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国跃刑法
总体来说，刑法好考一点，西南政法大学的侯国跃教授说，刑法的难度只是民商法版的0.3倍，在外面，大多数刑权辩律师都在刑法领域挺全能，但是民事方面的律师，大多只是在婚姻家庭、或物权、或公司法、或知识产权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有建树，民商法是个大集合。并且最近民商法挺热门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民商法将会更热门。（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取决于其法律体系中民法与刑法的比例）
当然了，这个分学校，人大刑法的研肯定比二本学校的民商法的研要难考多了。
Ⅱ 未满16周岁不予处罚
法律主观：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刑事责任是实施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又是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我国刑法规定，承担刑事责任的一般年龄界限是年满16周岁以上的人，即凡年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刑法规定的几种特别严重的犯罪时，才负刑事责任;对于不满14周岁的人来说，实施刑法规定的任何犯罪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说，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因不满16周岁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而不构成犯罪的，也存在教育和矫治的问题，因为这种行为毕竟给社会造成了危害，行为人在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上需要教育、矫治，这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行为人本人负责。因此，刑法规定，对于因不亏猜满16周岁不予处罚的，应当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根据刑法规定，对于因不满16周岁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而不构成犯罪的，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即主要靠未成年人的家长或者其监护人加强教育、管理，该未成年人的家长或监护人应当认真负起责任，对子女严格要求，加强对子女的教育，特别应重视在法制、纪律、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二是在必要的时侯，由政府收容教养，这是针对有些家长或监护人难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管教或有其他一些特殊原因等所作的规定。比如有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杀人、防火、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习性顽劣，家长或监护人根本就管不了，放在社会上，可能继续造成危害，同时也不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和挽救，也有的未成年人因为是孤儿，或家庭中的一些特殊情况，家长或监护人难以落实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销凳型，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管教。政府收容教养，即由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将这样的未成年人收容起来，在特定场所进行教育，对于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政府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并且应当重点加强法制、纪律、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法律客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粗型，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 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Ⅲ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Ⅳ 刑法老人指的是多大年纪
法律分析：刑法中的老年人，是指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之一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九条 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审判的时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Ⅳ 我国法律老人年龄
刑法中的老年人，是指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益加重，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所占人口比例也越来越高，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65岁）占总人口比重8.9%；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达9.1%；2012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达9.4%。截至2014年底，我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24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万人。
赡养老人的不是单以父母的年龄来确定的，而是要综合子女是否已经成年、是否拥有赡养父母的能力和父母是否有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来确定。
目前中国没有关于老年人什么年龄能获得子女赡养权的规定，或者说，子女从什么年龄开始，需要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的年龄规定。但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有权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和费用。
自古以来，矜老恤幼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看，我国97年刑法就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保护，相比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老年人犯罪却无相关规定。《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创建了新中国刑法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规定：一是规定对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是规定年满七十五的老人如果符合缓刑的条件一律要适用缓刑，没有例外；三是规定对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老人多大年龄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16周岁以上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之一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九条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审判的时侯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Ⅵ 从《法经》到《宋刑统》中国法典在编纂体制上经历了哪些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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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经》的主要内容和其历史地位
公元前5世纪，魏文侯重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改革。李悝总结了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
《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其中《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法经》内容、篇目、体例、结构虽然比较简单，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它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参考、总结、吸收前代各个政权的立法经验，集中代表了当时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法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
1．从律典结构来看，《法经》以严惩盗贼罪为核心，根据罪名类型、办捕程序、量刑标准等各项不同内客分立篇目，其中已有总则与分则、实体法与程序法、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等各方面内客，首次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后世各代成文法典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从立法宗旨来看，《法经》为维护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保护人有权为核心的社会制度，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立法原则。它把直接侵犯官私财产所有权与人身安全、危害地主阶级政权及社会秩序的盗贼罪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作为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开创了后世各代立法的根本精神。
3．从法律内容来看，《法经》贯彻重刑主义法制原则，沿袭夏商西周五刑制度，不惜动用残酷的肉刑、死刑和族刑连坐等严刑峻法制度的发展方向。
总之，无论律典体例、篇章结构、立法宗旨、内容实质等各个方面，《法经》都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二千多年的各代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法经》作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原始源头，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也有学者认为《法经》的历史地位表现在：
1．《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模式。
2．《法经》的出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4．《法经》将实体法（《盗法》《贼法》《杂法》）和程序法（《因法》《捕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导法律实践活动。
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理、修订、解释和研究。
《宋建隆重评定刑统》的简称，它是我国宋朝第一部刑事法典，也是我国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所谓“刑统”，是按照新的体隶编纂的刑书，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条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
宋朝没有像唐、明清那样的律典名称，这是一个特例，宋朝只有相当于唐律的《宋刑统》。
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后来，由大理寺刻板印刷发行全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不过，《宋刑统》和唐律一样也是十二篇，除了个别要避讳的字外，内容和唐律竟然基本一致，可见唐律对于《宋刑统》巨大影响。除了大量本朝的诏敕外，也收录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诏敕，作为参考。
五刑制度也是沿用了唐律的规定，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如议、请、减、赎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罚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凌迟刑的开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时期。
制定
宋朝的立法活动，始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当时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等人奏请朝廷建议修订法律，得到朝廷同意后，由窦仪等人主持其事。次年编成《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并於同年八月「谟印颁行」，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刊版印行的法典。
内文
《宋刑统》的体例，仿照唐末的《大中刑律统律》、后唐的《同光刑律统类》和后周的《显德刑律统类》而制定。
其律文只是《唐律疏议》的翻版，除「折杖法」外很少变动。但其收集了唐朝开元二年（714年）到宋朝建隆三年（962年）近150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根据需要选出209条（包括「起请」32条）附於律文之后，与之并行。这是《宋刑统》与《唐律疏议》的重要区别。其篇目，仍与唐律一样，共12篇、502条，不过在每篇下设有「门」，合计213门。
修改
《宋刑统》自颁布以后，虽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数次修改，但改动很少，正如《宋刑统·序》说「终宋之势，用之不改。」
但该书原刊本已失传，现行的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国务院法制局刊印的重校范氏天一阁本。
在汉朝如果遇到法律无有关规定，同时又无适当判例可以比照时，可以《春秋》经义附会法律作为断案的依据。这一制度是汉武帝时董仲舒所创，受到朝廷的重视。
2.女徒顾山
汉代专为女犯设立的赎刑，女犯定罪判决后可以释放回家，但每月必须出钱三百由官府雇人到山上砍伐木材，以代替女犯应服的劳役。
3.《九章律》
汉高祖时萧何制订，共九篇。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又吸收了秦律，增加了《户律》、《厩律》、《兴律》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
4.亲亲得相首匿
允许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对于一定的犯罪可以首谋隐匿。汉律规定，卑幼匿尊亲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犯死罪的卑幼，虽应处刑，但可以请求减免，首匿犯一般罪的卑幼也不负刑事责任。
5.通行饮食罪
指给农民起义军通情报、当向导、供给饮食。汉律严格镇压此种行为，犯者处死刑。
6.见知故纵之法
官吏看见或知道有人犯法，特别是看见或知道“盗贼”在活动，则必须举告，不举告即为故纵；官吏对应判刑的罪犯，则必须判刑，不判刑者也为故纵。见知故纵者与罪犯同罪。
7.决事比
以类似的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来比照断案法。西周、秦、汉乃至以后的封建王朝都广泛采用这种做法。
8.上请制度
唐律规定的一项保障贵族官僚封建特基本原则。指贵族官僚犯罪，一般司法官吏无权审理，须先奏请皇帝裁断，以使其予以减刑或免刑。
9.约法三章
这是汉朝最早的立法，刘邦进入咸阳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10.魏律
三国时期魏国一部主要法典。公元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陈群、刘劭等增删汉律而成，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之上增加九篇，并改汉之具律为刑名，列于全律之首。
11.晋律
晋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泰始律》），晋武帝泰始三年完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推行全国的法典。晋律以汉律、魏律为基础，共二十篇，六百二十条。
12.北齐律
25.御史台
中国古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西汉时称之为“御史府”或“御史大夫寺”，东汉光武帝时改称“御史台”。唐代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次官，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设侍御史若干人，负责纠弹中央百官，并负责参与大理寺的审判活动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殿院设中侍御史若干人，负责纠弹百官在宫殿中违法失礼之事，并巡视纠察京城及朝会、相等。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人，主要负责监察地方官吏。宋、元沿袭唐制，继续称御史台。明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清沿明制，御史台之名遂废。
26.三司推事
又称三司会审，中国古代三法司（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后世的“三法司”之称即源于此。汉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为三法司。明、清两代从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三法司会同审理。
27.宋刑统
Ⅶ 我国法典立法技术的发展
（一)法典化的渊源和法典化的兴起
从法制文明的历史考察，伴随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发展，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曾出现过法典化编纂的高潮，中国也不例外。考察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过程，肴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奴隶制的夏、商、周三代积累了丰富的刑事立法经验，开始酝酿制定法。例如，规定了三国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规定了疑罪从赎、疑罪从赦等刑罚适用原则。同时，开始制定《禹刑》、《汤刑》、《九刑》、《吕刑》等，并初步区分狱、讼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形成法典化的渊源。但由于统治阶级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律秘密主义观念，所以阻碍了成文法公布的进程。与奴隶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适应，当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体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设立了中央司法机构，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诸侯国家，还有乡、州两级地方司法机构。
当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伴随地主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剧烈变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郑国子产、魏国李悝等人，在他们主政期间，打破奴隶主阶级对法律的垄断，揭开了法典化的序幕。通过铸刑书和铸刑鼎以及制定《法经》等各种方式，将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诸于世，从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历史阶段，成为普遍遵守的法律规则。这一时期李悝制定的《法经》，成为当时法典化的突出代表。从《法经》的内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说，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规定，也包括了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看，该篇法典首先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导原则，主张用法律的手段对于“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杀人无忌”等恶性刑事犯罪，以及抢劫盗窃等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列为刑事镇压的重点，作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务。此外，《法经》规定了《盗法》和《贼法》，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上述两篇实体法的实施，又特别规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后，《法经》还专门规定了具有“具其加减”作用的《具法》，作为全篇的总则，指导各篇的行用。从形式上看，《法经》确实有“诸法合体”的特点，但在内容上也有相应的分工，也就是说，在“诸法合体”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导原则；第二，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规定了总则的基本内容，即各篇有关犯罪的量刑与行刑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古代法典化的进程具有典型价值，虽然它与世界各国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处，即“诸法合体”的形式，但不同之处，它也包含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元素，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先人已经领悟到法典原则和法典制定的关系、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关系、总则和分则的关系，虽然因为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阶段的一些特点(诸法合体、程序法与实体法并立等)，但毕竟把法典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国家的阶段。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二)秦汉社会转型与法典化运动
西周以下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封建社会开始形成。进入秦汉，社会转型期后，为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改革上层建筑，特别是法律制度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成为地主阶级奋斗的目标。从有关秦朝的历史文献的记述，到云梦秦简的发掘，人们都可以看到，统一的秦王朝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远远超出以往的春秋战国的水平。从当时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导原则来看，秦朝提出“以法为本”、“垂法而治”、“一断于法”、“轻罪重刑”、“事皆决于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则，对于封建刑事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商鞅改法为律，认为“律者，’常也”，“律者，罚罪也”，律的功能作用还在于“范天下之不一归于一”，这样就把封建国家的刑书定位为国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经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诉讼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内容。
汉承秦制、萧何在制定《九章律》时承袭了秦律的传统，在盗、贼、囚、捕、杂、具六律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体例。对于《九章律》，后代有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九章律》对秦律作了重要的发展，增加了惩治违反户籍管理，以及财赋征收方面的犯罪内容，增加了惩治违法擅自兴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调动军队的犯罪行为，又增添了惩治违犯牲畜管理规定的各项犯罪，使得封建刑书内容更加丰富，同时又将某些单行刑事立法，经过中央立法部门的整理，上升为国家大法的内容。另一种意见(曹魏时代之刘劭)认为，《九章律》的问世，在体例上有严重的失误，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经》，具法排列最后，也能起到总则对分则的指导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适。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于篇中，从而使总则的地位有所降低，总则的作用也难以发挥。由此可见，在秦汉转型期内，承袭了春秋战国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继续推进法律改革。但从法典化的过程看，秦汉立法仍属于初创阶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之处，这就为后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面临着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单纯的国家大法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于是，秦代创造了令、诏、廷行事等，汉代创造了科和比(比又称“决事比”)，于是出现了以多种法律形式调整社会关系，惩治社会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年间，创设了一种“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断案的形式，即所谓“诸夜半无故人人家，主人登时杀死，勿论”。秦汉法律都规定，杀人者斩。但出于正当防卫，将入室犯罪者在格斗时当场杀死，判例规定不追究责任。这种减免处罚的判例规定，对于同类案件具有示范作用。换句话说，可以进行类推，即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条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对同类案件作出科学的、符合逻辑的推理判决。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发展，即将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共同构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体系，它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只承认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传统，又不同于大陆法系只承认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传统，从法律渊源的意义上看，这是中华民族先人的一种创造，它们不固守某种不变的成式，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创造新的法律形式，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度内，无论是中央的司法体制，还是地方的司法体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在中央，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成为最大的司法审判官，皇帝以下，设立廷尉，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长官。但廷尉已经和商、周的大司寇在执掌上有明显的不同，按照《周礼》、《秋官·大司寇》的记载，大司寇主掌司法审判，同时兼管“刑暴乱”，即负责社会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时期，由于旧贵族的反抗，和社会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剧增，加重了刑事审判工作，从而导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审判权与中央治安管理权的两权分离。于是，在廷尉之外，又设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国治安管理大权。秦汉司法体制的这一变革，意义重大，曾影响了封建后世两千年。此外，秦汉时期还设立了监察机构，即御史大夫和监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这种垂直监察领导方式，有力地巩固了封建集权制度，有效地制约了官吏的不法行为，为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法制文明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中国封建法典化的第一个高潮。隋朝采用中典治国的方针，在《开皇律》中确立了十二篇的法律体系，其中以《名例律》作为律文首篇，充分发挥了总则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改变了萧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状况。与此同时，将秦汉、魏晋以来《囚法》、《捕法》、《捕断》、《系狱》改造成为《捕亡律》与《断狱律》，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律文当中的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内容和行刑规则。封建刑事法律体系改革的成功，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一个标志，此外，隋唐时期，随着社会文明与法制文明的发展，采取了以轻刑主义替代重刑主义的原则，从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这种捌度的进步性表现在：采用身体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残酷野蛮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劳役刑替代野蛮残酷的荆刑和宫刑，以绞、斩两种死刑替代以往残酷的死刑制度，诸如具五刑、枭首、车裂等。从中可以看到，隋唐统治者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保护犯火的劳动力价值出发，推进了刑罚制度的文明化改革，这应视为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二个标志。隋唐法律中，特别是唐律当中，虽然确定了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国家大法中，对刑讯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严格限制的。《唐律》之《断狱律》规定：凡刑讯，必须向上级提出申请，上级批准后才能实行；在实行刑讯时，必须有同僚共同参与，才能够动用刑罚，而刑罚总数为杖二百，同时规定要分三次进行。这说明，唐朝统治者认识到，刑讯逼求口供的审讯方法，是存在着很多弊病的，必须严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现冤、假、错案。与此同时，《唐律》之《断狱律》又规定，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如果罪犯“赃证露验”，经审判人员反复推敲研究，理无可疑，即使无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据证据定案。《唐律》的这项规定，是当时刑事诉讼法理科学的重要发展，也是审判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发展的重要根据。对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第三个标志。此外，隋唐确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负责中央司法审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负责流刑以下的审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须上报皇帝，由皇帝最终裁决；刑部负责对大理寺审案的复核工作；御史台则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用以纠正大理寺和刑部审案的失误。隋唐在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审判制度，州县长官就是该地方的司法长官和行政首脑。他们掌握两项主要权力，即案件的批准权和上报权，州县长官以下，设立法曹参军和司法参军，具体审理各类刑事案件，审判结果要报州县长官，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无误，可以批准执行，但审判和执行的案子只限于笞杖和徒刑。如州县长官认为审判案件过于复杂，难于定案者，可以上报中央，请求处理。此外，唐朝还规定了死刑的复奏制度，在京实行“五复奏”，在京外实行“三复奏”，通过复奏的形式，尽量减少死刑执行中的冤、假、错案，以此缓和社会的不满情绪，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从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和谐司法秩序上，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统治时期，达到了封建统治的巅峰，也可以视为封建法典化进人高潮的第四个标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时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时代进入了晚期。它产生了许多不同于封建中期的特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长在民间，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长期的征战和统治中，形成了带有自身特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他的思想当中，更多的带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在洪武十三年发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后，朱元璋针对此案得出结论，宰相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于君主专制统治不利，应当予以废除。他还强调，今后有人提出要恢复宰相制度的“定斩不赦”。针对此次宰相的变乱活动，朱元璋进行了改革，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响，实行皇帝亲抓六部的垂直领导体制，而且，通过变更法律的体制，实现皇帝运用法律规范约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体例，具体说，就是《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次法律体例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科学的角度看，总则的指导地位固定，依然可以发挥统率作用。此外，这次变革，在分则的领域实现了行政法律规范相对的集中于《吏律》，财政、金融、经济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户律》，礼仪科考等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礼律》，惩办军官、军士犯罪的军事法律相对集中于《兵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相对集中于《刑律》，违法建筑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对集中于《工律》。我们结合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可以看到，这次变革的重要价值即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诸法合体”过渡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就是沈家本所说的“六部分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六部分律”体制的出现，是十二篇体制的重大发展，也是走向部门法体制的中间环节，同时也是封建法典化进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标志。明清时代是封建晚期社会，在明朝存在厂卫特务干预司法的厂卫制度，在清朝存在着思想高压与文化专制的文字狱制度，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并不能以偏概全，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考察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就会发现，在死刑的复审、复核方面，明清时代步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众所周知，死刑是剥夺人们生命的最高刑罚，一旦执行死刑，便会出现死而不可复生的局面，如果执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话，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明清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死刑复审复核制度上作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划分死刑的两种类别，即立决和监候制度，凡死刑属于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恶性的杀人案件等，一般采取斩立决和绞立决的处刑方式，而对于一般的死刑案件，则采取斩监候和绞监候的处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审或朝审时再作处理。其次，建立临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即九卿会审制度，由中央六部尚书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长官，会同审理绞监候和斩监候案件。具体的形式有两种，即秋审和朝审。所谓秋审，是指在立秋以后，由九卿在天安门西面的朝房会同审理全国上报的死刑案件(绞斩监候案件)。所谓朝审，是指由九卿出面，会同其他官吏审理中央刑部处理的绞斩监候案件，以及京师附近发生的绞斩监候案件。从最后处理的结果来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数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怜因素的死刑案件)、缓决(因证据不足推迟审理案件)，以及留养承祀(独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获得减刑的处理，惟有情实这类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属实无误，故上报皇帝勾决执行死刑。明清时期对死刑案件的重视，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对生命价值的肯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封建法典化进入高潮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总括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化运动，渊源于夏、商、周三代，初创于战国秦汉，完善于隋唐，变化于明清。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所限，特别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得当时的法典只能是诸法合体、诸法并存，而不可能产生独立的部门法，但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法典化的运动中看出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法典的体例来看，由杂乱无章到体系化，由繁杂到简明，由总则置于篇尾到总则调整到篇首，显示了立法技术的提高与司法经验的丰富和积累，从法典的内容来看，由单纯的刑律的调整，发展到判例与刑律共同调整，采取多种手段调整社会内容和社会关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日益完善的过程。此外，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央司法机关由单一机构执行法律，到多个机构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共同执行法律；地方司法机关由长官行使司法权，到长官掌握批准权和上报权，具体案件由司法参军或法曹参军审讯，反映了司法机构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在执法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走向文明的过程，特别是唐朝的三复奏、五复奏，明清时代的会审制度，都表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社会文明的要求，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草菅人命的态度，而逐步转到对人生命价值的肯定。由于本书研究的是刑诉法典化问题，而古代不可能分离出刑事诉讼法，也不可能产生独立的刑诉法典，对于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诸法合体的条件下，来研究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变化过程。中国古代初步分离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产生了狱和讼的区分，这说明中国的先民们，已经意识到刑事诉讼同民事诉讼，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具体争端的解决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历代的刑书和刑律中，都包含了总则的相关内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断狱》，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所解决的程序问题越来越集中，这同样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走向文明的过程。但是，这一项进步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一种进步，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和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部门立法的进步不可同日而语，而后者则是前者质变的结果，也是客观发展的必然。
Ⅷ 论述西周的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
“刑罚世轻世重”析
马克思说：“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 刑罚的轻、重，缓、急，最终决定于犯罪行为对统治关系的威胁程度。这个道理早在我国奴隶制鼎盛时期的西周初年，已被当时统治者阶级所觉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制定的礼律条令中。
奴隶主阶级的圣人周公旦，为巩固和加强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的阶级专政，总结历史经验，主持制定了内容十分广泛的《周礼》。他在其《秋官司寇》中，首先阐明了“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日刑新国用轻典，二日刑平国用中典，三日刑乱国用重典”的刑法思想。这就说明了统治者阶级在适用刑罚上的宽、严，轻、重，是依照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的缓和或者激烈等不同情况，而由他们审时度势予以决定的。当然，这些记载只是他们对其国家社会所处时代的盛衰，治乱形势的直观认定而确立的刑政方针。逮及周穆王时代所制定的《吕刑》中，他们就把它看作是适应形势适用刑罚的一种常规了，并从刑法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论证和说明。《吕刑》规定“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就是讲根据不同时期犯罪的不同情况，应当依照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正确执行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区别有分析地去适当用刑，以求得安定社会秩序的一致需要。这种思想和制度，既是对刑罚适用的历史总结，又反映出适用刑罚的客观规律性。自其形成以后，即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视。
“刑罚世轻世重”，最早见之于《尚书》中的《吕刑》。《尚书》也称《书经》，它系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该书据传是由春秋时儒家创始人孔子编选而成。可见这一刑罚思想无疑首先为儒家所肯定和继承。孔子在进一步阐发这种思想时，就明确点出了时代的形势条件。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把这一刑法思想说得有因有果，变化有律，同时，孔子还以“有张有驰”的道理说明了随时应变的客观需要。他讲：“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里所讲的“道”，自然也包括上述适时用刑的基本原则。
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据此就直接而明白地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并以历史事实论证了应时变法的道理。他讲：“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苟况则提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他甚至还提出了：“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的罪刑相适应的主张。故而他认为：“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 至于在什么形势下用轻刑，在什么形势下用重刑，荀卿有其独特见解。但对“刑罚世轻世重”的规律，在认识上同他人却是一致的，而且还指出了刑杀犯罪者的目的，不限于只对本人的惩治，要重在惩“其未也”，以预防犯罪，不能忽视对他人心理影响的一般预防。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地阐发了这一刑法思想。他讲：“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严刑则民亲法”，“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反之，“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这就是说，明智的统治者，要考虑到根本，不要随心所欲，目的在给人民以利益。统治者制定刑法，不是为了厌恶人民，而是爱民的根本。刑罚严厉了，人民都会尊重法律，人人守法，犯罪就无从产生了。所以治理老百姓并无什么常规，为了治理好社会而定法设刑。法律要能随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才能有效地治理；刑措所施要同当时犯罪情况相适应，才能取得成功。假如时代变了治理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就会出乱子，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受挫折，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要做到法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以能够治理好国家而适时采用。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明确阐发为：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
道家老、庄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自然也包括形势的发展，有随时应变的思想。他们主张本“天理”定刑法，规范人群，顺其自然。
经过春秋战国法学鼎盛时期“百家争鸣”和秦王朝“专任狱吏”、“严刑苛法”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中国历史上各代统治者都把“刑罚世轻世重”思想，作为其“法治”精神的经典加以运用，大多收到一定的效果；不能随时应变者，又都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
汉朝统治者有鉴于周初采用“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的刑政方针，取得了“成康之治”的历史经验，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在这中间，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汉政治家贾谊及时作出了“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的历史总结。就是偏安中国一隅的蜀汉，由于其丞相诸葛亮能审时度势，实行“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齐，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终于也得到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治理效果，实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安定局面。
汉儒董仲舒认为“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建议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轻视刑法的思想影响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以 “王道仁政”相标榜。晋朝葛洪尖锐地予以批驳：“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莫不贵仁而无能致纯仁以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 在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阶级社会里，单凭讲“仁”劝善，不可能解决你死我活的反对统治关系斗争的犯罪问题。历史事实表明：“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 可见，治与乱的关节，以赏罚分明为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用法律的，但是法律却有亡国的法律和治国的法律之分，其区别就在于刑赏“有分”或者“不分”。这里的“分”字，主要是讲，当刑则刑，当赏则赏；反之，即为“不分”。然而就治乱急务之一的刑罚来讲，还有个世轻世重之分，重刑地与非重刑地之分，某种罪重与某种罪轻之分一这就是说，处刑的轻重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唐朝白居易说得好：“圣人之用刑也，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 所以宋朝变法人王安石在阐明其变法主张时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 他还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只有全面实现了这两个条件，才能收到实际的治理效果。
纵观中国古代刑法史，“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是厉代王朝大都遵行的，背离的也不乏其例。凡立法、司法能“变化因时”，在治理国家上都或长或短地出现过所谓太平盛世。同历史上“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一样，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在立法设刑上有“论轻重之序，慎测深浅之量，言用刑轻重失其序，则系民命之存亡的重要意义，他们”删烦除细，改重就轻“，刑”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这对于盛唐之初的”贞观之治“实不无促成作用。与此相反，秦王朝一味严刑苛法，二世而亡；新莽一味”法令苛细“，又一世而终。南北朝时南宋梁武帝萧衍锐意儒雅，专精佛教戒律，标榜”仁政“，轻薄法威，王子叛逆，哭教训免，王侯人家横行不法而不为罪，结果法纪废弛；自食其果。
历代统治者有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巩固其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在立法设刑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其当时当地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同时，又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具有时起时伏、此起彼伏和某个时候或某个地区某种犯罪比较突出的复杂情况和种种特点，决定了刑罚措施和刑政制度上的多种形式。有直接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有折射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但都是在立法和司法上因时而变化的。此外还有法不变而刑政变的特殊形式等。
一、直接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其最突出的有：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在相国萧何的赞助下，鉴于当时百姓久苦秦朝苛法，明定“约法三章”，“省约烦苛”，简法省刑，取悦民心，文、景时代达到了史称的大治。到了汉武帝时，刘彻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又推行法密刑重、酷吏击断的刑制。隋文帝杨坚初得天下，有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的历史教训，实行改革，删除酷刑，“轻刑慎罚，”“疏而不失”，以轻代重，“取适于时”。隋炀帝杨广继位，他基于农民起义对其暴政的反抗，遂 “更立严刑”，又实行“天下盗贼巳① 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的重刑政策。唐朝初年既有“虑囚”之制，贞观时代又有“纵囚”之举，可谓宽缓轻刑。但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却文重用酷吏，滥施刑罚，不问罪行轻重，一律苦打成招，可称严苛重刑。
宋、明两代，则与上述情况不尽相同。他们在建国之初，即实行重刑政策；但刑罚世轻世重，仍然是一致的。宋朝是在五代、十国长期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封建王朝。边境未靖，斗争激烈，它“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刑“用重典，以救时弊”。宋徽宗赵倍统治时期，在刑罚适用上又“改重从轻者至多”，片面推行“以赃论罪”的刑事政策，造成了“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的结果。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惩元纵弛”，一开始就刑用重典，“先正纲纪”，“惩创奸顽”，严惩朋党和贪污犯罪。但后来他又告诫其太孙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惠帝朱允炆继位后即谕告刑官“《大明律》皇祖所规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行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专“务宗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
清朝初主中原，定律修例，以求时宜，律、例并重，创一代之新制，“律例繁简，因时制宜”，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禁暴止奸，安全良善”的原则指导下，也取得了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有效治理。及至清朝末年，又滥用重典，如“就地正法”，就是突出的表现。有法不用，群情激愤；民不畏死，革命兴起，结束了清朝的一代统治。
二、折射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这有两种形式：
其一，借鉴西周刑用“三典”的历史经验，北宋统治者基于“祸起于辇毂之下”和包拯《请速除京东盗贼》的奏折，遂确立了“重法地”的刑罚制度。据此，凡在“重法地”犯罪的都要比在非重法地犯罪的加重处罚。宋仁宗开始只规定以京城开封诸县为限，后来把“重法地”逐步扩大到几乎半个中国。清王朝基于民族岐视和压迫的基本国策，公开推行汉、满异制的刑罚制度。满人犯罪，照例折罚，日满开释，或赔偿了事；汉人犯罪，则不分情节，重刑惩治，甚至按照姓氏灭族，株连无辜。逮及其末年，他们又以“地方不靖”为名，在人民革命兴起的地方，授命督抚大吏，先斩后奏，“明正典刑”。
其二，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战国时魏国李悝首制封建法典《法经》六篇开始，就“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刑罚重点打击的对象，一直是盗贼犯罪。及至南北朝时北齐在其刑律中，总结出危害封建统洽最严重的犯罪十种，名曰“重罪十条”，作为他们刑罚打击的重点。在历史进入隋、唐以后，封建统治者更把这“重罪十条”明定为“十恶大罪”，虽遇赦犹除名，故称“十恶不赦”。除此“谋危社稷”的“十恶”之外，历朝各代还有各自不同的重罪法或轻罪法。秦朝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重刑罪。汉朝有《轻侮法》，宋朝有《盗贼重法》。史称唐、明合制，但其刑罚轻重，却也不尽相同：“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盗贼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则明律又较唐律为重。” 明初还严惩贪官，“诏犯赃者无贷”；清末为镇压革命，凡“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
这都是“刑罚世轻世重”思想，在我国封建立法和司法中的折射反映。
三、法律不变而刑政即政策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制度
一部中国刑法发展史充分证明，“法因时变”是绝对的，它通行于古今和各地，不仅各国（指诸侯国）有各国的法，而且各代有各代韵律，就是每一个朝代的法律也是极少始终不变的。而且变则盛，不变则衰。唐初及时制定了三部法典，即《武德律》、《贞观律》和《永徽律》，不以一朝而不改法制，随之而进入盛唐。“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当是盛唐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世祖入关定《清律》，希其永垂千古，“其世世守之”，使之成为一部死法，终致成了清朝统治由盛变衰，由衰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法律乃是治国安民的章程，统一人们言行举止的行为规范，又不宜更改、变动过于频繁，而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朝令暮改，春定秋变，人们将无从措手足，也不利于巩固对社会的统治。所以“不变”，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别的，就是“适于时”。对此，历代统治者和法律家都采用过一些办法，以解决这对变与“不变”的矛盾。其具体办法归纳起来，也有两种。
其一是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以皇帝的诏、诰、敕、令和谕旨等法律形式去解决法律对形势的应变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成文法以后，是历代统治者所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并收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比如，依照法律，诏、谕大赦等作法，许多朝代都曾采用过。但也有法外从诏的，例如，宋朝的“御笔手诏，”就是一种突出的表现。不过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又招致了“变乱旧章”的恶果。
其二是法律保持绝对的稳定，则以例文来弥补律文不能应变的不足或缺陷。查“例”，最早见之于《尚书??吕刑》：“上下比罪”和《礼记??王制》：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但都未形成例文。而清朝则定例修文，附于律文之后。这是清朝立法上的一个创举，制定了一部不同于往古的法例：《大清律集解附例》。它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议定罪名，议定奏闻。”他们在办案中“引律比附”，形成案例，根据案例，制定例文，形成《见（现）行则例》。以后，又把《则例》并入《清律》，成为《大清律例》。
清朝刑法制度中的律和例的区别是：“律一成不变，例则逐年增删。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其理由是：“律犹日星然，县（悬）诸天壤，而不易。例则如踌躔度次舍之运行。或日易焉，或岁改焉。故天道五岁而一旋，星家于是有置闰之法；律例亦五岁而一辑，法家于是有增修之文”。其审判机关在具体办案中，就可以遵照 “盖法者一成不易之矩，而情则有曲折轻重，非可以概论者也。是故断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则因时而变通” 的精神，结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需要，对具体案犯论罪科刑。
律和例区别既定，例文随时应变以适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执行的结果则势必出现：有例文不用律文，律就渐成空文，而例则越来越繁杂、紊乱。其中有前后抵牾的，有律外加重的；也有因例破律的，甚至还有因此例而生彼例的。这样就不是“刑罚世轻世重”，而成时轻时重和忽轻忽重了。结果是：一片混乱，法制荡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法令与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 这是清朝统治者所未能逆料到的一颗苦果。
总上史实说明，“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要求的。只有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有区别地制定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效地发挥刑罚作为社会自卫手段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前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宁。如果刑罚不能随时应变，以过时之法治新形势下之世，不仅无效，往往适得其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晋朝明法掾张斐就曾说：“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故在办案中必依“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便……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值得重视的。但同时也要注意，象宋朝王安石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刑法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不能把它理解为 “时轻时重”，朝令夕改，那也于治理不利。可见，刑罚世轻世重，古今历来如此。其规律是：法随时变，刑与势宜。其方式：或以地别，或以罪异。其方法：或时移法变，用敕令、谕旨以节制刑罚；或律守一定，而例则随时变通，使刑罚的适用，同犯罪情况和形势需要相适宜。就是说，刑罚的轻重要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形势需要，从时代的差异上表现出轻重不同的刑罚。这是斗争的需要，用刑的规律。运用得好，国家则治；运用不当，社会则乱。它是我们从中国四千多年的阶级斗争史中可以看到的一个治与乱的变化脉络。此乃“自古有天下者，是圣明王，不能去刑法以为治” 这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