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单位犯罪司法解释
第二百二十四条 【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1)最新单位犯罪司法解释扩展阅读
1999年1月15日，河南省获嘉县公安局民警在永昌县将赵守帅抓获，将其带往河南羁押，涉嫌的罪名为合同诈骗罪。同年2月14日，赵守帅被逮捕。在羁押期间,因犯故意伤害罪，2001年4月13日，赵守帅被新乡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02年8月18日,新乡市检察院以赵守帅犯合同诈骗罪向新乡市中院提起公诉。当年11月30日,新乡市中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赵守帅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元，与另案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罚金3万元，犯罪所得的财物予以追缴。
新乡市中院在判决中称，农牧公司于1997年先后向新乡市第一拖拉机厂(简称“新乡一拖”)订购各种型号拖拉机142台，但收到货后，仍有76万余元货款未向拖拉机厂付款。农牧公司与新乡一拖订立合同时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其固定资产被抵押，同时还欠有银行贷款。
判决认为，农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赵守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货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单位犯罪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
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版，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权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罪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有的案件，可不分主、同一法定刑档次法处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
Ⅲ 诈骗罪的单位犯罪
对于诈骗罪，袭刑法未规定单位犯罪，单位一般不属于普通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一般普通的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不包括单位的。
Ⅳ 什么是单位犯罪
您好，根据您的问题，为您带来答案：
根据《刑法》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专单位犯罪的概念是指公司属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2.单位犯罪必须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决策机构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3.单位犯罪是为单位谋取利益而实施的，其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4.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但也存在过失犯罪；5.单位只对刑法明文规定，可以由其构成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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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关于刑法单位犯罪的最新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法第三十条的含义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单位犯罪应注意如下问题：
1、单位的性质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成立。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2、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情况。具备下列行为之一的，均不视为单位犯罪，而只能以自然人犯罪处罚：
（1）个人为进行违法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
（2）公司、企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
（3）盗用、借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所得或私分的。我国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取双罚制，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处罚金，同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刑罚。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Ⅵ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有什么区别都是几个人犯一个罪，区别在哪儿
1、犯罪主体不同。
单位犯罪的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共同犯专罪可以是二人以属上共同故意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就是犯罪集团。
2、犯罪动机不同。
单位犯罪必须是在单位主体的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团体犯罪中，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3、两罪适用刑罚不同
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采取双罚制原则，当单位实施经济犯罪时，既对单位适用刑罚，也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适用刑罚;而共同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则是根据各个犯罪主体在共同经济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其刑罚。
Ⅶ 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认定与辨析应该怎样认定
方怀宇
案情简介
2002年12月20日，孙某、邹某及廖某(另案处理)三人拟从事木材、木地板的进口业务，并商定成立一家实际运作、体现实际效益、日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分红的公司作为母公司。同时，由孙某出面与浙江A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公司作为壳公司，实际从事母公司的各项进出口、内贸、咨询业务，通过浙江A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从事进口木材业务。由廖某出面在香港收购B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配合母公司进行进出口及咨询业务，并解决部分境外资金。2003年2月11日，浙江A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99万元(占出资额的33％)、孙某出资人民币102万元(占出资额的34％)、廖某出资人民币99万元(占出资额的33％)在杭州市注册设立浙江C经贸有限公司(下称C公司)。其中，廖某负责财务、税务及发展战略，邹某(C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业务，孙某(C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负责公共关系及人事，并协助邹某开展业务。
2003年2月至2004年5月间，孙某、邹某及廖某以C公司名义在通过B公司与境外供货商先行确定木材真实交易的基础上，另定低于真实单价的报关单价，并以报关单价与境外供货商签订假合同。后由C公司出面委托浙江A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委托中国D公司等报关进口，并通过要求境外供货商提供虚假发票等手段，从境外走私木材入关178次，累计偷逃税额合计人民币230余万元。C公司将进口板材在浙江省、上海市等地销售，部分销售收入进入C公司账户，部分进入孙某实际控制的杭州E商贸有限公司(下称E公司)等账户，通过上述账户按报关价向浙江A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通过B公司及李某个人账户向境外供货商支付差额部分款项。
2004年5月，C公司、孙某及邹某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杭州海关缉私局立案侦查，C公司所有的500万元人民币亦被杭州市海关缉私局暂扣。后该案于2004年8月移送至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三被告以低于真实价格的报关价格向海关申报进口，走私进口木材，偷逃应缴税额230余万元人民币，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本所接受C公司委托，仔细地查阅了案卷，积极地调查取证，逐渐掌握了该案脉络。经过认真研究，整理出了成熟的辩护思路，决定对C公司作无罪辩护。
争议焦点
本案公诉机关主张被告单位C公司的走私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单位C公司认为该公司是孙某等人为了个人进行违法活动而设立的，并且以木材进口走私为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走私犯罪的获利已被其私分，C公司本身并无非法所得，因此不构成犯罪。
围绕着该案究竟是C公司的单位犯罪还是孙某、邹某的个人犯罪的问题，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争议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认定上。
审理判决
本案的诉讼进程可谓一波三折。2004年12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刑事判决，认为被告单位C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并判处罚金人民币235万元，而被告人孙某和邹某则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分别被判处六年和四年有期徒刑。被告单位C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处罚不当，遂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在上诉状中明确提出了不构成单位犯罪的理由，同时通过审计师事务所对C公司的所有木材业务进行审计，表明C公司本身并未因进口木材业务而获利，并将审计报告作为证据提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宣告C公司无罪。
2005年3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刑事判决，发回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05年7月26日判决被告单位C公司无罪。被告人孙某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邹某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
但是，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不服重审结果，认为对自然人系轻罪重罚，且将赃款人民币500万元发还被告单位存在错误，因此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案再次进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被告单位的观点，驳回了检察机关的抗诉，宣告被告单位C公司无罪。
经典评析
(一)综观本案，无论从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来看还是从法律适用上来看，本案被告单位C公司都不构成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单位犯罪下定义，但是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一般理论，单位犯罪通常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本单位利益，由单位的决策机构决定实施，或者由单位的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主管人员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这种理解同样适用于单位走私犯罪。在认定单位走私犯罪时，除了以单位名义这一表面现象以外，不能脱离单位走私犯罪的两个主要特征：单位意志的整体性和单位利益的团体性。而这两个特征中最根本的是单位利益的团体性，即为单位谋取利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具备下列特征的，可以认定为单位走私犯罪：(1)以单位的名义实施走私犯罪，即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负责人或被授权的其他人员决定、同意；(2)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违法所得大部分归单位所有。
同时，根据1999年6月18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中，单位是否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应根据单位实施走私行为的次数、频度、持续时间、单位进行合法经营的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认定。而走私所得归单位所有是单位走私犯罪的最主要特征。
本所律师根据该案证据，针对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
1．被告人孙某、邹某及廖某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从事走私犯罪，即采取以低报价格的方式进口木材走私来谋取个人利益。
首先，2002年12月20日的会议备忘录清楚地说明了孙某、廖某和邹某三人设立公司的目的。该备忘录是真实的，有三方亲笔签名，且三人对签名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确系其真实意思的表示。
其次，上述三人在各自盘问笔录中对C公司设立目的的供述也相互印证，证明了设立C公司之初三人就打算采取低报价格的方式进口木材谋利。根据杭州市海关缉私局的盘问笔录，2002年12月，孙某、廖某和邹某三人“在筹建C公司时，采取低报价格的方式进口木材，同时，为低报价格走私进口木材提供方便，决定在香港收购B公司”。此时，孙某尚未找到“业务掩护”浙江A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2月，C公司成立后，完全按照孙某等人事先的预谋，通过B公司大肆进行走私活动。浙江A集团仅仅是做大业务规模的考虑，对孙某等人的犯罪故意和犯罪活动毫不知情。后来孙某供述称：“是我找来廖某和邹某合作，我们三人一致认为如果木材按正常操作是要亏本的，所以延续了低报价格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是我们心知肚明的。”邹某也在盘问笔录中供述称：“2002年底，廖某、孙某与我三人经商量决定找一家比较有信誉的壳公司作为我们的业务掩护，主要从事低报价格进口木材，后来孙某发挥他的优势，找到了浙江A集团。”
再次，C公司设立之初的业务就是从事低报价格进口木材。根据法院的认定，第一笔走私发生在2003年2月6日，而C公司正式成立的时间是2003年2月11日。因此，C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走私行为就已经开始了。
2．孙某、邹某和廖某实际获取走私的获利并没有归公司所有，浙江A集团分文未得。
首先，走私进口的木材并没有全部入公司的账。走私货物的价值分两部分：一是报关价值，二是报关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差价，即低报部分。孙某等人只是将报关价值入账，并没有将货物的全部真实价值入账。同时，孙某等人利用E公司和李军个入账户支付大量差价款，通过与E公司的关联交易转移了C公司的利润。
其次，从侦查的情况来看，孙某、廖某和邹某三人在2003年和2004年已有多次分红，且分红的时间和具体情况也都很清楚，但是同为股东的浙江A集团却对此丝毫不知情。虽然孙某和邹某均辩称分红来源为期货经营的利润，但是通过公安部门对孙某开设的所有期货账户盈亏情况的调查表明，孙某以E公司名义在上海F期货公司设立的账户自2003年至2004年7月共亏损80多万元，在江苏G期货的账户基本持平，而孙某以个人名义在F期货公司的账户亏损60多万元。同时，邹某和廖某没有开设期货账户。从期货账户上过账并用来分红的资金全部是由木材走私所得。也就是说，无论是E公司还是孙某，经营期货均未获利，分红来源为期货经营所得利润的说法是虚假的。
再次，审计报告表明木材走私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利润。由于进口需要，被告单位C公司委托A集团对外开立信用证，并对外付款，木材销售的部分回笼款进入被告单位账户，用以归还A集团信用证垫款及账面成本开支。这并不意味着公司获取了走私的非法所得。真正的所得根本没有进账，而直接以现金或通过银行卡流进了孙某、邹某和廖某的口袋。该案案发后，公安部门委托浙江H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财务进行全面审计，该审计报告表明被告单位2003年和2004年经营木材业务没有利润反而亏损355万元，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被告单位未获利而个人获利的事实。
3．走私进口木材已经成为C公司的主要活动。
从公司2003年2月设立开始至2004年5月案发，孙某、邹某和廖某三人在前后不足16个月的时间里，已经认定的走私行为就达178起，平均每个月十多起，这对于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而言，不能不称得上公司的主要活动。就已经认定的178起走私行为的次数、时间、频度等来看，足以认定公司主要从事低报价格进口木材的走私犯罪活动。
(二)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辨析单位犯罪与单位内部成员个人犯罪有着明显的界限，我国刑法对待这两类犯罪在刑事政策上也是有区别的。总的来说，对待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成员的惩罚，要比单纯的个人(自然人)犯罪要宽。比如，有的犯罪，如果是自然人犯罪，其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如果是单位犯罪，其成员的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刑法》第153条)或者无期徒刑(如《刑法》第192条等)；而有的犯罪，个人犯罪的法定刑，要比单位犯罪中单位成员的法定刑高一个档次(如《刑法》第175条等)；还有的犯罪，如是个人犯罪可以并科罚金，而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成员则无并处罚金的规定(如《刑法》第182条等)。因此，为了不宽纵犯罪，法律对单位犯罪主体的确定一直采取从严原则。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相当多的自然人为掩盖其罪行，把单位作为犯罪的工具。对这些犯罪如果都以单位犯罪来对待，实际上就纵容了犯罪分子，使其逃避了较重的刑罚处罚。
为了单位利益而实施犯罪，或者在具有违法所得的情况下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单位中的个人假借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为个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或者单位虽经集体研究决定实施犯罪，但个人共同分取违法所得的，则因利益归属的个体性而只能以个人犯罪处理。律师工作中也应当从个案的具体情况出发，明确单位成立的目的、单位的主要活动行为和单位利益归属的团体型是区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重要依据。尤其注意把握犯罪行为是否单位意志的结果，是否表现为单位意志，是否自然人意志的结合等因素，避免把个人犯罪误当成单位犯罪处理。
本案不但历时较长，而且案情也比较复杂，本所律师在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法律法规，依法调取案件证据材料，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围绕着该案的争议焦点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即本案为个人犯罪，而非单位犯罪，被告单位C公司无罪。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并获得胜诉，最终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Ⅷ 新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有哪些
新刑法司法解释
(一)第一条
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本条是关于制定刑法的目的和根据的规定。
刑法和其他法律一样，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刑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制定刑法的目的和立法根据的规定中明确地体现了我国刑法的本质特征。
本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两方面内容：
1、制定刑法的目的
根据本条的规定，制定我国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因此，它决定了我国的刑法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刑法是根本不同的，它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是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的法律武器，因而也就决定了制定我国刑法的目的只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其中“惩罚犯罪”，就是通过刑法，规定什么是犯罪，哪些行为是犯罪，犯什么罪应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的方式，对任何触犯刑法规定的犯罪分子，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为惩罚犯罪提供法律武器，这是制定刑法的目的之一。“保护人民”是制定刑法的根本目的，这里所说的“保护人民”，不仅是指保护人民个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等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也包括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国家安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遭到破坏。
2、制定刑法的依据根据本条的规定，制定我国刑法的依据有两个：一是宪法;二是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宪法关于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的规定，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基本制度的规定，关于保护公共财产、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规定，关于保护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规定等等，都是制定刑法的依据。宪法序言中所确定的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取得社会主义事业成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仍是制定我国刑法的指导思想和根据。建国以来，我国在同各种刑事犯罪的斗争中，曾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单行刑事法规，特别是1979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以及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和“补充规定”，对刑法加以修改和补充。这些法律的实施，对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积累了同犯罪作斗争的大量经验。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进行。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颠覆活动也从未停止，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形式。因此，不断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的犯罪，调整我国的刑事政策，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都是我国制定刑法的依据
(二)第二条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本条是关于刑法任务的规定
我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其具体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刑法的首要任务。我国的国家安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取得的，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因此，用刑罚方法同一切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武装暴乱、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勾结外国危害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等犯罪作斗争，是刑法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刑法的打击锋芒，就是指向这类危害最严重的犯罪，这是符合国家和人民最根本利益的。
2、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国家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证。根据宪法关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刑法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公民生产、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样受国家法律保护。因此，刑法对于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
3、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其人身权利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利;民主权利是指公民依照法律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各项权利;其他权利是指劳动、婚姻自由、老人、儿童不受虐待、遗弃等权利。刑法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作斗争，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刑法的重要任务。
4、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否则，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成为刑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犯罪，依照刑法予以打击。
(三)第三条
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解释】本条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
1、79年的刑法基本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制定的，如对于什么是犯罪，以及对各种犯罪和处刑都作了具体规定，但是考虑到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比较少，只有103条，而且犯罪情况很复杂，可能出现一些犯罪行为需要追究，而法律又没有规定，因此，为了有利于同犯罪作斗争，不得已原刑法保留了有严格控制的类推制度，因为保留了类推制度，所以1979年刑法未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实施17年来，各种新的犯罪已充分暴露出来，在认真总结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基础上，这次修订刑法，分则由143条增至350条，对各种犯罪作了大量的补充，并对罪状和处刑作了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规定。
(四)第四条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又一项基本原则。
2、《刑法》规定，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具体体现了《宪法》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刑法》原则有两层含义：
1、要做到刑事司法公正，即定罪公正、量刑公正、行刑公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犯罪的任何人，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出身、性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情况、职位高低和功劳大小，都应予以刑事追究，公正、平等地适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只有遵守这个原则，严格依法办案，才能维护和实现《刑法》的权威性。
2、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由于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特权思想在一些人中仍有一定市场，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本条这一规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在刑法全文司法解释内容的介绍中，需要明确的是，刑法是为了保护人民且根据宪法来制定的，而且，制定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以及安全，在出现事故时及时的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而且，刑法与其他的法律一样，对待任何犯罪行为，绝不姑息。
Ⅸ 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如何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显然，单位犯罪除了单位承担刑事责任，有关个人也可能成为责任主体。那么何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结合实践，以公司单位犯罪为例，对可能成为单位犯罪中个人责任人的认定范围有以下建议：
1、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一般来说，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对犯罪起指挥、组织、决策作用的人员，主要是公司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等，也就是人们观念中的公司高管。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因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范围主要有：
(1)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2)控股股东，是指有限公司中出资额占资本总额50%以上或者股份公司持有的股份占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不足50%，但其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3)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员。
2、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公司实施的单位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直接实施犯罪的人员，主要是公司中的其他从业人员或工作人员，概括起来表现行为包括：
(1)直接实施犯罪行为、具体完成单位犯罪计划的人员；
(2)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组织、授意或者指挥下，积极参与和实施犯罪的人员；
(3)为实现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图，积极参与、实施的人员。
3、例外
尽管上述人员范围可能成为单位犯罪中的责任主体，但是应当注意，在公司犯罪意志形成过程中，对于公司犯罪的意志和行为，必须要求明知，如果上述人员根本就不知情，或者知情后明确表示反对而不是默许或者纵容，则应坚决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