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报告

❶ 最高法类案检索同案同判案例

法律主观：

一、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不能对抗明显质量问题 公报案例： 江苏 南通 二建集团有限 公司 与吴江恒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案 裁判摘要： (1)承包人交付的建设工程应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及相关工程验收标准。工程实际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承包人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等主张工程质量合格的，人民 法院 不予支持。 (2)在双方当事人已失去合作信任的情况下，为解决双方矛盾，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由发包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参照修复设计方案对工程质量予以整改，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8期(总第此冲散214期) 二、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森氏意对工程组织验收，单方向质量监督部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则质检部门验收报告是否有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威海 市鲸园建筑有限公司与威海市福利企业服务公司、威海市盛发贸易有限公司拖欠建筑工程款纠纷案 裁判摘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第二百七十九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按照相关施工验收规定对工程及时组织验收，该验收既是发包人的义务，亦是发包人的权利。承包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对工程组织验收，单方向质量监督部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侵害了发包人工程验收权利。在此情况下，质检部门对该工程出具的验收报告及工程优良证书因不符合法定验收程序，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8期(总第202期) 三、判决生效后原告又以实际争议标的额超出原诉讼请求为由，就超出的数额另行起诉的，法院是否应予受理? 公报案例： 河源 市劳动服务建筑工程公司判没与 龙川县 人民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在 民事诉讼 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重新起诉;第二，一案在判决生效之后，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所以，民事诉讼的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并经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该裁判结果即对被告产生了法律效力，后原告又以实际争议标的额超出原诉讼请求为由，就超出的数额另行起诉的，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6期(总第200期) 四、根据合同无法确定工程造价款，而鉴定机构给出了定额价和市场价两种参考标准的，应当以何种标准为依据? 公报案例：齐河环盾钢结构有限公司与 济南 永君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鉴定机构分别按照定额价和市场价作出鉴定结论的，在确定工程价款时，一般应以市场价确定工程价款。这是因为，以定额为基础确定工程造价大多未能反映企业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定额标准往往跟不上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市场价格信息，更贴近市场价格，更接近建筑工程的实际造价成本，且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更公平。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9期(总第191期) 五、通过组建公司、转移资产侵犯工程价款优先权问题的处理 公报案例： 吉林 中城建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诉案 裁判摘要： 被执行人与其他人以复杂的出资组建新公司、收购股份及并购的名义，将 债权人 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及相关土地等主要资产变更至新组建的公司名下，而其他人控制新组建公司多数 股权 、新组建公司不承担工程价款的债务的，该情形可以认定为被执行人和其他人及新组建的公司之间转移资产，侵犯工程价款优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他人和新组建公司应当作为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承受人对该优先债权人承担责任。执行法院有权裁定追加其他人和新组建的公司为被执行人。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2期(总第184期) 六、同时申请法院再审以及检察院抗诉，再审达成和解后的处理 公报案例： 牡丹江 市宏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诉牡丹江市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继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当事人不服原审法院民事判决，在申请再审的同时，也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再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当事人已向法院申请撤诉。由于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益和诉讼权利，其撤诉申请意思表示真实，已裁定准许其撤回再审申请，本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得到解决，且本案并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故检察机关抗诉的基础已不存在，案件已无按抗诉程序裁定进入再审的必要，应当依法裁定案件终结审查。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2期(总第194期) 七、建设工程合同存在备案合同和存档合同两个版本时的处理 公报案例： 西安 市 临潼区 建筑工程公司与 陕西 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的规定，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8期(总第142期) 八、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的工程款请求给付的客体问题 公报案例： 大连 渤海建筑工程总公司与大连金世纪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宝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宝玉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合作开发房地产中的“共同投资，共享利润、供担风险”是合作各方内部关系，而不是指对外关系。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当对施工合同承担合同义务。同时，合同之债是产生是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债权人只能向 债务人 请求给付，而不能向第三人请求给付义务。因此，合作开发房地产 合同当事人 不应该就施工合同中的偿还工程款承担 连带责任 。 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债务人也只对特定的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即使因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行为致使债权不能实现，债权人不能依据债权的效力向第三人请求排除妨害，也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第三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1期(总第145期) 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债权能否转让的问题 公报案例：陕西西岳山庄有限公司与中建三局建发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 债权转让 ，只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项下的债权不得转让，债权人向第三人转让债权并通知债务人的，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债权人无须就债权转让事项征得债务人同意。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2期(总第134期) 十、一方擅自将不合格的工程拆除，损失如何承担? 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 唐山 市新华金属屋顶成型安装有限公司诉丰润县冀东建材大世界开发公司等建筑安装工程 合同纠纷 案 裁判摘要： 在建筑安装工程合同中，对于不合格工程，一般可采取修理、加固或者拆除等办法进行处理，一方当事人在没有证据证明相对方已完成工程不具备修复或加固条件的情况下，擅自拆除该工程，因此发生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6年第4号(总第93号) 十一、包工包料工程中建筑材料及施工机械的执行问题 公报案例：杨元璋、谢冠臣、谢开林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被罚款、拘留案 裁判摘要： 施工工程队与房屋开发公司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实行包工包料，即工程所需材料等均由工程队自行解决。工程队依据施工合同规定，办理材料结算手续，对所采购的建筑材料及施工机械，应拥有所有权。房屋开发公司认为这些材料和机械归自己所有，无法律依据。工程队即债务人与材料供给方即债权人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协议，债务人仍不履行的，债权人有权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工程队的包括材料和机械在内的财产;期满不付清欠款的，可以查封的财产折抵债务。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7年第1号 十二、承包方垫付材料款，发包方可否以承包方不能提供购货发票为由不予清偿? 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包头 市方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诉包钢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拖欠建筑安装 工程款纠纷 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承包方在施工过程中垫付了部分施工材料的货款，双方结算时，发包方也对此予以认可，双方即产生债务关系，承包方有权要求发包方清偿其在施工过程中所垫付的部分施工材料的货款。发包方认为承包方不能提供购货发票所以不应主张权利，该理由有违诚信原则，因为发包方已经在订立结算协议时对承包方垫付货款这一事实予以了认可。如果其否认经双方共同实施并最终确认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由此可见，发包方对此负有举证的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❷ 减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减刑、假释2014年规定

【法规标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文字号】法释〔2014〕5号 【颁布时间】2014-4-23 【施行时间】2014-46-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2014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11次会议通过）为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程序，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合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1817年，美国纽约州的一项法律最早对善行折减制作出了规定。根据该项法律的规定，监狱当局可以对表现良好、服刑超过5年的罪犯实行减刑（对短期监禁犯不适用该法），所减去的刑期总计不得超过原判刑期的1/4。这一制度很快在美国各地得到推行。须明确的是，19世纪中期以前，善行折减制就是减刑制度。但自19世纪后期出现假释制度后，善行折减制便逐渐成为确定假释日期的一种客观标准，即所判刑期减去善行折减期便是出狱的日期。在美国刑法，虽然减刑与善行折减并存，但善行折减实际上已成为确定假释日期的标准。
美国刑法中规定的减刑理由大致有：（1）服刑人的健康状况出现恶化；（2）服刑人的家庭出现特殊情况；（3）减刑主管当局根据服刑人犯罪的性质、情节或者社区舆论确认原判刑罚过重；（4）服刑人在服刑期间实施了英雄行为或者自我牺牲行为，如拯救了他人的生命，为了社会利益而甘愿接受有生命危险的医学实验，等等；（5）个别情况下出自政治的考虑。由此可见，上述减刑理由已经不是根据罪犯的良好表现而减轻相应的刑罚，而只是根据一系列主客观情况来缩短刑罚的执行。
世界各国皆明文的罚金易科（以俄罗斯为典型）为解决罚金执行难的问题，罚金刑适用率高的国家几乎都采取了罚金易科制度。所谓罚金易科，是指对犯罪人宣告的罚金刑在不能执行的情况下，以其他刑罚或者强制措施代替所宣告的罚金刑。罚金易科制度实际上是罚金刑的一种救济制度，是一种压力刑。
罚金刑易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当被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不能缴纳罚金时，易科自由刑以代替罚金的缴纳。德国、印度、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的刑事立法均有这样的规定。(2)罚金刑易科劳役。如被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不能缴纳罚金，则易科限制自由的劳动以代替罚金的缴纳。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刑事立法均有此规定。(3)易科自由劳动。如被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不能缴纳罚金，则易科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劳动以代替罚金的缴纳。俄罗斯、瑞士等国家的刑事立法均有此规定。（4)易科民事拘禁。根据《法国刑法典》第131-25条的规定，在规定期间内，未能完纳罚金者，应予关押，其实施方式同民事拘禁。这里的民事拘禁虽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但又不同于自由刑。 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判刑人没有可能一次交清罚金，法院可以根据被判刑人的请求和司法执行员的意见书规定延期交纳和分期交纳。”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6条第5款则规定：在被判刑人恶意逃避支付罚金时，可以用强制性工作、劳动改造或扣押与所处罚金数额相当的财产代替罚金。
又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49条也规定：主管机关可允许被判刑人以公益劳动，尤其是为国家社区劳动替代罚金刑。被判刑人未缴纳罚金也未以劳动代替罚金刑的，法官可命令将罚金转处拘役刑。当然，也有不作详细区分而统一表述的，如《日本刑法典》第18条第1、2款规定：“不能缴清罚金的人，应在一日以上两年以下的期间内，扣留于劳役场。不能缴清科料的人，应在一日以上三十日以下的期间内，扣留于劳役场。”

❸ 国家对非法集资的打击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10月23日综合消息，据最高法官网，今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人民法院将全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经济犯罪。据了解，报告明确指出了2014年以来我国刑事审判工作取得各项成就的启示，并提出了下一步的措施和建议。
周强从10个方面报告了2014年以来加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提到，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领域犯罪，2014年以来依法审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罪案件10.9万件，其中内幕交易等证券期货犯罪案件210件，洗钱、假币犯罪案件2657件，依法审理徐翔、伊世顿等重大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
同时，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2014年以来审结相关案件2.4万件。依法惩治侵犯商业秘密、损害商业信誉、发布虚假广告等严重扰乱竞争秩序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逃税骗税等涉税犯罪，审结相关案件2.7万件。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先后出台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改善营商环境、保障企业家创新创业等意见，依法甄别纠正张文中、顾雏军等一批涉产权冤错案件。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合法财产与犯罪所得、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禁止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依法惩治电信网络等新型犯罪，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意见，审结相关案件1.5万件，判处罪犯4.7万人。依法审结张凯闵等85人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徐玉玉被诈骗案等重大案件。依法审理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网络推手“秦火火”“边民”等诽谤、寻衅滋事、非法经营案。
各级法院积极应对涉众型犯罪多发态势，审结相关案件6.5万件，判处罪犯10.8万人。依法妥善审理“e租宝”“泛亚”等一批重大非法集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
周强表示，人民法院将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法严惩侵害留守妇女儿童、危害校园安全、妨害公共交通安全、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认真研究解决打击“套路贷”犯罪中出现的问题，推进刑事和民事司法政策有机衔接。加强产权刑事司法保护，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犯罪，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切实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针对当前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惩治刑事犯罪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有关刑事立法，为依法惩治犯罪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二是加大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支持力度，适时修订刑事诉讼法，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推动健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体系。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推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推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困难，关心支持刑事审判队伍建设，促进刑事审判工作健康发展。

❹ 9月1日起老赖新政策

“老赖”，通俗意义上为欠钱不还的人，法律意义上的“老赖”，一般是指有能力偿还债务，但是拒不偿还的债务人，或者是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强制执行的强制措施，但是由于执行难的问题，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老赖的措施。具体如下：
01
一般财产的强制执行
1.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不动产；
2.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运输工具；
3.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机器设备等动产；
4.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股权；
5.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股票：包括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特别是可流通股票；代办股权转让系统（俗称“三板”）股票；
6.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存款；
7.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仓单、提单对应财产；
8.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基金份额；
9.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债券等其他有价证券；
10.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金银等贵重金属；
11.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矿产权益；
12.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
13.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应收账款；
14.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到期债权、法院裁判权益；
15.其他有较高变现价值的财产；
16.凡被执行人名下之财产均可执行（特殊情况、特殊标的除外）。
02
部分特殊标的强制执行
1、执行唯一住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符合条件，唯一住房仍然可以执行。
2、执行无证房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无证房产依据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函》的通知，无证房产亦可被执行。
3、执行被执行登记在他人名下之房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因继承、判决或者强制执行取得，但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房屋的查封，执行法院应当向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被执行人取得财产所依据的继承证明、生效判决书或者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办理查封登记。对被执行人未办理过户的房地产强制过户后进行执行。
4、执行在集体土地上未经批准建造的房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通知》(法[2012]151号)，可以进行“现状处置”。
5、执行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造的厂房及厂区内的办公楼、宿舍等财产。
在不改变租赁合同前提下，在处置前告知集体经济组织后可不征得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进行“现状处置”。
6、执行在国有建设用地上建造的无证房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通知》(法[2012]151号)，对于国有建设用地上建造的无证房屋可以处置。执行法院应就该房屋是否可转化为有证房屋征求行政机关意见，并作为确定无证房屋价值的参考。
7、执行预售商品房。
被执行人已将房款全部支付给开放商(被执行人自付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银行办理了抵押预告登记(预抵押登记)，开发商在预售房产办理抵押权登记之前对银行贷款承担阶段性连带担保责任的商品房预售情形下，预售的商品房被法院预查封后，开发商或被执行人以仲裁或诉讼方式解除合同的，不得对抗人民法院的执行，人民法院可以继续执行预售房产.
8、执行被执行人工资收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1款的规定，对被执行人收入的执行，可采用扣留、提取的方法进行。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
9、执行被执行人养老金。
2014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能否要求社保机构协助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的养老金问题的复函》（2014）执他字第22号，明确确认社会保障机构作为养老金发放机构，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应得的养老金。
10、执行离退休人员离休金或退休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执行程序中能否扣划离退休人员离休金退休金清偿其债务问题的答复》，在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收入不足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离退休金发放单位或者社会保障机构协助扣划其离休金或退休金，用以偿还该离退休人员的债务。
11、执行住房公积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强制执行住房公积金问题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14号)的答复，在保障被执行人依法享有的基本生活及居住条件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强制执行。
12、执行与案外人(含配偶)共有的财产。
生效法律文书仅载明被执行人个人为债务人，对于下列财产，执行法院可以执行：
a）被执行人配偶名下的存款、股权(股份)、金融理财产品等，婚后登记在被执行人配偶单方名下的房产、车辆以及婚后登记在被执行人和其配偶双方名下的房产、车辆等财产。
b）登记在被执行人及其他人名下的共有财产以及登记在案外人名下但案外人承认属于被执行人财产或同意作为被执行人财产接受强制执行的财产。
13、执行子女名下财产。
a）对于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名下与其收入明显不相称的较大数额存款，登记在被执行人未成年子女单方名下的房产、车辆或者登记在被执行人和其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等，执行法院可以执行。
b）执行未成年子女来历不明巨额财产。
c）执行负债期间以子女名义购买的财产。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08号裁定，债务人在明知尚有欠债未予偿还的情况下以其子女名义购买房屋并转移到子女名下，严重影响到了其责任财产，对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构成了重大不利影响，该行为构成对债权人的损害。故涉案房屋应作为家庭共有财产对家庭对外债务承担责任。
14、拍卖被执行人手机号。
案例一：2021年11月，洛阳市伊川县法院将被执行人尾号“9999999”的手机号以44.55万元拍卖成功。
案例二：焦作博爱县法院在执行其(2016)豫0822民初139号民事判决书过程中于2017年8月25日以20万元的最高价拍卖被执行人名下号码为15****88888手机卡一张。
15、执行财付通内之财产。
目前腾讯公司协助法院执行财付通内之财产已经没有问题，腾讯甚至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对接法院执行，外地法院可以委托深圳市南山区法院或者派员前往腾讯公司进行执行。
16、执行支付宝内之财产。
支付宝账户内的财产也属于被执行人财产，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名下的支付宝账户予以查封、冻结、扣划，实务中执行也大多没有问题。
17，执行抖音等网络平台内财产。
03
全方面限制措施
1、限制高消费。
根据2015年7月2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限制如下高消费：
a)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b)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c)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d)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e)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f)旅游、度假；
g)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h)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i)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2、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
201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全方面的限制，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限制包括：
a)设立金融类公司限制。
b)发行债券限制。
c)合格投资者额度限制。
d)股权激励限制。
e)股票发行或挂牌转让限制。
f)设立社会组织限制。
g)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限制等。
另2016年1月20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人民银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检察院等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共提出55项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设立金融类机构、从事民商事行为、享受优惠政策、担任重要职务等方面全面进行限制。
3、政府支持或补贴限制。
a)获取政府补贴限制。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政府补贴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支持。
b)获得政策支持限制。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获得政府补贴，在审批投资、进出口、科技等政策支持方面的政策。
4、任职资格限制。
a)担任国企高管限制。
b)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限制。
c)担任金融机构高管限制。
d)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限制。
e)招录（聘）为公务人员限制。
f)入党或党员的特别限制。
g)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限制。
h)入伍服役限制等。
5、准入资格限制。
a)包括海关认证限制。
b)从事药品、食品等行业限制。
c)房地产、建筑企业资质限制。
6、荣誉和授信限制。
a)授予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道德模范、慈善类奖项限制。
b)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荣誉限制。
c)授信限制。
7、特殊市场交易限制。
a)从事不动产交易、国有资产交易限制。
b)使用国有林地限制。
c)使用草原限制。
d)其他国有自然资源利用限制。
（以上第2-7详细请阅读《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8、不能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2014年3月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的通知（文明办[2014]4号），明确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9、限制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以及其他招标从业人员招投标活动。
2016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公布《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招标代理活动、评标活动、招标从业活动。
10、限制支付宝，芝麻信用等网络支付工具和授信。
2015年7月24日，最高法与芝麻信用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合作备忘录，最高人民法院官方授权第三方商业征信机构通过互联网联合信用惩戒。芝麻信用会同淘宝、天猫、神州租车、趣分期、去哪儿旅游、我爱我家相寓等各应用平台在消费金融、蚂蚁小贷、信用卡、P2P、酒店、租房、租车等场景全面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生存空间。主要措施有：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融资等金融行为；限制失信被执行人通过淘宝或天猫平台购买机票、列车软卧、保险理财产品及非经营必需车辆、旅游、度假产品等；限制预定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在互联网的奢侈品交易等高消费行为。
11、限制网签备案等不动产交易行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2018年3月1日联合发布《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的通知》，限制老赖参与房屋司法拍卖、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并采取信息互通和共享等措施。
2019年8月1日，住建部发布《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业务规范（试行）》，明确“老赖”不得进行房屋网签备案。
12、对被执行人账目进行审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
13、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
“老赖”未清偿完毕债务，其子女不得就读高收费民办学校。
04
方便快捷强力执行行为
1、网络快速查询及执行查控。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快速查询信息共享及网络执行查控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该意见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协作内容：
一是信息共享。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共享执行案件信息、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及司法审判信息；
二是查询反馈。公安部协助人民法院查询反馈被执行人身份信息、被执行人出入境证件及出入境信息、被诉讼保全被告的出入境证件信息以及被诉讼保全被告、被执行人的车辆登记信息等；
三是限制出境。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限制被执行人出境；
四是查控车辆。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查找、冻结车辆；
五是查找被执行人。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查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
2、每六个月查询一次财产。
2016年11月7日，最高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其中第九条终于明确“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的五年内，执行法院应当每六个月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执行人的财产，并将查询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
3、将身份证、护照等所有法定有效证件全部关联捆绑进行惩戒。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2019年7月14日发布《关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意见》，提出健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建立健全查找被执行人协作联动机制、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工作、完善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等执行联动机制建设意见，提出将身份证、护照等所有法定有效证件全部关联捆绑进行惩戒。
4、总对总查询婚姻登记信息等信息。
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与民政部正式签署《关于开展部门间信息共享的合作备忘录》，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通过网络专线实现共享当事人的婚姻登记信息、低保信息（包括家庭收入信息）、社会组织登记信息、涉婚姻和涉社会救助对象收入财产的案件信息、失信被执行人（社会组织）名单信息等；同时民政部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社会组织加强管理，实施信用约束和联合惩戒。
5、执行神技破解执行难。
针对执行难的问题，不少法院采取执行神技，力图破解执行难问题，如：
（a）原阳县法院“移动执行”手机APP一键呼叫，连线指挥；
（b）辉县市法院执行110制度，主要负责司法拘留、扣车、协助收房以及对涉嫌拒执罪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等，有利于发挥执行强制力和社会威慑力。
（c）郑州管城区法院2020年3月26日首次启用“电子封条”查封涉案房产。
05
全面曝光措施
1、设立专门平台全面曝光。
根据《中宣部、最高法、银监会下发关于创建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2017年年底前搭建完成省级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在两年内将平台建设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信用平台和执行名片。有条件的市县级有关单位，也要探索搭建本级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
2、通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有关网站、移动客户端、户外媒体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供公众免费查询。
根据联合惩戒工作需要，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推送名单信息，供其结合自身工作依法使用名单信息。对依法不宜公开失信信息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要通报其所在单位，由其所在单位依纪依法处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依法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受惩戒情况等公之于众；
3、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目前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社会不少企业信息查查网站和APP，比如企信宝等均能查询到企业的失信信息。
4、通过主要新闻网站向社会公布。
目前各地个法院均采取了部分措施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或其他手段对失信人信息向社会进行公布。
5、部分地方在公共场所（比如火车站、各商业广场等）通过大屏幕轮番播放当地失信人名录。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已经采取或实施了在各大商业广场等地大屏幕播放失信人信息，取得良好的效果。
6、对老赖在今日头条APP弹窗。
河南省高院2017年8月18日与今日头条正式联手打造全国首家省级法院老赖网络曝光平台，充分利用豫法阳光政务头条号矩阵开展“老赖曝光”活动，助力解决执行难。
目前，全国已有三千多家各级法院部门入驻“今日头条”，涵盖了31个省市自治区，且全面覆盖到地市、区县法院。
7、“失信人彩铃”措施。
2017年6月14日，河南登封法院与登封市移动、联通、通信公司联络合作，由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过对“老赖”手机定制编辑彩铃的方式施以惩戒，目的是督促其尽快履行法定义务，随后河南多地法院开通此业务。除此之外、广州法院、泉州法院、南京等等众多法院都已经纷纷加入为失信人定制“失信人彩铃”的措施，老赖将越来越难以遁形。
06
终极大招：刑事责任的追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细化了该刑事责任的具体事项，并且规定在公安机关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公诉转自诉。
2018年9月11日，广东省公、检、法联合制定《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的规范指引》明确了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个人达到2万元、单位达到20万元以上，或者以低于市场价格50%以上转让财产、无偿转让财产，致使法院生效裁判无法执行等13种情况，属于《刑法》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将构成犯罪并处以刑罚。以上措施中最为严苛，最为有效的应当还是关于刑事责任的，应当加大刑事责任的追究，严格执行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多惩处多公布，广发惩戒，这样会比一系列民事方面的限制措施更为有效有力。
附：相关法律法规或文件目录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3.《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无证房产依据协助执行文书办理产权登记有关问题的函》的通知
5.《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执行程序中能否扣划离退休人员离休金退休金清偿其债务问题的答复》
6.《关于能否要求社保机构协助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的养老金问题的复函》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强制执行住房公积金问题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14号)
8.《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
9.《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10.关于印发《“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11.《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
12.《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限制不动产交易惩戒措施的通知》
13.《关于建立快速查询信息共享及网络执行查控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
15.《中宣部、最高法、银监会下发关于创建完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的通知》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17.《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
18.《关于民事执行工作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
19.《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
20.《关于能否要求社保机构协助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的养老金问题的复函》（2014）执他字第22号
21.《人民法院、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规范》
2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民法院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网络执行查控和联合信用惩戒工作的意见》法〔2014〕266号
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查询、冻结被执行人存款的规定》法释〔2013〕20号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
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来源：法务之家

❺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加强人格权保护有哪些内容

【加强人格权保护】人格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是最基本的权利。贯彻民法典，在司法政策中增加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等规定，畅通人格权救济渠道。审理侵害“两弹一星”功勋于敏名誉权案，决不让人民英雄受到玷污。
审理微信群侮辱人格案，坚决制止网络暴力。审理职场性骚扰损害责任案，让性骚扰者受到法律制裁。审理可视门铃侵犯邻居隐私权案，明确安装监控不得侵扰他人生活安宁。
审理进口冻虾万名消费者信息案，禁止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通过人格权案件的公正审理，让人身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人格尊严受到切实尊重，充分彰显我国民法典的人民立场和共和国人民的主体地位。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❻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庭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
法发〔2014〕21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切实发挥人民法庭职能作用，推动人民法庭工作不断科学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
1.正确认识新形势。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要求，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遇到更多复杂的问题，承担更加艰巨的任务。
2.深刻理解新任务。人民法庭要继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落实便民利民举措，因地制宜做好巡回审判工作，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扩大司法民主相结合，努力搭建阳光司法“窗口”，增进人民司法的社会认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优化人民法庭布局，积极稳妥在人民法庭推进司法改革，完善人民法庭的管理和保障机制，加强人民法庭队伍、装备和信息化建设。要不断提升人民法庭司法能力，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发挥人民法庭的重要作用。
3.准确把握职能定位。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代表国家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是人民法庭的核心职能。依法支持其他国家机关和群众自治组织调处社会矛盾纠纷，依法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人民法庭的重要职能。
二、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切实发挥人民法庭的审判职能
4.优化区域布局。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坚持“三个面向”和“两便”原则，以“职能明确、布局合理、审判公正、管理规范、队伍过硬、保障有力”为基本要求，综合案件数量、区域面积、人口数量、交通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戒除脱离实际贪大求多的错误观念，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和法庭建设、管理、维护困难。
5.规范设置调整。基层人民法院要随着城市规划调整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慎重稳妥提出人民法庭设置调整方案，逐级上报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人民群众有需求，诉讼案件数量多，派驻人员有编制，建设用地能落实，建设资金有保障的，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增设人民法庭。增设规模较大、影响范围较广、资金人员需求较多的人民法庭设置调整方案，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备案。经济社会发达、案件较多的地区，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探索专业化审判法庭的设置。
6.完善立案机制。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辖区实际情况，科学构建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工作机制，加强对人民法庭立案工作的指导和管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的人民法庭，可以通过基层人民法院统一立案的方式，加强案件流程管理。山区、牧区、林区、边远地区等交通不便地区的人民法庭，要加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工作机制，并通过远程立案等技术手段，着力解决当事人立案难问题。人民法庭具体受案范围由所属基层人民法院确定后，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布。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要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对确实不应受理的，要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7.抓好民生审判。按照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总要求，切实依法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依法妥善审理与民生息息相关领域的纠纷，维护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为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8.加强诉讼服务。推进人民法庭窗口建设，努力为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提供集成式、一站式服务。加强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对诉讼能力不高的当事人提供必要的程序性引导。对当事人举证确实困难或案件审理确实需要的重要证据，应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适时主动调查取证。依法选择并适用更为经济的诉讼程序和程序性措施，切实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推动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力度，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及时有效获取法律帮助。
9.做好巡回审判。正确处理坐堂问案和巡回审判之间的关系，认真落实《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合理设置巡回办案点与诉讼服务点，提高巡回审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边远民族地区以及其他群众诉讼不便地区，应当确立巡回审判为主的工作机制，继承和弘扬马锡五审判方式，推广车载法庭等巡回审判模式，形成以人民法庭为点、车载流动法庭为线、基层人民法院为面，“点线面”相结合、全覆盖的司法服务网络。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应将巡回审判的重点放在对社会和谐稳定影响较大，对提高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有重要作用的案件上。
10.处理好调判关系。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基层民事纠纷中的独特作用，对适宜调解的民事纠纷要依法先行调解。积极总结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在法律规定框架内，恰当借助乡规民约，尊重善良风俗和社情民意，创新调解工作方法，力求从根源上彻底化解矛盾。坚决纠正强迫调解、久调不决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下达强制性调撤指标等违背审判规律的错误做法。大力提高人民法庭裁判文书质量，注重通过正确适用法律、加强释法说理，发挥司法裁判的道德指引功能，彰显规则、维护秩序、弘扬美德。
11.改进执行工作。对执行工作难度较大、基层人民法院执行不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实现，以及人员装备难以保障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人民法庭审结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对可以当庭执结以及由人民法庭执行更加方便诉讼群众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庭负责执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由所在基层人民法院派驻执行组等方式构建直接执行机制，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诉讼，提高执行效率。
12.完善人民陪审制度。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结合人民法庭工作特点，扩大基层群众入选比例，扩大参审案件范围。规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确定方式和流程，认真落实“随机抽取”原则，改变长期驻庭做法。强化人民陪审员岗前和任职培训，提高履职能力。积极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仅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的机制和办法。建立经费保障标准定期调整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人民陪审员的交通、误工等补助费用。
三、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发挥人民法庭桥梁纽带和司法保障作用
13.为其他机构组织化解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四个治理”中的纽带作用和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示范、保障作用，为提高乡镇、县域治理法治化水平作出积极贡献。主动加强与公安、司法、劳动争议仲裁、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其他基层国家机关、群众自治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的沟通与协作，尊重和支持其依法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积极做好司法确认等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工作。
14.对各类调解组织给予引导。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原则，依法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以审判职能的有效发挥，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群众自治组织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治样本和导向指引。特别注意加强和规范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组织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联系和沟通，共同维护良好的基层社会秩序。
15.立足审判职能参与地方治理。人民法庭要灵活运用公众开放日、观摩庭审、以案释法、判后答疑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要通过及时向地方党委、人大报送涉诉矛盾纠纷专项报告，向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的方式，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不得超越审判职能参与地方行政、经济事务，以及其他与审判职责无关的会议、接访、宣传等事务。
四、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机制
16.开展改革试点。各级人民法院要把人民法庭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按照解放思想、积极推进、求真务实、慎重稳妥的原则，推进改革在人民法庭先行先试。辖区内设有人民法庭的中级人民法院，选择3-5个人民法庭，对适宜在人民法庭开展的改革进行试点，鼓励具备条件地区积极扩大试点范围。试点人民法庭应当至少每半年就试点工作情况向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作出汇报，并逐级层报汇总至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17.落实司法责任制。遵循司法规律，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探索建立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明确法官办案权力和责任，逐步实现裁判文书由主审法官签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完善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明确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规范人民法庭庭长对审判工作的监督管理权限，做到权责统一明晰、监督规范有序。
18.优化人员构成。建立编制增补和动态管理机制，确保已增编制80%用于基层和审判一线，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补充人员。坚持内涵式队伍发展路径，探索根据审判工作量，组建以主审法官为中心的审判团队，配备必要数量的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以购买服务等方式配强审判辅助力量，解决一些地方因审判人员不足而出现的“一人庭”“二人庭”问题。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稳定审判队伍，提高审判质效。
19.健全职业保障。推进法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基层法官职级待遇，实现人民法庭法官职务、职级和法官等级上的适当高配，以及工资福利政策向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适度倾斜。人民法庭可以先行试行工资加办案补贴、岗位津贴等薪酬确定方式。加强职业风险保障，完善因公牺牲、意外伤害等抚恤救助制度。上级人民法院在探索和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以及法官延迟退休、返聘等改革时，要注意考虑人民法庭的特点和需求。
20.完善审判管理。剔除不符合审判规律、不利于人民法庭工作开展和容易产生错误导向的管理考核指标。明确简易案件与疑难复杂案件的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实现案件繁简分流。探索在小额诉讼和其他适宜的简易案件中，使用表格式、令状式、要素式等简易文书，加快审理进程。探索审判辅助性事务集中专门处理的工作制度，让法官专注于审判。
21.强化司法公开。全面公开法庭人员信息、管理制度、行为规范、诉讼指南，依法及时公开案件信息、司法依据、诉讼流程、裁判结果，满足当事人知情权，杜绝暗箱操作。在推进“三个平台”建设过程中，注重考虑人民法庭工作特点。积极发挥人民法庭根植基层的特殊优势，在保障司法安全前提下，简化旁听手续，满足人民群众旁听需求；开展司法公开主题活动，主动邀请和组织社会各界代表旁听庭审、参观法庭工作；进一步发挥巡回审判在司法公开、法治宣传方面的独特作用，增强社会对法庭工作的认同。
五、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和组织领导，不断提升人民法庭队伍素质和物质装备保障水平
22.加强党建工作。坚持“支部建在庭上”，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有3名以上党员的人民法庭应成立党支部，党员不足3名的人民法庭可成立联合党支部。人民法庭党支部的组织关系隶属所在基层人民法院。强化人民法庭党支部的组织功能，严格党内生活，充分发挥党支部对干警的教育、管理、监督职能，注重运用信息网络、新媒体开展党建工作。
23.选好法庭庭长。要积极落实人民法庭机构级别和人民法庭庭长职级，优先从具有法庭工作经历的人员中，选派科级以上法官担任人民法庭庭长，直辖市的人民法庭和案件多、任务重的人民法庭，可选派处级法官担任，根据工作需要人民法庭可设副庭长。要优先从具有人民法庭庭长任职经历的人员中选拔基层人民法院领导。
24.健全定期轮岗和挂职锻炼制度。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人民法庭庭长一般应在任职后三至五年轮岗一次。基层人民法院新招录人员一般应先安排在人民法庭接受锻炼一年以上。基层人民法院选派法官到上级人民法院、发达地区法院学习锻炼，应优先选派人民法庭法官；上级人民法院选调法官，应接收一定比例具有法庭工作经历的法官；上级人民法院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基层，应优先安排到人民法庭挂职锻炼。
25.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基层人民法院党组要将人民法庭党风廉政建设纳入主体责任范围，对人民法庭发生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在对直接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同时，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有关法院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基层人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责，通过审务督查和专项检查等，及时发现和纠正人民法庭干警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人民法庭庭长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管好带好队伍，确保人民法庭公正廉洁司法。
26.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不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人民法庭干警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进群众感情，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六难三案”问题。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坚决整治人民法庭工作中的不正之风。依托信息化手段，全面构建符合人民法庭工作特点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切实加强对人民法庭审判权运行的监督制约，提高司法廉政制度的执行力。要将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融入日常工作，以制度确保改进司法作风的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27.改善法庭管理。健全法庭管理规章制度，注重经常性管理，注意以听取基层群众意见的方式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注重树立和宣传人民法庭先进典型，及时对人民法庭优秀干警给予表彰奖励。加强文化体育场所建设，落实休假、疗养制度，定期组织体检，加强对干警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实际困难。
28.改进教育培训。定期开展人民法庭庭长轮训，确保人民法庭法官每年接受业务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坚持分级分类培训，充分发挥各级法官培训机构主导作用，积极利用其他培训机构和高等院校培训资源，通过多种方式促进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向人民法庭延伸倾斜。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紧扣审判实践的培训方向。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和民族地区培训工作的扶持力度，加强双语法官培养。
29.抓好基础设施建设。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人民法院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要求，合理安排年度建设计划，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现有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新建人民法庭应依据《人民法院法庭建设标准》，根据法庭编制人数、年受理案件数等因素合理确定建设规模，严格审核设计方案，并按照《人民法庭统一标识设置规范》要求，安装统一标识。
30.增强经费保障能力。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人民法庭工作任务和装备配备、信息化建设需要，做好人民法庭预算编制工作，及时拨付资金。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人民法庭经费使用、管理的指导和监督检查。要有计划、分步骤地为人民法庭配备必需的办案办公装备，逐年提高装备配备水平，改善审判工作条件。到2015年，全国人民法庭装备配备均应达到《基层人民法院基本业务装备配备指导标准》要求的水平。
31.推动信息化建设。高级人民法院要以“天平工程”建设为抓手，围绕人民法庭管理和便民、利民，合理确定人民法庭信息化建设内容和规模，加大投入和经费保障力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决定》和《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规划》要求，东部地区在2014年底前、中部地区在2015年底前、西部地区在2016年底前，人民法庭接入基层人民法院信息网络系统。要确保人民法院信息系统软件、硬件配置满足人民法庭诉讼服务工作的需要，为人民法庭配备必要的信息化办公、办案设备和软件，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和人性化水平。
32.重视安全管理。要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日常安全保卫工作。要按照“必要、充足、及时”要求，原则上为每个人民法庭配备至少一名司法警察，并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若干名安保人员。完善安检、防爆、监控、液体危险品检测等各类安全防范设施和装备配备，优先改善人民法庭安全防危硬件条件，确保人民法庭“人防、物防、技防”落实到位，严密防范各类重大恶性安全责任事故。
33.推动理论研究。各级人民法院要立足不同职能定位，为繁荣人民法庭理论研究创造条件，加强与法学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多种形式交流与协作，凝聚多方力量，探索建立人民法庭理论研究工作机制，深入开展人民法庭理论研究工作。着重研究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和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人民法庭如何在推进司法改革进程中开展好司法为民、便民、利民工作等全局性、前瞻性重大课题。以问题为导向，从人民法庭的司法实践中总结提炼理论研究的素材和课题，形成理论研究成果，切实实现成果转化，指导和推动人民法庭工作科学发展。
34.加强监督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党组要切实对人民法庭工作负起领导责任。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专门的人民法庭指导工作办公室，坚持分类指导原则，增强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将监督指导人民法庭工作，作为各级人民法院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完善问题发现、反馈、分析和解决机制，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预警和化解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