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逻辑

❶ 中国与G20其他国家其中的任意四个国家公司法的比较

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贸易，主要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相互投资也主要是以组建公司的方式表现。不过，两地在公司方面的法律规定却有着较大差异。就目前来说，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重要的不是消除差异，而是明确和理解差异，从而避免因差异可能带来的负影响，或从差异中发现合理性和可借鉴之处。

一、两地公司法基本概况

祖国大陆的公司法以制定法为基本表现，其主要内容是《公司法》，与之相关的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其中，《公司法》具普遍适用效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只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公司而言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香港的公司法由制定法和判例法两部分构成。最初，制定法完全追随英国，判例法也来源于英国和英联邦地区，现在，香港已形成包括公司法在内的本地的制定法和判例法，而《公司条例》是香港制定法中篇幅最大的。香港《公司条例》具有广泛的适用效力，不仅适用于本地公司，也适用于海外公司，不仅适用于私人公司，也适用于公众公司，不仅适用于单一公司，也适用于公司集团、控股公司和附属公司。

二、两地公司法的主要差异及分析

公司法的规范对象主要是公司，公司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组织。公司法既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又要规范公司的内部行为和外部行为，故公司法既是组织法，又是行为法。然而，以何种价值取向为指导来设计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则会导致风格迥异的规范体系。作为近代工业文明产物的公司，通过其积聚资本和分散风险的功能，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并改变着社会结构。从法律角度看，其根本奥秘在于运用了人格分离技术和权力平衡原理。所谓人格分离技术，是指通过塑造公司的法律人格，将公司成员的人格和公司的人格相分离，从而隔离公司责任和成员责任的法律技术。利用此法律技术，可确定公司成员的有限责任，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积聚资本和分散风险。所谓权力平衡原理，是指将公司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解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并界定相互制约关系的规则。运用该原理，能使投资者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从而产生职业管理者，可提高资产的营运效率。公司法所确定的组织规范和行为规范在何种程度上运用人格分离技术和权力平衡原理，通常决定于公司法对实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设计，而该设计又决定于立法者对安全、自由、公平、效益这几个价值理念的取舍程度。从理论上说，如果公司法能充分体现这几个价值理念，并将每一个价值发挥至极，这将是公司法的最佳境界。可是，这几个价值理念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当其中某一个发挥至极时，其余的几个则可能受损。因此，现实的公司法只能对其作一定取舍，相对平衡。

上述理论在内地与香港的公司法中有不同反映。从总体上看，内地的公司法以安全价值为主要取向，兼顾效益、公平和自由；香港的公司法以自由价值为主要取向，兼顾效益、公平和安全。这与两地公司法的历史背景有关。内地的公司法初创于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此后中断，又恢复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在对外开放中首先确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有限公司组织形式，在对内改革中又逐步将公司制从私营企业扩展至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目前将公司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途径，并制定了与之相应的公司法。公司法的发展过程受特定时期的政治因素影响，起伏较大，不论在公司的适用范围还是公司的设立监管等方面，有较多的限制。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所改变。香港的公司法直接来源于英国，1856年通过第一部《公司条例》，从1948年起不再紧随英国。现行《公司条例》修订于1984年。香港公司法作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以“建立自由，带来活力” 为目标，为保障香港经济自由、高效、繁荣发展提供相应规则。值得提到的是，香港继1962年成立公司法修订委员会后，又于1984年成立了公司法改革委员会，负责对香港公司法不时加以审议，以确保该法适合新的经济环境的需要。内地虽尚无此专门机构，亦有学者提出改革公司法的建议。就当前两地公司法的内容来看，差异较多，现择其部分述评如后。

（一）关于公司性质的定位。

对于公司的性质，两地的法律观念不尽相同。内地通常认为，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在法律上，也将公司定位于“企业法人” ，而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等组织不能称为公司。在香港，商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公司，但公司并非都是纯粹的商业组织。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4条规定：“任何二名或多于二名为合法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人士，可在一份组织章程大纲内签署其名字，并遵从本条例中其他规定，成立一间具有法团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或无限责任公司。”在立法上，没有将公司确定为商业组织。实践中，一些学校、慈善机构、居民会等非商业组织也可以采取公司形式设立和运作，公司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种做法，在内地公司法上是不可能的。对此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即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因而社会组织也商业化。但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确切。

内地公司法对公司适用范围有严格限制，这一方面是源于“营利性”的认识，视公司为商业工具，投资者希望以此为自己增加利益。另一方面也与多年前的公司被滥用而造成社会经济问题的经历有关。从安全稳定的角度考虑，不希望公司性质泛化。香港公司法容许公司有广泛的适用性，也不否认“营利”为公司性质的根本，但在香港法上，营利和牟利有所区别，并不必然发生联系。牟利是指投资者从公司分得回报，营利是公司通过经营获利，使资产保值和增值，公司之营利并不必然向投资者分配。因此，一些公益事业就可以采用公司的方式来运作。在这里，公司成为经营管理的手段——组织形态意义上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商业工具，这使公司的人格分离技术和权力平衡原理获得广泛运用有了较为自由的空间，同时也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改善。

在内地改革过程中，一些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管理，颇类似于香港法上的公益事业公司化。不过，就目前的法律来看，在这方面尚须规范和完善，如果采用公司形式来处理此类问题，则有必要对现行公司法中某些限制性规定加以修改。

（二）关于公司类型的选择。

学理上对公司的分类和法律上对公司类型的选择，内地和香港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根源于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各自特征。内地公司法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较大，香港的公司法则与普通法系一脉相承。

内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类型主要有：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外商投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对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即由承担无限责任的股东和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共同组成的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有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在法律上未予承认。显然，内地公司法对公司类型的选择，看重的是股东责任有限。这种选择，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当代社会经济中鼓励投资的重要作用是吻合的，同时，也有利于改变政府对国营企业承担无限责任的状况。

香港公司法所涉及的公司类型较多，包括：私人公司、公众公司、海外公司、无限公司、保证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负无限责任的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附属公司、公司集团等，但在《公司条例》中作明确定义的不多。上述公司类型中，最基本的是私人公司和公众公司。

香港法中的私人公司(Private Company)，是指具有下述特征的公司：(1)成员（股东）人数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2)不向公众发行股份和债券；(3)股份转让受严格限制。此种公司因不具有公开性，又被称为封闭式公司。需要注意的是，香港法所指的私人公司只强调非公开性，而不强调投资者责任的有限性，因此具有较大包容度，可包含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保证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负无限责任的有限公司。另外，私人公司中的有限公司亦可被称为股份有限公司，即根据公司章程大纲，公司成员的法律责任仅限于所持有股份的承诺款额，此种公司即为股份有限公司。显然，私人公司不同于内地的有限公司，两地的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完全相同，因为内地的股份有限公司都是可以向公众募集资金的。

所谓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是指可对公众募集股本的公司。香港《公司条例》没有对公众公司做直接规定，而是通过《公司条例》第30条确定：如果公司修改章程，致使不符合私人公司的条件时，就须向公司注册署长呈交一份符合公司条例附表2的招股章程陈述书而成为公众公司（该附表2的标题是“私人公司成为公众公司时须交付处长的代替招股章程陈述书的格式及其须列载的报告”）。从逻辑上说，公众公司是私人公司的相对面，除私人公司之外的公司，就应该是公众公司。但香港法律没有规定如何直接成立公众公司，而是以私人公司为基点来反映公众公司，所以，如果一家公司在成立时就希望成为公众公司而使其章程不具备私人公司的要求，具体该如何操作，香港的法官也感到困惑。与内地公司相比较，公众公司相似于内地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公众公司包括一部分股份有限公司和部分上市公司。

私人公司与公众公司在法律上的待遇是有差别的。私人公司可以不向外界公开业务状况，每年向公司注册官呈交（年检）报告时，可豁免呈交资产负债表和核数师（负责财会监督的专业人员）报告，而公众公司则不能享有这些特权，在香港注册公司中，私人公司数量最多。

香港公司类型中的无限公司，保证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或董事经理负无限责任的有限公司是颇具特点的。无限公司的股东对公司负无限责任，但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故债权人不能直接向公司成员主张权利；保证有限公司，是指公司成员承诺以在公司章程大纲中的认缴额（保证额）为限，于公司清盘时承担责任的公司。这种公司的特点是，公司成立时，成员可不出资，公司所需要的资金可以另行筹措，股东的责任界限是承诺保证额，如果公司清盘时，营运资产已足够清偿债务，则股东不须最终出资。此种无本经营的方式，尤其适合于以推动艺术、教育、科学、福利事业为目的而设立的机构。但是，假如承诺人最后不能履行承诺，其风险必然会转嫁给债权人。董事、经理或董事经理负无限责任的有限公司，是指由公司章程大纲确定，使公司的董事(Director)、经理(Manager)或董事经理(Managing director)负无限责任的公司。不过，无限责任只在公司清盘时才可能发生，从债权人角度看，此种公司有较强的安全性。这类似于大陆法系中的两合公司。

香港公司法对公司类型的多元确定，不大注重逻辑关系，更多的是为实际需要提供尽可能广泛的选择，适应自由经济的要求。多元本身就是自由的体现。不过，自由不是任意，所有自由的选择都须以法律为边界。香港公司法的意义之一正是在于为自由选择公司提供法律边界。

比较而言，内地公司法将公司类型限制在股东责任有限的范围，大大降低了因多元类型而可能形成的不稳定因素，但是限制了实际存在需要的自由选择。香港公司法中的保证有限公司、无限公司、管理者负无限责任的有限公司，在内地法律中尚无可对应的法律形式。这几种公司，既可为社会中的多元需要提供更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也有利于处理管理者利益约束软化的问题，又有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安全保障，而这些都是内地经济改革中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三）关于公司资本的要求。

资本是公司营运的物质基础，也是公司设立和存续必须具备的三要素之一。法律对于公司资本的要求，主要反映在公司设立时和公司设立后这两个阶段。在公司设立时，一般都要求遵循资本确定原则，即公司资本总额应确定于公司章程。然而，确定的资本总额是在公司成立前募足还是在公司成立后到位，这就形成了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的区别。在公司成立后，公司的财产是否必须维持与确定的资本总额相当以及资本可否减少，又有了资本维持及不变规则和资本补充及可变规则的不同。其间的差别，体现出立法者在安全与自由两种价值理念中的选择。

内地法律对公司设立时的资本要求，采取二元方式。其一，《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资本制，该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应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即：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不得少于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不得少于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不得少于人民币10万元。该法定资本为注册资本，是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是实收的股本总额。上述注册资本均足额缴纳并经法定的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方可申请公司注册登记。其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外商投资企业法则采取授权资本制，允许投资者的出资在公司成立后一定时间内陆续到位。对于公司成立后的资本要求，也是采取二元办法。依《公司法》成立的公司，其注册资本可依法增减，减少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当减少注册资本时，应通知债权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但倘若公司未能清偿或提供担保，公司能否减资，则未予明确，此系立法漏洞。而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成立的公司，其注册资本则不能减少。上述二元规则，反映了立法者希望在安全和自由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香港公司法对公司资本的要求，采取授权资本制。在法律上，无最低资本额的规定，但要求公司的注册资本额应在公司章程大纲内确定。其确定的意义有二：第一，该注册资本是公司名义上最高可募集的股本总额，一旦确定，非经修改公司章程大纲内的资本条款，不得更改。第二，公司注册署以公司注册资本额为注册收费的基础，除基本注册费外，按千分之六比例收取。公司的资本分为注册资本（名义资本）、发行资本、实收资本、未收资本、准备资本、资本准备等，其中准备资本较有特点。所谓准备资本，是经公司股东特别会议决定，除非公司清盘才予催收的未收资本。这部分资本对保障债权人的利益颇有意义。虽然公司可以自由运用所筹得资本，但公司条例规定公司不可随便减损已缴付的资本。对此，《公司条例》及有关判例作了许多限制，如限制公司购买自己发行的股份，禁止附属公司购买控股公司的股份，禁止公司用股本派发股息和红利等。若公司需减少资本，除须经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以外，还得向法庭请求颁令同意，而法庭颁令同意的前提是，所有提出反对的债权人已经得到清偿或得到担保。这样处理的目的“是要保障公众人士和债权人” 。

从上述内容来看，在公司资本问题上，两地的法律均考虑了有关自由和安全的因素，不过，在安排上有所区别：内地公司法是通过在公司设立时的法定资本制和实缴资本的规则来保障交易中的安全，避免因资本虚假而造成交易风险，实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公司资本的减少可被允许。这体现出的是“在安全前提下的有限自由”的模式（但公司资本减少时法律规定上的漏洞则例外）。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安排却相反，是先考虑资本的自由（授权资本制），再考虑交易的安全（不得减少注册资本）。香港公司法采取的是“在自由的基础上保障安全”的模式。但与内地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安排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1)允许准备资本存在，(2)可减少公司资本。比较来看，内地公司法对资本的安排侧重于初始静态资本的确定，力图从公司成立之始就具备确保交易安全的基础，但这种安排却不利于提高资金融通效益，且实际上很难避免因抽逃出资或经营亏损而给债权人带来的风险。对于内地公司法中有关资本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应朝授权资本制方向改进。香港公司法对资本的安排较自由灵活，看起来似乎容易产生交易的不安全，但可通过动态的资金融通来减小交易风险，并且，通过对投资后的严格监管及允许存在准备资本等措施，从动态结果上来保障交易的安全，这有利于提高资金融通效益。不过，法律似应对注册资本的到位时间有一定要求，否则，无本经营的风险是难以避免的。

还应当注意的是，两地法律都考虑到在公司减少资本时，须对债权人加以保护，但保护的程序和方式却有区别：内地公司法采取通知债权人程序，对公司不予清偿债务或不提供担保的法律后果则不置可否，债权人无反对的资格；香港公司法采取法院许可程序，债权人有反对资格，而法院的许可以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为前提。比较而言，香港法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只是大大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在这方面，内地公司法应予以完善。

（四）关于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作为组织，必须要有章程。公司章程是有关公司结构的组织大纲及公司行为的基本规则。章程对于公司，犹如宪法对于国家，不可缺少。然而，不同传统的法律对公司章程的规定却有所差异，“英美法将公司章程分为基本章程与附属章程两种，大陆法不作这样的区分” 。这种差异也反映在内地和香港的公司法中。

内地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由股东共同制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由发起人拟订经创立大会通过。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包括：公司的名称和住所、经营范围、设立方式、注册资本、发起人姓名及认购的股份数、股东名称和权利义务、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转让出资条件、公司机构及其产生办法和职权与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解散和清算等。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

香港《公司条例》将公司章程分为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章程大纲规定公司的名称、地址、资本、目的、成员责任等对外昭示公司基本情况的内容。章程细则规定公司的成员大会、大会的议事规则、董事的任免、董事权力及职责、董事的议事程序、秘书、印章、帐目等公司内部管理的内容。《公司条例》的附件分别规定了各种公司章程的大纲和细则的范本，公司章程大纲和细则对公司及其成员均有约束力。

两相比较，内地和香港的公司章程有以下主要区别：

在章程结构上，内地公司法采取一元结构，将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集于一体；香港公司法采取二元结构，将公司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分别处理。

❷ 公司法草案未通过

本次《公司法》修订，深入总结企业注册资本制度改革成果，吸收借鉴国外公司法律制度经验，丰富完善公司资本制度。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为行文方便，本文所称的《公司法》如未特别标注，均系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草案》内容尚未通过，请读者注意。

（一）引入授权资本制

在坚持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前提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资本制。《公司法》第97条规定，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公司股份总数中设立时应发行股份数之外的部分，并可以对授权发行股份的期限和比例作出限制。第164条规定，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发行新股的，董事会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2/3以上通过。发行新股所代表的表决权数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代表的表决权总数20%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授权资本制，即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只需发行部分股份，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可以作出授权，由董事会根据公司运营的实际需要决定发行剩余股份。这样既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又给予了公司发行新股筹集资本的灵活性，并且能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虚化等问题的发生。

根据《公司法》第25条的规定，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属于公司登记事项。《公司法》第96条规定，公司股份总数、公司设立时应发行的股份数均属于应载明与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授权资本制乃调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概念与股份发行程序的一种设计……公司法授权公司得于章程所定的资本总额，在预定发行股份总数的范围内，得分次发行者，载明第一次发行的股份数额，并认足或募足之，即可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开始营业；其后，所余未发行之股份，亦得依其需求，经董事会的特别决议，即可分次发行新股，现金增资无需再经过股东会变更章程等程序，有效建立股份有限公司筹措企业资金的弹性机制。”

（二）引入类别股份制度

修订前的《公司法》（2018年）第131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实践中，对于优先股以及特殊表决权股份等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实践。《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4号修正）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优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规定的普通种类股份之外，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股份，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再如关于特殊表决权股，为贯彻国务院、证监会的相关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第二次修订）第4.5.4条规定，上市公司章程应当规定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应当相同，且不得超过每份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的10倍。

本次《公司法》修订对类别股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第157条规定，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下列与普通股权利不同的类别股：（一）优先或劣后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股份；（二）每一股的表决权多于或者少于普通股的股份；（三）转让须经公司同意等转让受限的股份；（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别股。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类别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除外。

❸ 公司法务需要掌握哪些法学知识

公司法务要掌握的法律有，公司法、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证据法之文本、问题和案例等。
公司法务需要具备的能力：
1、有法律方面工作经验，精通公司法、知识产权相关企业法律事务；
2、具备企业管理、财务等综合知识和管理经验、熟练掌握公司法、专利等法律知识；
3、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沟通能力、分析及应变能力和文字功底；
4、能对公司经营决策提供法律风险评估。
与律师相比，公司法务的工作相对没有那么高负荷，工作也比较有计划性，只不过作为一个支持部门，要做到让所有部门都满意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尽管看上去是一个在条条答胡橡框框内做事的岗位，但做法务也同样需要用创意的思维去思考商业实践的问题。做脊说服能力和感染力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谈判中为公司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此外，法务工作有一个最新趋势，那就是从一个商业创意开始法务就需要介入，之后服务于商业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这意味着法务需要熟悉公司的所有业务，也就是有更多日常文案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很枯燥，但还是要做到足够严谨。
法务应加强社会律师与公司法务以及公司法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社会律师与公司法务的相互促进与提升，用法律的力量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清旁六条 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分别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应当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批准手续。
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❹ 急求论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怎么写……跪求，在线等

关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目前在法理学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传统的三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组成；第二种是两要数说，认为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第三种是新兴的三要素说，认为法律规范由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存在着需要商榷的地方。本文在分析这三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现有观点的评析
1．这三种观点都认为法律规范的核心要素是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即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都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中包括法律后果部分；都认为法律规范是内容，法律条文是形式，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法律条文可以包括几个法律规范，一个法律规范可以体现在几个法律条文之中。
其一，授权性规则没有规定法律后果，义务性规则也不一定有法律后果。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按照行为模式的不同，分为授权性、命令性和禁止性三种法律规则，或者分为授权性与义务性（令行禁止）两种，这里讲的授权包括授予权利或授予权力。”有的学者则认为法律规则从“内容上看可以将它分为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和职权性规则”三种。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 “按它规定的实体内容”不同，可以分为“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笔者认为学者们的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相同,都认为法律规则分为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授权性规则是指示人们可以作为、不作为或要求别人作为、不作为的规则。授权性规则的作用在于赋予人们一定的权利去构筑或变更终止他们的法律地位或法律关系，为人们的自主行为和良性互动提供行为模式，为社会的良性运作和发展提供动力与规则保障。授权性规则的特点是为权利主体提供一定的选择自由，对于权利主体来说不具有强制性，它既不强令权利人作为，也不强令权利人不作为，相反，它为行为人的作为、不作为提供了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从以上引述中我们可以得知授权性规则中既不包含否定性后果——制裁，也不包含肯定性后果——奖励。如果人们出色地为了应该为的行为,法律可能会给予奖励，但不绝对。如果人们为了不应该为的行为，法律一般会加以制裁,但也不绝对。对民事责任的追究，需等权利人自己提出来；有些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也需等权利人（或称为受害人）自己提出来，如果权利人自己不提出来，无法追究违反义务的人。
其二，有些法律部门没有法律后果。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学者一般都持这种观点。根据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以及调整方法的不同，可以把我国法律体系划分为以下主要的法律部门：（1）、宪法法律部门；（2）、行政法律部门；（3）、民商法法律部门；（4）、经济法法律部门；（5）、劳动法法律部门；（6）、科教文卫法法律部门；（7）、资源环境保护法法律部门；（8）、刑法法律部门；（9）、诉讼法法律部门；（10）、军事法法律部门。许多学者认为宪法条文中没有规定法律后果。有学者认为“在许多法律条文中，为了立法上的方便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往往没有规定法律后果，而只规定了行为模式。宪法的许多条文都是如此。” 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条文之中，绝大多数为不完全性规范，这当然是因为宪法是大法、是母法，不可能也不应该一一具细地将法律后果一类的条文规定在宪法之中，但宪法的规定也不能流于空泛，应有相应的部门法规和单行法规加以落实。”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只是认为宪法条文中没有规定法律后果，并不认为宪法法律部门中没有规定法律后果。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法律规范和法律条文的联系与区别。学者一般都认为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法律规范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文字表达和表现形式，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法律条文中可能包含了一个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组成部分，也可能包含了两个，甚至多个，但也可能是一个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组成部分由一个法律文件中的不同法律条文来表现，甚至由两个不同的法律文件来表现。笔者认为宪法法律部门中没有法律后果。如果认为有的话，规定在其他法律文件中的法律后果是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呢？还是属于其他法律部门？法律后果只能属于一个法律部门，因为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是由一些同类的法律规范组成的，而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上面所引关于成年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法律后果要么属于宪法法律部门，要么属于刑法法律部门。而如果法律后果只属于一个法律部门的话，另外一个法律部门将无法存在。这将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相矛盾。而刑法法律部门和宪法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世界公认的。所以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就是承认宪法法律部门没有法律后果。其实，除了宪法法律部门外,诉讼法法律部门也没有法律后果。
其三，如果认为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也与立法实践存在着冲突。立法机关在立法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法律规范都规定有法律后果，对授权性的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法律后果，只对义务性的规范才规定了法律后果。而且人们违反了义务性的规范时，并不是都会遭遇制裁性的法律后果。只有当义务人违反了义务会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时，才规定了制裁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如果是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违反以后容易纠正的行为或义务人一般不会违反的行为，并没有规定法律后果。
2．传统的三要素说认为法律后果只有制裁一种，没有奖励性的后果，法律后果都是肯定性的，没有否定性的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是需要商榷的。这种观点认为：“法律后果中不应包含‘奖励’，尽管国家的确通过立法对某些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规定了奖励措施，但从法律规范的结构来看，这些奖励性规定实际上属于三因素中‘处理’部分的授权，行为人由于从事了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而享有取得某些利益，如一定物质或精神奖励的权利，而相对应的主体则承担使其获得这种利益的义务，如果义务主体没有履行这种义务，或者侵犯了前者应享受的权利，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结构的因果链条来看，凡是法律授予的权利，必须通过有关制裁的规定来保护，这恰恰体现出法律调整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法的国家强制性，即对违法行为必须追究法律责任，通过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保护合法权利。” 笔者认为奖励不属于三因素中“处理”部分，而属于法律后果的部分。认为授权奖励属于“处理”部分，而授权处罚属于法律后果部分是值得商榷的。该奖励的不奖励，可以追究义务人的责任；该处罚的不处罚，也可以追究义务人的责任，这是另外一个法律规范的内容了。这种观点认为：“法律后果都是肯定的，无论规范中规定的是权利、义务还是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都是一种肯定的法律关系。国家对于违法行为本身持否定态度，但法律规范中规定的由于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却是合法的，肯定的。”
3．新兴的两要素说认为规范适用的条件不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这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观点认为“规范适用的条件”不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规范适用的条件”虽然存在，但已被包含在行为模式中，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二是许多法律规范没有“规范适用的条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商榷，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是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有“规范适用的条件”，如果没有它，“一个法律规范就会处于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状态，其结果只会使法律规范失去规范性，并走到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任意性的东西。”二是“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互不相同或各有侧重的”。“‘规范的适用条件’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行为的时间和场合、行为的确定主体、范围和对象，等等。”因此认为“规范适用的条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要素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三是“以许多法律规范并无‘假定’或‘规范适用的条件’部分为理由，否定它是法律规范结构的逻辑要素之一，是混淆了对法律规范结构的逻辑分析和实际分析。因为从逻辑的角度分析法律规范的结构，其目的在于找出设置法律规范时所必须考虑和反映的要素，至于在法律规范的实际设置中是否把‘规范适用的条件’单列为一个具体部分，则是法律规范结构的实际表现形态问题。认为许多法律规范没有‘规范适用的条件’部分，最多只能说明这些规范的试用条件在规范的实际表现形态中没有被单列出来。” 笔者认为该学者对“规范适用的条件”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的论证已非常充分。笔者就“规范适用的条件”的独立性进一步加以论证。法律规范中所设定的权利义务都是具体的，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确定一个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有些情况下，权利会被剥夺。
二、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
1． 从理论上分析，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一种行为规则，指导或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只要有了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一个法律规范应当只有一个适用条件，而不能同时有两个适用条件，一个法律规范针对的应是同一个人或同一类型的人，而不能同时针对两个人或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如果认为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将导致一个法律规范有两个适用条件或同时针对两个人或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当法律后果是承担民事责任时，出现一个法律规范有两个适用的条件。
2．有些学者已看到了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只是他们不愿意否认原有的理论。
有学者认为法律规范结构的逻辑构成要素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概括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组成，而“法律规范结构的逻辑要素的最直观、最常见的表现形态是两种：规范适用的条件+行为模式；行为模式。” 该学者已认识到“‘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具有‘行为模式’的含义，它可能是一种授权性行为模式，也可能是一种命令性行为模式或禁止性行为模式。因此，在法律规范结构的实际表现形态中，一个法律规范的‘法律后果’，同时又可以是另一个法律规范的‘行为模式’。这种情况所采取的表现形式是：将一个规范的‘法律后果’表现为另一个规范的的‘行为模式’；将一个规范的‘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糅合于另一个规范的‘规范适用的条件’中。”该学者还以刑法第174条和民法通则第106条进行了例证。刑法第174条“规定：‘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从一个方面看，这里‘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属于规范的否定式法律后果。这个规范写全了就是：对于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单列出的‘规范适用的条件’），任何人不得故意破坏（禁止性行为模式），违者将被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否定式法律后果）；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条文的前半句是‘规范适用的条件’部分，后半句却是‘行为模式’部分，即有关国家机关的职权，而‘法律后果’部分则可以从刑法第188条规定的徇私舞弊罪中求得。这显然又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笔者认为该学者的分析值得借鉴，但得出的结论值得商榷。正如该学者所说，前半句的适用对象是一般的任何人；而后半句适用的对象却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应当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规范，归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前者属于文物管理法，后者属于刑法。对于法律规范结构的逻辑形态和现实的表现形态的不一致，该学者认为“法律规范结构的实际表现形态，在实质上合乎逻辑的，在表面上则是不合乎逻辑的，因而也可以说是生动灵活的。”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逻辑结构是现实结构的归纳和总结，现实结构是逻辑结构的基础，逻辑结构应当与现实结构是一致的，如果出现不一致，说明作为理论而存在的逻辑结构对现实结构地抽象不准确，需要修改，因为作为实践而存在的现实结构是不会出错误的。
还有学者认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在逻辑上必然包含假定、处理和制裁三个因素，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必须通过国家命令表现出来，国家命令只包括两个因素，即“如果……则”，只要具备这两个因素，就具备了一个行为规则的基本素质和功能，所以可以将这种国家命令称为命令性法律规则，依据具体内容和功能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种：一种由“假定”和“处理”两个因素构成，称为调整性规则，它为主体规定在一定场合的权利和义务，旨在建立一种正常的法律秩序，执行着法的调整职能；另一种由“假定”和“制裁”两个因素构成，称为保护性规则，它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措施，旨在维护正常的法律秩序，或者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执行着法得保护性职能 “执行调整职能的规则和执行保护职能的规则之间在逻辑上有内在的联系，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发挥法律的职能。保护性规则中的‘假定’，恰恰就是违反某个调整性规则中‘处理’部分规定的事实状态。我们将在内容上有必然关系的调整性规则和保护性规则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构成的逻辑上完整的法律规范。”笔者认为调整性规则和保护性规则都是由“假定”和“处理”构成的。因为“制裁”就是“处理”，只不过，“制裁”是针对另外一种情况的“处理”。例如，上引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六条所规定的“制裁”，就是当合伙人违反该法第五条时，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加以管理和处罚，这种规定本身就是一种“处理”，只不过，该“处理”针对的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不是针对合伙人。而且调整性规则并不是必须与保护性规则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发挥法律的职能。其一，在许多情况下，权利人可以直接依调整性规则提起诉讼，要求法官予以保护，法官也可以直接依调整性规则作出判决，支持权利人的请求，这时法律并没有规定保护性规则。例如，《婚姻法》第38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如果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拒绝另一方探望子女，法律对拒绝履行协助义务的一方没有规定“制裁”措施。有探望权的一方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权利了呢？不是的，权利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探望子女，法官会判决支持其请求，如果义务一方还拒绝，权利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其二，在一些情况下，调整性规则和保护性规则并不是衔接地天衣无缝，导致保护性规则无从发挥作用。例如，《婚姻法》第20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如果有扶养义务的一方不承担义务，但情节不恶劣时，刑法中规定的保护性规则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刑法》第261条规定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权利人的权利是不是就不能得到保护了呢？不是的。权利人可以依据上引《婚姻法》第20条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法院应当依法做出支持权利人的判决以保护其权利。
3． 从法学研究实践来看，学者都是按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来撰写学术论文和著作的。
尽管学者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公认法律是法律规范的总称。从这一定义出发，在研究具体部门法时，就应当搞清楚这一部门法究竟有多少个法律规范，使读者阅读学术论文和著作后知道这一部门法有多少个法律规范。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篇论文和一本著作明确地告诉我们某一部门法有多少个法律规范，并依据各自的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告诉我们这些法律规范的内容，在实践中基本上是按法律条文的顺序和内容来撰写的。这样，法理学中的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理论就和具体部门法的研究实践是脱节的。当理论和实践脱节时，就说明理论存在问题，需要修改。当学者按法律条文的顺序和内容来撰写时，实际上是按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两个部分来撰写的。因为体现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要么直接写明了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要么是只写明了行为模式，而隐含了规范适用的条件，这样，法律条文中都包括有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两个部分。
4． 从行政执法和法院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执法机关和法院也都是按规范适用的条件和行为模式来制作行政决定书和裁判的。
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制作行政决定书是直接依据适用的法律条文。例如，当有营养保健品公司对其生产的产品性能进行虚假宣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对其进行查处，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先要引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认定该公司实施了违法行为，然后再引用第24条决定如何对其进行处罚行政机关是将两个法律条文分开使用的，两个条文所起的作用不同，第9条用来判断该公司的行为是否违法，第24条用来作为处罚该公司的依据，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不能对该公司进行处罚，这时第9条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呢？如果认为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就会认为该规范不完整，无法发挥作用。实践表明，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的法律条文照样可以发挥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第11条规定的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第12条规定的搭售行为和第14条规定的诋毁商誉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责任条款，当有经营者实施了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搭售行为和诋毁商誉的行为这三种行为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虽然不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但可以告知其行为是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违法行为，可以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经营者就会停止违法行为法院制作裁判也是直接依据适用的法律条文。当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被法院判决欠了本公司的债，股东没有其他的财产可以用来还债，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又没有被拍卖出去时，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第149条的规定，公司可以用对股东拥有的债权作为收购款，收购股东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然后注销这一部分股份，从而达到清偿股东与公司之间债务的目的。但是要作到这一步，必须经公司的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而在收购以前，该股东仍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无法在股东大会上作出这样的决议。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的规定，作出一项裁定，强制收购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然后注销这一部分股份。在这一份裁定书中所引用的两个法律条文都没用法律后果.
三、认为法律规范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可以解决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与法律规范划分理论之间的矛盾。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我们将法律后果作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时，将导致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与法律规范划分理论之间存在矛盾，因为，授权性规则没有规定法律后果，义务性规则也不一定规定有法律后果。当我们将法律后果本身也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来看时，就不需要考虑法律规则中是否包含有法律后果了，这样，导致律规范逻辑结构理论与法律规范划分理论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因就不存在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2． 可以解决法律规范理论与法律部门理论之间的矛盾。
同样根据前面的分析，当我们将法律后果作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时，将导致刑法法律部门、宪法和诉讼法法律部门的不复存在，因为刑法法律部门中规定的内容都属于法律后果的规定，不能单独组成一个法律部门，而宪法和诉讼法法律部门则没有规定法律后果。当我们将法律后果本身也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来看时，刑法中所规定的内容就能单独组成一个法律部门，宪法和诉讼法法律部门也就是由完整的法律规范组成的法律部门了。这样就解决了法律规范理论与法律部门理论之间的矛盾。
3． 可以为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的成立提供理论依据。
法理学界公认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是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即法律调整的对象）和法律调整的方法。之所以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因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虽是很重要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但“它们既无法解释一个法律部门（如刑法法律部门）可以调整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也不能解释同一社会关系需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一法律现象。”“因此，划分法律部门，还需将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作为划分标准。” 而且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方法，“首先是它所特有的，因为它同所有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方法有重大区别，其次是万能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调整构成此一法律部门对象的社会关系。” 按照这个理论，要论证一个新法律部门的产生和存在，必须论证它有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一些经济法学者为了论证经济法是一个新的和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论证的。为了否定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学者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论证的，只不过，他们论证的是它没有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死胡同，因为法律调整方法只有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而法律部门却有十种左右，这个理论存在问题，需要加以扬弃笔者同意这种看法。笔者认为现在公认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问题。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证法律规范理论和法律部门理论存在着矛盾，解决的方案是将法律规范的逻辑要素界定为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这样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就只剩下调整对象了。只要论证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就可以得出形成了经济法这样一个新法律部门的结论。
4．可以为立法和执法的实践提供指导。
立法机关在立法的时候需要考虑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如果制订的是授权性规范，就需要规定配套的义务性规范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为权利人提供法律救济手段。如果义务人违反义务后，不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就不需要再制订一个规范来追究义务人的责任了，因为权利人可以依据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加以保护，法院可以依据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做出判决，责令义务人履行义务，如果义务人不按判决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义务人违反义务后，可能对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就需要再制订另外的规范来追究义务人的责任了，是制订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就要看义务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性质和立法者的价值取向了，如果损害不大，立法者认为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制订一个追究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就可以了，如果损害比较大，立法者认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就需要制订两个法律规范来追究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果损害严重，立法者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需要制订三个法律规范来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基础责任，只要有人身和财产损害存在，义务人就应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不能缺少的，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决定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立法者认为需要规定的就可以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必须依法行政。如果当义务人实施了违法行为时，有追究义务人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的，才能追究义务人的行政责任或提请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没有追究义务人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的，不能追究义务人的行政责任或提请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可以责令义务人停止实施违法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