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错误制度
㈠ 民法上的错误
民法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由于认识错误或欠缺对错误的认识，致使内心的真实版意思与外部权的表示行为不一致。在传统民法上，严格区分错误和误解，我国民法不作类似区分，在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中，涵盖了错误和误解所包含的内容，并将相应民事行为的效力规定为可撤销。
㈡ 民法典赔礼道歉的规定
赔礼道歉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之一，也是相关法律独有的责任承担方式，是由侵权人当庭以口头的方式或者在报刊上以书面的方式向被侵权人承认错误、表示歉意的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并非所有的侵权类型都可以主张赔礼道歉责任，而是仅适用于给被侵权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侵犯财产权益等其他权益，都不能请求侵权人赔礼道歉，即使同时导致自己遭受了精神痛苦也不能请求赔礼道歉。这源于民事责任以填补损害为原则，侵犯非精神性人格权等不含精神利益的权利造成的是物质损害，并未造成精神损害，故不能通过赔礼道歉弥补，通过赔偿损失即可弥补。
赔礼道歉责任主要适用于人身权受侵害的情形。当事人双方可私下请求赔礼道歉，也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但只有自然人才可以请求赔礼道歉。加害人的过错是一个适用条件，但是并非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与该责任的适用有一定关系。法院判决的赔礼道歉方式应以口头或书面道歉为限，并在主文部分作特殊说明。赔礼道歉责任的性质是债务，但具有专属性。
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可以达成和解协议，对判决中的标的物、履行方式等进行变更。和解协议有效并履行完毕的，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尽管法院只能够判决口头或者书面道歉，但是如果当事人达成协议，由被告采取燃放鞭炮、敬烟、敬茶等方式代替法院判决的口头或者书面道歉，应为有效的和解协议。法院也可以用说服的方法促成当事人达成此种协议。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条 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
㈢ 合同法中的“重大误解”需要如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主张双方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较为普遍，尤其是在签订买卖合同等交易行为中。对合同内容重大误解的认定可以参考如下方面：一、重大误解应当是由于误解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经验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是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而非合同相对方的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二、重大误解中的误解应是对合同内容构成重大误解。也就是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三、产生重大误解的合同能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履行会使得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四、重大误解导致合同撤销，应当是由于误解才导致签订合同。若没有误解则当事人将不订立合同或者虽然订立合同但合同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㈣ 在民法中,如何界定故意,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
有！
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过失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所谓重大过失即行为人欠缺一般人具有的起码注意，他只要稍加注意，损失本不会发生。
一般过失又称缺乏善良家长的注意，即行为人缺乏具有一般知识、智力和经验的人诚实处理事物所应有的注意；轻微过失即行为人缺少极谨慎而精细的管理人的注意。“
重大过失等同于故意”一直是罗马法以来被广为采纳的原则。
重大过失的行为人欠缺一般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注意，其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已达到极致，从而与明知（或故意）的心理结构在法律和道德的应受谴责程度上已相差无几。
因此，在重大过失情况下排除善意的适用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
因为这不是一种“可以原谅的错误”[11]轻微过失由于其要求的注意程度极高，在一般情况下的一般人可能都会犯此过失，因此，对于犯有轻微过失的人如果仅因此认定其非善意，是法律对行为人的一种苛求，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法不责众”的局面。
况且，轻微过失在心理结构上与重大过失不可同日而语，它是一种完全“可以原谅的错误”，因而在法律上它能够成为一种“合法的错误”。
(4)民法错误制度扩展阅读：
过失行为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
民法上的过失，就是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过失行为是行为人无法预计自己的行为将产生何种后果。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有三：
1、普通人的注意。这种注意义务是按照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能够注意到做为标准。对于一般人能够在一般情况下注意到却没有注意，为有过失。
2、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判断这种注意义务，应以行为人平日处理自己事务所用的注意事项为标准，为一种主观标准，即行为人是否尽到了注意的义务。如果行为人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应认定其为无过失;反之，则认定其有过失。
3、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种注意义务，与罗马法上的“善良家父之注意”相当，认为具有相当知识和经验的人，对于一定事件的所用注意作为标准，客观地加以认定，为一种客观标准。
行为人有无尽此注意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他向来对于事务所用的注意程度，均不过问，只有依其职业斟酌，所用的注意程度，应比普通人的注意和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要求过高。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㈤ 民事诉讼程序违法二审判决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怎么判定 发回重审是指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事实不清、 证据 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的，将案件发回该人民法院，由其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的一种制度。它既是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监督和业务指导的一项重要程序保障，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 民事诉讼法 规定了两种发回重审的情形，一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以发回重审;二是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发回重审。民事审判实践中，一般来说，对于原判决事实错误或者事实不清， 二审程序 给予当事人进一步证明事实的机会和可能，二审法院首先会竭尽己力进行调查以便查清事实，弥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当之处，轻易不会做发回重审处理;面对与 一审 程序违法，二审法院无弥补和纠正的可能，只要程序不符合诉讼法的规定，一般即会发回重审，这是程序公正概念在现代民商事件审判中的体现。 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的情形： (1)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 (2)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的规定)。 (3)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182条的规定)。 (4)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183条的规定) (5)一审判决不准 离婚 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 子女抚养 、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185条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二审裁判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民事诉讼程序违法发回重审是民事诉讼程序违法上诉后，上一级法院在取证确认上诉情况属实后，发回原法院重新审理案件的一种判决，但是，原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二审法院不会再判发回重审。
㈥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的民法调整对象定义有什么不足
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草案》第2条的规定与此大体一致，只不过是《草案》第二条将《通则》中的“公民”换成了“自然人”。
我国学者在《通则》起草中，对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通则》第2条的规定，采取了所谓“平等主体关系说”。对此条的意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民法调整对象课题具有维护民法的特殊价值，“平等主体关系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方面，通过强调“平等主体”肯定了公民、法人为私的利益的主体身份的存在，也适应了当时恢复私人空间以及推进市场经济平等自治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回击了当时盛行的计划经济色彩很浓的经济法理论。通过对平等主体关系的定位，维护了民法的存在范围，防止民法经济法化或公法化倾向。从学术贡献上看，“平等主体关系说”也为我国当时私法的观念和私法制度的培育奠定了基础。(p.19)
但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一条法律规定却存在最基本的语法错误。
本句前一部分已经表明了民法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后面却又再强调“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显得前后重复。更为重要的是，以“平等主体”作为后者的定语来修饰，并不符合语法规范。看下面两个句子：（1）这个政权是革命群众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的政权。（2）动物园里有很多凶猛动物的老虎、狮子、狼、蟒蛇。
句（1）中“群众”与“工人、贫农、学生、士兵”同义，二者不能相互修饰。而“革命的”则可修饰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如此，句（1）可修改为：“这个政权是革命群众的政权”或“这个政权是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的政权”。如果想要传达“群众”和“工人、贫农、学生、士兵”这两个信息，完全可以在“这个政权是革命群众的政权”之后，再加上一句“革命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句（2）中，“动物”与“老虎、狮子、狼、蟒蛇”等同义，二者也不能相互修饰。但“凶猛的”则可修饰二者之任何一个。如此，句（2）便可修改为：“这个动物园里有很多凶猛的动物”或“这个动物园里有很多凶猛的老虎、狮子、狼、蟒蛇。”
同样，《民法通则》第2条中，“主体”与“公民、法人”为同义语，“平等”为形容词，可作修饰语，它可以修饰“主体”，也可以修饰“公民、法人”，唯“主体”与“公民、法人”不可相互修饰，哪怕在“主体”前面加上一个“平等”。
所以仅从语法角度分析起来，《通则》第2条可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前款所称平等主体包括公民、法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很可惜的是，在此后的立法活动与大量的民法教材中，这样的语病仍在延续着。
1999年3月15日颁布，同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若按上述分析，本条可改为：“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前款所称平等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或“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2年12月23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提请审议的《民法草案》第2条中，也完全重复了这个错误。《民法草案》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此条规定与《民法通则》相比，将“公民”改作“自然人”，显然是一个进步，但措辞的不妥是原模原样的。
反观当日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关于<民法草案>的说明》，则会发现，他在提到民法的调整对象时所用的措辞与《民法草案》是有所不同的。在《说明》中，顾昂然说：“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民法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这里，他没有重复《通则》第2条与《草案》第2条的措辞错误。
当然，也有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在以梁慧星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所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3条，便对此种措辞错误作出了修正。此条规定：本法调整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p.1）
这样，先不论《民法通则》与《草案》第二条的实质内容是否有必要规定与规定的是否合理，单从语法角度上考察，该条的修正是必要的，同时，相关著作的用语也有修正的必要。
㈦ 民法总则一百二十二条应该怎么用
随着《 民法典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颁布，《民法总则》将被废止。 《民法典》一百二十二条应该怎么用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其一，我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制度，基本延续我国《民法通则》之规定，《民法通则》司法解释将重大误解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客体限定在合同行为中的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如此，对于这些客体之外的重大误解，如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的认识发生重大错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中的重大误解等等，无法纳入重大误解制度，导致实践中当事人的正当利益难以得到司法保护。 其二，我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这也是基本延续我国《民法通则》对 不当得利 制度的规定。该条规定明确了不当得利人负有向利益受损人返还义务、利益受损人享有向不当得利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的法律效果，也明确了“得利人得利没有法律根据”、“对方当事人利益受损失”、“得利人取得的利益与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失之间有因果联系”三项基本构成要件。 关于不当得利的返还客体及其范围，从利益来源看，利益应当包括所得利益和以该得利所获的利益，返还不当得利理所当然应返还所得利益和以该得利所获的利益;从利益形态看，利益可以是金钱、有体物，也可以是无体物的权利(包含权利凭证)等等，所受损失的利益返还不能的，譬如借用人归还出借物时搞错了出借人，不当取得该出借的人把该物已转卖出去，无法返还该出借体物的，应由不当得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损人的价额损失，利益受损失人享有赔偿损失请求权;如果得利人不知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其返还责任可以因为得利丧失或因得利所受损害而免除。 关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排除事由，是防范民法不当得利制度被不当、不道德利用的必要规则。有些表面上得利人的利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同时对方当事人也因此受到了损失，不过，从得利人取得该利益的基础关系和原因看，乃是因返还不当得利请求人(表面上的利益受损失人)履行道德义务、知道无 债务 或因不法债的关系而让他人获利的;这些情形，就是不当得利请求权排除事由，于此类情形，即使原告利益有所失去，对方因此而得利，原告也不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其不得请求不当得利返还。 关于 诉讼 中“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这一构成要件的举证义务由原告(利益受损人)负担还是由被告(得利人)负担，看似诉讼法的事项，其实民事请求权构成要件的举证义务如何在原告被告之间分配问题，涉及各式各样的民事法律关系，诉讼法在规定举证义务分配的“谁主张谁举证”一般规则之外，无法一一具体规定，只能由民法实体法加以规定。在请求返还不当得利诉讼中，对“对方当事人利益受损失”、“得利人取得的利益与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失之间有因果联系”二项要件的举证义务适用我国 民事诉讼法 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来确定，学理界和法院不存疑问，而对于“得利人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这个要件由哪方当事人来负担就颇有争议。有的人认为，如果适用我国民事诉讼 法规 定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该项要件的举证义务就应由原告(利益受损失人)负担，但是，那样就存在原告(利益受损失人)因“无法律根据”属于消极的事实(不存在的事实)而客观上无法举证的情况，因此，该项举证义务的确定不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谁主张谁举证”这个一般规则，而应由民法将这一要件表达为由被告(得利人)对自己“得到此利益有法律根据”(积极事实)负举证义务。另有人持相反的观点。在这二种不同的观点下，相同请求返还的不当得利案件，呈现的判决结果截然不同。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看，“得利人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该要件的举证义务分配给被告(得利人)缺乏正当性和便利性，而将“得利人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转化为“付出利益的法律根据并不是得利人得利的法律根据”事实，则消极事实要件在形式上转化为了积极事实要件，并且，原告(利益受失)由就此积极事实负举证义务也不存在不便利性和不正当性。当然，基于该要件举证义务的特殊性和存在的分歧，该要件的举证义务分配规则还是应该在我国民事实体法中予以规定。 对于 《民法典》一百二十二条 的用法在我们是可以找到相应的举例说明的，对于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对于一个人的非法利益的获取肯定是违反我们国家法律的，这样规定就是我们国家对于违反我们国家法律的人来进行的惩罚措施，所以说肯定是合理的。
㈧ 民事诉讼法中的反诉原则
反诉是现代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现代各国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几乎亦不例外地规定了这一制度，但是由于普遍存在着立法简单化的倾向，再加上在实践中反诉的复杂性使这一制度在实体法律关系日趋复杂、讼事日增的当代不能有效地充分发挥其功能。那么在追求法治现代化的中国今天，中国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注：以下所称反诉均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建设如何？是否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在理论和立法上又应如何进一步完善？本文试就有关问题作出论述。一、反诉的理论定位与我国反诉制度的现状从方法论上看来要考究我国的反诉制度必须要对什么是反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以这个反诉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并以它来作为一个基本标准综合评判我国的反诉制度的现状，这样才能对我国的反诉制度现状有清楚认识。 (一)反诉的基本理论界定反诉从字面上理解，首先它是一种诉，也即是按民事诉讼中的诉，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请求；其次它是一种“反”的诉，也就是说是相对于本诉这个参照系而言的，同时也包含着与本诉在时空上的不可逆。因此从这两点出发笔者认为反诉是指相对于本诉而存在的一种诉讼请求，具体说来就是在已经开始的诉讼程序中，本诉的被告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一种特殊的独立的诉讼请求1。由反诉的概念可以看出，反诉与本诉相对应而存在，同时两者均属诉的范畴，但是反诉又与本诉不同，其具有以下特征：1、当事人特定性。反诉的原告只能是本诉中的被告，而且只要求被告仅仅是具备程序意义上的被告即可，反诉中的被告是本诉中的原告。2、时间的限定性。反诉除了要符合一般起诉的诉讼时效外，反诉还必须是在已经开始的本诉程序中提起，也就是说在时间上反诉依赖于本诉，没有本诉就没有反诉，本诉的存在才使反诉有发生的可能。3、反诉与本诉有牵连性。反诉与本诉诉讼请求或诉讼理由，必须存在着事实上或法律上的联系，它们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或以同一事实为根据。这也是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原因2。因此反诉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诉。首先反诉是独立的表现为：第一，反诉是被告行使诉权的结果，如果没有本诉，反诉原告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亦可以提起诉讼，第二，反诉的效力具有独立性，一方面是指各当事人在本诉中的地位不变，另一方面是指反诉提起后不因本诉的自愿撤回或被法院驳回而失去效力，如果本诉原告撤回本诉，反诉仍然独立存在，人民法院必须对反诉进行审理和判决，同样反诉的撤回也不影响本诉的继续审理。其次反诉的独立也是相对的。反诉对本诉具有依赖性，反诉必须以本诉的提起为前提。如果本诉尚未提起就不存在提起反诉的问题，如果反诉先于本诉提起则反诉成为本诉。 (二)我国反诉制度的建设现状 1、我国反诉制度的立法规定目前我国涉及到反诉制度的立法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原告可以放弃或 变更诉讼请求 。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第一百二十六条：原告 增加诉讼请求 ，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第一百二十九条：原告经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 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 按撤诉处理 ；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五十九条第二款： 授权委托书 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诉讼代理人 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辨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第184条：在 第二审程序 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2、我国反诉制度的缺陷我国的反诉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是对以上的法律条文细加推敲和结合我国的反诉现实会发现反诉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反诉制度在立法规定不足，制度设计简单。一个完善的诉讼制度必须是能综合平衡各方利益，使各方行动按部就班，在实际中形成程序，依程序办事。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反诉制度的建设来看，我国的反诉立法明显不足表现在：一方面不能达到程序的正当化效果。如：当事人应该如何提起反诉？法院应该如何审理？如何处置反诉？违反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与反诉程序密切相关的方面都没有相应的规定，当事人于实际中无法操作；另一方面诉权与审判权失衡，相互制约性较差。如：在当事人提起反诉的权利与法官对反诉的处分权的配置间严重向法官单方面倾斜；反诉与本诉的合并与否，主要的取决于法官意志，而不是取决于法院提供司法保护的权能。第二，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法官在观念上存在误区，法官恣意处置反诉。由于立法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可避免的带来实际操作的困难。当前为数不少的法官忽视反诉制度的特有功能，以分别审理取代合并审理，以为两者无实质差异和为本诉被告所提供司法保护的效果是一致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在反诉制度的规范下本诉与反诉的合并会使审理的难度加大，在反诉制度的保护功能虚无的情况下，避难就易是法官的当然选择；二是目前对法官工作成绩的衡量指标缺乏科学性，片面强调法官办案的数量，导致法官将本诉与反诉分别审理以在数量上彰显审判业绩。因此在法官的观念中反诉权与本诉权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实现平衡，法官仍然是重起诉轻反诉。错误地适用反诉制度会给民事诉讼的实践带来危害，挫伤当事人对程序正义的信仰。第三，在理论界反诉的基本理论尚有待进一步的梳理与研究。我们对与反诉相关的基本理论注意得不够，对哪些反诉必须合并审理，对哪些反诉可以合并审理，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另外，一些诸如既判力等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不成熟，也给反诉制度的建设带来困难，由此形成的本诉与反诉的分离，极有可能损及被告的权益。因此缺乏缜密理论的支持的反诉制度现状有待完善就不足为奇了。
㈨ 民法中错误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您好，民法中的过错是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因素，反映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心理状态。与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不同，对一般侵权行为而言，过错是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必备前提。
1、过错根据其类型分为故意与过失。
（1）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损害结果，仍希望其发生或放任其发生。
（2）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结果应预见或能够预见而因疏忽未预见，或虽已预见，但因过于自信，以为其不会发生，以致造成损害后果。过失根据法律对行为人要求的注意程度不同又分为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
A.一般过失，是指行为人欠缺善良管理人或者与处理自己事务同样的注意义务。
B.重大过失，是指行为人显然欠缺普通人的注意义务。
2、过错除了一个人的过错以外，还有共同过错、与有过失等情形。
（1）共同过错，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故意或过失致他人损害，故共同过错只是存在共同侵权行为中。由于我国的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发生了变化，因此共同过错不再是共同侵权的必要条件，因此共同侵权行为可以在没有共同过错的情形下发生。（参见《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第1款的规定）
（2）与有过失，是指对于损害的发生，受害人存在过错。民法通则第131条对于与有过失的规定相对较为简单，《人身赔偿司法解释》第2条就与有过失作了详细规定，该条可以分解为以下内容：
A.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B.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C.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三款（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因此，在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行为中，如果受害人只是一般过失，不减轻加害人的责任。
与有过失，既可以发生在单独侵权中，也可以发生在共同侵权中。而在共同过错中，有过错的仅是加害人一方，在与有过失中则是强调受害人有过错。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㈩ 关于民法中传达人的误传
传达错误
此问题看传达人之误传系传达人之故意抑或过失。若为传达人之过失，因传达人并无做出意思表示之权限，其实质无异于表意人本人陷入错误，应适用重大误解制度，表意人得请求撤销之。反之，若为传达人之故意导致表意人陷入错误，其实质为不可归责于表意人的原因，其情形与无权代理类似，应类推无权代理的归责，由传达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另外，就传达错误而言，我国大陆民法尚未有较为详细之规定，可参考台湾民法典。
台湾《民法典》第88条规定：“意思表示之内容有错误，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将其意思表示撤销之。但以其错误或不知实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时者为限。
当事人之资格或物之性质，若交易上认为重要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之错误。”
台湾《民法典》第89条之规定：“意思表示，因传达人或传达机关传达不实者，得比照前条之规定，撤销之。”
台湾《民法典》第170条之规定：“无权代理人以代理人之名义所为之法律行为，非经本人承认，对本人不发生效力。”
没有传达
此问题系有相对人之意思表示达到。在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时，若为非对话方式，则要求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到达意思为抵达相对人可控制之范围内，至于相对人是否知悉在所不问。若为对话方式，则需相对人了解。不论哪种，意思表示均需经过做成、发出、达到（或了解）之过程。此问题可参考我国大陆《合同法》中关于邀约、承诺部分的条文。因我国尚出台民法典，合同法中总则部分暂代替民法总则适用。另外，可参考台湾《民法典》第94条、95条之规定。
台湾《民法典》第94条：“对话人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相对人了解时，发生效力。”
《民法典》第95条：“非对话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达到相对人时，发生效力。
但撤回之通知，同时或先时到达者，不在此限
。
表意人于发出通知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或其行为能力受限制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失其效力。”因此，若为传达人仅有传达之权限，若传达迟延，则应由表意人承担其未适时传达的危险。若传达人具有受领意思表示之权限，则传达迟延、误传或根本不传达于相对人的危险，应由相对人承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