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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魔方民法笔记

发布时间: 2023-10-13 17:52:18

⑴ 有关人身权的读书笔记

“人身权”读书笔记:信用权

在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民法典草案》第21条规定了信用权:“自然人和法人享有信用权。禁止用诋毁等方式侵害自然人、法人的信用。”这个权利在《民法通则》中是没有规定的。
何谓信用?
现代汉语中的信用包括二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两种词义与古代汉语中的词义基本相同。(现代汉语中的信用还包括经济学上的意义,即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法律意义上使用信用这一概念,源于信用语义中的第二义,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信赖与评价。其基本特征,其一,信用的主体是一切民事主体。其二,信用的主观因素是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包括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偿付债务能力、履约态度、诚实守信的程度等,不涉及政治态度和一般的道德品质。其三,信用的客观因素是社会的信赖和评价,而不是自己的评价。其四,信用是民事主体主观能力与客观评价的结合。
我国法学界对信用的诠释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几种:(1)信用是在社会上与其经济能力相应的经济评价;(王利明)(2)信用应指一般人对于当事人自我经济评价的信赖性,亦称信誉;(张俊浩)(3)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杨立新)其共同点是:第一,信用的主要因素泛指民事主体的一般经济能力,包括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偿付债务能力、履约态度、诚实守信的程度等等。从其实际内容来看,就是商誉。(史尚宽)第二,信用的基本属性归类于人格利益,并非直接的财产利益。信用仅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能够转化为财产利益,或在侵权损害中发生财产后果。
与此不同的观点是:信用不是一种人格利益,而应归类于无形财产的范畴,是民事主体偿债能力的社会评价,并与商誉、特许经营资格一起归类于经营性资信范畴。所谓经营性资信乃民事主体在经营活动中所具有的经营资格、经营优势、经营信誉等经济能力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信利益从精神价值向财产价值不断扩充,成为一种与创造性成果权、识别性标记权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新型无形财产权。所以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与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与人身权相区别的无形财产权。
思考:信用、商誉和名誉的异同。
与商誉不同,信用的主体不限于商法人,它包括自然人、法人以至国家在内的一切民事主体;信用的来源不一定是积极的社会评价,而是关于主体偿付能力的客观的一般性评价;信用的表现形式与商标、商品并无直接联系,其载体主要是汇票、信用证、资信文件等。
在人格利益范畴中,信用曾与名誉有着相同的人格属性,信用与名誉同属于精神利益的范畴。但在现代法的框架下,信用已逐渐从人格利益转化为财产利益。现代信用往往是以财产为基础,以财产信用为主旨。信用中的财产因素、财产价值、财产后果等使得原有人格利益内容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信用与名誉虽同为有关民事主体的社会评价,信用的优劣与名誉的好坏亦须臾难分,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现代信用在保留有某些人格品性的同时,已日益显现出其重要的财产意义。
为什么要规定信用权?
一、发达的市场经济呼唤信用权。
二、中国的信用观念古已有之。
信用权的概念
信用权,则是民事主体就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信赖与评价所享有其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特点:第一,信用权的客体具有单一性,即信用,不包括其他的评价内容。第二,信用权包括信赖因素和社会评价两个方面内容,信用一方面是对经济能力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还包括基于对一个主体的经济能力而产生的信赖。第三,信用权虽然是人格权,但却是关系到主体经济能力评价的权利,因而信用利益既包括精神利益,又包括财产利益,即由信用转化而成为财产方面的利益,给人们带来财富。
信用权的内容
信用权包括的内容是:
一是信用保有权。信用权的基本内容是对于自己的信用享有保有的权利。这是权利主体维持其资信评价完整性的权利。当事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增强其偿债能力,从而取信于交易对方与社会公众。保有权行使的结果,一是使民事主体保持自己的信用不降低、不丧失;二是使民事主体的信用形象保持完整,社会公众的信赖感不断增强;
二是信用维护权。这是民事主体保护其信用评价公正,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以维系社会的公正评价和应有信赖,为信用权中最重要的内容。民事主体有权维护其资信利益,要求他人对其偿债能力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其信用给予应有的尊重并负有不得侵害信用权的不作为义务;民事主体有权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信用权的行为,即要求司法机关对侵权行为人进行民事制裁,救济自己的信用损害,维护其资信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三是信用利益支配权。权利主体就其信用利益可以进行支配利用。例如,利用自己良好的信用,使对方对自己的偿债能力产生信赖,有助于赊购商品、贷入资金等,从而获得更多、更好的财产利益。
信用权的保护
《民法通则》实施以来,我国对信用权的保护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进行保护,即不是给予单独的保护,而是对构成侵害信用权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用保护名誉权的方式保护信用权。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了“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内容,包括了信用权的内容,但是,理论和实务上并没有以此确立信用权的独立地位,还是采用名誉权的保护方法保护信用权。现在,《民法典草案》规定了信用权,并且还规定了对信用权保护的一系列具体内容,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民法典正式通过之后,信用权将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格权。
信用权保护有两种:
一是间接保护方式。多数国家采取这一立法例,即对侵害信用的行为,确认为侵害商誉权,对权利主体的信用利益进行间接法律保护。该立法基点在于,将诋毁包括信用在内的商业信誉的行为,看作是侵害法人名誉权行为在市场经营领域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其特点有二,第一,所谓商业信誉的权利,实为广义之商誉权,信用权仅为其权项内容的组成部分。但商业信誉的权利人仅限于是商事主体,一般民事主体如公民或其他法人,不能享有此类权利;第二,权利人与义务人须有竞争关系,或者说,受害人与侵权行为人须为竞争对手。
二是直接保护方式。有的国家采取民事立法的体例,对侵害信用权的行为,直接确认其侵权民事责任。换言之,即是规定信用权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并明确侵犯这一权利的法律后果。德国民法典在题为“侵权行为”的第二十五节中规定有各类侵权行为。其中第283条规定:“故意或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有或其他权利的人,对他人负有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该条说明,“侵权行为”一节所涉及的各种法益(包括信用),均被视为权利形态。第824条规定:“违背真相主张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的事实的人,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这一条款将信用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加以保护,显然有别于商誉权。其理由是:第一,享有信用利益的权利主体,无主体资格限制,凡民事主体皆可成为信用权主体;第二,信用权的内容乃一般资信利益,无特定标的指向,即不限于是商业上的信誉;第三,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无竞争对手关系,其行为目的在于妨害了对方当事人的信用,造成其生计或前途等方面的不利益,并非是破坏对方竞争实力而谋取不正当利益。
上述两种保护形式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有着不同的法律后果,反映了各国对资信利益的权利形态所采取的不同立法取向。我们认为,对信用权以直接保护方式为宜。我国目前适用竞争法对信用权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并非是完备的信用权保护制度。随着信用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有必要在民事立法中确认信用权的独立地位,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维护民事主体的信用利益。
防止信用权的滥用,法律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第一,规范信用活动。信用活动应奉行诚实信用原则,杜绝“欠债有理、欠债有利”的不合理预期的出现,避免信用危机发生。
第二,推行信用工具。信用工具是授信人与受信人双方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载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信用工具和支付工具当属票据。信用活动的票据化有助于防范“口头协议”、“白条凭证”或“挂帐承诺”等非正规信用形式的出现。
第三,建立资信评估制度。由于当前经济生活存在有信用关系的危机,整个社会信用意识十分淡薄,因此应建立资信评估制度,包括设立资信评估机构、制定资信评估规范、明确虚假资信的法律责任等。对重大信用活动提供相关资信证明。合法评估机构的资信评估,既是权利人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前提,也是其他人了解当事人信用状况的依据。
侵害信用权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参照国外相关立法的规定,我们可将这一行为定义为:以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等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资信的行为。依照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理论,认定侵犯信用权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侵害信用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与责任承担
第一,违法行为。侵害信用权的违法行为是有损于他人的信用利益的行为,是对权利主体特殊经济能力(包括其资金实力、兑付能力、结算信誉等状况)发表虚假或不当的说法。其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或者是一种贬损行为,即凭空捏造或散布与有关他人信用的真实情况不符的虚假之词;或者是一种误导行为,即不公正、不准确陈述某些客观事实,对他人的信用状况施加了不当影响。不难看出,侵害信用权的行为主要是一种作为,无论是主张、捏造,还是转述、传播,都是侵权人积极行为的表达方式。但是,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当事人,在有的情况下亦可在不作为时构成侵权。例如资信评估公司对相关单位或个人依法就某一特定主体的资信情况提出询问时,该公司即负有作出答复和提供信息的义务,反之,即可能构成不作为的侵害。
第二,损害事实。侵害信用权的损害事实,是因侵权行为的实施而导致关于权利主体的资信评价降低,或对其生计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的实际损害。损害事实的认定,其标准在于有无信用损害结果的发生。这一损害事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权利主体特殊经济能力的社会评价因侵权行为而降低,如信用等级的非正常下降,信誉程度的非自然毁损等;二是对于权利主体特殊经济能力,公众减少甚至丧失原有的经济信赖,如因侵权行为破坏客户对特定企业的信任等。损害事实是关于社会评价和经济信赖降低的损害事实,它往往会造成权利主体财产利益的损失,如预期贷款不能获得,商品买卖未能正常进行等。但是,侵害信用权的行为,虽会造成信用贬损的危害结果,却并不当然发生实际的财产损失。换言之,财产损失的大小应作为追究行为人应负民事责任大小的依据,而不能视为认定侵害信用权的必要条件。此外,损害事实是关于信用利益的损失,限于是财产性内容,一般不包括精神损害。
第三,因果关系。侵害信用权的因果关系,是指侵犯他人信用的违法行为与资信利益损害事实之间的必然的、内在的关联性。依照逻辑分析的方法,只要证明资信利益是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即可确认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第四,主观过错。侵害信用权的主观过错,是指侵权人实施在法律上应受非难的行为时所具有的主观状态,其表现形式包括故意和过失。侵害信用权的行为与侵害商誉权的行为不同,后者发生在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其行为具有损害对手商誉的明显的目的性,立法例多要求故意才构成侵权。
侵害信用权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主要方式是赔偿损失,另外还包括除去侵害的责任形式,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但是,在下列情况下,行为人可以提出不构成侵权或免除侵权责任的抗辩理由:
1.正当情况反映。例如消费者的正当投诉。
2.新闻报道属实。新闻机构关于特定主体信用情况的报道,只要内容基本真实,则不能以侵权论。
3.权威消息来源。依法成立的信用评估机构,按照规定的信用评级制度,收集有关个人或企业特性、偿债能力、责任能力和声誉的信息,为投资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提供的信用报告、公布的信用等级或级别等,如涉及特定主体信用的消极评价,都可以作为抗辩事由来否定侵害使用权的民事责任构成。

“人身权”读书笔记:人格权的新发展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

四、人格权的新发展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就非常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仅将“人身权”独立作为一节,而且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公民、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这种对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态度使得《民法通则》在海外赢得了“中国的人权宣言”的美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制度毕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制度的完善,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人格权制度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的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其实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既继受了既有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尤其应当看到,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事立法宝贵经验的总结。《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相并列地作出规定,这在各国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种体系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优秀的立法先例。
2.民法典中应当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
如前所述,随着现代科技、经济的发展,人权观念的提升,有必要及时将各种新的人格利益纳入民法视野,这就决定了人格权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规定来看,《民法通则》采取了列举各项具体人格权的方式,对公民和法人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并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一方面,这就严格限定了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从而使人格权制度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并使一些新的人格利益或与各项具体人格权不完全相同的人格利益难以获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仅有具体人格权制度而缺乏一般人格权制度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并难以达到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目的。
正因如此,确有必要在民法上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并促进人格权制度更加完善。确立一般人格权有利于全面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法律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将成为一种兜底条款,使各种人格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从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就能够为法院处理各种新的人格权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使人格权制度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
3.进一步完善生命健康权制度
《民法通则》在第5章“民事权利”中的“人身权”一节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就表明,生命权在各项人格权中居于首要地位。此外,许多单行法律也对生命权的保护作出了规定。由于生命是最高的法益,所以应当在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中将生命权作为首要的人格权、首要的民事权利来加以规定。只有在确认了生命权之后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在生命权方面,法律应当作以下重点规定:(1)明确生命的最高法益性质,确认生命权优先于其他各种民事权利这一解决权利冲突的规则。(2)规定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生命权遭受侵害之后,受害人因为已经死亡而不能亲自提出救济的请求,但在法律上,死者近亲属可以自然而然地基于受害人生命权遭受侵害而享有赔偿请求权,这就合理地解释了死者近亲属享有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也就是说,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是自然人生命权法律保护的必然延伸,而要确认死者近亲属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就必须首先承认直接受害人所享有的生命权。(3)明确有关机构和个人的义务和责任。(4)对涉及有关生命伦理、处分生命利益的安乐死、药物实验、生命复制、生育控制等诸多领域的问题都在法律上予以解决。(5)解决侵害生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4.明确规定隐私权
《民法通则》并未规定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的规定将隐私权从属于名誉权,将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保护范围,但这种间接保护的模式对权利人的保护是很不充分的。由于名誉权和隐私权之间存在诸多区别,所以这种类推适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有必要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独立的隐私权制度。
在隐私权内容上,除了应对私人生活秘密进行保护之外,还要进一步扩大隐私权的内涵。具体来说,要作以下规定:(1)规定私生活的安宁,其中包括生活的安宁和宁静、私人的空间隐私、私人活动的自决、禁止他人非法窥视、监视、跟踪与骚扰等。(2)对住宅隐私作出专门规定,明确禁止任何人擅自非法闯入他人的住宅。(3)对身体隐私进行保护,禁止非法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4)进一步扩大个人生活秘密的保护范围,如个人的财产隐私、家庭隐私、基因隐私、经历隐私,甚至谈话的隐私也应当予以保护,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披露。(5)个人通讯秘密应当受到保护,禁止他人非法监听、截取他人的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当然,有关隐私权的内容、保护、客体范围以及侵害隐私权的责任等,都需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予以确认。
5.明确规定信用权
信用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并支配其信用利益的人格权。信用是对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包括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的评价。信用虽然具有强烈的财产属性,但仍然体现一定的人格利益,应当在人格权法中予以规定。确立信用权是完善信用法制的基础,对强化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信用权的确立有助于征信制度的完善。这是因为,一方面征信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维护信用,但是只有在规定了信用权之后才能够为征信制度确立基础;另一方面,信用资料的收集对社会主体的信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征信的信息有助于提高某人的信用等级,那么这会使其具有更高的信誉;而如果其信用较低,则其信用权也将受到影响。资料的真实性还直接影响到对当事人经济能力,即信用状况的正确评价。由此可见,信用权的确认是建立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在我国,尽管现行立法没有将信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规定,但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涉及信用保护的问题。
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1-24条明确规定了信用权,并将其作为人格权加以规定,体现了我国在信用法制方面的发展。
6.确立解决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冲突的规则
人格权的冲突包括对内冲突和对外冲突两个方面:对内冲突是指人格权彼此之间在行使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对外冲突则是指人格权的行使与其他民事权利以及公法上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例如,新闻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在新闻自由与保障人权、社会知情与个人隐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权利冲突表面上是权利行使界限的交叉,但在权利冲突背后隐含的是应否给予某种权利限制或强化保护的问题。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常常会产生一定的民事纠纷,因而权利冲突常常伴随着责任的确定问题。如果要强化保护某种权利,就常常面临着保护一方而免除其责任或者使另一方承担责任的问题。例如,隐私权的行使和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如果要强化对舆论监督权的保护,那么就要对隐私权进行限制,并且有可能使一些轻微的侵权行为被免责。在解决权利冲突方面,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强化对舆论监督的保护,适当限制公众人物的人格权。
7.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保护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格权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网络环境下个人的人格权具有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人格权的一些特点。例如,个人姓名、职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隐私,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则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隐私,披露者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2)个人隐私权更易遭受侵害,而且侵害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通过互联网对个人信息资料的存储、加工、传播更为容易,一旦发布一些侵权的信息,如诽谤的言词等,将同时向全世界发布,而且可能被强大的搜索引擎所储存,被无数次下载,引发成千上万的网民对诽谤言词的关注和评论,造成的损害也难以及时消除。
8.进一步完善人格权商品化制度
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权利,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财产权的特征。我国立法应当确认人格权的商品化现象。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允许权利人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或者通过合同允许他人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2)在商品化人格权受到侵害后,允许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其中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例如,在处理有关肖像权的案件中,应当区分侵害他人肖像权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并分别计算。既然肖像是作为商业化利用的,那么就应当计算出被利用的商业价值,这要根据被告的获利来计算出应当赔偿的损失。这种损失应当与精神损害分开。如果已经是一种商品化权利,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经济利益,就应当予以损害赔偿;如果不是商品化权利,则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3)在保护一些人格利益时,要考虑到行为人是否对权利人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的问题。例如,未经权利人许可,行为人擅自利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如果是基于营利目的,则应构成侵权,但如果并非出于商业化目的利用或者行为人本人并不存在使用的恶意,如出于对某人的尊重,将其肖像悬挂于卧室,则不一定构成侵权。再如,模仿名人独特的声音、神态、举止等,如果不是用于商业表演,而只是个人兴趣使然,则可能并不构成侵权。因此,在确定模仿秀是否构成侵权时,应当考虑到是否将这些人格利益应用于商业用途。(4)明确规定,如果未经许可,利用死者人格利益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侵权行为。对于死者的人格标志也应当予以充分保护,不得非法侵害。

⑵ 读书笔记|朱庆育:《民法总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一、我国并未直接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学界普遍认可该原则应成为限制权利行使的基本原则。其规范基础为:《宪法51》,而《民法通则6、7》体现该原则思想。

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发展与演进。

1.罗马法时代:“善良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意味着权利不得滥用。但因私权绝对自由,故罗马法并未出现明确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2.法国法:

在起初提起”权利滥用“时也招致反对。如普拉尼奥认为:权利滥用只是文字游戏。因为一旦立法者将某项权利授予个人时,在其范围内行事就不应受到指责。如果认为权利滥用,则意味着根本无权利。也就是说,行使权利,故行为合法;行为非法,因逾越权利界限。

后来各学者希冀通过找到权利的外在限制与内在限制区别,为权利滥用理论找到生存空间。认为“法律授予个人以权利”存在两个层次意义:

其一,权利人只能享有法律授予的某项特定权利,除此之外,无权。

其二,权利应受到内部限制。即权利人行权时,需受到一定限度。如行权是以损人为目的,则逾越权利行使范围。尽管此时,尚未突破权利外部限制。在此而言,可以认为,法律可以授权同时限制行权方式,并非矛盾。但因法律在授权时,往往未直接给予权利内部限制,故需要通过法律原则,甚至法律精神寻求行权正当化基础,故此为“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3.德国法:

《德国民法典226》规定“恶意刁难之禁止”,即禁止权利滥用。意思为权利之行使,不得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但在德国,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常与诚信信用原则混淆。

关于禁止权利滥用的理解认为:如果权利行使只是客观上导致他人重大损害,尚未能构成恶意行使权利的滥用行为,甚至而言,即便权利行使是以损害他人为意图,也不意味着权利滥用。只有是权利滥用是行权唯一目的时,才可谓“恶意刁难的权利滥用行为。”

故可以发现,上述认定过于严苛,导致适用范围狭窄,难以实现限制权利行使的功能。但同时需要注意,如果标准过于宽松,将干涉行为人自由,冲击私法自治。

4.民国时期以及台湾地区“法”:

《民国民法典》:权利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由此,我们发现强调“主要”目的。所谓 “主要目的”意指行为虽无某种正当目的,但与一般社会任务相悖,属于滥权。

此外,所谓 “损害他人为目的”:虽以主观标准进行判断,但需顾及法律社会化进步潮流,顺应权利滥用要件客观化趋势,应以客观判断作为标准。

后台湾地区“法”修改为“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

对此,王泽鉴先生认为,权利滥用存在三种类型:1)有悖于公共利益;2)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3)非依诚实信用方法行权。

判断标准由以行为人主观意思认定向客观利益衡量。由此,权利行使“具有社会化内涵、伦理性质及客观判断标准”。

三、效力

1.无权利行使之固有效果;2.无排除他人侵害之效力;3.相对人得因此寻求救济;4.某些权利因此消灭。

四、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

1.两者都旨在限制超越行权界限的行为,故存在大量的功能重合。

2.关于二者关系:

1)王伯琦先生认为,虽二者同属一个概念,但诚信原则位于债编,适用领域在债法,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位于总则编,能规制除债权以外的一切权利,尤其是所有权的行使。即严格遵守法典规定的解释方法。

2)史尚宽先生认为,考虑到诚信原则适用领域在不断扩大,虽仅在债法中有所规定,但也可适用于物权关系、以及身份关系权利义务;虽民法典以主观判断标准判断权利滥用,但适用时不应局限于此,即便不属于恶意行权,若悖于良俗之加害,未依诚实信用原则方式行权,则构成权利滥用。故该观点认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位阶高于诚信原则。

后台湾地区将这两个原则都放在总则编第148条。【效仿瑞士】但依然被认为二原则具有其独立性。

1)杨与龄先生认为:行使权利,积极方面而言,应按照诚实及信用方法;消极方面而言,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

2)杨仁寿先生认为:诚信原则是法律伦理价值的最高体现,有“帝王条款”之称,“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源于诚信原则,并受其支配。

3)王泽鉴先生援引杨仁寿观点主张:在具体个案而言,权利行使同时违反公共利益,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及违背诚实信用方法时,原则上固得选择适用之,但方法论上则应适用权利滥用得次级规范,避免直接诉诸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

4)施启扬先生接受诚信原则的“帝王条款”地位,并认为“权利滥用就是违反诚信原则的具体形态”,属于“加重违反诚信原则”。但二者适用范围以及要求方式不同。

其一,诚信原则属于“命令规定”,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遵循诚信方法,而禁止权利滥用属于“禁令规定”,禁止行使权利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

其二,诚信原则适用于权利人与义务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只适用于权利人。

其三,是否违背诚信原则,以客观行为为依据;是否权利滥用,考察主观意思,注重内心主观目的的违背。

故,二者并非简单位阶关系。

朱庆育先生认为,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有其不同的生成轨迹,对于权利行使限制方面,二者功能相近。而且都较为抽象,需要注入价值判断。无法且不必强作上下位阶之分。而且为禁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禁令,同样诚信原则也是反面限制权利的行使。

但如果二原则并行,则将强化权利行使的限制,导致限缩私人自由的空间。故如果聚焦于私人行权的限制而非自由行使,泛化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权利蕴含的自由理念可能前景堪忧。

⑶ 《法学方法论》的笔记与思考六:法学中概念及体系的形成

《法学方法论》的笔记与思考六:法学中概念及体系的形成

一、引论

拉伦茨教授将法学中概念及体系的形成放在了最后论述,但并不意味着这两部分内容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两部分是整个《法学方法论》的基础。如法学中的概念系构成法条的因子、也是构成整个法规整的底层基础。如法律的解释、适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学中概念的阐述和界定。又如法条、法规整、法律解释,都包含了法律价值的判断。而法学中的概念或者价值系依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体系。

其中,对于法律概念,王泽鉴老师作这样的阐述:“如果将学习法律譬如“练功”,则法律概念,又如练功的基本动作,必须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确实掌握。一个练功者未有踏实的基本动作,临阵之际,破绽百出,暴露死角,必遭败绩”。( 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第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笔者最近遇到的几起买卖合同质量纠纷的案件,涉及质量责任、质量异议期、检验期、质保期、异议期等基本概念的区分,常有困惑和混淆。

对于法律体系,对于法律体系,齐佩利乌斯教授作这样的阐述:“在一个有组织的法律共同体中,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整之基础的各种授权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权属体系。这一权属体系不仅对于分权有重要意义,它同样是建构一个合理的法秩序的支柱”。(参见【德】齐佩利乌斯著:《法学方法论》,金振豹,第5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笔者最近处理的几起建设工程合同效力纠纷的案件,涉及合同法、建筑法、招投标法及相关配套法律规定的体系化梳理和内在价值的无矛盾思考。

对此,借由笔者亲身体验,来对拉伦茨教授的这部分论述作一个反思,可能将会有所收获。

二、《法学方法论》中法学中概念及体系的形成都说了什么?

1 、本部分的具体内容

拉伦茨在这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共47页,分为三个小节阐述。具体内容包括抽象概念式的体系、类型及类型系列、“内容的”体系。

在笔者看来,本章的安排存在如下逻辑上的问题:

(1)本章论述的内容更多的属于法学理论的内容,而非法学方法的内容。

(2)本章论述的内容作为整个法律解释、适用的基础,从逻辑顺序来讲,本章应安排在第二章之后,第三章之前。

(3)本章论述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外部概念体系和内部体系。拉伦茨教授特别将类型作为单独一章论述,但从逻辑上的归属来看,类型部分应归属于外部概念体系的一部分,纳入第一节。

2 、本部分展开的逻辑:区分形式与内容(价值);区分概念与类型

认真阅读这部分内容,读者会发现两个层面的区分的存在:第一个层面,区分形式与内容(价值);第二个层面,区分概念与类型。

上述区分实际上系建立在法律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方法实现概念化、体系化,同时法律还饱含正义价值的基础上。法律作为人类治理工具的理性存在,一方面经过十八、十九世纪的学术性改革,法律通过精确的概念、缜密的逻辑,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形式化;另一方面,通过立法者价值的表达、过往人类价值观的转化、通过不断赋予法规范新的内容,法规范逐渐成为人类价值的载体。

三、外部体系、内部体系与律师实务

(一)外部体系与律师实务

1、对寻找法条、法规整的意义

在“法条理论”一文中,笔者论述法律的适用,不再是“一个案件一个法条”,而是“一个案件多个法条,且法条相互联络形成规整”。故律师在办理案件时,如何寻找法条、建构规整,需要借助于外部体系。如在一起买卖合同纠纷中关于产品质量问题,不仅需要找寻《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还需要找寻《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产品质量的规定、相应行业规范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等。

2、对法律解释、法官造法的意义

在“法律解释与法官造法”一文中,笔者论述的“体系解释”方法、“类推解释”方法,均需要借助于外在体系的思考方法。如针对公司要求股东返还财务账簿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通过对《民法总则》第196条作反对解释,则将会得出否定解释。

(二)内部体系与律师实务

由法律原则构成的内部体系,承担着显示并表达规范评价的基本任务。在律师实务中,法律原则可以直接作为法律规范适用,如《民法总则》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更多的法律原则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之后方可以适用。如《民法总则》第7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三)类型化与律师实务

以根本违约为例。现行《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系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况,其中列举了4中解除情况,第5项属于兜底性规定。对此,通过查阅该条的规定,其实际上采用的系只有在根本违约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合同的立法。那么,何为根本违约?对此,立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也没有对该概念的统一界定。实际上,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务中,该概念均属于最高层次的类型化概念,借助于更为具体的类型描述,进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了法定解除的情况。如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拒绝履约;经催告无法履约;迟延履行导致目的无法实现。针对第五项的其他情况,需要考虑合同目的可否实现、违约的严重情况、当事人的合同基础是否丧失等因素确定。

⑷ 政法干警民法学笔记2

民事法律行为(现代民法的灵魂)


法律关系分为主体(当事人)、客体(权利义务的指向对象)、内容(权利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发生的要件:①有主体、②有法律规范、③有法律事实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以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区别为中心


以法律事实的发生是否与当事人的意志有关,将法律事实分为行为和事件


根据事件的发生是否与人的意志有关,可以分成自然事件(海啸)和社会事件(罢工)


根据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否是当事人意欲追求的,行为分为事实行为和民事行为(法律行为)


事实行为包括:侵权行为、无因管理行为、部分的不当得利行为(因为有的不当得利是基于事件)、创作行为、发明行为、添附行为、先占行为、拾得遗失物、发现隐(埋)藏物等


民事行为的概念引进于德国,我国进行了改造,目前民事行为分为:


民事法律行为(civil legal act,合法有效);


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能力有瑕疵);


可变更、可撤消的民事行为(意思表示有瑕疵);


无效的民事行为(内容违法);


----但理论结构本身就会产生混乱,如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合同行为,而合同行为又分为有效、效力待定、可变更可撤消、无效


按李建伟说:以后会把民事行为的概念取消,直接让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相对应,再把法律行为按种类分为合同行为、婚姻行为、遗嘱行为、收养行为、代理行为等,还可以按法律行为的效力状况分为有效行为、无效行为、效力待定行为、可变更可撤消行为。


法律行为的内容和后果都由当事人自由决定(私法自治),法律只起补充作用


法律行为要求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


事实行为的内容和后果都由法律事先规定,法律表现为强行性规范


事实行为不要求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


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返禅者行为可能同时是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或纯属事件,例如:


甲杀死乙,乙的儿女继承了乙的财产,对于发生的继承法律关系,甲杀死乙属于事件


甲杀死乙,甲要承担侵权责任,对于发生的侵权责任,甲杀死乙属于事实行为


甲将汽车托乙保管,乙擅自将汽车出租给丙,对于乙丙之间的租赁,乙的行为是法律行为


而由于乙擅自出租甲的汽车,因此所获取的租金属于不当得利,出租汽车的行为对于甲乙之间产生的不当得利之债来说属于事实行为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1、按主体和意思表示方向的不同可以分为:


单方行为:无须他人意思表示就可成立生效


单方行为又分为:


有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如授权、解除、免除、撤销


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如抛弃行为、遗嘱行为


双方行为:内容相同方向相反,如合同,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共同行为:意思表示方向相同,如订立合伙协议、公司章程,采用多数决定原则


2、按是否需要支付对价可以分为


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赠与、保证、借用、没有约定利息的民间借贷、没有约定保管费用的保管合同、没有约定报酬的委托合同)


区分的意义:关涉行为定性、当事人承担的责任程度不同、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要求不同


3、按是否需要标的物的交付为行为的成立或者生效的要件可以分为


要物行为(实践行为)和不要物行为(诺成行为)


主要的要物合同:动产质押、定金合同、保管合同、借用合同


区分意义:当事人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


4、按是否需要特定形式还可以分为:


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


要式行为又分为一般要式(书面形式)和特殊要式(书面+登记或批准)


没有采取一般要式的,合同不成立;没有采取特殊要式的,合同漏薯不生效


特殊要式合同:中外合资合同、中外合作合同袭粗、向外国人转让中国专利


5、按行为与原因的关系还可以分为:


有因行为(要因行为)、无因行为(不要因行为)


分类意义:“原因”的效力对行为效力的影响不同


目前我国现行法上的无因行为包括:债权移转、免责的债务承担、债务免除、票据行为、授权行为


6、按行为的效果还可以分为:


处分行为(物权性――发生、变更、消灭物权);―――物权行为


负担行为(债权性――发生债权债务);―――债权行为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律效力不同。负担行主要产生求权,处分行为直接完成权利移转。负担行为使债权债务发生变更,而处分行为直接导致权利的转移或消灭,如动产交付或不动产过户登记导致所有权的转让。值得注意的是,导致债权消灭的免除行为、导致债务转让的债务移转行为也是处分行为。


(2).对标的是否特定的要求不同。负担行为的生效不以标的物特定化为前提,但在处分行为生效之前,其客体必须确定、可能。


(3).对行为人是否有处分权的要求不同,行为人不具有处分权的,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效力,但在从事处分行为时,处分人必须具有处分权的,处分行为才有效。


(4).法律行为是否公示的要求不同。负担行为一般不子公示、但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处分行为一般都要求依法公示。


7、法律行为还可以分为:


身份行为(如遗嘱,婚姻,收养)、财产行为(如买卖、抵押);


主行为和从行为:行为是否可以独立存在,是否依附别的行为


独立行为与辅助行为;


生前行为与死因行为


三、意思表示的概念和分类


一德国法学家观察在买卖关系中,买方和卖方的主观心态有三个层次:


①效果意思: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获得标的物或价款的所有权――合同的目的


②目的意思:指明法律行为具体内容的意思要素,如买什么,买几件,什么价位


目的意思又分为三个构成:要素(必备条款)、常素(主要条款)、偶素(个别条款)


(效果意思+目的意思)=内心意思(mind)


③表示行为(expression,邀约,要约、承诺――将效果意思表现于外部的行为)


内心意思与表示行为合起来就是“意思表示”(expression on mind)


二意思表示可以分为:


明示的意思表示和默示的意思表示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遗嘱、抛弃)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又分为有特定相对人的(要约)和不特定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商业广告)


有特定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又分为对话方式和非对话的方式―――对话方式一般只能撤销,不能撤回


对有特定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生效,对话方式(了解主义―――到达主义的变种),非对话方式(到达主义)


对不特定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生效,采取发出主义(悬赏广告)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生效,采取做出主义(遗嘱――由于是死因行为,因此生效适用特殊规则)


三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区别:


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的概念密不可分,但实际上仍存有区别。比如,意思表示只能是某一方的意思表示,双方或多方的意思表示则构成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可以由一个意思表示构成,如授予代理权、行使解除权、设立遗嘱等,但更多的法律行为并不是指单个的意思表示本身,如买卖合同包括了买卖双方的两个意思表示所进行的相互行为,而合伙协议则往往是由多个意思表示构成。还有,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成立时问也往往不同。对于单方法律行为而言,原则上以意思表示的作出或到达为成立.对干双方或多方法律行为,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间达成合意为成立,而对子要物行为而言,不仅需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意达成,还要求完成一定的实标交付行为。


四、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1.成立的含义: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完成―――事实判断


双方行为,指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合意时成立;


单方行为,又分为无相对人(如遗嘱),意思表示一旦完成就成立;


有特定相对人(如解除合同),意思表示还需要到达相对人才成立;


无特定相对人(如悬赏广告),意思表示一旦发出就成立,如登载在报纸上。


2.生效的含义:当事人完成的意思表示获得了一个国家法律的肯定性评价―――价值判断


3.生效的条件:


①行为人有相应能力:


合同法上无行为能力则导致无效;限制行为能力,导致效力待定


无权代理,无权处分也导致效力待定


婚姻法和继承法上主体的能力有瑕疵,则行为无效,不存在效力待定


②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不真实包括:意思表示不自由和狭义的意思表示不真实


意思表示不自由包括:(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一般导致可变更、可撤消,但特别情况下导致无效(如婚姻、继承、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狭义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包括:(单方虚伪表示――戏谑行为;双方虚伪表示――双方恶意串通;隐藏行为――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无效


③内容合法:


违法导致无效,所以无效的行为本质上是违法的;


A、这里的违法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行规定。


B、且需违反的是强行规范中的效力规范才是无效的,如果是违反的是强行规范中的取缔规范会导致行政违法,但民事行为仍然合法;


C、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其他法律规范无权评价某个民事行为是否有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之外的规范可能会导致行政违法,但民事行为合法


④形式合法:


要式合同分为一般要式(书面)和特殊要式(登记批准);


A、一般要式是成立要件(商业借贷、融资租赁、建设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B、特殊要式是生效要件(中外合资à批准;中外合作à批准;向外国人转让中国专利à批准+登记)


(婚姻和遗嘱也是要式行为,婚姻需要登记,遗嘱只有特殊情况才能立口头遗嘱)


⑤标的具体确定且可能:


标的是合同的必备条款,所以“标的明确”是合同的成立要件;


标的不确定,连要约都不能成立,更谈不上合同的成立


“标的可能”是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有争议,按德国法上是生效要件,李建伟认为作为成立要件为好


4.成立与生效的关系:


①成立后立即生效:一般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成立和生效的要件可以同时具备


②成立在先,生效在后:附生效期限的、附条件的;需要登记批准的


③成立后不生效(或无效):


A、需要批准的没有得到批准;


B、没有具备生效的期限或条件;


C、期限到来前已没有履行意义(如当事人在期限到来前死亡);


D、无效合同被法院宣告无效;


E、可撤消合同被法院撤消;


F、效力待定合同被否认或撤消。


五、民事行为的效力分类


1.效力待定的行为:


合同成立后,要么走向有效(追认),要么走向无效(否认或撤消),并且是自始的有效或无效;在有效或无效之前的状态就是效力待定状态;―――即使合同最后走向无效,也没有缔约过失责任


如果行为时是限制行为能力,但过一段时间后取得了完全行为能力,追认权就不再是法定代理人行使,而是已经取得完全行为能力的本人


【合同法】第四十七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无论是否善意)。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追认权优于撤消权)。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善意并不能使合同有效,只是有撤消权而已)―――效力待定合同的撤消权不需要经过法院,通知即可


【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2.可变更、可撤销的行为:―――相对无效(voidable)


不能因为一种行为可以撤消就认为是可撤消的民事行为;


不能因为一种撤消权不能行使就认为其他撤消权也不能行使;


可撤销合同本身从一开始就有效,但如果撤消后自始无效;


合同撤消后产生的后果和宣告无效的后果相同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必须通过法院或仲裁,属于形成诉权)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要求撤销,法院可以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73.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变更;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注意:不是从撤消事由发生之日)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欺诈和重大误解的区别是:欺诈是对方故意的错误性称述导致,重大误解一般是对方过失的错误性称述导致;重大误解必须是对合同本身内容的误解,而不能是别的方面的误解,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重大误解一般适用于是双方都有误解,少数情况下可以是只有一方误解,如对交易主体的误解。--------隋彭生言。


注意:欺诈和几种类似行为的区别:


①戏谑行为(如说“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


②夸大行为(如卖瓜的老农说自己的瓜“甜如蜜”)


③沉默不语(是否构成欺诈看有没有告知义务,卖方有义务,买方无义务)


第三人的欺诈不能动摇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效力,除非合同当事人知道对方受欺诈―――如果不仅是知道第三人欺诈,甚至和第三人串通了,则行为无效。


除了合同法中的欺诈是可撤消的,在其他法律中都是无效的


胁迫如果是直接针对人身,如用刀威逼,这种行为是危害公共利益的,应该认定无效而不是可变更可撤消,因此这里指的胁迫一般是精神上的,并且是手段和目的违法


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是对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的兜底


注意:格式条款由于具有反复适用的特性,涉及公共利益,因此不是可变更、可撤消,而是无效


违约金显失公平的也不是可变更、可撤消,而是由法院给于调整。


3.无效的民事行为:(void)


从成立之日起就是绝对、当然、确定、自始无效;


例外:


没有预售许可证无效,但补办后有效;


承包工程资质不够无效,但竣工前取得资质的有效;


法院也可以主动宣布无效;


宣布无效没有时效限制;


第三人也可以主张无效;


无效的后果:


自始无效;


返还财产(不当得利);


损害赔偿(缔约过失);


解决争议条款仍然有效


六、附条件的与附期限的民事行为


1.条件与期限


条件的发生具有可能性;期限的到来具有确定性


假如所附的条件是已经成就的,叫既成条件,视为未附条件


恶意阻止条件成就,视为已经成就


恶意促成条件成就,视为没有成就


2.条件的分类


解除条件(消灭条件、失效条件)


延缓条件(停止条件、暂停条件、生效条件)


肯定条件、否定条件:


判断肯定还是否定,看前半句有没有“不”


判断解除还是延缓,看后半句有没有“不”


如果......就......(肯定、停止)


如果不......就......(否定、停止)


如果......就不......(肯定、解除)


如果不......就不......(否定、解除)


3.不得附条件或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法定抵销(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票据背书(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


汇票承兑(付款人承兑汇票,不得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视为拒绝承兑)


票据保证(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

⑸ 学校等没收、破坏、销毁学生魔方、手机、电子词典等物品是违法的 求法律依据和材料整理 在线等 啊啊急

你这个事主要涉及《民法通则》《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老师不是物品的所有权人,无权对物品进行处分,应当承担侵犯财产权的责任。
此外,根据《教育法》《教师法》的相关规定,教师不应有你所述行为,败坏师德。
你可以做的:
1、收集证据(物品的发票,证人等等),法院起诉。
2、收集证据,教育局投诉。
3、和老师协商,解决问题。

⑹ 民法典学习笔记如何写

如果你要写民法典的学习笔记,那么可以写一下课堂上的重点,然后自己做一个思维导图。比较提倡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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