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历来以

❶ 司法的含义和原则是什么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原则是：

（1）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处理一切案件，只能根据客观事实，不能以主观臆断为根据；只能以国家法律为标准、为尺度。决不允许另立标准。

（2）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国，法律对于全体公民都是统一适用的；任何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年龄、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的不同，都依法享有同等的权利，依法承担平等的义务。在法律面前不得有凌架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存在。

（3）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有两层含义：

一是法律规定，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

二是法律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时，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对于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维护法制的统一，正确适用法律，防止特权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1)司法历来以扩展阅读：

司法机关的作用：

1、是依法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过程。

2、依法调节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提供了制度条件，但个人与社会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

3、依法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包括了资源和环境两个方面。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基础上。和谐社会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寻求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最佳结合点。

4、促进思想道德和先进文化建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社会的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以及文化素质。

❷ 什么是司法

希望你满意哦

简单来说，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更详细，要更了解司法：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类似的法谚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已逐渐为人们所耳熟能详。“司法”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法律职业者和普通人挂在嘴边的名词。然而，在面对诸如“究竟什么是‘司法’”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时，不但外行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就连法律人自身，恐怕也无法说得明晰与透彻。
引人注目的是，我国宪法对“司法”的概念并未明文界定。在笔者看来，这种立法的缺失并非立法者的过失疏漏，实乃有意为之。留下“司法”的悬念一是立法者无法消弥学界关于“司法”概念的争论，二是立法者自身亦对“司法”及其性质认识模糊。最重要的，宪法和法律有意疏漏“司法”的概念有助于国家决策层适时对“司法”作出调整。至于“司法”的实质意涵有无藉由理论加以建构的可能，在学界向来也备受质疑。
在西方，“司法”一词大都同时作为学理上的概念和各国实定法上的用语而存在。依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司法有别于立法及行政，是“处罚犯罪或裁决私人争讼”的权力，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传声筒，只能依三段论法精确地适用法律条文，不具有违宪审查权，甚至连解释权亦严格受到限制。但从现代各国司法体制及司法机关的职权来看，孟氏对司法的定义方式显然与现实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认为，司法的内容受各国传统及时代因素影响，具有历史的可变性，无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现代各国对“司法”概念的具体实践，大体上，美日与德法堪称两类典型。
美国的司法概念，依其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以“事件及争讼”（cases and controversies）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审理案件时，附带对有关法令进行违宪审查，这是司法的本质性义务。日本战后对美国司法制度全盘照收，因此，在对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
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即将司法范围限定于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务亦受严格限制，大革命时期的法律规定，法官干预立法权及执行权行使的，即构成渎职罪。同时，法院“解释”法律也被绝对禁止，相应地，法官仅能一板一眼适用法律。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宪法虽然引进违宪审查制度，但该制度与一般司法不同，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应法律条文的归属上：后者规定于第八篇“司法权威”，而前者却另外规定于第七篇“宪法院”。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传统类似于法国，将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体系之外，现行基本法则另设“裁判”（Rechtsprechung）一语，做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统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财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及具有抽象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实质并不在于司法范围的深广，而在于“司法”之所以成其为“司法”的底线。我国司法体制本仿苏联而建制，在我们当年所着力效仿的苏联解体之后，其国原依存的司法体制亦分崩离析。现今的俄罗斯等国在司法体制上也业已全盘接收“三权分立”学说，并已完成相应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国司法体制既面临与原苏联旧体制的决裂，又碍于政治因素及本土国情而无法断然象俄罗斯等国一样对司法制度进行彻底改造，“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一语便成为国家决策层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并为学界学者所着力维护。
如果有关“司法”概念的争议仅仅存在于学界，倒也能让我等百姓们图个清静：管他吵得天翻地覆呢，那是学者们的份内之事，犯不着让普通人操心。然而正因为法律的缺席，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与司法有些许联系的机关或部门的搅局，他们在各自的权力范围之内对司法指手画脚，终至“司法”成为一张“普罗米修斯的脸”，变幻莫测。诸如国务院总理在人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声疾呼“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诸如众多将“公检法司安”统归“司法部门”而行文的党内及政府红头文件，再诸如通常兼任公安部门领导人的政法委书记在个案上对检察长、院长的指示，等等等等。“司法机关”终于沦落为“政法机关”的一个下位概念。
想想“司法机关”的可怜境况吧，一方面虽享有与政府同等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却游离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并深受政府越权之苦，而老百姓并不懂得这么多弯弯，“腐败”的帽子决然要扣在“司法”的头上。正因为“司法”背负了沉重的“最大的腐败”之后，从而却成功地掩盖了在这背后隐藏着的比“最大”“更大”的“腐败”。而这“更大”的“腐败”才是真正的“腐败”之源。
诚然，因各国历史及国情各异，在司法一语上世界各国也各有特点，而绝无完全相同的两套司法体系。然而，各国司法概念虽不尽相同，对司法独立的强调及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遵循却早已成为各国通例，这亦是“司法”之所以成其为“司法”，并能最终达成公正的前提与底线。1985年11月29日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同样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为对各国司法的最低限度要求。这一国际司法文献特别强调：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或法律之中。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
中国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社，是由司法部主管、司法研究所主办、法律出版社协办，立足于司法行政领域，面向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应用法学类理论刊物。
围绕监狱体制改革、劳教工作特色化、社区矫正、公职律师、公证体制改革、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司法鉴定制度、法律服务管理制度、基层司法所改革、人民调解制度、司法行政法制化建设等司法行政理论建设以及法学理论研究、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难点、热点问题，对栏目设置作了全新调整，开辟了"权威人士访谈"、"部颁规章解读"、"司法行政理论"、"司法制度论坛"、"言论广场"、"探索与争鸣"、"监狱制度"、"劳教制度"、"司法考试"、"律师制度"、"公证制度"、"基层司法行政"、"普法依法治理"、"法律援助"、"司法行政信箱"、"法官检察官警官论坛"、"案例赏析"、"法治随笔"、"域外司法"、"理论动态"、"军事法制"、"来稿摘登"等栏目，致力于推进司法行政理论建设，关注司法行政实践探索，传播先进司法行政理念，把刊物营造成为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人员、公检法等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考试应试人员、军队系统官兵、法学理论工作者、高等法律院校师生学习、交流、探讨的共同园地。
可见，取得独立地位并在国家最高权力体系占据话语权才是弄清楚“司法”是什么的前提。

❸ 西周至隋的中国古代司法机关的演变

西周初年，在周天子之下，中央主要司法官员是大司寇，辅佐周王处理全国的法律、司法事务。大司寇作为中央“六卿”之一，是西周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在大司寇之下，设小司寇作为属官，主要职责是“以五刑庭万民之狱讼”，即负责具体案件，特别是王畿范围内发生的案件。除此之外，西周中央政府还设有士师、司刑、司圜、掌囚、掌戮等众多的司法属吏，分别负责管理监狱、执行刑罚等具体的司法工作。

秦朝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皇帝包揽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等各方面的国家最高权力。因此，国家的最高司法审判权也无疑在皇帝手中。在皇帝之下，中央和地方都有专职或兼职的司法官吏，处理各种具体的法律事务。在中央，廷尉是广地之下的最高司法官，位列中央“九卿”之一，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作为最高法律官员，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地方，郡、县、乡、亭各级行政机关都设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司法官员，处理本地区的司法事务。郡守、县令执掌郡、县两级地方司法审判权。

汉承秦制，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力，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必须奏请皇帝做出最终裁决。汉代仍以廷尉为中央司法官，审理皇帝交办的刑事案件——“诏狱”，同时审判各地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廷尉属下有左右正、左右监、左右平等官佐，负责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此外，汉成帝年间首开先例，在尚书台中又“置三公曹，主断狱”，开始掌握部分司法审判权。另外，汉代设御史大夫作为中央负责法律监督的长官，西汉为御史大夫，东汉为御史中台。下设治书侍御史，执掌律文解释；侍御史，负责察举不法官吏，弹劾公卿违法等工作。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发生变化。北齐时期正式设置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这增强了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能，也为后世王朝健全这一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为抑制割据势力，御史监督职能有明显加强。晋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权能极广，受命于皇帝，有权纠举一切不法案件，又设治书侍御史，纠举审判官吏的不法行为。另外，这个时期进一步提高尚书台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与“二千石曹”执掌司法审判，同时掌管囚账，这为隋唐时期刑部尚书执掌审判复核提供了前提。

隋唐时期，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中央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行使中央司法审判权，审理中央百官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同时大理寺对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权。刑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刑部有权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对中央、地方上报的案件具有复核权，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❹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司法叫什么

古代法院沿革

中国古代类似今天法院的机构最早叫什么称谓，史无可考。据后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称“司寇”，这与古人所说的“刑起于兵”关系密切。“司寇”两字的本意是“负责抵御外来侵略”，管理曰“司”，外敌曰“寇”（例如日本入侵中国者称之为日寇）。三代的司法官称皆与军旅有关，也印证了“兵刑同源”这一古人的判断。
西周时期，从机构上讲，其时官署与官员是同一物，同一称谓。周天子作为国王，按今天的权力概念，他不仅是最高行政权，也是最高立法权和审判权的享有者。他下面的贵族官员既是行政的，也是司法的。确切地说，在周人的观念中，无法理解我们今天常言的行政与司法之别。但他们自有一套设官分职的理论和方法。在王朝中央天子之下负责审理案件的机关就是“司寇”，这一机关的长官也叫“司寇”，成为天子之下的最高一级审判机关。史书《周礼·秋官》上说“司寇”又叫“大司寇”，他的辅佐官称“小司寇”，前者助天子掌全国司法，后者助前者“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其下属有“士师”、“士”等十几种官员。地方上设“士”为司法官，也是初审机关，掌其辖区内狱讼。据史书所载，一般审级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级，重大案件及诸侯间诉讼由周天子或“司寇”裁决。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不遵旧制。《史记·李斯列传》讲，到战国时，齐国称“大理”，楚国称“廷理”秦国称“廷尉”，等等。

秦代一统天下，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整套皇帝控制下的司法机关体系，对一切重大案件，皇帝有最后决定权，并可派丞相、御史受命问案；二是皇帝直接审案。史书中载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呈决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每天阅读的文件很多，以石来计算。按当时的重量，史书讲：“石，百二十斤”，约合现在六十斤。秦简一般长约尺二，合现在23至28厘米，每简30至40字，可见始皇对政务的勤勉。

秦代统一了战国时各诸侯国中央最高司法官（即最高司法机构）的名称，沿用秦国旧称“廷尉”，属中央官员九卿之一。“廷尉”负责全国法律、法令及司法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廷尉”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负责“诏狱”，即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二是审理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和对重大案件的复审。“廷尉”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机构和司法长官，作为最高法律官员，“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叫“廷尉”，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故称廷尉”；另一种说法是：“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廷尉”下设“正”和“左右监”等属官。但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均须皇帝最后裁决方可定案。

秦代地方司法机关也进一步完善，地方司法由属于行政性的郡守、县令（长）兼理。地方的郡、县、乡、亭各级政权机关都设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司法官员，处理本地区范围内的司法事务。郡有专任司法官员“决曹掾”，但案件的裁决由郡守决定；县以下设丞，主管文书、仓储、司法事务；乡设有“秩”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秦范阳县令在任十年中，审判案件，“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证明郡、县长官对自行管辖的一般案件，皆可作最终裁决，有司法审判刑杀之权，只是在案件有疑难时才上报中央“廷尉”。

由于秦代要求各级官吏都要知法、学法、宣传法律，因此凡官吏都有宣传、执行法律、法令的职责，即使是最基层的“里正”、“求盗”等小吏，也可以处理轻微的民事、刑事案件。

到了汉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体制为基础，在中央，除皇帝总揽最高司法权以外，其中“廷尉”又称“大理”（汉景帝、哀帝时曾一度称“大理”。宣帝时增设 “廷尉平”）是中央最高专职司法机关，同时也是中央最高司法长官，仍作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负责全国法律、司法事务。丞相作为行政长官，御史大夫作为监察长官，与中央其他高级官吏也经常参与司法审判，名曰“杂治”，即非专任之义。

汉代地方司法机关除东汉后期一段，在地方主要为郡、县两级司法机关。汉末州由监察区一变而成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遂形成州、郡、县三级。此后，州、郡、县三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各自配有专职的司法属吏。如郡设“决曹掾”为专职司法官等。两汉郡县司法权承秦之旧，仍有很大的终审裁决权。《陔余丛考》一书讲：“汉郡县守令皆有专杀权”，“刺史、县令杀人不待秦”。只是疑重案才呈“廷尉”，或交由丞相等大臣共议后由皇帝裁决。

❺ “司法”二字具体何意

现代意义的司法又称为法的适用，它是国家的一种职能，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涵义也因为国家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而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无论差异多大，“司法”都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以社会关系是的纠纷为对象，司法是解决纷争的；二是由第三者出面解决纠纷，即主要由官方来解决；三是解决纠纷的尺度是法律，即以法律、判例、习惯法为解决争议的是非标准。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司法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是以国家名义运用法律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活动。 近些年来，司法的含义呈现扩大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司法的主体范围呈现扩大趋势。

❻ 坚持公正司法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对司法权利的一种制约。然而近年来，为司法的程序外监督不断升级。程序外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但是，由于程序外的监督大多是从普通的生活逻辑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结果的合乎正当，而司法的过程却是严谨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审判过程的合乎正当性，这就使得司法人员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法律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和对立，损害了司法权威。因此，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在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更需要维护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

树立维护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要求法官只依照法律和良心办案，法律体现一般的社会公共理念，是对法官权力的支持、限制与制约，良心是保证法官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基本条件，良心是法官依据个人的理念对社会公共理念的理解和解释，法官的良心是社会公共理念、个人良知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法官的个人理念：包括夺道德、政治、常识、哲学的价值选择。

1、对于法官而言，职业道德比理念更重要。目前，法官的首要素质要求是道德素质的提高，其次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公正是法官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法官司法理念的最本质要求，公正才能对良心精心守护，由此，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黄松有说过：“判决是经过法官道德过滤过的法律。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要恪守司法公正，不能背离公正这一主题。

2、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揭示了现代法治的一般规律，因而已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现代社会中高度的司法独立机制的法院制度、要求法官在具体审判过程中得独立于一切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其他法官与法院。香港法律所规定的每一位香港法官就任前都必须作出的“以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维护法制，主持正义”的宣言，典型地体现了法官良心独立的意蕴，即法官不受任何外部不当或无关因素的影响，仅仅依据法律和法律程序，按照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是相辅相成的。现代社会关注法院的独立性，其目的固然在于通过这种独立适当分离法院与政治、社会以包括司法功能的良好发挥。这并不能排除由纠纷自然性质所决定的当事人意见之合法表达机制，也不能排斥与当事人厉害关系相关之利益集团以正常方式行使意见表达权，法院独立也不排斥公民和新闻媒体的批评。事后的、公开的、言之成理的批评，不会侵犯法院之独立性，而是现代民主社会日常生活的惯常现象。

3、司法的权威性，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由于司法机构是代表国家执行法律、裁决纠纷，司法具有权威性、实际上表明了法律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正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司法权是国家统治社会的重要公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司法都可以介入，各类冲突和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依循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技术性的问题进行处理。正是由于司法作用的突出而使司法的权威得到加强。在我国，自新中国司法机构建立以来，司法历来强调民主性，而司法的权威性问题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然而，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沿袭政审合一、司法从属于行政的体制和观念的影响，特别是由于长期集中型的管理体制决定的行政权力管理和支配全部的社会生活的特点，造成了我国法院一直受行政的制约，加上司法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都受各地政府的支配，因此，司法并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法院处理案件在数量和范围上的不断扩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在提高，尤其是随着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颁布，法院已经享有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审查权，从而可以监督政府严重依法行政，这就使其权威性大大增强。另一方面，要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必须要求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司法的权威性首先要依赖于司法的公正性，这就是说，只有当司法是高度公正的时候，人们才能对司法产生信赖和尊重。这所谓“惟公生明，惟廉则生威”。

人民法院的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它不同于国家其他机关的行政权，它是以特殊的方式为人民提供服务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司法权从总体上看是一种以判断为功能的服务方式。它既然是判断权，所以原则上总是以被动性运行为人民提供服务。司法权是消极地而不是积极的去干预人民的生活，可是行政权的运行却总是积极主动地干预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的。司法权以“不告不理”为原则，非因诉方、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在没有人要求你作出判断的时候，显然是没有判断权的。否则其判断结论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

第二，司法权中立地为民提供服务。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设计，特地让它具有适度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司法中立”原本是就司法者态度而言的，司法判决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是依行政政策作出的。两者有着依法和依政策的界线和区别。行政权在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面前，其态度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使行政人员是尽力根据公共利益找出最有利、最理想的答案。而司法权在社会矛盾面前，是处于中立位置，由司法人员尽力从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正如国外人士韦德解释说“法官与行政人员的思想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法官的方法是客观的，遵守着他的法律观念；行政人员的方法是经验式的，是权宜之计。”所以笔者认为：司法中立就是指法院以及法官的态度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包括官员、网民、媒体等影响，至少在个案的判断过程中不应当受这些非法律因素所左右。

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就是要使新时期人民司法的职业性与人民性得到统一。但是，人民性与职业性的结合须要通过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司法职业伦理来实现。司法的伦理是职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的体现。司法伦理是职业伦理，而不是大众伦理或人文伦理，它结合司法官的职业性工作，是对其职业化工作的每一具体细节所作的要求。司法官如何既保持职业特点又为人民服务，都体现在司法伦理之中。

由于司法公正、司法为民正是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讲政治、讲正气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思想在司法工作中的要求与体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平安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各项社会事业要求与保证；是新时期司法工作的最高准则与价值追求。因此司法工作是为党和人民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在创建平安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新时期的建设目标和中心任务面前，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就要以此作为司法工作的目标任务与价值追求，必须做到公正司法、文明办案、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率，体现司法公平、正义与良知，将司法为民意识化作我们工作的热情、信念与追求，最大限度地追求人民的满意。

社会和谐离不开司法公正。司法的价值在于正义与秩序，而其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法院、法官的公正执法来实现，所以良法还须良治。没有司法公正，良法就会成为恶法。没有司法公正，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权威的社会规则与社会规范，社会纠纷就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就得不到化解，社会关系就得不到调整，社会秩序就得不到维护。如果法律都没有了权威，社会生产生活则不能正常进行，社会怎能和谐，怎能安定团结？因此平安中国离不开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离不开公正司法。而人民的满意、人民的支持则要以我们的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作为前提，所以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是我们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的价值追求和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