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司法

① 1787年宪法是如何体现分权与制衡原则的

立法、行政、司散租卖法三权型裂分立,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归总统,司法权归联邦最高法院.
国会掌握财权、最高决策权、立法权等权力.国会通过预算给各个部门提供资金,可以否决总统的行政决定,负责宣战、媾和等.国会可以弹劾总统等官员.
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美军最高统帅,对外代表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的决定,国会可以“反否决”,但是总统不可以再“反反否决”.总统可以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经过国会批准后任职.但是总统不可以撤换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联邦最高法院掌握司法权,处理各类重大案件、审查法律法规等是否违宪.
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冲逗不可能是绝对分立的.美国是分权最彻底的国家,但是也没有绝对分立.

② 怎样协调司法的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在形式上的逐步深人和实质上的不断反复，司法到底是沿职业化方向继续前进，还是应调转头重走民主化（大众化）道路，受到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还就此等问题展开了立场与观点的激烈交锋。{1}在这场学术论争过程中，我国司法要不要民主化始终是争议焦点。
在西方司法发展史上，司法只有且仅仅只有职业化一说。所谓司法大众化、司法民主化的思想主张从未出现过，更遑论上演司法应不应民主化的学术论战。陪审团和不具有职业法官资格的治安法官的长期存在，在主张司法民主化的我国学者看来，此乃司法大众化、民主化的标志，但在西方学者看来事实根本不是如此。所谓司法民主化（大众化）的命题完全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命题，至少在西方它未曾作为一个学术论题亦未曾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在过。
窃以为，在检讨这个命题之前，首先应比较深入地认知司法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否则，贸然地提出或反对司法民主化都因基本知识储备不足而显得过于主观、支离破碎。鉴于这种认知，笔者不揣谫陋，试作此文，拟就司法与民主之间存在的三种关系略陈管见，以抛砖引玉。期许本文的探讨有助于我国学者更深入地认知司法、民主之本质内涵，从更宽广的视域把握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俾使尚在继续中的所谓司法民主化争论像真理一样越辩越明。
一、司法、民主之本质：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在探究司法与民主的关系之前，首先得认知它们各自的本质特征，缺乏对它们本质特征的深入认识，那有关它们相互关系的任何阐述都是一种缺乏知性的猜想和臆断。
司法、民主的本质特征问题，其实是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应该说，学术界对其本质特征已有基本的概括和总结，且在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遗憾的是，大多数主张司法民主化的学者恰恰对有关司法、民主本质特征的共识不够重视甚或视而不见，从而使这场司法民主化争论陷入一种基本概念内涵不清、本质特征不明的话语混沌之境。因此，在此我们先得把司法、民主的本质特征梳理一番，以告别这种混沌的争论叙事，还争论一个话语清晰之场域。
司法，已然是一个溢出学术界的常常被民众提起、出现频率异常之高但又罕见被定义的大众化概念。在英美世界颇有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里，Judiciary（司法）词条有三层意思：(1)负责解释法律和主持正义（administering justice）的一个政府部门；（2）法院制度；（3）一批法官。{2}这第一层意思可看作是“司法”这一概念术语的基本内含，而第二、第三层意思实际上是第一层意思的主体构成元素而已：那个被称为司法的政府部门乃是由一批法官组成的法院系统。
如果说《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这种解释抽象有余、具体不足、难以理解的话，那日本宪法学家芦部信喜教授所界定的司法则具体得多，比较明白易懂。他说：“所谓司法，一向被认为是指‘就具体的争诉，通过适用和宣明法律而进行裁判的国家作用’。如果更加严密地加以定义，则可以说司法是‘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有关具体案件之纠纷的情形下，以当事人提起诉讼为前提，由独立的法院基于其统辖权，通过一定的诉讼程序，为解决纠纷，形成何者为法的判断，保障法的正确适用之作用’。”{3}芦部教授的界定简言之就是：司法者，法院依法裁判纷争的国家作用也。司法的主体是由法官构成的法院，其使命是依法裁判各种纠纷，其裁判过程的最大特征是严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和规定，所谓“法官一方面独立于官方命令，另一方面又从属于法律”。{4}此外，司法裁判由置身纠纷中的当事人启动，没有当事人的主动诉讼就不可能有司法裁判发生，所谓“从性质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5}是故，被动性而不是主动性，亦为司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也是司法与立法、行政的重大区别之一。
但上述概括分析，尚是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征，还说不上是其实质性的内部特性。学界对于司法形式上的外部特征素有研究，但对其实质性的内部特征则几乎无人问津，相关文献甚为鲜见，因而值得在此探讨一番。笔者以为，司法实质性的内部特征在于这种裁判活动所依赖的或者说所需要的不是人的自然理性而是法律的技艺理性，由此决定了有资格裁判案件纠纷的不是一般的自然人而必须是受过法律职业训练因而具有法律家职业技能和伦理的法官。这一点，早在1608年英国著名法律家柯克（Edward Coke)就曾向其要求“以国王的身份”裁决案件的詹姆斯国王作过堪称最早且最经典的阐述。柯克说：“确实，上帝赋予了陛下以卓越的技巧和高超的天赋；但陛下对于英格兰国土上的法律并没有研究，而涉及陛下之臣民的生命或遗产、或货物、或财富的案件，不应当由自然的理性，而应当依据技艺性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定，而法律是一门需要长时间地学习和历练的技艺，只有在此之后，一个人才能对它有所把握：法律就是用于审理臣民的案件的金铸的标杆[量杆]和标准。”{6}詹姆斯虽贵为国王，但他未受过法律训练，所以不能染指司法裁判。经过柯克与詹姆斯的这番较量，英国最终守住了从事司法职业的法律理性而非自然理性要求这一司法底线，从而捍卫了英国的法治。
对于司法而言，被动性和法律程序等外部特性固然重要，但一旦司法裁判者—法官缺乏必要的法律训练、不具备足够的法律理性和职业伦理，那司法就徒有其外表和形式，其精神内核则付之阙如、难觅其踪。司法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法官具有足够的法律技艺理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不是谁都可以胜任司法职业、不是具有自然理性的任何人都能担当法官裁判案件，此乃司法区别于立法和行政的最为鲜明的特性。
司法的本质特性如此，那民主之本质如何呢？
古今中外有关民主的思想学说可谓不胜枚举。美国学者达尔（Robert A. Dahl)曾概叹“各种民主思想，犹如一片巨大的、无法穿越的灌木丛”。但达尔本人还是成功地走出了民主思想的灌木丛，并总结认为“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资格”等五项元素构成民主的基本内含。{7}细致地分析这五项民主标准，即不难发现，其核心就是“投票选举”。在民主政治中，成年人的公民资格最重要的内含就是享有投票选举的权利。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和充分的知情等等都是投票选举的基本要件及内含。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关健还在于对投票选举过程的最终控制。可以说，这五项元素实质上都是围绕着投票选举而转，投票选举才是民主的中心和本质，所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8}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9}对此有充分的认知，我们才能理解经济学家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阐述的“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民主理论”，即：“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0}
综上所述，民主就是一种通过投票选举决定政治权力具体行使主体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捍卫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使之不致于遭遇政治权力侵犯或剥夺。民主化的投票选举为的是避免出现侵犯个人自由的极权主义、总体国家、威权主义、独裁统治等种种蹂躏人民自由权利的恐怖的政治统治。因此，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指出：“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11}认识到民主的本质特性，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当今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最普遍意义上的‘民主’的涵义典型地是人民主权思想与个人权利受法律保护的思想的融合（但更经常的是混淆）”。{12}
通过以上对司法与民主各自本质特性的分析，我们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关联，{13}堪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司法主体是特定的，以具有法律技艺性理性为条件；而民主主体是广泛的，任何具备自然理性的成年人都是民主主体。司法以裁判纠纷为天职，而民主以选举更优的政治权力行使者以避免专权为目标。尽管民主同样需要避免司法专权，但历史证明，控制和杜绝司法专权的最好方式绝不是让民主选举方法主宰司法。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后指出，美国“某些州的宪法规定法庭的成员由选举产生，并准许多次连选连任。我敢大胆预言，这项改革迟早要产生极坏的后果，而且将来总有一天要发现，这样削弱司法官员的独立性，不仅打击了司法权，而且打击了民主共和制度本身”。{14}是故，民主的方法不宜适用于司法领域。司法与民主之间不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司法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它与投票选举的民主制度之间最常态的关系就是彼此没有关系，理论上应该是司法你过你的独木桥，民主我走我的阳关道，两者之间没有交集、互不相干。
二、司法与民主在何种意义上相关联
尽管从其本质特性上看司法与民主之间原本一个以依法裁判纠纷为职责、一个以确保主权权力最终归属于人民为目标，两者在旨趣上没有交集，难以产生某种联系或形成某种关系。但一旦把目光从理论转向历史和现实，我们又不能不发现它们两者事实上有时存在着一定联系、形成某种关系。当然，有时也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后一种情形就是本文第三部分要阐述的，前一种情形则是本文第四、五两部分重要剖析的对象。
那么，司法与民主具有某种关系时，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相互关联或彼此制约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只有两个字：权力。如前所述，民主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权力的选举安排；而依法裁判纷争的司法同样是一种国家权力即司法权。司法与民主一旦存在关联，那结果一般只有两种：(1)民主监督、制约司法的裁判权力；(2)司法以裁判民主选举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纠纷尤其以对民主决定之结果实施审查的方式监督和制约民主权力本身。司法与民主之间这两种关系的具体理论及实践问题下文将予详论。在此，我们要探讨的是民主与司法之间何以会产生这样两种关系？
专门行使依法裁判纠纷而无旁鹜的司法固然属于国家权力之一种，但其特性决定了与立法、行政相比，它身上的权力品性是如此之浅淡以致于可以忽略不计。启动的被动性、裁判的法定性、法官的中立性等司法特性决定了司法裁判即便是在行使一种权力，那它也只是在执行立法者以法律形式所体现的人民的民主权力，而不是承载司法（法官）自身意志的权力。正因为如此，所以，1788年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阐述美国联邦宪法的司法条款时敬告“纽约州人民”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5}而在此前，将三权分立学说提到宪法原则高度、在政治思想学说史上第一次对司法权进行深入分析的法儒孟德斯鸠更是断言“国家的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缓和法律的威力，也不能缓和法律的严峻”，“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的私人意见的话，则人民生活在社会中将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所承担的义务”。是故，孟德斯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上述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存在的。”{16}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认为，因为在司法裁判中政治与权力均非中心地位。换言之，司法权是一种政治与权力去中心化的权力，孟德斯鸠所谓的某种意义上不存在意指司法权在政治与权力的意义上不存在。{17}既然司法本质上执行的是民主立法者而不是法官本人的意志，既然司法权在政治与权力的意义上具有不存在的特性，那民主监督和控制司法权力就完全没有必要。而考量司法本是执行民主立法者的意志，民主监督与控制司法有民主对自身不信任之嫌疑，不利于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发展。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民主直接监督及控制司法权力看似是民主对司法的不信任，实则是民主对自己本身的不信任。自己不能信任自己，这说明，民主监督和控制司法实非政治实践之常态而是一种插曲性的非正常、非逻辑的变态政治之产物。
司法的权力品性就是如此，下面，我们来检视民主的权力品格。“从字面上看，民主是指‘人民的权力’，权力属于人民。”{18}权力或者说政治权力、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始终是民主的终极关怀之一。由于民主决定了权力归属，所以，民主本身亦是一种权力—决定国家政治权力归属的权力。是故，谁来监督和制约民主多数以防止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首先指出的“多数暴政”问题，就成为我们人类社会在赞美民主、实践民主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隐忧性问题。
在政治理论上，解决这个隐忧性问题的最优方案是通过立宪的先定约束制约民主多数专制，强调民主多数统治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统治。所谓有限，是指人的基本自由与权利应免于受民主多数恣意干涉、侵犯乃至剥夺。借用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的司法判决意见来说就是：“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以及其它基本权利，不可以受制于投票，它们不依赖于任何选举结果。”{19}换言之，“基于人类在民主历程中所经历的经验和教训，民主必须是自由的民主”。{20}。一旦出现侵犯自由的专制民主，那此时就要用宪法来予以制止民主的专制，并恢复人的基本权利。宪法，是个法律文件。它本身无意识、不作为，它需要借助司法部门即法院和法官来实施它所预设的宪法审查。司法正是通过宪法审查来监督和制约民主多数权力的。在宪法审查过程中，司法对民主权力产生了抑制和预警，使得民主权力在个人的基本权利面前难以越雷池半步，个人的基本权利非但不是民主权力这把刀俎下的鱼肉。相反，民主权力应以捍卫个人的自由权利为己任。否则，民主权力本身的正当性就不能不受质疑。
总括而言，司法和民主都具有权力的共性。正是在监督和制约彼此的权力上，它们两者之间结束了彼此没有关联的态势，相互之间产生了监督、制衡乃至控制之关系，司法与民主之间的两种新型关系模式由此而生。加上它们原本之间无关系的关系模式，那司法与民主之间就出现了三种关系模式。下文对此三种关系模式分别予以详论。
三、关系一：司法与民主，井水不犯河水
司法，是一种适用法律规范裁判纠纷的法律制度，它要求的是法律技艺理性；民主，是一套通过投票决定公众意志和选择多数偏好的政治制度，它以人民的自然理性为基础。一个是法律理性的法律制度、一个是自然理性的政治制度，此乃司法与民主最大的差别。它决定了司法与民主之间最自然、最常态的关系模式，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关系，犹如一个是井水、一个是河水，各有各的思想源流、价值功能和制度目标，彼此和谐共存、互不干涉。
在这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和谐关系模式下，有一个现象值得在这里认真对待，那就是仅凭自然理性的陪审团参与司法，与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具有法律技艺性理性的法官一起裁判纠纷。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把陪审制看成是司法民主化的标志，{21}笔者陋见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陪审团在法庭上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司法与民主之间的井水河水关系，把陪审制视为民主这种政治制度对司法这种法律制度的制约的认知其实是对陪审制的重大误解。
尽管陪审制像民主制度本身一样古老，在古希腊城邦民主时代就非常盛行，{22}但一般认为现代陪审制起源于法治的故乡—英国。由陪审团审判被认为是英国法律的光荣，它被赞美为自由在英国永存的明灯。参与陪审团审判是英国每个臣民都可以享有或期望享有的特权。但无论从其起源上看，还是从其主要功能上考量，陪审团参与审判都不是旨在使司法民主化，让民主制度或者说民主原则延伸至司法裁判领域甚至主宰司法裁判结果并不是陪审团审判的初衷和目的。相反．通讨陪审这种身临其境所带来的亲身体验和感观，培养人民的责任意识、权利观念和守法习惯，才是陪审制的根本旨趣所在。因而，陪审制不是司法民主化的标志，陪审团的存在没有改变司法与民主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无关系事实。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在谈到陪审制时把它视为培养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习惯的课程。他说：“陪审是这样一种工作，它为一般人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它是一门在以前八百年间代代相传的课程……我相信，参加这种司法活动对于培养英国人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它任何活动。”{23}托克维尔的确把陪审制定性为一种“政治制度”，但他更多的是像丹宁勋爵一样把陪审看作是一种训练公民精神的课堂。他认为：“不管怎样应用陪审制度，它都不能不对国民性发生重大影响。”他将其影响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1)陪审制，特别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进人所有公民的头脑。而这种思维习惯，正是人民为使自己自由而要养成的习惯；(2)陪审制教导所有的阶级要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观念；(3)陪审制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审判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他；(4)陪审制度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5)陪审制度赋予每个公民以一种主政的地位，使人人感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和参加了自己的政府；(6)陪审制度对于判决的形成和人的知识的提高有重大贡献等等。总之，托克维尔把陪审团视为社会能够用以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之一。{24}当然，托克维尔也谈到了陪审制度的民主性质，但这是从陪审员的阶级属性上来说的，与他所言的民主性质相对应的是陪审团的贵族性质，而不是专制性质。{25}
如果说丹宁勋爵和托克维尔的观察与立论尚不能充分证明陪审团审判不是民主制衡司法即司法民主化的产物，那陪审团审判的规则及其变迁亦能足够佐证本文的论点。众所周知，陪审团审判时对于事实认定坚持所有陪审员一致同意原则，而不是民主性的多数同意原则。如果说陪审制旨在使司法走向民主化，那它为什么自身都不遵循民主的基本原则呢？这在逻辑上能成立么？陪审团审判业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其间它发生了几近面目全非之巨变，而它最大、最明显的变化不是别的，正是它在各国司法审判中的日渐式微。如果说陪审制目的在于使司法民主化，那它不应该面临着不断被削弱之命运。此外，在司法的上诉审中，一般都是法律审，由陪审团参与上诉审在世界各国几乎属于极少数之例外。如果说陪审团审判旨在使司法过程民主化，那为何在上诉审中不用陪审团来民主化它呢？难道上诉审不重要？既然不重要那世界各国为什么无一例外地设置上诉审呢？这三个不容置疑之事实，不是从反面强有力地证明陪审制并不像一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旨在控制司法权，意在使司法民主化吗？

③ 英国和法国的权力制衡原则是什么

1.典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形式

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的政府架构和3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理。在分权方面：根据美国宪法第1、2、3条之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国会，因而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有权决定全国政策，掌握财政支出等大权；[9]行政权由民选的总统统一执掌；司法权属于法官，他们受到终身任命，并只能因重罪或不端行为才被解职，从而使之能不受报复、没有恐惧地决定案件。为了保证分权原则的实施，根据宪法和惯例，凡在合众国政府下供职的官员，不得兼任国会议员，不得提出议案，不能出席国会会议，司法独立，法官终身任职，总统对法官有任命权，但无罢免权，议会对法官的任命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力，但非因法官犯罪而依法弹劾之外，也无罢免权。
在制衡方面，为了保护公民和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美国宪法设计了一个不允许任何权力分支部门掌握全部政府权力，同时又能整体而有效地推进政府工作的权力关系模式。它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等，从而体现了国会对总统的制约。国会对司法机关的制约则体现在：参议院有权审判弹劾案件，有权建议或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宣告惩治叛国罪的权力，有弹劾审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的权力。同时，美国宪法还规定了总统对国会的制约。表现在：总统有立法发掘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对立法机关的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总统对司法权力的制衡表现在：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最后，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应当担任有关弹劾总统案的审判长，因而体现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此外，根据美国宪法惯例，法院享有司法审查权，这样法院也当然获得了制衡立法的权力。
美国式的分权模式对其它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许多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就沿袭了美国的这种模式。
2.英国式的以议会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英国资产阶级曾经以下议院为阵地，同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王权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确立了所谓“议会至上”的原则，即议会（实际上指下议院）拥有不受限制的制定或者修改任何法律的权力。[10]以后随着政党制度的发展，议会至上原则与责任内阁制产生结合，从而导致在下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党不仅控制了下议院的主导权，而且也获得了行政组阁权。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负责制转化为多数党的一种内部控制与反控制。但由于内阁行使权力形式上是以对立法机关尤其是对下议院负责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力的总代表国王只沦为一个名义的国家元首，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宪制对分权原则的体现是以“立法为重点的”。 现在世界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和实行议会共和制的国家都采用英国式的分权原则，比如日本、意大利、德国等。
3.法国式的以行政为重点的分权模式

法国早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依据孟德斯鸠的见解规定了：“任何社会，如果在其中不能使权利获得保障或者不能确立权力分立，即无宪法可言。”这一精神为法国现行宪法（1958年）所忠实地继承。法国1958年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宣布：忠于1789年人权宣言所肯定的、为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并加以补充的各项人权和关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可见法国是实行分权原则的国家。
法国在现行宪法颁布前，仍然坚持议会主权，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只是象征性领袖，他协助政治机构的联合，但并不实际参与政治。由于现行宪法制定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立宪动机，因而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而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宪法第5条对总统赋予众多首要责任：“共和国总统监督对宪法的遵守。总统进行仲裁以保证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和国家的连续性。共和国总统负责保证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以及条约和共同体协定的遵守。”第64条规定：“共和国总统负责保证司法独立。”因此有学者认为“共和国总统乃是全国利益的超级法官。”[11]同时宪法还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政府总理并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免其它政府官员；他有权主持内阁会议，签署内阁会议所决定的法令和命令，因而掌握着超越于政府之上的行政大权。他有权要求议会重新审议其所通过的法案，议会不得拒绝；他有权就一切涉及公共权力组织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因此总统拥有参与立法的重大权力。此外总统主管军事和国防，共和国总统应上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他应主持高级国防会议和委员会，而且总统还有紧急状态处置权，在紧急状态权力行使期间，总统的权力可扩展至议会的立法权。综上所述，法国现行宪法已将分权制衡的权力中心由议会转移到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系统，从而塑造了一个“共和君主”。
（二）权力制约原则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的体现
社会主义宪法是在一种新型的国家理念下，来规划国家权力的所属和运行以及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而产生的诸多弊端，更强调国家权力行使中的互相配合，更强调国家权力的统一与行使效率。但社会主义宪法并未因此而放弃权力制约原则，我国现行宪法就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权力的分工与制约原则，表现在：
第一，在人民代表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关系上，规定人民代表要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人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重在以人民权利的势能控制国家权力的动能。 第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国家主席是国家最高代表；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行政机关；中央军委是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这样我国宪法实际上也遵循了现代国家关于权力分工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范式。
第三，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此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约由它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但我国宪法并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那样在赋予立法机关制约权的同时，又赋予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反制立法机关的权力。第四，我国宪法为充分保证执法机关正确执法，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本系统内实行监督和制约。编辑本段适用和有关问题（一）民主和法治的矛盾
各国在适用权力制约原则的过程中，通常把经由选举产生的民意机关（国会、人民代表大会）视为民主的重要表征，而把非由选举产生且稳定性极强的司法机关看作法治的代表。当我们一方面遵循人民主权的原则，努力追求和实现民主的时候，又经常让司法机关祭起法治之盾，去审视和检查民意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这样少数人有权改变和撤销多数人的意志表达的合法性源泉到底在哪里？宪法的意志能高于民意机关意志的正当性如何得到证明？我们判断是少数人或者是多数人代表了正义的根据凭借如何确定等等，这些都是法学和政治学中难解的命题
（二）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常不仅占有社会重要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而且享有重要的权力资源。其决定和行为不仅公民利益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公权力机关和社会组织也起着极大的支配和控制作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权力是在法律之外存在和活动的，它对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行和公民权力的有效保障都是一种潜在的隐忧。现在我国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出发，决心把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结合起来，但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以及人民权利之间达成一种最大的均衡，从而实现正和的博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和最关键的课题。
（三）分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律和政治学者根据牛顿静力学说所作的一种深思熟虑的设计，其核心内容是国家如同机械一样，国家的权力亦可机械均匀地分为三个部分，并且可以保持一种稳定的关系。国家只是执行保护公民权利的被动工具。随着政治、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事务的日益复杂和人类利益的日趋多元化，客观上要求国家更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因此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乃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何应对客观情势的变化，使国家能为所当为，建立高度权威，又能规制权力的恣意与任性，避免因权力的异化所产生的腐败，无疑也是人类政治领域所要解决的一个急务。

④ 美国政治的“制衡机器”有多个路径

行政，司法，立法具体制衡制度安排

立法：
具体的立法由立法机构（议会）经过讨论与审议，或者通过司法挑战上到联邦法院。新的法律通常是总统的团队或议员想出来的，需要一定比率的议员通过。所以谁都不可以随便立法。
宪法的修正案都是通过司法挑战，由下往上打到联邦法院，大法官释法，认为已有宪法不合时宜，或者下位法违宪，从而进行修改（宪法是增加修正案，下位法则会废除）

行政：
警察和军队系统的总管是行政分支（总统，以及各级行政机构），那么总统和行政机构可否随便叫警察抓人呢？不行，因为他们执法需要依据，是司法机构（法官）出的逮捕令，warren，搜查令才能去抓人或搜查。

司法：
法院，法官能否随便叫警察去抓人呢？不可以，上面讲过警察不是法院管的，法官是审核他们手中的证据是否足够去抓人，但他们不能指挥警察去抓人。司法机构事实是起到约束lawenforcement的作用，更大于使用武力。
联邦9大法官是由行政分支的总统任命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并不会偏袒行政分支或警察系统的任何人，是由于他们的职责是司法解释，权力来自上帝，有极强的荣誉感。法官会胡乱审判么？不可以，因为刑事案件中决定罪犯是否有罪是由陪审团决定，陪审团是由平民组成，而且必须12个人全票通过都认为有罪才会罪名成立。所以法官在这里没有审判的最终决定权。警察也不能随便审判，他们没有权力审判，只能权力抓人。只能作证，说服陪审团。

所以，立法机构实际上不能随便立法，警察不能随便抓人（受到司法系统限制），司法系统不能随便审判某人有罪（由平民陪审团决定），也不能随便立法（提交法案是立法系统的事，修改宪法只能最高联邦法院，废除下位法也是），总统可以随便抓人投入监狱么？不可以，警察受到司法系统约束。

⑤ 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如何制衡

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分别属于总统、议会、法院，三者相互制约，例如县级法院也回可以给总统下答个条子，总统不能不管不顾，人可以不到但他的律师也必须到，这体现了法院的监督作用 。制衡”：立法权属于国会，又受到总统和法院的制约；行政权属于总统，又受到国会和法院的制约；司法权属于法院，又受到国会和总统的制约。通过相互制约，保持权力平衡

⑥ 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关系

三者都是整个国家机器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立法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司法则保证法律公平的实现。行政组织的功能的行使以立法机关的法律为出发点，对其负责，并受其指导和制约；它以司法机关的强制力为后盾，并受其监督。反过来，行政组织功能的发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行政组织在法律赋予的范围内，自主确定其行为方式，创造性地开展活动，并制约和影响着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功能的实施程度。
制衡是指分立为不同部分的权利之间应形成彼此制约的关系，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独占优势。独立行使是指不依托于其他外力可以自成一体并拥有完善的体系。
一、立法
1. 立法的含义
广义上的立法概念与法律制定的含义是相同的，泛指一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它既包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活动，它既包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活动，也包括有权的地方权力机关制定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
2. 立法权的分类
(1)国家立法权。由中央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用以调整基本的、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体系中居于基础和主导地位的最高立法权。
(2)地方立法权。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立法权，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权力机关可以是单一层次的，也可以是多层次的。
(3)行政立法权。源于宪法、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低于国家立法权的一种独立的立法权，包括中央行政立法权和地方行政立法权。
(4)授权立法权。授权立法权又称委托立法权或委任立法权，是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由于立法机关的授权而获得的、在期限和范围内进行立法的一种附属立法权。
二、执法
1. 执法的含义
广义的执法即法液首敬的执行，指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的活动。狭义的执法权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实施法的活动。一般所说的执法是指狭义的执法。
2. 执法的原则
(1)依法行政原则。所谓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执行法律时，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不得越权执法、滥用权力或违反程序。
(2)讲求效能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执行法律时，在严格遵行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下，要端正执法态度、完善办事流程，努力提高行政效率。
(3)公平合理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应当权衡多方面的利益因素和情境因素，在严格执行规则的前提下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适度，避免由于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形成执法轻重不一、标准失范的结果。
三、司法
1. 司法的含义
司法，也叫法的适用，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将法运芹培用于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这种专门活动是以国家名义实现其司法权的活动，属于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在国家全部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 司法的原则
(1)司法公正。包括实体法的公正和程序法的公正，这是司法活动的性质和法的精神内在的要求。
(2)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包括：第一，法律对全体公民平等。第二，公民依照法律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第三，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法律保护，任何公司的违法行为都要受法律的追究。
(3)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即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排除主观想象、分析和判断。以法律为准绳是指要以法律的标准和尺度审理案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4)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中包括：第一，国家的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统一行使。第二，司法机关依照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三，司法机关在司法中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正确适用法律。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修正)》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一百二十七条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2018修订) 》
第六条人民法院坚持司法公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遵闹慎守法定程序，依法保护个人和组织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七条人民法院实行司法公开，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人民法院实行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