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司法制度
『壹』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时期
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
战国时期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隋唐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清
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贰』 唐代有哪些特权制度，唐代的司法机关体系
1、《武德律》--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共12篇，500条，在内容上大多采用隋朝开皇时期的法律。
2、《贞观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修定而成，仍为12篇、500条，以隋开皇律令为蓝本作了较大改动，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风貌。
3、《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为基础编纂出《永徽律》，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
4、《唐六典》--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内容涉及国家机关职掌和活动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行政法典。
5、《大中刑律统类》--唐宣宗时张葵编定。即：将同一性质的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起的法典形式。
三、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近代的刑法典。
2、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3、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4、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
四、唐律的刑法原则
划分公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况类推；老小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分故意和过失。
五、唐律十二篇的内容
1、第一篇名例：57条，是关于刑罚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的规定，为《唐律疏议》的总纲，相当于现代刑法的总则。
五刑--即笞、杖、徒、流、死。
十恶--谋反、谋叛、谋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各级官僚的法律特权。
刑法原则--划分公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况类推；老小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分故意和过失。
2、第二篇卫禁：33条，主要是警卫宫廷和守卫关津要塞方面的规定。
3、第三篇职制：59条，主要是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
4、第四篇户婚：46条，主要是户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规定。
严格保护封建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所有权
严禁脱户漏口、逃避赋役
维护封建的婚姻家庭关系--离婚以七出、义绝为条件；财产继承采用诸子平分制，贵族身份的继承权只属于嫡长子孙。
5、第五篇厩库：28条，是关于牲畜、库藏管理方面的规定。
6、第六篇擅兴：24条，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及兴造方面的规定。
7、第七篇贼盗：54条，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
以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严惩危害封建政权及皇帝特权的行为。
严惩危害生命安全的犯罪。
对盗罪作了明确规定--窃盗、强盗、监守盗
严禁买卖人口
8、第八篇斗讼：60条，是关于斗殴伤人和控告、申诉等方面的规定。
9、第九篇诈伪：27条，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规定。
10、第十篇杂律：62条，不便编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归入此篇，包括买卖、借贷、市场管理以及奸情方面的犯罪。
11、第十一篇捕亡：18条，是关于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规定。
12、第十二篇断狱：34条，是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方面的规定。
六、唐律的主要特点与历史地位
1、唐律的主要特点
（1）规范详备、科条简要
（2）中典治国、用刑持平
（3）诸法合体、以刑为主
（4）依礼制刑、礼法合一
2、唐律的历史地位
（1）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2）唐律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八、唐律关于物权和债权的规定
1、关于物权--唐律严格保护所有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权，严格禁止他人侵犯；规定物权取得的条件。
2、关于债权--唐律规定了买卖、借贷、赁庸、寄托等债的关系；规定债务担保制度。
九、唐朝的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长官共同审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机关--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2、诉讼制度
（1）管辖--根据犯罪发生区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
（2）起诉--举劾、告发、告诉
（3）审判--以原告诉状为准；采取五听的审判方式，同时也以众证定罪；"罪从供定"，但禁止任意刑讯；规定回避制度；司法官判决须"具引律、令、格、式"；"服辩"；司法官对于应该"言上"或"待报"的案件不得擅自判决。
（4）执行--徒流刑应送配所，死刑的执行须奏报皇帝批准。
3、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
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纠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级官吏；察院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
●历史人物
[唐太宗]（599-649）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隋末与其父亲李渊一起发兵反隋。唐建立后，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取得太子地位，次年继帝位，建元贞观。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造就了"贞观之治"。在法律思想方面，推崇儒学，吸收法、道两家的思想，牢固地确立了中国古代儒法结合的思想路线。
具体表现为：（1）以德礼为治，注重教化。认为自古以仁义治天下，国家则长治久安；而专以法治，救弊除害于一时，国家则会很快败亡。（2）加强立法，力求宽简。即位不久，便命大臣修订法典。武德七年颁布《武德律》，贞观十一年颁行《贞观律》。修律过程中，删繁就简，去重从轻。（3）明正赏罚，不殊贵贱。他认为赏罚之得失，关系国家的安危，必须做到"一断于律"，赏不遗亲远，罚不阿亲贵。李世民特别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带头守法，避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取代法律。（4）加强复核，控制死刑。贞观元年，实行中央机关对死刑判决的合议，首创封建法律史上"九卿议刑"制度。
[长孙无忌]（？-659）唐初大臣。河南洛阳人。曾随李世民征讨，功绩卓著。公元626年，参与谋划、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曾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订《唐律》，并对《唐律》进行逐条解释，著成《唐律疏议》，成为我国流传至今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后因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被诬陷谋反罪，流放黔州，迫令自缢身死。
在法律思想方面，坚持封建正统儒家法律思想，是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之大成，构建以儒家为核心兼采法、道封建法律理论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观点有：（1）主张儒法合流。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儒家封建纲常思想为指导，对唐律条文进行疏议，完成了封建法典的儒家化过程。（2）主张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对唐律中规定的特权保护制度进行解释。。（3）主张罚当其罪。主张官吏严格依法断案，做到罚当其罪。（4）主张整肃吏治。在法律疏议中强调官吏要"导德齐礼，移风易俗"。对一切贪赃枉法行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论罪处罚；而对负有监督责任的官吏在职务内犯罪，要加重处罚。
『叁』 求问唐宋时期的司法原则是什么
唐律特点:①礼法合一
②科条简要，宽简适中
③用刑持平
④语言精炼明确，立法技术高。
宋律特点：①内容沿袭唐律，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的敕、令、格、式；
②体例上取于《大中刑统》、《大周刑统》，“终宋之世，用之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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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
一、唐律的修订过程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年间命令臣下裴寂等人以《开皇律》为依据，修订律典，是为《武德律》。《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朝的首部法典。
2.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以后，在贞观年间参照隋代《开皇律》，修订完成了《贞观律》。《贞观律》增设了加役流制度，缩小了连坐处死的范围，规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的制度，奠定了唐律的基础。
3.《永徽律疏》的制定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令臣下对《贞观律》作慎重修改，颁布《永徽律》。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长孙无忌等大臣历时1年，完成“律文”的疏议工作，作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并附之于律后，称为《永徽律疏》。《永徽律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代表性法典，现在被称之为《唐律疏议》。
《永徽律疏》继承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与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罪名与刑罚
（一）五刑
1.死刑。唐律只规定绞、斩两种死刑，较前代轻缓了很多。
2.流刑。唐律规定流刑有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规定加役流刑，除流三千里外，还要居作三年，用以替代某些死刑。
3.徒刑。即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4.杖刑。杖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共五等。
5.笞刑。笞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共五等。
（二）“十恶”制度
是指严重威胁专制君主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血缘伦理关系的犯罪。唐律“十恶”按性质划分，可以归为三类：
1.威胁、损害皇帝人身、权力、尊严的犯罪。主要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以及大不敬。
2.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手段残忍的犯罪。主要包括：不道。
3.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犯罪。主要包括：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三）六杀
唐律区分了杀人罪的六种情形，即谋杀（预谋杀人）、故杀（临时犯意）、斗杀（斗殴中激愤杀人）、误杀（因为种种原因杀错杀人对象）、戏杀（以力共戏，杀人）、过失杀（由于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而杀人）六种情况。根据杀人主观故意、客观行为表现等，唐律给予不同的处罚，反映了唐代刑法的完备和立法技术的进步。
（四）六赃
就是指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犯罪。包括（1）受财枉法：收受财物枉法。（2）受财不枉法：收受财物，即使不枉法，也要处刑。（3）受所监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管辖范围内百姓或者下属财物。（4）强盗：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5）窃盗：隐秘手段窃取公私财物。（6）坐赃：官吏或者常人非因职权收受财物的行为。
（五）保辜 法律 敎育 网
对于手足伤人和器物伤人等犯罪，唐律根据情节轻重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对于伤害后果不是能够立即显现的，特别规定了保辜制度。也就是规定一定的观察时期，在限定的时期内死亡的，伤人者承担杀人的责任；在规定的期限外死亡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死亡的，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责任。唐律规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有不科学的地方，但仍然是一个进步。
三、法律适用原则
（一）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二）自首原则
（三）类推原则
（四）化外人处罚原则
四、司法制度
唐代沿袭隋制，皇帝在中央机构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的司法职能。
（一）大理寺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凡属流、徒刑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二）刑部
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刑部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对中央、地方上报的案件具有复核权，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三）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
（四）“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
唐代还建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五）死刑三复奏
唐律规定了死刑复核制度。最初由中央司法机关上奏皇帝核准，临刑前复核三次。唐太宗为慎重人命，将刑前三复奏改为五复奏。即处决前一日两复奏，处决日三复奏。
（六）刑讯与仇嫌回避原则。
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等。
《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肯定了法官的回避制度。
五、唐律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发达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礼法合一。唐律将礼教伦理精神与国家刑罚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有力地维护了唐朝的统治。
2.科条简要。唐律全篇仅为12篇，502条，宽简适中，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3.立法技术完善。唐律在继受前代立法成果的基础上，具有结构严谨，用语概括、规范等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公罪、私罪，化外人犯罪等原则和概念。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唐律在中国古代法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承袭了秦汉立法的成果，吸收了汉晋律学的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并且深深影响了宋元明清的立法。
同时，唐律不仅在中国古代法律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对亚洲周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的《高丽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的《大宝律令》、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借鉴了唐律，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宋律：
（一）《宋刑统》与编敕
1.《宋刑统》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
《刑统》的编纂体例可以追溯至唐宣宗时颁布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编纂上，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
《宋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
（1）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
（2）《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
（3）《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
（4）《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
【记忆口诀】刊印颁行宋刑统，篇下分门体例新。
2.编敕
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
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神宗时设有专门的编敕机构“编敕所”。
3.律与敕的关系
（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
（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二）刑罚的变化
1.折杖法。
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源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太祖时偶尔用之，仁宗后成为常制。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关键词记忆：刺配、刺面、太祖、仁宗）
3.凌迟。
（1）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
（2）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
（3）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大清现行刑律》废除。
（三）契约与婚姻法规
1.契约立法。
（1）债的发生。宋代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多数，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之债的发生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维护家长的支配权。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活卖与赊卖三种。
①绝卖为一般买卖。
②活卖为附条件的买卖，当所附条件完成，买卖才算最终成立。
③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金。
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契约。
①对房宅的租赁：“租”、“赁”或“借”。
②对人畜车马的租赁：“庸”、“雇”。
（4）租佃契约。宋代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5）典卖契约。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
（6）借贷契约。
①借指使用借贷，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
②贷指消费借贷，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
2.婚姻法规：
（1）婚姻的缔结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限制：
①婚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
②血缘
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
③州县官员
《宋刑统》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2）离婚：仍然实行唐“七出”与“三不去”，但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6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
3.继承。
（1）宋代除沿袭以往的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财产继承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
（2）绝户财产继承办法。
①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
②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
a.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
b.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
（3）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
①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3/4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4的财产继承权。（3/4+1/4）
②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1/3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1/3，另外的1/3收为官府所有。
（1/3+1/3+1/3）
【记忆口诀】
家无男子称绝户，绝户也需继承人。夫亡妻在是立继，夫妻俱亡命继称。继子地位不如女，若有女儿未出嫁，四分财产占其三，独留一份给继子。若有女儿已嫁男，女、子、官府三三三。
（四）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宋沿唐制，在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职能。但宋代在司法机关设置方面的特殊之处在于：
（1）宋代刑部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叙复、昭雪等事。神宗后，刑部分设左右曹，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右曹负责官吏犯罪案件的审核。其职能有所扩大，处理有关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2）审刑院
宋审刑院是太祖时为加强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设立的，使“狱讼之事，随（审刑院）官吏决劾”。使大理寺降为慎刑机关，“不复听讯，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讫，同署以上于朝”。另外，地方上报案件必先送审刑院备案，后移送大理寺、刑部复审，再经审刑院详议，交由皇帝裁决。这一制度虽有助于司法集权中央，但也加剧了审判的复杂化。神宗时裁撤审刑院，恢复刑部与大理寺的原有职能。
（3）宋代的地方司法机关
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
2.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与证据勘验制度
在诉讼中，人犯否认口供（称“翻异”），事关重大案情的，由另一法官或另一司法机关重审，称“别勘”。两宋注重证据，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重视现场勘验，南宋地方司法机构制有专门的“检验格目”，并产生了《洗冤集录》等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肆』 唐朝的审判制度是怎么做的
唐朝的审判制度,主要规定于唐律《断狱》篇之中?
司法官在审讯中,首先必须弄清案情,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词?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必须实事求是,既不许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把有罪判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
司法官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断罪,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事属故意,以故意出入人罪论处;事属过失,以过失出入人罪论?
为了防止司法官专横,滥用“拷讯”,对此规定了若干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违法拷讯而致人死者,有关官吏徒两年?对有疮?有病的人犯进行拷讯者,处笞?杖刑,因而致死者,徒一年半?
此外,依法应议?请?减者,以及老小疾病者,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100日再拷,违者分别处杖?徒刑?
唐律还严格规定了上诉复审及死刑复奏程序?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级别在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是否服罪及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违者,司法官笞50?
对死刑的执行规定了非常慎重的程序,死刑判决必须奏报皇帝,经皇帝核准后等候执行死刑的犯人称死罪囚?对死罪囚执行死刑,还要3次奏报,得皇帝许可,才可执行?
唐朝监狱的设置和管理,较前都更趋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设有京兆府狱和河南狱,关押京师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
『伍』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陆』 比较隋唐与明清时期的司法审判制度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柒』 唐朝法治史
中国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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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一、《谨余耐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
《武德律》共12篇500条。
(2)《贞观律》。
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
《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
注意：《贞观律》的修订长达11年时间，对《武德律》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
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
《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
2.《永徽律疏》的颁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最终，奏上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2)疏议：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惰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
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祥春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议的毁知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3)历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
第二，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恶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
(1)定义：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2)渊源：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
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
《唐律》名例疏议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
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 *** 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
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
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
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和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
三、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杀
(1)分类：《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
“谋杀”指预谋杀人；
“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
“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
“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
“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
“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
(2)处罚：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
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以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
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
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
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
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2.六赃
(1)定义：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
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
在量刑上对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
(2)分类：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
《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
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
《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
《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
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
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
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
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盔罪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徒刑2年。
持凶器得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
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
《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
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
(3)影响：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
3.保辜
(1)定义：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
(2)具体规定：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
”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
(3)评价：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
(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斩、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1)定义：所谓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赋敛”而无私人获利者，处罚从轻。
所谓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 *** 等。
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循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
(2)处罚：唐律规定公罪从轻，私罪从重。
适用官当时，也要区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当1年徒刑。
(3)缘由：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
2.自首原则
唐代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但较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
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
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
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
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
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
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
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
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
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规定自首者虽可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退赔，不使犯法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获财。
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
《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
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轻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
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
3.类推原则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轻案。
凡应加重处罚的罪案，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
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已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杀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
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
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
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
4.化外人原则
化外人即指外国人。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
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 *** ，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
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
1.“礼法合一”的特点
唐朝承袭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使得法律统治“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
如同唐太宗所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
”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政权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维护了唐朝统治。
2.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
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
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
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
西晋修律对汉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缩减，北齐律定为12篇，949条，较前又有所进步。
唐朝沿袭隋制，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
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
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平。
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定都有充分表现。
为防止官吏滥用比附，用精确的语言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
并在承袭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
如《斗讼律》解释“过失杀”说：“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共举重物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
”唐律结构严谨，为举世所公认。
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
唐律是我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唐朝承袭秦汉立法成果，吸收汉晋律学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
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对宋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
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
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
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
凡属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
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
唐代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
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并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
在复审中，如发现疑案、错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驳回原审州、县重审或复判，死刑则转送大理寺重审。
刑部还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
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监督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是否遵守国家法律和各项制度，是否忠实履行职贵，位高权重，可称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御史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设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
由于侍御史在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职权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与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选任。
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以维护皇帝的神圣尊严为其主要职责。
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
唐代时以“道”为监察区，全国共分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一名监察御史，称为巡按使，品级虽低，但权力极大，是皇帝设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
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
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机关
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
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
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
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
(二)诉讼制度
1．刑讯制度
(1)刑讯的条件与证据。
唐律规定，审判时“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拷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也就是要求在拷讯之前，必须先审核口供的真实性，然后反复查验证据。
证据确凿，仍狡辩否认的，经过主审官与公审官共同决定，可以使用刑讯；未依法定程序拷讯的，承审官要负刑事责任。
同时规定，对那些人赃俱获，经拷讯仍拒不认罪的，也可据状断之”，即根据证据定罪。
(2)刑讯方法。
首先，刑讯必须使用符合标准规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审官要负刑事贵任。
其次，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应间隔20天，总数不得超过200，杖罪以下不得超过所犯之数。
若拷讯数满仍不招供者，必须取保释放。
凡有违犯，承审官须负刑事贵任。
其三，拷讯数满，被拷者仍不承认的，应当反拷告状之人，以查明有无诬告等情形，同时规定了反拷的限制。
(3)规定对两类人禁止使用刑讯，只能根据证据来定罪。
一类是具有特权身份的人，如应议、请、减之人；二是老幼废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
对上述两种人，唐律规定“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即必须有三人以上证实其犯罪事实才能定罪。
2.仇赚回避原则
唐代回避制度称作“换推”，指在审讯过程中，凡审判官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均须调换回避。
司法机关在接受诉状后，就开始进入审讯程序。
为了防止司法官在审讯过程中因亲故仇嫌关系而妨碍公正审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也就是说，若承审官与当事人有某种利害关系，准许更换承审官。
这一规定对于保证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复奏
死刑复奏制度是指死罪判决的执行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行刑。
这项制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正式确立，至隋朝确定为死刑须经“三复奏”方准执行。
唐律对此作了更加详细而严格的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及部曲、奴婢杀主等死刑判决只经一次复奏即可执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决作出后，必须三次奏报皇帝批准，待批准下达三日后方可执行。
违反上述规定，“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要判处流刑，3日期限末满或过限行刑者处以杖刑至徒刑。
对京师判决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严格，须经过“五复奏”。
这项制度表明唐代对死刑的审慎态度及皇帝对死刑权的牢固控制。
『捌』 唐朝司法鉴定制度与实践考论
唐朝司法鉴定制度与实践考论
:本文以现存史料为基础，对唐朝的司法鉴定制度以及慧前迟司法鉴定实践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和论述。通过考证，基本展现了我国唐朝时期司法鉴定制度与实践活动的概貌。最后笔者对唐朝司法鉴定领域的成就以及对我国当前司法鉴定制度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了客观评价。
关键词:唐朝 司法鉴定 古代史 法律史 保辜制度
在秦代法制基础上，汉唐法律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古代司法鉴定的制度化发展。唐律在汉九章律基础上发展为十二篇，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正式颁布实施。唐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对律文逐条解释，形成律疏三十卷，通称《唐律疏议》，于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唐律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最早的一部封建法典，其后历代封建法律基本上都沿袭唐律。其重要性堪比欧洲的罗马法。进考证在《唐律》中存在大量涉及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条文，甚至明文规定了鉴定人违法鉴定的法律责任等。
一、司法鉴定业务种类
(一).损伤、疾病、死亡与诈伤、诈病、诈死的鉴定
《唐律》规定:“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及死、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从唐律的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的司法鉴定对象至少包括三类:病者、死者、伤者，相当于今日的活体检查(病、伤)及尸体检查。唐律的这一规定说明唐代的司法鉴定活动是相当盛行的。
《唐律》中对于杀伤案件的司法鉴定有非常详细的专门性规定。具体为，《唐律》中对杀人及伤害案件区分不同致伤物、不同后果分别处以不同刑罚。《唐律》对于非致命性损伤分类很细，并由轻至重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以下刑罚由轻至重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损伤后果的轻重，一是致伤物的性质。两者结合起来决定量刑的轻重。如唐律有如下规定:
表2-1-1唐律对不同致伤物造成各悔银种程度损伤的刑罚规定
损伤程度与致伤物类型 刑罚
以手足殴人无伤 笞40
斗殴手足殴人有伤(见血为伤);以他物殴人无伤;以汤火未伤人;拔发不满方寸1;鼻头出血 各杖60
以他物殴人有伤;拔发方寸以上至髡发不尽仍堪为髻者 各杖80
耳目出血;内损吐血;痢血 以手足者杖80
以他物者杖100
兵刃砍射人着者 杖100
折齿;毁损口鼻耳眼;眇2一目;折手足指;破骨;汤火伤人 徒1年
折二齿、二指以上3;髡发 徒1年半
刃伤;折人肋;眇二目;堕人胎(母辜限内子死) 各徒2年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4等辜限内平服者5 各徒2年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限内未平服者 各徒3年
瞎二目;十指并折;折二肢;断舌6;毁败阴阳7等为笃疾，及因旧患令至笃疾8 流放3000里
以手足他物斗殴杀人者 绞
刃杀人及故杀人者 斩
《唐律疏议》原注疏: 1方寸者，谓量拔发无毛之所，纵横径各满一寸以上者，若方斜不等，围绕四寸为方寸。 2眇，谓亏损其明而尤见物。 3若折二指、二齿以上，称以上者，虽折更多亦不加罪。 4瞎一目，谓一目丧明全不见物。 5辜内平服者，谓折跌人肢体及瞎一目，于立辜限内骨节平服，及目得见物。 6断舌，谓全不得语(若可解，则从伤科)。 7毁败阴阳，谓孕嗣废绝(若不绝孕嗣者，从伤科)。 8因旧患令至笃疾，假有旧瞎一目为残疾，更瞎一目为笃疾;或先折一脚为废疾，更折一脚为笃疾。
由表可见，刑罚最轻的是“ 斗殴手足殴人无伤”， 按唐律规定: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以手足击人，虽未损伤，下手即便获罪。这个规定对一般斗殴来说是相当严酷的，与现代法律规定明显不同。现代法律虽然也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和作案手段，但更主要的还是考虑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如何来定罪量刑。
(二).奸罪案件的前李司法鉴定
唐律中有专门关于性犯罪案件的法律规定。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这里所说的“奸者”是指和奸者(意指通奸)，双方各徒一年半。若是强奸，“强者加一等”，即强奸者徒二年。如果因强奸给被害人造成折伤，则“各加斗折伤罪一等”。从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当时法律已经把奸的不同类型作了严格区分，并结合不同后果，科以轻重不同的刑罚。然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对是否发生了奸罪性行为，有无造成什么损伤后果，是属于自愿的“和奸”还是“强奸”，都需要进行准确的判断。这一点和现代法律制度下，对强奸等性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过程有相似之处。不同点在于现代法律制度，没有规定对通奸行为的刑罚处罚。
(三).妊娠受孕时间的司法鉴定
唐律规定:“居父母丧生子者，徒一年”。并指出“在父母丧生子者，皆谓二十七月内而怀胎生子者;若父母未亡以前而怀胎者，虽于限内而生子者不坐;纵除服以后始生，但计胎月是服内而怀者，依律得罪” 。这是首次通过怀胎月数进行妊娠时间司法鉴定的案例记载，具有重要的法律和医学意义。在唐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推崇的儒家法律思想和文化，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丧事制度，如果不执行的话，则可能构成犯罪。从本则案例推算，当时的法律规定子女在父母的守孝期间内不得有性等带有娱乐性的行为，更加不允许有怀孕的情况发生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有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才需要技术人员对涉案人员的受孕时间进行鉴定。反之也可说明，当时的中医产科学已经发展得相对比较成熟了。
(四).堕胎案件的司法鉴定
唐律规定:“堕人胎徒二年。” 堕胎指的是在孕未生，因打而落。并且是在母亲所受损伤的辜限内子死，才按律治罪。若是在母辜限外子死，或虽死于辜限内，而子未成形，均无堕胎之罪。所谓“辜内胎落而子未成形”涉及胎儿发育到什么程度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在法律上有重要意义。按唐朝法律，如果外伤后导致胎儿流产，检验时发现胎儿尚未成形，便从殴伤罪进行处罚，不构成堕胎的罪名。
(五).其他损伤类型与共殴的司法鉴定
除上述各种损伤鉴定之外，唐律所涉及的损伤还有:受杖死(受杖刑，死于杖下)、车马伤人(古代的交通事故鉴定)、以物置人耳鼻、故意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如寒月屏去人衣服、登高乘马私去梯辔或饥渴之人得去饮食等所致的伤亡、威力制缚人、恐迫人使畏惧致死(吓唬死)、作陷入死伤(明知桥船朽败，凝人今渡，以致溺死;明知坑井中有猎兽用机枪，讹人误入造成死伤)等，对损伤、死亡种类与情节的认识相当广泛，并均有相应的刑法规定。
唐朝还专门规定了伤害案件中关于共殴的司法鉴定。共殴伤人是形成伤害的一种特殊情况，在刑事侦查和法医学上常须提出可靠的证据，以便法律上区分情节轻重科以处罚。共殴指二人以上殴人，有同谋共殴、不同谋共殴和乱殴之分。 同谋共殴按唐律规定:“诸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若元谋下手重者，馀各减二等。至死者，随所因为重罪。” 如有甲、乙、丙、丁同谋共殴伤人。甲为元谋，乙下手最重，殴人一肢折，则按下手重者为重罪，乙应徒三年;甲是元谋减一等，应徒二年半;丙、丁为从，又减一等，应徒二年。若甲是元谋且下手最重，则甲应徒三年;其余各减二等，徒二年。“至死”指被伤人致死，“随所因为重罪”如甲殴头、乙殴手、丙殴足，若由头疮致死即甲为重罪，由手伤致死即乙为重罪，由足伤致死即丙为重罪。重罪者处以死刑;甲是元谋减一等，流三千里;余各减二等，徒三年。 唐律的上述规定说明，共同伤人所致的数处非致命伤，要求鉴定出轻重程度;若被伤人致死，则须鉴定出哪处伤是致命伤。不同谋殴伤人也需要做出这样的鉴别，只是谁造成什么程度的伤害，就给以相应的刑罚。致于乱殴，因为分不出先后轻重，则以谋首及初斗者为重罪。 (六).指纹和文书司法鉴定
唐朝除了有大量与人体有关的法医类司法鉴定制度性规定以外，还有指纹鉴定和文书类鉴定的法律规定。如唐律中规定了许多罪名，根据其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审讯过程中需要进行指纹和文书类专门性问题的鉴定。如“诈伪造皇帝八宝者，斩。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宝者，绞。皇太子妃宝，流三千里。伪造不录用，但造即坐......疏议曰:宝者印也，印又信也。” 从以上规定推测，当时已经存在对印章、印文的鉴定技术和鉴定活动，而且是应用于诉讼活动中的。“诸诈伪制书及增减者，绞” ，这是对伪造、变造、更改官府文书的罪行的规定。说明当时也存在文书真伪和形成过程的鉴定。
具体司法实践案例也有，下面举例说明以资验证。唐建中三年七月十二日，士兵马灵芝急需银两，向报国寺建英和尚借钱一千，月息一分;如果建英和尚需要，随时可将本息收回;如马灵芝不能归还，建英和尚可将马灵芝的全部财产取走，恐无凭证，立据捺印(摘自德国著名指纹学博士罗伯特_海因德尔1927年编写出版的《指纹鉴定》) 。在唐朝的《朝野佥载》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唐武则天垂拱年间，湖州佐史江琛为陷害刺史裴光，将裴光所写的文章中的字割下来，拼凑成文，伪造了一封写给徐敬业的谋反信，并向朝廷告发。武则天派御史前去审问，裴光说:字是我的字，但话却不是我的话。前后换了三个御史，都不能定案。武则天又派一个名叫张楚金的官员负责调查此案。张楚金仔细查看信件，看不出什么破绽。他又将信拿起来对着日光看，结果发现信上的字都是粘贴而成的，平铺在桌上时是看不出的。于是他便将衙门的官员召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将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结果一个个字都散开了。案情也因此大白。 上述借款契约案例的记载证实，在唐代我国民间已经运用指纹来进行个人身份确认。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每个人的指纹具有高度特异性，人各不同，指指相异，可以用来区分不同个体。而《朝野佥载》中记录的对诬告信件进行鉴定的案例，则是在司法活动中进行的文书鉴定，当属于司法鉴定范畴。该案鉴定目的是判断诬告信件形成过程是否正常，张楚金检验之细致，方法之巧妙，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结合《唐律》中有伪造官书、官印罪的规定，进一步证实，唐代已经出现了类似今天的司法文书鉴定活动了。
二、司法鉴定制度
(一)司法鉴定人制度
1.司法鉴定人的分工
在现有文献资料中，并未发现明确规定唐代有关于谁承担鉴定人的规定。其前面的秦代及其后的宋代均规定司法官吏担任鉴定人。
2.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在成文法律中，对司法鉴定人员法律责任最早进行明确规定的是《唐律》，其规定:“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及死、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 就是说，鉴定人员被指派鉴定诈病、诈死和诈伤时，如果鉴定不实，要受诈病等应得刑罚的减一等惩罚。如诈病者应受杖刑100下，减一等惩罚即为杖刑90下。如果是真病、真死和真伤，而鉴定不实，则按故入人罪惩罚。故入人罪是故意把无罪判为有罪，把轻罪判为重罪。由此给被害人增加了什么刑罚，就要反坐什么刑罚。为了防止司法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作弊，才做出这一明文规定。这一规定一直被历代法律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司法鉴定人制度的法律基础。
(二)、司法鉴定标准 1.损伤定义与类型
为了运用刑法解决斗讼问题，唐律明确提出了损伤的定义是:“见血为伤” 。它包括伤后有血液流出或肉眼可见的皮下出血两方面含义，并且着眼于生前伤。这个定义一直应用到元代，到了明清，法律改为“青赤肿为伤”，这个定义虽然突出地说明了皮下出血的特点，但却没有把创的含义包括在内，所以不如“见血为伤”更较确切。唐律将成伤物体分为三大类:手足、他物与兵刃。手足是以手足为例，即用头击之类也包括在内，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手足殴伤。他物指的是“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这个概念和今日所说的锐器不用刃也是钝器是一样的。他物所形成的损伤就叫他物殴伤。兵刃所形成的损伤叫做刃伤。“刃谓金铁，无大小之分，堪以杀人者” 。手足、他物、兵刃三者论情节，以手足为最轻、他物次之，兵刃最重。手足殴伤和他物殴伤属于现在的钝器伤;刃伤即属于今天的锐器伤。以上这些划分是非常精细和符合科学原理的，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唐律对损伤程度的划分与现代法医学的标准不同。没有象今天这样将非致命性损伤分成轻微伤、轻伤与重伤。但其中提到的残疾、废疾、笃疾。实际上属于不同程度的重伤，与将重伤分为三等相似。唐律对于不同程度的损伤提出了明确的法医学鉴定标准，特别是唐律疏议原注的内容，所订的标准是相当明确的，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较准确地做出法医学鉴定，同时决定判处何种刑罚。如《唐律疏议》中记载“《疏》议曰:即损二事以上者，谓殴人一目瞎，及折一支之类。‘及因旧患令至笃疾’，假有旧瞎一目为残疾，更瞎一目成笃疾，或先折一脚为废疾，更折一脚为笃疾;‘若断舌’，谓全不得语;毁败阴阳，谓孕嗣废绝者，各流三千里。断舌，语尤可解，毁败阴阳不绝孕嗣者，并从伤科。” 按照上述规定，因斗殴“折、跌他人支体”，支体就是手足，或者使他人手足骨折，或者使他人关节错位的，“及瞎一目”，是指使人一只眼睛丧事视力，完全看不见物件的，各应判处徒刑三年。“辜内平复者”是说因为殴打致人肢体骨折或关节脱位，以及使人瞎了一只眼睛的，唐朝规定了专门的保辜期限，在这个期限内，如果骨骼和关节已经痊愈恢复到正常，眼睛已经能看到东西了，对这些保辜情况一律在殴伤本罪上减轻处刑二等，各判处徒刑二年。《疏议》中还规定，如果四肢在被殴打之前就已经拘挛不能伸展，这种情况属于残废肢体被打折，因此这殴打残废挛肢，只依照打折一肢规定，判处流行两千里。现在被殴以前就是残废的，不是因为受殴打致残废的，所以可听许他减刑或用铜赎罪。这些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学活体检验和鉴定是相当盛行的，在鉴定过程中甚至已经充分考虑到不同损伤的发展恢复规律，分别制定不同保辜期限。同时考虑到老伤与新伤的区分，伤与原有疾病时间的区分鉴别，其理论与实践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在世界司法鉴定科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3.独特的保辜制度
秦汉以来，古代的司法鉴定官吏积累了大量活体损伤检查的经验，其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保辜。古人认识到，受伤当时看来不重，或虽重当时未死，可是由于损伤的进一步变化可能致死。为了确定受伤后经过一定时间死亡与损伤的因果关系，于是提出了保辜制度。保辜一词，从字面上解释，“保”是保养，“辜”是罪。受伤后，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不同类型的伤势立定辜限，随后即由加害人负责寻医调治，如果治疗无效，受伤者在事限内死亡，则依杀人罪论处。若在辜限外死亡或虽在辜限内死亡但是由于他故(即与损伤无关的疾病)而死，则各依相应的殴伤法治罪。保辜的设置约始于西汉时代，史游(在公元前49~前33年间为官)在其所著《急就篇》中记载:“保辜者，各随其状(伤情)轻重，令殴者以日数保之，限内至死，则坐重辜也。”唐代对受伤后保辜的时限有更为明确的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从司法鉴定学及医学科学的发展来看，保辜制度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当时的科学水平条件下，伤后经过若干时日死亡，仅仅依靠尸体外表鉴定，是不可能对损伤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科学判断的。我国古代没有仅仅凭借司法官吏主观想象定案。而是创设了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有无因果关系的制度。可以认为，保辜制度是依靠尸体外表鉴定判断死亡原因必不可少的补充手段。也是中国古代慎刑思想在司法鉴定领域的表现之一。另外，保辜制度还具备充分及时保护受害人身体健康权的功能。保辜制度的存在必然会促使加害者千方百计为被害人寻医调治。因为伤害行为及医疗救治行为的最终后果会直接影响对犯罪嫌疑人的罪名确定和处罚轻重。保辜制度在中国存续两千多年，并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日本、朝鲜、越南法律都继承和沿袭了这一制度 。
三、唐朝司法鉴定制度述评
(一)、司法鉴定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鉴定制度一度领先于世界
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是以法医鉴定制度为核心的。从战国时期开始萌芽，到唐朝已经取得较大发展，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明清时期虽有完善和补充，但总体上没有获得根本提高。唐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的代表。唐司法鉴定制度主要是针对法医尸体检验，规定了初检、复检和免检的范围与要求;参与鉴定的人员、验尸官的职责和失职时应受的刑罚、验尸文件及其法律效力等。其内容广泛、系统、严密。根据尸体的外表检验下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律上生效;为此而制定了系统法令保证其施行，这是唐检验制度的特征。其本质就是一个维护尸体外表检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一个封建礼教束缚的司法鉴定制度。唐鉴定制度是保证唐、宋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系统形成是由唐律规定检验不实的刑罚起，到第一个尸图在宋代颁布，历经500余年。其逐步严密系统化的过程，就是保证唐、宋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过程。也是中世纪中国法医学司法鉴定盛行的标志。保证唐、宋封建法典贯彻实施，保证医学检验的顺利进行并促其质量提高，最终又导致世界第一部系统司法鉴定著作在中国诞生，是唐、宋鉴定制度的三大主要成就，在古代司法鉴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宗教统治的黑暗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建立像中国那样系统严密的鉴定制度。唐鉴定制度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鉴定制度。是古代司法官吏在长期司法实践中重视诉讼证据的科学的结晶。
(二)、司法鉴定内容直接写入法律
法律实践的需要是司法鉴定发展的第一原动力。可以认为在一个不重视法制的社会，司法鉴定制度和科技是不可能获得明显发展的。而不同时代的法律有着自身独特的时代特色，其相应的司法鉴定内容也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法律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司法鉴定的具体内容与工作对象。唐朝，很多礼的内容直接反映在唐律中，便也出现了唐朝特有的司法鉴定内容。如关于妊娠是否发生在父母丧期内的鉴定便是典型例证。在唐律中直接规定了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损伤应分别处以何种刑罚。损伤鉴定标准直接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笔者认为，司法鉴定内容和标准写入法律具有两面性，在司法鉴定制度发展前期，这样做会有利于保障鉴定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鉴定制度和鉴定科技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鉴定基础的医学等有关自然科学技术获得较快发展，犯罪的类型和手法也在发生明显变化。而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鉴定技术需要不断更新进步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如果过度把司法鉴定内容和技术标准固化则会束缚鉴定制度和科技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曾经领先于世界，而到了近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象。
(三)、保辜制度对当前司法鉴定工作的借鉴意义
有学者认为，随着司法鉴定科学技术发展， 一旦打破外表检查的框子，深入研究机体内部的变化，保辜法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但笔者对此却持不同意见，中国古代的保辜制度对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活动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借鉴意义。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1.对解决刑事诉讼办案期限与鉴定时机冲突的问题有借鉴意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刑事诉讼中，在侦查、起诉、审判的任何阶段，以及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均有明确的时间规定。为了杜绝超期拘押、超
『玖』 唐朝的法律有哪些
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
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殴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第十篇《杂 律》，凡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证封建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
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又称之为《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响力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议》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政治经济制度，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唐律疏议》总结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经验及其司法实践，折中损益，使之系统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较审慎，内容比较周详，条目比较简明，解释比差汪较确当。其立法理论依据儒家学说，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其法律思想基础，因此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通过唐朝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扰祥生重大影响。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摹访《唐律》。国际法制史学者将《唐律疏议》与欧洲的《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国(华)法系”的代表著作。
现存《唐律疏议》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残卷，北京缓庆搏图书馆藏宋到残本，以及吴县滂熹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唐写本《律疏》残卷(参见彩图插页第49页)。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种古写本、刻本。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刘俊文校点的《唐律疏议》，校点者以涵芬楼影印滂熹斋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作了详细的校勘记。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发行。
『拾』 唐朝的司法机关有哪些
（一）中央司法机关
唐朝的司法机关，在中央设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来行使封建国家专的审判权属。
1．大理寺
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对徒刑、流刑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判决后直接报请皇帝批准后才能生效。此外，大理寺对刑部移来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设卿、少卿为最高司法长官。
2．刑部
刑部，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主管司法行政事务以外，还负责大理寺流刑以下案件及地方判决徒刑以上案件的复核。在复核中发现疑点时，流徒以下的案件可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自行复判，死刑案件则移交大理寺重审，上报皇帝批准。
3．御史台
御史台，中央监察机关，主要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难案件，也可以参与审判，并可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
上述三个执法机关，如遇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则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做“三司推事”。此外，皇帝还经常根据案件的情况，命令非司法机关参加审判。
自秦汉以来，中央司法机关由一而分为三，并使它们互相配合，又互相监督，这说明封建司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而中央司法机关审判权分散，也反映了皇帝对司法大权控制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