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第六次任务0028

① 国际商法案例与分析

法理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Article 17[第十七条]：“An offer, even if it is irrevocable, is terminated when a rejection reaches the offeror.[一项发盘，即使是不可撤销的，于内拒绝通知送达发容盘人时终止]”
分析：因为卖方12月1日的发盘构成要约，有效期到12月31日，但买方在12月10日拒绝了该报价，导致发盘终止要约失效。虽然买方12月15日（要约有效期内）改变主意，接受发盘进行了承诺，但是未能构成要约-承诺的合约关系。
结论：合约不成立。

② 维护交易安全原则是什么

(1)商事主体严格法定原则；
(2)维护交易公平原则；
(3)保障交易迅捷原则；
(4)保障交易确定性原则；
(5)维护交易安全原则。

③ 物权法对国有企业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呢

http://www.stdgx.com/article.php?tid=139

我国修改物权法草案 防止企业并购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编辑: stdgx 发表日期: 2006-10-27 21:48 复制链接

新华网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任芳、王娅妮）在27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正在进行第六次审议的物权法草案在保护国有资产方面又添重要一笔：通过“合并分立”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今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第五次审议时，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现实生活中，通过企业并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严重，应作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草案据此将有关条款修改为：“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通过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低价转让、集体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和股权分置改革接近尾声，为国有企业大规模进行并购重组创造了条件。

一家境外金融与商业顾问公司均富企业金融新近一份报告显示，从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价值140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为境外企业所并购，交易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52％。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蛇吞象”、政府“拉郎配”、“合并报表”式的虚假重组、非相关产业重组等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方式。这些重组难以保证企业创造不断增长的利润，往往会发生大股东侵占、非法转移国有资产。

有关人士指出，物权法草案六次审议稿在保护国有资产的条款中添加的“合并分立”几个字，将有利于今后更有针对性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6325
平等保护原则：中国物权法的鲜明特色
王利明
【关键词】
【点击次数】1344
【阅读次数】0
所谓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原则，是指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其享有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在受到侵害以后，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的首要原则，也是制订物权法的指导思想。平等保护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因为在西方国家，物权法以维护私有财产为其主要功能，所以没有必要对所有权按照主体进行类型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平等保护的问题。但是，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在法律中尤其是物权法中确立平等保护原则对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平等保护原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

物权是一定财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物权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法律，必须确认和体现一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物权法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调整财产的归属与利用关系，“物权制度有关一国的经济，势不能不采取一贯的政策，以为社会的准绳。”[1]也就是说，物权法必须采用宪法所确定的政策作为其基本规则设计和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物权法也必须反映一个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形态。正如德国法学家鲍尔所指出的，“作为法律制度一部分的物权法，包含着人类对财务进行支配的根本规则。而该规则之构成，又取决于一个国家宪法制度所确立的基本决策。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制度，也是建立在该基本决策之上，并将其予以具体化。”[2]正因如此，物权法才具有浓厚的固有法和本土性的色彩。我国物权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归属和利用的法律，是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民法上的表现，也是宪法中保护各类财产权利法律规则的具体化。因此，物权法必须体现宪法的精神，符合宪法的要求。

物权法作为基本财产法，必须反映宪法的所有制关系。西方国家的物权法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作为其基本的功能[3]，而我国物权法虽然也具有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功能，但它对财产权的保护不是单一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因而我国物权法必须确认平等保护原则，反映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和维护多种所有制的需要，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物权法草案中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正是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物权法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宪法的基本精神的反映。

之所以说平等保护原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是因为该原则符合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形态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构成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正是对这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充分反映和具体体现。

首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内容上包括了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高低差别。所谓“以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是强调各种公有制对国计民生、经济安全以及政府实现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也是为了保证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属性。我个人理解，“主体”的本意更多的是强调公有制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力和对经济生活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说，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钢铁、交通、汽车、能源等大型产业实行共有制，有利于保证基本的经济制度和属性，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实现政府的调控能力。只有保证公有制的主体性的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述宪法条款虽然在措辞上存在着主体和非主体的差别，但只能理解为各种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有差异的，而不能理解为各种所有制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不是说公有制为主体就意味着公有制处于优越的法律地位，其它所有制处于次要的法律地位。正是因为在宪法上，多种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因而决定了物权法草案需要规定对各类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原则。

其次，平等保护完全符合宪法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第13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核心条款和关键条款，两者并不能是平等和同等的，否则不能表明我国物权法和西方国家物权法的区别。物权法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与宪法的相关规定是不符合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宪法的误解。现行宪法第12条的规定，作为一条宣示性的条款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在1982年制订该条的时候，针对文革期间一些人大搞“打、砸、抢”，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在宪法中宣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是必要的。作出这种规定，从强化国家主权的角度，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些国有自然资源与国家主权具有密切的联系，有必要从强化国家主权的角度有必要宣示公共财产的神圣性。但这一条的规定显然不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不能因为存在“神圣”两个字就认为宪法所确认的各种所有制是不平等的，更不能从“神圣”两个字就引申出要对国有财产优先保护，而对私人财产另眼看待。当然，宪法第12条的规定并不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宪法》第6条 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的规定才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

第三，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强调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而共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平等保护。一方面，按照《宪法》第6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形态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宪法》虽然规定了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但同时维护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根据这样一种所有制所采取的战略取向，就是我们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实行多元化，鼓励和保护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既然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就要对其它经济成分给予同等保护。所以，强调物权法对不同所有制的平等保护，这也是对宪法同等保护各种所有制成分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没有平等保护就难以有共同发展，失去了共同发展，平等保护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应有的目的。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物权法规定平等保护的原则，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宪法规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实践证明，只有努力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长远来看，物权法之所以要确认平等保护原则，就是要使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存在。通过平等保护，促进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物权法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作用。

第四，平等保护与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并不矛盾。应当承认，在我国，不同的所有制在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准入、银行贷款等方面有所区别，对不同的类型的企业，国家在税收、信贷、市场准入和用人指标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差异，对一些国有企业在贷款上确实存在这倾斜。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但这些区别与平等保护原则并不矛盾。物权法是私法，它确立的是财产的归属和利用，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关于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特别规定，其属于公法调整的范畴，而不属于物权法的内容。事实上，各国在产业政策上针对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主体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对私有财产的平等与统一的保护。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差异主要影响的是财产的取得，而并不影响对已经取得某一财产权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保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涉及的是民事主体取得财产权之后的平等保护问题。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它们取得财产之前的差异，在取得财产以后，法律对它们的财产当然要给予平等的保护。物权法并不涉及有关取得财产的优惠的调整，也不应该介入政策性优惠的领域。从物权法角度出发，具有不同来源和不同性质的财产，一旦确定其具有确定的归属之后，它们在交易关系中，就应该适用同一法律规则。

之所以说，平等保护原则完全符合我国宪法，是因为我国宪法不仅确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而且规定了对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宪法本身对财产的保护，就贯彻了平等原则的要求。例如，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同时又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4]宪法强调对国有财产的保护，但是，宪法对各类财产规定的实际保护规则，并没有差别。尤其应当看到对各类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国家的义务。例如，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该条实际上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对非公有制经济义务，国家机关在行使各自的职权过程中负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害的义务。所以，按照我国宪法学者的一致看法，从宪法本身的内涵来看，实际上也体现了平等保护的精神[5]。而物权法的平等原则，只不过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具体表现。

之所有说，平等保护原则是符合宪法的，是因为对各类财产的平等保护符合宪法平等保护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也是基本的宪政原则。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6条就宣称，“法律对于所有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般认为，宪法中的平等既是一种基本权利，又是一项宪法原则。因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概念，是一种以宪法规范的平等价值为基础，在宪法效力中体现平等的内涵。”[6]所谓“法律面前的平等”或“法律上的平等”这一类的宪法规范，对于国家一方而言，即可表述为“平等原则”，而对于个人一方而言，即可表述为平等权。[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也包括了财产权的平等。一方面，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权利的平等，财产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依据平等原则，必然应该与公共财产一起受到平等的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作为主体的基本权利，对于保障其主体资格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财产不平等就谈不上主体的平等，尤其是对企业而言，企业与其财产是不可分割的，企业财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血脉。从一定意义上将，企业本身甚至是为一定目的而存在的才财产。在一些企业买卖中，企业本身也是当作财产来作为交易的对象的。如果财产不平等，这也就意味着主体是不平等地，势必会动摇法治社会的根基。在我国，已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而法治国家的特点就是要对各类主体进行平等保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仅仅是所有制形式本身要求平等保护，而且各类财产权要求平等保护，法治社会的根基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体都要平等对待。

二、平等保护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准确、全面地理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要看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除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一面之外，还包括另一面，就是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整表述。只有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全面的理解与认识我国宪法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据此，作为调整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物权法，应当把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作为其基本的任务和目标之一，为此，物权法草案就必需要确立平等保护原则，保障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平等地位，确立起点的平等，使得每一主体能够进行平等的交易和公平的竞争，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第一，坚持平等保护，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基本的产权制度框架。平等保护原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所谓市场，是由无数的每天重复发生的纷繁复杂的交易所构成。交易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财产权和合同，因为交易要求以交易主体各自享有财产权为前提，并以财产权的转移为交易追求的目的。因而产权的构建是市场的基本规则，但作为市场经济规则的产权制度，必须建立在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天然要求平等，因为交易本身就是以平等为前提，以平等为基础。否认了平等保护，就等于否定了交易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否认了市场经济的性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天然要求市场竞争主体是平等的，只有平等才能实现竞争的平等。任何企业无论公私和大小，都必须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并适用同等的法律规则。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平等地位需要通过物权法的平等保护来实现。如果对不同所有制的财产给予不同的保护，就没有所有制上的平等和法律上的平等。将财产所有权区分为三六九等，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本身也被区分为三六九等，因为财产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必然决定占有财产的企业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这必然导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必然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权，而这和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第二，平等保护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利益目标是多元的，资源的配置也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市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运行交织着各种矛盾、冲突。因此，必然要求通过法律手段从宏观以及微观上对各个主体之间的行为加以协调与规范，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而通过物权法确立平等保护物权的原则，有助于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确立基本的条件。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物权法，首先就在于物权法确认的是平等保护原则，充分鼓励市场主体广泛深入地从事市场交易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即使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以国有资产为基础，参与各类民事活动，如发行国债、发行国库券、对外担保等，国家也应该和其他民事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并遵守民法调整民事活动的一般规则。国家从整体上作为民事主体的时候，和其他民事主体都是平等的，同样，国有企业、国家控股参股的公司参与民事活动时，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对其支配的国有财产设置一些特殊的保护规则，否则就限制了此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终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尤其是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上，强调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一律平等，这就意味着只要是从事民事活动，无论民事主体的具体形态是什么，都要平等的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否则，其所从事的民事活动就不能称为民事活动，这类主体也没有资格被称为民事主体。

第三，平等保护是市场主体平等发展的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保护的平等不仅仅为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和公平交易创造了前提，而且也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段时期内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一大二公”的政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就严重压抑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财产保护的不平等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差异，甚至对一些企业实行明显的歧视性待遇，这就会严重的损害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各种所有制平等保护、共同发展的方针，最大限度地挖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潜力，调动了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使中国经济二十多年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也正在于此。可以说，正是在政策法律上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实行平等保护，才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只有通过平等保护，才能为市场主体的平等发展创造基本条件。

受到平等保护的权利是各类市场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一方面，财产的平等意味着企业的平等。企业作为进行市场活动的主体，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对一定财产的支配和控制，而市场的交易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体现为企业对一定财产的处分，如果对于财产不能进行平等的保护，企业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市场交易根本无法进行。如果将各类财产根据其财产归属主体的不同，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将市场主体划分成不同等级，这就根本无法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平等发展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平等保护意味着要遵守共同的财产规则。当前，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是否是市场经济，关键看市场是否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是否遵循同样的游戏规则，规范市场经济的民商法体系是否建立和健全。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旨在维护和保障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而物权法则是通过对各类财产的平等对待和一体保护，来实现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这种平等对待要求各类市场主体在享有并行使财产权，以及在其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下都要遵循共同的规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如果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物权法摒弃了平等保护原则，对不同财产进行不平等的对待和保护，就很难证明我国真正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源泉。美国法学家庞德有一句名言，即“在商业时代里，财富多半是由许诺组成的”[8]，既然合同构成财富的主要内容，它天然的就要求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平等关系，而财产的归属是进行交易行为的前提条件，这就要求在物权法上对各类财产的主体要进行平等保护。只有确认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足够的动力与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促使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平等保护原则不仅要求强调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而且也要求将个人财产权的保护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财富是由芸芸众生创造的，充分释放个人创造财富的潜力，是搞活经济、迅速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基础。古人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缺乏对私有财产权平等、充分的保护，则人们对财产权利的实现和利益的享有都将是不确定的，从而也就不会形成所谓的“恒产”，也很难使人们产生投资的信心、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通过物权法强化对这些财产的平等保护，才能鼓励亿万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爱护财富、合法致富。如果我们对各类财产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私有财产“低看一眼”，甚至采取杀富济贫的办法，公民不敢置产创业，企业不敢做大做强，就会出现许多财富的大量浪费、资产大量外流现象，民穷国弱，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

三、平等保护原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国有财产

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作为确认财产归属和利用，尤其是对财产进行保护的规则，不仅可以适用于已经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而且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没有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即使对国有财产来说也不例外。有一种观点认为，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并不一定都会进入市场交易领域，所以物权法对财产的平等保护，不一定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由于许多国有财产并不进入交易领域，因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对国有财产关系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应当承认，物权法草案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有着密切联系，它首先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存在的，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并不是说，平等保护原则仅仅只是调整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关系，也适用于大量没有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关系。一方面，平等保护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它也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反映。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已经包含了对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对待的要求，因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就不仅仅是与交易关系相联系，其适用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任何类型的财产关系不管是否进入交易领域，客观上都要求在物权法上平等对待，在其财产权遭到侵害时受到物权法平等保护。物权法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并不仅仅只是规范交易关系，也不仅仅是调整与交易相关的财产权，而应当确认和保护各类财产权，如果平等保护原则不能适用于各类财产，那么，这与物权法作为基本财产法的属性也是不符合的。另一方面，任何类型的财产，在有关财产归属和利用的规则上，都不可能不受物权法的调整。财产如果不受物权法的调整，就意味着它不是一种财产，正如布拉曼特所言：“准确地说，财产导致了民法的产生，没有财产就没有法律和政府。”[9]而只要受物权法的调整，就必须适用物权法的规则。因为任何财产归根结底都是民事权利的客体。在财产被侵害的情况下，只有采取民法的方法，才能获得充分的救济。

从实践来看，确实有一些国有财产并不进入交易领域，例如许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占有的国有财产，并不发生财产的移转，对这些财产是否可以不适用市场经济的平等保护原则？我们认为，平等保护原则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财产，同样也适用所有类型的国有财产。因为任何类型的国有财产不管其是否进入交易领域，都要适用平等保护原则。这是因为：

第一，任何类型的国有财产都要在法律上表现为一种财产权利，对这种权利的必须通过物权法来确认。这就是说，国有财产本身仍然是一种民事权利，或者说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尽管国有财产在财产的管理、监督，以及国有财产的行使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所有权和行政权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开。但当国有财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表现的时候，它只能以民事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国有财产属于公法确认而非物权法确认的权利，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财产权利。而物权法在确认国有财产权的时候，必须要将国有财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同等对待，承认其平等的地位。所以，国有财产无论是否尽管国有财产在取得和行使方式以及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已经为我国民事法律、经济法所确认。即使没有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仍然是财产的一种类型。不进入交易领域的财产，可能要受到多个部门法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就具有优越于其它财产的地位。即便是国有自然资源，它们虽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甚至关系到国家主权，但它们仍然要适用民法的财产规则。我们也很难设想去设计一种让其具有优越地位的法律规则。当然，我们可以在物权法上根据其自身特性设计一些例外规定，比如说，关于国家

④ 中国海商法的详细法条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
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海上运输，是指海上货物运输和海上旅客运输，包括海江之间、江海
之间的直达运输。
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
输。
第三条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
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
前款所称船舶，包括船舶属具。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由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
舶经营。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非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
输和拖航。
第五条船舶经依法登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有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
船舶非法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有关机关予以制止，处以罚款。
第六条海上运输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
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第二章船舶
第一节船舶所有权
第七条船舶所有权，是指船舶所有人依法对其船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
第八条国家所有的船舶由国家授予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本法
有关船舶所有人的规定适用于该法人。
第九条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
得对抗第三人。
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条船舶由两个以上的法人或者个人共有的，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
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二节船舶抵押权
第十一条船舶抵押权，是指抵押权人对于抵押人提供的作为债务担保的船舶，在抵押
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依法拍卖，从卖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十二条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所有人授权的人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
船舶抵押权的设定，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第十三条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
；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船舶抵押权登记，包括下列主要项目：
（一）船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被抵押船舶的名称、国籍、船舶所有权证书的颁发机关和证书号码；
（三）所担保的债权数额、利息率、受偿期限。
船舶抵押权的登记状况，允许公众查询。
第十四条建造中的船舶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
建造中的船舶办理抵押权登记，还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建造合同。
第十五条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抵押人应当对被抵押船舶进行保险；未保险的，抵押权
人有权对该船舶进行保险，保险费由抵押人负担。
第十六条船舶共有人就共有船舶设定抵押权，应当取得持有三分之二以上份额的共有
人的同意，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船舶共有人设定的抵押权，不因船舶的共有权的分割而受影响。
第十七条船舶抵押权设定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不得将被抵押船舶转让给他
人。
第十八条抵押权人将被抵押舶舶所担保的债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他人的，抵押权随之
转移。
第十九条同一船舶可以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其顺序以登记的先后为准。
同一船舶设定两个以上抵押权的，抵押权人按照抵押权登记的先后顺序，从船舶拍卖所得价款中依次受偿。同日登记的抵押权，按照同一顺序受偿。
第二十条被低押船舶灭失，抵押权随之消灭。由于船舶灭失得到的保险赔偿，抵押权
人有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
第三节船舶优先权
第二十一条船舶优先权，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向船舶所有人
、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下列各项海事请求具有船舶优先权：
（一）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
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
（二）在船舶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
（三）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
（四）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
（五）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
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持有有效的证书，证明已经进行油污损害民事
责任保险或者具有相应的财务保证的，对其造成的油污损害的赔偿请求，不属于前款第（五
）项规定的范围。
第二十三条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所列各项海事请求，依照顺序受偿。但是，第（四
）项海事请求，后于第（一）项至第（三）项发生的，应当先于第一）项至第（三）项受偿
。
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五）项中有两个以上海事请求的
，不分先后，同时受偿；不足受偿的，按照比例受偿。第（四）项中有两个以上海事请求的
，后发生的先受偿。
第二十四条因行使船舶优先权产生的诉讼费用，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
的费用，以及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应当从舶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拨
付。
第二十五条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
前款所称船舶留置权，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所占
有的船舶，以保证造船费用或者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船舶留置权在造船人、修船人不
再占有所造或者所修的船舶时消灭。
第二十六条船舶优先权不因船舶所有权的转让而消灭。但是，船舶转让时，船舶优先
权自法院应受让人申请予以公告之日起满六十日不行使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海事请求权转移的，其船舶优先权随之转移。
第二十八条船舶优先权应当通过法院扣押产生优先权的船舶行使。
第二十九条船舶优先权，除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外，因下列原因之一而消灭：
（一）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自优先权产生之日起满一年不行使；
（二）船舶经法院强制出售；
（三）船舶灭失。
前款第（一）项的一年期限，不得中止或者中断。
第三十条本节规定不影响本法第十一章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定的实施。
第三章船员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三十一条船员，是指包括船长在内的船上一切任职人员。
第三十二条船长、驾驶员、轮机长、轮机员、电机员、报务员，必须由持有相应适任
证书的人担任。
第三十三条从事国际航行的船舶的中国籍船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
构颁发的海员证和有关证书。
第三十四条船员的任用和劳动方面的权利、义务，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二节船长
第三十五条船长负责船舶的管理和驾驶。
船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的命令，船员、旅客和其他在船人员都必须执行。
船长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船舶和在船人员、文件、邮件、货物以及其他财产。
第三十六条为保障在船人员和船舶的安全，船长有权对在船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人采取禁闭或者其他必要措施，并防止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
船长采取前款措施，应当制作案情报告书，由船长和两名以上在船人员签字，连同人犯
送交有关当局处理。
第三十七条船长应当将船上发生的出生或者死亡事件记入航海日志，并在两名证人的
参加下制作证明书。死亡证明书应当附有死者遗物清单。死者有遗的，船长应当予以证明。
死亡证明书和遗嘱由船长负责保管，并送交家属或者有关方面。
第三十八条船舶发生海上事故，危及在船人员和财产的安全时，船长应当组织船员和
其他在船人员尽力施救。在船舶的沉没、毁灭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长可以作出弃船决定；但
是，除紧急情况外，应当报经船舶所有人同意。
弃船时，船长必须采取一切措拖，首先组织旅客安全离船，然后安排船员离船，船长应
当最后离船。在离船前，船长应当指挥船员尽力抢救航海日志、机舱日志、油类记录簿、无
线电台日志、本航次使用过的海图和文件，以及贵重物品、邮件和现金。
第三十九条船长管理船舶和驾驶船舶的责任，不因引航员引领船舶而解除。
第四十条船长在航行中死亡或者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应当由驾驶员中职务最高的人
代理船长职务；在下一个港口开航前，船舶所有人应当指派新船长任。
四、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四十一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
第四十二条本章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二)"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
(三)"托运人"是指：
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
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四)"收货人"，是指有权提取货物的人。
(五)"货物"，包括活动物和由托运人提供的用于集装货物的集装箱、货盘或者类似的装运器具。
第四十三条承运人或者托运人可以要求书面确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成立。但是，航次租船合同应当书面订立。电报、电传和传真具有书面效力。
第四十四条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此类条款的无效，不影响该合同和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其他条款的效力。将货物的保险利益转让给承运人的条款或者类似条款，无效。
第四十五条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不影响承运人在本章规定的承运人责任和义务之外，增加其责任和义务。
第二节承运人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承运人对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的责任期间，是指从货物装上船时起至卸下船时止，货物处于承运人掌管之下的全部期间。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前款规定，不影响承运人就非集装箱装运的货物，在装船前和卸船后所承担的责任，达成任何协议。
第四十七条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并使货舱、冷藏舱、冷气舱和其他载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
第四十八条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
第四十九条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习惯的或者地理上的航线将货物运往卸货港。
船舶在海上为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或者财产而发生的绕航或者其他合理绕航，不属于违反前款的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条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
除依照本章规定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外，由于承运人的过失，致使货物因迟延交付而灭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除依照本章规定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外，由于承运人的过失，致使货物因迟延交付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即使货物没有灭失或者损坏，承运人仍然应当负赔偿责任。
承运人未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间届满六十日内交付货物，有权对货物灭失提出赔偿请求的人可以认为货物已经灭失。
第五十一条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船长、船员、引航员或者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驾驶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过失：
(二)火灾，但是由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的除外；
(三)天灾，海上或者其他可航水域的危险或者意外事故；
(四)战争或者武装冲突；
(五)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的行为、检疫限制或者司法扣押；
(六)罢工、停工或者劳动受到限制；
(七)在海上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或者财产；
(八)托运人、货物所有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的行为；
(九)货物的自然特性或者固有缺陷；
(十)货物包装不良或者标志欠缺、不清；
(十一)经谨慎处理仍未发现的船舶潜在缺陷；
(十二)非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
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任。
第五十二条因运输活动物的固有的特殊风险造成活动物灭失或者损害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应当证明业已履行托运人关于运输活动物的特别要求，并证明根据实际情况，灭失或者损害是由于此种固有的特殊风险造成的。
第五十三条承运人在舱面上装载货物，应当同托运人达成协议，或者符合航运惯例，或者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将货物装载在舱面上，对由于此种装载的特殊风险造成的货物灭失或者损坏，不负赔偿责任。
承运人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将货物装载在舱面上，致使货物遭受灭失或者损坏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的原因和其他原因共同造成的，承运人仅在其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的范围内负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对其他原因造成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应当负举证责任。
第五十五条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损坏的赔偿额，按照货物受损前后实际价值的差额或者货物的修复费用计算。
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
前款规定的货物实际价值，赔偿时应当减去因货物灭失或者损坏而少付或者免付的有关费用。
第五十六条承运人对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的赔偿限额，按照货物件数或者其他货运单位数计算，每件或者每个其他货运单位为666。67计算单位，或者按照货物毛重计算，每公斤为2计算单位，以二者中赔偿限额较高的为准。但是，托运人在货物装运前已经申报其性质和价值，并在提单中载明的，或者承运人与托运人已经另行约定高于本条规定的赔偿限额的除外。
货物用集装箱、货盘或者类似装运器具集装的，提单中载明装在此类装运器具中的货物件数或者其他货运单位数，视为前款所指的货物件数或者其他货运单位数；未载明的，每一装运器具视为一件或者一个单位。
装运器具不属于承运人所有或者非由承运人提供的，装运器具本身应当视为一件或者一个单位。
第五十七条承运人对货物因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限额，为所迟延交付的货物的运费数额。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和迟延交付同时发生的，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限额。
第五十八条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所涉及的货物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对承运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不论海事请求人是否合同的一方，也不论是根据合同或者是根据侵权行为提起的，均适用本章关于承运人的抗辩理由和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
前款诉讼是对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提起的，经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证明，其行为是在受雇或者委托的范围之内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五十九条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不得援用本法第五十六条或者第五十七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
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是由于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不得援用本法第五十六条或者第五十七条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
第六十条承运人将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委托给实际承运人履行的，承运人仍然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对全部运输负责。对实际承运人承担的运输，承运人应当对实际承运人的行为或者实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在受雇或者受委托的范围内的行为负责。
虽有前款规定，在海上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所包括的特定的部分运输由承运人以外的指定的实际承运人履行的，合同可以同时约定，货物在指定的实际承运人掌管期间发生的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六十一条本章对承运人责任的规定，适用于实际承运人。对实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提起诉讼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承运人承担本章未规定的义务或者放弃本章赋予的权利的任何特别协议，经实际承运人书面明确同意的，对实际承运人发生效力；实际承运人是否同意，不影响此项特别协议对承运人的效力。
第六十三条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此项责任范围内负连带责任。
第六十四条就货物的灭失或者损坏分别向承运人、实际承运人以及他们的受雇人、代理人提出赔偿请求的，赔偿总额不超过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限额。
第六十五条本法第六十条至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不影响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之间相互追偿。
第三节托运人的责任
第六十六条托运人托运货物，应当妥善包装，并向承运人保证，货物装船时所提供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的正确性；由于包装不良或者上述资料不正确，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享有的受偿权利，不影响其根据货物运输合同对托运人以外的人所承担的责任。
第六十七条托运人应当及时向港口、海关、检疫、检验和其他主管机关办理货物运输所需要的各项手续，并将已办理各项手续的单证送交承运人；因办理各项手续的有关单证送交不及时、不完备或者不正确，使承运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六十八条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应当依照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并将其正式名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托运人未通知或者通知有误的，承运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情况需要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托运人对承运人因运输此类货物所受到的损害，应当负赔偿责任。
承运人知道危险货物的性质并已同意装运的，仍然可以在该项货物对于船舶、人员或者其他货物构成实际危险时，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本款规定不影响共同海损的分摊。
第六十九条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运人支付运费。
托运人与承运人可以约定运费由收货人支付；但是，此项约定应当在运输单证中载明。
第七十条托运人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或者船舶所遭受的损坏，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此种损失或者损坏是由于托运人或者托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除外。
托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或者船舶所遭受的损坏，不负赔偿责任；但是，这种损失或者损坏是由于托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除外。
第四节运输单证
第七十一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第七十二条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
提单可以由承运人授权的人签发，提单由载货船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
第七十三条提单内容，包括下列各项：
(一)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以及运输危险货物时对危险性质的说明；
(二)承运人的名称和主营业所；
(三)船舶名称；
(四)托运人的名称；
(五)收货人的名称；
(六)装货港和在装货港接收货物的日期；
(七)卸货港；
(八)多式联运提单增列接收货物地点和交付货物地点；
(九)提单的签发日期、地点和份数；
(十)运费的支付；
(十一)承运人或者其代表的签字。
提单缺少前款规定的一项或者几项的，不影响提单的性质；但是，提单应当符合本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第七十四条货物装船前，承运人已经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收货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的，货物装船完毕，托运人可以将收货待运提单或者其他单证退还承运人，以换取已装船提单；承运人也可以在收货待运提单上加注承运船舶的船名和装船日期，加注后的收货待运提单视为已装船提单。
第七十五条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知道或者有合理的根据怀疑提单记载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与实际接收的货物不符，在签发已装船提单的情况下怀疑与已装船的货物不符，或者没有适当的方法核对提单记载的，可以在提单上批注，说明不符之处、怀疑的根据或者说明无法核对。
第七十六条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未在提单上批注货物表面状况的，视为货物的表面状况良好。
第七十七条除依照本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作出保留外，承运人或者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
第七十八条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
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
第七十九条提单的转让，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记名提单：不得转让；
(二)指示提单：经过记名背书或者空白背书转让；
(三)不记名提单：无需背书，即可转让。
第八十条承运人签发提单以外的单证用以证明收到待运货物的，此项单证即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承运人接收该单证中所列货物的初步证据。
承运人签发的此类单证不得转让。
第五节货物交付
第八十一条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货物时，收货人未将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书面通知承运人的，此项交付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输单证的记载交付以及货物状况良好的初步证据。
货物灭失或者损坏的情况非显而易见的，在货物交付的次日起连续七日内，集装箱货物交付的次日起连续十五日内，收货人未提交书面通知的，适用前款规定。
货物交付时，收货人已经会同承运人对货物进行联合检查或者检验的，无需就所查明的灭失或者损坏的情况提交书面通知。
第八十二条承运人自向收货人交付货物的次日起连续六十日内，未收到收货人就货物因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而提交的书面通知的，不负赔偿责任。
第八十三条收货人在目的港提取货物前或者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前，可以要求检验机构对货物状况进行检验；要求检验的一方应当支付检验费用，但是有权向造成货物损失的责任方追偿。

⑤ 国际商法作业 2006年4月1日，某建筑公司为买进一批水泥，分别向甲水泥厂和乙水泥厂发出了信函，内容如下

（1）在本案例中，甲水泥厂向建筑公司发出的信函、建筑公司发给甲内水泥厂的第二封容信、乙水泥厂发给建筑公司的信为要约，因为根据合同法，要约是以订立合同为目的而由相对人受领的意思表示。以上信件符合要约的要件，建筑公司发给甲水泥厂和乙水泥厂的信函在合同法上称为“要约邀请”。
（2）不能否认合同成立。因为甲水泥厂给予建筑公司的答复是对要约的承诺，买卖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建筑公司发给甲水泥厂表示不购买该厂的水泥的信函为撤销要约的意思表
示，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应该在承诺发出之前到达受要约人，而于4月16日到达甲水泥厂时承诺已经发出，因此该表示并不能阻却合同成立的效力。

⑥ 民商法案例分析论文

民商法案例分析论文

合同作为交易中一个重要因素，既是商品成功交易的基础，也是保证进步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护合同的正常运行是每个法律部门的共同任务，《民法》在合同保护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案例

二零零八年七月某日，王某向张某借款两万元整。后来张某还为王某垫付了其他费用共计一万元整。二零零八年八月某日王某向张某出示了一张三万元的欠条。就再出示欠条的第二天，王某和张某签订了关于车辆管理的协议。协议中要求张某来对王某的车辆进行保管，期限到所欠款还清为止。若王某两年后依然没有经济实力来将欠款还清。该车便归张某所有。现在王某提起诉讼，理由为张某要将该车辆进行典当，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关于车辆管理协议，将汽车进行返还，并且还要赔偿经济损失一万元整。原告在进行诉讼中，向当地法院出示了车辆管理协议、购车发票等证据，证明该车辆系车主花四万元购买的。王某和张某只要求对车辆进行看管，没有对车辆进行任何质押；证人和证言均可以证明被高有违约的意向，即出售双方签订协议的车辆。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双方的车辆管理协议以及欠条等证据，来证明双方签订的为质押合同，自己没有违约，并且否认了证人的证言。

法院对该案件进行审理中，通过合议庭评议方式，形成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该份协议视为部分无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所质押的车辆所涉及禁止部分的内容无效；第二，由于原告有向被告将车辆进行出售的意识，并且有证人当庭作证，被告违约。

第二种观点将该份协议视为完全无效，所签协议涉及的车辆应该还给原告。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协议中涉及双方约定的内容指向并不明确，涉及到还款期限及车辆归还问题都有矛盾之处；第二，双方还对汽车流动禁止的事项进行了约定。

第三种观点将该份协议视为部分无效，但是剥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双方在协议中签订了关于汽车在一年后的归属问题，债权人应该拥有汽车，这些内容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即这一部分的流质禁止不受法律保护；第二，被告与原告的协议中的其他事项可以通过合同法进行解决；第三，证人所提供证言证据不足。

二、案例分析

从本案案情来看，原告与被告争议焦点为证据证明的效力问题以及合同的效力问题。本人认为第二种观点正确，理由如下：

第一、该合同应该视为部分有效。因为仔细研究双方研究的内容后，可以发现原告是出于使自己的债务得到清偿的目的，才向被告出具的协议。这些合同中的内容都应该归于质押担保合同的范畴。笔者认为该案所涉及到合同应该属于质权合同。并且双方都对担保期有明显的时间界定，即债务还清时。依据我国担保法可以得知，双方担保时间最长期限应该为2年，时间从还款开始时算起。双方协议若原告一年后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还款的话，车辆就归债权人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担保法中有涉及，即约定流质禁止的事项。

第二、这个合同应该归属于质押合同，而不属于保管合同。原告在法院进行诉讼认为双方协议都应该归于保管合同，而不属于质押合同。但是我们从合同的内容上可以得出，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均是为了债务得到履行。因此说这个协议涉及到的内容应该归于质权合同。因此原告认为俩人签订的协议为保管合同的理由不成立。

第三、原告的证据效力不足。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关于被告违约问题的.仅仅只有一份，我们通过分析并不能得出被告违约的事实。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证词及证人仅仅是一面之词，直接被被告否认，由于原告只有一个证据可以进行证明，没有其它涉及到本案的证据来使这些证据成为一个证据链。所以根据我国《民法》中的内容规定，单方面的证据不能够直接来对案件的真实性进行判定。所以本案中原告的证据存在较大的不足之处，即不能够确定被告违约的真实性的问题。另外，即便某些证据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出被告有想要将车出售的意识，但是实际上被告并没有出售该车辆，也没有构成真实的合同，所以说原告提供的证据仍然得不到支持。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思想犯的惩罚有过多的规定，所以法律不需要对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进行明文规定。即有证据表明被告已经与他人存在合同销售关系，直接或者间接伤害到了原告的经济利益，原告的请求才有希望得到支持。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在对双方签订的协议性质认定上是有偏差的，从而使证据准备不够充分，不能够认定被告违约行为的真实性。因此，法院做出以上判决是非常准确的。

三、结论

由本案例可以看出《民法》在保护合同以及经济交易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合同的正常履行也是交易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基础。公民的正常交易受到合法保护，我国的社会和人民才能安定团结，祖国的建设才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⑦ 国际商法案例分析，求助！！！

1) 适合.因为双方涉及国际贸易
2)3月20日成立.以对方收到通知为准.
3)保险由出口人即A厂办理,保险费由A厂代B厂支付.这是由CIF这个贸易术语决定的.CIF是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 其价格包括成本,保险及国际运输费.
4)B厂不能要求A厂给予赔偿.因为CIF的风险划分点是在港口船舷,货物只要越过船舷,卖方已经完成其任务,货物损毁责任即移至买方,由买方承担.题中的货物已经离开港口到了公海,那么损毁就由买方即B厂承担.由保险公司赔偿.

⑧ 我该选什么样的大学

先弄清大学的分类

第一层次，985院校，像清华、北大、复旦、南开等名校
第二层次，211院校，一本中比较好的大学，像湖南师法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不属于985
第三层次，一本院校，非985，非211，像上海师范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湘潭大学等。
第四层次，二般本科，像云南财经大学，厦门理工大学等。
第五层次，三本，一般以学院命名较多，如燕山大学里仁学院、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等
第六层次，一般是一本或二本大学里的大专专业
还有就是民办大专，这个宁愿复读一年也别去，和技校差不多。

第一志愿很重要

很多大学，特别是名校都喜欢招第一志愿的，可以理解为对她的尊重吧
好大学宁愿招第一志愿分数低的，也不会从第二志愿找分数高的来补充
第一志愿要综合考虑，选最喜欢的大学和专业

平行志愿要拉开档次

高考录取，前一批次的落选，不会影响后一次的正常录取。前一批次录取，就不会被后续批次录取了。
本科一般分三个批次，所以第一批次的重点院校，一定要填写。不报白不报，报了不白报！说不定那学校报的人少，降分录取也是经常发生滴
最好把三个批次都填满，不要浪费掉任何录取的机会

城市 VS 大学

如果你不是早就定下来非常想去哪个大学，那就先选城市吧。
最好是经济发达、高校众多的城市，如果正好是你喜欢的城市那最理想了。
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都是不错的地方。这里都有每个分数档次的好大学。
因为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就留在了那个城市，毕竟待了四年。好的城市就业机会多，好的城市也会让你眼界开阔，收获更多

大学 VS 专业

大学和专业，该把先考虑哪个呢
如果你的理想就是一定要进某某大学，那就选这个大学，然后选择你想去的专业
分数高的，当然要选好大学、好专业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专业比大学更重要！专业是一辈子的事，大学只有四年。大学给你的光环和作用，可能只有在找工作时体现出来了。社会工作上更看重能力。

好的大学，不一定是所有的专业都是最好
如果你对专业更在呼，最好查一查你所报的专业，哪个学校更有优势
比如你决定去南京，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校差距不是很大。你的分数都够了。你想学自动化或电光专业，建议你选南京理工大学，虽然东南大学比南京理工大学要好。

分数的考虑
首先你要看看往年的录取情况，也就是你要报的学校近三年的录取分数线
如果你的分数很高，一定要把你最想去的最好的大学选上，不要担心。有时候选择也是一种运气。别担心不被录取，有平行志愿拉开档次，不用怕
如果你的分数不是名牌大学的那种，那就选择相对好点的，然后关注专业。学校不够好，专业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
对于分数在一本线，或者二本线上面不多的，最好选择专业服从。

如何你的分数并不是很理想，去不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那就就近选择一个省会城市吧
距离近一点，绝对比远要好。无论是以后找工作、回家看父母，还是以后成家，距离近的好处，比你想象的要重要的多。

⑨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商法原则主要有：(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2)维护交易安全的原则；(3)促进交易迅捷的原则；(4)交易公平的原则。

商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一国商事法律的基本宗旨，对于商事关系具有普遍性适用意义或司法指导意义，对于统一的商法规则体系具有统领作用的某些基本法律规则。

这些原则是：

（1）强化商事组织原则

（2）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商事交易主体的地位平等，一个是诚实信用。

（3) 促进交易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交易简便，2 短期时效，3 定型化交易规则。

（4）维护交易安全原则。

拓展资料

商法的基本原则是商法具体规则与抽象的商法价值的交汇点,是现代商法性质的集中体现。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商学界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目前在我国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二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玉泉、何绍军；二是“三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黎燕；三是“四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覃有士；四是“五原则说”，代表人物主要是董安生。

虽然他们对商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层面不同，但是他们的学说都体现了商法的基本价值观念、综合反映了商法的宗旨和任务。尤其是他们在“维护交易安全”这一基本原则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说明了维护交易安全原则在商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商法中确立维护交易安全原则的依据。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额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风险日益加大。

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维护交易安全便构成了商法的基本原则。维护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

⑩ 中日商法 比较

日本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最新修改案之特点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为了进一步确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于2001年底进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监事（会）机能，缓和董事责任减轻的要件以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对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机制；修改动态 日本商法（以下简称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最新修改案已于2001年12月12日作为法律第149号正式颁布，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确保公司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监事机能的强化；二是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三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 具体讲，强化监事机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②监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长为四年（商法第273条第1款）；③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条之3之2）；④公司外监事人数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严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⑤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监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新设了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条第7款～23款，第280条）。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30日变为60日（商法第267条第3款）；②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可以和解作了明确规定（商法第268条第4—7款）；③对公司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参加诉讼的申请规定了监事的同意权（商法第268条第8款）。 一、监事机能的强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修改前的商法规定，“监事可以出席董事会，并陈述其意见”（修改前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根据这一规定，一般认为，监事作为负有监查公司业务执行义务和善管注意义务者，自然负有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这一义务明确化，将第260条之3第1款修改为“监事应当出席董事会，并认为有必要时应当陈述意见”。以此进一步明确监事的责任，从而保证公司业务执行的公正有效。 监事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作为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损失，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法第277条、280条、266条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实现了此项职权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规定了监事在股东大会就其选任或解任陈述意见的权利。这一规定也是为了明确和加强监事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但为了防止监事的辞任是由董事强制所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增加新条款明确规定，“辞任监事者，可出席辞任后第一次召集的股东大会，并陈述其辞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条之3之2第1款）。并且为了使辞任监事确保这一机会，商法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向辞任监事通知召集股东大会的意旨①（同条第2款）。当然，其他监事同样可以陈述意见（同条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长了监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监事即独立监事的人数，并对独立监事的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修改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3年，此次修改将监事的任期延长为4年②（商法第273条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两年，1993年商法修改将这一任期 由两年延长为3年，此次修改又从3年延长为4年。这一连贯措施旨在不断加强监事的身份保障，进一步确保监事实施监督的实效性。具体讲，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规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监事中，1人以上应当是就任前五年间未担任过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强化监事相对于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监事监督公司业务执行的机能，将独立监事的人数由原来的1人以上增加为监事总数的半数以上，并且将独立监事的要件由原来的“就任前五年间”修改为单纯的“就任前”，实现了要件的严格化。 最后，此次商法修改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修改前商法只设对会计监察人的选任，赋予监事会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即“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选任会计监察人的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条第2款），“监事会可通过其决议，请求董事将会计监察人的选任作为股东大会的议题，也可通过其决议提出选任会计监察人议案”（同条第3款）。而对监事的选任只规定监事可在股东大会就此陈述意见（商法第275条之3）。 为了防止董事随意进行监事的人事安排，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有必要对监事的选任事项采取同会计监察人选任相同的法律规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准用上述有关会计监察人选任之规定的办法，就监事的选任事项同样赋予监事会同意权和议题等的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④ 二、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 日本现行商法规定，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5款）。这样一来，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况下，实际上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几乎等于不可能。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许多情况下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冒着一定的风险作出大胆的经营判断。可是，按照商法的规定，事后经营者只要有轻微的过失行为，须承担高额的损害赔偿责任。经营者考虑到这种后果，必然不敢大胆经营，这对企业经营是很不利的。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日本商法通过增加条款的办法，从两个方面采取了适当减轻董事等责任的态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只要是善意的，且无重大过失，就以从该董事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该董事四年的报酬额后所剩额度为限度，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或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免除其责任（商法第226条第7～18款）。另一方面，考虑到公司外董事即独立董事①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使公司较容易地确保经营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规定同独立董事缔结以该董事不承担双方提前约定的金额以外的责任为内容的契约（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适当减轻董事责任外，还规定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减轻董事责任。这是因为在由众多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中，仅仅为了免除董事的责任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从费用和召集程序两方面考虑都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东大会来作出决议，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到底能否免除将处于长期的不明确状态之中，这对公司的经营极为不利，甚至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建立通过随时可以召集的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实质上是根据股东的授权（因为章程变更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由经营专家董事构成的合议体组织即董事会，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否妥当合理的角度，对该董事是否应该免除其责任首先作出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为上述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的担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对提出的相关议案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7～11款）。同样，通过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首先必须对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为此需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公司章程变更议案，以及向董事会提交的相关决议议案，在正式提出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独立董事缔结旨在减轻其责任的契约时，对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为此，向股东大会提交公司章程变更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时，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7～11款）。由董事会对董事责任作出免除决议后，除上述事项外，还要公告或通知股东若对免除有异议可在一定期限（不低于一个月）内提出的宗旨。并且，如果拥有全体股东表决权的3% 以上的股东提出异议时，董事会不得通过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规定，独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缔结的契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在最初召集的股东大会上也应当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股东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此项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据日本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商法学的理性思考，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日趋国际化和多样化，经营者的经营判断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因此，为了使受理了股东请求并代表公司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的监事，有足够的时间对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专业化的董事的经营活动作出慎重判断，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原来的30日延长为60日，即明确规定，公司自股东提出请求之日起60日内不提起诉讼时，提出请求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诉讼（商法第267条第3款）。 另外，根据现行商法的规定，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时，股东或公司可以请求参加该诉讼（商法第268条第2款），但作为公司了解诉讼审理的机会，现行商法只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向公司告知诉讼的义务（日本商法第268条第3款）。为了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能够建立公司提起诉讼时的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提起诉讼时的其他股东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诉讼审理情况的知情机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受到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时，应当对此进行公告或通知股东。即将诉讼进行公告或向股东发出通知规定为公司的义务（商法第268条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没有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主要指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作出规定。所以，这种诉讼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且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较有力。而在现实的法院审判中，作为迅速且恰当的纠纷解决手段，也有诉讼和解的情况。但对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释上的异议。此次商法修改大胆地排除了这种解释上的异议，认为从正面认可诉讼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也对降低诉讼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确规定，在严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条件下，诉讼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条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 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 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 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 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国民党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