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者的追求
A. 现代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么
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长期司法实践证明了的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观念。它的内涵十分丰富，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本文侧重于仅就公正与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罚轻刑化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学内涵进行阐述，并就如何进一步树立和贯彻这些理念进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与效率的理念———“现代刑事司法的永恒主题”
“公正与效率”意味着司法不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诉讼不仅要讲求公正，而且要讲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质及特征，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只有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一永恒主题。
1.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法制化的命题。“公正”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于它是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一个永恒命题；其常新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历史内涵又有现实意义，可谓见仁见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之形状，并具极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纷争的公正。它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广泛应用而又赋予不同的内涵。它既有时间和速度的内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内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司法领域已逐渐认识到法院讲的公正与社会上及传统观念中的公正内涵是不同的。法院讲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这个公正是由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的，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的，是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的，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的。而一般道德观念意义上的公正则不同，如通常说的“杀人偿命”就是一般道德观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当杀人这一事实进入诉讼程序以后，还要看案件事实，看犯罪情节，纯看定案的证据等等，总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不能认为，法院对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对有法定从轻情节或证据有问题的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则恰恰体现了司法公正。可见，我们讲的司法公正与德观观念中的公正有时也会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要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须把什么是司法公正这一问题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科学化的命题。公正与效率理念的科学性在于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即法院必须奉行被动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主动要求当事人来打官司，更不能“无案找案”甚至“无案造案”；同时，司法审判还奉行中立性原则，法院和法官相对诉讼双方，应该不偏不倚。
3.正确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刑事审判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严格执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及无罪推定等原则，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应当确保公正。效率理念则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诉讼时间实现诉讼目的。公正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公正，效率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效率，公正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由于刑事审判涉及可能剥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对于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鱼”而不是“熊掌”，故决不能用通过牺牲公正的方法来提高效率。所以效率应当绝对服从并服务于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质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证，最终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司法资源进行纠错，这不仅有损公正，而且效率价值本身也得不到实现。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冲突和纠纷，而且会诱发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的加剧。因此它是最没有效率的”。③
同时，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必须强化效率意识，尽可能地提高审判效率。在新世纪之初，最高人民法院着重提出司法效率问题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说它具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讲究高效率，人们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说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为面临大量的诉讼案件，提高效率是社会的需求。所以，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与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义；没有效率，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须协调发展，单纯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对整个司法价值的损害。
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有罪则判，无罪放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全国人大已经批准我国加入《国际人权最低保障公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载入宪法。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强化人权保障意识。我们树立这一理念，就是一要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三要做到严格执行审限，防止“两超”案件发生。
1.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原则。“有罪则判，无罪放人”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对于刑事案件经过审理后，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依法作出有罪判决；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特别是应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请回避、辩护、举证、最后陈述、上诉等各项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活动中真正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为充分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两高两部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其实质就是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进一步落实辩护制度，强化人权保障意识，促进司法公正。
3.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严格执行审理期限，严防“两超”案件发生。人民法院依法惩罚犯罪，必须在法定时限内审结案件，才能确保刑罚产生预期的打击和威慑作用；同时，对于在法定时限内，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终止诉讼程序，宣告被告人无罪。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具体措施，也是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的必然要求。严禁随意延长羁押期限或者变相超期羁押被告人。
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切实解决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造成“两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视的原因，有审限意识淡薄的原因，有防范机制不全的原因，但笔者认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两超”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审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审限仅一个半月。若扣除双休日，一般案件的实际工作日仅有23天；二是审判期限与羁押期限相联系，因此在审限内不能审结案件也就自然对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羁押；三是无论案件的繁简，都实行一样的审限，很不科学。上述因素造成的后果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法院老是违法，总是出现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但深究原因，与立法不完善息息相关。为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刑诉法时应从立法层面对此加以解决：一是延长审理期限。纵观世界各国，英美法系的国家没有审判期限，办理一个案件法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用多长时间；大陆法系国家虽有审判期限，但它比我国的审限要长得多。因此，我国的刑事审判期限应该有所延长。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强制措施制度。三是将审理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并根据繁简分流的原则改革、完善审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预审程序，严格案件交付审判的条件。当然，在刑诉法没有修改之前，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繁简分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理念———“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不仅要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而且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这是公正司法的起码要求。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实体公正表现为有罪必罚，无罪不罚，罪刑相适，罚当其罪。而程序公正则表现为诉讼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观念将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价值长期受到漠视。实际上，程序公正是现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仅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内涵，它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马克思曾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就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部生命的表现。”④这一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刑诉法和刑法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说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方法和任务的统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于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突出注重人权保障。从目前的现状看，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因此，“二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证据规则，依法排除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探索和研究。
四、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职责。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强化中立裁判意识，既重视控方的意见，又重视辩方的意见，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正义。为保证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对具体案件不能搞公、检、法“联合办案”，因为这不符合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也不利于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样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审判法官应当牢固树立文明司法的理念，无论是开庭审判、调查取证还是宣判、执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时，要做到形象公正。由于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法官在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的情绪，都有可能给人以不公正的感觉，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为转变审判作风、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内容，采取切实措施抓出实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须公正，做到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权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坚决摈弃和杜绝司法活动中不文明的做法。过去，有的地方通过捆绑、游街等形式，来营造“严打”声势，展示“严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适应历史进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应当坚决摈弃和杜绝。集中统一宣判、集中统一执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坚决废止。
六、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如何正确适用刑罚不仅是个严肃执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刑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刑罚指导思想和科学进步的刑罚观，树立正确的刑罚价值取向。
1、树立正确的刑罚观必须高度重视量刑问题。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内轻一点、重一点没关系，特别是在“严打”中，认为重是方法问题，轻是立场问题，不论对象，一律从重判处，没有做到罚当其罪，这是错误的。量刑是适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样关系到案件的公正与否，量刑失当，该重而轻，该轻而重，或者同一类案件在不同地区量刑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类案件作出差异较大的判决，都会削弱和降低刑罚的适用效果及功能。只有严格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准确量刑，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效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轻刑化的道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的：“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回心转意。”⑤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刑罚的轻刑化是一种必然。产生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犯罪的增加决非判得不狠、不重。严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慑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杜绝犯罪的发生。长期实行重刑主义，必然会使刑罚的负面作用逐步积累起来，形成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处罚不当，尤其是轻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属、亲友对国家、社会产生不满甚至仇视心理。这些人集聚得越多，对国家和社会的威胁也越大。所以我们必须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确地运用刑罚这一手段。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减少死刑，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正在于此。死刑问题，人命关天，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设计的司法制度还不尽完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美，无论标榜多么公正的法官，都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证据、虚假的事实而作出错误的死刑判决。”而死刑是剥夺被告人生命的刑罚，一旦用错，将无法弥补和回转，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毛泽东曾指出：“凡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⑥在刑事审判中，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缓。不能为了所谓“平民愤”就把可杀可不杀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案件，要注意宣传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导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
其次，要依法充分适用管制、缓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监禁性还是非监禁刑，都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手段。对于那些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适用监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现、不关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同样有利于贯彻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对立情绪，增强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觉性，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于减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机会，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减轻监押负担，降低刑罚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罚资源。对此我们应及时更新观念，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是很深，或者确有悔罪表现，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充分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
B.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3篇
党和人民把崇高的审判权赋予了法官，这是对法官的高度信任，所以法官也要用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奉献精神来担负起这个使命。我为大家整理了法院法官 爱岗敬业 比赛 演讲稿 3篇，欢迎大家阅读。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篇1
上大学的时候，当我翻开美国着名学者德沃金的名着《法律帝国》这本书，读到这位大师对法官形象描述的点睛之笔，“在法律铸造的帝国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我为此精辟之辞赞叹不已，同时也对崇高而威严的法官职业油然产生了几多神圣，几多向往。
当我成为一名法学的卑微朝圣者，我决心终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去感受法的脉动与心率，去探寻法的精神与真谛。当我们身着黑色的袍服在审判席上耐心听讼的时候，我懂得了黑色的服饰是法官内在精神的表现，这正如一位哲人说的：“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想只在缄默中孕育，美德也只在幽居中产生”。
作为一名法官，我们清醒地知道，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法官，而法官客观公正的品格则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人民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的要求，体现了对法官中立、客观、公正品格的追求，中立的裁判地位决定了法官不能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目标要求法官必须严格自律，做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寂寞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说过一句话：法官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从事的职业。
在全国人大X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呼吁：法官不是大众化的职业，而应当是社会的精英。说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走来了一批批优秀的法官代表，你看你看，我们法官走来了，他退休不退志，立下走百村，访百民，作百场法律 报告 的目标，以一个老法官的法律实践实现对法律的最好注释。你看，全国优秀法官，市北郊法庭庭长走来了，他以办铁案声名远扬，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被被告用稀硫酸泼在了身上，烧伤面积达32%，右眼球被摘除，就在出院的第三天，就要求领导安排工作，所办近千件案子，从未出错一次，他出色的业绩赢得了各界的高度评价。还有，迎难而上下苦功，勤奋好学断铁案的开封县法院的齐爱香走来了，谈泊名利，奉献审判事业的新安县法院审判员王圣木走来了，等等等等，这一批批法官群体，用他们的辛勤努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他们的司法实践向人们昭示了什么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是社会的精英。我们的审判权来源于国家和人民，作为社会各种矛盾纷争的终局裁判者，在以法官的形象出现时，我们已远远超越了小我之上，法官只能成为正义的化身，公正的天使，社会的良心。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弘扬正气，是法官神圣的职责。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为民解难，是法官义不容辞的义务。法官的胸间应当充满正气，法官的眼睛应当蔑视特权，法官的肩膀应当扶持弱小，法官的两袖应当一片清风。
法官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圣的法律。法官的良心只服从一条，那就是公正与正义。做法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作为一名法官，我深知世事繁杂，沧海桑田，但我将以法律作为终生信仰，视法律为神圣母亲，奉于灵魂深处时时敬仰，以正确领会、解释、执行法律为最高目标。探求公正与正义这一法律精髓。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能风雨兼程。这就是一个法官的追求。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篇2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这样一群人值得我们铭记，“除了法律，他们别无所崇;除了良知，他们别无指引;除了正义，他们别无追求!”从铁面无私的包拯，到断案如神的狄仁杰;从明察秋毫的宋慈，到“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几百年来，他们总被人们津津乐道。历史车辆滚滚向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伴随着这个时代到来的一代法官脱颖而出，他们有不计病痛、默默奉献的金桂兰，有公而忘私、定纷止争的黄学军;有尽职尽责、耐心细致的钟蔚莉，有执法如山、融情似水的李昆仑，一位位优秀的法官，以他们对法治事业执着的追求，以他们良好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为人们所传颂。
然而，当我们被这些优秀法官所深深震撼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个别意志薄弱的法官在欲望中迷失了方向，在公与私、权与利的面前心理失去了平衡，背弃了法官的职业准则，一夜之间从审判席上执行法律的法官沦为了阶下之囚。痛定思痛，反腐倡廉的钟声再一次在我们每个人的耳畔响起。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抓”的训诫，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对公平正义的危害。
心存不廉，就会导致行为不公，而不公的裁判是人民法官的天敌。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的确社会民众违法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个社会还有法律和司法可以弥补这些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但是，如果司法裁判本身腐败，则很容易使人们对司法本身失去信心，长此以往，则没有人再愿意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的权益，而整个司法体系也将失去民心，变得软弱不堪。可见，干警素质的重点是清廉，司法的核心是公正。没有公正，司法就失去了赖以生存之基、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法官通过正确履行职责，来确保司法公正。法官不仅要有较高的 文化 素质、社会经历、专业知识、业务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他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准，有一颗追求正义的丹心;有一双洞悉是非曲直、不揉一丝沙粒的慧眼;有超然特立、冷静笃定的性格;有悲天悯人、体恤众生的情怀;有冰清玉洁、慎独自爱的品性;有耐得住寂寞，洗尽铅华的定力。
冰清玉洁、慎独自爱、耐住寂寞、洗尽铅华。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清清白白做人。 清白是法官必须坚守的职业和道德底线。清白做人，就是要不为名利所缚，不为私欲所动，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抵得住诱惑，就是要在各种诱惑的考验面前，做到“灯红酒绿不入眼，不义之财不伸手”。请记住，挡不住今天的诱惑，将失去明天的幸福。
守得住清贫，就是要宁可清贫自乐，不可浊富多忧。“天下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这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耐得住寂寞，就是要远离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在无数次明智的选择中始终坚守着一份孤独。莫怨清廉淡滋味，应愁贪婪铁窗泪。
法官爱岗敬业演讲稿3篇法官爱岗敬业演讲稿3篇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使自己处于最中央，使法律的天平不致发生倾斜;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承担守护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一名法官，惟有清白做人，才能实现刚正不阿，如墨线过木曲也正;清正廉洁，似明矾入水浊亦清。一名清白无暇的法官，“其身正，不令而行”。
朋友们，让我们抵住诱惑、守住清贫、耐住寂寞，用浩然正气，昂扬锐气去荡涤那些乌烟瘴气，做一名无私无畏、一身正气的执法者，做一名清廉似水的“现代包拯”;让我们为正义和道义而战，对法律和人民负责，让天平永不倾斜，让国徽永远闪光!
法院法官爱岗敬业比赛演讲稿篇3
一提到法官，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法庭，在庄严的国徽下，坐在高高的法椅上，身披法袍、手执法槌，代表国家裁判着社会的是是非非，那就是法官!他往往令人产生无限的崇敬感，仅这种美好的感觉，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比?这是何等的荣耀!
在中国，人们把高考的那个月称之为“黑色七月”，因为每年的七月都决定着学子们一生的命运。历经十年寒窗苦，而又在七月胜出的佼佼者，当他们填报志愿时，又总是对法律专业情有独钟、趋之若骛，该有多少莘莘学子梦想成为一名法官啊!今年的统一司法考试，全国有X万之众竟相参加，为之拼搏，使人们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人们对法官职业是多么地向往。而我们就是一名令人羡慕的法官，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应该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青和厚爱，应该感到作为一名法官的无尚光荣!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法官都是备受尊崇的，他们都以自己是一名法官引以为荣，美国一位著名的大法官说道：“当我回头看看世界上的各种职业时，只有法官的职业让我心动和感激，她有智者的渊博，有上帝的仁爱，有父亲的慈祥。我选择了法官职业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这段话应该算得上法官职业光荣感最淋漓尽致、最发自肺腑的一段表述吧。
作为一名共和国的法官，一名新世纪的法官，在光荣之余，我们更应该想到些什么呢?做到些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每位法官都应该深思。
我认为一个法官最重要的是要深刻感受法官肩上的重任和神圣的使命，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开拓奋进，做精英化法官，努力实现公正和效率，以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法官对于一个国家，其作用是巨大的，近代法律大家沈家本说道：“中国政治，欲有所进步，须先从司法一门入手。司法者，全国治体命脉所系……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孟子亦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这些话都说明，法律的实现是万万离不开司法者的，司法者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以，司法公正和效率能否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取决于我们法官，法官的责任重大、使命神圣而艰巨啊!
国家建立司法制度的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庭这一窗口，给予每一个公民公正的关怀，对每一个人的权益给予同等的关注。而法官的使命就是要实现这一国家制度目的，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给公民以关怀。
那么，新时期共和国法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法官应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使命呢?我认为：
第一，法官要精研法律。如果 法律知识 贫乏，对法律没有一个全局的、精确的了解，法官在审理具体个案时，就可能不知道适用哪条法律，或适用法条错误，那样何谈公正?
第二，法官要有现代司法理念。法律是抽象的、相对固定和滞后的，而生活每天都是新的，司法不是简单的按图索骥，案件中“活”的事实与法律中“死”的法条并非一一对应，对号入座就行了，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无法可依”，此时影响法官作出不同判断的根本因素是法官的司法观念。现代司法观念的核心是公平、平等、民主、效率、开放、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等等，司法观念是法官的灵魂，它体现着法官对法的本质、法的精神的深刻理解，现代司法观念可使法官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冲突、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等等，对法律作出一个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理解，并弥补法律缺陷和漏洞。
第三，法官要有广博的文化科技素养：法学虽然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但案件的复杂性、广泛性又决定了法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以及外语、科技等学科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美国联邦法院法院高等法官布兰代斯说道：“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曾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可见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一个法官是多么重要啊!再比如我院实现了微机联网和办公自动化，这种形势下，法官不懂科技行吗?
第四，法官不但要实现公正，还要让人看的见公正，感受到公正，尤其是要让当事人感受到程序公正。诉讼可能只实现了有限的实体公正，但所有的诉讼都应该实现完全的程序公正。绝大多数当事人一生中来法院可能只一次，法官有责任确保当事人无论胜败，都至少会认同和尊重我们的司法程序，使他们觉得受到了程序公正的待遇和合理文明的礼遇。这就要求法官时刻保持中立、慎言、稳重、理智。喋喋不休地介入当事人的争论，往往打破当事人的平衡，这等于法官自卸法官责任，改演律师角色，这怎么能让一方当事人感觉公正?如果说律师是“我说故我在”，那么法官则是“我思故我在”。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倾听和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复杂的具体案件对应起来，演绎出最令人信服的判决，写就出折射法精神的妙文。
第五，法官应该是一个法理情交融的人。法律的基础是理性，法官断案也应凭借理性，法律制度的自治要求法官在穿上法袍的那一刻起放弃一切感情色彩，使自己的脑袋成为一块无色无彩的玻璃板，但古今中外那些家喻户晓的杰出法官无一不是法理情并重者。事实上，具有玻璃板资质的头脑恐怕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不会出类拔萃。理想的法官应该是心性、智性与灵性三方面都得到了高度发展的人物。一个只会援引法律规则的人可以充当一副性能良好的法律机器，但却不能成为一名受人敬仰的优秀法官。只有实现审判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三统一”，才是司法之至高境界。
第六，法官应该是勤勉敬业和高效率的。诉讼的拖延使当事人长期生活在不稳定状态，是对人的一种折磨，使当事人在诉讼的战车上进退两难，退则代价已付，心有不甘，进则遥遥无期，代价尚不知再付几多。“待到草儿青青，马儿已饿死”，不正是对司法拖延所带来的恶果的形象比喻和无情批判吗?法官不是历史学家，决不能让纠纷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应该只争朝夕，勤勉敬业，尽快地让当事人在纠纷中解脱出来，开始他们新的正常生活。
第七，法官应该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法官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人格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法官失去了道德良知，正义将荡然无存，法律哪还有权威和公信力?法官的权威不仅来自法律的授权，也来自法官自身道德人格力量的支撑，法官只有执著地忠诚法律，执法如山、冰霜节操，淡泊人生，不为权、钱、情等利念所动，追求自身人格魅力的完美，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仰慕，才能真正成为司法权威的化身和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如果说世界上有完人的话，那么法官首先应该是完人，所以世界各国都对法官的道德人格规定了极为苛刻的要求，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便可以看到满纸全是“应当”和“不得”句型，对法官的道德水准提出了近乎“圣人”、“完人”的标准要求，要达到这一标准，需要我们付出终生的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道德基本准则非常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为法官追求道德完美提供了努力方向和目标，必将推动法官“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德化于社会”的进程。
“法兴则国治，法衰则国弱”，党中央指明了依法治国的道路，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昌盛和光明的未来，也给生逢盛世的法官带来了光荣、梦想与使命。但是，做法官难，做好法官更难，一代法官的成长注定是艰辛的，正象中国法治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样，会有种种障碍，但我们应该响亮地宣布：我们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共和国法官的乐趣在于为人民排忧解难，我们渴望的不是钱财，也不是虚荣，而是公正与公平;我们远离灯红酒绿，沉浸于思想的恬静 清明 之中，追求的是人格的完美;我们的极乐之地不是权力，而是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实现法治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坚信法官是法治化道路的扛鼎之人，司法公正高效和法治化道路将在我们脚下越走越宽。各位法官们，让我们共勉和为之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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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你认为一名法律人需要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养有什么
1、需要具备的知识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法制史、宪法、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刑事与行政法律制度：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商事法律制度、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
2、需要具备的能力
口语是情感沟通、信息传递最快捷的方式，律师的工作要跟众多的人打交道，跟不同的人交流与沟通，这就需要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无论在何种场合，都能够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需要具备的素养
法律人”是立法、司法、用法，使法之精神薪火传承的“人”，这就要求他们除了专业素养之外，具备几个基本品质：独立思考的能力，合理怀疑的态度，维护正义的使命感。
(3)司法者的追求扩展阅读：
法律人的意思：
“法律人”这个词语，对各种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刻理解这三个字对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思想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立法者，当在社会道德和法理之间寻找切合点，尊重历史，放眼发展，使法之功能延展到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对于司法者，如法官，则应秉承着正义的信念，保持客观、理性、真实的态度，使法律的正义与现实的公平相印证；对于一般法律执业人员，例如律师，则应当在维护法律正义的前提下，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一言以蔽之，任何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基本行为准则均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D. 如何在司法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从国家层面，发挥司法职能构建和谐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把和谐作为天道追求。构建和谐国家，从法院角度，除了通过依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厘清责任、明辨是非，发挥司法的评价和指引功能，引导全体公民切实增强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行使权利，主动履行义务外，也要倡导调解理念，多元化化解矛盾纠纷，引导当事人更多地使用协商、和解等方式定分止争，防止“一朝官司十年仇”，构建起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处的局面。
二、从社会层面，发挥司法职能实现公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正是关键，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灵魂。实现公正要用社会整体的公正力量、特别是司法活动职能，使公众的利益能得到保障。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就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从两个维度实现司法公正：
一是程序公正。尊重程序、注重程序是司法公正的根本。刑事案件给予被告人充分抗辩权，大到对事实、对证据、对定罪和量刑，小到庭审不穿囚服，都体现程序的公正。民事诉讼中双方针锋相对是主旋律，但必须尊重对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杜绝人身攻击等言辞、行为，尊重他人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利。
二是实体公正。首先严格依法办事。将覆盖整个审判流程的立案规范、听证规范、庭审规范、裁判文书规范、执行规范、工作行为规范、业外行为规范全部严格执行起来，正确理解和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各个审判领域坚决防止冤假错案。其次要进一步提高审判质量。每一起案件都切实把好事实认定关、证据采信关、法律适用关、文书制作关、服判息诉关，健全完善预防和纠正错案机制，尽最大努力保证公正裁判，确保案件审判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三、从公民层面，发挥司法职能倡树诚信
“信，国之宝也。”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当以诚信为核心。尊重事实，真诚待人；忠于良心，信守诺言；真诚不假，说到做到。然而现实中人们为趋利避害违背诚信原则的情况比比皆是，表现在司法领域里，则是个别法官徇私舞弊、当事人虚假诉讼、律师取假证据、证人提供假证言、鉴定部门出具不实报告等等。司法诚信是社会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实践中，要坚持诚信为先的司法价值取向，以诚信司法引领社会诚信法治意识，以倡导诚信诉讼引申至诚信交易、诚信交往、诚信履约。
首先要建立诉讼诚信承诺体系。构架起法官、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其他诉讼参与人3个主体支撑的诉讼诚信体系：一是法官诚信。作为司法者，法官的诚信是司法诚信的关键，是所有诉讼参加人的诚信导引，法官应将诚信承诺作为执法办案的必要程序，公开承诺在执法办案中严格依法公正办案，依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采取执行措施，处理程序合法；不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没有“冷、硬、横、推”等不良行为，用承诺接受监督。二是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诚信。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只有在法庭上如实陈述，诚信于己，诚信于法，才有可能得到法律公正的结果，应当在司法活动中亮出自己的诚信承诺。遵守法庭纪律，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提供相关证据，提供虚假陈述、提供假证、隐匿、伪造证据愿接受相应法律制裁。三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诚信。诉讼案件证人、侦查人员、鉴定人员等在司法活动中需要亮出自己的诚信承诺，出庭宣誓“以人格和良知保证，忠于宪法和法律，如实作证，作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要在司法中保护诚信主体。人民法院应以积极的态度通过案件审理倡导诚信，旗帜鲜明地向全社会展示保护诚信、善意行为的立场。一是在判决中支持诚信。鼓励诚信交易，倡导互信合作，对于诚实、守信、善意的民事行为给予法律上的支持。对于民事活动中的恶意串通、恣意违约毁约、不正当竞争、隐瞒重病投保等失信行为坚决予以打压，保护诚实守信者合法权益。二是在调解中维护诚信。把诚实信用作为当事人达成调解的观念基础，且要保证当事人诚信履行调解协议。若原告放弃部分权利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书应载明：如果被告未按调解书规定的期限自动履行义务，被告应按照原告原来的诉讼请求，依法支付钱款或履行相关义务。三是在舆论上倡导诚信。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的深度和广度，积极通过以案说法形式辐射影响，对媒体广泛关注的涉及社会诚信、企业诚信、公民诚信的个案及时回应，引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
再次制裁非诚信行为。一是打击社会活动中的非诚信行为。坚决打击有损社会诚信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刑事犯罪。在审理涉及消费者权益、商品房买卖、追要劳动报酬、合同违约等民商案件中，加大财产保全力度和不利于违约方的裁判导向，提高失信成本，打击背信弃义者的非分之利。二是严惩诉讼中的不诚信行为。对于虚假诉讼、伪造证据、隐匿财产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进行惩处。三是惩戒失信拒执行为。建立失信被执行人曝光机制，凡是符合条件的失信被执行人一律录入名单库对外公开发布，并在工商登记、贷款、招投标、出境、购房等方面予以限制，加大被执行人失信成本。对拒绝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的人员，坚决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严惩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执行犯罪行为。
司法作为法律实施和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手段，具有引领社会风尚的功能和作用。社会风气、公民行为都需要司法通过价值评判、强制规范、教育引导来树立和规制，司法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向社会揭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应当提倡弘扬的，什么是应当摒弃的。当人们在摔倒的老人面前裹足不前时，当人们诚实守信却遭受损失时，当被误读的真相和被操作的同情心泛滥时，司法必须更加勇敢地亮剑、发声，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准则。法院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用规范的诉讼程序、公正的司法裁判、清廉的司法作风来引导社会公众认同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凝聚建设和维护公平正义、理性文明的社会环境的价值共识和奋斗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E. 试论公正司法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我国现状为权大于法。
由李刚儿子案，跨省抓捕上访者回闹剧等可答以看出。权利机关本身没有将公正司法做为终极价值目标。我国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和现状形成鲜明对比。不断的立法和修正成效并不明显，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司法本身，而是做为权利阶层的执法者。
所以，你的提问没有意义。
F. 如何强化程序正义理念及司法实践执行力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首要价值追求。要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最有力、最具体的手段就是每一起案件都努力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形象亲和，司法公信，让社会公众“信”法。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应用系统科学方法规范法院管理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亲和力。
一、问题的提出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团结进步，这表明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同时，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既能促进各方力量的“合”，也能推动长治久安的“和”，公平正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内在统一的。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任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强烈，一些民众为争得一分公平甚至比争得几分利益还要执着。人民法院处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严格依法办事，不枉不纵，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纵一个“坏人”，让民众感受到法律之威，感受到法律之仁，感受到公平正义在身边。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人无信不立。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一个系统，如果得不到社会普遍信任，就会失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为人民法院理应成为最讲理、最公正、最值得信任的地方。但现实中，眼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多、诉求广、声音杂，一些群众不相信法院会依法公正处理案件；涉诉信访高位运行，司法裁决自动履行率不高，执行难问题依然存在；在法院内部，个别干警法治理念没有牢固树立，司法作风不端正，甚至徇私舞弊，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个别干警对群众“冷横硬”，群众意见大等等，都在客观上制约了民众对司法的感受。
二、实现“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途径
系统意义上的法院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时刻处在阳光的照耀下。所以，法院管理必须确立系统的理念、运用系统的分析方法，从司法主体、司法权运行、司法监督等维度，从理念、能力、制度、文化等层次，建立最优化的管理体系。
（一）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队伍建设是根基。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拒腐防变能力”的建设，具体到人民法院重点抓好：一是强化法官司法理念、职业道德建设。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近年来，相继开展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都把“为民”作为本质要求，这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人民法官必须牢固树立“为民”的司法理念，落实依法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以“公正、文明、高效”的司法活动原则，进一步增强司法的公信力。二是强化司法能力建设。司法人员作为法律的运用者，主要通过司法者的司法行为来体现“为民”，所以履职能力则是关键。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仅仅依靠理论上的学习和理解，还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和实践来实现。对司法者的培训逐步实现由知识型向能力型、由普及型向专业型、由经验型向素质型的转变，提高司法者案件处理能力，调解疏导能力，运用法律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等。
（二）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是基础。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人民法院办理的每一起案件，要做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裁判公正、执行公正、办案公正、形象公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为此，重点做好：首先，完善司法保障制度。主要涉及身份保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两。身份保障机制方面，在坚持实行司法考试制度的基础上，选拔品行端正、法律素养较高、社会阅历经验丰富的人到司法队伍中来，才能使社会公众真正相信司法者是公正的、具有足够能力公正办理案件，才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经费保障方面，虽然在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有些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司法机关的保障机制，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其次，建立完善的审判管理制度，保障公正高效的办案。建立科学的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评查体系、法官业绩评价体系，让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提高办案效率，“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努力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铁案。第三，建立完善的监督考核及责任追究制度。任何权利都是一把双刃剑，在赋予司法人员独立的司法权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建立审判监督程序、科学有效监管考核及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以及和陪审员的监督，实现司法权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三）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司法公开是重要措施。把司法依据、程序、流程和结果及时公之于众，继续开展“法院开放日”、庭审观摩、庭审网络直播活动，完善人民陪审制度，健全新闻发布制度，不断增强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六项措施，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努力确保法官清正、法院清廉、司法清明。
（四）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必须认真落实司法为民。妥善审理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大力推广普通程序简易审、小额速裁程序以及上门立案、就地开庭、巡回审判等便民举措，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让人民群众“不怕打官司、打得起官司”。继续深化“反规避执行”和清理涉诉信访积案活动，努力解决好“执行难”问题。不断修订、完善和落实各项利民、便民、亲民措施，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热情周到服务，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和司法者的信任度。
（五）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必须加强司法文化建设。司法文化建设是深化司法者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的重要途径，是提升司法品味、增强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它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建设四个方面。物质文化，是内在精神的物化形式的表象体现。行为文化，是干警人生价值观的折射。制度文化，科学合理、管理制度健全的机制。精神文化，是灵魂，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发展司法文化，充分发挥文化的教育、引导、凝聚、规范、约束、激励、辐射作用，逐步塑造法官的人格品性、理想信念和行为准则，使忠诚、公正、清廉、文明等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
安居才能乐业，公正才有幸福。公正司法，是能让一切正能量唤醒并激活起来的“魔法石”。民众将纠纷付诸司法，是缘于相信司法是受侵犯的权利得以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是实现、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阵地。人民法官只有严格依法公正办案，才能不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G. 如何理解《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我国诉讼法还明确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各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里“事实”一词如何理解，在立法上给予了明确指问，因此，长期以来，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以事实为根据的“事实”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反映”。基于此，审判活动应当坚持不懈地将发现案件“客观真实”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我国的证据制度被称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就要求司法人员从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以充分的符合实际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作出的结论必须符合案情的本来面目。
既然民诉法对证据制度、证明要求均有具体规定，《证据规定》第63条，为何又把证明要求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这要从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谈起。
客观真实是指法院在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与发生在诉讼前的案件事实完全相吻合。把客观真实确定为民事诉讼的证明任务，其理论基点是：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第二，案件事实发生后，必然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证据材料;第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由人民选择产生，对人民负责，因而，有一支忠于人民利益、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的司法队伍;第四，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法律真实是指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对事实的认定遵循了证据规则，符合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从所依据的证据看已达到了可视为真实的程度。将法律真实界定为民事诉讼证明任务的理由是：其一，当事人争议的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可能重现于法庭，因此，客观上无法将裁判中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案件事实对照比较。其次，法官虽然可以通过证据来调查案件事实，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到证据的限制，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寻求事实真相的。不能否认，当事人为了获得胜诉，陈述案情一般只叙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提供证据一般也专拣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证人也可能作伪证欺骗法庭，鉴定人可能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个体素质的影响等原因作出不准确的鉴定结论。以上种种因素都可能造成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偏离客观事实。
以上对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两种主张，对应着两种结论，两种观点均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笔者认为，如何界定诉讼的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切实际的做法，离不开对改革目标的合理定位;应当具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的，恰当处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关系;突出反映“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既实事求是又切实可行的正确的价值观。为了阐述，法律真实作为证明要求的合理性，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公正)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民事实体法规定的民事主体的实体权利义务是公正的;其二是指法院在处理案件时，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达到公正裁判的结果。与诉讼法相对的实体正义，即裁判结果的公正。要达到结果公正，就要求，第一、必须真实地再现争执的事实;第二、正确地适用法律。而程序公正的精神实质是不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衡量判决结果正当与否，而是通过充实和重视程序过程本身以保证判决结果能够获得当事人的接受和公众的认可。比较而言，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来得容易。一般而论程序正义是保证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但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绝对公正的结果，譬如，案件情况过于复杂，人类重现既往事实的技术水平不是相当的高，当事人举证能力有限等，都是造成结果不公的非程序因素，从哲学上看，人的认识是不断反复的过程，人的认识总要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并且人的认识又是无限发展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真理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因此，要求司法者对每一案件的审理结果都达到绝对的实体上的正义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绝对的实体正义的设想必将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泥漳。司法者能够而且应该追求的目标，应当是程序正义，而非实体正义。
H. 如何做一名新时代的合格法官
《罗马十二铜表法》结尾有一警句：“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培根也曾说过：“应当知道，法官与君主和政治家负有共同的使命，他们应当携起手来，以避免司法与政治发生矛盾。在制定政策时，执政者要考虑到法律。在执法时，司法者要考虑到政治利益。司法的重大错误，有时是可以引起政治变乱甚至国家颠覆之危的。所以，法律与政治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从培根的话中可以看出，作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法官担负着国家统治的使命，法官的司法行为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有时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法官个人的政治观左右着司法行为的方向，从而对政治起着一定的正面或者负面作用。同时，也只有充分了解、认识和掌握政治的深刻内涵，法官所作出的裁决才能真正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合格的法官不是终身的。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法官，我认为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不断追求“公正与效率”。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司法主题，是司法工作的最高追求，也是法官赖以生存的两个基本元素。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要远远大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冒犯法律—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现代的法官都知道这样的道理，公正需要效率，迟到的公正等于不公正，做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公正。诉讼本身对当事人来说就是一枚苦果，而如果法官拖延不决，更增添了这枚苦果的酸苦。 二、做一名有良知的法官。要实现司法公正，法官必须牢记自己的使命，坚守自己的良知。培根说：“面对复杂的案件，法官不应向任何压力屈服，也不可被任何诡辩、阴谋所迷惑。法官也不应滥用权威，依靠压力、逼供、诱供必出冤案，正如‘擤鼻过猛会流血’。”“应该懂得，制定法律的目的仅仅在于惩戒。要知道，世间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法官应当为作出公平的裁判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犹如上帝为人间所作的那样：削平山岗，填补崎岖，以铺平一条正直的道路。” 三、法官要清楚自身的职责。法官必须十分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要明白哪些事该为，哪些事不该为。法官的最高职责，就是鲜明地依据法律作出裁判。我们知道，法官在审判中，有四项任务：调查取证；主持庭审时的发言，制止与审判无关的话题；宣示判决所根据的原则，总结案情；根据法律宣判。如果超越这四件事之外，那就做得过多了。做一名法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而不能根据个人喜恶，抛开法律规定，任意或人为地司法。 四、要正确处理法与情的关系，人性化执法。我们一般认为“法不容情”，然而，无论在古代以及在追求合谐社会的今天，法与情都是可以兼容的，现代社会我们提倡“人性化执法”，目的就是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追求法与情的和谐统一，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在执行法律过程中，不能机械呆板，要考虑到民情、民意，表现出一种道德仁慈的力量和修养，体现出一种最基本的人性关怀。培根曾说：“执法也不可过苛。不能把法律变成人民动辄得咎的罗网。在审判时，法官不仅应当考虑事实，还应分析与事实相关连的背景和环境。对已过时的严刑酷法，要予以限制。注意情节，也应当权衡情理，这同样是法官的职责。特别在审理人命攸关案件时，在考虑法律正义的同时，应当有慈悲救人之心。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
I. 执法者与司法者的自由什么大
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继续完善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民法院始终以一个裁判者和中立者的身份，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决，同时，其还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做出公正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秩序，保护了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法院在司法中向来都是公正、透明盒不偏不倚而著称的。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在一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上，法院的功能到底发挥的如何，其功能到底该如何定位，法院是一个只能依法律条文进行案件裁决的“法律匠”，还是一个可以依据法律精神和法学理论进行案件判断的司法者。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司法自由裁量权。近年来，司法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关心，同时也受到司法界的关注。因此，好书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拓展资料】
近年来，我国的司法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司法自由裁量权。在一些西方的法律学家看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是绝对的法官，因为其创造规则。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其从另一面说明，每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中的法律是不可能完善到密不透风的地步，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漏洞，然而事实也是如此，尤其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成文法的弹性就造成了法律统治的欠缺。这就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创造了可能。对我国来说，受到成文法的局限性，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普遍的存在，我们不能对其忽视，同时也不能去消灭或者是遏制这种现象，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控，保证期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正确合理的行使，克服其存在的问题。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涵义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1.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自由裁量权”一词是舶来品，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具有很多种意思，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选择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渊源，我们可以将其追溯到英国衡平法时期。英国的衡平法，首先确立了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当然，对普通法系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创设了司法自由裁量权，也可以说是审判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作为适用法的过程，是和司法审判活动与生俱来的[1]。自由裁量在我国的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中，多被称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当然司法自由裁量是司法的范畴，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主要有法院及其法官和检察院及其检察官。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我国和世界上许多的学者都有着很多的说法，例如有些法律学者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选择权，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在司法实务中，法院或者是法官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2]
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该种定义，具有其合理性，关键是该种内涵抓住了司法自由裁量的实质内容，也就是自由的选择。然而这种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即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用我们更为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说，当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了两种以上可以进行选择的处理方式时，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精神的解读做出自由的取舍。当然，好书认为，所谓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的司法案件过程中，享有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的去选择如何认定案件的事实、如何运用证据、如何运用法律去处理一个案件的权限。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等同于法官的审判自由裁量权，因为司法自由裁量权还包括检察院及检察官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但是本文主要是就法院及法官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析的。
2.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分析
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样，司法自由裁量权也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现象。“由于法律规则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局限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3]。这更加说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即使是法治社会也是如此。
(一)立法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司法自由裁量权
国内有一些法律界的学者曾认为法官的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在法律未做规定或者是规定有缺失的情况下，法官根据法律的授权，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法律精神在合理的范围内依据公正的原则进行刑事案件的裁判的权力[1]。由此可知，立法的不完善就要求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实，司法活动就是认定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肯定存在着法官的自由裁量，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的不完善。通常来说，立法越是详细、具体，自由裁量权就会越少，反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较多。
(二)在任何事物面前，人都不是被动的，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也是如此，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是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法律的适用必须要依赖人来操作，就算是再完备详细的法律，其实施也需要自由裁量。古语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条文都不可能自主的去对号入座进而处理具体的案件，必须要有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裁量适用。所以，不管立法者对法律的规定是多么的详细，只要司法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拥有判断和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3]。司法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进而做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案件的裁决是否公正客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者的主观判断了。
(三)由于立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就使得法律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或者说是有一定的弹性幅度和空间，还有一些模糊的法律语言，这些弹性的条款和模糊语言体现了一种立法技术，这是立法的灵活性以及原则性的结合，这些弹性条款和模糊语言的存在就是立法者授予了司法者以司法自由裁量权。
由此可知，只要有法律或者是法律统治，司法自由裁量权就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社会同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矛盾的，司法自由裁量的存在只有程度的大小问题，但是其是必然存在的。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危险性分析
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很多的法律人都对西方的司法中心主义以及司法独立理论所折服，对于现实司法实务中的一丁点违背公平正义的裁决无法容忍，促使他们不断的从消极的一面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危险性。
这些学者认为所谓的司法活动就是多元的主体在多元化的话语结构中为了达成更为妥当性的结果从而对法律的含义进行自由的、民主的重构，这也就是说，法官、法律相关人员以及当事人，还包括新闻媒体等的言论自由权以案件为平台就法律规范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解释进行讨论，在保证程序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民主意义的共识。特别是在法律不是十分完备的背景下，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正当程序所提供的空间领域和时间顺序中担当者沟通和加工机器的角色，即其在一方面将法律秩序同社会秩序以及职业道德、普通民众融合起来，另一方面又以国家的名义主持着纠纷并得出符合法理的法律结论。
好书根据自己的研究，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完美，其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这些危险性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根据好书的总结，司法自由裁量权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危险性：
1.自由裁量权和分权理论是冲突的
根据宪法以及法律的理论，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严格分离的，法官并没有创造法律或者法律性质的解释的权力，应当要求法官将作出法律解释的权力交给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作出更加权威性的解释，从而指导法官去处理案件。通过这种分权，就杜绝了法官造法现象的发生，预防司法专横从而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和该理论存在冲突性。[4]
2.削弱对法律至上的信仰并置法院于危险之地
司法自由裁量权实质上就是将法官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法律的理解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判决中，有将自己的偏好置于法律之上的嫌疑，这将会损害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正是由于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在适用法律上采取一些比较随心所欲的行为。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里一针见血:“霍姆斯法官曾经写到，即便是一只狗也知道被绊一下和被踢一脚之间的不同。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如果狗主人为同一件事情时而奖赏时而惩罚，就是一条狗也会不知所措。法律的各种仪式体现(造就)了所有法律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法律制度)所共同奉行的基本前提———相同的案件应当有相同的判决。”[5]
一旦法律不能够很好的对法官进行约束的时候，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很难得到证明。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不遵守规则从而对规则进行歪曲，法官的一些个人意见因为没有参照一定的客观标准，从而辉显得模棱两可，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官的中立。[6]
如果认为法官也是受规则所约束的，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收到外在范围的限制。这就会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法官的权力是有限的，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就比较容易证明，从而对政治决策者的威胁就减轻了。[7]因此，模糊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会威胁到司法的独立，降低司法的权威性。因为“法院在与其他机关对抗中很少取胜。实际上，对于旨在限制法院权力的报复行动，法院往往是脆弱的。因而司法独立可能因司法能动主义者和挑衅性的判决而受到威胁”[8]。而宪政对我们的要求是要确保法院是一个“危险性最小的部门”(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3.有损新法治理念的确立和生长
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广发人民的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呈现多元化和复杂性，人们对于安全感以及秩序感的需求要求新的法治理念的确立。林毓生在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深刻指出“经过(五四运动)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当传统的权威与实质的权威，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里失去了权威性的时候，个人只相信‘自己’，而‘自己’常常只是外界流行的风气的反映而已”[9]。
所以，为了能够统一行为模式，我们需要通过规则将选择出的新的法治理念进行明确，从而避免因为多元化的价值诉求所可能造成的社会的凝聚力降低或者是分裂。在社会的转型期和变革期，同传统的文化和理念相斥的新的法治理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并没有内化到人民的内心思维结构中。如果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法官就会因为各种因素从而导致其裁决背离了新的法治理念，这不仅会降低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同时还会由于法官的价值观以及个性的差异导致法制的不统一。
一个法律制度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事情，因为法律追求的是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一个法律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就会随之出现对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牢固的确立新的法治理念，防止继续发生的危险。[10]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造成不间断危险的因素，因为纵然法官不能够在短期内接受新的法治理念，自由裁量权的缺乏也不会从根本上对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性造成破坏。
四.司法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法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
我国法院的很多法官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他们很少了解什么是司法自由裁量权、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程度等。这主要是我国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不高，在司法实务中大多照本宣科，在案件的裁决书中没有法官自己对于该案件的观点。当然也存在很多法官在司法实务中，完全的司法自由裁量，而缺少对于法律的把握，以至于很多的裁决是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则的。这是我国司法实务中常见的自由裁量问题，这对于司法的公信力以及司法的权威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2.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作不透明，主要反映在裁判文书的制作商
(一)司法裁判文书的结构简单，不能够完全的反映整个诉讼活动，包括从案件的起诉、立案审查、辩护、代理等这些过程，显得过于的简洁。
(二)司法裁判文书在很大的篇幅上就是罗列法院的观点，讲述法官的观点，而对于当事人以及辩护人、代理人的观点没有做过多的表述，有的甚至不做任何表述。即使有的法官对他们的意见进行了表述，也只是花了很少的篇幅，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根本无法体现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对案件的自由裁量。
(三)我国的法官在进行案件裁决的时候，特别是在制作判决书的时候，对于案件事实的叙述太过简单，并且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这就显得司法自由裁量权太过任意，无法体现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四)在法官制作裁决文书的时候，特别是对于证据的叙述中，大多是用“上述事实、证据确凿”等这些比较笼统的词语进行概括，缺少法官对于证据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证据链条的剖析，使得当事人及法律相关人员在阅读裁判文书的时候，十分的不理解，这就是法官在运用证据的时候，说理不充分的表现。
(五)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的时候，对于判决的理由部分一直文字较少，这也是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理论性较弱使得判决书不具有说服力，同时合议庭对于案件的意见和审结报告都是保密的，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当事人无法真正了解到法官的思维以及自由裁量的过程。
3.我国司法界缺乏对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原则
我国最为基本的法律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大多数的人看来，法律是已经明确的成文的法律规则，这就对法官在司法实务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司法实务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详细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性原则，从而指导法官正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4.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法官难以独立裁量
在我国的宪法以及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很难得到保障，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和势力的干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官依法独立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五.完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控措施分析
1.提升法官的素质，监控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法律条文虽然是死的，但是运用法律条文的人是活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能否正确的行使，关键要取决于人，主要是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官的专业水平以及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现代的中国法治社会，要求每一个法官都具有这些素质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必须要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能小能”是一个问题，“应小应”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官作为国家的司法执法者，必须要担当起维护一切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对于有人担心，一旦是法官在法律之外适用法律会很难控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做好法官的自律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应该太高法官进入的门槛，对于想进入法官行列的人应该在程序上和条件上严格把关。
例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条件。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是法官的人，应该建立定期的考核和淘汰机制，对他们形成一种威慑。其次就是要不断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提升法官的业务水平。要充分的发挥一些大专院校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有事，将理论研究同实践相结合，为法官能够科学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确保自由裁量权的公平行使
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方的意见，从而为正确的裁判创造条件。听证会制度在我国还仅仅是在行政处罚、立法程序等领域推行，在司法审判领域还没有出现听证会制度。在美国等这些西方国家，其司法领域的听证会制度已经十分的成熟了。其对于一些影响较大，案情重大的案件，通常会举行司法听证会。司法听证会制度有利于法院更好的公开审判，使司法能够更好的接受社会的监督。
但是，好书在这里需要阐明两点，一是司法听证会制度同我国的审判公开制度是有区别的，二者虽然都强调公开性，但是后者只是允许一小部分人对案件进行旁听并发表一些意见，而前者则要求与会者说话，给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提供阐明观点的机会，换句话说，司法听证会制度就在于让司法者去倾听。当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办案效率的问题，因此，对于听证会制度，只能够适用于那些案情重大、影响较大的案件以及需要法官最大限度的运用自有裁量权方可做出裁决的案件。来自公众的支持是法官对重大疑难案件当机立断做出裁决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力量。
3.从司法环节上制约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
如何掌握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程度?对此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适当，司法者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或幅度内，酌情作出合理决定。“法律的适用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将规则适用于特定事实从而自动产生出某个具体决定的机械过程。”[3]法官决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而应通过对个案的具体审理、法律的具体理解适用，缩小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2]，作出适当的选择。适当就是合理、准确，合理是对自由裁量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使之合乎世情民意，体现司法正义;准确是对法律规则或原则的理解无误，自由裁量的结果公正。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出于正当目的，符合立法目的或立法本意。司法自由裁量要满足人们追求“个体化正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体现法治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结果越接近正义也就越接近其行使的合理程度。司法人员应出于公正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排除出于个人非正当目的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杜绝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是有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自由选择，它必须在权利的边界以内合理行使，超出法律的限制自由裁量权就失去了正义性。大法官道格拉斯说:“当法律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就到达了最佳状态———无限自由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它比其它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有破坏性。”[11]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司法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对于法律的完善，对于纠纷的正确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法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司法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并且司法自由裁量权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有必要加强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监控和约束，这不仅仅是法治社会法治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也是一个国家法治健康完备的反映。司法自由裁量权同法治社会并不是矛盾的，也不是一对敌人，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限制以及加强司法的监督来平衡二者的关系，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适应法治社会，并进而促进法治社会的前进。相信在我国法治社会的明天，司法自由裁量权一定会得到更好的规范，推动司法权威的建立和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