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刑法德国

㈠ 外国刑法中新旧两派的争议（观点，内容）

伦理价值评价与社会秩序价值评价、道义非难与防卫观念的对立,由于这些对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论是新旧两派争论

㈡ 德国刑法正当防卫法条

德国《刑法典》第32条第二款规定：

1、正当防卫不违法。

2、为使自己和他人专免受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属害而实施的必要的防卫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作为一种刑法制度，有以下具体特征：

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具有惩罚作用。古代刑法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允许私人复仇，并使复仇合法化进而成为刑罚的补充形式。

(2)意思刑法德国扩展阅读：

《德国刑法典》第33条规定了不处罚的四种情形：

1、防卫人在惶惑或者恐惧中，抓起刀子和手枪进行防卫，本来用拳头就可以对付的；

2、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或者还不是当前面临的时候进行防卫的；

3、对无关第三人造成损害的；

4、错误地想象一个现在既不存在也没有存在过的攻击，并且由于惶惑、害怕或者惊恐，防卫超过了界限的。

㈢ 德国法律

逃回中国不一定安全，因为依据中国《刑法》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指的是“刑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您女儿属于“交通肇事逃逸”，依据《刑法》13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您的女儿假设被判刑，那么刑期超过3年，不符合《刑法》第7条的“不予追究”的条件。
但是，您的女儿如果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周岁要加上生日，假设您女儿生于1999.7.1，但是案发于2013.6.30那么案发时您女儿没有达到14周岁，不承担刑事责任），可能会被从轻处理。依据《刑法》第17条规定，
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中国和德国没有签订“引渡协议”，这些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
非洲--南非，
南美洲--厄瓜多尔，阿根廷，巴西，秘鲁，
欧洲--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亚洲--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哈萨克斯坦，蒙古，韩国，吉尔吉斯斯坦。
如果她返回德国被逮捕那是肯定的，我国的法律规定我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当尊重当地的法律。

㈣ 历史上的十种女子酷刑 直接将女性下体挖去（令人发指）

妇刑，顾名思义是针对女性的刑法。对生理上的迫害之外，还对受刑人产生极大的心理影响。本文列举了历史上的十种妇刑，一个比一个变态残忍。

一，骑木驴

骑木驴是古代惩治罪犯的刑法，多用于勾结奸夫谋害亲夫的女人所用。水浒传里教唆西门庆勾引潘金莲的王婆，就死于该骑木驴。水浒传里这样描述: 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伏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

被判死罪的女犯定谳以后，她的全身全身衣裤将被完全剥光，在验明正身后，衙役们将女人捆绑妥当，便可将她的双腿分开，阴户对准那根驴背上的粗木橛直插进去。接着，用铁钉把女犯的两条大腿钉在木驴上，防止其因负痛而挣扎。最后，由四名大汉抬着木驴上的女犯游街，整个示众程序便告一段落。

二，滕条抽阴户

这是德国人发明的一种妇刑。行刑时，首先剥光女犯的衣裤，将其上身捆绑在椅子上，然后由两人分别提起女犯的双腿，向两侧打开（或者用绳子捆住双脚向上吊起）。接着，行刑者手持滕条照女犯的阴部使劲抽打，待打得皮开肉裂之后，再将盐水或酒精洒在伤口上。

三，悬吊刑

悬吊刑也分为好几种，吊乳头、吊半边猪、倒挂金钟等，都是极其阴狠的酷刑。

吊乳头：这是专门用于女犯的刑罚，即用细绳拴住两个乳头，将女犯悬吊在空中，仅仅让两个脚尖着地。

吊半边猪：将女犯一侧手脚的拇指（拇趾）捆在一起，然后悬吊起来，在另一侧手脚上悬挂重物。

吊鸭子凫水：用绳子将女犯的双脚捆扎在一起，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将其身体不断浸入水中，当女犯被呛得即将昏迷时，再将其拉出水面。如此反覆进行，受妇刑者极难忍受。

倒挂金钟：用绳子捆住女犯的一只脚吊起来，然后将另一只脚和双手从背后捆绑在一起，使其身体倒悬于空中。

四，幽闭

宫刑不仅仅只针对男人，幽闭就是正对女人的宫刑。施刑的方式就是用木槌击打妇人腹部，在外力的作用下导其子宫脱落。这是对妇女的非人的摧残。“幽闭”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绅之家也用，手段无不用其极，肆虐面很广。

五，破身

破身是一种针对处女的酷刑。古代一些贪官酷吏为了自己的目的，强行破坏女犯的处女之身。要么指使凶猛男犯或下属强奸、轮奸女犯，要么指使几个粗壮女人捉住女犯，剥掉衣裤，用一小木棍插进女犯阴部，鼓捣几下，使女犯处女膜破裂。传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小白菜就惨遭此刑。

六，浣肠

浣肠示众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受刑的女犯全身赤裸着，在挟持下被强迫趴跪在示众台上，屁股将高高撅起。接着负者执法的人员用木制漏斗套入女犯的肛门，用木桶取来略低于人体温度的清水，一次以约略一升的量灌入女犯的肠道里，另外的人员以一类浣肠专用的擀面杖型长圆木棍，垫入女人小腹部和示众台面的空间中来回擀动，使女犯不停地感受到无法克制的强烈便意，通常女犯无法坚持很久，便会在一阵阵身体和肛门的强烈痉挛中，将肠道中的大量液体喷射到身后的沙台上。

在形成第一次喷射后，女犯会被允许休息约半刻钟的时间，然后重复第二、三次浣肠的进行，而一般在进行完三次浣肠后，女犯身体里的粪尿便差不多已被排空干净，此时犯人便会被架起来，由执法人员为之彻底清洗身体，阴户和肛门。

七，挖阴术

挖阴，顾名思义就是挖去生殖器。这个刑法男女通用。男子割去生殖器，在“蚕室”里待上个把月，也就能痊愈了。而女子被挖生殖器，涉及体内多处重大器官，在古代比较落后的医学条件下，这种刑罚显得异常残酷，受刑的女子往往因为血流不止，而死于非命。

八，缝阴术

缝阴术亦称为锁阴术，也是女子宫刑的一种。即用针线绳索将女子外阴缝闭起来。这种宫刑术，因其极其卑鄙、下流，官场上一般不用，但在民间却非常盛行。丈夫对付红杏出墙的妻子，妒妇对付与丈夫有染的奴婢，都乐衷于此法。

九，刺阴蒂

生殖器官是女人身体最脆弱的地方，而阴蒂又是女人性神经最集中和身体最敏感的部位，当尖利的钢针刺入阴蒂时，那种疼痛足以使受刑者神经产生竭斯底里的颤抖，任何女人都绝难忍受

十，站砖

站砖是一种专对女犯进行的酷刑，方法是把缠脚女子的鞋、缠脚布去掉，让差役架着她赤足站砖，古代女子几乎都要缠脚，缠脚后骨头是畸型的，不穿鞋、不裹脚是根本无法站立的，人站上去不到半个小时，便会觉得身体好像重的很，脚就有点撑不住了。

在过一会儿，便会觉得身体有几百斤重。在过一阵，就好像有千斤重，两只脚发酸发抖，身体开始歪斜，但两旁有衙役架着。再站一段时间，大小便就失禁了，等到放下来，人就立即瘫倒在地，不能行走了。

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制定了系列迫害女性的刑法。除了本文列举的这些，还有针对女犯人的十大酷刑（阴刑），更是变态到令人生不如死。

㈤ 德国刑法典的介绍

《德国刑法典》是 庄敬华、徐久生 编著的书籍，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㈥ 德国刑法将犯罪分为什么罪

德国刑法采用罪分两等的做法。 2002 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维持了这一作法，将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

㈦ 德国刑事法第175条是什么意思 《法语助手》法汉

德国刑事法第175条（Paragraphe 175）

德国刑事法第175条于1871年5月15日颁布，1994年3月10日被废除。此条例将男 同 之 间的 行为定为刑事罪行。

㈧ 在德国故意伤害能判处多久刑期

在德国，故意伤害构成犯罪的，一般处5年以下自由刑（相当于我国的有期徒刑），其中：使用下列方式进行故意伤害的，处6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

1、投放毒物或其它危险物资的；

2、使用武器或其它危险工具的；

3、与他人共同进行伤害行为的；

4、以危害生命的方式进行伤害的。

法律依据

《德意志联邦德国刑法典》

㈨ 德国刑法学家

德国刑法学家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托马斯﹒魏根特、比克迈尔、埃里克·希尔根多夫、费尔巴哈等。

㈩ 论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所谓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规定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为必备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关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在刑法理论上长期存在争议。本文拟从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的分析着手， 展开对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探讨， 以期对刑法相关理论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观结构分析

德日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目的犯主观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目的犯是“二主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即目的犯是一种主、 客观要件不一致、 主观要件多于客观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对基本客观构成要件须具备故意之外， 还需要具备特定的内在意向。涵盖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观要件规定范围的主观要件称之为意图， 或称为“第二主观要件”， 或者是德国刑法学家海格勒所称的“超出的内心倾向”， 麦茨格所称的“有意义的意欲”。

一些学者根据目的犯目的对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将目的犯目的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 第一种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并非针对“所计划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针对类型化的行为人动机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伪造罪的意图即为此类。伪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货币、 有价证券或文件的纯正性， 而伪造罪意图的内涵是“行使”， 该目的的内含已经超出所保护法益之范围， 因此这种目的被称为“法益侵害取向的额外主观要件”； 另一类意图所涉及的内容为法益侵犯本身， 行为人行为的可罚性确立并非在法益侵害时即已成立， 而需待确立目的存在时方能成立， 此种类型的目的犯类型， 其客观构成要件实现， 仅为整个犯罪类型的前阶段。如侵犯财产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 可以成为认定财产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认定成立侵犯财产罪， 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一个本罪要求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 只要该动机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财产罪。这种目的被称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内在意向”。[1]

与目的犯的主观特征相适应， 目的犯主、 客观关系的特征在于目的犯的“主客、 观不一致性”。“所谓目的犯， 乃将外部的行为有意义之意欲， 作为实现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为外部行为被意欲为其他结果之目的之客观的原因， 如所谓分离的结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为被意欲为行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结果之手段， 如缩短的两个行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为自己或第三者获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后者， 如伪造之‘以行使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损害本人利益’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图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 伪造罪所谓伪造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所谓‘行使’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最后的结果必然系行为者之意欲”， 也就是说， 第一种目的犯， 以外部所为的行为为目的内容， 以为他结果之客观的原因； 第二种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为以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为之手段。[2]第一种目的犯， 被称为断绝的结果犯， 第二种目的犯则称之为短缩的二行为犯。

二、 目的犯目的与故意关系之理论探讨

从上述目的犯主客观的结构分析来看， 目的犯的结构要件在整体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对客观事实进行规定的客观要件； 其二， 涵盖此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故意， 其三则为超出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目的”这一特定主观要素。这种与主客观相符的通常情形有异的二主观要件犯罪类型， 引发了学者关于上述两主观要件关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与目的犯故意关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单独的犯罪主观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种？

（一）国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目的犯的概念来源于德国， 与我国不同， 德国刑法中没有故意的明确定义， 一般认为， 故意分为意图、 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 其中意图主要强调意志因素， 即行为人努力促使结果发生； 直接故意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确信结果会发生； 间接故意也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认为结果可能会发生。

德国学者对意图和故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存在将意图与故意等视齐观、 意图与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异等诸多观点。[1]由于“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 主观要素和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之间的关系成为极为复杂的问题，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内容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内容是一致的， 换言之， 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制约着故意的内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目的犯目的与故意、 过失地位并列， 而且由于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对应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观的主观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学者将目的犯目的与一般的犯罪故意区别开来。如“由于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许多普通法传统的学者和法官认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简单地附随着行为的故意， 就像诸如伴随强奸行为的强奸故意。特定的故意应当是很好的加以定义了， 就像盗窃罪要求的故意一样： 永远剥夺所有权人的财产的故意。”[4]还有的学者则将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称为基本犯意和进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图”。在论述基本犯意时， 在检察官诉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内容（或者更常见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为的范围”。[5]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与犯罪行为对应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与目的犯特定意图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 不能归于同一范畴。

（二）我国学者的观点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刑法理论不同， 具体到与上述目的犯结构理论相关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其一， 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三段式、 立体的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 即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行和有责性， 各个阶段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判断。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则直接来源于苏联，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平行的结构； 其二， 相应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故意通常认为属于责任的范畴， 其故意主要是针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虽然德、 日刑法中并未明确地规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学者一般均认为目的犯之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主观要素。我国刑法则对犯罪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 我国的故意是对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国刑法对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但由于不同学者对故意概念的解释不同， 对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的关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说的观点认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种或者包含于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学者认为， 在对犯罪故意进行分类时， “根据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备构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将故意分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谓目的故意， 是指行为人必须具备某种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谓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备某种具体目的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将目的犯中的目的与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区别， 认为“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目的， 专指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规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该种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构成要件中规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为人， 均是以构成要件的结果为其犯罪目的的， 但该目的并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该种故意仍然属于这里所说的非目的故意”。[6]

显然， 根据上述通说的观点， 目的犯目的是区别于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张目的犯目的属于犯罪故意的学者一般认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条件， 例如， 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则不存在盗窃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盗窃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为目的”， 则不存在伪造货币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伪造货币罪。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 目的犯的目的是独立于犯罪故意的一种主观因素， 认为“由于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故意的含义和种类， 因此， 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应该非常明确。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说，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种目的， 但它明显区别于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的一种主观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种形式”。[7]

三、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 目的犯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意欲， 而故意则一般包括“认知”和“意欲”两个部分， 因此要判断二者关系最重要之处在于比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与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还是互相独立的两个范畴，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关系， 则目的犯目的属于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独立的两个范畴， 则目的犯目的不能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内容与认识因素联系紧密。根据我刑法第14条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内涵与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国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会的结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构成事实”， 成为行为人认识因素的内容， 相应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构成要件事实发生”转变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 对危害结果的理解就成为理解我国犯罪故意内涵的关键。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具体的、 客观的体现。关于危害结果的含义， 刑法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结果说认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观化， 都是危害结果， 它不限于行为对客观外界所造成的有形变化， 还包括身体动作和其他非物质性损害。狭义的危害结果则是指危害行为导致犯罪客体发生的物质损害或者危险状态。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则认为， 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8]危害结果是社会关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离开了犯罪客体， 便不能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而目的犯目的与犯罪客体紧密相联， 不具有特定目的， 则不可能对一定的社会客体造成损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为犯罪故意内容的一部分。

但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有待商榷。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和意欲的对象不符合犯罪的本来面目， 混淆了行为人行为时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意欲以及事后对犯罪主观方面评价的不同阶段。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 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关系， 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在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 首次要考虑行为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但这种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 造成何种损害的判断和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一样， 都是一种事后的判断， 因此， 让行为人在行为前认识作为事后判断的对犯罪客体损害的危害结果是不现实的。而且， 犯罪客体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当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体究竟为何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尚存在争议， 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期待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认识到自己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因此， 将对犯罪客体造成实际损害或者危险的危害结果作为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值得商榷。

我国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 危害结果并非一切犯罪的构成要件， 行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为必要条件。如果认为犯罪故意是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则行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这也是和司法实践不相符的。 基于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中故意的概念， 从维护罪刑法定和责任原则出发， 本文认为， 我国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并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认识对象应该是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 相应的其意志因素则为决意实施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的实现。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础上，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的犯目的希望达到的结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并不一致性， 下面从目的犯中两种主要的目的犯――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具体各罪中各举一例， 说明本文的观点。

盗窃罪是断绝的结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盗窃罪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进行考察。盗窃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那么盗窃罪的故意是什么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和合本文上述对故意内涵的界定， 盗窃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实施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 因为也可能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然后在窃得行为人财物后加以使用， 使用后再返还给被害人， 这种情况下就不构成盗窃罪， 只有行为人是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时才能认定成立盗窃罪。

再以典型的短缩的二行为犯――伪造货币罪为例， 伪造货币罪是典型的行为犯， 伪造罪的故意是明知伪造而实施。但是仅有故意还不能构成犯罪，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有“以行使为目的”， 即将货币投入流通， 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 则不会对公共信用和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造成损害， 也不可能扰乱货币管理秩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在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中， 目的犯目的与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显区别，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犯罪主观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为人主观方面只要具备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构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对构成要件的认识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备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密不可分， 没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谓的目的犯故意就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