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司法公正
1.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什么的办案机制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办案机制。
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建立公正、高效、廉洁的办案机制，确保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冲毁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无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切实防止利益输送，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简介：
司法没圆机关枯判塌（judicial branch）是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依法成立的行使相关国家职权的司法组织。中国的司法机关在狭义上专指人民法院，广义上还包括人民检察院。
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早在西周时期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
2. 西周时期只用于有罪贵族和官员的刑法是
西周时期只用于有罪贵族和官员的刑法是鞭刑。
鞭刑，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鞭刑做为有实体文字记载的刑罚，则出现在西周中期。
西周的鞭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关于鞭刑的行刑工具和行刑的部位。
行刑的工具是荆条，行刑的部位是背部。
二、西周鞭刑的适用对象。
《尚书.舜典》说:“鞭做官刑”；《尚书.孔传》载:鞭是“治官事之刑”；马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载:鞭是“办治官事者之刑”；朱熹认为它是“官府之刑”。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鞭刑与官府、官吏有关。因此西周的鞭刑可以称作治吏刑。
三、鞭是从刑，鞭扑不分。
西周的鞭刑实与扑刑无异，是一种用以为教的扑刑，是一种最轻的刑罚。其实西周鞭刑名为“鞭”是为“扑”，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犯罪而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刑罚，因此，又可以称作官刑或教刑。
四、除了做为主刑附加刑以外，还可用作刑讯拷囚。
参考资料:摘自张秋华《中国古代鞭刑考》
3. 六安国始祖：皋陶，制定刑法与教育 以正直闻名
人物生平
出身
舜因皋陶生于曲阜(一传为山西洪洞县皋陶村人)，皋陶姓嬴（汉朝始误作偃姓），被大禹选为继承人，意外死亡，皋陶之子伯益继承之位。后来改李姓。约公元前2170年，皋陶卒，葬之于六（Lù），后代封地为皋城(今安徽六安市)。李唐皇朝认皋陶为李姓始祖，唐玄宗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其为“德明皇帝”，即“大唐德明皇帝”，简称“唐德明帝”生于山东曲阜，亡于皋城(今安徽六安市)。兆旦前
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高阳氏的皋陶与高辛氏的契、后稷共同辅佐尧、舜、禹，成为中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
在舜、禹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即司法长官。皋陶被聘任为掌握刑法的官后，又被禹选为继承人，并协助禹处理领导事务。皋陶在禹之前先死了，而未能继位。皋陶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
立法
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五刑处于辅助地位，对于有过激行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要先晓之以理，不听教化，再绳之以法。“五教”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在教育人们懂得并恪守最基本的几种关系，使人们彼此亲睦，互相谦让，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实现一个没有犯罪行为的和谐社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舜盛赞皋陶：“汝作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五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 德法结合 ，即道德与法律结合、德治与法治结合，“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二是 民本思想 ，即强调重民、爱民、惠民，关注民生，听取民意，“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等即说明此理；三是 司法公正 ，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终极目标，獬豸断狱的故事实质上是神化了皋陶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断案如神的司法活动；四是 天人合一 ，皋陶所言“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等是告诫人们要遵循天道，自然之理。
晚年
皋陶帮助夏禹当上了中原华夏的大领袖。禹继帝位后，为了尊重禅让制度，推举皋陶当继承人，并让他全权处理政务。大禹继位后，江淮诸国对禹有不满情绪，他多次巡视江淮，宣讲大禹功绩：“身执耒锸，以为民先”，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一心为民排除水患，使民迟态安居乐业。终使淮夷畏威怀德，一致拥戴大禹。皋陶为开创华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勋。但是，皋陶在禹帝死前就逝世了，传说活到106岁。皋陶的死，让禹又把帝位让给了伯益。
皋陶死后，葬于六，即今安徽六安市，这里古有皋陶墓，世人称之为公琴。
史籍记载
《虞书·皋陶谟》
《史记·楚世家》
《论衡》
《唐书·玄宗本纪》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
主要成就
制典
传说我国的第一部《狱典》就由皋陶制定，他把《狱典》刻在树皮上，呈给大禹，禹看后觉得很好，就让皋陶实施。
《狱典》归纳了杀害同伴就得服法而不在于用刑。
东汉《论衡·是应》有记载，汉代衙门里供奉皋陶像、饰獬豸图，后被传神话为“狱神”。
皋陶也是古六安国始祖，还是徐国国君的祖先，而且是古代东夷部落的首领之一。蓼国国君也有可能是皋陶的后裔。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又名皋陶村，以皋陶的官称和名字同时命名村子，这种形式很少见。
“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帝王世纪》）“繇，封之于皋，卒崩于皋。”（《钦定四科全书》）故六安古称皋城。皋陶墓收录于《中国名胜大辞典》。皋陶封地英、六，位于今六安、英山、金寨、霍山一带。皋陶后裔聚集于封地和舒城、潜山、庐江、巢县、霍邱、怀远、灵璧、泗县、凤台、亳县，广布于全国各地，江苏省盐城市现有皋姓2000多户。
皋陶英灵归宿之地的皋城子孙们，已把古皋城建设成现代化的城市，并重修了皋陶墓。我们祈盼皋陶陵园早日建成，高大的皋陶石雕像耸入青天，屹立在“天河”岸边，成为体现族清新皋城文化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向世人展现皖西皋陶文化的一道亮丽彩虹！
皋陶所创制的法律，极有逻辑，比如“五典五”“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简意赅，比如“昏、墨、贼，杀”等。所谓良法，不仅要有好的内容，更要有好的逻辑；立法过程中，要注重内在逻辑，强调其概括性，使得法律疏而不失，简便易行。这正是皋陶在法律上的成功之道。皋陶所言立意高远，皋陶所行正大光明，言行高度统一，所以民才信服。
执法
他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下。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舜在任命禹担任司空，治水的时候，禹万分辞让，推荐稷、契和皋陶担任这一职位。但是舜还是把这一职位交给了禹。舜对皋陶说：“皋陶，蛮夷侵扰华夏，坏人为非作歹，你就担任司法官（士），处刑要让人信服，流放罪分为不同等级，而远近不同。只有公正明允，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皋陶做了尧帝的理官，被赐嬴姓。其子孙后裔中以官为氏的，称理氏，后逐渐演变成李氏，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就自称姓李。
传说皋陶还使用一种叫獬豸的独角兽来决狱。獬豸类似羊，但只有一只角。据说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郢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纷纷逃离，至使天下太平。舜帝极为欣赏皋陶的成绩，他的后代被封于六，英等国。
文化
尧舜禹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谋划的。皋陶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部活动中所体现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形成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体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主导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起国家产生的基础。
皋陶文化的内容主要是：兴"五教"。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定"五礼"。五礼即"吉、凶、宾、军、嘉"。吉礼即祭祀之礼，凶礼乃丧礼，宾礼系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与联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间的聘享之礼，军礼为组织氏族、约束大众成军之礼，嘉礼为"饮食、男女"之礼。创"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钺、刀锯、钻笮、鞭扑"。甲兵，即对外来侵犯和内部叛乱的讨伐；斧钺，系军内之刑，属军法；刀锯，系死刑和重肉刑；钻笮，是轻肉刑；鞭扑，是对轻罪所施薄刑。皋陶在习惯法的基础上整合为"五刑"，无疑是一大进步，创我国刑法之始。立"九德"。九德即宽而栗（秉性宽弘而有原则）、柔而立（性情温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质朴而能尊贤）、乱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扰而毅（谦和而有主见）、直而温（正直而不傲慢）、简而廉（具大略而能务实）、刚而塞（果敢而不鲁莽）、强而义（刚强而不任性违理）。皋陶制订的"九德"，内涵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许多方面，是目前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最早考察、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亲"九族"。九族即部落联盟核心的亲属部落。部落联盟是一个松散组织，联盟的权威没有可靠力量作后盾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亲"九族"亦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安邦之道。
历代史籍记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皋陶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见，皋陶刑法是中国最早系统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开端。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发展而来。皋陶的“五刑”早于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为中国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为后世的法制起了典范作用。
他执法严谨，对过失犯罪者尽量宽恕，对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从严惩处，对罪疑者从轻处罚，在杀人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不伤无辜。他执法公正，“决狱明白”，“听狱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他注重教化，“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希望最终实现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的大治局面。
德政
从《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对皋陶言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皋陶讲道德、勇于担当、公正无私的政治形象；其次，从《尚书·皋陶谟》中，还可看出皋陶以人为本、谦抑、正直无私、民本的形象；而从《荀子》《淮南子》《牟子理惑论》等，又可以见到皋陶铁面无私，不怒自威的理性法官形象；再从《后汉书》《提牢备考》亦可见皋陶作为狱神而存在；最后，在《左传》三处涉及皋陶的故事中，又可发现人们对皋陶的无上崇敬和怀念，主要是因为他以德服人，制律简明扼要，执法公平。
皋陶的首要政治主张是实行德政。皋陶认为实行德政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品德修养。强调君主、群臣的修身应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为官者要具备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于卿大夫，以六德要求于诸侯，以九德要求于天子。以道德处理政务，大臣们就会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业就谋略实现。只有“知人善任”，举用德才兼备、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施恩惠于民。
民心之安，取决于君、臣之德。“皋陶迈种德，德，乃降。”皋陶墓东5华里处的“种德寺”， 就是后人为纪念皋陶教化民众播撒仁德种子而兴建的古遗址。“好生之德，治于民心”。由于皋陶卖力推行德政，身体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众宾服他，归附他，怀念他。从而开创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势。唐代著名诗人皮日修在《咎繇碑》文中评价皋陶：“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启。”“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皋陶总揽朝政，谋划了一系列的有关社会制度、习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兴“五教”，定“五礼”，设“五服”，创“五刑”，亲“九族”，立“九德”。这些重大举措全都付诸实施，建立了社会正常秩序，加强了部落、部族间的联系和融洽，为国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皋陶的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和发扬光大，创立了儒家理论学说，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治国基础理论。
作耜
皋陶作耒耜，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大禹治水，皋陶“功不在禹下。”《史记·殷本纪》引《汤浩》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皋陶佐禹治水，“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利用法律手段确保治水工程的胜利完成。乃于怀远涂山举行了治服水患的庆功盛典：“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淮夷的先民们不仅在农业方面先进于中原地区，而且在手工业中的制陶，生产工具的制造和金属冶炼技术等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皋陶高明的谋划和鼎力辅佐，使尧舜禹时代出现了繁荣盛世，迈进了“早期国家阶段”。
随之，夏王朝就应运而生了。皋陶文化，是源于东夷的农耕和礼乐文化，涵盖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皋陶制造的长鼓，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皋鼓”。至今朝鲜仍有一种高脚鼓和小腰鼓，都是皋鼓之类。朝鲜也是东夷的一支，故亦有这种皋鼓。皋陶创制的古龠乐器，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国经过多年研究论证，终于解开了古龠斜吹的千古之谜。刘正国的古龠乐器和吹奏技艺被国家批准为专利。2001年春，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的“回响八千年”民间管乐音乐会，刘正国应邀担任客席独奏。他展示的古龠“斜吹”绝技，将自汉代失传了的皋陶古龠首次重现于大雅之堂。
轶事典故
出生传说（此为大业，非皋陶）
很久很久以前，帝尧时代（公元前21世纪），今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现名皋陶村），帝少昊之女女修正当华年。她相貌美丽，勤劳善良。有一天，像往常一样，天方熹微，她便早早地来到家门口一棵巨大的黄连木下，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纺线织布。纺呀、织呀，女修始终沉浸在劳动的愉快之中。突然从东方飞来了一只巨大的玄鸟，栖落在黄连木上，吸引着女修好奇的观看。只见这只大鸟在树颠上下腾飞，振动着闪着灵光的翅膀，引吭高歌，好像在和女修倾诉衷肠。女修也似乎听懂了玄鸟话语，不住地点头，脸上漾起幸福的光芒。
日上三杆，玄鸟终于安静了下来，浮在黄连木上，用尽气力，分娩下一颗巨大的鸟蛋。女修眼疾手快，稳稳地接在手中，捧在心上。此时，玄鸟腾空而起，绕着黄连木飞了三圈，然后高叫一声，恋恋不舍，又飞回了东方。
女修捧着玄鸟蛋，望着玄鸟飞去的地方，好久、好久 女修回到家中，和谁也没有说起早晨发生的事。她把玄鸟蛋小心翼翼地供放在案头上，然后焚香沐浴，一切准备停当，她又把玄鸟蛋捧在手中，口中念念有词，颂祷了一注香的时间后，她奋力张开绣嘴，艰难地将玄鸟蛋和壳吞下。
时间一天天过去，女修的肚子也一天天增大。家人问起女修，女修什么也不说，照常纺线织布，脸上始终漾着幸福的光芒。 时间过去了二百八十多天，女修感到腹中躁动异常，便焚香沐浴，静静地躺在床上，玄鸟又从东方飞来，栖落在黄连树上，上下盘旋，引吭高歌，守望着女修的闺房。
傍晚时分，一阵剧烈的腹痛后，女修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只是这个婴孩相貌奇特，脸色泛青，嘴巴突起，像鸟喙一般，家中人都以为此子是个怪物，只有女修心中有数。她站起身来，抱着血气盎然的孩子，对着黄连木上的玄鸟躬了三躬，玄鸟大叫了三声，然后振翅而飞。
女修为孩子起名为繇（yáo），字庭坚。她精心地教养着繇，使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善辨是非的人。
皋陶造狱
皋陶主张“罚弗其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罚疑唯轻，功疑唯重。”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株连他的后嗣子孙；如果赏功，就应该世代不遗。对于过失犯罪的，即使严重一点也应该从宽处理；对于故意犯罪，他们也要从严追究；对于犯罪事实有不清楚的，处断一定要从轻；对有功于国的人，虽事实有可疑处也应该从优赏赐。这段话真是精辟入里，这一闪耀着朴素的辩证法光辉的刑狱思想，对于今天的法律工作者来讲，也是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的。
据说皋陶非常善理狱讼，当了士师后，遇上疑难的案子，就让神兽獬豸（独角兽）以角触不直者，独角兽顶了谁，谁就输了，官司。在皋陶的辅佐下，大禹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出现了一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因此禹决定把帝位传给皋陶，不料皋陶由于操劳过度，不幸过早地死去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盛赞皋陶的功绩：“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挚是伊尹，汤的贤相，咎繇即是皋陶。诗意是，成汤和夏禹都能和帮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相敬相合，伊尹和皋陶也能和他们的君主和衷共济。《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记载着大文豪孟轲的热情歌颂：“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诗仙李白也赋诗讴歌：“何不令皋陶拥彗清八极，直上清天扫浮云。”希望皋陶复出，扫尽天下一切罪恶和不平。
由于皋陶治狱功绩很大，影响深远，自古以来的监狱，都把他奉为狱神，建庙造像，不论狱吏还是犯人，都要向他顶礼膜拜。《泊宅篇》中就记载着：“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祀之，盖自汉已然。”
獬豸决狱
传说皋陶使用一种叫獬豸的独角兽来决狱。这种獬豸有点像山羊，但它只有一只角。据说它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
这一传说无法考证真假，但獬豸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受到历朝的推崇。史载春秋战国时期，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也戴着这种帽子。到了东汉时期，皋陶像与獬豸图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饰品，而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清朝时，监察御使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戴獬豸冠，穿前后皆绣有獬豸图样的补服。所以一直以来，独角兽都被当作历代王朝刑法和监察机构的标识。
皋陶作刑
“皋陶作刑”就是指在虞舜时期，将黄帝以来（即父系社会建立以来）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较为系统的修订，并在原来“象刑”的基础上，制订了劓、n、痢Ⅶ簟⒋蟊俚燃钢中谭＃为以后的奴隶制五刑奠定了基础。此外，还以流刑作为五刑的“宥刑”，鞭刑作为官刑，扑作为教刑，金作为赎刑。
人物评价
“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论衡》）
皋陶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圣”之一，史学界公认的“司法鼻祖”。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皋陶思想是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其主体“法治”和“德治”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着历史渊源关系。
皋陶的主要功绩：制定刑法和教育，帮助尧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独角兽獬豸治狱，坚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会和谐，天下大治。虽然史学家评价皋陶时莫衷一是，但作为“中国法律鼻祖”的认识，却是出奇的一致。
皋陶，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圣”，是舜帝执政时期的士师，相当于国家司法长官。皋陶又是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司法鼻祖”，他的“法治”、“德治”思想，与今天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着历史渊源关系，皋陶文化中的司法活动与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皋陶还被后人神话为狱神，他辅佐夏禹理政、治水和发展生产，并为融合夷夏和后来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相关争议
身世
实际上， 大业 与皋陶 并 不是 同一 个人 ：史书中仅仅是说“皋陶之子孙被封于英、六”，并未说其子为伯益；历史上的益、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个人。
姓名
皋陶别名庭坚：
《左传·文公·文公十八年》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P病睢⒋罅佟唇怠⑼ゼ帷⒅偃荨⑹宕铮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
《左传·文公·文公五年》载：“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郑玄注《论语》云：“皋陶为士师，号曰庭坚。”
杜预曰「蓼与六皆咎繇後」
此蓼国为皋陶后代之封国，已被考古所验证。庭坚即皋陶之名，亦说明皋陶乃颛顼帝之后，非是伯益之父大业。
故乡
传说，皋陶出生于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
家族关系
世系
<ol class=""custom_num" para-list="" list-paddingleft-1"="">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大业—伯益—大廉—衍曾—衍祖—衍父—中衍—轩祖—轩父—戎胥轩—中—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己—大骆—秦非子（秦国首任国君）—秦侯—公伯—秦仲—秦庄公—……—秦始皇（嬴政）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大业—伯益—大廉—衍曾—衍祖—衍父—中衍—轩祖—轩父—戎胥轩—中—蜚廉—季胜—孟增—衡父—造父—渠父—安父—梁父—莒父—奄父—叔带（赵国始祖）—明祖—明父—公明—赵成子（赵衰）、赵夙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颛顼—大业—伯益—若木（伯益次子）—昌曾—昌祖—昌父—费昌（费国始祖）
华胥氏—伏羲（配女娲）—少典—黄帝—昌意（黄帝次子）—颛顼—皋陶（李唐皇帝的始祖，也是天下李氏家族的得姓始祖，其子孙被封于英、六，此后世系不明）
后代
实际上， 大业 与皋陶 并 不是 同一 个人 ：史书中仅仅是说“皋陶之子孙被封于英、六”，并未说其子为伯益；历史上的益、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个人。伯益应该是大业之子。
古籍记载皋陶生三子，长子伯益（伯翳）能驯鸟兽，事虞，食于嬴（山东省莱芜市）；次仲甄，事夏，封六（安徽省六安市）；次封偃，（山东曲阜西）偃后俱食于楚。皋陶卒后其长子伯益封于少昊之墟，成为诸嬴之祖，后世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嬴政乃皋陶长子伯益之后，皋陶长子伯益原是舜的畜马官，因养马有功被赐于“嬴”姓，周孝王时，伯益之后又营养牲口被封“秦邑”，号称“秦嬴”。伯益后裔造父。周缪王时造文取骥之乘匹献缪王，王使造父御，攻徐偃王，破之。仍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赵城（山西洪洞县赵城镇），古造父之邑，赵姓始祖。次子，事夏，后封于六安。而英、六等姓为皋陶少子后；嬴姓和舒、徐、阮、江、黄、李、梁、赵、萧、费、莒等氏均为皋陶后裔。
后来禹又举荐皋陶的长子伯益为继承人。禹根据皋陶的品德和功劳而举他为继承人，并授政于他。但皋陶未继位即去世，禹便举荐其长子伯益为继承人，也授政于伯益，又封伯益与帝舜之女所生的儿子玄仲领江地（意思是凡有江水流经的地域皆为玄仲封地），还把费、英、六、偃等一带封给皋陶其他后裔；玄仲的江国和费、英、六、徐等方国形成庞大的嬴姓方国群，直到春秋时还大部分存在，后多为楚国所灭，秦楚因此成为世仇，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楚国成为被秦国攻略最多的国家。唐玄宗以李氏始祖皋陶为荣，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追封其为“德明皇帝”。
后代分称为皋陶氏、皋氏、陶氏、李氏、阮式等，皋陶是这些姓氏的得姓始祖。今六安城东有皋陶墓，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的秦国、赵国、江国、黄国、徐国、费国、偃国、英国、六安国、萧国、阮国、梁国、莒国等嬴姓诸侯国的贵族都是皋陶的后人。
人物陵墓
皋陶的墓冢遗存至今，在今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皖西大道北侧。
据《吕氏春秋通诠·审分览·君守》载：“今六安城东有皋陶墓”。皋陶墓位于六安城东7.5公里、六安至合肥公路北侧15米处，东北35米处为皋陶祠旧址。皋陶被孔子列为上古“四圣”之一，《史记·索隐》载：“六安国六安，咎后偃姓所封国”，故六安有皋城之称。皋陶墓为圆形土冢，周长97米，高6.2米，墓顶平面直径4米，上有黄连木一棵，形同华盖，墓前有清同治年（1869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手书“古皋陶墓”碑刻一块，碑高1.82米，宽0.92米。1981年公布为六安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入《中国名胜大辞典》。
4. 我国中国历史上各个地区发生过司法不公正开庭的案件有哪些
夏: 士
商: 司寇及正、史
西周: 司寇及土师、士
春秋: 司寇或司败
战国: 廷尉或廷理
秦内: 廷尉
两汉: 廷尉
三国至南容北朝: 廷尉
隋唐，五代,宋,明,清:
大理寺:卿,少卿,主簿
刑部:刑部尚书,
侍郎 御史台: 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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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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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里，以其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与世界其他法系相区别。中国古代创立的法官责任制度、御史监察制度、回避制度、死刑复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是古代司法中比较好的制度，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有的制度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纵观四千年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可以总结出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高度集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甚至时中国传统法制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法律出自皇权，并且用以维护皇权统治。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从萌芽、发展、成熟到瓦解，历时几千年，皇权至上的思想原则对其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其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实行个人独裁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审判官。从秦建立起封建专制的国家起，历朝历代，皇权至上既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从上到下，各阶层人普遍接受认同和信奉的观念。儒家学说以“三纲五常”作为最根本的伦常原则，其中“君为臣纲”是核心，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君权始终处于不可代替的中心位置。在立法方面，封建君主“口含天宪”，以自己的意志来立法，历代法律最终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司法审判领域，封建帝王掌握着臣民的命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从秦至清，皇帝一直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审级，掌握了一切大案要案的终审权。
从司法机关的设置上来看，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最终走向集权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司法制度上，我国古代司法机关从商周开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单一制的司寇或廷尉变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运行良好，但从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权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终被皇帝所控制；在审判上，司法机关成了御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难案件都要由皇帝亲自裁决，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终的审判权，皇帝还可以通过直诉、录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干预司法工作。此外，其他案件的审理也要定期向皇帝汇报。皇帝处理案件，既可以遵守现行法律，也可以权宜行事，置法律于不顾。由于皇帝掌握最终的司法审判权，这样一个案件直到皇帝的审判才算终审，因此没有例如现代的“两审终审”制度，案件逐级审转复核，没有终审限制。秦以前，一般案件均可由郡县司法审判机构自行处理结案，到两汉实行疑狱上报制度，在后来逐步演变为逐级审转复核制度，至明清完全成熟。案件由县级开始立案审理，但审结
后需要存档并登记在“循环簿”上，等待上级机关检查，对于重大案件则要直接上报，所以只有皇帝作为最高审判官，掌握最终司法审判权。因此中国古代司法的公正清廉与否并不决定于司法制度本身的优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王的英明与昏聩，司法秩序往往因人为因素而破坏，最终导致司法黑暗，这是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
（二）司法与行政混淆
司法行政合一，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又一显著特征。这一特征表现为：在中央机构中，皇帝不仅常常以自己的意志断案，破坏既定的“常法”，更是通过建立让许多行政、军事甚至内廷机构参与审判的体制，以制约审判机构可能出现的独立倾向，并使之完全听命于己。因此可以说，在集权制专制国家出现行政司法不分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我国历代司法机关都是从属于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朝廷的职能部门之一，而不具有独立性。从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从属于行政的。在中央，秦汉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这些司法机关都要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商周时，地方司法权由诸侯掌握，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虽然地方政府中也设有决曹（汉朝）、司法参事军（唐朝）等专职的司法官吏，但在审级上，下级要服从上级所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司法权始终没有独立。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机构设置中，为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存在着行政与司法的分工的话，在地方各级，皇权一统就直接表现为司法行政合一。地方长官就是同级司法审判官,司法断案也就是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不用在行政管理机构外另设司法机构去专门履行司法职能。如果协助断案有了差错，长官须自负其责。
应当说，这种地方官亲任司法审判职责的现象或者说司法行政合一的现象是不无原因的。一方面，这是司法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在古代，社会管理各领域分工不是很明显时，两者合一反而能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合一的特别之处并非是这种合一的形式本身，而主要在于这种形式的长期延续。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上面所提到的专制皇权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地方官吏只是皇帝在各地的代理人，或者说是以“君市爵禄，臣卖智力”为基础的皇权在各地的管理者，因此，他的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存在都只是取决于专制皇权在地方的需求。而前文已经分析过，专制皇权的最本质特征是对权力的垄断性，他不愿意也绝不可能许可地方各级出现行政司法相分离的二元结构，因为这实际上会妨碍自己意志的有效贯彻。于是，地方长官统领行政与司法就成了最顺理成章的体制，而刑名钱谷也就成为地方长官最重要的管理职任。
行政与司法审判的混同，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比如，以行政办法处理司法事务。因为，既然处理司法事务只是各级官吏管理职能的一种，或者说与行政职能混同，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常常混淆，不易也不必去区分，这就导致地方官员会倾向于以行政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司法事务。其不良后果就是导致职权主义、武断主义、轻视司法程序等等。再就是降低了司法官的专业素质。地方长官兼理司法事务，地方长官的法律素养决定了其司法案件的质量。由于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吏多采取荐举与科举选拔再经由皇帝任命的方式，而入选为官的重要标准多不包括法律素质，因此各级地方官法律素养普遍不高。中国在长达 2000 多年的以自
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不可能存在法治的土壤，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司法独立的价值奢望，司法只是行政活动中的一环。
（三）民刑部分
中国古代虽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简单区分，却始终未能形成现代司法制度意义上的民事、刑事的定义。所谓“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在立法上都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的区分，而是诸法合体，以刑为主，民刑掺和，实体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现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造成这种民刑不分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薄弱。由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商品经济生活的一般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现，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民法的发展状况。在中国古代，落后保守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束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始终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秦朝到清代的两千年间，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排除了任何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立法的可能性。在专制制度下，维护皇权与巩固国家是一致的，这是立法者的主要着眼点。至于私人之间的利益，则被视为“细故”，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保护矗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体制，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明清以来，推行禁海政策，严重地摧残了海外贸易和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商人也转而经营土地作为其更可靠的财力来源。
第三，人身依附关系长期存在。不能广泛提供法律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私人的平等”，而“私人的平等”恰恰是发展民事法律的重要条件。
第四，家法、族规对族内民事法律关系起着实际的调节作用。这些所谓的家法、族规实质上都是家族内部的习惯法，对于家族内的财产、继承、婚姻等民事法律关系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与国法相通，是国法的补充。
因为民刑就无从区分，因此更无从谈起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划分，基本是一套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古代很多婚姻财产问题都是靠刑事手段来解决的。如唐律规定，负债违契不偿的，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悔婚的，都要处刑。因此，古代的户婚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中国古代诉讼法没有专门的法典，但在唐律、明清律中都有诉讼方面的规定，如唐律中的斗讼，明清律中的诉讼、捕亡等等。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是为了维护特权统治阶级利益的，以刑代民也体现了其镇压民众、巩固统治的目的。
（四）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统治，是中国古代国家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孔孟之学为渊源的儒家学说跃居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了近两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并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
从汉代开始，随着儒家思想的确立和汉儒倡行说经解律，大开引礼入法的途径，到唐代礼法结合达到了高峰。《唐律疏议》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废，如“昏晓阳秋”往复无穷。礼刑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礼所调整的宗法伦理方面的行为规范，构成了封建法律
的基本内容。第二，凡属于调处一类的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礼起着法的实际调整作用。第三，对于某些案件的判决，“于礼以为出入”，亲疏、尊卑，同罪异罚。第四，区分血缘亲疏的“五服”之制，成为断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五服”之制，始于汉代，到元明清时期，把丧服图列于刑律之首，不仅对刑事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对民事纠纷的解决也同样至关重要。丧服图列于刑律之首，是引礼入法的又一具体表现。
儒家思想对封建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学说所宣扬的君权、父权、夫权的不可侵犯性，违者致以严刑；第二，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刑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在中国由来已久，经过汉代儒学家的充分论证，德刑的作用、适用的范围、相互的关系更为明确。汉代以后，统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为指导立法与司法的既定政策；第三，通过春秋决狱和以礼实际调整民事诉讼，使儒家经典法典化；第四，确认秋冬行刑，使儒家“则天行刑”的思想制度化。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因此，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礼”也被与之相结合，“刑礼相须”、“出礼入刑”的精神贯穿其中。亲属之间以晚辈告长辈或妻妾告夫的，要处以重刑甚至是死刑，但反之则无罪或量刑很轻，这既体现了儒家重“礼”的思想，反映出我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卑微，同时更体现了我国司法制度和礼教有着无法分割的联 系。
（五）刑讯逼供，罪从供定
刑讯逼供是中世纪中外各国在处理刑事诉讼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极其野蛮的制度，在中国更是历代统治者实现其司法主张的审讯方式。
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以口供来作为判案的依据的，没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从供定”指的是依据口供来最终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获取口供便成为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刑讯所用器具则是花样百出，举不胜举，当事人往往因为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
中国大约从西周开始，就实行了拷讯，以掠笞为主。在秦汉两朝，刑讯虽然不见于法律，但据云梦秦简的记载表明，拷讯在秦朝已经成为法律制度，被普遍实行，实际上已经合法化。汉景帝时规定了刑具的规格。南北朝时开始把刑讯写在法律上，例如，梁朝首创了测罚（断绝饮食），陈朝则规定了立测（把人犯置于土围子中，施以鞭挞等），北魏规定限打五十杖，北齐的刑讯花样更多，更残酷，为历代所承袭和发展，拷问无节度，日益残酷，无所不用其极。唐代时，刑讯得以制度化，《唐律》中对拷讯对象、条件、工具、受刑部位、程序和如何实施都做了具体规定。在合法拷讯之外，还有种种非法拷讯的手段。刑讯为历朝历代所沿袭与发展，逐渐合法化，成为判案中可以合理使用的一项审判制度，正因如此，刑讯逼供的手段才极尽残忍。
古代的刑讯制度是和偏重口供、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古代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并比较重视勘验现场，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种对口供的重视就必然导致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由于我国古代重口供轻证据的审判特点而产生的一个扭曲的审判制度，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极其残酷的手段。
结 语
在几千年的中国法制史进程中，司法制度也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粗到细，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各代司法制度之间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又有变革创新的一面，这种继承、变革与创新的关系反映了中国法制的文明进程。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司法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完善运行的重要保证，司法制度的建设也是关乎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古代的司法经验和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加强司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6. 古代会审制度对古代正常司法程序的影响
第一, 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公正是古今中外人类普遍追求的理念, 而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与社会民众的共同追求。会审制度集中众多官员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疑难、复杂的案件, 确保了司法公正。正如有学者对汉朝的“杂治”所评价的那样,“ 杂治”制度与独任制相比, 更具合理性, 它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 主观片面和徇私舞弊; 有利于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 对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有积极作用。所以, 汉朝“杂治”制度为后世王朝所继承。因为这些熟知法律的官员共同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评议, 可以一起见证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表现, 可以更全面听取当事人的供述和证人的陈述, 然后根据经验剖析、审视和挖掘证据, 准确分析、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也即这种集体审理与研究, 可以较快地理清事实和法律关系, 做出决断, 弥补审判人员个人知识上的缺陷和认识上的不足。因而有利于保
证办案质量, 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会审制度从程序方面维护了司法公正。以致有学者认为: 古代的会审制度就是使用程序上的方法来控制适用死刑的一种司法制度。程序公正被称为死刑公正的基石,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程序公正缺失, 其实是一种误解, 会审制度就是中国古代程序公正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知识全面、为人正直的理想法官并非普遍存在, 所以采用多人参与重大和疑难案件的审判, 集思广益, 以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认识的偏差, 作出准确裁判, 这就是程序公正的制度设计。中国古代会审官员参与会审, 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西周“三刺”定罪制度, 可以弥补“五听”断狱的缺陷。“五听”断案注重的不是证据, 而仅仅是被审讯人的外部表情和供辞, 很容易错判错杀。“三刺”定罪虽不是以侦查确凿证据为出发点, 但其已包含着调查研究的内容, 有利于防止冤狱 。
第二, 有利于抑制司法腐败。对于司法权的约束, 在个案中不能依靠司法权外部的力量来进行, 而必须在司法权内部设计出一种原则或制度出来。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是职权主义的模式, 司法任意性较强, 因此, 让其他行政机关的官员参与会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司法权和抑制司法专横的作用。《周礼》载: 疏为断案时, 恐专有滥, 故众狱官共听之。!在中国古代行政权力发达、审判技术相对薄弱的情况下, 司法审判方面的权力制衡很有必要。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会审审理的案件就绝对没有腐败, 但至少有减少发生的可能性。由于多位官员共同参与审判, 又共同承担责任, 因此可以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防止有对案件作出不公正裁判的现象的发生, 抑制专横的审判行为和判决结果, 因此, 会审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腐败。
第三, 有利于推进法律发展。在会审过程中, 司法官员和非法律职业的行政官员通过共同审理重大疑难案件, 可以在法律知识、社会知识、思维方法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启迪, 共同增长知识和才干, 最终推进法律发展。史实表明, 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适用民事陪审团制度当中获得的。可以说, 通过共同审理案件, 有利于知识的增长和技能的提高。尤其是使行政官员在同司法官接触及共事的过程中, 快速地学习、了解法律专业知识, 并通过其广泛的社会联系将其普及到公众之中。而行政官员从其他领域的角度对案件所作的分析,也会弥补法律条文本身所存在的不足。参与会审的官员能把群众的生活经验、道德观念及法律意识带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加以运用, 具有非常好的社会效果。并且, 在法律缺乏或者法律存在缺陷的时候, 适度地用社会观念来稀释法律的刚性也显得极为重要。同时, 在法律上有许多案件, 本身就是以社会观念作为基础的, 例如“公序良俗”往往成为法律的原则和判决的依据。此外, 对于一些案件, 必须以 所有能正确思考问题的人都感到适当 , 作为基本的标准来进行认定, 以此促进具体诉讼规则、相关法律解释的完善, 从而推进法律的发展。现今, 我国学界几乎一致认为, 会审制度是近现代审判合议制度的前身。当今世界各国都能找到会审制度的影子, 实行参审制的大陆法国家中, 大部分诉讼案件, 特别是重大案件, 几乎都由法官和参审员组成合议审判庭, 共同审理。
7. 我国法律发展史
中国法学历史法学产生的两个基础性条件。
1、律发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专门研究法律的人。
中国法学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先秦时期。
2、秦汉至清末。
3、清末至中华民国。
4、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8.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利与弊
认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征的观点，至今被不少著述视为“定论”广泛沿用，未曾受到质疑。对于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中国古代在诸法合体的结构形式中，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
我赞同中华法系是“民刑有分”、“历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论断，但以为律典的特征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观点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诸方面的法律并未包括在其内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承认中华法系是由诸部门法构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认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时又说律典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是否以刑调整法律关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诸部门法的根本区别。倘若律典是“诸法合体”、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内容在内的话，怎么能把它仅归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呢？倘若历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话，又怎么能把中华法系的特征概括为“民刑有分”呢？显然，这一观点混淆了律典的性质和无限地扩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内容的范围。
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历朝的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内容极其丰富。从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汉代、明代的行政、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数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内。其它朝代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设置了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以“简当、稳定”为编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无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进去。
其二，律典调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关系
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认为我国古代始终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这种论点是不符合史实。从先秦到明清，刑事与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是不同的。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吕侯制刑，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刑、礼）相为表里者也”。自商鞅“改法为律”， “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礼的名称虽数千年以一贯之，但其性质却颇有变异。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其内容含盖了包括民法在内的诸部门法。自秦汉以后，还出现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采取“应为”、“不应为”的方式，从正面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生活规范。魏晋以后，大量制令，“令”愈显独立，统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规范在内的法律法规，多归于“令”。礼、令与规定如何处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规定具体的刑罚。正如《晋书》卷三0《刑法志》云：“军事、田农、酤酒，……不入律，悉以为令，违令有罪则入律”。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
在我国古代法律中，虽然没有象现代一样出现专门的民事诉讼法典，但在诉讼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划分，《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即为民事诉讼；“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即为刑事诉讼也。民事、刑事诉讼自古有别，历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区分。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类著作，对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 在阐述历代法制时，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等法律制度 列为专章进行研究的，该书中对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的民事法规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因此，不能仅以刑事法典为据，就断定我国古代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类法律关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别，这些立法原则古今是一样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现代法学理念看来，应以民事、行政法等调整的社会关系却用刑法处理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是与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儒家礼教、家族观念对立法的影响有关，也与古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有关。历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内容的刑罚规定，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都是属于"出礼而入刑"的范围，与所谓的"民刑不分"无关。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就不能说其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一样，也不能因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问题，就断定它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其三，从历朝法典的编纂情况看，综合性的编纂形式是我国成文法典普遍所采用的，并非为律典所独有。
我国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类法典的编纂也很发达。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编纂。据史载，晋国赵盾“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是有文字可证的我国古代编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记载，然这部法典当时尚未公布。战国时李悝所撰《法经》，是我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于秦汉；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于魏晋；以会典形式记载典章和法律制度，始于唐而继于明清。魏晋以后的大多数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设范立制”，与律典并行。令典是以行政类法律为主、包括有经济、民事、军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唐六典》和历代《刑法志》记载，魏修律18篇时，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180余篇。晋令为2306条。南北朝时期，南宋、南齐沿用晋令。梁、陈各制令30卷；北齐有《新令》40卷，又有《权令》2卷。隋朝制定有《开皇令》《大业令》各30卷。唐代令典修订频繁，其中《贞观令》为30卷，1590余条，其他令典仅存其名称难以详考。宋代的《天圣令》和《庆元令》等、明代的《大明令》亦是令典性...
9. 西周社会制度的特点和存在条件
1．分封制 鲁、燕、卫、晋（王族）；齐（功臣）；宋（先贤）
西周建立后，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周王将土地俘虏赐给王族成员，传说中圣王的后裔和商的遗民以及立功的将士，让他们在地方作诸侯，分区管理，辅佐周王，被封的诸侯在封国内继续分封，通过这种逐级分封，下级对上级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服从命令等义务。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坏，封建制度确立后，它逐渐被郡县制取代。
影响：
积极：巩固统治、扩大疆域
消极：王室衰微、诸侯分立
2、井田制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开始于商，盛行于西周，衰落于春秋。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属国王，层层分封后，受封的奴隶主贵族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买卖土地，同时还需缴纳“什一”之税作为贡赋，政治上要完全服从周王的命令，军事上要随同出战，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井田上奴隶集体劳动，其劳动果实完全被奴隶主贵族占有。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私田”大量出现，奴隶主贵族控制着私田产品，逐渐出现“公田不治”的局面，再加上奴隶的不断反抗，井田制在春秋后期开始瓦解，鲁国的“初税亩”，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商鞅变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私有的地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终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取代。
分封制和井田制
（1）分封制是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分封制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没有井田制就没有分封制。
（2）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分封制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3）两种制度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西周走向强盛。
（4）分封制实质上是在奴隶社会土地王有的前提下，利用宗法血缘纽带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的制度。
西周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制统治，经济上实行井田制，其实质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奴隶主利用井田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西周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让诸侯国拱卫王室，贡献财物，从而使周朝巩固了统治，扩大了疆域。
西周社会制度之特点
政治思想大多因当时的制度而生，针对当时的问题而发，以前研究周礼大抵依据<<周礼>>，但<<周礼>>战国未年的书，其中记载多属空想，不能当作史料。西周时中国已踏进封建时代，今之封建与西周封建不同，西周的封建是指封国建侯；现代则为社会发展的一阶段，有其政治、经济、社会之特殊组织。天下的土地、人民都是周天子的所有物，国有封国与服国，前者是宗室和功臣，后者是周东征后臣服於周。封国及服国的诸侯对士地人民只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并须按期朝王、纳贡、出力役、兵役。此时的经济基础是大规模的农业，田分公、私，由庶人耕种，公田的收获是地主的，私田归自己。国家因民众的团结而成一体，周能有如此大权力，是因天命观使周人团结，天命是上帝委托，如失德，就会有另一政权代之，谓之”革命”。周开国时认为自己系出於天、受命代商、积德累世，人君应有条件，周人皆有，所以能统一天下。周人认为良好的政府最重的是要留心祭祀，并勤劳民事、注意农业、慎刑，法律代表当时的社会，周法最注重者有<1>杀人越货：已有私有制，政府对其的保护<2>不孝其父、父疾恶其子、兄弟相仇贼：伦理观<3>外主训导官员背法立私、违道干誉，以病其君：对舞弊官吏的处罚，犯以上三条者，皆杀无赦。西周未因国运不佳，周人的虔敬变怨尤。西周影响后世最深的是神权及孝悌观念。
心得：
历史是由有权力的人所掌握的，中国尤其明显，中国的历史向来受当权者影响很深，像因儒学当道，周礼所著即被采纳；为了圣人不能当王这个理论，对周公称王一事，视而不见千年；成者为王，败者寇，也是明显的例子，周王朝为了统治的正统性，给纣王五条罪名，后来证实这些都是伪造的。中国许多传统在西周时就已存在，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也在这时成形，大部分的古代国家都尃制的，雅典虽号称是民主，但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奴隶，这样还可以称为民主吗？古代的国家不论是城邦、帝国、封建，都是少数人占有统治权，但中国的政权郤比其他的国家更有延续性，我想应该是大一统的天子观和孝悌的观念，因为大一统的观念使每一个当权者都想要统一天下，使中国有天下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一说，但事实上，并非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此现像；孝悌的观念也有延续性，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一个家族延续的概念。同时这两个概念都有助於政权统治，大一统的天命说，给予统治者正统的地位、征伐的理由；孝悌观念有助於社会的稳定，像宋朝未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义田，而义田就是宗族用来救济同宗较贫穷的族人。由西周的法律也可以看出法律重视财产、伦理、吏治，其中伦理与现在比较不同，父子地位较平等，近代子女有变成财产的倾向。西周许多观念影响至今，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朝代。
西周早期统治者在对殷商国灭家亡的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及对殷商时期数百年占主流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进行修正、改造的基础上,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理论,解决了西周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新的天命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又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政治方略。周王通过“积德行义”获得了“国人皆戴之”的良好局面[1]。
一、从周部落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德治政策主要特征。
（一）明德慎罚。这里的“明德”,一方面是指统治阶级要以德服人,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百姓的教化. 西周时期的“德”主要指的就是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一套好的政治行为,保民、惠民、安民是其核心,包括勤于政事、实行有限度的剥削、任用贤人、效法先王等内容。西周德治要求的“明德慎罚”,对今天法治社会的建立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如其所强调的“中刑”(量刑适中)原则、“非中”减轻原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量刑不可畸轻畸重、偶犯减轻处罚等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注重教化”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就是要注重对社会成员的素质教育,因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一整套规范或制度的和谐运作,更主要的是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更何况设计中的和谐社会制度也需要高素质的社会成员的遵守才能够成为现实的、动态的和谐制度。
（二）保民裕民。统治者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要将人民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要让人民富足安康。西周的“保民裕民”中有着合理的成分需要我们加以借鉴。维护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安康是任何一个发展良好的社会形态所应当首先重视和积极追求的,也只有首先努力保证人民拥有富足安康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对社会现实不满,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执政者也才能长久地得到人民的拥戴,从而维护其执政地位。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保证社会成员的安居乐业,使其与当前执政的政府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或许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理想效果。西周“保民裕民”思想的合理内涵我们应当充分予以借鉴,并将其融入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
（三）天道王制。所有的统治行为和日常行为都要符合天道,要遵循事物内在的秩序。所谓“天道”就是要注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界的平衡。然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无止境地索取自然资源,污染、破坏自然环境，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和谐共存、协调共进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西周德治思想中的“天道”观念确有其合理之处。
（四）自我修养。周初的统治者看到商纣王由于荒淫无道而失去了上天支持,最终兵败身死,因此一直告诫自己的后代要以史为鉴。而作为统治者在教化民众之时,自身首先应该是有德行素养的,以作为天下民众的楷模。
二、从易文化角度探讨周德治思想的对古代法治思想的影响力
周初的“明德慎罚”思想对《易经》也产生了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周易》，既包括帛书《易经》，又包括帛书《易传》。《易经》(指卦辞和爻辞)的成书年代在周初。帛书《易经》恒卦九三艾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家认为:“‘德’即德性、德行之义。‘不恒其德’犹二三其德。”并译此句为:“不能恒久保持其德行而朝三暮四，则或受他人之辱。”[2]此“德”字是指道德修养而言，“恒其德”是恒久保持德性的意思，若恒久保持德性则需时时谨慎修德。《易经》中的“德”还有一层含义，即德政。德政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利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保障)，二是教民(通过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三是慎罚(对犯法者谨慎动用刑罚)。
治国不用刑，这是《易经》作者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但要达此目标，却不可不用刑，用刑是通向无刑的途径之一，这与法家“以刑去刑”说相近，但又有区别，法家主张以重刑去刑，而《易经》则主张以慎刑去刑。慎刑不是不用刑(除非轻微的犯罪)，而是谨慎严格地依法论罪，在量刑上做到稳准狠，从而杜绝司法冤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萃•九五》:“卒(萃)有立(位)，无咎，非复(孚)，元永贞，悔亡。”卒借为萃，萃通瘁，病也。有犹于也。复借为孚，罚也。爻辞意谓勤于政事而有疾，并无祸患。治国不用刑罚，用来占问长期之吉凶，则无困厄。
这种“保民”思想对儒家的影响极其深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代表人物对周公推崇备至并深受周公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周公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源头。而儒家法律思想作为封建时代的最高政治原则,指导着当时的立法、司法活动,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兴旺、与覆亡，“德”文化成为大中华文化圈的显著标志。
三、西周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
自西周确立的德治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中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注重施行德治的朝代,其政治氛围大多是非常和谐的。 我国历代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大都一手运用法制的强制力以维持国家的统治，一手运用道德教化从精神上纳民于“正轨”，综合运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共同为治。这也就说明德治思想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因此我们虽然对“德治”思想有所肯定,但是也不能完全照搬。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德”的内涵到今天早已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一些诸如“忠君”、“敬天”等封建王朝时期作为“德”的重要思想的内容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作为人类数千年文化所积淀的宝贵思想,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反映社会规律的内容,如前所述的“明德慎罚”、“保民裕民”、“自我修养”、“任人唯德”等思想对于今天社会的健康、良性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德治”思想,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而应该根据新时代的特点,加入新时代的元素,使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德的提出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尽管其中有许多陈旧之物不应为当今社会所取,但仍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今天借鉴和发扬。
古为今用，德主刑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是一个从不完善向完善逐步发展的长期和艰巨的过程。自改革开发以来以来，我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已经决定了政治领域的变革必要性、急迫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但“人治”现象还在深深束缚着我国法制的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个相当长的过程，这要求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公民守法意识，这且有赖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道德水准及精神文明层次。从目前我国法律建设的状况看，公民法律意识淡等等，是我国法制建设中比较薄弱的基础环节，只有人们法律意识和道德、文化修养的提高，才能促进他们更好地掌握、运用和遵守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一定的法律制度是一定的道德要求和文化的反映，道德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法律文化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具有积极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法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许多原则和要求。由此，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守法的观念和自觉性，带动人们支持和拥护法的贯彻执行。道德作为启发人们内心觉悟的无形力量，是国家强制力无法代替的。
社会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往往要担负起单独地调整某些社会关系的任务，起着弥补社会主义法的“间隙”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努力去挖掘和研究我国古代法律文化遗产，去其糟粕，扬其精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499.
[2]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10. 周礼治官方针以及治官思想大概可以概括哪几类
）“礼治”的核心—宗法等级制
“礼治”思想是夏商以来甚至氏族社会以来传统的宗法观念和西周初期的分封制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而产生并为这一制度服务的。
宗法等级制是以家族血缘联系为主，结合奴隶制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宗法的本义即是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它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的传统习惯。
宗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同姓家族内部的尊卑长幼关系决不允许破坏，二是宗族内部的“宗法”决不能违犯。西周的宗法等级制，从形式上体现为宝塔式的分封制度。西周的分封制也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直接相联系。另一个特点，即西周的分封除一部分因功受封的异姓诸侯外，基本上是按宗法关系进行的。按照宗法，“小宗”必须服从和尊敬“大宗”；“大宗”应当爱护“小宗”。这种分封制和宗法制相结合的做法，一方面保证了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被认为最可靠的自己亲属手中，并使他们能世代充当封地的统治者及享受封地内的收人，即世卿世禄；另一方面，在天子、诸侯，大夫等各级贵族之间，除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外，又加上一层“小宗”服从“大宗”的宗法关系，用族权来巩固王权。对于异姓贵族，则通过联姻的办法来加强联系。异姓贵族在其封地内也有自己的“大宗”、“小宗”。这样一来，奴隶主贵族便把宗法关系直接同整个国家制度结合起来，使族权和王权合二而一。这便是西周的宗法等级制。
宗法铅态等级制体现了西周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维护这种制度，就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就是巩固奴隶制的王权。因而，西周的“礼治”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
（二）“礼治”的原则—“亲亲”、“尊尊”
“礼治”的目的是维护宗法等级制，而宗法等级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维护宗族内部的尊卑长幼关系和国家结构中的等级关系。因而维护这种宗族关系和等级关系也就成了“礼治”的基本原则。
“亲亲”即亲其亲者，强调血缘联系。其中包括：孝顺尊亲、嫡长继承以及分封和任官中的“任人唯亲”等内容。“尊尊”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服从作为天下大宗的天子和一国宗主的国君，严格上下等级秩序，不得既越，不得犯上作乱。“长长”指尊敬长辈。“男女有别”指男尊女卑和“男女授受不亲。”在这四个原则中。“亲亲”、“尊尊”是最基本的。“亲亲父为首”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家长制；“尊尊君为首”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主制。
（三）“礼治”的特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在西周的各种制度和关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宗法关系本身就体现了等级的特点。奴隶主统治者把奴隶和平民排除在“礼”所适用的范围以外。“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赋予各级贵族配激源的权利，特别是世袭权利，平民和奴隶一律不得享受。平民和奴隶不但毫无权利可言，而且必须承担礼所加予的各种义务。
“
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平民和奴隶。但“刑不上大夫”并非对大夫以上贵族严重危害宗法等级秩序的犯罪行为一概不施以刑罚，而是对他们提供特别的优待。而对于那些触犯统治者根本利益、侵犯王权、犯上作乱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则都严惩不怠。
总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重要特征，也是西周统治者立法、司法的重要原则。它和“亲亲”“培态尊尊”的立法指导思想结合起来，构成西周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
西周初期的“礼治”思想是奴隶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囊括了当时的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思想意识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西周奴隶主统治者巩固王权的有力工具。在西周初期，“礼治”通过对宗法等级制的加强和维护，对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巩固西周的初建政权及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
论西周的德治思想的影响力
西周早期统治者在对殷商国灭家亡的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及对殷商时期数百年占主流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进行修正、改造的基础上,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理论,解决了西周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新的天命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又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思想和政治方略。周王通过“积德行义”获得了“国人皆戴之”的良好局面。
一、从周部落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德治政策主要特征。
（一）明德慎罚。这里的“明德”,一方面是指统治阶级要以德服人,另一方面要注重对百姓的教化.
西周时期的“德”主要指的就是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一套好的政治行为,保民、惠民、安民是其核心,包括勤于政事、实行有限度的剥削、任用贤人、效法先王等内容。西周德治要求的“明德慎罚”,对今天法治社会的建立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如其所强调的“中刑”(量刑适中)原则、“非中”减轻原则与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量刑不可畸轻畸重、偶犯减轻处罚等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注重教化”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就是要注重对社会成员的素质教育,因为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仅仅意味着一整套规范或制度的和谐运作,更主要的是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更何况设计中的和谐社会制度也需要高素质的社会成员的遵守才能够成为现实的、动态的和谐制度。
（二）保民裕民。统治者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要将人民看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护,要让人民富足安康。西周的“保民裕民”中有着合理的成分需要我们加以借鉴。维护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安康是任何一个发展良好的社会形态所应当首先重视和积极追求的,也只有首先努力保证人民拥有富足安康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对社会现实不满,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执政者也才能长久地得到人民的拥戴,从而维护其执政地位。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保证社会成员的安居乐业,使其与当前执政的政府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或许才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实现的理想效果。西周“保民裕民”思想的合理内涵我们应当充分予以借鉴,并将其融入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之中。
（三）天道王制。所有的统治行为和日常行为都要符合天道,要遵循事物内在的秩序。所谓“天道”就是要注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界的平衡。然而,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为了自身的物质利益,无止境地索取自然资源,污染、破坏自然环境，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和谐共存、协调共进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这一点上说,西周德治思想中的“天道”观念确有其合理之处。
（四）自我修养。周初的统治者看到商纣王由于荒淫无道而失去了上天支持,最终兵败身死,因此一直告诫自己的后代要以史为鉴。而作为统治者在教化民众之时,自身首先应该是有德行素养的,以作为天下民众的楷模。
二、从易文化角度探讨周德治思想的对古代法治思想的影响力
周初的“明德慎罚”思想对《易经》也产生了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周易》，既包括帛书《易经》，又包括帛书《易传》。《易经》(指卦辞和爻辞)的成书年代在周初。帛书《易经》恒卦九三艾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家认为:“‘德’即德性、德行之义。‘不恒其德’犹二三其德。”并译此句为:“不能恒久保持其德行而朝三暮四，则或受他人之辱。”[2]此“德”字是指道德修养而言，“恒其德”是恒久保持德性的意思，若恒久保持德性则需时时谨慎修德。《易经》中的“德”还有一层含义，即德政。德政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利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保障)，二是教民(通过道德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素质)，三是慎罚(对犯法者谨慎动用刑罚)。
治国不用刑，这是《易经》作者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但要达此目标，却不可不用刑，用刑是通向无刑的途径之一，这与法家“以刑去刑”说相近，但又有区别，法家主张以重刑去刑，而《易经》则主张以慎刑去刑。慎刑不是不用刑(除非轻微的犯罪)，而是谨慎严格地依法论罪，在量刑上做到稳准狠，从而杜绝司法冤滥现象，实现司法公正。《萃•九五》:“卒(萃)有立(位)，无咎，非复(孚)，元永贞，悔亡。”卒借为萃，萃通瘁，病也。有犹于也。复借为孚，罚也。爻辞意谓勤于政事而有疾，并无祸患。治国不用刑罚，用来占问长期之吉凶，则无困厄。
这种“保民”思想对儒家的影响极其深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代表人物对周公推崇备至并深受周公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周公的法律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源头。而儒家法律思想作为封建时代的最高政治原则,指导着当时的立法、司法活动,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兴旺、与覆亡，“德”文化成为大中华文化圈的显著标志。
所谓德治，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德治将道德与政治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规范同时又成为政治信条，这就在客观上将道德置于上位，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
西周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提倡礼法，体现周天子处处为上，等级秩序鲜明地特点。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和“仁”的学说奠定了德治思想的基础。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德治”思想。《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实行“仁政”，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将这一思想做了充分的发挥。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秦汉时期：秦国的吞并六国，使法家思想一时独步天下。直到汉代总结秦朝灭亡教训之后，德治才逐步为统治者所重视，并形成了儒法相融、“德主刑辅”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汉初的统治者重新研究儒家的思想，包括德治思想，从而探索儒法融合的道路。汉武帝时，儒生董仲舒对儒家学说作了发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