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可预测性

㈠ 国际刑法混合执行的优缺点

国际刑法混运姿合执行的优缺点

优点：

1、可以有效地推进国际司法合作，促进执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司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司法机构之间的互信，提高司法机构的能力和效率。

2、可以有效地控制国际犯罪，更好地保护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公民的安全和利益，保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3、可以有效地推动国际司法改革，改进司法制度，提高司法公正性，改善司法效率，提升司法质量。

4、可以有效地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

缺点：

1、国际刑法混合执行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法律制度上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司法机构的依法行事。

2、国际刑法混合执行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法律空白，从而影旁卖绝响到司法机构的司法判断。

3、国际刑法混合执行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司法机构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从而影响到司法机配滑构的司法行为。

4、国际刑法混合执行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司法机构之间的法律文化差异，从而影响到司法机构的司法行为。

㈡ 考察中国法律与审判的可预测性问题的案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公报案例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所选案例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建议认真阅读其中所有的民事案例。
（2）《人民司法·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的机关刊，一个月出两本，一本是理论，一本是案例。所选案例都有较为深入的评析，且为实务中的热点案例，值得阅读并思考）

值得推荐阅读的案例分析作品
（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法孝闹游院出版社历年依次出版。
这是一套连续出版物，每年出四辑（现在似乎还出了月刊），所选案例都是非常有代表的案例，即便不自己动手分析，仅仅是阅读这些案例都非常有帮助。建议从后往前，一本本阅读其中的民事案例。最好是能够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动手写写分析报告）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王泽鉴巧销教授的这八本书被戏称为“天龙八部”。其在两岸民法学界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而王教授的写作模式也一再被两岸民法学者模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王氏案例分析模式，虽然略嫌僵化，却也充分展现了法学研究中学术性与规范性。
（3）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记得读研究生时，王利明老师曾出版《合同法疑难问题研究》，被民法学研究生们奉若至宝。此书是王利明教授在以往的《合同法疑难问题研究》等著作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其中分析的很多问题是民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4）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梅迪库斯的这本书《请求权基础》已经出至第9版（2011年，由波茨坦大学的彼得森教授Prof. Peterson修订出版），此书德文原名为“Grundwissen zum Buergerlichen Recht”，即“民法基础知识”。副标题为“Ein Basisbuch zu den Anspruchsgrundlagen”，即“请求权基础的基本读物”。国内学者陈卫佐、田士永、王洪亮、张双根将其翻译出版，非常值得推荐。王泽鉴教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仿照梅迪库斯教授的这本《请求权基础》写作的，两者可以参照。
（5）哈里·韦斯特曼、哈尔姆·彼得·韦斯特曼：《德国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人大出版社2013年版
排名在前的是老爹，在后的是儿子。老爹比儿子牛多了，有自己的方法论，其大作《物权法》最新版（第8版）2011年终于修订出版了，修订者是他的儿子以及Gursky与Eickmann。这本德国民法基本概念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读物，作者21章每章开头一个例子，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分析介绍，深受读者欢迎，已出版至第16版。值得推荐！
（6）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法律适用方法：侵权法案例分析》、《法律适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
国家法官学院与德弯宽国国际合作机构编辑的这一套书充分展示了德国民法的案例分析方法，尤其是所谓请求权基础分析法。值得推荐！

㈢ 司法权的重要性

其一，司法是法律生命之所系。法律是在运动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只有在司法中法律才能成为法律，否则，法律只不过是一张纸或一个死的规则，它只具有文化意义而没有规范意义。因此，可以说没有司法就没有法律。同时，无论是制定法还是习惯法，在不同的司法制度与不同的法官手里其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司法制度的优劣对法律的可预测性影响极大。而法律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它的可预测性，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可以预测结果的规范。就这一点来说，司法也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有什么样的司法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所谓法治，要言之，就是规则主治，虽然规范的确定性是有限的，但是，追求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社会首要的道德义务。这一道德义务将司法推向了前台。
第二，司法是权力正常运作的保障。任何社会的正常运作都离不开权力的有效运作和权力滥用的防止，这两方面都离不开司法的介入。具体来说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一是权力对社会的管理与服务最终都离不开司法。现代社会权力对社会的推进与改造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实现。而立法的目的只有通过司法才能正确贯彻。现代行政权担负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双重功能，这两大功能和实现本身离不开司法。二是不同权力间的权限纠纷离不开司法的裁决，当立法权与行政权存在不协调时，需要司法权来评判。当不同层级的立法权之间、不同层级的行政权之间产生不协调时，同样要司法权来评判。三是对权力滥用的控制离不开司法。例如，立法权是否符合宪法、是否符合一般价值要有司法裁决，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也离不开司法的裁决。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更离不开司法权的最终裁判。正是司法的介入将不同权力的冲突由实力的较量转化为说理，转化为法律问题，以保障权力的正常运作，防止权力的暴力化倾向以及不同权力间的暴力冲突。
第三，司法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司法是权利保障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权利的有无最终得由司法来确认，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要通过司法来裁决，受到损害的权利需要司法来给予救济。这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司法是人权的保障。现代社会，司法还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条防线，司法失真将使社会失去起码的公正，使人民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所以，司法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1962年美国黑人的造反运动就是因为当时阿拉巴马州的琼斯法官在苏利文案的审理中奉行种族主义政策，黑人看到通过司法实现正义无望才走上街头的。
权力的来源有不同的依据，在现代社会，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假设。但是，人民只是政治和法律上虚拟的，除了“全民公决”这一很少使用的权力行使方式以外，人民是无法行使权力的。人民必须通过法律将权力授予不同的人和组织。因此，权力就有一个规范依据的位阶问题。有些权力是一般规范赋予的，有些权力是议会法律赋予的，最重要的权力则有宪法赋予。司法权是最重要的权力，所以，司法权是属于宪法规定的权力。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有：一是立宪史上的理由。三权分立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宪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规定三权，其中包括司法权。在各国立法史上，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均有宪法规定，司法权的独立与权威、司法权的设置等等也都由宪法规定。在此前提下，有关司法的次一级的问题才有议会法律加以规定，关于司法机关的内部程序性的规定也要经过议会授权方可有最高司法机关来规定。这一切规定都必须遵守法律位阶原则，任何规范都不得违反宪法。至于行政机关，那是无论如何都无权对司法权说三道四的。二是司法权与诉权的的特殊关系——司法权是实现诉权的基本条件，没有司法权的正当行使，诉权就会落空。而诉权则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诉权则公民的一切权利都将流于空谈。所以，诉权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是高于政府的，他应当由宪法规定，实现诉权的司法权也理应由宪法规定。
现代意义的司法一词是指审判或裁判，这是基于三权分立的宪法理念而对权力所作的划分。这一划分是以权力行使与规范间的关系而做出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划分，具有普遍意义。依据这一理念，创造规则的权力是立法权，执行规则的权力是行政权，而依据规则做出裁决的权力则为司法权。因此，司法权是相对于制定规则的立法权和执行规则的行政权而言的。对国家权力作这样的划分源自西方。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的混合政体理论中就有三权分立的思想，经过洛克和孟德斯鸠的阐述，它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则在清末变法引进西律文化时才有司法权一说。在民国时，才真正确立了现代的司法观。在民国体制下，国民大会代表主权，在他之下设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五院行使治权。司法院的职能是审判。在作为行政机构的行政院内再设一司法行政部，是为主管与司法有关的行政事务的机关。1949年以后，实行形式上的立法、行政、审判（司法）三权分立，但是另设一司法部，司法的含义又显得模糊起来。但是严格说来，司法部名实不符，因为它不管“司法”，而是主管与司法有关的行政事务。它设在行政系列本身就表明他不是“司法”的，而是“行政”的。行政权而以司法名之使得外国人不明就里，也表明我们的司法观念中有严重的行政意蕴。
司法权的裁判性质说明它的行为是说理而不是行动。以往将司法权定位为“刀把子”起码是对司法权行为特征认知的错误。“刀把子”和行为特征是行动而不是讲理。刀把于理论把司法权定位于工具是欠妥当的。因为“刀把子”论将司法认定为某一主体达到自身目的的暴力，这与司法权的裁判中立不符。司法权作为裁判权是在两造间裁决的权力，它本身不能为两造中的任何一造所用，不应当成为两造中任何一造的工具，它应当是两造的“公具”，而不应成为任何一造的“私器”。
就裁判权意义上的司法权而言，我国与西方一样存在。但是，依孙万胜博士的考察路径和语境分析，我国司法权的运行更多地体现国家本位型，而非程序本位型，也没有达到目的本位型。故可以说，我国法院的威权色彩较为浓厚。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审判”一词出现的次数不低于数十次，与审判长、审判人员、审判组织、审判监督程序等复合起来的次数，超过百次；相反，“裁判”一词，仅出现于第204条当中，以列举的形式说明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之一，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在这里，“枉法裁判”是一个固定法律术语，若非如此，在刑事诉讼法中可能就难觅“裁判”一词的踪迹。审判一词暗含法院的权威性，因为权威而使法院的地位多少都凌驾于当事人之上，再加上古代父母官传统的影响，就使得我国裁判权的中立性就会显得薄弱。

㈣ 什么叫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是根据形式的原则，注重以抽象、逻辑的方式解释事实问题，它是关于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实质理性”是根据特定社会秩序中的实质（公正）原则，无需经过抽象的逻辑分析，而是要返回到具体情境和现实秩序中去查看其适用性，是基于价值对不同事实做出的伦理关系判断。

形式合理性关注不同现象之间的逻辑性，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合理性，具有普遍性、客观合理性的特点；实质合理性则是对特定目标的追求，基本属于对不同现象的倾向和偏好，带有主观合理性的特点。

现代西方的文化现象，其普遍效力就体现在以形式理性为取向来安排社会行动，然而西方之所以出现以形式理性为核心取向的生活秩序，关键却在于实质理性“有可能引入有条理的生活方式”、打破传统，从而导致了专注目标的形式理性的发展。

韦伯同时也担心在西方社会，实质理性枝圆会变得不如形式理性那么重要、猛坦塌实质理性正在消失，制度的非人格化可能使人失去存在的价值而走入理性的铁笼。

形式：

具有事实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

具有价值的性质，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

特点：

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客观的合理性。

目的和后果的价值，主观的合理性。

(4)司法可预测性扩展阅读: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曾于海德堡大学求学，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

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弟弟为德国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信裤伯。

“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充当了韦伯考察理性化历史命运的重要工具，实质理性、乃至“实践理性”、“理论理性”都跨越了文明与时代，但唯独“形式理性”只诞生于工业化时期的西方。

在这一普遍的理性化进程中，韦伯考察了科层制、法律、宗教、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结构与制度，但理性化自身却并非一种综合性的概括，因此韦伯在一个领域中描述的理性化过程，通常与另一个领域中展现的不同，正如韦伯所言，理性化具有“不寻常的变化形式”。

㈤ 什么是刑法期待可能性理论和法律不强人所难原则求详解，容易理解的回答，不要粘贴复制的！感谢~！

对这两个问题我的理解也只停留在很浅的程度上。
1）：所谓期待可能性，指的是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不为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形。
要将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考量，就必须要求这个人在作出这种行为之前能够通过可能的渠道去知悉这个行为产生的后果。这是刑法的可预测性的要求，同时也是期待可能性理论中的前置性要求。最能体现这个要求的规定就是刑事责任能力的划分：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不满14周岁的人是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因为不满14周岁的孩子没有义务“懂法”。
如果一个人在做出某种违法行为之前知道这种行为可能受到刑法的调整，还要视行为时的具体情况：是不是有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这个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一个合法一个违法。并且这两种行为都可以达到同一目的。那么此时他就具有期待可能性。如果他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话，法律就可以对其进行处罚。反之，如果当时就只剩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途径，即违法行为，那么这个人在当时就没有期待可能性，法律就无法对其进行处罚。具体体现在刑法总则中就是紧急避险行为和正当防卫行为。
2）：“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含义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含义相同，比如说最近热烈讨论的将“见义勇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之中的问题。见义勇为和舍己为人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如果一个人具有这种品德的话将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但大多数人是不具备这种高尚品德的，人生来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对这种自私的敷衍。所以，法律不能要求大多数人去做与自己的本性相违背的事。这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含义。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㈥ 法的可预测性和正当性怎么理解

法的可预测性，简单而言，即指法律在实际与实践的运行过程中的事先预判以及对可能结果的出现所作的预测。从微观的司法实践运作过程来说，所谓法的可预测性中的预测，即指在司法活动中(更为确切的讲，在审判活动中)，对法官会做出何种司法判决的一种预判。

法律现象中的妥当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合理性）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者，则往往各持一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复兴自然法学派在批判法律实证主义时，说它只考虑法律规范、程序方面的“形式上的合法性”（妥当性），而不问“内容上的合法性”（正当性或合理性）。

(6)司法可预测性扩展阅读

法的规范作用分为五个方面：

一，指引作用。这是指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二，评价作用。这是指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是否合法或有效的作用。

三，教育作用。这是指通过法的实施，法律规范对人们今后的行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诱导影响。

四，预测作用。这是指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当事人双方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

五，强制作用。这是指法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实现，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惩罚违法行为。法的强制作用是法的其他作用的保证。

㈦ 法的可预测性和正当性怎么理解

法的可预测性，简单而言，即指法律在实际与实践的运行过程中的事先预判以及对可能结果的出现所作的预测。从微观的司法实践运作过程来说，所谓法的可预测性中的预测，即指在司法活动中(更为确切的讲，在审判活动中)，对法官会做出何种司法判决的一种预判。

当法律凭借国家强制力取得社会的支配地位时，其自身的正当性常常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尽管，法律已成为判断我们和他人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但是其规制的能力与社会的接受度却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高；因此，从理论上来对法律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论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讲，人们总是倾向于从两个角度对法律进行分析：内部的和外部的，也就是不外乎——“我是法律，我应当怎么样？”与“我要求法律，应当怎么样！”；搏颤而最为关键的握茄是：如何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法律可能影响我，它应当怎么样！”。从第三人的视角论证法律的正当性基础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而合法性无疑段银察是对正当性的最为一般理解，正当的法律就是一种预期的满足。

㈧ 司法中不可预见丶可预见结果的概念是什么

您好，司法活动中的可肆野碧以预见指的是“应当预见”，也就是具有正常行为能力人的判断应当明了的，比如行为人应当知道打别人一拳就可能会有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裂举可预见指的是行为人无法预见，比如司机夜路开车，有另一人员自杀躺在路中央，司机无法预见也没有能力预见夜路中躺在路中央的人，所以造成的后果，就不能按照全责去追究脊知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仅供您的参考

㈨ 请举例说明 什么是法律的预测作用

法的预测作用是人们根据法律可以预先估计相互间将有怎样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

法的预测作用的对象是人们的相互行为。

比如：合同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法可以分别进行预测：对方在一般情况下会全面履行合同；即使对方不履行合同的话，我方还可以通过司法或仲裁程序要求对方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双方当事人就有了彼此信任与指望的法律基础。

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该条款规定了故意伤害罪的处罚，当某人在预备实施故意伤害行为时，可能会联想到相关的处罚，然后不再去实施该行为，即为法的预测作用。

㈩ 司法如何赢得信任与尊重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面临着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转型的当下，民众对公正司法和有效权利救济的期待与日俱增。然而，由于司法独立性的欠缺、诉讼程序不健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判决文书说理不充分等因素的制约，导致个案中常出现民意与司法的紧张关系，司法的公信力不容乐观。从宏观层面来看，司法要想赢得民众的信任与尊重，务必从如下三个方面下工夫： 民意与司法须有效沟通 中国进入网络化时代以来，刑事司法领域的典型案例往往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今年发生的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孙伟铭醉驾肇事案，更是在民意汹涌中考验着司法的公信力。一般认为，民意体现了大众的常识理性，而判决体现了法官的专业理性。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民意有充分的自由表达空间，而司法肆睁也会坚守其独立性品格，并不会被民意所任意左右。同时，民意的理性参与与合理监督，是司法赢得民众信任、从而摆脱权力控制，真正走向独立的助力之一。 然而，民意与司法良性互动的理想图景仰赖制度的支撑，能否创制出把司法的推理过程和法庭之外的社情民意有效结合起来的沟通机制，是司法既尊重民意又不被民意裹挟的关键。就民意与司法的沟通机制而言，民众参与审判、法庭程序的开放与透明、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性是提升司法公信力可行的具体路径。 首先，透过民众参审，分享司法判断职权，全程监督法官，使得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落地生根。诚如是，则法官贪腐、独断或被权力干预的疑虑通通降低。况且，参审过程中，法官不得不以常识理性和一般人能懂的语言与民众沟通，这样就减少了民众对司法的疏离感，避免法官不自觉形成职业的傲慢与偏见，使裁判更加正确。此外，参审制还能发挥法治教育功能。因为民众参与实际案例的审理，身临其境，易于体会到“定纷止争”之不易，对法律内容和司法程序会留下深刻的直观印象。这种司法体验对于增强其对法律乃至公权力的执行的尊重和认同感，是大有裨益的，它远胜于抽象的法律说教，无形中也为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法庭审判的开放和透明机制，是接受民情民意的检验和舆论监督的制度保障。只有允许媒体对裂裂岁庭审过程和审判结果作充分报道，以使法官的判案过程公示于社会，接受广泛而深入的监督，并赋予民众卷宗查阅权和知情权，才能有效地抗干扰、拒腐蚀。就此而言，近年来，一些法院尝试的庭审程序电视直播和判决书上网等试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最后，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性，是司法与民意相勾连的终极管道。在司法判决书说理性普遍不充分的现实情形下，当务之急是改革判决书的制作方法，改变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简单对应的“粗放式”判决书，代之以法理明晰，逻辑缜密，证据详实、说理充分的判源睁决书；改变千案一律的“八股式”判决书、代之以针对个案的特殊性，展示法官个性的法、理、情并茂的判决书。这样，判决书才能够被民众接受和尊重，才能真正成为彰显公序良俗、宣示法理公义、向社会输送正义的司法载体。 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要统筹兼顾 中国传统司法认知的思路是强调实事求是，以查清事实为己任，这种实体正义观发展到极致，会不惜牺牲法的可预测性和安定性，可能导致当事人的缠讼和案件的久拖不决。西方的法院当然也要进行事实认定，根据证据判案，但在那里强调的事实概念主要是指证据的说服力，未必是客观真实。法官判决的基础是由各种司法鉴定技术、程序要件、举证责任规则等担保的可靠证据，受这种程序正义观的支配，法院没有义务穷尽一切手段追求事实真相。 两种风格迥异的司法正义观，使得司法在应对民意和舆论的时候产生不同的反应，中国式审判基于客观真实的终极追求，更需要考虑具体情境和判决的社会效果，刚性的法律规范为了获得民意基础，不得不参照法律之外的道德判断和民间清理。更为复杂的是，中国普通民众对司法的观感和理解，深受美式好莱坞法庭剧和中式包青天连续剧的影响，在“剧情式”司法的耳濡目染之下，人们对司法的想象力游移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个极端之间，而这是任何现实的司法制度都无法同时满足的一厢情愿，期望值太高，信任感自然很难建立。 解决上述司法难题，可行的思路是寻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调和与共赢。毕竟，司法推理过程要认真对待，证据的收集、甄别和证明力强弱的判断，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对号入座，惟其如此，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才有可靠的保障，实体公正才有坚实的基础。但程序正义也不宜过分强调，周全、僵化甚至与社会现实脱节的程序设计，反而无益于实体公正的实现，因而，要注重听取甚至吸纳群众意见，法庭之外的价值应透过民众参与审判等理性渠道渗透进来，以此构成司法裁量权行使的尺度，从而使判决结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协调统一。 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当齐头并进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端赖司法过程的公正透明以及司法判决的质量和可接受度。就司法裁判的质量而言，司法职业化趋势不可避免。目前，法律渐趋精密庞杂，法律的效力层级体系更加细密交错，法律适用过程的逻辑推理愈形错综复杂，若非训练有素的专业法官无法准确地理解和适用。然而，如果司法裁判权由专业法官高度垄断，也会带来民主正当性的不足，致使法官在封闭的圈子里恣意裁判、偏颇甚或腐败。此外，在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为了解决纠纷中出现的专业技术难题，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使得裁判更具准确性与合理性。 因而，一方面，司法职业化仍应列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首先要通过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使得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有大致相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保证其具备大致相同的知识结构，提高法律职业的从业门槛。在此基础上，对法官实行高薪制和终身制，保证法官的独立品格，使法官不至于为了生存条件和权力挤压而恣意枉法，而只对法律和自己的良心负责。 另一方面，专业化改革也应尽量避免造成社会疏离，陷入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所言的法官越专业就越自以为是，民众越不懂就越不信任司法的困境。职业法官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必须体认，浸润在人情世故，差序格局的伦理社会中达一两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对于法律的不近人情、价值中立，不知变通，基本上是排斥的。故而，应该透过法庭的开放透明，民众的参与审判，判决书的通俗化与公开化，从而在因专业化而增强法律可预测性的同时，也不至于让普通民众陷于云山雾罩当中，对法律产生莫测高深的疏离感。(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