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明知

㈠ 刑法上明知的证明标准

法律分析：第一，正确区分“明知”相关概念。第二，行为人供述是判定“明知”的重要根据。第三，反常行为是判定“明知”的考量要素。第四，办理相关刑事案件应当慎重适用推定“明知”。第五，相关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第六，不同犯罪中“明知”的具体判定方法既有一般规律性，又有一定特殊性。第七，“明知”的判定最终通过裁判说理而实现。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㈡ 刑法总则上的“明知”和刑法分则上的“明知”有什么区别

您好，首先，刑法总则的明知和刑法分则的明知，首要的差别体现在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差异上。刑法学理论通说认为，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具体到刑法总则的明知和刑法分则的明知二者的关系来看，刑法通说认为“明知”一般只存在于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中不存在明知，因为，刑法总则规定了故意犯罪以“明知”为认识要素，对于过失犯罪则没有“明知”的要求，而且刑法分则明文规定“明知”的26个罪名中又以故意犯罪为主体。但也有例外，如刑法第138条规定的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这是典型的过失犯罪，却明文规定了“明知”。所以，排除极端的个例，应当在故意犯罪的层面来分析刑法总则的明知和刑法分则的明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明知”是故意犯罪的共性的认识因素，刑法分则的故意犯罪必须具备刑法总则的“明知”。

其次，刑法总则的明知和刑法分则的明知外延不一致。刑法总则上称之为明知，与刑法分则上所称之明知不同。前者，系作为基本主观要件之一基础；后者系一种特定主观要件。犯罪须具备此特定主观要件时，刑法分则之明知为第一次明知，刑法总则之明知为第二次明知。

再次，刑法分则的明知是注意规定，不是法律拟制。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相关规定或以相关的、已为刑法理论所认可的刑法基本原理为支撑的前提下，提示司法者注意，以免司法人员混淆或忽略的规定。”注意规定，不改变刑法总则规定的具体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的一次重申，即使没有该规定，也应该按照相应的法律适用基础规定。法律拟制，是指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或者说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法律拟制，改变了刑法总则规定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该规定，就不能按照改定后的犯罪来处理。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㈢ 刑法总论中预见和明知有区别吗

在刑法中“明知”与“预见”的区别

我国现行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分别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作了规定，第14条第一款规定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5条第一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在这两个条款中，“明知”与“预见”两个重点词语，必须区别清楚，在现实中否侧难以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

“明知”，在词典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明智。知，通“智”。 《礼记·祭义》：“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资治通鉴·汉元帝永光元年》：“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第二种解释是：明确理解或了解。《商君书·定分》：“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严有禧《漱华随笔·姜熊狱》：“陛下何不付所司书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罪？”第三种解释是：明明知道。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上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明知这事无可宽容，也将来轻轻放过。”综观我国刑法体系，第14条中的“明知”应该采用的是第三种解释，即明明知道。

“预见”，在词典上有二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指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预先料到将来。《史记·龟策列传》：“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王鏊 《震泽长语·杂论》：“营洛之议，若预见有靖康之祸者，其谋虑之深长可知。”第二种解释是：指能预先料到将来的见识。周恩来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在革命战争和阶级变化的发展上，需要我党有领导的预见，但证实这个预见的正确，还需动员全党领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循着这个预见的方向努力奋斗。” 袁鹰 《悲欢·横眉》：“‘杀人者终必覆灭’，多么有力的宣判，多么英明的预见。”综观我国刑法体系，第15条中的“预见”应该采用的是第一种解释，即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预先料到将来。

“明知”与“预见”两者都有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在故意犯罪中即可能发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预先预料到的含义，但是二者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转变为现实的估计是不相同的。在14条中“明知”的情况下，行为人认为危害结果会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例如，A在盗劫某博物馆后，为了毁灭罪证，又放了一把火烧馆，在放火时，A发现除了自己所拿走的文物外，还有许多文物在房间墙角上，但他仍然将火点燃后离去，结果博物馆被火烧完，大批文物被毁灭。在本案中，A放火时，显然认为博物馆被烧毁，同时馆内文物被烧毁的危害结果可能变成现实，因而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属于“明知”。而在“预见”的情况下，行为人认为危害结果不会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例如，B在指挥施工时，嫌安全保障措施麻烦碍事，擅自将这些措施取消，只是叮嘱施工人员注意安全，结果C施工时因缺乏安全保障措施而从高处坠落身亡。在本案中，B在取消安全保障设施，叮嘱施工人员注意安全时，显然认为施工人员并不会真的从高处坠落，因而其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属于“预见”。

第14条、第15条中的“明知”与“预见”除了在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转变为现实的估计不同外，从整体上看，二者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程度也是不相同的。表现为：第一，“明知”既包括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也包括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必然发生。而“预见”则只可能包括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第二，即便都是在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明知”的认识程度从整体上看也要高于“预见”。亦即：当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越高时，就越应当考虑将他的认识归入刑法第14条中的“明知”之内；当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程度越低时，就越应当考虑将他的认识归入刑法第15条中的“预见”之内。

例如，2010年5月11日下午1时许，被告人杨某的弟弟在观看被害人孟某与他人下棋时，因未遵守“观棋不语”的游戏规则，与孟某发生争吵。杨某知道后也与孟某争吵并隔铁栏杆打了孟一巴掌，被害人孟某不久便昏迷送医院治疗，后于2010年7月11日出院在家中医治，2010年9月23日经医治无效死亡。经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孟某系身患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因被他人击伤头部后，情绪激动诱发脑出血并发肺部感染等多功能脏器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在本案中，被告人杨某已是成年人，负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与孟某争吵过程中，隔着栏杆打击孟某，其主观上并不是要故意伤害孟某的身体，而是想警告他。虽然被告人杨某不能预知孟某患有多种疾病，但被害人年事已高，被告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的死亡，而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导致孟某死亡结果的发生，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从被告人杨某用巴掌打击被害人孟某及其打击的部位，可看出其并没有要故意伤害被害人的意思，只是一种殴打行为即造成被害人暂时性疼痛，但不损害人体健康，不是伤害罪意义上的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所以法院应判处其过失致人死亡罪。

“明知”与“预见”在现实中，有的时候从表象上看并不是很明显，能深刻认识到“明知”与“预见”两个重点词语含义，并加以区别，在司法实践中才能准确划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