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的完善

㈠ 1997年刑法修订的历史背景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刑法进行了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刑法，通称“新刑法”“九七刑法”或“97刑法”，于当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新刑法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将条文总数增加到了452条，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准确把握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形成了科学的罪名体系等等。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具体制度设计上看，都是我国刑事立法乃至法治建设征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新刑法实施25年的历程表明，罪刑法定原则已经深入人心，除了惩罚犯罪，人权保障的作用被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刑法回应社会重大关切，顺应时代发展，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新刑法颁行25周年之际，对这部法律全方位加以审视和评判。对于总结立法经验，展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就，坚定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1997年刑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立法的集大成之作，它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筑起刑事法治的人权保障体系，开辟刑法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中国刑法走向世界的基础。

此后的25年来，立法机关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持续保持发展和完善的积极姿态，刑事立法修改完善成绩斐然，有效地满足了国家、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和保障经济发展等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

可以肯定地说，1997年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的颁行及其25年的发展与完善，充分见证了我国刑事法治不断健全的进程，也是我国刑事法治成果的集中展现。

罪刑法定原则，掀起刑事司法革命新浪潮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出修订，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为一体的“97刑法”诞生了，在新中国立法史写下了众望所归的一笔。

让我们将历史的指针拨回到1986年，以一个案例近距离地感受这部法律的成长历程。
这年6月27日下午，鲁和平、朱永胜两人正在上海四川中路一个水果摊卖西瓜。一名顾客购买西瓜后，将随身携带的一个黑色拎包遗忘在水果摊上。

鲁、朱二人看到后不仅没有替这位顾客保管遗失物品，而是迅速将其藏匿了。当失主前来找寻时，更是谎称从未见过。事后，二人瓜分了拎包内价值1.8万多元的财物。

很显然，这是一起蓄意侵占他人遗忘的巨额财物的恶劣行径，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法律必须严惩。但在当时的刑法中，却找不到相应的罪名和惩罚条款。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法院根据1979年刑法中的类推制度，比照1979年刑法第152条，对鲁和平、朱永胜以侵占他人遗忘财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当时考虑到1979年刑法分则只有103条，可能有些犯罪行为必须追究，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规定了类推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原副主任、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原所长黄太云教授介绍，当时，立法机关在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规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多达130条。

从发生在1986年的这起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当年中国还难以制定一部十分详尽、完备的刑法的特定背景下，该制度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实际作用。

但在该制度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有专家提到，虽然类推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立法的疏漏与不足，但是，与公民权利、自由可能遭受的“法外”侵害相比，刑法漏洞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

彼时，在刑法修订的过程中，对于是否废除类推制度并在“97刑法”当中设置罪刑法定原则，存在一些争议。
主张保留类推制度的专家、学者认为，考虑到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刑法又不可能尽善，刑法会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缺乏界定，通过类推可以对这部分犯罪加以惩处。因此，他们认为类推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当时立法机关与当时主流观点倾向于确立罪刑法定主义。“采用类推制度因为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执行时不好操作。而且，1979年刑法对类推作了严格限制，并且要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数量并不多，立法机关认为有必要也有条件取消类推的规定。”黄太云教授说。
在刑法修订过程中，立法机关尽可能对当时出现的各种犯罪行为在分则中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和刑罚，从而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终确立扫清了障碍。
1996年12月2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次修订，刑法分则的条文从原来的103条增加到281条，对各种犯罪进一步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最终，“97刑法”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第3条）的同时，废除了类推制度，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

㈡ 我国为什么要修改刑法

保护法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2)我国刑法的完善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三大诉讼法中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都是不公开审理，刑诉中多了一个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也属于法定不公开审理情形，三大诉讼法中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的可以不公开，民事诉讼中增加一项离婚的案件也属于申请不公开可以不公开。

拘役属于刑事处罚，行政拘留属于行政处罚，刑事拘留属于刑事强制措施。罚金是刑罚，罚款是行政处罚。刑罚里有没收财产，行政处罚里有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㈢ 刑法修正案九的亮点有什么

今天在京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备受关注的现行刑法第九个修正案。
刑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先后通过一个决定和八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据介绍，这次修改刑法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近年来多次发生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网络犯罪也呈现新的特点，有必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筹考虑刑法与其他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法律的衔接配套，修改、补充刑法的有关规定；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需要进一步完善刑法的相关规定，为惩腐肃贪提供法律支持；落实党中央关于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的要求。
这次修改刑法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惩处力度不减，保持高压态势；同时，对一些社会危害较轻，或者有从轻情节的犯罪，留下从宽处置的余地和空间。
亮点一：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再减少9个适用死刑罪名
刑法死刑罪名已减至46个
新法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
据了解，我国现有适用死刑的罪名55个，取消这9个后尚有46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也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据此，总结我国一贯坚持的既保留死刑，又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做法，新法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
据介绍，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可控，一些严重犯罪稳中有降。实践表明，取消部分罪名的死刑，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面对减少死刑罪名反应正面。这次取消死刑的9个罪名，在实践中较少适用死刑，取消后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对相关犯罪在取消死刑后通过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严厉惩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力度不减，以确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此外，上述犯罪取消死刑后，如出现情节特别恶劣，符合数罪并罚或者其他有关犯罪规定的，可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新法还进一步提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
现行刑法第五十条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刑法修正案(九)将上述规定修改为：对于死缓期间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亮点二：严惩恐怖主义犯罪
一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形式
增加恐怖犯罪财产刑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为维护公共安全，加大了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惩治力度。
针对近年来暴力恐怖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总结同这类犯罪作斗争的经验，新法在刑法现有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以下修改补充：一是，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增加规定财产刑。二是，增加规定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或者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的犯罪；增加规定利用极端主义煽动、胁迫群众破坏国家法律确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会管理等制度实施的犯罪；增加规定明知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节严重的犯罪。三是，增加规定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犯罪。四是，将资助恐怖活动培训的行为增加规定为犯罪，并明确对为恐怖活动组织、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的，追究刑事责任。五是，将为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 为实施恐怖活动与境外恐怖活动组织或者人员联系，以及为实施恐怖活动进行策划或者其他准备等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
亮点三：加强人身权利保护
嫖宿幼女罪名已成为历史
收买妇儿一律作犯罪评价
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猥亵儿童、虐待儿童、老年人的案件时有发生，社会影响恶劣的情形，对刑法相关规定进一步作出完善。
一是，修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扩大适用范围，同时加大对情节恶劣情形的惩处力度。具体规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二是，修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对于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作出犯罪评价。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为“可

㈣ 你觉得我国现在的刑法如何

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个时候刑法的存在就非常有必要。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部正确的法律，那我这个社会秩序将会被扰乱，人民苦不堪言。下面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具体阐述一下我对刑法的了解与认识。

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和谐，友善的环境当中，需要我们共同人来维护这份平静，也需要通过此种方式来让我们的身心健康。

㈤ 如何完善我国刑法规制盗窃网络虚拟财产

盗窃中国络虚拟财产不可以认定盗窃罪。 关于虚拟财产能否归入传统意义上的财物，在二0一三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意见如下：《解释》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应当在《解释》中明确，对盗窃游戏币等虚拟财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经研究认为，此意见不妥。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如确需刑法规制，可以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定罪处罚，不应按盗窃罪处理。主要考虑：其一，虚拟财产与金钱财物等有形财产、电力燃气等无形财产存在明显差别，将其解释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公私财物，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其二，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对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当然可以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量刑。其三，对盗窃中国络虚拟财产的行为适用盗窃罪会带来一系列棘手问题，特别是盗窃数额的认定，目前缺乏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计算方式。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明确了具体定罪量刑标准，适用该罪名可以罚当其罪，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其四，从境外刑事立法和司法来看，鲜有将盗窃中国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处

㈥ 我国刑法创制和完善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

犯罪化，一般是指将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刑法上的犯罪，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其中，以往不是犯罪的行为，既可能是由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禁止而不为刑法所禁止的一般违法行为，也可能是不被任何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由轻罪变更为重罪的，不属于犯罪化。例如，对于明知煤矿生产设施明显不符合安全标准，瓦斯爆炸的可能性很大，行为人依然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的案件，现在一般认定为过失类型的责任事故犯罪。即使司法机关改变态度，将其认定为爆炸罪，也不属于犯罪化。
与之相反，非犯罪化，一般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其中的“不再以犯罪论处”，既可能表现为完全的合法化，也可能表现为虽不定罪量刑，但给予行政处罚或者其他法律制裁。特别法条的废除不意味着非犯罪化。例如，日本于1995年基于平等主义的要求，删除了有关杀害尊亲属罪、伤害尊亲属罪、遗弃尊亲属罪、监禁尊亲属罪的规定，但对于杀害、伤害、遗弃、监禁尊亲属的行为，并非不以犯罪论处，而是以普通的杀人罪、伤害罪、遗弃罪、监禁罪论处。换言之，废除以尊亲属为被害人的犯罪，只是废除了加重处罚的规定。再如，我国1979年旧刑法第101条（特别法条）规定了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虽然现行刑法删除了这一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对该条规定的行为实行了非犯罪化，而是对之以普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论处。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概念，给人以“大量”的犯罪化与“大量”的非犯罪化的感觉。其实，一个国家将某一个以往不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以犯罪论处时，就属于犯罪化；反之，刑法将以往作为犯罪处理的一种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就是非犯罪化。在此意义上说，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基本上等同于刑法的增删、修改。
刑法产生的历史，就是犯罪化的历史。20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没有非犯罪化。20世纪中叶的刑事立法实践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犯罪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进行非犯罪化。换言之，刑事立法必然不断地、交替地进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恐怖主义活动的猖獗等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的刑事立法主要是在进行犯罪化。可以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的趋势已经不是非犯罪化，而是大量的犯罪化。那么，我国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将来会呈现什么局面呢？
（一）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趋势
在笔者看来，我国在今后的相当长时间，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相比，司法上的犯罪化应是主流趋势。换言之，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地推行司法上的犯罪化。
第一，当今社会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减弱，因而越来越依赖刑罚。由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考与行为样态的浸透，导致异质价值观得到广泛允许，造成非正式的社会统制力减弱、行为的规制弛缓，其结局必然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刑罚的补充完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倾向。另一方面，凶恶犯罪、重大犯罪不断增加，国民的体感治安恶化，必然要求扩大处罚范围。况且，以往较弱的“市民的安全或保护的要求”，现在通过媒体更直接、更强烈、更及时地反映至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国家对市民的刑法保护，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

[32]所以，即使刑法文字没有变化，司法机关也可能为了保护市民利益，而实行犯罪化
第二，当今社会犯罪的危害普遍加重，越来越需要刑法的提前介入。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科学化、高度技术化，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匣子，不可能进行主体性的控制。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脆弱的技术手段，与此同时，个人行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也飞跃性地增大，人们不知瞬间会发生何种灾难。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与犯罪的高科技化，使得许多犯罪行为一旦得逞，便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侵害结果；所以，不能等待造成严重侵害结果后再处罚，而必须对法益进行提前保护。

[33]所以，我国的司法机关有必要对于部分原本并未作为犯罪处理的预备行为，特别是对如重大犯罪的预备行为、恐怖组织的预备行为实行犯罪化（当然以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的危险为前提）。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增进，在本国实施某种行为却侵犯外国国家与公民利益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进入90年代后，刑事实体法领域已逐渐形成了国际标准，要求各国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事实表明，一些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经对于我国刑法分则有关“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之类的量的规定提出异议。虽然我国立法机关不可能完全按照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要求立即修改刑法，但是，司法机关完全可能接受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建议，继续降低部分犯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第四，随着行政管理加强，行政犯会越来越多，而且行政犯的法益侵害性也越来越明显。例如，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日益严重。司法机关必然不断地重新考虑行政犯与行政违法的界限，对以往仅以行政违法论处的行为以行政犯论处。同样，由于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司法机关必然重新审视一般违法行为与传统犯罪之间界限，对以往的部分一般违法行为实行犯罪化。例如，以往车辆较少，城市的外来人员少，盗窃窨井盖的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显得并不严重，所以一般没有当犯罪处理。但随着车辆的增加，人口的膨胀，盗窃窨井盖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明显加重，所以现在一般以犯罪论处。
第五，适用刑法的过程也是解释刑法的过程。在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如果解释能力低下，不能发现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必然导致原本构成犯罪的行为也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认为成年妇女与不满14周岁的幼男发生性交的行为不成立猥亵儿童罪的观点与做法，便是如此。反之，在同样具有罪刑法定主义观念的前提下，随着解释能力的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必然能够充分挖掘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使起草者原本未曾预料的行为也能涵摄在刑法条文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中，实现合理的犯罪化。
司法上的犯罪化趋势是否意味着刑法与法治的退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非犯罪化的进步，并不等于刑法的进步，更不等于法治的进步。事实上，任何国家及其国民，都不会容忍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相反总是采取某种措施禁止、制裁这种行为；在法律内不能受到制裁的法益侵害行为，总会在法律外受到制裁。否则，就没有社会秩序与国民安定可言。由司法机关根据实体刑法与法定程序实行犯罪化，便遵循了法治的要求。而将大量的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在刑事诉讼之外由非司法机关处理，则存在两个重大问题：其一，虽然从总体来看，刑罚是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行政处罚完全可能重于较轻的刑罚。“在实际效果上远甚于刑罚的行政制裁相当严重，将这种行政制裁不是交由法院，而是交由行政机关裁量的话，就会违反保障程序公正的宪法精神。”

[34]其二，相当多的法益侵害行为，也不一定由行政机关依照行政法处理，而是采取了其他一些非法律的途径，这便更加违反了法治原则。当然，在司法上的犯罪化成为主流趋势的时代，司法机关同时应避免重刑主义，应当积极地推进刑罚的轻缓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刑法的处罚范围可能越来越宽，但刑罚的处罚程度应当越来越轻。
（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应呈颓势
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相比，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应当呈现颓势。

[35]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具有量的限制，刑事立法上已经基本上将国际社会所称的微罪与部分轻罪排除在犯罪之外，实行了非犯罪化。在刑法规定的犯罪大抵相当于国外刑法规定的重罪的情况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几乎不可能。西方国家的非犯罪化，主要表现为对无被害人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的非犯罪化。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已将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通奸、乱伦、吸毒等犯罪）。在刑事立法已经充分实行了非犯罪化的立法体例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必然没有很大空间。换言之，在刑事立法已经严格限制了处罚范围的情况下，刑事司法没有理由进一步限制处罚范围。正因为如此，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具有存在的理由；也因为如此，我国刑事司法机关不应当盲目进行刑事和解，片面追求提高不起诉率；还因为如此，在行为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前提下，滥用刑法第13条但书宣告无罪的现象，应当杜绝。

㈦ 中国有几次刑法修正案各自生效的时间

截至到2018年，《刑法》共有十次修正案。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一），自公布之日即1999年12月25日起开始施行。

2001年8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自公布之日即2001年8月31日起开始施行。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自公布之日即2001年12月29日起开始施行。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自公布之日即2002年12月28日起开始施行。

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自公布之日即2005年2月28日起开始施行。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自公布之日即2006年6月29日起开始施行。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自公布之日即2009年2月28日起开始施行。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我国刑法的完善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刑法修正案，对现行刑法中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有关条文，通过全国人大予以修改、补充，加以完善。刑法修正案是指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对刑法条文的修改和补充。

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刑法修正的前提和基础。刑法修正案，作为对刑法条文的具体修正，与现行刑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