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大司法改革

Ⅰ 依法治国正式写入宪法的时间

依法治国正式写入宪法的时间是1999年。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党领导内人民治理国家的容基本方略，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其作为宪法的第五条第一款。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破天荒的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

(1)十五大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的意义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Ⅱ 什么叫联动司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一词，十六大报告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回首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思路清晰。

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聚焦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攻坚克难，向纵深推进。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司法改革的攻坚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人们不禁要思考，司法改革应坚守什么？发展什么？怎样让更多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百姓心坎上？近日，部分参加和列席两会的法律界人士就此接受了《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

阳光司法要打造“开放式厨房”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认为，只有把司法权的内外行使尽可能地置于“阳光”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背离公正司法的潜规则的生存空间。

上个月，浙江高院制定下发了《浙江法院阳光司法实施标准》，分7个部分，措施更具可操作性。

而在2009年，天津高院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阳光司法”活动的若干意见》，形成了立案信访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等“八个公开”的“阳光司法”机制。列席两会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少平说，“凡是法律规定的公开，我们都做到了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到广东工作已经3年多，他感到，要让法律在人民群众面前有权威，除了司法公开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郑鄂说，法院要打造“开放式厨房”。“不光要自己觉得好吃，还要让来吃饭的人也觉得好，光是味道好还不够，还要让人吃得放心，让人知道你的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让百姓更满意提高法检自身素质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俊滨认为，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新课题对法官检察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强化政治上的教育和引导。”

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和众多疑难复杂的新型案件，列席两会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世平认为，如果不提高检察官的司法能力是难以有效应对的。“抓理论学习、专题教育等活动，可以让每一名检察人员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除了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外，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东丽区委书记张有会还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基层法院检察院的支持力度，协调有关部门解决目前存在的信息化建设问题、两庭建设负债等问题。

于世平说，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成对司法工作、公民守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下一步除了努力完成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任务外，还要通过司法改革保障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理念创新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矛盾

张文显坦言：“我国超乎预想地提前进入‘诉讼社会’，并由此使人民法院面临一系列深刻而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人民法院必须树立联动司法理念，拓展联动司法渠道，创新联动司法方法，这是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由之路。

实践中，当事人胜诉的欲望非常强烈，平衡利益关系难度越来越大，对法院的司法能力、法官司法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有些专业问题法院自身判断不了，要借助于知识产权专家和金融专家等等，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张文显说，同时，还要紧紧依靠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建立司法与行政的联动机制，而不是人民法院单打独斗、孤军奋战。

此外，张文显还主张法院要坚持能动司法、民生司法和科学司法的理念。着力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切实加强民生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用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法院工作，实施科技强院方针，创立互联网时代的司法模式，最大限度地方便当事人诉讼，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讼累。

Ⅲ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过程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正式提出“司法改革”。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阐述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并将其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范畴。
2003年4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的请示》。2003年5月，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作了指示，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政法各部门、国务院法制办及中央编制办的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工作。

Ⅳ 法官待遇提高是因为责任加大

法官待遇提高是因为责任加大

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和《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这两项改革措施对法官、检察官来讲是个利好消息,未来司法人员的地位要提高了,工资也要上涨了。如果把这两项改革措施放到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就会看到,从保障法官、检察官的权利,到强化法官、检察官的责任;从提升法官、检察官的素质,到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待遇,这样一条合理而又清晰的司法改革路径。

早在去年6月,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新一轮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

今年2月,中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从制度上破除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顽疾,保障了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今年6月,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和《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这两项改革措施旨在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选拔机制,进一步提升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水平。

紧跟着在今年8月,中央深改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这两项改革措施剑指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要害——司法责任制,从制度上构建起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用制度落实了“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理念,并明确提出了法官、检察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通过这一连串不断推出的以法官、检察官为核心的改革措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线司法办案人员权力增加的同时,责任也在加大,而相应地职业风险也提高了。因此,利益的调整、待遇的提升也就不能再回避。对任何一个职业来讲,权责利都应该是一致的,只有权责要求没有利益跟进的改革行之不远。在法官、检察官权责体制形成之后,职业保障和职业待遇的提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纵观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过程,可以看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改革始终严格遵循司法规律。司法权力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以审判为中心,强化办案者责任的改革措施体现了司法最本质的属性,也使改革具有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二是改革不回避利益的调整。是改革就会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而改革的阻力和杂音也往往就在于此,要想消除这些阻力和杂音就要在尊重事实、尊重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抉择,让真正做事者和真正承担责任者从改革中得到实惠。

Ⅳ 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概念也是不统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侦查部门也归为司法机关；有的干脆只把法院列为司法机关。通常是指法院、检察两机关。本人在检察机关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个人认为更多的可以理解为护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当然了这是个见智见仁的话题。
2、改革必须有突破口，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办，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讨。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即纳入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体表述上，十五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报告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断、层层递进的司法改革推动路径。具体说来，这种递进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点内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不会变。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决心不会小。相反，更加坚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会少。相反，更加广泛，更加自主，更加灵活。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涉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颈问题。那么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的考虑是：找准突破口，扫清内外障碍，推动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
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够当之无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权威的法官队伍，打牢司法公正与公信的组织基础。法官的素质决定正义的质量。要保证法官的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职业培养制度，把两年的司法职业训练作为进入法官职业的前置条件；二是注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法治的同盟军；三是建立与法官素质、职业特点相适应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法院经费和法官的两级管理模式，将审判工作与管理工作严格分离，减少司法对地方的依赖和对内部的依赖。实际上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经过了长期研讨，不论是曾经提出过的全国统管说、上提一级管理说、两级管理说，其核心都是让人民法院摆脱地方干预和内部影响，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确保审判独立为突破口，从观念上扫清障碍、消除误解，从制度上加强保障和监督，消除人情关系、物质利益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条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标准为主、内部标准为辅的司法评价机制，平衡司法评价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关系，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塑造和引领着全体司法人员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伟大事业。

Ⅵ 佘祥林案的反思

多年来，在政法工作中存在着“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突出的表现是“怕漏不怕错”，强调“严厉打击”但对防止冤错重视不够。破案率的高低，往往成为考核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政绩优劣的关键。对于某些影响重大的恶性案件，上级领导往往会“限期破案”。
2001年又进一步提出“命案必破”，这就给刑侦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命案一旦告破，则立功授奖，皆大欢喜，也就证明了你是称职的领导；命案破不了，那就表明你工作不负责任或者没有能耐，一票否决，甚至会丢了“乌纱帽”。提出“命案必破”的初衷，无非是要求高度重视对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的侦破，本意并不错。但是，真理跨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一口号蕴含着极大的危险。
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杀人案件较容易侦破。这是因为杀人案件必然会留下许多证据———有被害人的尸体；有犯罪现场；有血迹、血衣或其他痕迹；有杀人所用的凶器，等等。再者，由于杀人案件影响较大，公安机关也舍得投入精力去侦破，因而杀人案的破案率通常会高得多。
但是，由于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必定会有一部分命案难以侦破。国内外的刑侦实践表明，对命案能够达到70%—80%的破案率，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命案必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指标怎么办？直接的后果就会导致两种情况：一是“不破不立”，形成一部分隐案、黑案；二是虚报战功———只要抓到一个犯罪嫌疑人，就要其认罪。只要招认了就算破了案，对上、对外都能交账。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出现冤假错案就在所难免。
如果这种硬性的考核指标和功利主义的机制不改变，类似的冤案即使不发生在佘祥林身上，也可能发生在王祥林、李祥林身上。 从佘祥林提供给媒体的申诉材料看，在他被刑警队扣押后，审讯持续了10天11夜，一天只吃两顿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申诉书列举了刑讯逼供的几个场景，尽管具体情节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可以确信，佘祥林肯定被实施了刑讯和指供、诱供。要不然好端端的一个无辜青年，怎么会招认杀人？
刑讯逼供，就是对被讯问者施以肉刑或变相的体罚，逼使其承认被指控的罪行。如在本案中连续10天11夜的“突击审讯”，由两队警察轮番上阵实行疲劳轰炸，施加一个人无法承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使被拷问者陷于极度疲劳、极度困乏和极度恐惧中，使其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屈从拷问者的意志，承认原本并未犯过的“罪行”。
指供、诱供，则是在所提问题中包含着希望得到的回答，诱使被讯问者“顺杆爬”。被讯问者在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状态下，采用这种讯问方式会迅速见效，几乎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一旦招供，讯问者又会进一步确信他就是罪犯。其思维逻辑是：如果你没有罪，怎么会交待出那么多细节？殊不知这些所谓“细节”，正是由讯问者诱导而逼使无辜者复述出来的。无辜者一旦屈打成招，便掉进了无底深渊，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当年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是以这种屈打成招的、完全不可靠的口供作为主要证据，一审判处了佘祥林死刑。
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都是由严刑拷打造成的，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总祸根。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迄今许多警察对严禁刑讯逼供的政策与法律规定还当作耳旁风，甚至提出种种说词，认为“刑讯逼供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对犯罪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正因为如此，刑讯逼供才屡禁不止。直到如今，一些执法部门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还缺乏清醒的认识，纠正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它与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
佘祥林“杀妻”案以“死妻复活”的荒诞形式，再次把严禁刑讯逼供的严肃课题摆在了全国公众面前。要高度重视，拿出切实措施，不能听任其一而再、再而三地铸成冤案。 据新华社的有关报道，佘祥林“杀妻”冤案，当初就有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存在认识分歧，但经过市、县两级政法委组织有关办案单位、办案人员进行协调，并提出了明确处理意见，要求京山县法院“一审拉满（判15年），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这样就绕开了省高级法院。这种近似于“先定后审”的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佘祥林冤案的平反，再一次凸显出“先定后审”的弊端。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推进司法改革”的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即使有关部门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也必须坚持法定的诉讼程序，认真审核有关证据，把好事实关和证据关，坚持依法独立审判，才能避免此类冤案的再次发生。 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常常以“民愤”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特别是对于死刑判决，往往突出强调“民愤”，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佘祥林“杀妻”冤案中，我们便看到了“民愤”是如何影响司法机关办案的。
事实上，除了刑讯逼供之外，张在玉的娘家亲属无端怀疑佘祥林杀妻，并以各种方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客观上成为铸成这起冤案的重要助力。在张在玉失踪3天后，其三哥张在生就到派出所报案，并提出佘祥林可能因其妻患上精神病而杀妻的怀疑。在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张家亲属认为很可能就是张在玉，张佘两家遂反目成仇。假如当初那具无名女尸的身份没有被错认，也许不会酿成这起冤案。后来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张家亲属多次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声称“民愤”极大，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
由此可见，当某些群众由于不懂法而又认准了一个死理时，往往会打着“民愤”的旗号，做出一些极度不理智的举动，迫使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错误认识去办案。
其实，“民愤”是一种情绪化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例如，一般民众对小偷十分痛恨，而对走私犯罪则几乎没有民愤。丢了自己的钱，人们会感到切肤之痛，恨不得把小偷都杀掉才解气；而走私是偷国家的钱，人们似乎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损失，反而还能买到便宜货，所以对走私犯罪以及盗用名牌、盗版光盘等没有“民愤”。
看来，我们应该对“民愤”再冷静地思考。如果司法机关顶不住“民愤”的压力而铸成了冤案，那些无知的民众却不会为你去埋单，吃不了还须你自己兜着走。 佘祥林“杀妻”冤案真相大白后，下一步面临的是再审改判，为蒙冤者平反昭雪并进行赔偿。据报道，对佘祥林如何进行赔偿，有关法院已做了研究。用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负责人的话说，“佘祥林被羁押了3995天，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初步估算的赔偿金将在22万元左右。”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制定的，上述赔偿标准显然过低。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搞“形象工程”，请一位名演员去唱一首歌，出场费动辄数十万元。而无辜者背着“杀人犯”的黑锅，受尽了委屈与折磨，坐冤狱11年却得不到名角唱一首歌的收入。两相对照，令人深思。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赔偿法，规定的赔偿额很高，通常是受害人经济损失的数倍。美国有一位被控强奸的犯人入狱17年后，检验出精液不对，宣布无罪释放，法院给了他冤案赔偿费850万美元。平均每坐一年牢获赔50万美元，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年薪相等。
与其他国家的冤狱赔偿相比，我国的赔偿金额确实过低，而且它的计算方法就颇成问题：所谓“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该如何理解？这使人联想到黑心老板被迫补发拖欠民工的工资，难道蒙冤坐牢是为监狱打工？他遭受的折磨就可以一概不计吗？
再说，“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当前我国职工的收入呈现相当复杂的情况，一般职工除了工资以外，另有各种补贴、津贴和奖金，例如公务员的“车补”每月就高达一两千元。工资以外的收入通常都大大超过了工资。 ①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上访申诉竟被关了9个月。9个月后，让她家拿钱来领人。佘母被领回时已变成又聋又瞎，3个月后含恨而死。
②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为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
③某村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张在玉的良心证明，被关了3个月。
可怜无辜的佘祥林被错定为杀人犯，他一家竟被搞得家破人亡。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是否属于应该赔偿的范围？如果说国家对佘祥林仅仅赔偿22万元的话，岂不等于在旧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那就会又一次造成新的不公正。
总之，佘祥林“杀妻”错案凸显出立法、司法和国家赔偿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又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张在玉的“死而复生”，佘祥林也绝不应是白坐11年冤狱。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不应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热闹，而应以主人翁的姿态，剖析这一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总结经验教训。但愿佘祥林的冤案不要在热炒了一阵之后又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佘祥林付出的代价，理应对健全法治和保障人权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Ⅶ 媒体监督的定义1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在我国，传统上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近年来，随着进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由于媒体报道是舆论的主导，舆论监督主要通过新闻媒体的监督来实现，因此媒体监督已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

Ⅷ 论述依法治国的必要性

试论实行“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基本措施

徐浩然

一、
什么是“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段解释，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四点含义：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治国的对象，即国家的各项事务和各项工作,重点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依法治国所依据之“法”，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具有最高权威性和极大稳定性,核心是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基本方式。因此，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因为首先，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纲领，就是坚决厉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后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问题,以开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通道。其次，法治同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亲缘关系。依法治国，包括依法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就是对市场经济需求法治的必然回应。离开了法治,不实现依法治国，市场经济是无法顺利生长、发育并走向成熟的。同时，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方向，是人的尊严和人格无条件地被尊重，每个人都有权力追求幸福生活和个性解放，人权得到全面确认和充分保障。而要达成这些目标，必需依靠法治，在法治的框架内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个人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等。所以，实行法治或依法治国，就成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尺。还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稳定有序，都有赖于法治保障。法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秩序，法治的轨道就是有序化的政治、社会机制，所以，法治也是释放社会风险，防止和克服社会危机的安全阀。人治可能带来一时的繁荣昌盛和天下太平，但却难以保障长治久安，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依法治国和法治，带来的是“盛世”，代表的是“文明”，标志的是“秩序”。这也是中国人寄托于法治之中的期望。
二、 实行“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体说来，实行“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为以下六点：

一，为了坚持党的领导，把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面的领导核心作用，就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在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如果不能坚持贯彻实施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那么我们国家势必出现混乱的政治局面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势必极大的影响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极大的损害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显然，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党在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从而维护国家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如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个人都无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各行其是，那么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的有序发展，势必损害和影响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为了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处理国家、社会、集体、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正确处理各民族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和利益，从而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增强人民之间的团结，改善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四，为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惩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切实做到不狂不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各项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五，为了处理好我国与各国及国际社会的对外关系和交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从外部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和平环境，同时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促进和保障国内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六，为了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使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避免和制止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实行“依法治国”。同时建立和健全对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滥用职权，不断消除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三、 从“法制”到“法治”，从“人治”到“依法治国”，我国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民主法制化的时代。那么实行“依法治国”必须采取什么样的基本措施呢？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政治立法、经济立法、文化立法等方面。
政治立法：它是以宪法为依据，但宪法又不能包括政治立法，除宪法外，还有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结社法、政党法、监督法等，我国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尚无法可依。
经济立法：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它包括：（1）市场主体法，市场主体是指依法在市场上从事经营的企业活动和个人；（2）市场主体的行为规则，为了使市场主体的行为更加规范合理，必须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例如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票据法证券法、担保法、信托法、运输法，海商法、知识产权法等；（3）市场秩序法：即规定市场平等竞争秩序的法律，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4）市场宏观调控法，我国实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例如投资法、计划法、预算法、银行法、信贷法、物价法、税法、国有资产法等；（5）社会保障法：市场经济体制既带来了高效率和高效益，也带来了风险，市场的激励竞争，优胜劣汰，也带来了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必须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例如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工资法、养老保险法等。此外，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加强文化方面的立法，例如新闻法、出版法、教育法、科技、，广播法、电影电视法、体育法等。

第二，必须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
民主和法制是一种互动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两者是统一的，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缺一，不可偏废……但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则社会主义民主是目的，社会主义法制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手段。民主法制化，是指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都要用社会主义法律加以规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社会主义法律保障民主的实现。在想民主化迈进的过程中，要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树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监督“一府两院”严格依法办事，要定期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管理工作与执法工作进行评议和质询。
法制民主化，是指法律与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制度都要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在进行立法时，要广泛征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使制定出的法律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意见。在执法司法方面，要增加执法、司法的透明度，让公民及时了解执法、司法的重大情况。总之，让人民群众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齐心协力地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第三，必须建立公正廉洁的行政执法制度，做到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就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利，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由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展和滥用的倾向，往往容易造成对公民合法权利侵害，因此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要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要克服行政机关之间互相争夺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的现象，以维护行政执法的严肃性。要在严格内部监督的基础上，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的外部监督机制，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如果违法，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要进行行政赔偿。

第四，必须建立公证、严明的司法制度保证法律的切实贯彻执行。
司法是法律实施的最后一道关卡和屏障，有无公证、严明的司法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要认真贯彻司法独立的原则。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司法独立原则，是平等公正执法的需要，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是建立法治国家的要求。贯彻这一原则，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要让检察院和法院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至于受制当地政府，检察机关要以垂直领为主，有独立的编制，独立的人事权与才权，才能有效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法院要有独立的审判权，人事权和财权，不能让法院变成为地方政府服务的工具，实施地方报复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破坏法制的统一。要做到依法司法，不但要执行实体法，而且要执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法。

第五，必须建立一支廉洁奉公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司法队伍。
公务员制度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出现的，它使人身管理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科学化的 。采用公开竞争，择优录取， 严格考核， 升级的办法建立公务员队伍，要切实保证国家公务员队伍的优化、精干、廉政和稳定以便卓有成效地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司法队伍，它包括法官，检查官，公证员，警官等，要清除司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保证司法队伍的纯洁性，以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保证法制的统一。加强和发展法学教育事业不但是科教兴国的需要，也好实施依法治国的需要。

第六，必须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水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水平。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观点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法律意识对行使依法治国，建立治国家据有关部门具有的作用，法律意识具有认同功能，它使人们能够接受，认同法律的权威；它具有指引功能，法律意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导向，引路的作用，它能指引公民或去做某种行为或不做某种行为。要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意识，做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凡是法律规定的必须严格执行，任何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执行，毫不例外。要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必须大力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我国已开展“一五”、“二五”和“三五”普法教育，收到了显著成效。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就是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法治国家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完整的提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方略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和最终目标。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同过去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党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民主法制理论认识的深化，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我党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坚定信心的表现。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根本上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历史课题。
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大计，是社会政治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应该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20年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形势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确立了依法行政制度，健全了现代司法机关，开展了民主监督工作，广泛地宣传了法律知识，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新的发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还是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增强“依法治国”的思想观念，扩大“依法治国”的民主基础，完善“依法治国”的制度保障，强化“依法治国”的监督机制，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做出更大的努力，从而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目标前进。

Ⅸ 如何理解依法独立审判原则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独立审判，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地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说，法官应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或威胁。
实现独立审判的重要意义
（一）独立审判是实现法律价值——公正的保障
公正，是法律的精髓。不论哪个国家的法律，都确立了公正的精神。法院审判案件适用法律就是将确立在法律中的公正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并发挥其功效，法院审判如果不公，法律就没有得到实施。可以说，立法中的公正是一种静态的公正，司法公正则是动态的公正，法律中蕴含的公正期待着通过司法行为体现出来它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法院的职能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居中裁决纠纷。这种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司法权威是社会公认的权威，是法制中的最高权威。如何维护司法权威呢？独立审判是最根本的保障。这就要求法院不加入任何一方，不介入任何利益，保持独立地位，才能既实现程序公正，又实现实体公正。因此，实现公正是行使审判权的根本，独立审判则是实现公正的保障。
（二）独立审判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正式确定下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而法治的实现是要通过立法、守法和执法来实施各类法律，实现法治精神。立法机关制定完备、先进的法律，使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处于有法可依的状态，这是实现法治的第一步。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再好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律的实施和遵守，是实现法治的更重要的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法院以其特殊的地位担负着适用法律的使命，使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目标得以实现，其作用尤为显著。因为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对一切法律争议有最终裁判权，它的裁判是给予受到侵害的权益补偿的最权威的手段，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法律实施的最后一关。因此，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公正审判，依法治国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才能最后实现。而公正的司法制度又是以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为其前提条件。所以，独立审判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后，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既表明了独立审判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已将司法改革、保证法院独立审判的工作提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摆到了改革的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