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刑法

㈠ 夏商西周刑法的特点

中国法制史-夏商周
一、夏商刑罚制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
关于夏代的刑罚制度的实际情况，多是后人的臆断或揣测，如"夏后氏一统天下，则有五种刑罚三千条"、"夏后氏的刑罚有五种，科条有三千"、""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 墨各千"等说法。
商代的常用刑罚主要有墨、劓、刖、宫、大辟等。
夏商刑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野蛮严酷，随意擅断，明显具有"临事制刑"的特点。 二、夏商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
1、夏商两代的司法体制及其职能，尚未从行政、军事体制及其职能中分离出来，它们基本上是合而为一体。
2、夏商两代属于中国早期的神权法时代，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天意、天罚、神判的特色。 3、随着司法审判制度的产生，作为刑罚执行机构的监狱也开始出现。
三、西周的刑事法律内容
1、刑罚体系
①死刑、和肉刑：
②赎刑：
③圜土之制：相当于后世的监狱制度。
④嘉石之制类似于拘役刑。
2、刑罚的适用制度：
①三赦之法：
对年幼无知的未成年人、年迈体衰的老人和有精神障碍的精神病者等三种人的违法犯罪，除故意杀人的重罪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②三宥之法：
对不能正确识别犯罪客体的误伤、不能恰当预见行为后果的误犯以及没有主观故意的过失等三种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给予减轻刑事责任的宽宥处理。
三宥之法把犯罪的主管动机与客观危害结合起来，作为定罪量刑的裁量依据，对不同情节的犯罪行为区别对待，是我国古代刑罚适用制度的重大发展。
③疑罪从轻惟赦制度：
对犯罪事实或罪行情节的认定以及定罪量刑有疑义或有争论的案件施行从轻处罚或予以赦免的制度。
④同罪异罚制度
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犯同样罪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适用的处罚结果也有别。
同罪异罚制度，成为后世"八议"制度的渊源。
四、西周的契约制度
西周的契约主要有三种形式：
1、傅别：调整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契约。
其形式是在券书中央书写一个大"中"字，再从中一分为二，收执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各持一半内容和半个"中"字；
2、质剂：调整商品交易关系的买卖契约。
凡人口、牲畜之类的大宗交易谓之"大市"使用"长券"，即质；
日常器具或珍异之类的小宗交易则称为"小市"，使用"短券"，即剂。
质剂的形式是，在同一件券书上书写内容相同的一式两份契约，再从中一分为二，收执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各持一份完整的契约内容。
3、书契：广义书契指一般文字或文书，狭义书契专指契约。
狭义书契又分广义和狭义。广义泛指一般的契约文书凭证，狭义特指不付利息的赊贷契约文书。一般来讲，书契特指不发生孳息利率的赊贷契约。
五、西周的婚姻家庭制度
1、婚姻制度：
西周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并不排除各级宗主贵族广泛盛行的一妻多妾制。 六、西周的司法审判制度
1、司法机关的设置：
自上而下依次为：
①周王 ②大司寇 ③小司寇 ④士师
2、狱讼形式的划分：
狱：指控告犯罪的刑事诉讼案件，要求当事人持诉状向官府起诉；
讼：指涉及财产纠纷之类的民事诉讼案件，要求当事人直接到庭提出诉讼请求。
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必须按照不同的性质分别收取相应的诉讼费用。不按规定交纳诉讼费用，官府是不受理其起诉的案件的。
3、司法审判原则：
①创立"五听"的审讯方式
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
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
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
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
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
②注重运用各种证据
③要求司法人员依法判案
④禁止司法人员的"五过之疵"
"五过之疵"是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五种行为：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
按照当时的规定，司法人员犯有这五种行为的，与案犯同等处罚。
⑤重视司法人员的选拔任用
4、监狱管理制度
西周的监狱通称为圜土，用以关押劳役刑徒。
专门设有司圜一职，主要负责劳役刑的执行和圜土的管理。
司圜隶属于大司寇。
监狱设施及其狱政管理事务由司法审判机关统一管辖。

㈡ 西周的刑法原则主要有那些

西周主要刑罚刑法原则
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
西周时有“三赦”之法：“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蠢愚”，此三者除犯故意杀人罪外，一般皆赦免其罪。《礼记•曲礼》中也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日悼。悼与耄，虽有死罪不加刑焉。”它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作为矜老恤幼的标志，后世法律沿袭和发展了这一制度。
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
过失被称为“眚”，故意即是“非眚”，惯犯被称为“惟终”，偶犯称为“非终”。《尚书•康诰》中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这反映了西周在定罪量刑时考虑到犯罪者的主观动机。
增加：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考察人的主观动机，原心定罪。
3、罪疑从轻、罪疑从赦。
西周时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防止错杀无辜，对犯罪事实有疑的案件，实行从轻处断或赦免罪责的原则。《尚书•吕刑》中记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这也是“明德慎罚”思想的体 现。
增加：三刺制度，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4、宽严适中原则。西周在定罪时强调”中道”、”中罚”、”中正”，即要求宽严适中，罪刑相当。《尚书•吕刑》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中为不轻不重。强调量刑时要恰如其罪，不可畸轻畸重。
5、因地、因时制宜。“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吕刑》中载有“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即主张结合犯罪的主客观情势权衡量刑，不可一味地从轻或从重。
6、上下比罪。所谓“罪无正律，则以上下而比附其罪”，“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
7、同罪异罚。
这是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刑法原则。《周礼•秋官•掌戮》载：“凡杀人者，踣诸市， 肆之三日。刑盗于市。凡罪之丽于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或有爵者，杀之于甸师氏。”即一般人犯杀人或盗贼罪，要在闹市正法，并暴尸三天示众；而王族或有爵位的贵族犯死罪，则由甸师氏秘密处死，一般不当众行刑。并且“公族无宫刑”，应处宫刑者，由贵族们议决减免。此外，《周礼•秋官》关于八辟之法的规定， 亦公开赋予特定身份者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后世的”八议”制度即源于此。

㈢ 西周时期的刑事法制较之前有哪些进步

西周的治国模式是奴隶社会较为完备的时期，其“保民”，“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与目前国家提倡的“以德治国”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礼刑结合”。

以德配天君权神授说的产生，认为天或上帝不是哪一族独有的神，而是天下各族共有的神；天命属于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西周统治者感到仅靠神权不足以维系其统治，还必须兼顾人事，重视民心向背，既敬天，又保民。

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治国方略运用于法制方面就是要明德慎罚。即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须宽缓、审慎，执行刑罚更要慎重。这意味着神权思想第一次动摇，为战国时期神权的进一步衰落和儒家思想产生提供条件。

(3)西周礼刑法扩展阅读：

西周时期的刑事法法律形式：

1、礼。西周法的基本形式之一。又称《周礼》，为周公所制。所谓周公制礼，即在周公主持下，对以往宗法传统习惯进行整理、补充，厘定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及相应典章制度、礼节仪式。礼在西周伴随着宗法思想与制度的系统化而发展成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制。

2、刑。西周法的基本形式之一。相当于现代刑法典，迄今所知有《九刑》、《吕刑》。尤其是《吕刑》，贯穿明德慎罚精神。

3、誓。即誓词，周王或诸侯发布的战前动号令，属于军令。

4、诰。即训诫之词，周王对诸侯发布的命令。

5、命。即王命，周王对某一具体事务临时发布的命令。

㈣ 西周时期刑礼结合对现代立法的影响

西周法制指导思想：：继承神权，提出德治思想。
l、以德配天
2、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提出的一种法制思想。内容简单说来即提倡德治，谨慎使用刑罚。
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法制观，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则与标本。
3、刑法世轻世重：（西周）是指应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具体内容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西周立法概况：
1、周公制礼：西周时期周公将夏商时期的礼制加以整理编撰而成。
2、西周时期的礼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规范。
礼的内容：“亲亲”与“尊尊”是礼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影响中国古代法律的两项重要制度。“亲亲”“尊尊”、维护的是以父权为主的家族关系和以君权为主的等级关系。
3、吕刑。西周时期周王朝司寇吕侯所作，又称甫刑，注意尚书中的吕刑篇不是成文法典，而是对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记录。
4、九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有两种含意：一是指周朝的刑书，另一种含义是西周的刑法。
5、遗训、段彝。“遗训”是指先王留下的遗制，“段彝”是指商朝的习惯法。
刑事司法政策，是刑事政策的司法化，是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于刑事司法政策的考察，离不开对刑事政策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刑事政策的不同，主要是对不同的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具体反映，刑事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中国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无疑也蕴含在中国刑事法制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之中，体现在刑事司法过程的法律适用之中。自先秦中华法系初成直至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中国历代的成文法典始终处于民刑不分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诸法合体”，但又以刑为主。中华法系的成文法典，大都以维护其封建统治政权为中心，将不利于其政权稳定、不利于其封建统治的行为统统禁止于法律之中，行为性质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各领域，国家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一律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国家司法机关也没有明确的民、刑划分。因此，对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有关于刑事法制思想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刑事法律政策的变迁。

一、奴隶制时代的刑事政策

奴隶制法制时代，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这一历史阶段，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在中国奴隶制法制时期中，夏、商是奠基时期；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崩溃、瓦解，封建制度萌芽、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而西周则是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代表了中国 奴隶制法制时期的最高成就。西周统治者修正了神权政治学说，并确定了周王朝新的统治策略，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等一系列的法制指导思想。西周像前代一样，坚持“王权神授”，但又提出了“天命有德”的思想。主张统治者要恭行天命，遵从天帝和祖宗的教诲，爱护天下百姓，才能达到“以德配天”。将“以德配天”落实到法制领域便是“明德慎罚”，“明德慎罚”要求统治者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要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使天下民众臣服，在制定法律、实施刑罚时应当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地用严刑重罚来迫使臣民服从。正是这种法制指导思想的确立，使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和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西周的统治者在总结前代的立法用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罚世轻世重”理论，也就是“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确立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认为应当根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并以此来指导周王朝的法律实践。在西周时期，就已经确定了一系列极为先进的刑事司法原则。确立了老、幼、智力障碍者犯罪免受刑罚处罚，即“三赦”之法；区分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即“三宥”之法；明确了“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赦原则；强调“中道”、“中罚”、“中正”宽严适中的刑罚适用原则，要求宽严适中，符合正道。《尚书·吕刑》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西周的刑事法制指导思想、刑事政策及刑罚适用原则，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春秋时期，政治保守派从社会混乱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新形势下的“礼治”路线，主张“为国以礼”，“以礼明是非”，要求保存礼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此针锋相对，管仲、邓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革新派则极力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和“事断于法”，认为法是判别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试图创建新型法制来取代奴隶制社会的礼制。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曾言“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子产死后，子太叔执政，采取宽厚政策，以至使奴隶主势力抬头，激起人民不满，纷纷反抗。子太叔只得发兵镇压，杀了许多人，才制止了这种反抗运动。孔子听说此事后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后来，被用于形容宽松与严厉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使用，汉代王粲在《儒吏论》说，“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宽猛相济”主要用来指代以刑罚辅助德教的统治术。

二、封建制时代的刑事政策

封建法制时代的法制，一般是指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475年至公元1840年这两千余年的法制历史。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的主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战国时期在法律的适用上，法家学说反对“礼有差等”，而主张“刑无等级”，主张制定并执行相对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地适用法律，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在法律的制定上，法家主张“行刑重轻”、“不赦不宥”，即主张用严刑重罚的手段来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重刑主义”是法家思想的突出内容，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法律惩罚才能达到“禁奸止过”的目的，他们要求“轻罪重判”提高量刑幅度，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秦朝奉行法家学说，打击儒家思想，主张峻法严刑，推行“专任刑罚、躬操文墨”的政策，使“法令诛伐，日益深刻”，通过“深督轻罪”使“民不敢犯”，达到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并且确立了“累犯加重”、“教唆犯加重”、“自首减轻”、“诬告反坐”等刑罚适用原则。到汉朝统治初期，统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严厉批判“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主张，确立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的指导思想。汉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封建统治已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决心改“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采纳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法制指导思想。汉代的刑罚适用原则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确定了“上请”、“恤刑”、“亲亲得相首匿”等刑罚适用原则。隋唐时期是中国传统法治的成熟、定型阶段。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以《唐律疏议》为标志，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的融合，也就是“立法结合”的过程也基本完成。唐朝统治者为了稳固封建统治，总结了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导思想，唐高祖李渊也提出了“立法务求宽简，取便于时”的思想。贞观修律后与前朝《开皇律》相比，大为宽简。唐朝的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用刑持平为特点。隋、唐、宋时期，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确定了“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在共同犯罪中“首犯从重，从犯减轻”、自首、类推、老幼废疾者减刑、累犯加重等刑罚适用原则。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走向极端专制的时期。宋朝于仁宗嘉佑年间、神宗熙宁年间分别专门创立了《窝藏重法》和《盗贼重法》，严厉重惩“重法之人”，即武装反抗封建国家的农民。元朝秉持“分而治之”的国策，按民族与地域的不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等级，实施不平等的差别待遇。明朝则以元朝的灭亡为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重典治国的基本策略，以“刑乱国用重典”作为指导思想，特别以“重典治吏”作为重典治国的着眼点，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掀起了肉刑复活的高潮。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推行礼法结合的统治术，沿袭了“德主刑辅”的理论，提出“尚德缓刑”的立法思想。虽然清朝不像明朝那样滥用肉刑，但是肉刑并未绝迹。明朝确立了“从重从新”、“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刑法适用原则，而清朝对于“重其所重”原则体现得更为充分，完全继承了传统封建法典中的“十恶”制度。

三、近现代的刑事政策

清朝末期，一般是指自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代灭亡的这段时间。在清朝末期，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年中，清政府被迫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律改革，大量引进了西方近、现代法律学说与法律制度，对清代原有法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清末法制变革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古代法律体制从这时起向近代法律体制过渡。《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法典，抛弃了以往“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采用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如“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对幼年犯罪改用了惩治教育的办法。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袁世凯以《大清新刑律》为蓝本，略作修改，颁布了《暂行新刑律》以及一系列单行刑法，主要是补充了一些犯罪罪名，加重了量刑幅度，恢复了部分封建性条款，采用重刑方针，严厉镇压反抗军阀统治的活动。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刑法》（有新旧之分），新刑法由“客观主义”改为“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而非客观后果；由“报应主义”改为“侧重于防卫社会主义”，强调“保全与教育机能”，从而引进了保安处分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新刑法，原则体例均效法西方刑法，把“罪刑法定”原则同封建刑法的落后与法西斯主义恐怖性融为一体，采取“从新从轻主义”，但保安处分取“从新主义”和裁判后的“附条件从新主义”。确定了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原则，严格限制自诉权，扩大检察官权限，确立保释制度，以及秘密侦查制度。在通常的中国法制史体系中，192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所创建的法律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发展，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革命根据地时期，工农民主政权为了打击反革命活动，惩办其他犯罪分子，保卫工农民主政权，各地苏维埃政府颁行了许多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政治犯自首条例》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采用的刑事司法原则主要有：区分首要和次要，区别对待；对自首自新者实行减免刑罚；罪刑法定主义和类推相结合；废除肉刑，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按照阶级成分及功绩定罪量刑等等。抗日民主政权将运用刑罚手段，惩治汉奸反动派，作为保卫边区和抗战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分则草案》，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刑法原则，主要有三条，即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贯彻保障人权原则、实行感化教育原则。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刑事立法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反动阶级的破坏，为此，各边区、大行政区、各地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刑事法规。对刑法原则的重大发展是明确规定“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刑事立法原则。解放区民主政权总结经验，适应处理、改造大批反革命分子的需求，把某些反动或破坏分子交由群众监督改造，并将之制度化，创设了新刑种“管制”，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广泛应用缓刑、假释制度。建国初期，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进一步具体化。“镇反”运动中，党中央决定，对反革命分子，凡是应杀的，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罪行以及最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在“五反”运动中规定了具体的宽严界限，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在《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标志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向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转化。同年9月19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中，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具体内容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 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 的刑事政策作为制定《刑法》的政策依据。至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得到了贯彻，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为了适应国家发展与打击、预防犯罪的需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有了一种适合时代特点的新提法，这就是“宽严相济”。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职务犯罪确定了八项刑事政策，其中一项就是“有效运用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政策”。2004年，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必须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对具有法定从宽条件的应依法从宽处理。”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四、小结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变迁，无论在什么样的法制指导思想下，无疑都蕴含着统治者对于刑事法律轻与重、宽与严的深刻思考。从西周的“明德慎罚”、“刑罚世轻世重”，到春秋时期郑国子产的“宽猛相济”；从战国时期法家的“行刑重轻”、“不赦不宥”，到汉朝的“宽省刑法”“德主刑辅”；从唐朝的“德本刑用”，到明朝的“刑乱国用重典”；从清初的“尚德缓刑”，到清末的“罪刑法定”；从抗日民主政权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新中国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如今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始终是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着统治者刑事政策的制定；刑事政策决定着刑法的适用，决定着刑事司法政策；而刑事政策又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反作用。适宜的刑事政策能够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合时宜的刑事政策则会消极地阻碍社会的发展。宽严相济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其基本精神也一直为我国所倡导，如今为了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需要，对这种精神从更高的层次进行概括与总结，进而有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提法，其本质上是对古今中外治国方略的重要总结；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具体体现。

㈤ 西周时期刑法的发展

西周

一、 法律思想及其影响

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

“天”或“上帝”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神，“天命”属谁，就看谁有能使人民归顺的“德”，意味着神权的动摇。“德”的要求，包括三个基本方面：敬天、敬宗、保民。

“明德慎罚”，即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必须宽缓、审慎、执行刑罚更要慎重。“明德慎罚”主张被儒家学派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针，成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的一种法律观念。

奠定了“重民”、“ 重德”、“仁政”的传统，为春秋战国时期神权思想进一步衰落和儒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二、 “礼治”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特征 神权和族权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礼”。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将夏礼、商礼发展成一整套以伟胡总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周人看来“礼”是治理国家的唯一准绳。 周礼始终贯穿着“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四个原则。“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宗法原则，维护家长制；“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一国之君，等级原则，维护君主制；“长长”即小辈必须尊重长辈；“男女有别”即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和同姓不婚。最基本的是“亲亲”和“尊尊”，都为巩固宗法等级制服务的。从此两基本原出发，周礼特别强调“孝”、“忠”。 “亲亲”和“尊尊”是西周立法指导思想，“孝”和“忠”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礼治”基本特征是“礼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贵族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是西周指导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则。

三、 主要法律形式 立法概况

 周文王之法“有亡慌阅”  《九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 《吕刑》，以“明德慎罚”为指导原则，“作修刑辟”，制定了西周一部重要的法典《吕刑》。  周公制“礼”，形成一整套一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主要法律形式（礼、刑。 还有誓、诰、命等王的命令。） 1．礼。又称《周礼》。 2.刑。《九刑》、《吕刑》。《吕刑》贯穿着“明德慎罚”的精神。 3.誓。属军令。4.诰。周王对诸侯发布的命令。 5.命。王命。

四、 礼的渊源、性质与作用

“礼”最早源于氏族时代的祭祀风俗（玉和鼓成为中国古代祭祀活动的代表物）。  西周宗法因嫡长子继承制的最终确立而系统化。

“礼”的很多规范实质上具有法律甚至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礼起重大作用。 五、礼与刑的关系

“礼”是积极、主动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礼”的功能，重在“教化”。“刑”则相对处于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礼”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六、 刑罚制度

《吕刑》中的“五刑”、“五罚”、“五过”。 “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五罚“，即赎刑。如以“五刑”定罪量刑有疑问时，就罚罪犯出铜赎罪。 “五过”，即赦免。

此外，还有鞭刑、罚丝、流放。罚丝，是对贵族的一种处罚。

七、主要罪名

 不孝不友罪——“不友”不尊敬兄长，破坏了“亲亲”“尊尊”为原则的宗法等级制  寇攘奸宄罪——所谓盗窃罪。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的重罪。

 群饮罪——禁止周人聚众饮酒。总结商朝统治者饮酒作乐的教训  “贼”“藏”“盗”“奸”罪——“贼”毁弃礼仪；“藏”窝藏“贼”者；“盗”偷窃一般财物；“奸”盗人宝物。

 诽谤罪——议论天子  不从王命罪  违背誓言罪

八、主要刑法原则与形势政策

 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眚”是指过失之意，“非眚”即是故意。“惟终”是指惯犯，“非终”则是指偶犯。这种制度说明当时对于过失犯罪、对于犯罪人主观恶性上的差别，已有较清楚和深刻认识。

 罪人不孥。反对族诛连坐，主张罪止一身。

 罔厉杀人。不乱杀无辜，罪刑相应的意义。

 罪疑从轻。“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即。对判“五刑”而有疑者，可减按“五罚”处罚；如判“五罚”而有疑者，则予以赦免。

 同罪异罚。“刑不上大夫”的体现。“八辟”。宫刑不适用于贵族，对贵族处以死刑的地点和方式也不同。

 宽刑适中。刑当其罪，不轻不重。适用刑罚要慎重，力求不偏不倚，不轻不重。

㈥ 西周的刑法是怎样规定墨刑刑罚的

西周时，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罪状就有五百条之多。《尚书·吕刑》篇也云：“墨罚之属千。”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很严厉的，百姓稍有小过，就要被黥面。周代，奴隶主贵族常用黥面者做守门人（《周礼·掌戮》）。因为这些人的脸上带有标记，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逃跑。而且受过墨刑者的四肢是健全的，不影响劳作。春秋战国时，墨刑的使用仍比较普遍，且黥有了不同的种类。如《秦简·法律答问》有对奴妾“黥颜颓”之刑。颜，指眉目之间，即面额中央。杝，也作頄，頄即颧。颓即面之颧部。黥颜杝就是在人面额中间及颧部刺墨。当时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种苦役。秦商鞅变法时用法极严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面，以示惩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经典，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秦简·法律答问》也有“城旦黥”的记载，当为对城旦所施加的特种黥刑。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当时“黥为城旦”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处罚犯人的措施，这样的犯人遍布全国各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就有许多受过黥刑的囚徒。例如被高祖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罪受过黥刑，因此《史记》《汉书》为他作传就称为黥布。

㈦ 西周的刑事立法指导思想是什么

明德慎罚是来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自之一。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法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解释：慎：谨慎。多行恩惠，少用刑罚。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它是慎罚的指导思想和保证。所谓慎罚，就是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

(7)西周礼刑法扩展阅读

殷商初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天命”、“天罚”思想，但随商王朝国力的强盛，商王朝统治者自命为天之子，由是“天罚”实质上演变天“帝罚”思想，忽视民的存在而为所欲为。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极为重视道德，被孔子赞叹为“仁哉文王”。

周文王的继承者周武王在灭殷之后，更是从理论上总结了殷商兴亡的经验，指也从成汤到纣王的父亲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才保住了王权，后来纣王失了德才招致亡国之祸。

西周的建立，在周武王看来也是由于能够实行德治的结果：周文王“克明德慎罚”，所以“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㈧ 求问西周的刑法原则主要有那些

在总结长期以来的用刑经验基础上，西周时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刑罚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当时的刑法理论。（1）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原则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三赦是“一曰幼弱，二曰老 ，三曰蠢愚”，凡此三者皆可赦免其罪。《礼记》中也记载，西周时“悼与耄，虽有死罪不加刑焉”。古时年八十、九十称为耄，七岁为悼。这也说明西周时期八十、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均可减免刑罚。这一原则正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及礼数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作为矜老恤幼的一种标志，后世各朝法律都沿袭和发展了这一制度。（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西周时期，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惯犯与偶犯已有明显的区别。史籍记载，西周有“三宥”之法，即“一曰过失，二曰弗知，三曰遗忘”，对此三者均可宽宥原谅。西周时，过失称为“眚”，故意即是“非眚”，惯犯称为“惟终”，偶犯称为“非终”，故意犯罪、惯犯都要从重处罚，过失与偶犯则可减轻或免除处罚。（3）罪疑从轻、罪疑从赦原则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对于疑难案件，采取从轻处断或加以赦免。这也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定罪量刑问题上的体现。（4）宽严适中原则基于“明德慎罚”的主张，西周时期强调适用法律应守“中道”、“中正”，要求宽严适中，符合正道

㈨ 西周时期的主要刑法原则对于现代刑法有何意义

影响深远，意义非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断承的国家。没有断传承，这是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刑罚是继承了其中的精华和思想的。
一、西周刑罚历程
西周历代君主，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法制观，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的原则与标本。明德慎罚，简单说就是提倡德治，谨慎使用刑罚。这一主张到现在依然如此。
首先，周工制礼，周公旦将夏商以来的法律进行了总结，形成周礼，称之为周公制礼。
其次，是吕刑。西周时期周王朝司寇吕侯所作，又称甫刑，而尚书记载的吕刑篇是对此次法制改革的一次记录。
又次，九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到了西周后期礼崩乐坏，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刑法制度更为发展，罪名和刑名更多了。其罪名有：放弑君王罪，违犯王命罪，不孝不友罪，暴乱罪，杀人罪，杀人劫财罪，窃盗拐骗奴隶罪，聚众饮酒罪，等等，就制作了九刑，墨、劓、宫、刖、杀、流、赎、鞭、扑九种刑罚。
二、西周刑法内容
1、刑罚体系，死刑、和肉刑；赎刑；圜土之制：相当于后世的监狱制度；嘉石之制类似于拘役刑。
2、刑罚的适用制度：三赦之法： 对年幼无知的未成年人、年迈体衰的老人和有精神障碍的精神病者等三种人的违法犯罪，除故意杀人的重罪外，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三宥之法：对不能正确识别犯罪客体的误伤、不能恰当预见行为后果的误犯以及没有主观故意的过失等三种违法犯罪行为，可以给予减轻刑事责任的宽宥处理。 就是视其情节犯罪行为区别对待，是我国古代刑罚适用制度的重大发展。

疑罪从轻惟赦制度：对犯罪事实或罪行情节的认定以及定罪量刑有疑义或有争论的案件施行从轻处罚或予以赦免的制度。

同罪异罚制度：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犯同样罪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适用的处罚结果也有别。
上述西周的刑罚思想和特点，在今天的司法中都能看到其影子。疑犯从无思想，保护儿童、智障者，视其情节区别对待等等思想都在沿用。而且现代刑罚就是保护公序良俗原则的。而这些思想在西周已经趋于完善。对现代刑罚，乃至世界法律都是根源和可追溯的源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