可能要向国家另行交纳“马口钱”或“六畜税”。《汉书·西域传》其“赞”云：“孝武之世……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汉书·翟方进传》有“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的话。颜师古注引张晏日：“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此外综合经营的田庄还须向国家交纳包括酒税、盐铁税、鱼税以及各种土特产税在内的杂税。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田庄主向国家交纳的赋税中，实物税的比重相当小，货币税占了主要部分。由此观之，田庄主要完成国家的赋税，就必须要获得大量的货币，而田庄主获得货币的途径，无非是向田庄中的人征收或出卖商品。根据史书记载可知当时田庄主征收的是实物地租，因此，田庄主要获得货币，就必须对外进行贸易往来，把通过田租形式收上来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和他的各种作坊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卖到田庄以外，以换回他所需要的货币。
也有学者认为田庄主是不向国家缴纳赋税的，甚至田庄中的宗族、宾客、徒附也是不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如乌廷玉先生认为，宾客“不给国家纳税服役”，是“荫庇的私属”[10]。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里的其他居民，基本上是要负担国家赋役的。
田庄主及其家庭成员应纳税服役的情况，可从一些文献资料里看出。如《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四年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汉书·高帝纪下》载：五年诏日“诸
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元康元年五月，“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复”的含义是免除徭役赋税。《汉书·儒林传》载：“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颜师古注目：“蠲其徭赋也。”)从这些记载来看，即使是宗室成员、诸侯子弟、功臣后裔，也是要服役纳税的，否则不可能出现关于免除其徭役赋税的记载。既然情况如此，田庄主还能轻意的就免除徭役了吗?当然，有些田庄主确实是可免除徭役的，但是这些人的数量是很少的。汉制规定爵位至五大夫以上者或是做了乡、县的三老，可免除徭役。即使田庄主不要纳税服役，但也不等于其家属不要纳税服役。
其次，田庄中的其他居民，如宗族、宾客、徒附在田庄中租种田庄主的土地，不用向国家交纳田租、刍稿，但他们是要向国家纳税服役的，亦即算赋、口钱、更赋、赀算是免不了的，因为他们还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算赋、口钱、更赋、赀算要以货币形式交纳。仅算赋、更赋两项，每个成年男丁每年的交纳量就要四百二十钱。这就迫使这些人必须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转为货币，然后才能完成赋税。有些学者认为，汉代田庄中的依附民已经脱了国家户籍的控制，不再向国家纳税服役。如萧放先生认为，“部曲佃客已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成为世族的依附民”[11]；林剑鸣先生认为，“‘徒附’已经脱离国家编户，成为统治庄同的豪族地主属下的成员”[12]。这可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到了汉代末年，隐匿宾客服役还是非法和被禁止的。《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云：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薄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椽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徭，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都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
这个主薄刘节，拥有“宾客千余家”，都是应当服役纳税的人，刘节利用权势庇护他们不去服役。但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否则，司马芝就不会“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指责刘节“宾客每不与役”，并“具陈节罪”。根据汉律规定，使用奴婢要“倍算”(《汉书·惠帝纪》六年条注引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倍算”当然是由奴婢的主人交的。如果宗族、宾客、徒附不必承担国家的任何义务，有哪一个田庄主还愿使用奴婢?可汉代使用奴婢的情况还是较多的。
汉代有较严密的户籍登记管理和人口核查制度以及严格的惩罚隐匿人口的措施，在正常条件下农民难以脱离户籍，附托大家，也使官贵豪强不敢轻易隐匿流亡的人口作为役使的对象。据居延汉简可知，汉代户籍登记的内容非常详尽，包括户主的籍贯、住址、爵位、职务、姓名、年龄、身高、肤色，家属的性别、年龄及其相互关系等。汉代在进行严密户籍登记管理的同时也建立了严格的人口核查制度。汉代人口的核查工作是在征收人头税时进行的。一般说来，每年的八月是核对户口，征收算赋、口钱之时。《后汉书·皇后纪上》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李贤注：“《汉仪注》曰：八月初为算赋，故曰算人”。再据《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七月条诏“方今案比之时”句，李贤注：“《东观记》曰：‘今年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可知各地官员在每年八月征收赋税的同时要案验户口。对农民的脱籍流亡，汉政府制定了许多强迫流民返归乡里的法规，如“舍匿法”、“流民法”等，以加强对流民的控制。“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止隐匿流亡人口，所谓“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13](《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在这种情况下，隐匿户口的依附家农只能是少数。
在严密控制户籍的基础上，汉代制定了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里的其他居民(奴婢除外)，一般都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的货币以完成赋役。为了完成国家的税收，田庄主和田庄其他居民就不得不把他们产品拿出来，并且运到田庄之外去卖，以换回自己需要的货币。所以说汉代的政策决定了汉代田庄不可能是封闭的经济状态。这当然同时活跃了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汉代商品经济较为繁荣的原因之一。
四、结 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特别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使田庄与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说，田庄具有相当的自给自足性，它有明显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倾向性。这是由田庄综合经营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它能够“闭门成市”，自给自足。但是，田庄综合经营的丰富产晶和田庄主对财富增值的追求以及汉代的政策又把它与整个社会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使它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传统的观点只是看到了汉代田庄的自给自足性，也就是综合经营，所需物品，不必外求，从而断定它“闭门成市”，很少对外进行交换。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的学者，则是从田庄的经营方式来看的，认为汉代田庄进行商业经营是由于田庄的产品有剩余而进入流通领域或是由于逐利而经商，而没有把它放到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考虑，没有从国家政策这方面来考虑。从实际情况来说，在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统治之下，国家怎么能够允许在它统治的范围内出现大量脱离它的控制而存在的田庄呢?汉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主要征收货币赋税，使汉代田庄与外界市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商品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具备了商品产生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各个行业的生产者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这些产品分属于各个生产者私有，不能直接进行产品的分配，必须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通过买卖来满足各自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商品的交换是自由自愿的。然而，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主要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而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给逼出来的，田庄多是被动地而非主动进入整个社会大市场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有时候那是不得不去卖。推而言之，汉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所造就的，是不健全的、非成熟的、人为的繁荣，一旦政府的控制力遭到削弱，无法控制这些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田庄的时候，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景象自然也就随之破灭。那么，为什么汉代前期商品经济竟是如此的空前发达，而到了汉代后期甚至是汉代以后很长的时间还很难达到这种程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捌』 自足性 哲学名词上什么意思
哲学家康德认为，“应该蕴涵能够”（Ought implies Can)---理性的个人，想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就必须具有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自由。许多启蒙政治思想也从这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出发：有意识的和理性的个体可以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政治偏好。尼采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学说的谱系研究，揭示出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或独立的选择。由权力意志产生的斗争，一人们常常意识不到的方式，产生出他们的信念、态度和价值。尼采的思想虽然算不上连贯一致，但他也主张，即使是一个独立主体的存在也都是一个神话。
『玖』 《民法典》观后感个人心得范文五篇
《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 网络 全书，重在保护私权利，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密切关联，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类纠纷和矛盾的解决均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和支撑。一起来看看《民法典》 观后感 个人心得 范文 五篇，欢迎查阅!
《民法典》观后感个人心得1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复杂。《民法典》就像一个无形的天网，全方位保护人民民事权利，每一条法律规定都凝聚社会生活规则的共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制建设更加深入人心。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即将精彩亮相。《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公民权利保护的崭新时代，它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需求，保障了人民的权益，用权利本位构建起整部法典的逻辑主线，必定能够更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座“大厦”的重要支柱，必将为法治中国建设筑牢根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是万法之母，是生活的网络全书，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民法，可以说，民法是社会生活领域最重要、最基础的法律，关乎人民的日常生活，关乎国家的经济制度，关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明确住宅70年后自动续期，老人再也不用担心养老问题;设置30天“离婚冷静期”;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放宽对收养条件限制;扩大扶养人的范围;明确将自然人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到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等诸多内容。除此之外，民法典还涉及优良家风入法、继承人宽恕制度、老年人居住权等内容，充分体现了权利保障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既有法律的庄严，又充满着人性的温度，这也说明我国在立法技术层面又有了新的提升。
《民法典》观后感个人心得2
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更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划时代”法典。而在此时，如何实施好“民法典”，切实发挥其效用，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的举措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带头示范，深刻理解法典条文，将其融入日常工作生活，当好民法典使用的“领头雁”。要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将其不断配套、补充、细化，把“民法典”放在发展的滚滚车轮上。也要用好监督手段，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此为基抓好法治型政府建设。
“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理解”是衡量“民法典”效用的标尺。知行合一，亦要先知而后行，是王阳明先生在认识事物时所推崇的思维模式，正如认识“民法典”时，各级党组织与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在“理解”上下功夫，从而带头发挥出其优势。其一，要聚焦理解“民法典”条款。民法典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其专业术语众多，更是要选取与工作相关的进行专业解读，加快民法典融入政府工作的脚步。其二，要深度理解“民法典”的“人民情怀”。“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坚持将“人民至上”理念融入民法典的推广与实施工作，大力开展普法工作，引导群众形成自觉守法习惯，鼓励群众靠法的意识和能力解决问题，让百姓主动拿起法治武器。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民意”是推动“民法典”发展的动力。“法与时转则治。”亦指法律应与时代需求相切合，民法典的发展思路也是如此。当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民法典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时代难题，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去探索、去解决，才能让民法典久久留下为民服务的身影。而“解铃还须系铃人”，促使民法典完善更新的正是民情民意。故此，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多听群众呼声，找准民法典在解民忧方面存在的不足，归纳整理，及时上报。要拓宽与民交流 渠道 ，多使用调研、走访等方式寻找民法典使用、推广的难点、堵点，联合地方专业法律机构力量，共同分析研讨，争取早日补足存在短板。要重视地区案例，及时吸纳其他地区群众意见与相关案例处理 经验 ，举一反三，帮助“民法典”发展稳定，从而顺利使其融入群众，服务群众。
“十目所视，十指所指”，“监督”是维护“民法典”宗旨的武器。民法典的出台无疑是为法治型政府建设安装了“强引擎”，也为维护人民利益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加强对民法典实施工作的监督力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民法典”公信力已成为实施“民法典”中的关键。因此，各级党组织以及党员干部要从自我监督做起，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等日常工作的准绳，不得作出危害公民权益的任何决定。要从日常监督中加大规范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裁决等活动，并依法严肃处理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和人员，提高群众公信力。要引入群众监督机制，促使各级司法机关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民事司法解释，统一民事法律适用标准，帮助民法典顺利落地生根。
“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就民法典的实施意义做了精准概括。用好民法典，抚平百姓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民法典出台之含义，在民法典的实施中掺入浓浓为民情，在维护人民权益与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上贡献光和热!
《民法典》观后感个人心得3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向世界宣告着“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这是人类法治浓墨重彩的时刻。占人类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有了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是中国法律的鸿篇巨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招牌商标，甚至是人类法治史、文明的一桩大事件。
民法典是中国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典，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法典。民法典将一个中国人从成为胎儿时所带的权利，到离世时拥有的权力和该尽的义务，涉及到人身、人生、财产、亲友夫妻关系、知识产权、企业等方方面面可能接触到的法律问题都尽可能涵盖进去，它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通过今后的司法实践和民众反馈，通过未来无数的案例和立法者、释法者不断的补充，终将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生活网络全书。
一部好的法典，必然要紧扣时代脉搏，映射伟大时代的奋进征程。民法典的编纂不仅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更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充分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嵌入和映照着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大脉络，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进一步提升，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的需求更加强烈，需要维护人格尊严，不仅要吃得饱，穿得暖，还要活得有尊严、有体面，对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保护的需求也更加强烈。民法典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也开启了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这场“盛世修典”，记录下时代发展的印记，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树立了法治中国新标杆。
民法典的出台，全面强化了对人民群众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的保护，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民法典回应了民生的关键问题,更好地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对生活、消费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一一予以解答，对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许多问题明确回应，丰富地展示了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真正用来解决和调节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将在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法典也为民事规范的基本准则提供了稳定的架构，有利于司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法典的灵魂在于体系性。民法典的系统化，意味着民法更加专业、全面、协调、为更多人熟知，也必然会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并进一步指导人们从事好社会生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网络全书，民法典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更提供了稳定的价值体系，体现了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
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民法典是正确适用法律的重要保障。体系化的民法典不仅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 方法 规等的矛盾冲突。此前我们往往在“找法”时无从下手，在众多单行法、相关司法解释及行政法规中难以抉择，常常出现“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现象。今后，通过领略民法典的规则和精神，法官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我们检察人员也更容易刑法与民法的界限、从而区分罪与非罪。
当然，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对民法典必然会有不同的见解,因此，学好民法典，是法律工作者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一名检察人员，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都要不忘学习和运用民法典，同时对身边的人和案件中遇到的当事人积极普法，帮助他们更好地运用民法典保障自己的权益。
《民法典》观后感个人心得4
2020年5月28日，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这是一部凝聚着中国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典，这是一部写满14亿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的法典。生活的温度，在法典的一字一句之间流淌。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民法典》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是公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编纂民法典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通过对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整合、编订，形成了一部适应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的法典。《民法典》不仅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也能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权益。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安全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希望权力保护更充分。从民事权利保驾护航，到物权的严格规定;从合同法的详细分类到人格权的强力保护;从婚姻家庭的琐碎到继承的合理调整，《民法典》的颁布健全了民事权利种类，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民事权利体系，立图保住群众的“钱袋子”，美好生活的“菜篮子”。从高空抛物侵权到“套路贷”、“校园贷”恣肆，从网络支付到婚前财产处理，《民法典》回答了新时期遇到的新问题，新难题，不断加强法律的前瞻性，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弘扬家庭美德，更好的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断增强人民幸福感、安全感。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检察机关干警，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首先加强自我学习，认真学习民法典内容及相关精神，学法、懂法、知法、用法，将法律学习及运用贯穿到工作始终。自觉通过各种形式加强民法典理论学习，强化法学素养，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法律，提高检察机关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运用法律武器切实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侵犯。
君不见生活琐碎悉数写进民法典，提高了法治服务能力;产权登记让群众吃下定心丸，保障了合法权益;君不见婚姻家庭鸡飞狗跳，民法典前瞻后虑，保全夫妻双方利益。民法典打开人民群众的幸福之门，锻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体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以“民”为本，以“和”为中心，让群众驶入幸福美好的未来!
《民法典》观后感个人心得5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包含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计1260条，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打开手机、电脑，能直接的感受到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都在传递着民法典对我国法治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也在传递着民法典是一部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法典。作为一名非法学专业 毕业 的书记员，认真学习民法典，对做深做好检察新闻宣传，促进、传播检察 文化 ，推动检察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意愿的重要体现。
“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的编纂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为起点，对群众普遍反映呼吁的问题，积极做出回应。民法典的诞生，紧扣着社会关切，回应了人民期待，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保障，更蕴含着“人民至上”重千钧的理念。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近几年频频出现的一些新闻：在生活中遇到被高空坠物砸伤谁负责的问题、在遇到“套路贷”“校园贷”怎么合法维护自身权益的问题、在出行中遇到老人倒地想扶却不敢扶的问题、在未成年人偷用家长手机对主播进行打赏能不能退回的问题等方面，民法典都进行了详细回应。同时，民法典也与时俱进，针对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不断调整的社会关系，以人民为中心，对接人民的法治需求，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急，实实在在地写进了法律条文中，从法治层面主动推动痛点难点问题。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民法典的编纂工作结合疫情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对民法典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针对疫情期间家长隔离、幼儿在家无人照料等情况，民法典也都及时收纳进行规定与解答，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意愿，将“人民至上”放在心里、落于行中，为人民群众打开幸福之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此期间，通过网络，我们也看到多地针对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出台相应的 规章制度 ，只为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确保人民利益至上。
二、民法典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从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的编纂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一部“法”的诞生伴随着中国社会60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伴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增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驱动下的创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们国家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国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是社会的基本法，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它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它更是一部代表人民利益、保障人民权益的好法典，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正是因为民法典中健全和充实了民事权利种类，形成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知行合一，做好民法典的宣传员。
“民惟邦本、法系根基。”民法典的出台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将深刻影响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学好民法典，自觉遵守、执行、适用民法典，让民法典真正落地生根。
“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作为一名检察干警，不仅要坚持把学习民法典作为提升自身能力素质的重要内容，深学悟透、精准运用，不断提升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努力把法典的法治精神、法治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尊学守用民法典的模范。同时，还要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将民法典普法工作融入日常，推进民法精神的认同和民法功能的实现，当好民法典的宣传者。及时、广泛的用人民群众能理解、易记忆、用得上的方式方法进行宣传民法典，突出显示民法典姓“民”的根本要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参与性，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规范，真正让民法典入脑入心，推动民法典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有力地助推检察业务宣传、检察舆论营造、检察品牌树立、检察文化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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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自足性 在哲学名词上什么意思
自主性在哲学名词上什么意思驻足是应该就是叫你自觉一点做什么东西都不要敌人钉子自己要自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