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司法
⑴ 古代的法院什么样的
古代的法院什么样的？
最早的法院是出现在西周时期的司寇，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司法审判的一个机构，司寇与夏商两代形成的监狱结合，成为了我国历史早期的司法机关。
到了秦朝建立的时候，当时设立了最高直属的法院延尉府，延尉任院长，而地方上的司法长官则由郡守和县令充当，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剧中人们打官司总去县衙告状的原因了。事实上我国后来的封建王朝都是借鉴了这一套司法系统，只是机构组成有所变迁。
到了汉武帝时期，尚书台取代了延尉府成为了最高的司法机关，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将延尉府该称为大理寺，并且创立死刑由皇帝复核的制度，唐朝以后三省六部制度逐渐成熟，出了大理寺得到保留以外，又有刑部和御史台承担了司法职责，这个制度到了两宋时期才得到逐步的完善，
但是在明朝都时候，特立独行出一个别样的独立于司法以外的一个机构，厂卫特务审判机构，这个部门是由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组成的，这个机构主要的任务就是专门服侍皇帝及其后妃的宦官成员组成的另一特务司法审判机构。这个机构的司法主要还是向皇帝和最高集团服务的。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法律部门的出现和发展，它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司法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也是我国古代司法的结晶的一个体现，它也记录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变迁！
⑵ 为什么古代司法从属于行政
只有东亚的司法才从属于行政，大食和欧洲的司法体系都相对独立，司法权一般是宗教掌握，行政由世俗势力掌握，在神权统治时期，司法权力压倒世俗的行政权力，
⑶ 你知道中国古代司法的鼻祖是谁吗
皋陶。
皋陶（公元前2219-公元前年），偃姓，皋氏，名繇，字庭坚，少昊之墟（今山西洪洞县皋陶村）人。上古时期东夷部落首领，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圣”（尧、舜、禹、皋陶）之一，后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
历经唐虞夏三个时代，长期担任掌管刑法的士师一职，以正直闻名天下。相传架构了中国最早的司法制度体系（五刑、五教），强调“法治”与“德政”的结合，促进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形成“皋陶文化”，成为后世儒家和法家思想产生的重要精神渊薮之一。
公元前年，帝禹二年去世，时年106岁，葬于六地。大禹念及功德，封其后裔于英、六一带，尊为六安国国和偃国始祖以及二十四姓的鼻祖。天宝二年（743年），追封“大唐德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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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皋陶与高辛氏的契、后稷共同辅佐大舜，成为中国先秦史中一位深远影响的人物。其创刑、造狱，倡导“明刑弼教，以化万民”的思想为四千多年来我国各个时期制定、完善、充实各项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被人们喻为“圣臣”。
在尧和舜时期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即司法长官。皋陶被聘任为掌握刑法的官后，协助执政司禹处理领导事务。禹即位，被禹选为继承人。但皋陶在帝禹之前先死了，未能继位 。皋陶是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
⑷ 中国古代司法的特征
一、古代司法的特点
（一）君主享有最高司法权
皇帝是古代最高的权力享有者，其身份的合法性不言自明。在人人认可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情况下，皇帝自然是普天之下的最高主宰，他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他是最高的思想权威、政治权威。最终的司法裁判权是其身份地位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利于实现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利于实现司法的相对统一。
（二）司法与行政的界限模糊
司法活动需要专门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去参与，这也是司法职业化、专门化的需要。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司法机关与并有相关的司法人员，如秦朝的“廷尉”。可以说，专门机关和专职人员应该是司法功能完善的重要体现，但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却不是这样的，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地方上。
（三）重实体、轻程序与轻证据、重口供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司法模式就是韦伯所总结的“卡迪司法”，即所谓的实质非理性。不可否认古代司法有一定的程序，但相较而言，对实体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程序的追求，所谓程序不过是实现实体的公正的手段而已。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基本否了程序自身所体现的价值，“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更是无法想象。这种司法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务实主义精神。
（四）刑事与民事的有限分离
先秦时代，司法中有“狱”、“讼”，“狱”主要关乎刑事审判，而“讼”主要关乎民事审判，体现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初步分离。但是，从司法制度的整体来讲，民事与刑事的分离并不十分明显。比如，审判的具体机构是同一的，审判人员也是同一的，审判方式、甚至处罚方式也有的部分一致性。今天，我们有公、私法的观念，其适用法律的条件，司法审判的方式，证据规则的适用，责任承担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区别，而古代社会的这种区分是不明显的。比如，在古代，欠债不还是可能挨板子的，这样的惩罚显然是刑事的。
（五）司法官依法断罪及其责任
中国古代重视结果公正的思想，也部分放宽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实质的公正，可以能动司法，以协调好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关系。但是，就绝大多数的案件来讲，是不需要过多的自由裁量的，法律基本上有明确的规定，此种情形之下，依法断罪就成为司法官的基本职责。为了实现司法权的统一和皇权的至上性，必然要限制司法官吏的权限，普通的司法官吏只能援法断罪。枉法徇私、枉法循情的种种违法行为必然是法律所不容的，“无疵之过”、“出入人罪”就是最好法官责任的最好制度体现。
（六）儒家思想深刻影响司法观
司法观念只是社会整体法律观的部分体现。中国正统法律思想深受儒家伦理观影响，处处体现着伦理观念的影子。儒家思想发端于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伦理等级观念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系统，这些思想武装了人们的头脑，更影响者人们的生活实践，司法理念与实践也概莫能外。
⑸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西周时期
在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时期，就有了明确的从事司法审判的司寇，在此之前的夏商时期只是有了监狱这种司法执行机关。西周时的最高审判权还在周王手里，他统辖的中央地区的具体司法官是士师和眚史。西周时的案件区域管辖还没有明确区分，不过审级已经有了王、三公、司寇、乡、遂、县六级，古代的司法机关基本形成。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
战国时期
到战国时期，各国也有自己的司法机关，秦国的最高司法官叫廷尉，楚国叫廷理，齐国叫大理。鲁国则设有大司寇一职。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府，最高司法官是廷尉。秦的地方是郡县制，地方的司法机关由郡守和县令兼任，疑难案件上报中央，一般的则自己处理。在县乡两级，则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基层治安机构——亭。亭是秦汉时代政府的末端组织之一，遍布全国，主要设置于交通要道处，大致每十里(相当于3公里)设置一亭。亭本来是为军事交通设置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兼具军事交通和治安行政的基层政府机构，兼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秦朝的司法机关体制奠定了以后中国历代王朝司法机关的基础。
汉朝
汉朝基本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包括司法体制，所以历史上有了“汉承秦制”的说法。汉朝中央的司法机关仍然是廷尉，地方则与秦朝相同。但汉武帝之后，王权逐渐加强，出现了尚书台这种中枢组织，尚书台内设立了执法机构，在西汉是三公曹，东汉是二千石曹。从而侵夺了廷尉的司法权。 汉朝对于重大案件由中央主要官员会审，这种名为“杂治”的会审制度体现了皇权对司法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除了基本继承汉朝司法制度外，也有了一些发展。北齐将廷尉改称大理寺，下属官员也增多了，扩大了司法机关的规模。更重要的一点是，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了皇帝，这是古代司法制度的一大变化。
隋唐
在隋唐时期，古代的司法制度基本成熟、制度化。隋唐的司法机关是三个：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大理寺职责是审判，刑部是司法行政，御史台是监察。但刑部权限很大，可以对审判进行干预，而且复核大理寺的徒、流以上的案件。御史台除了监督外，还参加重大案件的审判。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由以上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这就是唐朝的“三司推事”。同时，死刑的复奏制度也明确化，死刑执行前必须再报皇帝，批准以后才能执行。
宋朝
宋朝的司法机关也是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但也有些变化，如宋太宗时期设置了审刑院，侵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职权，到神宗时撤消，职权又分归大理寺和刑部。 地方的司法机关，州和县也是司法和行政合一的。为了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管理，在各路设立了提点刑狱官来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宋朝还规定地方司法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从这以后，一直到明清时期，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州（府）县官员都要亲自审判案件。
元朝
元朝在继承前朝的体制基础上，也有变化，在保留刑部和御史台的同时，设置大宗正府来代替大理寺。蒙古人享受了很多的司法特权。 明清时期也是以三法司为主要司法机关。但是其职权发生了变化，大理寺的审判权归了刑部，而刑部的复核权则给了大理寺，御史台改名为都察院。
明朝
明朝的特务组织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也都有司法审判权，甚至还凌驾于普通三法司之上，直接受皇帝管辖，自行审判、执行。同时，明清的会审制度也完善起来。死刑案件的最高决定权还在皇帝手里。中央集权在司法方面有了集中体现。
清
清末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警察制度。西方警察形象首次在中国亮相，是在租界内。在此之后，中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的警政思想。
⑹ 古代司法制度沿袭变革
中国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时（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结束的中国奴隶制类型法制和封建制类型法制。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颁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维护统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中国古代法制从总体上说呈现出“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演进规律。司法机构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司法机构设置之递演嬗变具有同质继承关系，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某一具体机构职能亦存在诸多差别。
一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概述
奴隶制社会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奴隶制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司法机构设置来看，夏商时期没有形成和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夏王和商王拥有国家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国王的裁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时期周王及各诸侯国的内部开始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员。中央为司寇，地方有乡士、遂士、县士等专职司法官员，但周王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主要特点就是司法权高度集中。未设置有专门司法机构。但出现了专职辅佐王权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司法官员。
封建制社会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从秦代开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完整的司法机构的设置逐渐建立并不断丰富完善。
从中央司法机构纵向沿革演进来看，秦汉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汉代尚书开始参与司法审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名称出现变化，北齐时正式设置大理寺，司法机关称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监察机构御史台的监督职能得到加强；隋唐演变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础上增加了审刑院；元朝设大宗正府；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现“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代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机构。
中国古代地方司法机构司法与行政不分，汉至唐大体上分为三级审理，宋至清未大体上为四级审理。其中，秦汉地方司法机构为郡、县两级。郡守县令监理司法，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隋为州、县二级；唐沿袭隋，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同时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时起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元为行省、路、府（州）、县四级；明为省、府（州）、县三级。明朝在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清为省、道、府、县四级。
通过以上对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类型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中央专设司法机构，并保持三大司法机构格局。地方则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
二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包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内，总体而言渊源继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质继承关系。法律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具体到司法机构其递演嬗变，存在诸多类似之处。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司法机构设置又有着与一定时代具体法律制度相适应的基本特征的差异。
一、秦朝初步确立皇权控制下的统一集权司法机关体系
秦朝建立以后，通过统一法度等措施，确立了一套统一集权的司法机关体系。中央司法机构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组成。秦朝沿袭战国以来确立的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传统，实行行政机关与司法职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实行郡、县两级制，郡守、县令或县长兼理司法。另外，在郡、县下还有更低一级的行政级别，如乡、亭和里。秦朝皇帝通过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审判权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权，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皇帝拥有最高裁决权和最终决定权。秦朝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出现了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职能机构。中央一级司法机构设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专职司法机关。地方则形成了郡、县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机构体制。
二、两汉时期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较完备的司法机构
汉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为基础和参照。两汉时期的法律制度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汉朝法制的发展也体现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在中央司法机构中，有尚书、廷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机构组成。地方司法机构类同于秦朝时期，设郡、县两级，司法与行政不分。汉武帝时期设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胀的相权的“尚书”这一司法机构，使司法审判大权转由尚书和廷尉共同行使。这种由其它机关参与司法活动的机构设置模式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皇帝为防止司法机关职权过重，便给予某些机关以一定的司法权，起到分散司法权的作用，从而便于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后裁决，由皇帝独揽。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可见，汉朝时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机构都比较完备。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这一时间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构主要有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机构日趋扩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时曾改为“大司寇”，北齐时曾改为“大理寺”，但不管称谓如何，其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变。但是尚书的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而相对廷尉的权利有所缩小，部分司法权转给了尚书。东汉后三省制渐成，使尚书台脱离少府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这一重大变革给司法机构发展以深刻影响。此时虽尚未设立刑部，但尚书台之下均设置有负责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这种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反映了传统司法机构的完善和强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为隋唐司法机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分工合作监督制约司法机构设置体系趋于完备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机构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权分立式的司法机关设置体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机构，同时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御史台掌管监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参与冤案大案的审理。刑部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我国古代中央司法机构命名的明确，以后历代不改，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审判，刑部主管复核，御史台主管监察的这种既有分工，朋彼此监督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司法统治，以及皇帝对中央司法权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增设审刑院以加强对中央司法机构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唐朝时期的制度，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其变动主要是刑部的职权扩大，尤其是复核职能增强。宋太祖建隆年间另设审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也拥有的审判权和复核权，审刑院是皇权加强的产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权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区设开封府，州县之上设立中央派驻各路的提点刑狱司，旨在强化皇帝对各级司法机构的控制权。
六、元代蒙古贵族垄断司法体系，司法机关各领其事“不相统摄”
元代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较混乱。元朝中央司法机构设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删减。元朝设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兼领司法职能。蒙古贵族统领司法体系。
七、明清两代中央司法机构设置发生较大变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机构及清代旗人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中央司法机构设置至明清时期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职掌的变化和名称的改异。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职权分离和相互牵制的特点。同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统称“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与都察院。明朝将元朝废除的大理寺重新设置起来，但是其职责改为法律复核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大理寺复核，可见刑部与大理寺的职能，正好与唐宋时期的相反。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其职责不变，仍是监察百官，参与审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突出特点是出现了“法外”特务司法机构。主要是“厂”、“卫”司法，内廷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外廷的锦衣卫。厂卫制司法机机构成为加强皇权专制和实行高压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点是法外用刑，三法司无权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机构和法律约束，拥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处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务政治加剧了明代社会矛盾，削弱了司法机构的权威。
⑺ 关于中国古代的司法权问题
"法自君出"
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废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以礼教为指导原则
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七弃三不去"、"八议"以及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以刑法为主刑
法律以刑法为主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遂通称刑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一部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混一，作证与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口含天宪"
司法从属于行政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一般无权过问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
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
⑻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叫什么
古代法院沿革
中国古代类似今天法院的机构最早叫什么称谓，史无可考。据后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称“司寇”，这与古人所说的“刑起于兵”关系密切。“司寇”两字的本意是“负责抵御外来侵略”，管理曰“司”，外敌曰“寇”（例如日本入侵中国者称之为日寇）。三代的司法官称皆与军旅有关，也印证了“兵刑同源”这一古人的判断。
西周时期，从机构上讲，其时官署与官员是同一物，同一称谓。周天子作为国王，按今天的权力概念，他不仅是最高行政权，也是最高立法权和审判权的享有者。他下面的贵族官员既是行政的，也是司法的。确切地说，在周人的观念中，无法理解我们今天常言的行政与司法之别。但他们自有一套设官分职的理论和方法。在王朝中央天子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机关就是“司寇”，这一机关的长官也叫“司寇”，成为天子之下的最高一级审判机关。史书《周礼·秋官》上说“司寇”又叫“大司寇”，他的辅佐官称“小司寇”，前者助天子掌全国司法，后者助前者“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其下属有“士师”、“士”等十几种官员。地方上设“士”为司法官，也是初审机关，掌其辖区内狱讼。据史书所载，一般审级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级，重大案件及诸侯间诉讼由周天子或“司寇”裁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不遵旧制。《史记·李斯列传》讲，到战国时，齐国称“大理”，楚国称“廷理”秦国称“廷尉”，等等。
秦代一统天下，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整套皇帝控制下的司法机关体系，对一切重大案件，皇帝有最后决定权，并可派丞相、御史受命问案；二是皇帝直接审案。史书中载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呈决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每天阅读的文件很多，以石来计算。按当时的重量，史书讲：“石，百二十斤”，约合现在六十斤。秦简一般长约尺二，合现在23至28厘米，每简30至40字，可见始皇对政务的勤勉。
秦代统一了战国时各诸侯国中央最高司法官（即最高司法机构）的名称，沿用秦国旧称“廷尉”，属中央官员九卿之一。“廷尉”负责全国法律、法令及司法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廷尉”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二是审理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和对重大案件的复审。“廷尉”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机构和司法长官，作为最高法律官员，“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叫“廷尉”，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故称廷尉”；另一种说法是：“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廷尉”下设“正”和“左右监”等属官。但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均须皇帝最后裁决方可定案。
秦代地方司法机关也进一步完善，地方司法由属于行政性的郡守、县令（长）兼理。地方的郡、县、乡、亭各级政权机关都设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司法官员，处理本地区范围内的司法事务。郡有专任司法官员“决曹掾”，但案件的裁决由郡守决定；县以下设丞，主管文书、仓储、司法事务；乡设有“秩”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秦范阳县令在任十年中，审判案件，“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证明郡、县长官对自行管辖的一般案件，皆可作最终裁决，有司法审判刑杀之权，只是在案件有疑难时才上报中央“廷尉”。
由于秦代要求各级官吏都要知法、学法、宣传法律，因此凡官吏都有宣传、执行法律、法令的职责，即使是最基层的“里正”、“求盗”等小吏，也可以处理轻微的民事、刑事案件。
到了汉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体制为基础，在中央，除皇帝总揽最高司法权以外，其中“廷尉”又称“大理”（汉景帝、哀帝时曾一度称“大理”。宣帝时增设 “廷尉平”）是中央最高专职司法机关，同时也是中央最高司法长官，仍作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丞相作为行政长官，御史大夫作为监察长官，与中央其他高级官吏也经常参与司法审判，名曰“杂治”，即非专任之义。
汉代地方司法机关除东汉后期一段，在地方主要为郡、县两级司法机关。汉末州由监察区一变而成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遂形成州、郡、县三级。此后，州、郡、县三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各自配有专职的司法属吏。如郡设“决曹掾”为专职司法官等。两汉郡县司法权承秦之旧，仍有很大的终审裁决权。《陔余丛考》一书讲：“汉郡县守令皆有专杀权”，“刺史、县令杀人不待秦”。只是疑重案才呈“廷尉”，或交由丞相等大臣共议后由皇帝裁决。
⑼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向法的转变过程
第一章
夏商时期的司法
夏商的司法制度
关于夏商的司法体制，没有具体划分，其政治体制在以帝国程度
上就是其司法体制的原型。夏商的政治体制有内服和外服之分，
内服即中央和王室机构体系，外服即地方诸侯机构体系。夏商比
较专门的司法机构体系史书上无记载。
夏司法制度
1.
司法机关
大理：中央最高司法管
士：地方司法官
蒙士：基层司法官
2.
审判制度
“神判”、“天罚”
3.
监狱的设置
“圜土”、“夏台”
商司法制度
1.
司法机构
司寇：中央最高审判机构
士：地方司法官
蒙士：基层司法官
2.
审判制度
（
1
）重案：
三审，即史与正的审理、大司寇的复审、三公参听的
再审。
（
2
）疑案：
“疑案，泛与众共之，众疑，赫之，必察大小之比以
成之。”——《礼记·表记》
（
3
）
量刑：
可轻可重者，主张从轻；
可宽可严时，主张从宽。
3.
监狱的设置
“圜土”
“囹圄”：“所以拘罪人”
夏商的司法总结
其司法主要有以下之特点：
1.
，尚未从行政、军事体制及其职能中分商两代的司法体制
及其职能离出来，它们基本上是合而为一体。
2.
商两代属于中国权法时代，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天讨、天
罚、神判的特色。司法审判大权握足于各级奴隶主宗主手中。
3.
着司法审判制度的产生，作为刑罚执行机构的监狱也开始
出现。
第二章
西周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机关的设置：
自上而下依次为：①周王
②大司寇
③小
司寇，地方效仿中央，地方司法机构主要是指天子京师和诸
侯国都之下或基层地方执行司法事务的官职或机构。
2)
诉讼审判制度：
1
肺石达穷民，路鼓制度
2
证据制度：仅
控告而无证据则不受理，
至于证据来源，
首先允许刑讯逼供，
就是要求必须要有口供。
并且以当众宰牲发誓为诉讼辅佐证
据。
3
五听制度：辞，色，气，耳，目五听，察言观色等技
巧。
4
审理时限：
收禁人犯五六天后才进行审理。
尽心断狱，
甚之又甚。
5
季节与司法：春夏不受，秋冬行刑。
6
三敕
与民主司法
7
八议制度：规定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不能采
取一般程序审理，必须采取朝廷特别会议由周王最后定夺。
这是后世八议制度的起源。
8
宣读行书制度：是后世读鞠乞
鞠的来源。
9
审判程序：一般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一般要经
过二审终审，三宥程序仅仅适用于贵族。
10
法律宣教制度，
周礼的悬法象魏很可能是最早的法律宣传普及教育制度。
3)
司法较前代之发展：
1
体系更加完备，制度更加成熟
2
统
治放于司法权下，
权责进一步分明
3
司法审判程序进一步严
格人性化，重视对人的法律教育。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司法制度
（一）
司法改革
1.
就司法机关而言，剥夺了旧贵族的司法审判权，改由封建职
采纳
⑽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转变过程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刑法相当发达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相对刑法稍显滞后。
提到刑法就不得不提到刑罚那么在这个古老的重刑主义的国家其历朝历代的刑罚制度是如何变化发展的呢 先从奴隶社会下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夏朝说起。
中国古代的刑罚是由战争中的军令发展而来的。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严格的军纪违反军纪者要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些在战争中使用的处罚手段逐渐演变成为平时惩治内部平民的刑罚。夏朝统治者从天命神权思想出发把法律说成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把施刑说成是上帝的意志是秉承神的命令。《甘誓》就是个很好的佐证“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绞绝其命。予今惟恭行天之罚。”
夏朝确立了墨刑在脸上刺字并涂墨、剕刑砍掉脚、劓刑割鼻、宫刑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五刑且规定昏自己做了坏事而窃取美名、墨官吏贪得无厌、败坏官纪、贼肆无忌惮地杀人都要被处死。
商朝取代夏朝后继承和发展了夏朝的“奉天罚罪”的神权法思想。在刑罚上保留了夏朝的五刑墨、劓、宫刑和大辟改剕刑为刖刑实质一样另外商纣王还创立了炮烙令人在烧热的铜柱上行走掉下即烧死、醢把人剁成肉酱、脯把人杀死后晒成肉干、劓 2 殄即没绝家人、剖心比干受此刑等酷刑。
西周灭掉商朝以后沿用了商朝的五刑另外增加了圜土之制将犯人关入监狱强制服劳役的刑罚刑期为一到三年是中国有期徒刑的开端、嘉石之制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者束缚其手脚坐在嘉石上令其悔过然后从事一定时期的劳役期满释放的劳役刑流刑将犯人流放远地、鞭刑用荆条抽打犯人背部和赎刑用金钱或者财产来折抵刑罚但主要适用于疑难案件和贵族犯罪。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朝时刑罚种类繁多生命刑就有族刑夷三族、戮先羞辱再斩杀、弃市杀之于市公共行刑、腰斩、枭首斩首挂在木杆上示众、定杀将麻风病人投入水中、车裂、坑杀具五刑肉刑黥墨、劓、斩左趾、斩右趾、宫刑流放刑劳役刑徒刑城旦、舂米鬼薪、白粲司寇、作如司寇罚作、复作舂刑财产性赀刑赀甲、赀盾、赀徭赎刑没收财产耻辱刑髡、耐。
汉朝初年的时候死刑有枭首、腰斩、弃市、殊死肉刑为黥、劓、宫、斩左趾以及斩右趾徒刑分为髡钳城旦舂、完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罚作、复作和隶臣妾此外还有徙边、笞刑、罚金以及顾山犯徒罪的女子令放还家中每月交纳三百钱由官府雇人劳作来折抵其刑。汉文帝时废除了肉刑改黥刑为髡钳城旦舂改劓刑为笞三百改斩左趾为笞五百改斩右趾为弃市。在汉景帝时期又改革了笞刑先是在公元前156年将笞五百改为三百笞三百改为二百 3 后又在前144年减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笞一百同时又制定了《箠令》规范笞刑的刑具规格、受刑部位并规定施刑中途不得换人等等。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 “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西魏和北齐明令禁止使用宫刑应宫者没为官奴婢宫刑至此被取消。流刑在汉朝时作为死刑减等之刑不属于常刑但在北魏时期成为法定刑。
北周时按照距离京师的远近将流刑分为五等两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五百里、四千里、四千五百里。在此时期刑罚种类也在逐渐减少北齐、北周时确立了由死刑、流刑、徒刑、鞭刑、杖刑组成的新五刑制度向新的封建五刑过渡。
隋朝的《开皇律》确定了新的五刑制度即死刑流刑分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两千里徒刑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笞刑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唐朝的刑罚较以前各代均较为轻缓死刑、流刑减少并且死刑只有斩、绞两种五品以上官员犯死罪的赐死于家中。流刑则为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三千里各居作一年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三年流刑服役期满后在流放之地编入户籍成为当地百姓。徒刑、杖刑和笞刑均和隋朝相同。因为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所以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朝在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之外又创立了折杖法、刺配刑 4 和凌迟刑。折杖法是宋太祖时创立的用决脊杖代替徒刑和流刑用决臀杖来代替笞刑和杖刑。刺配刑是将杖脊、刺字和配役三种刑罚同时施加于一人原是宽宥死刑之刑宋朝为了弥补折杖法的缺陷开始广泛使用刺配刑成为比唐代的加役流更重的刑罚。宋仁宗时开始使用凌迟即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残害肢体再割喉咙使受刑之人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刑罚。为了宽恤官吏及士大夫宋朝增设了编管和安置两种刑罚。编管就是将犯罪的朝廷命官和士大夫编入外州户籍使其接受监督管理并限制人身自由安置则是将犯罪的官吏贬谪到远恶之地居住并限制其人身自由。
元朝的刑罚制度比较特殊死刑分为斩、凌迟流刑不分里数“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徒刑分为一到三年五等每等分别附加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杖刑和笞刑均以七为尾数笞刑自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此外元朝保留了很多习惯法很多刑罚还相当重比如黥、劓等肉刑。
明朝仍规定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除斩、绞之外增加了凌迟另外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别附加杖一百。五刑之外明朝还增加了充军、枷号、迁徙、庭杖的刑罚。充军是将罪犯送往边远地区充当军户的刑罚按照路途远近及区域分为附近、边卫、极边、烟瘴、沿海、口外等按刑期分为终身和永远。枷号是强迫罪犯在监狱外或者官府衙门前戴枷一般重达十五斤至二十五斤示众受辱刑期为一月、两月、三月、六月和永远五等。迁 5 徙则是强迫罪犯全家迁居千里之外。另外明朝皇帝经常用庭杖的刑罚处罚大臣甚至有很多受刑中途被打死。
清朝是的刑罚制度进一步变化笞刑用小竹板分为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和二十板杖刑用大竹板分为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文武官员犯笞杖罪时可以罚俸、降级和革职代替刑罚徒刑五等分别附加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流刑三等各附加杖刑一百充军五等发遣清朝创立的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给驻防的八旗官兵为奴或当差刺字主要适用于盗窃、逃军、逃流等罪枷号枷的重量和刑期与明朝有所不同死刑花样很多斩、绞、枭首、凌迟、戮尸且绞、斩分为监侯和立决两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的刑罚由重走向轻由严酷走向较为宽和由不规范到逐渐规范比如说原先的奉天罚罪神权思想发展成为后来的依照成文法和具体的罪名施以不同的刑罚。历朝历代的刑罚制度不同刑罚原则也不相同比如老幼、独子等减刑贵族、官僚减刑财产刑的发展以及官吏赎刑的变化很多人享有特权或者减刑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刑罚逐渐变轻不过在大的变化趋势中也有根据当朝的政治环境和阶级矛盾不断调整的小的刑罚的变化。尽管如此古代刑罚也不会跳出封建法律的圈子人治大于法治封建皇权和贵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在各种稍显人道的口号之下也还是可以逃脱和减少刑法的处罚带有很严重的不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