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专家

㈠ 论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

1． 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引入
独立董事制度是英美公司法上“一元化”治理结构的产物，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体制改革、强化监督功能、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标志，它于90年代以来在市场高度自由化、法治化的英美发达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独立董事制度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视与引用，这其中包括我国。所谓独立董事通常是指“外部董事（即非执行董事，是指在公司里不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董事）中非公司股东单位派出的、并与公司（管理层）无经济利益与亲属关系的独立社会人士，”⑴他们往往由企业家、银行界人士、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退休官员等组成。
我国《公司法》并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但该制度率先在我国海外上市公司中试点，最早开始探索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兖州煤业、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公司。在国内A股上市公司中，也有不少公司聘请社会知名人士和专业人士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有些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高达50%（如内蒙古包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据统计，2001年8月中国正式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之前，已有201家A股公司的董事会引入了独立董事，截止2002年6月30日，在1187家上市公司中，已有1124家上市公司共选聘了2414名独立董事，其中80%的公司聘任了2名独立董事。”⑵由上观之，虽然独立董事制度只在上市公司实践尚未被普及推广，但已呈方兴未艾之势。而与此相应的立法则稍显滞后，但从1997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的选择性条款“可以设立独立董事”到2002年中国证监会与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的强制性条款“应当设立独立董事制度”，足以体现出中国有关证券监管层积极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鲜明立场和观点。然而对于独立董事制度应否被引入的理论争辩不但并未因此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以社科院刘俊海博士为代表的积极肯定者有之⑶，以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为代表的全盘否定者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学者们在没有统一公司立法的情况下，对这一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
制度移植话题是当今社会转型时期法学讨论的焦点之一。“从法学研究的视角来看，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一种制度的移植。”而制度移植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需考虑植入环境是否有利于本土化的条件之生成、之实现。换言之，中国有无独立董事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否有必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推行是否难逃“南橘北枳”的命运……这些均需要在法理上作进一步的分析。总体说来，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引入，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进路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困惑，更加迫切呼唤法律制度的创新和理论的跟进。
2． 独立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独立性是独立董事最重要的品格之一，也是其在董事会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原因之一，它往往会使董事会的决策和利益选择更具有公正性和公平性，正是基于此，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才得以发挥。
首先，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司治理监督机制的完善，进一步防止“内部人控制”，从而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较之内部董事，独立董事对CEO和高级管理人员方面的监督更加超然和有力。Weisbach的经验研究证明，“独立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比之于内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更易在公司业绩滑坡时更换经理”。独立董事制度的这一优越性具体表现在：由于独立董事在财产、人格、利益和运作上都具有独立性，并且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因而其可以比较公正和独立地参与董事会的活动，并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客观的评价；由于独立董事出任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公司中各种核心权力机构的主席或主要成员，因而其权力基础比较稳固，行使权力的空间也比较大；由于公司的财务报告必须经独立董事进行审计，公司的关联交易必须经独立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一些重大决策中具有否决权，因而可以在制度上保证公司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持证经营；由于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可以直接向股东大会、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因而在董事会的内部制衡与股东大会的财产制衡和证监会的社会制衡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进而形成了内外结合的、立体的和交叉的制衡体系，如在解除不称职的高级经理、建立“奖勤罚懒”的激励约束机制、限制对股东不利的公司收购等方面，保护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当前，我国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一系列措施也正在向纵深推进。在采取诸如减持国有股、严格公司审计制度、对扭亏无望的PT公司摘牌退市，强化证券监管杜绝或限制以圈钱为目的的增资扩股等措施外，加强公司监督机制建设为重中之重，”⑷而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对此无疑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其次，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司的专业化运作。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商业环境中，具备专业特长的独立董事是公司决策的“外脑”资源，因为独立董事一般都是技术、法律、财务或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他们可以利用其专业知识和经验对公司战略、投资、项目计划等提出客观的意见和建议，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经验，协助管理层改善经营，发挥其智囊团的作用，从而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水平和经营绩效；此外，独立董事的加盟还可以提高公司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公开化程度，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思路是建立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机制，其结果是把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全部交给经理层，然而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足够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和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许多企业尤其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经理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和专业的训练，对经营管理之道知之甚少。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固然要靠提高经理层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但独立董事们的顾问和参谋作用也不可小视，从这一角度来说，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对我国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
再次，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宏观经济水平。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经济警察的角色，它通过对公司内部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使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完善，公司业绩得以保障、竞争力随之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而提高，从而使资本市场健康运作，国家的金融体制更加扎实、防范风险的能力更加坚强，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资本是衡量一个公司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在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的前提下，融资渠道对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则至关重要，而融资渠道是否畅通无阻又取决于公司在证券市场上的良好声誉和发展潜力。在我国目前存在严重信用危机的证券市场上，独立董事的加盟能极大改善公司声誉，推进经营活动，因为他们能搭建起公司经营层与外部投资者、乃至社会公众之间的对话、互动桥梁，或者直接成了公司的形象代言人，信息披露的天堂里的使者，从而提高公司价值，这对众目睽睽之下的公众公司而言，无疑是个无价之宝。从这一角度来说，独立董事制度已不仅有助于公司顺畅融资，同时还有利于我国现阶段整个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的发展。
最后，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我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于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尤其在美国上市的我国企业来说，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完善的一大“国际标志”，也是公司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正是由于独立董事制度的上述作用，使得其被各国普遍采纳，也掀起了一场风靡全球的运动，成为各国公司治理专家及政客、媒体聚焦的热点和完善公司治理的重点以及投资者的追捧点；而一朝有事，如安然事件的东窗事发和国内一些上市公司不成功的实践，独立董事制度又成了锋芒所向之处。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评价之所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因为我们对这一制度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和所有制度一样，独立董事制度在拥有优越性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3． 独立董事制度的局限性分析
美国著名公司法专家克拉克在指出独立董事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同时，更多地分析了它的缺陷，指出它并非完美的控制力量。而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其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的作用更是十分有限。
首先，独立董事制度解决不了上市公司治理所存在的重大缺陷。独立董事制度除了能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影响和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外，对于国有股权虚置，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公司控制权市场难以形成以及经理层缺乏长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问题，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公司治理这一系统工程的完善。
其次，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融和可能存在问题。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英美并不设有监事会的“单一董事会”制度的国家，而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类似于德国、日本的设有监事会的“双层董事会”制度，所以就要求我们对独立董事和监事各自的权责加以严格的界定，否则极易导致权力的重叠和职责的混乱等一系列问题。而我国目前又没有这方面的统一立法，自然会有许多问题产生，这也是许多人对独立董事制度大加否定的原因之一。
最后，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存在障碍。独立董事发挥作用除了受到时间（独立董事们身兼数职，很少有时间详细了解公司及市场的经济状况）、信息不对称、预算拨款、自身知识能力的限制外，还受制于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对独立董事的选任机制。我国目前关于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任免程序等均无相关的法律规定，实践中，独立董事往往由控股股东任命，这样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业务素质等就大打折扣。二是对独立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实践中，相当一批独立董事从上市公司取得的报酬大大低于内部董事，甚至仅具有象征意义，有的独立董事除了“车马费”外分文不取，调动独立董事为公司经营献计献力的动力源仅仅由良心提供是不够的；同时对独立董事因为过错而使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道义上的责任对独立董事的约束显然是不够的。三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因素。在我国普遍缺乏诚信意识的社会环境下，荣誉感并不足以使独立董事产生对上市公司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而它也就缺乏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为公司尽责；在我国人际关系浓厚的文化氛围下，许多独立董事在参与公司事务中碍于情面而难以坚持自己的立场，“董事会议的社交氛围崇尚友善和互助，对内部执行人员的批准不肯支持，采取敌对态度，或者提出并追问敏锐的问题都是不友好的。” ⑸
以上所说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局限性，有的是其固有的缺陷，无法改变；有的是在引入过程中遭遇“水土不服”或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这是可以通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来逐步解决的。
4． 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由上可知，独立董事制度既不是完美无缺，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既不能因其在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而“盲目跟进”，也不能因其在国内一些不成功的例子而“全线撤退”。独立董事制度的功效到底如何，不能抽象地空谈，需要结合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以及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环境、条件来予分析。“经验研究表明，仅仅改变公司治理机制本身如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还要看独立董事制度自身是否完善，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否具备以及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条件和与此相关的互动、实现机制如何。”⑹美国著名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英格尔斯曾指出，“没有人的心理、观念、素质的现代化，引进再先进的技术设备在传统人那里也是一堆废纸”。⑺
独立董事制度是地道的舶来品，在我国欲成功地推行还有赖于其运作的相关条件和制度的完善，基于以上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分析，笔者认为，要想使这一制度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至少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第一，正确处理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在监控功能上的优势互补关系。首先，要区别独立董事和监事在公司中不同的角色和地位。前者属于公司权力枢纽机关董事会之组成部分，其出任人员多来源于有社会名望或技术专长、管理经验的“精英阶层”；而后者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组成人员，其任职资格范围更为宽泛，而且往往有群众基础及职工参与，因而使公司的权力更趋民主化。其次，要区别独立董事和监事不同的监督内容和性质。前者主要是对董事会所有重大决策的公正性与科学性进行监督，而后者的监督重心应放在检查公司财务、监督董事会规范运作和遵守信息披露原则、监督董事和经理经济行为合法性等方面。最后，要区别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不同的监督特点。前者具有事前监督、内部监督和与决策过程监督紧密结合的特点；而后者具有事后监督、外部监督和经常性监督的特点。在对二者有了明确分工的前提下，还要使二者的合力最大化，使它们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公司整体目标的实现。
第二，健全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相关制度。首先，建立科学的、适合国情的独立董事选任机制。其中包括要以宽严相济相结合的原则，细化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之规定；要建立合理的独立董事选任程序；要明确董事会次级委员会的组成，适当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其次，健全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其中包括声誉激励机制和报酬激励机制。最后，建立独立董事的义务和责任追究机制。主要包括对其最低工作时间、兼职、任期等的要求和违法后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
综上，笔者对独立董事制度坚持“有限肯定说”立场，我们应当尽快在公司立法上对这一制度加以确认，但不能夸大其作用；我们应当使这一制度本土化，而不是全盘照抄。基于独立董事制度利弊两方面的辨证分析，可以看出，它在我国从制度设计到发挥作用，如何趋利弊害、扬长避短，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目前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远未实现，它的许多优势因为种种原因还未显露出来，但随着我国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的日趋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会日渐突出。

㈡ 新的公司法有哪几处修改

走向公司自治

2月25日上午，《公司法》修改专家小组成员王保树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降低公司设立门槛，是本次修改成果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提交人大审议的《公司法》修改草案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降至人民币3万元，这比先前修改稿规定的5万元又进了一步。而且，出资人可以分期在2年内缴纳；草案还规定，允许股权等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形式用于股东出资。不过，增加的出资形式比人们预计的要少，比如不包括著作权出资等等。

在《公司法》中，公司自治与政府管制的关系如何处理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张晓森律师指出，现行的《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多，授权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少，新的《公司法》修改草案明显增加了公司自治的内容，这是一个积极变化。

完善治理结构

完善治理结构一直是《公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在“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中，明确写进了独立董事制度。并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当有1／3以上的独立董事。同时规定，独立董事除行使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职权外，还可行使以下职权：对公司关联交易、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等重大事项进行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对上述事项经1／2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的“实权”。

美国公司法律制度中无监事会但有独立董事，有些国家则相反。日本的规定是，公司可以在两者中自由选择。而在中国的《公司法》中，采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并行的制度。对此，王保树告诉记者，他和其他专家目前仍在进一步努力，希望《公司法》最终可以给予公司选择权。刘俊海也认为，新《公司法》应授权公司在其章程中自由选择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会。“因为，惟有公司自己，而非立法者，才最清楚哪一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适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他说。

“除此之外，董事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也被第一次明确写进了《公司法》。”王保树教授点评说，“这也是呼吁了很久的内容，以前是只规定了行为，没有规定行为的后果。”草案还规定，公司董事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以前的草案在表述上没有使用“商业机会”这一准确概括。

为《证券法》留下伏笔

这次修改草案在上市公司部分做了较大调整。在上市条件中，删掉了现行《公司法》中“公司在最近3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和“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规定。上市公司总股本可低至3000万元。将“持有股票面值达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1000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5％以上”的要求改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

在法学界人士看来，《证券法》是《公司法》的延伸。不过，《公司法》先于或者是同时和《证券法》修改都是正常且符合逻辑的。然而，《公司法》先修改并获得通过，可以为《证券法》留下很好的“制度接口”。

张晓森还指出，即使由于《证券法》修改后带动《公司法》再次修改，也属正常。因为从世界范围看，《公司法》是修改变动比较频繁的法律。

㈢ 想学习法律实务课程，可是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课程可以学

您好，法律实务课程分为线上和线下

线下的实务课程一般由培训中心在全国各地和律协合作，招生讲课，或者是大律所内训。优点是面对面，缺点是可能你想学的课在其他城市，吃住行住宿这很折腾，培训费高，车旅费也贵。还有一点就是当场吸收多少就是多少，不然还得拿录音笔录音反复听，音效不好。

线上的实务课程比较方便，可以自由挑选，价格都在几个小时的课程一般几十块钱。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老师，现在线上的课程有的是大咖主讲，视频课程，可以反复听还有课件。随时随地，车上睡觉前都可以。

那么线上的实务课程就推荐法律名家讲堂，基本上法律所有领域的课都有，比较全面，而且名家也很多像人民法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北大法学院教授马忆南、公司法专家刘俊海、清华法学院崔建远教授、原最高院高级法官田朗亮、杨征宇太多了，可以上去看看，都是针对法律人研发的实务课，适合法官、律师、检察院法务等等，在手机微信上关注公众号：法律名家讲堂就能进入主页。网页链接

㈣ 《公司法(修订草案)》全文、说明及修改对照

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予以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或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flk.npc.gov.cn)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号，邮编:100805。信封上请注明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2022年1月22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一、关于公司法修改的必要性
公司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性法律。我国现行公司法于1993年制定，1999年、2004年对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200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2013年、2018年又对公司资本制度相关问题作了两次重要修改。公司法的制誉做定和修改，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密切相关，颁布实施近30年来，对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公司制度和实践进一步完善发展，公司注册登记数量由2013年的1033万家增加到3800万家，同时对公司法修改提出一系列任务要求。
第一，修改公司法，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将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职责划入审计署，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对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具体部署。修改公司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决策部署，是巩固深化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修改公司法，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需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修改公司法，为方便公司设立、退出提供制度保障，为便利公司融资投资、优化治理机制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性选择，降低公司运行成本，是推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好激发市场创新动能和活力的客观需要。
第三，修改公司法，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加强产权保护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修改公司法，健全以企业组织形式和出资人承担责任方式为主的市场主体法律制度，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完善公司设立、运营、退出各环节相关当事人责任，切实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产权平等保护的重要内容。
第四，修改公司法，纤败是健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修改公司法，完善公司资本、公司治理等基础性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同时，现行公司法律制度存在一些与改革和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制度滞后于近年来公司制度的创新实践;我国公司制度发展历程还不长，有些基础性制度尚有欠缺或者规定较为原则;公司监督制衡、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保护需要加强庆竖衡等。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共有548人次提出相关议案、建议，呼吁修改完善公司法;一些专家学者、有关部门等通过多种方式提出修改公司法的意见建议。
各方面普遍认为，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创造了丰富的公司制度实践经验;司法机关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纠纷裁判活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裁判规则;公司法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丰硕成果，为公司法修改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支撑。
二、关于起草工作和把握的几点
公司法修改列入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2019年初，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中央有关部门、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公司法修改起草组，并组成工作专班，抓紧开展起草工作。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听取他们的意见;成立专家组并委托专家学者对重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请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总结梳理公司法实施情况，提出修法建议。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经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和中央有关部门共54家单位征求意见。总的认为，征求意见稿贯彻落实党中央一系列部署要求，深入总结实践经验，修改思路清晰，修改内容系统全面、针对性强，重要制度的充实完善符合实际，基本可行。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又作了修改完善，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
起草工作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完善公司法律制度提出的各项任务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坚实法制保障。二是，在现行公司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的基础上作系统修改。保持现行公司法框架结构、基本制度稳定，维护法律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降低制度转换成本;同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要求，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和制度短板，对现行公司法作系统的修改完善。三是，坚持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从我国实际出发，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注意吸收借鉴一些国家公司法律制度有益经验，还适应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作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修改。四是，处理好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系。做好公司法修改与民法典、外商投资法、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以及正在修改的企业破产法等法律的衔接，并合理吸收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的成果。
三、关于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共15章260条，在现行公司法13章218条的基础上，实质新增和修改70条左右。主要修改内容包括:
(一)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优势，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修订草案依据党章规定，明确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保证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规定:“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修订草案第一百四十五条)
同时，修订草案继续坚持现行公司法关于在各类型公司中根据党章规定设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等规定。(修订草案第十七条)
(二)关于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特别规定
深入总结国有企业改革成果，在现行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专节的基础上，设“国家出资公司的特别规定”专章:一是，将适用范围由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扩大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修订草案第一百四十三条)。二是，明确国家出资公司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等根据授权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修订草案第一百四十四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就重要的国家出资公司的重大事项作出有关决定前，应当报本级政府批准(修订草案第一百五十二条);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修订草案第一百五十四条)。三是，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加强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要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应当超过半数;并在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同时不再设监事会(修订草案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三条)。
(三)关于完善公司设立、退出制度
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成果，完善公司登记制度，进一步简便公司设立和退出。一是，新设公司登记一章，明确公司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事项和程序;同时要求公司登记机关优化登记流程，提高登记效率和便利化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明确电子营业执照、通过统一的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公告、采用电子通讯方式作出决议的法律效力(修订草案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等)。三是，扩大可用作出资的财产范围，明确股权、债权可以作价出资(修订草案第四十三条、第一百条);放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等限制，并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修订草案第九十三条)。四是，完善公司清算制度，强化清算义务人和清算组成员的义务和责任(修订草案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四条);增加规定，经全体股东对债务履行作出承诺，可以通过简易程序注销登记(修订草案第二百三十五条)。
(四)关于优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入总结我国公司制度创新实践经验，在组织机构设置方面赋予公司更大自主权。一是，突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并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明确董事会是公司的执行机构(修订草案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二是，根据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董事会建设实践，并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及外商到我国投资提供便利，允许公司选择单层制治理模式(即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公司选择只设董事会的，应当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过半数为非执行董事(修订草案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五条)。三是，进一步简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股份有限公司设一至二名董事，有限责任公司设一名董事或者经理(修订草案第七十条、第一百三十条);规模较小的公司还可以不设监事会，设一至二名监事(修订草案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七条)。
同时，现行公司法在职工董事的设置方面，只对国有独资和国有全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提出了要求。为更好保障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修订草案扩大设置职工董事的公司范围，并不再按公司所有制类型对职工董事的设置提出要求。考虑到修订草案已规定规模较小的公司不设董事会，并综合考虑中型企业划分标准等因素，规定: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职工代表;其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职工代表。(修订草案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二十四条)
(五)关于完善公司资本制度
为提高投融资效率并维护交易安全，深入总结企业注册资本制度改革成果，吸收借鉴国外公司法律制度经验，丰富完善公司资本制度。一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资本制，即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只需发行部分股份，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可以作出授权，由董事会根据公司运营的实际需要决定发行剩余股份。这样既方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又给予了公司发行新股筹集资本的灵活性，并且能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虚化等问题的发生(修订草案第九十七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二是，为适应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对已有较多实践的类别股作出规定，包括优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决权股、转让受限股等(修订草案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允许公司根据章程择一采用面额股或者无面额股(修订草案第一百五十五条);按照反洗钱有关要求，并根据我国股票发行的实际，取消无记名股(修订草案第一百五十九条)。三是，增加简易减资制度，即:公司按照规定弥补亏损后仍有亏损的，可以进行简易减资，但不得向股东进行分配(修订草案第二百二十一条)。
同时，加强对股东出资和股权交易行为的规范，维护交易安全。一是，增加股东欠缴出资的失权制度，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经公司催缴后在规定期限内仍未缴纳出资的，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修订草案第四十六条、第一百零九条)。二是，增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制度，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公司或者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修订草案第四十八条)。三是，明确瑕疵股权转让时转让方、受让方的出资责任(修订草案第八十九条)。
(六)关于强化控股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责任
落实党中央关于产权平等保护等要求，总结吸收公司法司法实践经验，完善控股股东和经营管理人员责任制度。一是，完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修订草案第一百八十条);加强对关联交易的规范，扩大关联人的范围，增加关联交易报告义务和回避表决规则(修订草案第一百八十三条)。二是，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维护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包括:股东欠缴出资和抽逃出资，违反本法规定分配利润和减少注册资本，以及违反本法规定为他人取得本公司股份提供财务资助时，上述人员的赔偿责任(修订草案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二十二条)。三是，增加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四是，针对实践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地位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突出问题，借鉴一些国家法律规定，明确: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对公司的影响，指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一条)。
(七)关于加强公司社会责任
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有关要求，加强公司社会责任建设，增加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在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义务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国家鼓励公司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修订草案第十九条)

㈤ 陈甦的主要研究领域

自1988年以来，一直从事民商法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如下：公司法，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公司法论文，论题的主要范围是公司资本制度、设立制度和治理制度等。对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关联交易制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证券法，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数篇有关证券法论文，主要是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和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等；
物权法，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承担法学所“中国物权法课题组”提出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用益物权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海域使用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过程中，担任立法咨询工作。
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风险的法律防范研究”、“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研究”等。
陈甦教授在教学方面，主要讲授商法课程，其中公司法、证券法和票据法的授课颇受好评。陈甦教授除了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的博士生之外，还曾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等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评阅外校法学博士学位论文百余部。 陈甦教授还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在《公司法》修改中，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司法修改专家组”成员；在《证券法》修改中，为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修改专家组”成员；先后参加了国家立法机关组织的对《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合伙企业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能源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立法草案的专家论证工作；并为数十个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法规的立法草案提供了书面意见。

㈥ 现代公司的特征是什么

3、现代公司制度的特征

以“经理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公司主要体现以下几个制度性的特征：

（1）所有权同控制权分离和所有权约束弱化

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象发生在股票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称为公开公司。这种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商业活动受到各州的《公司法》的制约。公司法专家克拉克认为，公开公司的组织形式有4项基本原则：（1）投资者资本可自由转移；（2）有限责任；（3）公司具有强烈的法人性；（4）经营控制制权高度集中。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组成。法律规定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他们享受企业创造的红利；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法人，任命最高管理人员，对公司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并把日常经营权交由管理人员代理行使，因此它具有一种制衡关系。从所有者来看，股东将自己的资产交由董事会托管。除极个别有关公司组织形式的决策（如关闭、合并）外，股东一般无权过问企业的商业活动，也不可以商业决策失误为由起诉董事会。只有董事会玩忽股东利益，未尽到受托人责任，股东才可以此为由进行起诉。从董事会来看，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惩罚及解雇的权力。董事会作为股东的受托人，也承担受托人的法律责任。从管理人员来看，高级经营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但在实际上，一般投资者既没有精力和兴趣，也没有可能来关心和监督企业的经营。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作用也非常有限，甚至董事会的选举也往往是由经理人员操纵的。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高级经理手里。对此，托马斯·戴伊写道：“这样，名义上的权力仍旧归股东，但实际的权力却为董事会所掌握。”而董事会决策权，也往往由那些“内部董事”同时也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组成的团结得很紧密的集团来控制。“由于这个集团对这个组织及其技术和业务问题了解得比较透彻，因此，在董事会里投票的影响力也得到加强。”这样，经理作为代理人牢牢地掌握了企业实际控制权，而大多数名义上的所有者——股东，对掌握大权势高层经理，在大多情况下，显得无可奈何，只有用脚投票表达意愿。由于企业规模巨大，接管起来很困难，撤换经理的事很少发生，只是“由于业务管理得很好，或一个主要经理退休或突然病故”时，经理才得撤换。这使得这些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人员越来越成为自我任命和不可冒犯的了，实际上他们在公司内部拥有绝对的权力”。

（2）权力由资本向经营才能转移

怎样才能解释经营者掌握企业控制权这一现象呢？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决定企业兴衰的要素已由资本转向经营能力。

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日益重要，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企业经营管理本身日益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经营管理本身成为一种智力密集型劳动，经营管理才干是高级的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它的重要性已超过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企业发展中成为核心力量，这就使人力资本取代了物质资本而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如果说过去企业规模较小的时期，凭企业主个人经验还能胜任的话，那么在今天，单凭企业主个人的经验已不能胜任，必须有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经营专家来管理企业，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具有财产所有权。显然。所有者是不愿意轻易放弃其支配权力的，在经营专家经营带来的效率，迫使所有者不得不放弃。钱德勒指出，在现代企业中，决定谁能拥有高层管理权力的已经不再是他们所拥有的股份而是他们所具有的管理能力。这就导致了家族式企业的衰落。经理革命的过程，就是“经理式资本主义”取代“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资本主义”。对此，托马斯·戴伊指出，由于现代大型公司“对于技术和计划工作的需求，使得工业方面越来越需要组织工作的专门才能。资本是目前大公司可以自给的东西。老式的‘巨头’已不中用了。于是美国经济领域中的权势便由资本转移到组织才能方面”。

经济权力由资本向经营才能的转移，是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的趋势。今天，个人拥有的财富已不是衡量其才能的标准。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最富有的人由于其缺乏经营能力而不再直接控制企业，而大多数掌握企业大权的经理人员，并不是企业的大股东。这一趋势已为经济学家们注意到。萨缪尔森认为，现在在公司发挥决定作用的“是日益重要的职业经理阶层”。加尔布雷斯则公开宣告，大公司的控制权已经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即经理人员、科技人员手中了。尽管这一论断过于绝对，但物力资本所有权已受到限制，经营管理才干作为一种智力密集型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已经在现代公司企业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却是不可置疑的事实。

（3）企业家职业化

经理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家专业经理化的过程，即企业家职业化的过程。所谓企业家职业化，就是企业经营管理成为一种具有普遍原理、原则和专业技术的专门化的职业。从事这项专门职业的企业家是靠他的经营管理专业才能来获得他的地位和收入的，而不是靠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如继承的财富或与当权者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