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司法裁量

1. 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建议有哪些

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建议：一、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状况，通过对立法技术的研究，加强立法准确、精确的程度，以减少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的对自由裁量权的启用。二、法官平时应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深入对立法精神和原则的理解和掌握，定期或不定期内举办案例研讨会。三、加大调解力度，努力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四、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司法解释工作，从而有效的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五、各级人民法院时常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研究，健全和完善法院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召开审判长联席会议，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的作用，促进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2.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法律分析：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在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基于案件的基本情况，根据公正、衡平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对案件事实或者法律适用问题酌情作出裁判，或者是在多种合法的法律解决方案之间进行合理选择。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没有明文进行规定，比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便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体现。自由裁量权是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由法官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裁量的权力。自由裁量权只能在法律对有关事项无明确规定或只规定了处理的原则、幅度或范围时行使。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根据自己的法律意志进行的，而法官意志决定于正确的司法理念，即法官个人的法律意志要和国家的法律意志保持一致。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的个人意志要受到尊重，不能以领导意志、行政意志或其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法律依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3.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如何控制

首先，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道德控制，必须要加强思想建设，不断提高精神文明的水平。
1、增强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明确我们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我们要用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努力为人民服务。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公仆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是控制主观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保证。
2、增强行政能力，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光有好的思想，并不必然能够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于复杂的问题和层出不穷的新事物，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我们只有不断地向书本去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不断地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才能在客观上把自由裁量权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内。
3、要克服不良思想的侵蚀，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加强思想教育，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增强自己的内控力，遏止私欲的膨胀，在思想上消除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欲念。
其次，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和制度控制，从源头上解决自由裁量权过于“自由”的问题，使之具体化、规范化，具体较强的可操作性。
1、建立回避制度。在行政执法时，如果执法活动与执法人有厉害关系，该执法人应当回避。回避应实行主动回避与申请回避相结合。回避与否，有该工作人员所在单位的领导决定；领导需要回避的，有班子集体决定。
2、建立执法责任制。执法责任制也要有可操作性，要明确区分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看是主观滥用，还是客观滥用；是偶尔滥用，还是一贯滥用等等，来区别不同责任。使责任与个人的待遇和职务的升迁挂气勾来，真正把执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3、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把自由裁量权行为纳入司法轨道。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具有申辩权、请求举行听证权、申请行政复议权、提起行政诉讼权、请求国家赔偿权等等，使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具有可救济性，是凡是涉及到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的执法行为（包括自由裁量权）都应举有可诉性，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4、建立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主体不仅有党、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查机关、审判机关），还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和公民。对已有的法定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对没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规章，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滥用职权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有对监督有功人员的奖励和保护。
5、在立法层面，要处理好法律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合法权益的条款，更应如此。“徒法不足以自行”。配套的法律文件，构成一个有不同层级组成的法律体系（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层级低的规范性文件，可随着形势的发展废、改、立，以适应不断变化，从而也可以克服法律因稳定性较强所具有的局限性。如果不便于做出硬性规定，至少应有一个参照标准，作为指导性的意见。如最常见的“情节轻微”、“情节恶劣”，由于没有一个参照标准，在实际执法办案中，“自由裁量权”已演变为“任意裁量”，造成混乱，就不足为奇了。
6、要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行政行为的理由。在行政诉讼中，对滥用职权的证明，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这种举证比较困难，借鉴国外的 作法，应当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以便确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利的目的。对说不出理由、理由阐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应认定为滥用职权。
7、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个较普遍的问题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合，有些行政执法人员有“占据一方，唯我独尊”的思想。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行政执法饿、人员，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再适宜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要坚决调出，使得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8、实行定量分析，定性与定量想结合。《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了行政处罚应考虑的基本因素“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执法部门可根据以上基本因素，各因素之主次情况及所占比重等，以综合评定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可供操作，也便于实现行政处罚的统一。可设想建立这样一个公式，犹如单位对每位职工进行的工资核算，工龄、级别、职务、任职年限等各种情况按不同的标准、档次逐一对应，其总和即是该同志的应得工资。以“无照经营”为例，其应考虑的法定因素为“无照经营的事实、性质、情节、后果”（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何因、何情、何果）。以“情节”为例，可分为“轻微、一般、比较恶劣、恶劣”四档。再对这四档予以明晰，确定其具体内容。以“轻微”为例，时间短（15天以内）、规模小（资产500元以内）、违法获利少（100元以内）、未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无投诉、第一次违法或不知道违法、有立功表现、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其余，以此类推。
9、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依法对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使司法审查权，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不适当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就无法进行司法监督了。如前所述，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渗透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阶段，由于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滥用职权、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等，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人民法院有权依法撤销，限制履行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
然而，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表明了人民法院的有限司法审查权。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为政清廉，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即要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克服畏难思想和无原则的迁就行政机关。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对那些确实以权谋私者，或者其他违法违纪者，人民法院无法通过行政诉讼予以纠正的，应当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关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可以概括一些措施，如：行政检察控制、行政机关的上下级间的控制、新闻监督等等，本文就不加以论述了。但是，不管对自由裁量权如何进行控制，都要掌握一个尺度，那就是：控而不死，用而不滥。调动自由裁量权高效灵活的积极因素，抑制它容易被滥用的消极因素，使行政权的行使符合我国依法行政的要求，符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这就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要强化行政问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对违法决策、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要依法严肃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直至行政首长的责任。

4.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来源

1、禁止有罪类推。抄

2、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3、排斥习惯法。

4、排斥绝对不定期刑。

延伸：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所明确的“适当的法定程序”的原则，而后，罪刑法定思想逐渐与西欧近代启蒙思想相结合，形成一种与当时封建刑法擅断相抗衡的一种思潮，广为传播，并以三权分立学说和心理强制说作为其理论基础。

(4)限制司法裁量扩展阅读：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渊源在不同的法律文献中，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表述方式：

在正式的宣言中的表述。例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宣布:“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

强调了判处刑罚要有法可依，并且法律不得追溯既往。再如，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议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2款规定: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

5. 关于“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法律规定

关于“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法律规定
发布者:金晓明律师|时间:2020年06月12日|分类:合同纠纷 |4758人看过
一、关于“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法律规定
1999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2015年2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明确:“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由以上可知，借贷合同是有明确规定可以适用“接受货币一方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其他合同是否能适用该规定，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为了更好的运用该规定有必要明确一下适用范围或者对实施范围在司法过程中达成共识，以限制司法者的自由裁量。
二、“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适用合同纠纷的范围
通过文义解释《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民诉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凡是合同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均可适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但因《民诉司法解释》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条对租赁合同、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保险合同的合同履行地另有规定。故“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除租赁合同、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保险合同均可适用于其他所有合同确定合同履行地。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高民智发表《关于民诉法解释中有关管辖问题若干问题的理解与适用》的文章中“借款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如果争议的合同义务内容为给付货币的，也可以适用本条关于接收货币一方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2015年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民事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条规定:“《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适用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所有合同纠纷，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所以，无论是从法律解释角度还是司法实务角度，关于“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适用所有合同(除另有规定的)应是被认可的。
三、怎样理解“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
争议标的是指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是指争议的合同义务是以给付货币为内容。对“争议标的”的理解，特别注意不能把“争议标的”等同于诉讼请求。诉讼请求在合同纠纷中，是基于合同关系主张对方承担的合同责任的声明。合同履行地不能按照诉讼请求种类来确定，只能依照争议的合同义务来确定，也即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

6.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法律分析：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分为绝对罪刑法定与相对罪刑法定。绝对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认为法官应当逐字地适用刑法。而相对罪刑法定则并不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司法裁量。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罪刑法定，因而给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在空白罪状和概括条款的情况下，法官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裁量。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应当将司法裁量权限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只有这样，罪刑法定原则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