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债编总论郑玉波
㈠ 学习民法要看的教材和著作推荐具体细化一点。拜托了。回答得好加100！跪求高手！
《民法来60讲》 ……自………………………………… 李建伟
《民法概要》 ……………………………………… 王泽鉴
《物权法论》 (修订2版)………………………… 王利明
《物权法通论》…………………………………… 温世杨 廖焕国
《民法专题讲座》………………………………… 北京万国学校组
㈡ 请问有些什么比较好的民法适合研究生读
一、精读书目
1、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郑玉波著：《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
3、王泽鉴著：《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
以上三本书中可选两本，必须精读，对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必须滚瓜烂熟，能脱口而出。
4、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
5、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总论》；
6、谢在全著：《物权法论》；
7、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
8、王利明等著：《侵权行为法》
二、必读书目
对于必读书目，应认真阅读全文，并做相关笔记
（一）法理学
1、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
2、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以上两书可选一本）
3博登海默：《法理学——法理哲学与法律方法》
4、波斯纳：《法理学》
（以上两书可选一本）
5、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
（二）民法
1、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案例研究》（1－8）；
2、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
3、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
4、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5、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
6、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7、王泽鉴：《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9、董安生著：《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周枏著：《罗马法原论》，商务出版社；
11、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我国台湾《民法典》中的总论、债法、物权法部分的法律条文
（三）商法
1、《德国商法典》、《法国商法典》、《日本商法典》、《澳门商法典》中的结构和相关条文；
2、范健著：《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法律出版社；
3、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
4、周林彬、任先行著：《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四）法学方法论
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以上可选一本）
（五）民事诉讼法
阅读日本、德国、法国、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的书
（六）外文书
1、《合同法》，美国法精要影印本，法律出版社出版
2、《侵权法》，美国法精要影印本，法律出版社出版
3、《公司法》，美国法精要影印本，法律出版社出版
（也可以选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书）
三、选读书目
1、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2、梅迪库斯：《民法总论》
3、史尚宽：《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总论》、《债法分论》
4、胡长淸著：《民法总论》
5、梅仲协著：《民法要义》
6、杨桢：《英美契约法论》
7、黄立著：《民法总则》
8、林诚二著：《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范健：《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
12、梁慧星主编：民商法专题系列书；
13、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丛》；
14、王利明著：《民法总论》；
15、各大学的法学评论：如《北大法学评论》、《人大法学评论》等；
16、法学核心期刊：《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比较法研究》、《中外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法学评论》、《法商研究》、《法学》；
17、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内容有一定理论深度和新颖性，比较适合用于考研公司法的准备〗
以上书籍和杂志，只需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选择相关内容进行阅读。
1.比较法总论 茨威格特、克茨
2.日耳曼法概论 李宜森 商务印书馆 1944年版（民国33年）
3.当代主要法律体系 达维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年版
4.法学阶梯 盖尤斯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 艾沦.沃森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德国民商法导论 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西塞等
中国大网络出版社 1996年版
7.美国宪法概论 巴伦.迪恩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民法学说与判例分1~8 王泽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民法要义 梅仲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0.民法解释学 梅仲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11.华洋诉讼判录 直隶高等审判厅编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人民法院案例选（民事卷上、下卷）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法典 （《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意大利民法典》、《中华民国
民法》、《德国商法典》、《日本商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
15.中国民法总论 胡长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6.民法总论 史尚宽
17.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徐国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18.法人制度论 江平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19.民法总则 郑玉波 三民书局 1979年（民国68年第11版）
20.德国当代物权法 孙宪忠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0. （英）劳森等：《财产法》
21. （英）科宾：《科宾论合同》
22.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
23. 梅仲协：《民法要义》
24. 史尚宽：《民法总论》
25. 史尚宽：《债法总论》
26. 史尚宽：《债法各论》
27. 史尚宽：《物权法论》
28. 谢在全：《物权法论》
29.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30. 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
31. 周枬：《罗马法原论》
32. 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
33. 马俊驹等：《民法原论》
34. 江平：《法人制度论》
35. 社科院物权法起草小组：《物权法建议草案》
36.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
37.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38.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
39. 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
40.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
41. 张国健：《商事法论》
42.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
43. 梁宇贤：《公司法论》
44. 江平：《公司法教程》
45. L.C.B.Gower, Gower's principle of Modern Company law
46. Hamilton,The Low of Corporations.
47. David L Ratner, Securites Regulation.
48. 刘甲一：《票据法论》
49. 施文森：《保险法总论》
50. （日）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
㈢ 求一篇关于法律方面的论文，题目自理，只要不是抄袭的都可以
我毕业时写的论文，你参考一下吧
悬赏广告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内容摘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具有浓厚市场气息的悬赏广告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商品流通、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完成组织和个人无法完成的特定任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尚无悬赏广告的立法，使得社会现实生活中因悬赏广告引发的纠纷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本文试从悬赏广告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立法建议、司法实践等角度加以探讨，肯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以期使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达到协调一致。
[关键词]悬赏广告；契约说；单独行为说；法律效力；撤销
悬赏广告自古有之，《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氏春秋成，悬诸东门，谓有能更动一字者，赐以千金”，秦代更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流传于世。在现代社会，悬赏广告更是频频出现，种类甚多，如报刊登载、街头招贴、广播电视传播等；适用面广，常见的如寻觅遗失物、寻找走失人口、征集作品、查禁伪劣假冒商品、访求车祸目击者等等。实践情况如此复杂，有关悬赏广告引起的纠纷不断增加，而我国现行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却不明确。本文试图就关于悬赏广告所涉的几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
悬赏广告，一般认为是广告人以广告的形式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的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1]史尚宽先生认为，悬赏广告，谓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因而广告人对完成该行为之人，负有付报酬之义务。
（二）悬赏广告的构成要件
从其定义看出，悬赏广告的成立具有以下要件：
1、广告人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广告人是做出悬赏广告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广告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是悬赏广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所做的悬赏广告无效。
2、以广告的方式对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报纸刊登，广告栏张贴，街头叫喊，或广播电视等，发展到今天又有上网发布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晓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并不要求一般公众，只要是不特定多数即可。
3、须要求他人完成一定的行为。一定行为其种类并无限制，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既可以为私人利益，也可为公共利益。
4、须广告人表示要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付报酬。悬赏广告，必以“赏”为要件。王泽鉴先生指出：“报酬不限于金钱，凡能为法律行为标的之任何行为均可”[2]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探析
关于悬赏广告的性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可分为两种学说，即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
1、契约说（要约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广告人对不特定人所做出的要约，必须经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而为承诺相结合，契约即为成立，在广告人与行为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人因完成了指定的行为而享有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权。持该种学说观点的学者有胡长清、王伯琦、郑玉波及姚德年等。[3]
2、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仅是广告人单方的一种意思表示，是对完成广告中指定行为的人的一种许诺，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即可获得其报酬，一定行为的完成是其悬赏广告生效要件，也就是说悬赏广告因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但其发生效力须得一定行为的完成，持该学说的学者有梅仲协、史尚宽、王利明、王泽鉴及崔建远等。[4]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看，悬赏广告问题在法律体例上规定的位置不一，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各国对其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及立法例的采纳。日本民法典把悬赏广告规定在契约总则中契约的成立一节，该法第529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实施一定行为给予一定报酬者，对完成该行为的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5]可见日本民法认为悬赏广告与完成其指定行为之间是要约与承诺之关系。德国民法典把悬赏广告独立规定为一节，该法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或告示，对完成某种行为，特别是产生悬赏结果的人，有向完成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完成时未考虑此刊悬赏广告者，亦同”。[6]该条明确规定了行为完成人不知道有其悬赏广告，广告人也应承担给付报酬的义务，故德国民法上视悬赏广告为单方法律行为。据此，可不问行为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完成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就有权请求广告人支付报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将悬赏广告规定于契约通则中，体例上是仿袭日本民法，但其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借鉴了德国民法。该法第164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者，对于完成该行为之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对于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亦同”。
笔者认为，为确定悬赏广告的性质，要考虑民法设计的初衷和所追求的价值，民法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商品经济有序、协调、快速、健康的发展。所以，平等、自由、公平、意志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商品交易中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底线。综上所述，将悬赏广告看做单独的法律行为，更符合民法制度的内涵和精神，符合民法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的。所以，我认为，对于悬赏广告的法律定位，采纳单独说为适宜。
1、如果采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作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拘束。这样，一方面，如果某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另一方面，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其应受该行为的拘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即不得随意撤回。而采纳契约说，则将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被视为要约行为，这样广告人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其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显然对相对人不利。
2、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可以使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以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但若采用契约说，那么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即使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也将因为其无订约能力，从而无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与广告人之间成立合同，当然也就不能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这就不利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3、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单独行为，那么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从而也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
三、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一）对悬赏广告合法性的认定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事立法均予以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广告法》虽未对悬赏广告做出规定，但《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的行为，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对其的合法性应当予以认可。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是指在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也是悬赏广告的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容易滋生争议纠纷，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问题：
1、酬金未明确的悬赏广告报酬额的确定。关于报酬额，悬赏广告中大都明确表示，但未明确表示的并不罕见，如寻人、寻物启事中，酬金等内容很多是“当面酬谢”“必有重谢”之类，那么这些不确定报酬额悬赏广告，行为人在完成指定行为后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的额度标准是什么呢？“于此情形，关于报酬（重赏）之内容，应斟酌指定行为之性质内容，完成该指定行为所需之劳力及费用，交易惯例及当事人之间关系，依公平原则决定之。”[7]笔者认为，此时酬金的确定不宜过高，否则悬赏广告人在经济上失去意义，如果过低，完成行为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则日后人们就可能疏于对此类悬赏广告的注意，也不利于日后众多潜在悬赏广告人的利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遗失物之拾得人享有的报酬请求权为物值之三成，我国司法实践中若遇到此类纠纷，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民法对此类广告的规定。
2、数个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认定。在数个行为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下，报酬请求权的认定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数人分别先后完成指定行为时，各国立法例一般以完成行为在先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一般认为完成指定行为定有期间者，则仅于该期间内最先完成行为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如广告明确除完成行为外，并须通知广告人的，则通知亦属指定行为一部分，此时应以行为人通知到达广告人的先后为标准，确定最先通知人有报酬请求权。 （2） 数人各自同时完成指定行为时，外国立法例规定，各人以均等比例分受报酬请求权，但报酬因性质不能分割或依广告表明只能由一人获得者，以抽签决定应受报酬人。 当数人完成指定行为而不能证明其行为先后的时，一般推定为同时完成。（3）数人共同协力完成指定行为时，由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广告人应考虑各人对行为结果的贡献，依公平合理原则将报酬分配给各人。 在此之前，任一行为人可以请求将报酬为全体参与人提存。但悬赏广告仅许一人单独完成而禁止协同完成的，则协同行为人无报酬请求权。 此外，在数人可能享有悬赏报酬请求权情形，为适当减轻广告人的负担，有立法例规定，当存在数人完成指定行为时，广告人善意给付报酬于最先通知之人时，其给付报酬义务即为消灭。
3、不知有广告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单独行为说认为，因广告而负给付报酬义务，并非由于契约，乃基于广告人单独的一方行为而生，故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行为之人，广告人亦负给付报酬义务。德国民法规定，广告人有义务向已实施指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即使行为人未顾及悬赏广告而完成指定行为的，亦不例外。 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采取契约行为说，规定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广告所定行为之人，准用悬赏广告规定，肯定行为人享有报酬请求权。 此属法律效果的准用，即虽不成立悬赏广告契约，仍得在完成广告所定行为，而有报酬请求权。 指定行为在广告以前既已着手或完成时，行为人是否有报酬请求权？解释上，此时请求权与广告同时成立。然依广告的意思表示，并不以广告以前的完成行为为指定行为的完成的，请求权应依新行为的完成始成立。 传统的英美契约法理论，强调悬赏契约的合意要件，认为须知晓有悬赏之存在，而后依其指定方式履行完毕，方得求赏格。该观点对完成指定行为者不公平，遭到现代契约法大师科宾（corbin）等人的强烈反对。科宾主张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时，虽不知有悬赏存在，仍应给予求取报酬之权，行为人可以请求法院为强制执行其请求。该观点已被判例所支持。
4、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悬赏广告为合同行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如没有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也不能认定为有效承诺，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对悬赏广告合同的主体放宽条件，凡是完成悬赏行为的人，都具有应征人的资格，享有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不应以其缺少行为能力为由予以剥夺，其理由有三：首先，行为人虽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但其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其效果与完全行为能力人完成指定行为并无不同，给付报酬符合广告人的初衷；其次，无行为能力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时得请求报酬对行为人有百利无一害，近似纯获法律上利益，不须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再次，悬赏广告是对不特定人的要约，从一般情理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自应童叟无欺，凡完成了指定行为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5、具有特殊身份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是否具有报酬请求权？这也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学者认为，如果有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是相对人应承担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其在完成行为后享有报酬请求权，则可能导致义务权利化和利益失衡的不良后果。当相对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的合同义务，或负有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定义务时，不得适用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基于警察职业特性，凡警察完成悬赏广告所指定行为者，无论是否在执行公务期间，都不能取得报酬。 不过有学者在针对另一起民警拾得遗失物的悬赏广告纠纷案件，认为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其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但是应注意“公行为”与“私行为”的划分问题，如行为人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此时其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 依英美契约法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悬赏要约对某些特定身份之人士，不因承诺而得求取赏格之权。倘完成此项行为系具有公职身份者，而于职务行为范围外所完成之私人行为，如某人工作后休息期内，知悉有悬赏存在而完成指定行为，对于完成此项悬赏行为，并不因其具有公职身份而丧失求偿权。在此情况，某人纯以私人地位与悬赏要约者缔结悬赏契约，自应以双方间契约之效力而赋予其求偿权。笔者赞同行为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者，不享有报酬请求权的观点。同时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行为人的具体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如行为人虽具有法律上的特定身份如警察等公职人员，但其完成广告所指定行为既非在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和执行公务期间，纯基于普通公民身份即一般私法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应享有报酬请求权。
6、对行为人一个行为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特殊情况下，会发生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数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对同一事件分别或者共同发出悬赏广告。此时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则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可将行为成果交付给广告人，行为可以分别同时将行为成果交给广告人的，应享有数个报酬请求权；如果行为成果职能交给其中一个或者部分广告人的，则行为人只对接受行为成果的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如1999年，辽宁省东港市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东港市公安局在被害人家属同意后，于12月13日通过电视台发布了悬赏通告，其主要内容是：一、凡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属奖励50万元；二、凡是提供线索公安机关通过侦察破获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三、凡是提供有关枪支线索破案的，公安机关给予以重奖；四、凡是提供线索破案的，即使与犯罪团伙有牵连也可以从轻或免予刑事责任；五、对提供线索者，公安机关一律严格保密。后鲁瑞庚提供了重要的案件线索，使得公安机关迅速破案。后东港市公安局只给公安局应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鲁瑞庚对此不服，提起诉讼并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公安局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8]此案虽然结束，但仔细分析，实际上此案涉及两个悬赏广告，一个是被害人家属的悬赏50万元，另一个是公安局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所给予的重奖。公安局给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应属于后者报酬请求全的实现，依照悬赏广告的原理，鲁瑞庚还应享有被害人家属50万元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辽宁高院的判决在一方面承认被害人家属悬赏广告的成立，另一方面却又回避了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的成立，是该案的遗憾之处。
四、悬赏广告的撤销
（一）悬赏广告能否撤销
悬赏广告是否可由广告人任意撤销？学说与立法体例均不一致。在一般通说中，如认定悬赏广告性质为要约的，则可以撤销。相反，如认定其性质为单独行为的，则不允许撤销。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上述观点不足取。悬赏广告之应否允许撤销，“不能依理论决之，应依实际上有无必要而决之。”主张不应撤销的，认为如允许广告人撤销，则行为人会因此蒙受损害。行为人已着手完成指定行为，然而广告因情事变迁，不再需要完成其指定行为的，行为人既使因此蒙受损失，也不是没有补偿的办法，如果绝对不允许广告人撤销，仍使广告人承受广告之拘束力，未免过于严酷。因此，我国台湾“民法”第165条规定，可以由广告人撤销广告。
（二）悬赏广告撤销的要件
悬赏广告只能在行为人完成行为之前撤销，因为这时悬赏广告只有对广告人产生约束力，并未对尚未完成行为的行为人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指定行为已完成，债之关系既已发生，自然不能撤销。撤销的方式，原则应以与做出悬赏广告的方式相同，但也可足以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知道的方式为之，总之，做出撤销悬赏广告的方式不能减少只能增大做出悬赏广告方式的影响范围，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如果悬赏广告中明确规定了完成指定行为的期间，可推定为在此期间广告人放弃了其撤销权。
（三）悬赏广告撤销的效力
悬赏广告，因悬赏人的撤销，确定不发生悬赏广告的效力，其结果犹如自始即未做出悬赏广告。在撤回前即已着手于特定行为的，而于撤回后完成，不得请求报酬给付。至于因指定行为的准备或实施，从而已消耗的费用、劳力、时间所受的损害，是否能要求赔偿，立法上各国有别。在德国、日本民法上，除广告知晓行为人已准备或着手情形的，以加损害于该行为人为目的而广告撤回的，应构成侵权行为外，并无赔偿的义务。瑞士债务法和我国台湾民法则规定，除悬赏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的损害，负担赔偿义务，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为限度。
五、对我国有关悬赏广告问题的立法建议
（一）理论上的采纳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都应有其理论依据或立法理由，这也是为了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理论是为实践服务，同时实践也检验这种理论的可行性、合理性。综上之所述，笔者认为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在理论上应采纳单独行为说，采用单独行为说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中的安全，而且在我国有一定的历史和现时的基础。我国清朝时期的《民律草案》，现在台湾地区的民法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均是采用单独行为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单独行为说更为社会所需，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二）立法之建议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悬赏广告及其纠纷不断出现。由于我国法律对此问题的规定尚为空白，为了减少纠纷及在纠纷发生后能有处理的法律依据，正在编纂中的我国民法典应确立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制度。其一，应明确规定广告人对于不知有其悬赏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也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完成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监护人代为行使报酬请求权；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遗失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其许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否则,拾得人有权留置该遗失物。其二，只有最先完成指定行为的人才能享有报酬请求权，如果是数人同时完成的，应按平等比例取得报酬；数行为人是协作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律应规定按其协作程度取得报酬；如果报酬按其性质只能由一人取得的，由数行为人协商决定一人享有，获得该报酬的行为人应给予其他行为人相应的补偿；其三，广告人可在指定行为完成之前撤销其广告，对于行为人因此所受之损害，除广告人能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广告人应于报酬额之内负赔偿责任。如果广告人在广告中已附完成指定行为的具体期限，这类广告在有效期内不能撤销。为图商业之利益，故意以不可能完成的行为设立悬赏广告的，行为人因其所遭受的损失，广告人不能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不以在报酬额之内为限。其四，悬赏广告所设报酬额过高的，除非情况紧急、意义特殊、人身风险大等，过高部分法律不予保护。以国家、集体财产为报酬而设立的悬赏广告，得受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内部监督部门干预。
[注释]
[1]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页
[2]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188页
[3]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4]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5]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 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6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81期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5]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彭万林：《民法学》（修订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㈣ 什么样的合同属于涉他合同
涉他合同即是与合同外的第三人相关联的合同。依此推论，则涉他合同既包括合同效力的渉他性，又包括合同主体的渉他性。前者指合同为第三人设定了权利义务，典型者如保险合同。后者则仅指合同的履行中有第三人介入，第三人并未因介入合同而获得独立与合同当事人的新的权利义务，典型者如合同转让。因后者与当事人权利义务无渉，故学人鲜作专题研究，以致众多学者和习作人在探讨涉他合同或者渉他契约时把后者直接从相关概念中剔除出来，而仅指前者。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者郑玉波先生即认为 “涉他契约为其内容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包括两种情形：其一，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使第三人向另一方为一定给付，此谓‘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其二，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第三人为一定给付，此谓‘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2）大陆学者尹田教授等人也采此一见解。即便是将涉他合同翻译为Contract Related with A Third Person的冉昊亦采同样观念。为论述方便，下文所述若无特别说明均随通说，特指合同效力的渉他性。本文将从涉他合同的历史沿革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来论述我国合同法关于涉他合同的立法规定及立法展望。
一、历史沿革
台湾学者通常将涉他合同分为“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和 “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而大陆学者则将后者称作利他合同或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为给付，第三人由此取得直接给付请求权的合同。（3）而对前者大陆学者多以负担合同言之。英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合同第三人法案【contracts （Right of Third Psrties）Act】则可称作利他合同概念法典化运动的产物了，其比中文利他合同概念更精准地表述出此类合同的法律特征。国外关于利他合同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相对较早。罗马法即对合同相对性规则进行了突破，即“向第三人给付并不为债权人带来利益……当缔约人与履约人有利害关系时，更准确地说当向第三人给付是一种本来就应由缔约人履行的给付，因而完全可以说后者实质上是在为自己缔约时，为第三人的利益缔约是有效的”（4）但罗马法仅在少数例外情况下（如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为照顾被转让物的承租人而达成的协议；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受赠与人约定，由后者在一定时间后向某个第三人返还物品的协议等）才承认第三人有诉权（5）。作为继受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多在其民法典中对利他合同制度予以确认。《法国民法典》第1121条规定：人们为自己与他人订立契约或对他人赠与财产时，亦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条款，作为该契约或赠与的条件，如第三人声明愿享受此条款的利益时，为第三人订立契约的人不得予以取消。德国民法改变了法国民法的作法，将第三人利益条款予以独立化。《德国民法典》于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第二章“因合同而产生的债的关系”中专设一节（第3节）详细规定了“第三人履行给付的约定”，从而建立了完备的利他合同制度。该法第328条规定：“当事人得以契约订立向第三人为给付，并使第三人有直接请求给付的权利。”关于利他合同有效的理由，在德国民法上甚有争议，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承诺说，即当事人共同为要约，第三人对之为承诺；二是代理说，即依无权代理之关系，说明第三人取得权利的理由；三是传来说，即以第三人系受受约人权利的让与；四是直接取得说，即第三人因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而直接取得权利。第三人为何直接取得权利，有谓为对于第三人的单独行为；有谓合同行为；有谓为契约得为对于当事人以外之人发生有利益之法律效力，此为契约说，为今日之通说。（6）此外《日本民法典》第537条、《瑞士债法典》第111、112条、《俄罗斯民法典》第140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68至270条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在英国法中，并没有承认利他合同的一般规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利他合同的效力受到广泛的重视，并以判例的形式得到确认。在立法上，199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律委员会提出《合同法〈第三人保护〉》的议案草案，并于1999年在英国议会通过，利他合同获得了立法上的依据。其理论依据为“法定允诺说”，即通过法律拟制来认可（被允诺人）债权人之外的第三人也享有诉权。
在美国法中，纽约上诉法院在1859年劳伦斯诉福克斯一案中即已承认第三人诉权，并在以后的波尔诉比尔、塞瓦诉兰萨姆等案例中得到进一步确认。1932年的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和1980年的《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对利他合同制度加以完善和发展，扩大了受益第三人的范围，使利他合同得以在更广的范围上予以适用。（7）
可见，不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涉他合同的效力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我国合同法总则是否规定了涉他合同
新的合同法出台后，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的规定即是涉他合同立法条款。甚至一些参加合同法立法的学者亦持此见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总则）》的作者们认为“本条（第64条）规定的是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一些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已有规定，但《民法通则》及被废止的三个合同法均无规定，我们是第一次在法律中加以确认。”且 “由于合同当事人已经约定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即第三人有直接向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权利。”（8）然而依较权威理论，向第三人给付之合同的法律特征有：（1）合同约定受领给付的第三人一般不受行为能力的限制；（2）合同使第三人对于债务人取得直接请求给付之债权；（3）债权人同时享有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之权利。（9）合同法第64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按其字面意思并采反对解释，则第三人在债务人未向其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无权向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而事实上该条说违约责任其实就是合同责任，而非仅指违约金责任，该条显然不符合上述第二个特征。故合同法第64条并不是涉他合同中的向第三人给付之合同。
合同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条符合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的法律特征。但因与国外或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有所区别。如法国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但当事人可以接受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约束，如第三人拒绝为该行为时，约定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之人，应负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当事人就第三人接受合同条件作出担保，称为担保允诺。台湾民法典规定的“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得对债务人产生“使第三人给付”之义务；而我国新合同法所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情形，对债务人不能产生前述相同之义务，而只能产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违约责任。可见，合同法第65条规定仍缺乏必要的渉他性，对第三人无任何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分别规定了代位权、撤销权的合同保全制度。因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债的保全也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10)。在本合同，主债权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向次债务人行使求偿，其间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一是主债权人同次债权人的合同，二是次债权人同债务人的合同，就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主债权人法定的权利，就是代位权和撤消权去保护自己权利，这个法定的行为就是利他合同的根据，但没有次债务人同债务人设立合同的行为，仍不能称之为利他合同。况且债权人行使合同保全行为仅是其本合同权利的扩张而非增加，故并非涉他合同。
正如上文界定涉他和同概念时指出的那样，合同转让也只是当事人的更替或增加，并不曾单向地为新介入合同的当事人增减权利义务，需要新介入者的同意，也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涉他合同。
综上，合同法总则并无涉他和同的规定。
三、我国合同法分则规定了哪些涉他合同
合同法分则究竟规定了哪些涉他的有名合同，笔者拟作简要分析。
1、买卖合同、公用电、水、气、热力合同及赠与合同原则上均不存在渉他性，通常不可能成为涉他合同。然而依德国法中“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理论，这些合同及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均可能是涉他合同。但就我国的合同法立法及其他相关立法，此类纠纷通常均是依侵权规则进行诉讼的。且由于仅侵权诉讼可得主张精神抚慰金，故选择合同之诉不仅面临立法瓶颈，而且从赔偿的利益得失而言，也非上策。就此而言，涉他合同在这些合同领域勃兴的可能性较小。
2、借款合同原则上也无渉他性，但与借款合同联系最为紧密的担保合同却会给其增添几分渉他性色彩。担保合同设立的目的在第一债务人，也就是主债务人不承担清偿责任时，由担保人来承担，此合同的设立也是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但担保人的担保义务的产生显然不是来源于主合同，而是从合同本身，故无论主合同还是担保合同均不是涉他合同。
3、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有 “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以致不少人误以为租赁合同是涉他合同，因为该租赁合同为合同签订后的房屋购买人设定了不得擅自解除租赁合同的义务。这实际上是赋予租赁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适应当今债权物权化的趋势。那么此租赁合同是否为利他合同的一种呢？笔者以为，此种合同虽然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但不是利他合同，因为不破租赁义务的产生与其说是基于租赁合同，毋宁说是合同标的物房屋本身所负担的权利瑕疵。这突出表现为租赁合同中仅房屋租赁合同有此种特别规则。
融资租赁合同依据合同法第237条、第239条的规定似乎是两个合同的简单拼凑，但依第240条的规定则融资租赁合同即只是一个合同，如此理论，则融资租赁合同仅是一个涉及三方当事人的单一合同，根本无渉他性可言。
4、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合同都规定承揽人可将非主体工程交由第三人完成，只是后者强调必须征得发包人的同意。合同法虽不曾明确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但却明确了发包人的直接请求权，当属涉他合同。
5、运输合同中的非签约承运人依合同法第313条规定显然属于涉他合同。我国合同法关于多式联运合同规定似乎无渉他性，但很明显多式联运合同的收货人可直接向最后的承运人主张权利。就此而言，多式联运合同显然是涉他合同。但由于合同法第321条的规定，这一结论似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6、技术合同涉及第三者主要情形似乎都可以依侵权规则处理，适用涉他合同的可能性较小，笔者认为技术合同不可能成为涉他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涉及的主要是代理的法律关系，原则上无涉他性。但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则具有明显的涉他性，系委托合同中典型的涉他和同。行纪合同中有争议的可能是合同法第418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且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合同对委托人发生效力。就此而言，行纪合同似乎系涉他和同。但因此处合同涉他性却与上述合同的涉他性的方向相反，实则系买卖合同所发散的涉他性，而非行纪合同产生的涉他性，故行纪合同无涉他性。“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据此居间合同的第三方支付居间人报酬的负担即为居间合同的涉他效力，故提供媒介服务的居间合同系涉他和同。
（1） 参见冉昊《论涉他合同》，载于中国法学网www.iolaw.org.cn “学者专栏”。
（2） 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P388，（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
（3） 参见周菊《试析第三人利益合同》，载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P48。
（4）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P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 同（3）。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P61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参见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P155， 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8）参见肖峋、魏耀荣、郑淑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论（总则）》P237－239。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9）参见 尹田《论涉他契约——兼评我国新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之规定》，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P40-43。
(10) 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修订版第三辑P411，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㈤ 我想写篇关于“无因管理”的法律论文，有识之士帮帮忙
无因管理的法律特征
1、无因管理的主体包括管理人与本人，区别于其他一般民事主体。一般民事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而无因管理的主体则无此限制，只要能从事一定的事实行为即可。任何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都可成为无因管理的民事主体，即只要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均可成为无因管理的主体。
2、无因管理是一种事实行为。无因管理为一种法律事实，是产生无因管理之债的法律上的原因，基于无因管理产生的无因管理之债是法定之债，此债的关系的内容是由法律直接规定，而非当事人约定的。无因管理属于法律事实中与人的意志有关的人的行为事实，无因管理事实的构成以事务管理的承担为准。无因管理属于事实行为，但无因所管理的事务，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
3、管理人没有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对于本人须无法律上的义务，既没有法定的义务，也没有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这是无因管理的最基本特征。
4、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管理人在进行管理时，其管理的对象是他人的事务，目的是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
5、补偿性。管理人对本人的请求权仅限于必要的管理费用支出的补偿，而没有报酬请求权。
无因管理的法律意义
首先，倡扬和肯认社会互助的道德追求。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者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为本人管理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干预本人私人事务，是一种侵权行为。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相依的，需要互相帮助。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维护“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的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倡扬和肯定人类互助精神，追社会之和谐，从而设定无因管理制度，规范人们行为。其次，无因管理制度经济上的意义。无因管理，是因本人的利益可能要遭受时，管理人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而实施的管理行为。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不仅可以避免本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同时可以使社会整体利益免受损失，具有经济意义。再次，确认无因管理的合法性。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而为本人管理事务，利于本人，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与本人间产生法定之债，确认了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排除了管理人行为的侵权性，具有违法阻却的法律效果。最后，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无因管理制度规定了管理人与本人的法律关系是法定之债的关系，管理人因管理行为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向本人请求偿还。在管理过程中，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本人的利益而进行管理，有时往往要支出一些必要的费用，甚至管理人要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如果这些费用或者损失得不到一定的补偿，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不能形成权利义务的对等，体现不了公平性。
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1、主观要件
无因管理的构成在主观上须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即管理意思，是指以其管理行为所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他人的意思。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有“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一文，其中的“为”字即说明管理人之管理事务，在意思上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这种管理意思，就是在管理人主观上，使管理或者服务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归属于本人。区别于代理行为，代理行为的法律行为效果，直接作用于本人。即使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所产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本人，也成立无因管理。如果管理人没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则构成侵权行为。“为他人”的判断标准，是依社会通常客观标准，就是以本人事实上受益为准。同时，为他人管理的意思与为自己管理的意思可以并存。例如修理邻居快要倒塌的房屋，既为邻居，也可以使自己免除危险，也可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对于本人是谁，没有认识的必要，即使对于本人认识错误，对于真实的本人依然成立无因管理。
2、客观要件
（1）、管理他人事务管理行为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管理，就是处理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为是为本人谋取利益，因此管理行为不仅包括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的行为（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第二版第75页）。笔者认为，无因管理的管理行为仅限于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不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的管理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一语，概定了管理行为的范围。管理行为仅仅是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不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将管理行为范围扩大到为本人取得新权利，无限扩大了管理人的行为范围，干涉了本人的私人事务。管理人进行管理的事务须为他人满足生活需要的事项。事务应为积极的事务，单纯的不作为，则不能成为无因管理的事项。管理的事务，可以是经济的事务，也可以是非经济的事务，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管理者”一段，即可明了。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可以是继续的行为，也可以是一时的行为。但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如有的为病人祈祷、为朋友介绍恋人；违法行为，如为盗窃分子保存赃物；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不能作为无因管理的事项。
无因管理的事务必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务。他人的事务依据事务的性质，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三种：客观的他人事务、纯粹的自己事务和中性的事务。如我国台湾郑玉波。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两种：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如我国台湾王泽鉴、我国大陆学者洪学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细化，将他人的纯粹的自己的事务也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研究。中性的他人事务与主观的他人事务在概念上是一致的。
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对他人所有的房屋予以修缮；对落水的人进行救助；对失火的房屋的抢救等。管理客观的他人事务足以成立无因管理。
主观的他人事务（亦称中性的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并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如何判断为他人事务，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对于中性事务，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客观上无从判断，应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定之，因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而成为他人事务（王泽鉴着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37页）。但管理人的主观意思是内在的，对于本人来说无从判断，在诉讼实践上无法操作。大陆学者洪学军认为，如何判定是否属于主观的他人事务，不能仅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而须依其行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结果之归属，客观地加以决定。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如为自己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自己事务（西南政法大学，洪学军，2004年10月16日发表的《无因管理制度研究》）。后者的观点，是务实的，便于实际操作。纯粹的自己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房屋，清偿自己的债务。管理人在管理中管理自己的事务当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主观上认为管理人所作出的管理行为是为他人的管理，为误信管理，因实际上最终利益的归属属于管理人自己，管理人与本人主体的合一，也就没有了他人之存在。
（2）、无法律上的义务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一语，明确了构成无因管理的一个重要客观要件，就是管理人无法律上的义务。法律上的义务包括法定的义务和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管理人与他人签有代理、雇佣、承揽合同时，管理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合同关系确定，管理人与他人不能构成无因管理关系。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虽然对其财产和人身进行了管理义务，还有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但这些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但是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可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应依客观判定。
㈥ 谢谢你的回答哈~不好意思，再麻烦你民法你们都用的什么教材呀\(^o^)/~
我基本不看本校发的教材。经大家总结以下民法书值得看
民法总论：大陆：梁版慧星《民法权总论》，台湾：王泽鉴《民法总则》，郑玉波《民法总则》
物权法：大陆：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崔建远《物权法》，台湾：王泽鉴《民法物权》
债总：台湾：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大陆：崔建远《合同法》，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
婚姻法：不清楚那本较好。
知识产权法：吴汉东《知识产权法》。
参考：大陆：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李锡鹤《民法院理论稿》（这部书水平甚高，基本推翻传统民法理论，若为研究方可一读）台湾：谢在全《民法物权论》，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以及史尚宽、邱聪智、林诚二、（日）我妻荣，（德）梅迪库斯等等非大陆学者著作。。。。。。
剩下的书（尤其是大陆本土出品），即便是作者听上去很有名，也不可靠了。。。。。。
㈦ 无因管理是事实行为。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为避免造成损失（损失既包括自己也包括他人，或者仅为他人）,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法律事实。管理他人事务的人，为管理人；事务被管理的人，为本人。无因管理之债发生后，管理人享有请求本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的债权，本人负有偿还该项费用的债务。 无因管理是一种法律事实，为债的发生根据之一。无因管理之债的产生是基于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意思。
主观要件
无因管理的构成在主观上须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即管理意思，是指以其管理行为所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他人的意思。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有“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一文，其中的“为”字即说明管理人之管理事务，在意思上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这种管理意思，就是在管理人主观上，使管理或者服务行为所产生的利益，归属于本人。区别于代理行为，代理行为的法律行为效果，直接作用于本人。即使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而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如果所产生的事实上的利益，归属于本人，也成立无因管理。如果管理人没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则构成侵权行为。“为他人”的判断标准，是依社会通常客观标准，就是以本人事实上受益为准。同时，为他人管理的意思与为自己管理的意思可以并存。例如修理邻居快要倒塌的房屋，既为邻居，也可以使自己免除危险，也可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对于本人是谁，没有认识的必要，即使对于本人认识错误，对于真实的本人依然成立无因管理。
客观要件
（1）、管理他人事务管理行为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管理，就是处理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为是为本人谋取利益，因此管理行为不仅包括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的行为（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第二版第75页）。笔者认为，无因管理的管理行为仅限于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不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的管理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一语，概定了管理行为的范围。管理行为仅仅是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不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将管理行为范围扩大到为本人取得新权利，无限扩大了管理人的行为范围，干涉了本人的私人事务。管理人进行管理的事务须为他人满足生活需要的事项。事务应为积极的事务，单纯的不作为，则不能成为无因管理的事项。管理的事务，可以是经济的事务，也可以是非经济的事务，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管理者”一段，即可明了。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可以是继续的行为，也可以是一时的行为。但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如有的为病人祈祷、为朋友介绍恋人；违法行为，如为盗窃分子保存赃物；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不能作为无因管理的事项。
无因管理的事务必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务。他人的事务依据事务的性质，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三种：客观的他人事务、纯粹的自己事务和中性的事务。如我国台湾郑玉波。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两种：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如我国台湾王泽鉴、我国大陆学者洪学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细化，将他人的纯粹的自己的事务也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研究。中性的他人事务与主观的他人事务在概念上是一致的。
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对他人所有的房屋予以修缮；对落水的人进行救助；对失火的房屋的抢救等。管理客观的他人事务足以成立无因管理。
主观的他人事务（亦称中性的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并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如何判断为他人事务，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对于中性事务，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客观上无从判断，应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定之，因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而成为他人事务（王泽鉴着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37页）。但管理人的主观意思是内在的，对于本人来说无从判断，在诉讼实践上无法操作。大陆学者洪学军认为，如何判定是否属于主观的他人事务，不能仅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而须依其行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结果之归属，客观地加以决定。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如为自己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自己事务（西南政法大学，洪学军，2004年10月16日发表的《无因管理制度研究》）。后者的观点，是务实的，便于实际操作。纯粹的自己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房屋，清偿自己的债务。管理人在管理中管理自己的事务当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主观上认为管理人所作出的管理行为是为他人的管理，为误信管理，因实际上最终利益的归属属于管理人自己，管理人与本人主体的合一，也就没有了他人之存在。
（2）、无法律上的义务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一语，明确了构成无因管理的一个重要客观要件，就是管理人无法律上的义务。法律上的义务包括法定的义务和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管理人与他人签有代理、雇佣、承揽合同时，管理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合同关系确定，管理人与他人不能构成无因管理关系。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虽然对其财产和人身进行了管理义务，还有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但这些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但是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可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应依客观判定。
㈧ 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1）、管理他人事务管理行为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管理，就是处理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为是为本人谋取利益，因此管理行为不仅包括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的行为（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第二版第75页）。笔者认为，无因管理的管理行为仅限于保存、利用、改良等处分行为，而不应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的管理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一语，概定了管理行为的范围。管理行为仅仅是为避免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而不包括为本人新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将管理行为范围扩大到为本人取得新权利，无限扩大了管理人的行为范围，干涉了本人的私人事务。管理人进行管理的事务须为他人满足生活需要的事项。事务应为积极的事务，单纯的不作为，则不能成为无因管理的事项。管理的事务，可以是经济的事务，也可以是非经济的事务，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75条规定“管理人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上之急迫危险而为事务管理者”一段，即可明了。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可以是继续的行为，也可以是一时的行为。但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事项，如有的为病人祈祷、为朋友介绍恋人；违法行为，如为盗窃分子保存赃物；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须经本人授权方可实施的行为，不能作为无因管理的事项。
无因管理的事务必须是他人的事务，而非管理人的事务。他人的事务依据事务的性质，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三种：客观的他人事务、纯粹的自己事务和中性的事务。如我国台湾郑玉波。有的学者将它分为两种：客观的他人事务和主观的他人事务。如我国台湾王泽鉴、我国大陆学者洪学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细化，将他人的纯粹的自己的事务也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研究。中性的他人事务与主观的他人事务在概念上是一致的。
客观的他人事务，是指依事务的性质，当然属于他人的事务，如对他人所有的房屋予以修缮；对落水的人进行救助；对失火的房屋的抢救等。管理客观的他人事务足以成立无因管理。
主观的他人事务（亦称中性的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特定人并无当然的结合关系，须依管理人的意思以决定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如何判断为他人事务，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对于中性事务，是否属于“他人”事务，客观上无从判断，应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定之，因管理人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而成为他人事务（王泽鉴着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37页）。但管理人的主观意思是内在的，对于本人来说无从判断，在诉讼实践上无法操作。大陆学者洪学军认为，如何判定是否属于主观的他人事务，不能仅依管理人的主观意思，而须依其行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结果之归属，客观地加以决定。例如购买物品系为他人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他人事务，如为自己利益之意思而为，则为自己事务（西南政法大学，洪学军，2004年10月16日发表的《无因管理制度研究》）。后者的观点，是务实的，便于实际操作。纯粹的自己事务，是指事务在性质上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务。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房屋，清偿自己的债务。管理人在管理中管理自己的事务当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管理人主观上认为管理人所作出的管理行为是为他人的管理，为误信管理，因实际上最终利益的归属属于管理人自己，管理人与本人主体的合一，也就没有了他人之存在。
（2）、无法律上的义务
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一语，明确了构成无因管理的一个重要客观要件，就是管理人无法律上的义务。法律上的义务包括法定的义务和约定的义务。管理人依约对于本人负有义务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管理人与他人签有代理、雇佣、承揽合同时，管理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合同关系确定，管理人与他人不能构成无因管理关系。管理人对于本人依法负有义务时也不能成立无因管理。如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虽然对其财产和人身进行了管理义务，还有消防队员的救火行为，但这些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但是管理人虽负有法律上的义务，如超过其义务范围而处理事务时，就其超过部分，仍属于无义务，可构成无因管理。管理人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应依客观判定。
㈨ 承揽活动中的侵权行为与责任
内容提要: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具有行为人与责任人相分离的特征,但又不同于雇主决定了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责任的承担上,定作人应与雇主承担相同的责任。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明确地规定此种责任。
关键词: 定作人/承揽人/承揽合同/替代责任
定作人是承揽合同中的当事人之一,在承揽合同中完成工作并将工作成果交付给对方的一方当事人为承揽人,接受工作成果并向对方给付报酬的一方当事人为定作人。由于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独立地完成主要工作,因而承揽人在进行承揽事务过程中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原则上应由自己承担侵权责任,定作人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承揽人的工作受到定作人的控制、指挥或者所承揽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定作人应当对承揽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在英美法上也叫作“非代理责任”。[1]此种责任,最早确立于英美法,后来被日本民法典吸收,随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对此未作出规定,直到2003年12 月最高院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0条中才明确作了规定。然而,由于本条规定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进行深入探讨,以便为我国未来侵权法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定作人侵权责任的特征与性质
（一）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指承揽人依据承揽合同在执行承揽事务过程中,因执行定作人的有过失内容的定作或指示而不法侵害第三人的权利,造成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应当由定作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即承揽合同关系,这是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前提。所谓承揽合同,依据《合同法》第251条的规定,是指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正是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基于公平正义和利益衡量的考虑,要求定作人对承揽人给第三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2. 侵权行为是在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过程中发生的。执行承揽事务,也就是完成承揽事项。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完成承揽事项的行为,超出承揽事项范围的行为,定作人不承担责任。如果承揽事项已经完成,并已交付工作成果给定作人,此时因工作成果的原因导致第三人损害的,虽然应由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但不属于本文所指的侵权责任,而属于一般的侵权责任。
3. 这种行为侵害的是承揽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民事权利,而不是承揽人或定作人自己的权利。[2]如果因承揽人的行为导致承揽人或定作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应依一般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决定之,定作人不对此承担侵权责任。
4. 行为人与责任人相分离。造成损害事实的直接行为人是承揽人而不是定作人,是承揽人在执行承揽事项中,以自己的行为造成第三人的损害,但侵权责任的承担者是定作人,定作人为有过失的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5.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不同于雇主的替代责任。虽然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代人受过,甚至在有些国家定作人的责任可以适用雇主责任的规定,但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 （1）虽然二者在责任人和行为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法律关系,但是前者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后者则是一种雇佣合同关系； （ 2）虽然都是代人受过,但是雇主的替代责任是一种常态,是原则；而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则是一种例外,也就是说定作人原则上不对承揽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只有在例外情形才负责； （ 3）雇主的替代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否则就不是一种典型的替代责任,而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有时是过错责任,有时则为无过错责任。
（二）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性质
关于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法律性质,需要从以下问题着手进行讨论:
1.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还是一种一般侵权责任？多数学者认为,定作人的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一是各国法律对此大都有特别规定；二是此种责任在本质上是一种代人受过,也就是说,本来属于承揽人的行为所致的损害,但却由定作人为之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有的学者将之归类为准侵权行为[3],也有的学者直接将其纳入特殊侵权行为类型中 [4]。但日本的学者大多认为定作人的责任并非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而是一种一般侵权责任。[5]还有的学者则区别情况,分类定性,认为定作人有两重责任,即就自己之过失行为负责者,为一般侵权行为责任；就承揽人因执行定作人有过失之承揽事项,而因承揽人之过失所加于他人之损害者, 负特殊侵权行为之代理责任（替代责任） 。[6]对此,笔者认同之。
2.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一种自己责任,还是一种替代责任？侵权责任依照是否是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可分为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两种。所谓自己责任,即是对自己实施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此种责任在侵权法理论上称之为“对自己加害行为的侵权责任”,大多数的侵权行为属于此类；所谓替代责任是指对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 最为典型的替代责任就是雇主对雇员因执行职务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而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定作人的侵权责任属于上述哪一种？本文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别不同情形的责任来确定。定作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概括言之,不外乎两种:一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时定作人对此有过失的,此时定作人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属于自己责任。比如,因为定作人的指示存在过失、定作人选择了不能胜任此项工作的承揽人或者根据工作的性质随时提请承揽人注意而没有提请注意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定作人是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对承揽人的过错承担责任。[7]二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时定作人没有过失的,定作人对受害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就属于替代责任,是代人受过。此种责任情形主要有:其一,承揽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即使定作人不存在任何过失,定作人也应对由此发生的损害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其二,定作人对受害人负有法定的保护义务（或不得转移的义务） ,例如承运人对旅客所承担的安全运输的义务、铁路将其铁轨适当地加以封围的义务、市政府保持其街道得到维修的义务、确保交叉路口安全的义务、不堵塞高速公路的义务、确保房地产安全而不损害商业来访者人身健康的义务、根据契约予以维修的义务等,这些义务可以由自己亲自履行,也可以通过契约交由其他人履行,但是,如果其他人未履行此种义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仍然由定作人承担赔偿责任。[8]
3.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还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如前所述,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有的属于自己责任,有的属于替代责任,如果属于自己责任,就是一种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问题的是,当定作人的责任属于替代责任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关于替代责任的归责原则,各国的立法、判例不尽相同。英美法倾向于严格责任,认为是一种“严格的非代理责任”。德国的立法采取过错推定责任,法国在理论上将雇主的替代责任分为两个方面,即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和危险责任。[9]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虽然仿照德国实行过错推定原则,但比德国又进一步,即依据其民法典第188条第2项的规定,当雇用人反证推翻自己的责任后,法院尚得因被害人的申请,斟酌雇用人与受害人的经济情况,令雇用人承担一部或全部赔偿。有学者认为,这已经接近于英美法上的严格责任了,但还不够,还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法律感情,亦不足以适应现代社会经济之状况,因而主张应明确规定严格责任为宜[10]。本文认为,当定作人的责任属于替代责任时,应适用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原则,原因在于:第一,替代责任是指代负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而非就自己之行为负责,所以论其性质,系属无过失责任；第二,当定作人承担替代责任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更具合理性。尽管在理论上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有主张“控制与监督”说者,有主张“公共政策”说者,还有主张“注意义务”说者,其实“替代责任理论并非源于任何极其清楚的、具有严密逻辑的法律原则,它实际上源于社会的安排和便利以及朴素的正义”[11]；第三,我国有学者认为,替代责任采取严格责任理论与雇员的过错责任难以协调,即当雇员的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时,如果雇员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自己的责任时,雇主因为承担严格责任而仍然要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这是不符合侵权法的基本原则的[12]。在笔者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替代责任是就他人的侵权行为负责,如果他人的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者说不构成侵权行为,替代责任人当然也无需就他人的侵权行为负责,根本不存在雇员没有责任而雇主却代他承担责任的问题。
二、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其责任承担
（一）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1. 须是责任人与行为人处于特定的承揽合同关系中。在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中,实际加害人与责任人是分离的,但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责任人可以对任何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必须是相互之间处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才有承担责任的必要,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就是承揽合同关系。在实践中,有时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不十分明朗,很容易导致责任的认定出现偏差。因为存在雇佣关系时,雇主通常要为雇员的行为承担替代责任,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由雇员自己承担,但是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只是按照定作人的标准来完成工作,而不需要接受来自定作人的具体支配、控制和指示,具有独立性,因而在通常情形下定作人不对承揽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承揽人与定作人接近于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时,才由定作人对承揽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那么如何确定行为人的身份是雇员还是承揽人？在理论和实践中也没有一个普遍被人们接受的的标准,往往是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灵活决定,这些因素一般是: （1）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有明确规定的,按合同的规定予以确定,无合同规定时方可考虑其他因素； （2）受雇时间是长期的还是临时的？如果是长期固定的,则可能是雇员,一个临时工不能算作是雇员； （3）工作性质是日常的还是应急的？如果从事的是雇主日常的业务,则可能是雇员；如果被叫来处理一些临时事务则不算雇员； （4）该工人是否另有自己的雇主和业务？如果有,则很可能是独立的承揽人； （5）工作的地点在哪里？ 雇员必须在雇主规定的地方工作,但承揽人则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6）是谁提供工作的工具和设备？ 雇主肯定要为雇员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但承揽人一般是自备工具； （7）领取工资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次性的？雇员领取工资的时间和方式一般都比较固定,如一个月一次。但承揽人则比较自由,一般是一次性领取[13]。等等。
2. 须是承揽人在执行承揽事项中对第三人造成了损害。侵权责任的承担以损害的发生为前提,没有损害就没有赔偿[14]。对此要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第一,必须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如果与承揽事项无关的行为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则与定作人无关,定作人无需承担责任；第二,必须是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的行为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如果给自己造成了损害或者是给定作人造成了损害的,要么是自食苦果,要么属于违约责任或者一般人的侵权责任,而非此处的定作人责任问题；第三,必须是承揽人对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该行为虽然造成了第三人的损害但不构成侵权,或者虽然构成侵权但存在免责事由,也不会产生定作人的侵权责任问题；第四,承揽人的侵权责任可以是过错责任,也可以是无过错责任,只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且不存在免责事由,即为充实了本要件。在我国台湾民法学界,针对定作人的过失侵权责任是否以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时主观上存在过错为要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如果承揽人也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就与定作人构成了共同侵权,此时就无所谓定作人的侵权责任问题；二是肯定说,认为仅有定作人的过失而无承揽人的过失,无异于定作人以承揽人为工具而自为侵权行为,此时也不属于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了。由于肯定说与否定说都有道理,所以有些学者就干脆认为台湾民法第189条的规定不过是一种提请注意的规定,而没有实质意义,因为无论有无过错均可归结到共同侵权和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中。[15]史尚宽先生则认为,承揽人是否须有主观的责任要件,因定作人承担的是独立责任（就自己的加害行为负责）或代理责任（替代责任）而不同。当定作人承担独立责任时,无须承揽人有过失,因为定作人不是就承揽人的行为而负责,而是就自己的侵权行为负责,只需有客观的违法要件为已足；当定作人承担代理责任时,是否需要承揽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则应以承揽人构成侵权行为的要求为已足,因为此时定作人是对承揽人的侵权行为负责。本文赞同史尚宽先生的观点,因为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无论是自己责任还是替代责任,都有其独立的构成要件,至于承揽人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只能影响到承揽人执行承揽事务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与定作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要件无关。
3. 须是承揽人依据定作人的定作或指示执行承揽事项。定作人的地位虽然与雇主的地位相类似,但是承揽人则与受雇人不同,因其执行承揽事项,原则上是独立自主的,并不受定作人的指挥和控制。虽然我国《合同法》第260条规定了定作人监督的权利,即“承揽人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但“定作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这里的“监督检验”主要指的是监督、检验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的质量和进度等,包括防止承揽人违反合理工序及偷工减料的行为,而不具有雇主对于雇员的那种管理、支配和指示的权力[16],所以承揽人对于定作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因而承揽人因执行承揽事项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时,定作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定作人对承揽人行使了事实上的指示或控制权力时,承揽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丧失了独立性,非常接近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此时承揽人就无法控制该行为的风险了。在这种情形下,基于公平正义以及风险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要求,应由定作人向受到损害的第三人承担责任。当然,如果承揽人在执行承揽事务时,并未按照定作人的指示或要求进行,就不会存在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了。
4. 须是定作人的定作或指示存在过失。此所谓“定作”是指工作自身的性质而言,所谓“指示”是说指示工作进行的方法而言[17]。当定作人对承揽事项自身性质或指示工作进行的方法有过失时,即有可能构成定作人的过失侵权责任。依据判例和学说,下列情形属于定作的过失:第一,定作的事项违法,如未经市政部门许可在道路上挖掘深沟；第二,该事项虽不违法,但有侵害他人权益之危险,如明知在自己土地上深挖地基可能导致邻居房屋倒塌,而仍然将该工程发包；第三,定作人明知承揽事项存在危险,但不告知承揽人,如某医院明知其垃圾中有SARS病毒,但未告知处理垃圾的承揽人,听任其按照通常做法处理。[18]第四,明知承揽人不能胜任此项事务而偏偏选派其完成该项事务,如选派没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公司承揽该项工程。指示的过失是指定作人对承揽人的具体行为所发出的指示存在过失,例如在闹市中要求出租车司机高速行驶等。定作或指示存在过失,可以是积极的作为,如命令违章作业,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如承揽事项明显有危害他人的可能却不向承揽人提示预防措施而任其进行。
5. 须损害之发生与定作人的过失具有因果关系。定作人于定作或指示虽有过失,而承揽人执行承揽事项未依其定作或指示时,则他人因执行承揽事项所受之损害,与定作人的定作或指示并无因果关系,定作人自不负过失侵权责任。
上述五项要件中,如果定作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则须全部具备五个要件,如果定作人承担的是无过失责任,只须具备前三个要件即可。在举证责任上,须由受害人承担。
（二）定作人侵权责任的承担
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要件具备后,应当如何承担责任？我国大陆有学者认为,定作人的责任应当区分以下几种情形确定:第一,如果定作人具有全部过错,而承揽人的行为毫无过错,构成了典型的替代责任,应由定作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二,如果定作人和承揽人都有过错,则构成了共同侵权,应由定作人和承揽人连带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如果定作人对第三人的损害毫无关联,定作人不承担责任,而由承揽人单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9]。
本文认为,我国大陆部分学者的主张,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在第一种情形,实际是定作人就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根本不是替代责任,更何况替代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在第二种情形,如果构成共同侵权,各国的立法就没有必要专门就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进行规定,而直接适用共同侵权的规定就是了；至于第三种情形,与定作人的侵权责任无关,法律更无明确规定的价值。所以,这种主张不能成立。笔者以为,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要件具备后,应由定作人向受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承揽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应与定作人连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后,可以向承揽人追偿。
三、对我国未来侵权法中确立定作人责任的建议
我国未来侵权法应当明确规定定作人的侵权责任,让处于优势地位的定作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体现了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而且有助于定作人能够积极采取预防损害事故发生的措施,从而避免或减少损害事故的发生,同时也有利于督促定作人投保责任险,向社会转移风险,增加受害人获得赔偿的可能性。
在立法体例上,本文结合我国的司法解释及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未来侵权法中定作人侵权责任的如下条文建议:“承揽人在完成承揽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承揽人有过失,或者违反法定不可移转的义务的,应当对受损害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承揽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应当与定作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定作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承揽人追偿。”
注释:
[1]徐爱国:《名案中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
[2]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3]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 - 205页。
[4]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 - 162页;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册) ,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305 - 307页。杨立新:《侵权法论》(上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 - 436页。
[5]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6]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7] William L. Prosser , Law of torts , 4 th ed , West Publishing Co , p. 470.
[8]张民安:《雇主就其雇员的行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 ,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8 - 114页。
[9]同注8。
[10]王泽鉴:《雇用人无过失侵权责任的建立》,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 - 35页。
[11] Inperial Chemical Instries Ltd v. Shatwell [ 1965 ] A. C. 656. 685.
[12]张民安:《雇主就其雇员的行为所承担的侵权责任》,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2卷) ,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68 - 114页。
[13]李亚虹:《美国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1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
[15]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 - 314页。
[16]张新宝:《侵权责任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17]杨立新:《侵权法论》(上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18]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1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