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评论

㈠ 新闻评论本身蕴含着哪些重要的法治价值

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事件与法治相关，新闻、法治和评论每天都交织在一起，如果一家媒体有评论版面或者评论频道，连续几天都没有法治类的评论，或者说新闻评论与法治无关，可以说是难以想像的。

同时，在当今，新闻评论本身也蕴含着重要的法治价值，我理解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新闻评论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启蒙、宣传和解释的作用。法律是复杂的、条文多而且不容易理解。有时候单靠一个新闻事实，不少人是难以精确理解里面的法律逻辑，也难以作出科学评判。比如前段时间一个人大代表涉嫌犯罪，公安机关依法申请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却没有获得人大许可，这让不少人觉得人大代表这个身份似乎可以成为犯罪的护身符，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很多新闻评论恰当地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再比如结婚登记办法修改之后，很多人说，因为不用做婚前检查所以导致新出生的缺陷儿的数量增加，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个事情。但事实上，我们连哪些疾病不适合结婚都没有标准，婚前检查意义何在？可以说婚前检查和出生缺陷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关联，如果预防出生缺陷，更重要的是孕前检查和孕期保健。有的媒体刊发的新闻评论就把这个问题平息了。所以说，新闻评论的第一个价值就在于是它能把一个让人感觉含混的法律问题阐释好。

第三点，新闻评论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推动实践工作。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许多省级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时，都会对法律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在立法机关收集到的公众意见中，最有价值的经常是新闻评论。有的时候，虽然公众在网上提了很多好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往往是没有针对性的，而新闻评论提的观点往往一针见血，很容易引发立法机构的关注。

还有一点感触，就是写新闻评论必须有丰富的阅历。这种阅历往往不是说读了多少书，而是实务工作经历。为什么大家愿意读王旭明老师的教育类评论呢？因为他曾经在教育部工作过多年，他的阅历让他比一般人评论教育问题更有高度和深度。我们常说，我们绝对不能做到外行评论内行，但是不得不承认现在评论界有时候会出现外行评论内行的情况。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不懂就是不懂，不能乱做评论，这是当下评论界应当注意的问题。

㈡ 我国现行的司法原则是什么啊司法实践对司法原则的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司法独立时现代法制国际的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本篇文章就我国司法独立原则的现状、司法独立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构建的设想。
【关键词】司法独立 主体 模式 保障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当期，随着我国加入WTO成为现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也是我国加入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主流的关键。
一、 我国现行法律对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
我国1982年通过建立新修订的《宪法》。该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①随后于1983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1989年通过的就《行政诉讼法》第3条以及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6条都对司法独立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宪法》131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②1983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则对司法独立原则作了专门规定。该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③上述规定为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贯彻实施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这表明，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活动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我国国家司法审批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确认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作为一项司法活动准则，它确保人民法院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检察权的独立、公正行使，防止人民法院的审批活动和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活动受到外来的不当干扰、影响和控制随着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上的确立，我国的司法制度也开始迈上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轨道，开始朝着现代司法制度的目标前进。
二、 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制度是宪政十分重要的内容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即不得任意缩小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所谓非法介入司法，主要是指“局外人”未经法律授权和正当程序进入司法程序充任法官或充当实际上的法官，此外，非侦察和检查人员未经法律授权而行具有特定司法意义的侦查和检查权力，也属有损于司法独立的非法介入。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这种弱势地位，且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小，它的任务只是搞清案件的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因此，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
三、 构建我国司法独立体制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只有构建新的司法独立体制，才能使司法独立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以缩小中西方在司法独立问题上的差距，同时顺利地与国际社会在司法独立上的接轨。以下我拟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层面分析，并提出进行构建的设想。
（一） 重构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
重新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仅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理由有两点：第一，司法独立首先是审判独立，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首要主体；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主体。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法院的上级机关，同时，法官身分和地位也应当独立。检察机关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同样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上级检察机关（但不独立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所以不再作为司法机关，是因为，其一，公安机关本身是行政机关，受到本级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其二，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公安机关按法院和检察院的标准来要求，在客观上不利于某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侦破。其三，即使公安机关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但是也不能独立于检察院；独立于本级政府但不独立于上级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不能独立。第二，根据控审分离的原则。没有控诉就没有审判；没有控诉的审判只能是司法专横。刑事公诉案件审判需要检察机关的发动，而且只有检察机关的控诉才是强有力的。尽管法律可以赋予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本应由公诉机关发动的审判，但是，这样的刑事案件由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审判，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因此，独立检察机关的诉与不诉，同独立审判机关的审判变得同样重要了，所以，人民检察院同人民法院一样，应当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
（二） 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模式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产生，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其实，不管是“二权分立”、“三权分立”、“四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都可成为防止司法专横和腐败的模式，不过，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利弊。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任何的模式，尤其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是我国在设置中国的司法独立的模式时，应当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的国情紧密相结合。第一，人民法院的设置。1、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在现有的审判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北和中南等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作为高级人民法院的高等法院，从而变成五级法院的体系。2、法官的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3、人民法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法院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权；取消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强制执行权；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完全归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检察院的设置。1、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与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相对应。2、检察官的任免与法官的任免相同。3、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将刑警划归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统一行使刑事案件的立案权和侦查权。
（三）、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
第一、保障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既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互之间整体独立。目前，中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整体独立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尤其严重依附地方行政势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从而使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从而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意志，司法机关为了生存，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某些党政首长之间的关系。为此，司法机关沦为“创收部门”，不得不“自收自支”，把直接收取的诉讼费用转化为办案经费，甚至不惜充当“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角色。因此，保障司法机关整体独立，就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经济独立，保证司法机关吃“皇粮”。为此，应当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1、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实行专款专用，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住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司法机关及法官和检察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2、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司法机关经济的唯一来源，法院所收诉讼费一律上缴国库，作为司法专项款统一使用，禁止挪作它用，从而打消司法机关“创收”的邪念。3、根据各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定额定编司法人员，确保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达到既提高司法能力又保证国家的司法专用款项的有效使用。
第二、保障司法机关的内部独立。1、保障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对独立。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工作，但是，地方各级检察院之间应当相互独立，从而由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决定是否立案、侦查，是否起诉和抗诉，并独立承担由此引起错误追诉的法律责任。2、保障审判机关内部的绝对独立。为此，必须保证法官的独立裁判权。目前我国法院内部不独立，是因为司法裁判方面行政化严重，主要表现在：院长、庭长“审批”案件，使行政管理者直接审查案件影响了案件的裁判，法官不便独立裁判；带有明显“行政会议”性质的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和决定案件，法官不能独立裁判，尤其是“错案追究”的无限扩大，使法官不敢独立审判，从而造成和加剧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在案件判决之前，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指导”和“批示”，从而强化了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行政依附关系，导致了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实行司法行政职务与法官职位的职权分离，司法行政职务只管理法院内的行政类事务，案件审判由审判组织独立行使。2 取消“判而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对大多数一般案件实行法官独任审判，较为重大复杂的案件实行合议制。同时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由法学专家（不能包括现职的法官和检察官）和其他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咨询意见供合议庭参考。3 在扩大法官审判权的同时，配合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加大法官的司法渎职、失职责任。上述改革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禁止法官之上的法官”，实现由人民法院向审判组织独立审判的转变，向现代各国通行的司法原则及司法惯例靠拢。
第三、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确立和保障司法官的任职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确保司法官的素质，使司法官成为“法律精英”队伍。为此，必须做到：（1）清除现有的不合格的法官和检察官，腾出法官和检察官编制；（2）初任法官和检察官应当从具有一定执业年限的优秀律师中或法学教授中选任，充实法官和检察官队伍；（3）法官或检察官的司法行政职务与职位分立但可兼任，但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或检察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司法行政职务。2、确保司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和检察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不至于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司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一般认为，司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使司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和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规范司法官的任免、晋升、惩戒和调动机制（1）司法官的任免。司法官的任命必须从前已述及的人员中任命，确保司法官的素质；司法官必须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司法人员的人事控制；司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司法官工作恒定状态；司法官司法行政职务为任期制，因选举而上任，因期满、罢免、辞职而离任；（2）司法官的晋升。法官职位实行行政级制，可按现行《法官法》的规定分为12级；法官职位的晋升以司法业绩为标准，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贯彻公平竞争原则；法官晋升遵循“阶梯式”原则，不得越级升迁；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可由人大常委、退休司法官、律师和法学专家组成），考评、晋升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官。（3）司法官的惩戒。在日常工作期间，司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司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可由退休司法官和法学专家组成）。（4）司法官的调动。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司法官本人同意，司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司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由于检察官的诉与不诉以及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检察官作为诉与不诉的决定者或败诉者的报复。为此，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司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第四、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司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1、理顺和规范党委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司法独立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摆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党的领导。因此，我国的司法独立仍然是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但是，党的组织不能对具体案件发号施令。如何规范党对审判的监督，使其既保证司法公正又保障司法独立呢？1 通过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法官，使党员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 党委可通过向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和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建议任免、晋升和惩戒来制约法官，使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理顺和规范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大应当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由退休的司法官和法学教授组成）依法对司法进行监督，人大对审判的监督是过程监督而不是结果监督；是整体监督而不是个案监督；是法律监督而不是工作监督。司法监督委员会可通过报告形式向原任免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监督工作，以此作为法官任免、晋升和惩戒的依据之一，使法官服从法律。只有这一才能保证人大不干预司法审判，保证司法独立。3、理顺和规范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庭审活动的客观报道，使公开审判最大限度的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案件的知情权，使审判人员受到新闻舆论的约束，从而必须服从法律。但是，新闻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因此，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

㈢ 司法论文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司法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司法论文篇1

试谈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

当代社会，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利的实现 渠道 。我国法学界普遍承认舆论法律监督。舆论的法律监督，是指由新闻媒介进行的法律监督，属于广义的法律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可以在法律监督方面起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1]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相反，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实践中远非如此。记者对于社会 热点 的追求，促使他们以“新闻自由”为依据不断介入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司法过程所蕴含或展示的内容以及司法过程本身所显示的刺激性，对于传媒来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司法所衍生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而媒体的强大力量，在对司法过程的报道中暴露出职能越位、充当法官审判等问题。而这种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司法审判造成压力，对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造成了冲击。因此，司法机关出于对新闻媒体的抵触心理而要求其“闭嘴”，但这种行为着实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

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本属于宪法赋予的两项基本权利，为何会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司法独立与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

司法独立是为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重要原则。《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司法独立应该排除利益和情感的影响，也自然应当排除新闻媒体的影响，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案件事实的忠诚。与此同时，英国古谚讲：“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看得见的方式”就需要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将正义实现的过程置于公众的视野之内，在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其肩负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促进司法公正有着积极作用。但媒体却凭借其强大的介入力量，不断向司法入侵，最终由新闻舆论监督发展成为“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本为舶来品，传入国内后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新闻审判”的含义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报道对象所做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3]从曾经的张金柱案到近年来的药家鑫案、李启铭案等，每一宗案件都被媒体倾注入过度的热情――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审判前或者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4]正是基于新闻媒体强大的引导和评价功能，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过程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最终的裁判或多或少的受到舆论的影响。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

(一)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5]而我国《宪法》第125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使法院的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有效的遏制了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不当内容，推动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始终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司法腐败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而且侵蚀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心。美国著名记者指出，“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而任何法律、伦理和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新闻媒体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报道，往往能够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同时会引发相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公众的合力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如此大的腐败成本，有效的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有利于推动司法改革

新闻媒体对于司法体系的分析和评述，为司法改革提出了宝贵的借鉴意见，有助于全面深化司法改革。

三、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看来，新闻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新闻媒体行使法律监督权也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闻自由

司法审判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审判要求法官依靠“理性和良知”，忠于法律和事实，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扰后做出谨慎且公正的判断。而新闻媒体则通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 文章 ，有失公允的评判案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带动性的舆论压力，成为法官裁决时的障碍，使其失去独立审判的立场。

(二)法官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的矛盾性

司法审判与新闻采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性。由于司法审判关乎人的生死、权利与义务的承担，因此必须是理性判断的过程;而新闻媒体的宣传却带有很强的感性因素，往往掺杂了道德情感于其中，其语言也强调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法官与记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同，这种差异势必导致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对立和冲突。

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卢卡斯曾经深刻的揭示了司法所要求的专业性：“一个看重正义、法律和自由的国家，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因此，新闻媒体应当认识到其新闻审判的越位行为，重新回归到法律监督主体的地位。对于寻求新闻审判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的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入手解决：

(一)加强立法规范，填补法律空白

二者冲突的根源在于缺少法律规范对于二者关系的协调。立法机关可以借鉴相关的域外 经验 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新闻舆论的监督设置合理的界限，以消除当前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

(二)强化新闻从业者相关的 法律知识 ，引导遵从职业规范

通过强化其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其遵从职业规范，使其从内心遵从法律，维护司法的独立地位，并严格遵循职业道德法规，避免对案件做出有失公允的报道，做事实的传播者而非情感的传递者。

(三)加强司法机关与新闻媒体的交流

二者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关于媒体如何介入、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等关键性的问题，应当由二者坐下来进行交流和沟通，共同研讨解决方案，制定出一个双方认同的规则，并按照规则规范双方的行为，共同促进司法文明和司法公正。

司法论文篇2

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之探讨

一、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的基本内涵

所谓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是指“一种司法理论，它鼓励法官摆脱对于司法判例的严格遵从，允许法官在制作判决时考虑其个人对于公共政策的观点以及以其他因素作为指导，通过对于判决来保护或扩展与先例或立法意图不符的个人权利。遵循该理论会造成某些判决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结果。”[1]

《布莱克法律词典》是这样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当司法机构发挥其司法能动性时,它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更倾向于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而不是拘泥于旧有成文立法或先例以防止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因此,司法能动性即意味着法院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的创造和补充。”[2]

与此相反,法官在执法的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已经确立的规则来办案,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反对法官融入个人的价值观以及他本人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仰。这被称为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 passivism)。施克莱认为:“所谓守法主义是指一种伦理态度,它把是否遵循规则当做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将道德关系视为由规则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像所有被强烈感受并广为接受的道德守法主义不仅体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哲学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3]其本质为社会生活中涉及法律的问题与现有法律规定和判例相背离的地方，应当通过立法等方式解决，而非司法机关主动改变既存之规定。在外观上表现为“司法机构的自我约束或自我克制”[4]。

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并非针对具体的法律进行解释,而是在现存法律规定或判例与实际生活的新趋势不符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享有的创造性之界限问题。司法能动主义强调法官要为了实现正义,在服从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的前提下，可以不受现有规定和判例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对司法权的限制;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法官不能创制法律,而只能服从法律，制定法是法律的唯一渊源,法律解释只局限于文义解释,并努力探询立法者的原意。“司法克制主义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5]2。因此，“司法能动或司法克制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即“能动和克制的区别更多只是一个程度不一而非性质不同的问题。”[5]2-3

二、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各自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一)司法能动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现今社会，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诉讼需求，条文的固定性及有限性往往会使我们的司法裁判者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寸步难行。假若为了使所有案子都“有法可依”而不停修改或增减法律条文，不仅会造成社会行为规则观念的动荡，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制稳定的威信力。司法能动在法律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有着诸多的适用价值，但是司法能动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自身的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者慢慢由以前的非法律人转换为法律人，即大部分司法者接受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受过一定的法律实务的培训，自身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储备。当所面临的案件没有直接可以遵循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可以结合自身的法律技能运用适当的法律 方法 ，经过一定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续造、法律发现等方式分析案情，在已有的法律法规中探求最为适当的条款来处理案件。但是，由于法律没有直接明细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对于同一案件司法裁判者运用法律方法有可能因为个人法律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这样往往会产生司法的不稳定性，影响法律的可预测性及对民众行为的指导性。

其次，司法能动性与司法者的思想道德价值倾向有着一定的关系。当司法者运用司法能动这一自由利器时，高比例的法律裁判结果就握在了法官的手中。法官是倾向公序良俗还是机械性地被舆论牵着鼻子走，更或是倾向于权力而非权利时，案件的裁判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既可能裁判顾及多方利益，采取较为平衡的裁量方式判案，也有可能产生令大众哗然的结果，更或顺应民意的裁判结果。因此，司法能动性是否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和司法者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司法能动性需要司法者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以及严谨的辩证 逻辑思维 。但是，在我国，法官不是像美国那样经验丰富的律师担当，而是学校法学系 毕业 生或者其他并不是很权威的法律人担当。由于没有丰富的法律经历，或者还未被培训出缜密的思维逻辑，在判案时很容易产生疏漏或不足，影响法律运用的质量。法律思维被异化，法律思维立场的变化而产生的异化，以及法律操作技巧的程度都将影响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局限其作用的范围及程度。

司法能动性的发挥虽然可以弥补我国法律的某些漏洞和不清晰，但是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只有在上述条件都较完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使之法律实质化，司法能动权利化而非权力化，能动性科学有效、正义合法地在案件的集结点为司法者解围，给当事人化解案情予以合法的裁判，以达到说服当事人、惩罚犯罪人、震慑社会其他成员的作用。

(二)司法克制性的价值分析及局限性

在司法能动性实现其法律价值的时候，司法克制性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能动性的发挥，或者说是抑制司法能动性的过分发挥。

司法克制主义强调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应探询立法者的原意,体现了对规则的尊重[6]。司法克制主义要求法官对法律要忠诚;要克己守法,廉洁自律,尊重法律规则;要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其他 社会公共权力保持谦抑的姿态。司法克制虽然在司法活动中不可或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第一，司法克制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及司法能动的 发展程度。在我国，司法克制是相当必要的：我国人口众多，民俗繁杂，部分地区的法律实施还比较落后，或者说地方控制主义比较严重。如果在处理法律问题时，仅注重司法能动性而忽视司法克制性，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掌权执位者极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其实现某些不正当、不合法目的的工具，正如文强案中，作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黑道勾结，强奸女学生等恶行，其行为的保护伞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作为一个法律人，偷天换日，坏事做尽，司法能动在他的手中变成了凶器，此时若无司法克制、法律来惩处他的行为，该恶行岂不是会被他的虚言假语蒙混过去?

第二，司法克制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因不同法律人而有迥异结果，因此需要社会大众的监督与建议。此时，所说的大众监督并不是说司法活动被民众牵着鼻子走，而是司法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需要考虑民众意见，利于将裁判结果均衡于法律与社会利益，达到利益衡量的最佳状态。

正如，南京醉酒驾车案中，张明宝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但是在2009年12月23日的一审判决中却只是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此，笔者认为，张明宝明知我国法律严禁醉酒驾车，并且造成如此惨剧，虽然事发之后张明宝认罪态度良好，表示自己已经认识到了罪行，愿意接受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此案判处无期徒刑显然没有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严重偏离了利益衡量的轨道。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达到法与正义的契合，实现社会的正义，实现法律的实效价值，应在司法克制的前提下发挥司法能动，判处极刑。司法克制不应成为实现实质利益的绊脚石或是借口。

结语

综上所述，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在我国现阶段的法律发展中缺一不可，法律规则是规范的固定化文字，而法律人的法律思维是思辨灵活的，但是对于法律问题这一严谨的问题来说，法律人在处理某些法律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妥善处理案件，实现当事人利益、法制要求和惩罚罪恶的平衡。但是，司法能动性过度必然会产生权力泛滥性地被利用，法律成为凶器而丧失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司法能动地适用过程中是伴随着司法克制行为的，法律人必须以立法原意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融合适用，结合实际适度加大或减小司法能动或克制的运用比例，在法治社会中逐步完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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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黎宏的学术成果

（一）专著
1．《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2．《单位刑事责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日本刑法精义》，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4. 《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5. 《日本刑法精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
6.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
（二）译著
1．《刑事政策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
2．《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
3．《刑法各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
4. 《刑法学基础》，法律出版社2005年
5. 《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6. 《刑法讲义各论》（新版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刑事政策学》（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三）共著
1．《中国刑法原理》（上），赵廷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中国刑法原理》（下），赵廷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3．《量刑通论》，喻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4．《刑种通论》，陈兴良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
5．《刑法学全书》，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6．《西方近代刑法学说史略》，马克昌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
7．《刑法新问题探究》（与张明楷、周光权合作），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刑事案例诉辩审评——强奸罪、拐卖妇女儿童罪》，黎宏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
（四）主要论文
1．《增设“传染性病罪”刍议》（与罗丽合作），《法学》1989年第7期
2．《论我国刑法中的量刑制度和量刑方法》，《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3．《对我国刑法中死刑制度的反思》（与王龙合作），《法学评论》1990年第5期
4．《论我国刑法中的假释制度》，《法律科学》1991年第2期
5．《论非犯罪化》（与王龙合作），《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6．《论保障人说（上）》，《法学评论》1993年第3期
7．《论保障人说》（下），《法学评论》1993年第4期
8．《论刑法中的行为》，《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9．《中国における法人犯罪论にかんする一考察》，日本同志社大学《同志社法学》第486号（1997年3月）
10．《美国近年来的法人刑事责任论述评》，《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11．《德国的法人刑事责任论》（与单民合作），《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2．《中国の法人处罚论に关する研究—米国法·日本法との比较に即して—》（1），日本同志社大学《同志社法学》第271号（第37—124页）（2000年5月）
13．《中国の法人处罚论に关する研究—米国法·日本法との比较に即して—》（2），日本同志社大学《同志社法学》第273号（第79—147页）（2000年9月）
14．《中国の法人处罚论に关する研究—米国法·日本法との比较に即して—》（3 ），日本同志社大学《同志社法学》第274 号（第240 —298 页）（2000 年11 月）
15．《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法学评论》2000 年第4 期
16．《从一案例看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 期
17．《论单位犯罪的主观要件》，《法商研究》2001 年第4 期
18．《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法律科学》2001 年第4 期
19．《论我国刑法中的“伪造”》（与罗丽合作），《中国检察》2001 年第9 期
20．《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法商研究》2002 年6 期
21．《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概念的特征》，《法学评论》2002 年4 期
22．《近年来国外法人犯罪研究的新趋势》，《比较法研究》2002 年4 期
23．《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展开和刑事司法公正》，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司法改革评论》第4 辑（2002 年10 月）
24．《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清华大学《清华法律评论》2002 年第1 期
25．《日本的法人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刑法论丛》第5 期
26．《论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与申键合作），《法学评论》2003 年第2 期
27．《单位犯罪的若干问题新探》，《法商研究》2003 年第4 期
28．《论交通肇事罪的若干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为中心》，《法律科学》2003 年第4 期
29.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
30. 《刑法因果关系论反思》，《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5期
31.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实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2. 《论放火罪的若干问题》，《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33. 《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现状与展望》，《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
34.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应考虑主观因素》，《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35.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6. 《行为无价值论批判》，《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37. 《刑事和解：一种新的刑罚改革理念》，《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
38. 《日本近年来的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
39. 《法益侵害说和犯罪的认定》，《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0. 《被害人承诺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1. 《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
42. 《紧急避险法律性质研究》，《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43. 《禁止“类推解释”之质疑》，《法学评论》2008年第5期。
44. 《结果无价值论之展开》，《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
45. 《论财产犯中的占有》，《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46. 《关于“刑事责任”的另一种理解》，《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47.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新解》，《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48. 《过失犯若干问题探讨》， 《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
49. 《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思考》，《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
50.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分析——兼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㈤ 为什么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2006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决定》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对发挥审判和检察职能作用、加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建设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中央专门就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做出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与深入贯彻好《决定》的精神和要求结合起来，推动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5)司法改革评论扩展阅读：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相关延伸：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蓝图，现在的关键是要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推进和落实工作，统筹兼顾、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把蓝图变成方案、把方案变成现实。

㈥ 审级制度的问题反思

对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违反
本文第三部分对中国审级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客观描述，当然其中也穿插了一些评论。通过上文对中国审级制度沿革以及现状的描述，我们认为，不管是从审级制度设立的初衷还是从审级制度在现实中的运行来看，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既不能保证公正也不能促进效率，造成对公正和效率的双重违反。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宏观上、从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上思考现行审级制度为什么问题百出。
（一） 主流观点以及立法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建构了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
在前文中笔者描述了两审终审制这一立法设计的审级制度的由来以及现阶段主流观点对于两审终审制的认识。我们认为在解放前的战争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往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理应实行特殊的司法政策，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无可厚非。目前，我们所采取的审级制度与其说是立法者基于中国国情的创造，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沿袭，积习使得我们懒于反思，惰于革新，而总是自欺欺人地为之作出合乎情理的注解。
“审级太多，浪费资源，耗费民力；两审终审，便利群众，方便诉讼”，殊不知这种论点完全建立在了功利主义的基点之上，将追求效率置于追求公正之上。“在中国，进行司法改革的初始理由却很简单，就是提高审判效率，减轻法院的财政负担和案件积压。” 这样的司法观符合我们所倡导的“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吗？
再者，主流观点并没有与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两审终审制能够适应时代要求，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两审终审制的审级制度却失去了其正当性。尽管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说我国地域辽阔，但如果再强调“交通不便”就是无视现实，在今天看来，客观条件已经不再成为当事人寻求正义的障碍，当事人对于正义的渴求远远足以战胜一切客观条件的阻隔。我们可以讲中国人有“无讼”、“厌讼”的传统，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秋菊”式的为自己讨说法的司法“难民”大量存在，今天国人“为权利而斗争”的法意识远远超过传统的无讼观念。在现行制度下，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当事人会通过各种途径发泄不满，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她就要不断申诉。一审、二审、再审，不行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这一途径走不通，就到全国人大、政协乃至党中央讨说法。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难道我们能说审级增加会对当事人行使权利起到阻隔作用？
（二）实践中的死刑复核程序在公正与效率的价值选择中倒向了效率。
死刑复核程序一直被视为我们国家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政策上对死刑进行程序控制的典范，认为其是在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法律文化和不断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程序或曰中国独有的诉讼制度。但是“死刑复核程序是人民法院实行内部监督的一种程序，它强调了人民法院的职权，是权力型程序。由于它没有考虑权利主体的参与，其价值也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权力型程序运作的特点就是注重效率的提高，这一点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核心——死刑核准权的收与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现行体制内，如果完全依照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这无疑会促进司法公正，但相应地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由此，死刑核准权特别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由谁行使，就可以反映出立法者及司法实务部门在死刑复核程序上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考察死刑核准权的收与放的历史，我们对此可以一目了然。
建国初、“三反”、“五反”时期，死刑案件批准权属于省级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政府特令指定之专员公署），部分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各大行政区或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大军区批准。这一时期国家处于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治时期，继承了革命根据地时期死刑复核制度，无可厚非。当然由于司法体制处于初创阶段，由行政机关乃至军事机关兼理死刑复核，程序不够完备，但这应当归因于所处的历史时代、特殊的历史环境。
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其中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终审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申请上级人民法院复核；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上诉、不申请复核，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案件的复核和核准权根据不同情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中指出：“需要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根据这一精神，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今后一切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1958年5月29日决定：“自即日起，凡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或者审核的‘死缓’案件，一律不再报送本院复核。” 这一时期，死刑复核程序由缺失到建立，由死刑复核权力分散到逐步集中，并且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归各高级人民法院，使得死刑复核程序逐渐步入正轨。我们认为这一死刑复核权的划分是合理的，基于司法公正的考虑，立法者将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立法者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交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种运作方式满足了对于公正和效率的双重渴求，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并且，这种立法模式奠定了今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及此后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这是对文革前立法模式的延续，并无不妥。1980年3月16日，基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通知规定：在1980年内，对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1981年六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权问题的决定》，规定除对反革命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仍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外，在1981年到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其中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㈦ 懂哲学的进``

执行公开中应坚持的谨慎原则
作者： 刘书星

作者所在单位： 北京市崇文法院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 2003-11
摘 要： 执行公开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过度强调公开，没有相关救济制度的执行公开往往会背离执行公开制度的本意。为此，推行执行公开，应坚持谨慎原则。一般而言，执行公开的谨慎原则应包括执行有限公开与执行不能救济制度的建设两方面的内容。只有坚持有限公开与执行不能的救济制度同步建设，执行公开制度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为了深化司法改革，保障司法公正，近期，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威海环翠区人民法院、天津三级法院等许多地方法院相继推行了“阳光执行”、“阳光工程”等一系列案件执行公开制度的改革。一诚然，执行公开对于保障当事人知情权、防范司法腐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执行中过度强调公开，草率推行执行公开制度，是否会背离执行公开的本意？这是每个推行执行公开制度的法院所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认为，当前形势下推行执行公开，应坚持谨慎原则，即，坚持有限公开和公开不能救济制度的配套建设。

一、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任何制度都不是凭空而生的，都有其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执行公开的谨慎原则也不例外。下面，本文便对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展开分析。

（一）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价值角度来看，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符合执行公开制度的价值趋向。从推行执行公开制度的本意来看，执行公开的价值在于：二一是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使诉讼双方达到信息对称，从而有效实现私权自治；二是让民众、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以防腐化，从而力求司法公正。但实践中，并非所有形式的执行公开都能达到这种效果，有些甚至适得其反（详见“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的内容”部分）。因此，当执行公开使当事人的私权自治或司法公正受到限制，从而背离这一制度的本意时，实行执行谨慎公开原则就成为必要。

其次，从逻辑的角度看，坚持执行公开的谨慎原则符合法律制度建设的逻辑要求。西方有句法律谚语“无救济则无权利”。作为维护私权自治和司法公正的执行公开制度，自然不能缺省相关的救济制度，而坚持救济制度与执行公开制度同步建设正是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的体现。

最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坚持执行谨慎公开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十七世纪末洛克认识论的诞生，大大改观了人类哲学史。使世人意识到人类所能认识的范围是有限的，完全理性的设计只能是一种理想，只有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人类可以认识的范围内进行探索，才具有实际意义。三同样，完全的执行公开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我们只有在认识的限度内实行谨慎的公开。

（二）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的实践基础

首先，坚持执行公开的谨慎原则符合中国当前法制建设的现状。这主要体现在，一、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还处在摸索阶段，在引进国外经验时，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无论从我国的法律文化，还是目前的社会现状来看，我们的法制环境同国外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比较法学的创始人之一的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做过这样的论述：“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能是非常巧合的事”。四尽管这种论断在现在看来有些过于武断，但法律制度移植的复杂性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推行执行公开时，谨慎原则便不可或缺。二、我国各地的法制环境相差很大，一味追求整齐划一的执行公开制度，必然无法很好地适应当地的司法环境。只有坚持谨慎原则，针对不同情形推行不同程度的执行公开，方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我国当前的司法资源。

其次，坚持谨慎原则符合我国当前执行公开制度的现状。我国目前各地推行的执行公开制度大多沿袭了审判公开的一些做法，但由于执行公开与审判公开有着许多差异，两者需要公开的涉案信息量也大有不同，如果盲目沿袭审判公开的相关做法，必然导致执行公开与审判公开的同化，使执行公开制度丧失其独立性，影响执行公开其特有制度价值的实现。只有认真区分审判公开的与执行公开的不同，针对这些差别，做到谨慎公开，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执行公开的立法价值。

二、执行公开谨慎原则的内容

针对第一部分对执行谨慎公开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分析，本文认为，当前形势下，坚持执行谨慎公开，至少应包括执行的有限公开原则与执行公开的相关救济制度建设两方面的内容。

（一）执行的有限公开原则

所谓有限公开，就是不同情形下，适用不同的公开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对不同的主体公开不同的涉案信息，对不同的执行环节采取不同程度的公开方式，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向所有主体公开执行过程的所有环节。根据上文执行公开立法意义的阐述，案件执行有限公开的核心内容就是保护当事人的私权自治和司法公正。具体而言，就是保护当事人的隐秘权和法院的司法独立。

1、保护当事人的隐秘权

所谓隐秘权，就是指在民事诉争中，当事人享有对社会公众隐蔽自己诉争的事实及相关信息、对对方当事人甚至法官隐蔽与案件无关信息的权利，其保护的范围广于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具体而言，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民事案件的执行中，允许当事人合意决定不向社会公开执行事宜。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实践中，有部分当事人即便在不涉及个人隐私或者是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仍不希望使其私争呈现于广众之耳目。将执行程序向社会公开的主要目的在于程序公正：让社会民众对法官的行为进行监督，以公正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赋予当事人在程序公正（执行向社会公开）与隐蔽私争（执行不向社会公开）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让当事人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这种观点已经为不少诸如德国、日本等成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肯认。五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模式正在从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进行转换，推行当事人合意决定民事案件执行是否公开的制度也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当事人程序参与原则的体现，符合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趋势。因此，在民事案件的执行中，应允许当事人合意决定是否向社会公开。

（2）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民事案件的执行，根据具体案情，分别实行有限公开和不公开的原则。从我们目前实践情况来看，对涉案信息的处理一般分为三种情况：向社会公开、仅向当事人公开、不公开（仅办案法官有权获知）。对于涉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案件，自然不能向社会公开。但是否可以向对方当事人公开呢？本文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案情区别对待：若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是涉及案件执行的关键问题，足以起到动摇、削减执行文书中所肯认的对方当事人利益时，应该向对方当事人公开这一信息，当然还应同时告知其保守秘密的义务。这是对当事人知情权的保护，可以使其在知情的基础上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并不涉及案件执行的关键问题，则对这类信息就应采取不公开的措施。此时，对方当事人无权获知此类信息。

（3）对于在案件执行中的非涉案信息，不宜公开。在案件执行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可预知的原因，办案法官可能获知当事人的一些非涉案信息，此类信息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形下，一般不宜公开。这也是充分尊重当事人隐蔽权的一项内容。

（4）对于刑事案件的执行，应区别适用公开、有限公开和不公开原则。一般说来，刑事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为犯罪嫌疑人，另一方为代表社会公众的检察机关。作为被代表的社会公众，理所当然享有了解侵害社会利益的刑事犯罪的相关信息。但在实践中，仍有两类案件值得注意：一是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及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二是被害人自诉案件。对于第一类案件中的未成年人犯罪，出于对特殊主体的保护，一般不宜公开执行。而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刑事案件，虽然不适于公开审判，但由于公开执行与公开审判对案情的公开程度并不相同，前者往往弱于后者。因此，对于此类案件，只要执行中不披露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相关信息，就可以公开执行。

而对于自诉案件，亦应分别对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三种情况：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由于前两种情况下，起诉与否完全取决于受害人的意愿，且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等手段，当事人的地位已类似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故本文认为该两种情形下的自诉案件应适用上述民事案件公开执行的相关规定。对于第三种情形的自诉案件，其在实体上与一般的刑事案件没有太多的区别，将规定为自诉案件仅仅是为当事人增加一种启动程序的可能，故而，适宜于适用一般刑事案件执行公开的规定。

2、谨慎进行媒体报道，保障司法独立

尽管媒体报道可以对司法工作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监督，以利司法公正的实现。然而，大多媒体在报道司法案件时，经常会对一些未决的案件进行评论。而由于这些媒体的非专业性，评论的内容可能并不科学、客观。这势必会对民众，甚至是政府、人大等相关机关起到一种误导的作用，使得在案件尚未执结时，法院便处于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和行政压力之下。一旦案件无法按照舆论的导向执结，便会使法院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局面。同时，有些执行员也可能受到这种舆论的影响而作出不理性的裁判。因此，即便对于不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机密，且当事人同意公开执行的案件，也应该采取谨慎报道的原则以保护法院的司法独立地位。具体而言，在允许媒体报道公开执行案件时，应把握以下原则：一、对尚未执结的案件原则上不宜公开报道。二、对尚未执结的案件，确需报道的，应坚持只报道、不评论的原则。三、对尚未执结的案件，确需报道，且确需评论的，应坚持由法律界专家进行评论，非专业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不得参与评论。

（二）建立相关救济制度

所谓执行公开的救济制度，就是在法院违反公开执行的相关规定，当事人、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或者是隐秘权受到侵害时，赋予权利主体进行的救济权利。执行与审判一样，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而不公开一般要采取一定的隐秘措施。据此，对当事人、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侵害便分为作为的侵害和不作为的侵害两种。所谓作为的侵害就是，在应该公开执行的情况下，法院采取了隐秘措施，使得相关主体无法获知相关信息。而所谓不作为的侵害则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应该秘密执行，采取隐秘措施的情况下，法院没有采取；二是在应公开执行的情形下，法院没有给权利主体（包括当事人、社会公众等）提供获知相关信息的便利。

针对目前法院普遍存在违反程序的现象，大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设立当事人责问制度进行救济，即，对于法院违反程序的行为，当事人有权表示异议，并有权要求法院对此给予解释和纠正。同时认为，在责问行为未达到应有效果时，权利人可以通过上诉、申请办案法官回避等办法进行再救济。六责问制度本身的先进性固然毋庸质疑，但是，采取上诉和回避制度作为责问无效的救济，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确需商榷：一、根据现法律规定，当事人仅能对法院判决和裁定提起上诉，而且可以提起上诉的裁定内容限定为不予受理、对管辖权有异议、驳回起诉三类。在法院执行公开不能，当事人经责问无效果时，在作为侵权情形下，法院一般采取裁定的形式，而在不作为侵权情形下，法院则既不需做出裁定，更毋需做出判决。同时在当事人责问无效时，法院也毋需做出判决或裁定。如此一来当事人便失去了上诉的客体。另外，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由于其不是当事人，不是适格的上诉人，自然更无法利用上诉进行再救济。二、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的回避问题，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而审判人员的回避，根据《民诉法》第45条和《规定》第一条及第二条的列举，无论是审判人员自行回避，还是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法定事由都仅限于审判人员与案件有实体上的利害关系，而单纯的程序违法并不在其列。即，以执行公开不能、责问无效的程序违法作为申请回避的理由，在现行法律下得不到支持。

应该说，当事人责问制度本身代表的是一种先进的司法理念，值得倡导。但是大多学者所倡导的，在当事人责问无效情形下，将上诉和回避制度作为责问制度的再救济制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难以得到回应的。那么，司法改革中，该如何设计责问制度的再救济制度？本文认为，在中国当前赋予相关权利主体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权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责问无效的再救济制度。结合在执行不能时的当事人责问制度，执行公开不能的整个救济制度可以描述为：

1、对于作为的侵害方式。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秘密执行是一种例外，一般需要法院作出裁定。因此，在此种侵害方式下，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表示异议，并有权要求法院对此给予解释和纠正。在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对秘密执行的裁定进行复议。

2、对于不作为的侵权方式。首先，除了赋予当事人责问权，即，可以向法院表示异议，并有权要求法院对此给予解释和纠正外，还应该赋予相关权利主体申请法院作为的权利，具体而言：在法院应采取隐秘措施而没有采取的情形下，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起秘密执行的申请；在法院应当向相关主体提供获知涉案信息的便利而没有提供的情形下，当事人或者其他社会民众可以向法院提起提供获知信息便利的申请。其次，相关权利主体在行使责问权和要求法院作为无效的情况下，应赋予其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以便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和民众的权利。

三、结语

总之，为了使我们的执行制度更加科学可行，本文认为切实实行有限公开原则，制定相关的执行公开救济制度是必要的。即，应该界定好两种公开制度的范围：哪些执行环节可以对社会公开？哪些执行环节只能对当事人公开？同时应保证当事人对公开或者不公开执行的裁定、决定有疑义时，享有要求法院给予解释和纠正的责问权，在责问无效的情况，还应赋予当事人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当然，执行公开制度的成熟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希望本文的粗浅论述能够为这一制度的发展做出微薄之力。

一人民法院[N], 2003-8-6..人民法院报[N], 2003-7-18. 人民法院报[N], 2003-7-20.

二对于程序价值的认识，学者分歧较多，但大致可以归纳为外在价值（即目的性价值）和内在价值两类，当前大多学者所指代的为前者。本文所提及的执行公开价值，亦指其目的性价值。有关程序价值的论述可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7-38.陈光中,等.市场经济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展望[J].中国法学,1993,（5）.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13.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8-9.[日]谷口安平.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52-57. 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95. 陈桂明,张峰.审前准备程序比较研究[A].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一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61.

三[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33-148

四[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6.

五刘敏.论司法公开的扩张与限制[J].武汉:法学评论,2001(5):45.

六张晋红,余明永等.民事诉讼改革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检讨和完善[J].武汉:法学评论,2000(6):79.马跃,安辉等.论当事人之责问权[J].北京:北京审判,2002(12):9.

㈧ 论司法独立

论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
义。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
制度重构。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
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
善对司法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司法独立制度构建司法监督

一司法独立的含义概述
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关系着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而要全面正
确地理解司法独立，必须知道什么是司法。在其他国家，普遍的观点
认为，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既不同于立法、立法权和立法机关，
也有别于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
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例如，美国《联邦宪法》
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
设立的下级法院。”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
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1]正因为如此，司法
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
的范围认识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除法院
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第二种认为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
法行政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
还包括公安机关。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一致认为中
国法中的司法权既包括审判权，也包括检察权，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体
现了这一点，称法院、检察院为司法机关，这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
狭义的司法含义没有争议，也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
所称司法采用狭义，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要给司法独立下一个定义，其实并非易事。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
干涉具体界定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
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
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
与激情。[2]从中不难看出，司法独立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特定司法实
体的法律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预为内容、为标志。
所以，笔者这样表述司法独立的含义：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
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也认为：
“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
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
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3]宪法从审判权
（狭义的司法权）运行的角度确定司法独立原则，而亨利?米斯则精
辟地表述了法官独立、法院独立的重要性。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
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
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
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
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
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
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
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
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
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
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
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4]正因为如此，
绝大部分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这两个方面，据对世界142部成
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5]如德
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
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
法律的拘束”。保障法官独立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
制度的核心，对于法官的资格、任命、任期、薪俸、惩戒、免职、退
休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
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换
制、高薪制、专职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实保障；四严格的弹劾惩戒
程序。[6]而我国，虽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
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并也已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以顺应世界潮流。
[7]但实际上法官并未能够独立。不论是从法院的内部结构还是从审
判方式来看，包括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及法官个人和法院的关系，中国
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个人独立
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二司法独立的意义分析
（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
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
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
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
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
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
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
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
“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
要及主张。”[8]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
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
[9]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
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
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10]为保证具有
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
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
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
“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
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11]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
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
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
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
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
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
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
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
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
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12]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
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
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
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
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
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
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
更有毅力的一方。[13]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
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14]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
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
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
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
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
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
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
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
个重要因素。”[15]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
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
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
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
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
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
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
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
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在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个部分不能偏离中心思想,同样，司法改革的各项措
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
立的精神。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在
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
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
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
以容忍的。
党和国家早已敏锐地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鉴于我
国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尚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推
进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独立制度的宏伟目标。实现依法治国方略,
司法改革是重点环节,不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要引导包
括司法人员在内的广大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虽然制度的改良不
能一蹴而就,但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变迁而言,毕竟容易得多,况且制度
的建立必然有利于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推广和普及。

三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与设想
司法活动对于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被动性。法院
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法官是在被动地适用法律。“行政部门不仅具
有荣誉,地位的支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
政，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有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故
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
判断亦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6]司法部门的弱小必然招
致其他部门的侵犯,威胁和影响,却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正
如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所说,“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
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17]如果不具备切实可行、
坚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司法部门不受非法干扰,司法活动处于无法“自
保”的尴尬境地,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社会将一片
混乱,就无法克服朱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国危矣”
的危险局面。因此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实现就显得尤为
重要。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摆脱司法权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众所皆知，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
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
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蔓延升
级，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的领
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
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
员有时难免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
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要消除这些弊
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章武生，吴泽勇
两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认为全国各
级法院可以这样设置：
1.最高法院的改革着重于以下三点：第一，借鉴外国经验，对向最
高法院上诉的案件进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不作事实
审只作法律审；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2.高级法院
的改革，一是严格控制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诉
案件的审理上；二是完全打乱现行的司法区与行政区重合的法院设置
模式，按照经济、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从方便公民诉讼的角度出
发，重新划分，全国可以设10个左右的高级法院为普通案件的上诉法
院。高级法院之下可设两个左右分院，这样现有的高级法院机构实际
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3.中级法院的改
革，应当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来设置，并应当精简数量，但可设
派出机构。4.对于基层法院应当设简易庭和普通庭两种审判机构，但
以简易庭和简易程序为主；法律规定范围的简易小额案件由简易庭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超出该范围的案件，当事人可选择向基层法院的普
通庭起诉，也可以选择向中级法院起诉。5，对于人民法庭，应当是
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治宣传。[18]这种构想能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司法权的地方化影响，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在改革法院
体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前述方案
虽然能够较大程度的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要大面积
地重构法院体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19]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我国的审判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财物方面受
制于地方的体制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是较
为可行的方案。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
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
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
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我国也可以借
鉴这样的制度。对法官的弹劾应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对法院院长的弹
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这样法官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无后顾
之忧。这种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
法官的老大难问题，使司法独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另一
方面也无需增加新的的审判机关，无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员。二是建立
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
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
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
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
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
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
证。
（三）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切实贯彻审级制度。我国宪法
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仅在实质上是自己监督
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内
部监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际上架空了审级制度，
取消了二审程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的症结所在。现
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
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
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
为的直接指导，[20]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其
实，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
约束。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已经
出现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尤为重要的是，上级
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纠错程序是以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为前
提的，如果上级法院经常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则下级法院的判
决体现的就是上级法院法官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二审程序不可能
实现纠错的功能。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对上诉失去了信任和兴趣。因
此，必须从制度上消除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可能性，实现
各级法院之间的真正独立，让审级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证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审
委会制度在历史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保证
案件的审判质量发挥过重要作用。鉴于目前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
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确实难以作出决断，在杜绝向上级
法院请示汇报时，难免会在如何裁判上犹豫不决，特别是新形势下，
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院又必须作出处理，调解也常达不成一致
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学识相对较高
的法官们组成的审委会来作为人数众多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确
实能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作用。但审委会的组成大部分为外
行，了解案情的内行――该案的承办人却没有表决权；其讨论决定案
件的程序和过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换言之，其是通过剥夺原
告、被告与其他当事者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来运行
的；由于审委会会议由院长或副院长启动和讨论，讨论案件的范围存
在任意扩张的可能性，讨论的案件越多，对单个案件讨论所花费的时
间和精力就越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施结果无法使人满
意。[21]成员们不参加庭审，只依赖承审法官的汇报就对重大复杂的
疑难案件作出决断，确有武断之嫌，如果承审法官在汇报时由于主官
或客观的因素而对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误，无疑会造成错判，浪费了诉
讼资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更严重的是，由于
审委会成员都是院长、庭长，常过问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以其高人一
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独立办案。所以必须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确定其
合理权限，严格限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范其工作程序，使审
委会审理案件不能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
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而不是听听汇
报就随意作出判决。同时要提高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避免谁
行政职别高谁就是其成员的弊端，应以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办案能
力，工作经验的综合水平为选拔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其短，发扬其
长，维护司法独立，提高审判质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我
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素质确实不高，而且个体之间也参差不齐，
这是不争事实。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第二，经验
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养的人多，正规院校培
养的人少。[22]这样的整体构成使众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
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难以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
习惯，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继续学习的氛围，缺乏敬业精神。也许正是
为了适合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之间人为地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使法
官之间无法平等。在同一审判中，由于等级不同，对案件的意见得不
到同等的对待等奇怪现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寻了。出现这些情况确
实不足为怪，却使合议庭在较大程度上变相成为独任审判。等级有别
是行政权的特征表现，目的在于使下级服从上级，保证行政命令的传
达与执行，与法院的运作要求完全背离，法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无
疑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所不容的。正如贺卫方所言，等级的划分过
于细致和繁琐，可能造成法官对级别问题过于敏感，产生严重的级别
意识，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如果在
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过分强化人们的级别意识，导致法官过于关注上
级法院或本院“领导”的好恶，就很可能破坏司法独立。[23]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
的经验和智慧。“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适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
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24]法官要胜任这样的工作，非得
有大智慧高素质不可。而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
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离专家化的差别很大。由不合格的人充当专业
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
腐败可想而知。我们的一些法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其素质低下是
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体这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他们自己无法
意识到独立的价值，根本不能、不愿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制
约法官独立的存在于法官群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传媒活动的规则，科学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
系，建立新闻审查和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各类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引
导、监督作用；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报道干扰了司法独立，制
定科学的规则对司法独立和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都有积极意义。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上，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一对矛盾，矛
盾并不只意味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而是对立与统一的有机结合。
确实，新闻自由与审判公平既具有正相关关系，又具有负相关关系；
其正相关关系，是指负责任的报刊媒体应当是公正有效的司法运转所
必不可少的辅助机构；其负相关关系，是指新闻自由在追求自由报道
的过程中有可能对公平审判构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机构为避免因相关
报道使自身的运作陷于瘫痪而设计并采取的限制媒体采访和传播功能
的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与新闻自由的冲突。[25]新闻自由发挥推
进公平审判的作用，还是造成妨碍司法独立的影响，其实不在于新闻
自由本身，对新闻报道司法的活动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学的举措。提高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制定可行的规范，使新闻自由按章运行，完全可
以发扬新闻对司法的促进功能，避免其与司法的负相关关系。只要使
这样的负面作用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条件和基础，新闻自由能够达到对
司法有利而无害的境地。
新闻讲究真实、及时,真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事实真相,而及时
性的特点对调查的时间作了较大限制,两者可谓此消彼长，不可兼
得。优秀的新闻记者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对两
者的关系作不同的处理和协调。某些情况下，新闻报道的轻微失实无
法避免，这也可以谅解，但如果是关于庄严的法律方面的报道就不能
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更多地关怀真实。在当代信息社会，报纸的
法律专栏、电视的庭审直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意识也相应提
高，是件大好事。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报道不真实，将对当事人和
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损害，甚而影响社会稳定。而在法律报
道过程中，有些记者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采访专家、发表评论，甚至
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专家的专业化表述，由于新闻的影响范围广、程
度深，已给司法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少障碍。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应的规范使新闻和司法两全其美，对涉及法律问题的报道各新闻单位
应该严格把关，设立合法性审查制度，以确保其真实有据、合理合
法。
鉴于我国部分记者的法律素养对于司法报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处，可以尝试建立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让一些素质高的记者专门
或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报道，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记者不得进行这方
面的报道，这既有利于对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又可以尽可能的不影
响司法独立。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培养专业的司法记者队伍，应开设
司法记者专业的大学课程，使这些学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闻知识，
由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担任司法记者，将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
下发挥巨大的监督作用。

㈨ 法制作文急

一，用思考，良心和勇气去追求正义

前段时间，最能反映我们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消息莫过于下面这一则：

一场审判中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方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受审者周澄最终获刑5年。在周澄刑满出狱之后，完全出于偶然，他得到了一套与案件 审判有关的案卷副本。这套案卷副本显示：当年决定他命运的那场审判竟是“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消息一出来，评论如潮，人们纷纷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无上司，但今天我们的法院却是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讨论了多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问题是，即使在这样的司法体制下，法官就有权作出违背法律的判决吗？法官能用这样一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吗？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虽然是一个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但仍然没有摆脱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应当具有良心和道德、正义感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同样，作为一个政府公务员、司法者，首先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然后才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份子。作为公务员、司法者，是否仅仅按照指令行事，还是通过独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结论，并拒绝执行公然违背法律意志的命令，这深刻地考验着每个公务员与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与勇气。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科长滕俭秋对此案提起了公诉，今天周澄案的申诉状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释道：“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同样，在审判中，据知情人士讲，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机关则认为无罪，但顶不住上面的压力。知情人士讲，这些讨论已全部记录在案。所以，因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俭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诉，而法院从院长到审判员也就以有罪进行判决，尽管他们都认为周无罪。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有鉴于公务员服从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特别作出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显然，仅仅《公务员法》这一条规定并不能保证公务员、司法者在执行公务与司法活动中可以免除职务变动与失去职位之忧，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谆谆告诫我们“为权利而斗争”!权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个人的正义行动会将涓涓细流汇成奔腾的大江，因此，每个人必须牢记，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司法者、公务员必须用思考、良心与勇气来追求正义！

二，一个我很喜欢的小文章：

悼 兄

生命原来竟如此的脆弱，生命原来竟不允许反悔。

是的，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重新开始的机会呢？哥没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法律的严肃剥夺了你生存的机会。只是这一次机会的剥夺，你的归宿就局限在了一只狭小的盒子。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出，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里，你是如何的蜷缩，怎样的伸展。

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物质实现了转换。虽只改变了存在的状态，但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却得到法律的襄助。平凡的人可以有权利选择死，但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时间，没有权利选择死的方式。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法学家为废除极刑而疲于奔命。的确，我们痛恨的是残忍的犯罪事实，恶心的犯罪行为，可耻的犯罪动机。我们痛心的是犯罪者，你曾经善良过，曾经有过梦想，你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去承受自己能够预知死亡结果而且要真切的感受那份痛苦。我宁愿你是白痴，你不明白死亡的痛苦，就没有了畏惧，在不经意中失去了生命。那样对于关心他的人也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天命，而不用在此深深自责。但现实的法律却是相反，白痴不用去死，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你，必须承受分离，选择死亡。

32岁的你，人生的历程就此提前结束。写下这个文章不为纪念你，真的，你的的确确错了。只为一种亲情，一种近似溺爱的惋惜。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把你影响，我想你做和我一样的循规蹈矩的凡人。但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你，我心虚地把这归咎与我们道不同，我无法为你谋划人生。我为自己的不开心感到些许释然，感觉那样我也为你做了什么，哪怕除了难过，我几乎从没有为你付出过什么。

哥，我想你是不会记怪我吧，象我这样的人宁愿在你去了之后每年的年饭摆上你的一副筷，却不愿在你错误之前和你相处一天，哪怕只是一天。我们将关心停留在心里。在某个良心发现后的反省自责和深深懊悔中，我们执着地坚持中国人情感的含蓄习惯，在你的错误中保持缄默。或是抽身转去，把自身置于安全地带。是中国人的意识让我没有了选择，除了选择难过。

对于你，哥，你应该高兴，你成了我们全家关注的焦点，这是你最大的愿望和以往从未得到过的。我们都为你难过，我们都为你担心。当我们拿出了决心，真诚地想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沉默？

看着你居住的小盒子，我哭着告诉别人，关心家人吧！我家已经受到了惩罚！

三，武侠流行之法律分析（我拟的一个题目，这个文章很有意思，视角非常独特）

分析武侠，“武”只是其中一面。社会既有冲突，又必须有合作。坚持正统的梁羽生甚至说，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究竟为何物？嫉恶如仇、情深义重，乃至捐躯赴国难等等，都属“侠”的范畴。但概括而言，则是“信”与“义”，即行为在形式上守信，于内容上守义。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指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0]轻生死、重然诺，言必信，行必果是侠的一个基本特征。守信是侠客于江湖的立身之本。无论在哪本武侠小说中，守信都是江湖中的基本规范，不讲信义最为人不齿。这是因为社会是因人的行为活动而得以延续的，社会中人的行为是互动的，只有对他人的行为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预测性，人们才能够理性地决定自己该如何作为，社会也才能延续下去。要使人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一是由社会定一套行为规范，并监管其实施，二是由个人对自己的承诺进行担保。前者如法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行为。”[11]后者就是信誉。武侠世界选择了信誉。经济学家，如张维迎，认为“与法律相比，信誉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机制”。他举了个在家楼前小卖部买饮料的例子，如果付了钱拿了饮料要出门时，店主说你还没付钱呢，这样的问题法律无法解决，因为法官没办法判断谁说的是真话，如果给小卖部装上监视器，成本又太高。但实际上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因为如果邻居们都知道这件事后，也都不敢去了，店就得关门。店主由于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不敢耍赖，这就是信誉机制。[12] 信誉的机制运行实际依赖于未来的惩罚。

但以此来审视一下武侠世界，却会发现把信誉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侠士们的条件与此并不相符。侠客们并不是因为“害怕失去未来的生意”才行侠仗义。作生意是为了得利，而行侠则是付出。侠客遵守诺言，此次舍身相助，是为了今后还能无数次舍身相助，这样的逻辑即使不是荒谬，也是于情不符的，特别是在遵守诺言即意味着死亡的情况下（这在追求戏剧效果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即一次性博弈时，仍信守诺言，就更与“理”不通了。

在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中，另一维护信誉机制的方式是建立企业，企业是将一次性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机制，是信誉的载体，即所谓以“庙”的声誉来约束和尚的行为。[13]对于武林人士来说，门派就是他们的“庙”，即企业，门派使侠客个体的行为转换为了群体行为，这样门派就有积极性去监督其门徒的行为，在小说中也确实有不少的叙述，如《天龙八部》里，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年轻时与叶二娘偷情，最终被揭露出来，在武林群雄面前，为了少林寺的清誉，玄慈自己下令按门规受杖责而死。但从总体来看，这种作用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其中更多体现地是个人的道德行为。在武侠世界里，真正的侠客往往是无门无派的，特别在古龙的小说往往更是如此，对他们来说，几乎看不到“企业”的作用。

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武侠世界的“现实”是矛盾的。当然人们最为常见的反应是武侠小说根本就是虚幻的，不是现实。但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虽被很多人视为荒唐，而其对人性的刻画却很少被人指责。人们在读武侠时，对这种“现实”是接受的。其矛盾何在呢？

“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而侠客的行动逻辑与经济理论的分歧原因似乎也在此，因为侠客的行为是利他的。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歧原因并不成立。因为侠客的行为同样是利己：信守诺言，获得一种守诺的心理满足。守诺实际是江湖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信守诺言，可以获得社会的道德认同，并使内心的信念得到践行。对于道德君子来说，道德行为是一种能给自身带来效用满足的自利行为。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道德如果是个人的行为，那可以理解，但它成为社会的规范时，成为一种内化于人心的意识形态时，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经济学家们分析的正是这些社会条件，如害怕未来的惩罚和“庙”的约束作用。那武侠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还没有一本武侠小说讲述武侠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都是直接端给了我们一个武侠世界。武侠本非现实，江湖是人造的江湖，江湖世界的意识形态实际是作者和读者共同为它预置的。武侠看似是江湖世界的人物，其实他们所遵从的的意识形态是作者和读者以自己的观念强加的，实际他们活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武侠守信是作者和读者的要求，而不是其自身的现实行动逻辑。[14]如果守信仅仅是为了满足内心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是没来由的，不守信仅仅是遭到人们的白眼，并无其他惩罚，那么按现实逻辑，这种“守信”就是不可信的。武侠世界里侠客们作为道德君子的守信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不可能实现。如果经济学家的理论没错的话，但人们又并不觉得武侠的“现实”有什么不对，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武侠世界与人们观念中的应然社会相符，所以人们相信；而与经济学家眼中的实然社会不同，所以它与理论矛盾。从本文下面的第四部分可以看到，这种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将是分析的一个重要楔子。

无论能否实现，守信是侠的行为在形式上的要求，而重义则是实质上的要求。在武侠世界里，“义”的内容极其广泛，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的美德：嫉恶如仇、锄强扶弱，如《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情深意重、视友情高于一切，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李寻欢；挺身而出、抗击外侮、救民族于危亡，如“侠之大者”郭靖；以苍生为己念，为免生灵遭兵戈涂炭而不惜殒命，如号称“天下第一英雄”的萧峰，……。武侠世界是一个侠“义”的世界，是一个正义永远压倒邪恶的世界，是一个让人感动也让人神往的世界。想想被称为经典一段的《雪山飞狐》里胡一刀与苗人凤比武那一场，生死决斗中，英雄间的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简直让君子国的人也会汗颜。

作为武侠世界的两个支柱，如果说“武”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那么“侠”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武”是武侠世界的权力资源，是社会中的支配手段，而“侠”则是武侠世界的道德资源，是社会的联系纽带，“侠义精神是一种以正义感为基础的社会粘结剂。”[15] 前者解决冲突，后者实现整合。当然，这是个看上去有点简单化的分析。因为侠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支配人的资源，比如相识、不相识的英雄好汉们看见宋江便会喊声“哥哥”，纳头便拜，就因为宋江人称“呼保义”、“及时雨”。但这种“支配”与“武”的支配毕竟还有所不同，它是对象的主动拜服，而非强制性的支配。如果说“武”让甲能支配乙，“侠”则让乙拜服甲，正是两者的互动共同使武侠世界的童话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侠肝义胆，长剑独行，杏花春雨江南，白马秋风塞上，这是一个何等简单而浪漫的世界！以至于说起“人在江湖”，让人更多地感到的不是无奈，而是神往。

四、“他者”：法律为何缺失

行文至此，可能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篇关于法律的文章，从前面的分析中并没有看出什么法理学意义来。然而，只要让我们稍稍把眼睛从武侠世界移开，对比一下同样反映西方人英雄崇拜情结的美国西部片，问题顿时就凸现出来。蛮荒的西部，是美国人的武侠世界。荒漠、小镇、牛仔、快枪手，谁的枪拔得快，谁的枪法更准，谁就是强者。冲突往往展开在强盗与小镇执法官之间——小镇的居民受强盗骚扰，于是大家凑钱请来快枪侠担任执法官维护小镇安宁，或者出赏金请枪手破案，经过精彩而激烈的枪战，最后强盗被歼灭，这是大多数美国西部片的情节。大家注意，虽然最后也是靠武力解决问题，但枪手是为社区的居民执法，其行为的性质是行使公共权力，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侠义之举——虽然有个人侠义的成分。

在中国人的江湖世界里，则看不到法律。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甚至没有国家（很多武侠小说无国家背景，只是一个纯粹的江湖）的社会。按照西方人的观念，法律是一种公共契约，小镇执法官可以看作是美国国家形成过程中司法机构的雏形。按现实生活的逻辑，有人群的地方，就应该会有公共权力和规则的存在，但在武侠世界里，却看不到公共权力和法律——法律是由公共权力来制定和执行的公共行为规则，虽然江湖世界里也有行为规则，如“义”，但它只是由个人来自觉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因而不是法律——即是在个别情况下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被极力批判的对象，如《笑傲江湖》里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对未守“规矩”的刘正风的“执法”就被描述得极其丑恶而血腥。而江湖上最常见的杀人，就几乎未看到按法律程序受到惩处或者按法定程序进行。江湖中公共权力的代表，武林盟主，虽然被无数人争夺，但大多数情况是到故事说完也没谁能如愿以偿当上。所谓武林盟主，总是为智者高人所不屑，只有那些武功虽高（因而有资格去争），但未臻化境（所以才想去争）的野心家们去你争我夺，引来江湖血雨腥风，最后不得不由虽无意盟主之位却被卷入漩涡的主人公，或单枪匹马或偕久已退隐江湖的“民间”高手收拾残局，而那个好不容易拼杀出来的“盟主”，作为邪恶的化身，椅子还没坐热，就被剪除。末了，在感叹一番世人痴愚之后，主人公拭净血迹，缓缓收剑入鞘，长叹一声，归隐田园。没有了盟主，没有了权威，于是一切复归平静。争夺盟主，成为江湖永久的笑柄。

武侠世界是一个反权威的世界。

没有公共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本文前述信誉机制的作用，却人人称信守义，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可它却为大家所接受，甚至沉迷其中。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指出的“观念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歧”。

在分析这个矛盾之前，先说一个有趣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在几个选择项中选择自己愿意变成的动物，有人选择变成鸟，测试答案说这反映了想摆脱繁琐俗事纷扰的心理。同样，对缺失公共权力和法律的虚幻的武侠世界的迷恋，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潜意识里对公共权力与法律的渴望“摆脱”。武侠世界是中国人观念世界的反映，而非对客观现实的忠实描摹。观念世界是自我意识的反映，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缺失了公共权力和法律，说明它们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们是外在的，强制的，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样，是内在的，自发的。

从法律的起源看，中国的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间的征战，即所谓“刑起于兵”。氏族内部以血缘为纽带时，还可以习惯来调整，但对被征服的部落，血缘亲情是不存在的，只有靠严酷的法来维系。“在我国原始社会，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是部落和氏族间的关系，个人则主要由氏族原有的习惯所约束。”[16]随着征服疆域的扩大，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维系统治，血缘纽带逐步加强，原来的氏族成员成为统治国家的一小部分贵族，而越来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了受法统治的子民。上层政治社会与下层世俗社会因异质和利益冲突而对立。对基层社会来说，法律是强加的，外在的。以前对中国“法”字的解释，多认为“水”旁是公平的象征，而这显然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法观念有所不符，苏力教授则认为“水”旁指称的是法像水一样自上而下地颁布，[17]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佐证。而看西方法律，古希腊罗马的法律起源于贵族与平民斗争的民主政治，是贵族与平民意志和利益的共同产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物，对市民而言，公共权力和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公共权力和法律则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种压迫物。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普通中国人内心中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厌弃，公共权力和法律从未内化为中国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创造者不愿再看见自己，——于是他创造了世界。”[18]中国人便有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中国人的选择是回归自然，以武功一较高下，只有武功才是自我的，而其他则是外在的，是社会性的。

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权力分析的图式，一种是“契约——压迫图式”，是法律的图式，另一种是“战争——镇压图式”，或称“统治——镇压图式”，前者是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对立，而后者是斗争和屈服的对立。[19]显而易见，法律的图式可适用于西方，而“统治——镇压图式”与中国则是吻合的。由于公共权力和法律是外在物，非契约产生，具镇压性，因而中国人对这种外在束缚物有着一种天然的离心倾向，遁世便成了中国人一个永恒的主题，甚至在本已是虚幻的武侠世界里也是如此。小说终篇，袁承志、令狐冲、杨过、张无忌们年纪轻轻就纷纷退隐江湖，去享受田园生活，这似乎也是作者和读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结局，而没有退出江湖的郭靖、黄蓉，只好战死襄阳。美国西部片的结局虽也是枪手骑马远去，但他却是去往另一个小镇，继续下一个赏金、美女与枪战之旅。

这里就有个中、西方文化中的悖论，也就是在本文第二部分开始时提出的集体主义与英雄情结的矛盾问题。我们总是认为西方文化是张扬的、个人主义的、彼岸的，而中国文化是内敛的、集体主义的、此岸的。从很多表象上看，确实如此，但从另一些表象看，比如从侠文化看，西方却又是制度化的、约束的、现实的，而中国文化是任性的、放纵的、出世的。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的本性都是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都有着侠文化，都有着英雄情结，但西方人找到了平衡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物与减震器——法律，而在中国，法律不能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个人与社会间是冲突的、对立的，所以中国人总是在治世与乱世、入世与出世间徘徊。

中国人虽然把英文中的“law”翻译成了中国自古就有的“法律”，但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两者虽然不能说在本质上不同，但至少在某些“质”上，是不同的。语词在人为上的对应，掩盖了这种不同。“正是在词中，我们所想象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反过来，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变成了我们每天表象给自身的东西。”[20]

我们在自己创造的语言里迷了路。

但幸好人类在理性之外还有感性，在学术中迷失的方向，也许在文学中可以找回。文学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直接描摹。武侠文学以成人的童话给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真实的心灵世界。

这种形而下的感性层面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是相通的。中国的传统思想主要受着儒、释、道思想的浸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强调个体，又强调普遍性和超越性，个体的人同时又是超越的人。”[21]中国人通过思想达到个人具体性与社会普遍性的沟通，而非通过行为的制度化。从对“类崇拜”和“个体英雄意识”的满足看，武侠就是这样一个达到个体性与超越性统一的范例。“至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则强调社会群体性，其主体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伦理型思维，就个人而言，则是道德实践型思维，其意向之所在，主要是道德实践。主体内在的道德意志，就是世界的根本意义，因而也是人生的根本意义。”[22]重侠守义，快意恩仇，重道德而非尚法律，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为社会群体性的基石，武侠世界才是中国人的理想社会。

五、意识，抑或无意识：武侠文化的精神分析

武侠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但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一个普遍的看法却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法的需求会促使人们法观念的形成。而且事实也似乎映证了这一点，表现之一是官司越来越多。这让法治论者颇为鼓舞，因为据说这象征着中国人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云云。

目前诉讼案大幅上升，是否就是因为对公共权力和法律的信任？这是很可怀疑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所造成的纠纷本身数量的增加可能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随着司法腐败的滋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官司打输了，人们认为这是因为在法院“没人”，打赢了，则是由于关系“硬”。一个并非是严格实证性的判断是，真正相信司法机关会严格依法判案、“只服从法律”的老百姓并不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秩序一定大乱。按照一般的、实际也就是西方的话语解释，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在一个以法律维系的现代社会里，对法律信仰的丧失，昭示着社会秩序的崩溃，然而这在中国起码现在并未出现。中国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对法律“公正”的不信任，而并非对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当人们纷纷寻求法律讨个“说法”时，只不过是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们诉求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们打官司，各种手段往往无所不用其极，造成被动受腐败之害与主动推动腐败的恶性循环。法律的被实施，同时也就是法律的被破坏。法治论者所无法认同的事实是，法律的推行，实际是在不断强化它在民众中的异己性。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民众中的这种异己性并非无源之水，也绝不仅仅是当代的所谓“司法腐败”所能承当全部责任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腐败是“果”而非“因”，是因为异己而腐败，而不是因为腐败而异己。这种异己性可以追溯到法律形成之初，它经过历史的不断强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心理，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阅读中显露无遗。

看看被读者们誉为天下第一英雄萧峰（即乔峰）的举止：乔峰其时身在京西路汝州，这日来到梁县，身边银两已尽，当晚潜入县衙，在公库盗了几百两银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鸡鸭鱼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给他付钱。

——金庸:《天龙八部》第20回。

很少有读者读到此处时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是赞赏甚至羡慕。这样一种与“官家”的疏离与对立情绪，已深入心理中的无意识层面，以至难以察觉。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被政治话语强迫地“弱化”了一段时间外，一直，并且至今，是中国普通民众的一种主流心理。公家的东西，当官的，上头规定，等等这些语汇的心理内涵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不难体会的。

这种心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香港这样可称得上厉行法治的社会里，武侠文学却仍是大行其道，甚至香港电影里，黑社会的血腥火并、肆无忌惮的街头枪战与砍杀，让人怀疑是否该实行军管才行，而这与香港社会实际上的法度谨严形成强烈反差。这是否是在法治约束下，中国人心理中不合法潜意识的一种合法形式的纾放？[23]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种社会存在就绝不仅仅是当下的社会现实，——香港当下的社会现实是法治的，但其文化产品所折射的民众潜意识却很不“法治”——过去的社会意识的累积，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为什么武侠文学仅流行于华人圈，并非主要因为语言障碍，而是文化心理的壁垒使然；为什么武侠文学能流行于华人圈，哪怕他们散居各地，生活环境各异，包括居于法治之邦的法治之民，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中总有一部分是共通的。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缘何发生错位？荣格的心理学思想提供了答案。荣格对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它与个人无意识截然不同，因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样可以归结为个人的经验，因此不能为个人所获得。”[24]它是种族的共同的心灵的遗留物，具有超个体的“集体”的性质，不是个体在后天经验中获得的，而是本能遗传的。荣格同时引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以通过生活遗传来生成的深层心理模式，这种心理模式并非来自“个人记忆中的残迹”，而是来自“遗传的大脑结构本身”。原型与个人记忆无关，而是一种由生理遗传得来的大脑记忆。“从科学的、因果的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设想为一种记忆埋藏（bury），一种印记或者记忆痕迹，它源自同类体验的无数过程的凝聚（condense）。在这方面它是某些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积

㈩ 依法治国，百姓有哪些期待

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十余年之后，本次会议绘制出新路线图，为“法治中国”作顶层设计。

对老百姓来说，依法治国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期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四中全会法治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过去我们都说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法律体系最大的差别,就是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完整的体系,而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制度体系,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纳入其中,体现了法治的整体要求。”

人们希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依法行政的更多重要环节和领域能取得进一步突破，政府部门想问题、做决策以法律为准绳，真正让改革红利惠及普通百姓。

背景 良法善治，法律成为权利的保障

曾几何时，“中国人不信法”，是一些人对国情的“独到解释”。但经过数十年的法律教育和宣传，如今法律已成为社会公众维护自己权益的最有力武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0773件，比前5年上升174%。

不过，法治之路依然漫长。来自中央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政法机关登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上升38.5%。这也说明“信访不信法”还有市场。

现实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屡禁不止。

在执法层面，许多法律法规规定了禁止做什么，但没有详细规定具体的惩罚措施，法律的实用化程度和违法成本过低将法律法规的有效性降低了一半。比如，我们有《食品安全法》，但毒胶囊、地沟油问题依然严重；我们有《物权法》，但野蛮拆迁依然频发；我们有《环保法》，但一些污染企业仍在肆无忌惮地排污……

如今，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如何得到有效破除，如何破除“信访不信法”痼疾，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一系列改革难题期待更为具体的制度规划。

评论 依法治“官”，规划反腐“治本”之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依法治国，人们不会只看制定了多少法律，更看你落实了多少。如果法律只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不落实到行动中，那就谈不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强劲。出台“八项规定”、加强中央巡视、严打贪官外逃……从严治党的举措深获民众支持与赞许。但腐败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种种迹象表明，在反腐高压态势下，部分官员仍存侥幸心理，从“明腐”转为“暗腐”。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腐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遍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只要权力集中的地方，就容易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当前的反腐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并未彻底铲除腐败的土壤。从各国经验来看，反腐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治标到治本的过程。我国也同样应该会经历一个如此的过程。
而当前的反腐风暴已为“治本”拓展了可能的空间。在强力
“打虎”“拍蝇”让官员“不敢腐”的同时，一系列“不能腐”的治本之策也在推进。如何通过更为完备的制度构筑权力之“笼”，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规划反腐“治本”之道，成为民众对于这次会议的一大期待。

据媒体报道，中央纪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弥补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缺位”。这是我国纪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的重要信号之一。为实现随着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反腐败体制机制将日臻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会迎来质的提升。

而人们则期待更多配套制度和改革，比如预算制度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从根本上依法治“官”，减少腐败。

声音 依法行政为权力套上“紧箍”

行政权力进入法治轨道是改革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老百姓对依法治国最大的期待。法治，重在对公权力的治理，为权力套上“紧箍”。

没有界限，权力就会无休止扩张。行政审批就是一个例证。以前，人们常抱怨“公章旅行”现象，一个审批单往往要盖上几十个公章。新一届政府大刀阔斧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已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不过，政府在一些领域仍然管得过多、过细、过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迷恋“权力至上”；“拍脑袋就干，掐腰子就上”以及“大包大揽”依然是惯用的决策方式。

在城建、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一些执法人员，一方面对守法者滥用职权，吃拿卡要，另一方面又成为违法违规者收买的对象。近一年来，深圳市已连续有三个执法队队长因在查处违法建筑中涉嫌受贿而“落马”，涉案金额有的高达上百万元。

专家认为，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不仅要明确执法标准，合理规定执法人员的责任等，从长远看，还是要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使行政执法权得到有效约束。

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常常出现同案不同罚、同事不同办、滥用自由裁量权等现象，不但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腐败诱因。在各类腐败案件中，“一把手”腐败案件占到了70%以上，从披露的案情看，绝大多数都是“权力型腐败”。

“对于私权利，是法无禁止即可行；对于公权力，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今后必须最大限度减少权力的自由裁量，依法治权、束权。

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就要用法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法治规范；建设市场决定下的有为、有效、有力、有责的法治政府，实现政府职能法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