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刑法案例

⑴ 【原创】大明王朝自创刑法之锦衣卫及镇抚司狱下篇

明神宗万历时期（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那些对朝廷上疏建言或者触忤为皇帝敛财的矿监税使的人，动辄就会被朱翊钧下入诏狱。

为此，刑科给事中杨应文上疏道：

“监司（有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的简称；明代布政使、按察使亦因有监察官吏之权，称为监司。）、郡守（明代之知府）、县令、普通民众，一时间被逮押入镇抚司大狱者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拷打审问，但是，迟迟不移送法司，镇抚司大狱禁卫森严，水火不入，天气暑热，致使疫疠之气，充斥囹圄。”

锦衣卫指挥使骆思恭也上言道：

“按照以前的惯例，热审每年都要举行，时间一般会安排在小满之前。现在，已经有两年没有执行热审制度了。镇抚司大狱中关押人犯二百多位，他们关押日久，不予决断，很多人通过抛掷瓦片来声冤。”

顺便说说热审。

热审是中国古代为了疏通监狱的淤塞、减少疠疫的发生，在夏日实行的对罪犯予以减免或保释的制度。

《礼记·月令》曰：

“盂夏之月，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

明代的热审即依此而来。

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首出热审制度。开始时，热审仅决遣轻罪；等到后来，稍微宽松，流徒以下，均可命出狱听候。

为了清楚热审时令的详情，再说一下小满。

小满是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具体时间一般在公历每年的5月20日到22日之间，具体标准视太阳到达黄经60°时为准。

另外，镇抚司大狱中的状况，就连镇抚司的陆逵也向上汇报道：

“镇抚司大狱中的狱囚，对关押很是怨恨，为了表达不满与抗议，有人甚至持刀自断手指。”

（曾见新闻报道，韩国人为了表达对日本人的抗议，有持刀自断手指的举动。至此方知，大明王朝时，中国人早已开此先河了。能不能说，中国人也是有过骨气的呢？）

杨应文、骆思恭、陆逵的上疏，朝廷都未予处理回应。

但是，这个时候，天下告讦的恶风已经逐渐衰弱了，大臣被逮捕入罪者也相对较少了。到了万历末年的时候，即便是朝臣被逮押执系，处置也相对较为宽大。于是，锦衣卫大狱中羁押的官民也逐渐没有多少了。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时期（公元1620年～公元1627年），锦衣卫都指挥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是大太监魏忠贤的义子，他们的党羽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助之为恶，拷打折磨杨涟、左光斗等人（其刑讯之惨烈狠毒、泯灭人性，史料多有记载，此处不赘）。

当时，对于凡被认定有贪赃之罪的人的办理，还限定了审讯的期限，并按期限进行督责。规定期限内，受审者没有招供或承认，负责审讯的官校就要被处以杖责之刑。所以，官校们在审讯时，无所不用其极。一般规定的审讯期限是两天，两天之内，受审者没有缴纳足够的金银，就要在狱中接受全刑。

所谓全刑，就是木枷、镣铐、棍杖、拶[zǎn]指（用拶子套入手指，再用力紧收，是旧时的一种酷刑）、夹棍（用三根相连木棍夹挤受刑者足部，使之产生剧痛、流血洒地。）这五种刑具全部使用一遍。

刑讯过程，五毒俱下，受刑者无不血肉溃烂，呼喊叫号之声沸反盈天，他们痛苦难忍，辗转求死而不得。

在这种场景下，许显纯依然呼喝训斥，神情自若。对于入罪者的最终处理，许显纯都伺察魏忠贤的心意，进行决断。审讯时，魏忠贤所派遣的听案记录之人没有达到现场，许显纯从来都不敢开始审讯。

当时，有一天晚上，许显纯下令，让狱中关押之人分舍就宿。得到这个命令后，狱卒说道：

“今天晚上，肯定会有壁挺的人犯。”

所谓壁挺，是狱中的专用名词，也就是“死”。

次日，就有了杨涟死去的讯息。

左光斗等人，先后在狱中被锁住头颅后拉死。

那时，狱中每死去一个人，都会停尸很多天，然后才用芦席裹住，拖出牢房的大门。夏季天热，死者往往会腐烂生蛆，惨不可言。因为狱中的事件非常保密，所以，死者的家属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故去的具体时日。

明思宗朱由检缉拿诛灭魏忠贤一众党羽之后，那些被冤枉迫害致死者的子弟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叩首祭拜，书写祭文祭奠亲人。

此情此景，悲惨异常，朱由检听闻之后，都曾为之恻然。

自从大太监刘谨在明武宗时期（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创立了立枷的刑罚之后，锦衣卫大狱中就一直使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折磨入狱者。

所谓立枷，是一种刑具，又称为站笼；它前面长，后面短，长的一端触地。笼上有口卡住囚犯颈部，昼夜站立，直至死去；也有先在脚下垫物，套定卡住脖子后再撤出垫物，致囚犯悬空窒息而死。

明神宗时，御史朱应毂上疏，言及立枷之残酷，请求朝廷废除这一刑罚。

朝廷未予处理回应。

到了魏忠贤为虐，更是变本加厉，将立枷所用的刑枷改成大枷，越发泯灭人性。

此外，这一时期还创设了断脊、坠指、刺心等刑罚，真是惨无人道。

朱由检曾经问身边的人员道：

“立枷是做什么的？”

宦官王体乾（明熹宗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明思宗定魏忠贤逆案，被革职籍家。）回答说：

“立枷是用来惩处大奸大恶之徒的！”

朱由检听罢，神情严肃、面露不悦，说道：

“即便如此，使用立枷刑讯，还是让人觉得可怜！”

因为朱由检这么说，大约也是魏忠贤清楚其当时的处境，所以，他还是有所畏惧、有所收敛。

大明王朝东厂的祸害，到魏忠贤得势时，达到了极端。

但是，纵观有明一代，东厂与锦衣卫，几乎没有不相互牵连、相互勾结的时候。在处理刑狱时，判决的轻重，东厂常常能够从皇帝那里得到或显或隐的讯息，往往能够完全符合皇帝的心意。所以，在内廷，是没有任何牵绊的。至于外朝，如果朝官对相关刑狱案件进行扞格，那么锦衣卫就会出手，对朝官进行侦访缉拿。随后，所拿朝官被送入镇抚司北司，严刑拷打，秘密审问，最后，锻炼成狱，以确保相关刑狱的处理判决与内廷心思一致。如此这般处理之后，才会将刑狱移送法司。即便是东厂所获的案件，刑讯审问之后，也必然会移交镇抚司，再次进行刑讯审问，然后，移交刑部，拟定罪行。

东厂和锦衣卫，似乎没有势均力敌的时候，普通的状况是：

东厂权势较强的时候，锦衣卫就依附于东厂；东厂气焰稍弱的时候，锦衣卫就会凌驾于东厂之上。

明世宗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的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缉拿司礼太监李彬、东厂太监马广，发掘其阴事，李彬与马广皆被问罪至死。这是因为陆炳得了内阁首辅严嵩的心意，才成就的案件。由此可见，此时锦衣卫的威势稍在东厂之上。同时，也可看出，此时内阁大臣的权势稍重于宫内的中官。

等到后来，中官的地位日渐见重，内阁大臣的地位反倒在东厂宦官之下了。此时，锦衣卫指挥使没有不奔竞于东厂门下的，他们都甘愿做东厂的役隶。

锦衣卫官校的升任授职，一般有四个途径：一是勋卫，即建立功勋（多武职）功臣子弟；一是任子，即因父兄的功绩，得以保任授职；三是科目，即通过科举考试；四是功升，即在本卫就职期间因功授职。

明世宗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以前，朝中文官的子弟是不屑到锦衣卫去任职的。

明神宗万历初期，刘守有以名臣之子（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禁卫》载，刘守有乃明朝名臣、故大司马、谥庄襄、刘天和之孙。）的身份执掌锦衣卫。自此以后，朝臣子弟，都很乐意往锦衣卫任职。

当时，士大夫与这些人平日也有往还，所以，刑狱危急紧迫时，颇倚赖他们从中使力。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还有吴孟明，就是其中名声比较响亮的人物。

朱由检的疑心病很重，对群臣没有能放心的。

宦官王德华统领东厂，以残忍刻毒来辅佐朱由检。

其时，吴孟明掌锦衣卫大印，对于刑狱之事，他偶也也会轻纵、放舍，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还得观望东厂的意旨，不敢稍有违逆。

当日，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

那个时代，凡是缙绅之家，平日门下多少会有人来人往的踪迹，为了避嫌并免于祸患，这样的人家，都是很晚才起来开门，很早又快快把门关紧；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敢相聚议论或窃窃私语。锦衣卫旗军的校官在谁家走一遭，谁家就如同经历大盗抢掠一般。在厂卫官校的眼中，官员的家，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槖，所以，只要官员被盯上，官校入门之后，财产钱物，大家均分其利。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氛围下，那些图谋大明江山的组织和个人安排奸细潜入京师，打探消息虚实；那些佣夫贩子暗中接受准备倾覆大明社稷的起义团体差遣，私下活动。如此状况，即便民众觉察，为了不受牵连，也没有人会主动去向官家举发。

这种时局之下，即便是那些高门富户，想要安然度日、想要独善其身，都一刻也做不到。他们惶惶惊惧、畏缩不安，无有宁日。

那些狡黠奸诈之徒，乘着混乱，恣肆横行，四处请托，如有人稍微违逆其意愿，他们就会飞书诬陷，捏造罪名，寻章摘句、断词取义、以片言只字进行陷害。其结果，常常会株连至十数人入罪下狱、甚至死于非命

姜采、熊开元下狱之后，朱由检亲自指示，下谕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要求暗中将他们杀害。

（朱由检身为一国之君，不能光明正大，却在暗中做这些猥琐卑劣、让人不齿的小动作，真是小气小人，吊死煤山，不足以副其罪恶啊！）

骆养性得到朱由检的谕旨后，泄漏了上意，并且上言道：

“姜采、熊开元二位臣子，即使罪该至死，也应当将他们交付所在官司，令所司书写其罪，使天下清楚知道其获罪之因由。皇上如果暗中派臣将他们杀掉，天下民众、后世之人会说皇上是怎样的人主啊？”

关于此事，正好很多大臣都为姜采等人讲话求情，所以，姜采等人没有被立即处决，而是被长期拘系。

就这一件事情而言，骆养性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其他事情的处理时，骆养性肆虐也是非常多的。

锦衣卫的旧例，是有功行赏。这种有功行赏，只在缉拿图谋不轨者后才适用。到了后来，有功行赏，大都是假冒、滥充，根本就没有规范标准，所报的功绩，一百件中，没有一件是真实的。

厂卫横肆，官民困苦重重。对于官民困苦，无论如何上疏建言、无论如何请求申述，朝廷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对于厂卫上言请求，无论是多么的败坏法度、无论是多么地荒诞不经，皇帝都会立即采纳听从。

明穆宗（朱载垕）隆庆（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上疏，极言厂卫等的弊端，说是：

“负责抓捕的隶役，他们很容易逞势。而且，对于这些人的奖励升迁，都是以他们办理案件数量的多少、抓捕人数的众寡为标准。这些人，凭借可以逞凶的势焰、能够邀功的标准，冤枉诬陷他人，以获取自身的利益。基于此，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能做的。其间，有的强盗已经自首，可以免罪，他们故意让强盗多牵连无辜的平民进来，以增加入罪者的数量；他们搜刮人家的合法收入与财产，诬陷成盗贼赃物，还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伪证；他们暗地里伪造图书，携带在身上，并假造妖书批语，用妖言假印的律条来诬陷无辜；他们对于姓名相似的人，从不证实，就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他们抓到父亲，如果其诉说儿子孝顺，他们反会判其子忤逆之罪。所以，那些被侦缉查访的人家，俗语称之为“刬[chǎn]”。由此也可看出，其毒害之烈，是如何地触目惊心。因而，上请皇上，从今以后，必须制定制度，事关机密、案情重大、关系到国家宪令大典的案件，厂卫依照惯例，可以上奏请求皇上裁夺。至于那些案情与罪状尚不明晰，还没有经过审讯议定的案件，一定要等法司详细拟定判状之后，视案件的判决结果，再确定是否予缉事人员记功。此外，还需兵部、刑部全都查问明白之后，再行请旨升迁奖赏。虽然缉事人员抓捕了官民，但审理之后，确定没有犯罪的，就不得虚冒成案以求升赏。至于其它诉讼案件，厂卫缉事人员一概不得插手，以免侵犯法司的事权。如若所获案件无法成立，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人员将官民拷打成重伤，甚至死亡的，须允许法司参与调查治理。法司如果纵容隐瞒、曲意附和厂卫，则须听凭科道官参与查实验证。如此，就会使功劳与实际相符合，缉访也自然会做到合乎事实。那么，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的情况，就可以杜绝了。”

朱载垕并没有听用欧阳一敬的建言。

内廷的宦官与外朝的法司一同录囚（亦称虑囚。中国古代由皇帝或有关官吏讯察囚犯并决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明清时期，皇帝一般不再亲自录囚。），是从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开始的。当时，朱祁镇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的疑案，敕令宦官兴安一同参与。之后，周忱、郭瑾前往南京办案，朱祁镇也同样敕令宦官同往参与。这个时候，虽然朝廷还没有执行五年大审（是明朝的会审制度之一，即皇帝定期派出使者，代表皇帝重新审理在押囚犯的制度。）的制度，但是，京师与南京的内廷宦官已经得以参与三法司刑狱的审理了。

明代宗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朱祁钰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一同审录京师的刑狱。这一次，没有审理南京的刑狱，也是因为灾异而开创了先例。

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朱见深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司礼少监宋文毅分别参与京师和南京的会审。同时，朝廷还派恤刑使前往各地参与地方刑狱的审理，这一制度也就从此建立。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朱见深命太监怀恩会同法司录囚。其后，审录刑狱，必须在农历的丙岁、辛岁举行。

明孝宗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不再派内廷宦官参与外朝法司对案件的审理。

到了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因为给事中丘俊上疏，朱祐樘又派遣内官参与会审。

凡是有大的录审，内廷宦官会捧着皇帝的敕令前往，张黄盖于大理寺。其时，还要搭一个三尺高的法坛，内官中间就坐；三法司的朝官左右两边陪坐；御史、郎中以下的官员，只能捧着案牍，站在下面，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地听候吩咐，奔走效劳。三法司审查检阅已定的案子，案件量刑与原判有所出入、或者有所轻重，全都是按照内官的意思改易的，过程中，一点不敢违逆内官的意旨。

明宪宗成化时期，会审之中，有一个案件，是弟弟帮助兄长与人争斗，将人殴打致死。对于此案，太监黄赐想要按照最轻的处罚做减刑处理，但是，刑部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能减刑。于是，黄赐说道：

“同居一室，其中有人与别人争斗，其他人还都会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前去解救，更何况是亲兄长与人争斗呢！”

陆瑜等人不敢辩驳发难，结果，就歪曲法律，进行了判决。

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年）大审时，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建言而被久久拘押在狱中，群臣请求宽赦他，朱翊钧统统不予许可。此时，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刑部尚书之职，他联合都察院与大理寺的长官，出具书面意见，呈送到太监陈矩手上，请求他宽恕曹学程的罪过。随后会审，案子判定后，还一同署名上奏。接下来，陈矩又私下禀报朱翊钧，说是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应该怜念。于是，朱翊钧才有所松动，最终释放了曹学程。这算是一件美事，同时，也可以看出，太监的权力之重，达到了如何的程度。

锦衣卫都指挥使也可以参与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刑狱审理，另外，还可以参与秋后承天门内外的案件会审；但是，不参与大审。

每年处决死刑犯人后，相关部门都会用图文将每个已行刑囚犯的画像及罪状，张榜公布在锦衣卫官署的外墙上，让民众观看省思。

那些奉诏参加审录的内廷宦官，他们死了以后，可以在其墓寝之中图写壁画，壁画的内容，是该太监坐北朝南，他的身旁，是司法堂的上官，还有御史、刑部郎中等领着囚犯鞠躬听命的状况，把这作为一种荣耀，以昭示后世。

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皇帝敕令内廷宦官监斩强盗宋全。

明世宗嘉靖中，宦官犯法，朱厚熜诏令，对其免于逮捕审讯，只是下交司礼监处理。

为此，刑部尚书林俊上言道：

“内廷外朝，原本是一体的，宫中有宦官犯法，就应该下交司法审理，以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不应当把宦官犯法的事情交司礼监，而废弃了祖宗的制度。”

朱厚熜未予采纳。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制度，宦官是不得识字、不得干预政务的，他们的职事，不过就是充任宫中的扫除之役而已。

洪武末年时，朱元璋曾焚烧了锦衣卫大狱的刑具，还曾下诏申明，大概是要昭示天下与后世，永不再用锦衣卫大狱。

然而，明成祖朱棣出于种种私欲戒备与暗黑心理，违反了他老子不再用锦衣卫大狱的规定，结果，给其子孙留下很大的祸患，残害了很多天下的忠贞良善，直至江山社稷被满清占领。君子为之痛惜，呜呼！

（本篇结束）

⑵ 明初的空印案，为什么朱元璋明知道有人冤枉也要处罚上千人

空印案与郭桓案中遭牵连诛杀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提到"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所以一般皆认为应有七至八万人被杀。然而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

⑶ 【原创】大明王朝自创刑法之东厂与西厂

《明史》卷九十五《志第七十一•刑法三》指出：

东厂的设立，是从明成祖朱棣开始的。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锦衣卫大狱，明太祖朱元璋时，就曾经使用过。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锦衣卫大狱被朱元璋禁止了。

重新启用锦衣卫大狱，也是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开始的。

姑且不说别的，仅就朱棣设立东厂、复用锦衣卫大狱二事，就可以简单看出朱棣的一些端倪。这些端倪，不需要用史迹一一来证明，仅凭简单分析，就可以得出：

一、朱棣虽然做了皇帝，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他的帝位都是从自己的侄子手中抢夺过来的。在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观念中，这种抢夺，既不具备正当性，也是不光彩的。即便是朱棣可以把江山坐得风生水起，但是，因为程序的不合规、不合制，就是他人不说，朱棣自己内里多少也还是会不安、多少也还是会心虚的。

二、朱棣当了皇帝之后，无论他做什么，大家都会记着，他的江山是从侄子手里抢来的，在君臣父子伦理的社会中，这种道德的恶是无法洗刷的。所以，那些维护程序与制度者，永远都视朱棣为盗贼。另一方面，朱棣可以抢别人的位子，别人也就可以依样画瓢，抢夺朱棣的位子，这是朱棣内心会担忧思虑的。

三、统治之中夹杂了程序不正当、破坏共识、践踏制度的行为之后，掌权者往往会寝食难安。寝食难安之后，就会采用极端、集权、黑暗、卑劣的手段与措施，对其心中猜疑的各种风声烛影的行为、事件进行压制。朱棣设立东厂、复用锦衣卫大狱，其间，就有如此这般的因素在。

四、在靖难之前，无论朱棣的处境是多么地艰难，是多么地让人同情；靖难之后，那些始终维护朱元璋、朱允炆（建文帝）的朝臣与子民，都会认为，朱棣就是私欲、就是夺权、就是狼子野心。这种对朱棣的印象，在靖难之后，是永远都很难改变的。

设立东厂、复用锦衣卫大狱，并不是两个单独的事件。其实，在朱棣的掌控之中，东厂与锦衣卫是相倚并存的。故而，在说到这二者时，还常常并称为“厂卫”。

起初，朱棣打算在北平起事的时候，为了刺探宫中（南京）的事情，他就想办法把建文帝的左右收买，作为自己的耳目。

有此背景，在朱棣即位以后，他就专门倚赖宦官。

当时，东厂就设立在东安门北（时在南京），任命宠爱的小人指挥监督。东厂的主要作用和职责，是暗中搜寻查访图谋叛逆、妖言惑众（所谓煽动舆论）的所谓大奸大恶。

这个时候，锦衣卫还没有那么强势。

东厂与锦衣卫均权分势，已经是迁都北平以后的事了。

但是，迁都之前，在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门达等人大为幸进、先后执掌锦衣卫的时候，东厂的权势已经稍逊予锦衣卫了。

说到纪纲、门达，可参见《明史》。

《明史》卷三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传》首列纪纲、门达二人。

这里，就将纪纲其人其事，按照明史《纪纲传》，做一详细的叙述：

纪纲，临邑人（今属山东德州），曾为诸生，也算是读书人了。

燕王朱棣起兵夺权的时候，兵过临邑，纪纲在朱棣的马前叩头，请求为其效力。朱棣与纪纲谈话之后，很是喜欢他，便收纳了他。

纪纲擅长骑马射箭，其为人谄媚逢迎、诡诈狡黠、善于挖掘钩探他人的内心意图与思想动向。

朱棣非常宠幸纪纲，等到即位之后，他便擢升纪纲为锦衣卫指挥使，命其掌管亲军、统理诏狱。

所谓诏狱，主要指九卿、郡守一级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方能系狱的案子，也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刑狱。诏狱之意，即为此刑狱之案犯，均由皇帝亲自下诏定罪。

朱棣登基后，都御史陈瑛诛灭建文帝时期的忠臣数十族，亲属牵连被杀者达数万人。

有此先例，纪纲便深知朱棣的用心。于是，他广布校尉，每天刺探臣民阴事，汇报给皇上。朱棣将一切事件全权交付纪纲处理，纪纲便对相关人等痛加诬陷和诋毁。

朱棣认为纪纲忠诚，视其为自己的肺腑，提升他为都指挥佥事，仍执掌锦衣卫。

纪纲任用指挥庄敬、袁江，千户王谦、李春等人为其羽翼，诬陷并逮捕浙江都察使周新，致其死命。

皇上看不顺眼、或者痛恨的宦官与武臣，全都交由纪纲定其罪行。纪纲常将这些人带到家中，先安排他们洗沐，又招待他们饮食，还会假惺惺对他们说：见到皇上，我一定会请求他宽宥你们的过失。等到将这些人的金银财帛诱取净尽后，纪纲就会立刻把他们押到闹市诛杀。

纪纲多次指使家人伪造诏书，带去各地盐场，前后勒取食盐四百余万斤。返回时，还再称有诏，又夺用官船二十艘、牛车四百辆，载盐入其私宅，不予运费报酬。

纪纲曾陷害大商数十家，榨尽他们的资财后，才肯罢休。

诈取交趾使者的珍奇；侵夺官民的田宅；皆是纪纲的作为。

抄没原晋王、吴王的家时，纪纲曾私下隐匿并吞没金银财宝无数。抄没时，得到王的冠服，纪纲还自己穿戴，并置酒高坐，命优童奏乐，向其敬酒，欢呼万岁。

纪纲曾想买一位女道士做小妾，不想，那位女道士被都督薛禄先弄去了。后来，纪纲在大内碰到薛禄，就殴打薛禄，薛禄的头被打裂，几乎致死。

因都指挥哑失帖木不给自己让道，纪纲愤怒痛恨，他便诬陷哑失帖木冒功领赏，后将其捶打而死。

纪纲还阉割良家子弟数百人，充当自己的左右侍从。

皇上下诏选妃嫔，察看考核通过后，命令她们暂时出宫，等到了年龄之后，再行送入宫中。其间，纪纲却将其中最优秀的入选人员纳为自己的小妾。

原吴中大富豪沈万三，明太祖洪武年间被抄没，但是，抄没时遗漏的资财还很多。沈万山的儿子沈文度匍伏拜见纪纲，向其进献黄金和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希望能成为纪纲的门下，以便岁时供奉。纪纲就令沈文度为自己求索吴中美女。此后，沈文度还倚仗纪纲的权势，搜刮民财民物，并与纪纲五五分赃。

纪纲蓄养众多的亡命之徒，私下制造的刀甲弓弩数以万计。

端午节时，皇上去射柳，纪纲嘱咐镇抚使庞瑛说：

“我故意射不中，你去折下柳枝。鼓噪说是射中了，试一试众人的心意如何。”

庞瑛照纪纲的话去做，竟然没有人敢出来纠正。

于是，纪刚高兴地说：

“已没有什么能难住我了。”

于是，纪纲便开始图谋不轨。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七月，仇恨纪纲的内侍揭发了他的罪状。皇上命给事中、御史在朝堂之上弹劾纪纲。随后，将纪纲交由都察院审理治罪。按查之后，纪纲确有举报弹劾的那些罪状。定案后，即日将纪纲押到闹市，施以磔刑（即凌迟处死：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纪纲的家属，不分老少全部遣去戍边；并开列纪纲的罪状，颁示天下。纪纲的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庞瑛等人，或诛杀或发遣边地，处罚不等。

这是很完整，也很典型的锦衣卫指挥使（明代特务头子）的事迹与人生，其间字里文外的种种意涵，无须赘述，读罢皆可了然于心。

门达，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年间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他性格机警沉鸷，夺门之变中有功，后掌锦衣卫，所为之事，与纪纲相类。终被逮捕治罪，判处斩刑，关进狱中。明宪宗（朱见深）宽恕其罪，发其往广西南丹卫充军，死于其地。

到了明宪宗时期，东厂由宦官尚铭掌领。

或嫌东厂处事不足，朱见深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另外设立西厂，以监听打探事情，并命令宦官汪直督管。汪直所率西厂的随从卫队人数，是东厂的一倍。

西厂侦查打探的范围，从明朝的京师遍及天下各处，四面八方，无所不及，即便是王府，也不能豁免。

西厂设立之后，在汪直的统领下，数兴大狱，权焰超出东厂之上。很快，西厂就被大学士商辂、万安、刘珝、刘吉劾奏；之后，大臣跟进上疏，劾奏西厂。为此，朱见深虽然愤怒，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罢止了西厂。

没过多久，本是奸佞之徒、九年秩满仍不得升迁的御史戴缙，暗窥皇帝意旨，盛称汪直功勋卓著。

于是，朱见深又下诏，复开西厂。

汪直前后掌领西厂六年，被冤死者接连不断。

这一时期，西厂的权势，也远在锦衣卫之上。

正赶上汪直多次外出边地监军，大学士万安就向朱见深上疏，大体说是：

太宗（明成祖朱棣）兴建北京，虽已命锦衣卫缉查侦访隐匿之情，但仍然担心外官徇情枉法，所以，又设立了东厂，让内臣（宦官）提督。东厂设立至今，行之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其行事大都有一定的规制。之前，因为妖狐夜间出没，致使人心惶恐，圣上忧虑，才添设了西厂，特命汪直掌领，以备不虞。西厂之设，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是为了慰安人心。现在，汪直镇守大同，京中官民众口一词，都认为应当革除西厂，希望圣上恩准，革罢西厂，西厂官校，安排各回原锦衣卫处。

朱见深同意。

此后，西厂的事务，全都归东厂，由宦官尚铭专掌其事。没多久，尚铭也被罢黜了。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员外郎张伦曾上请废除东厂，朝廷未予回复处理。

明孝宗比较仁厚，所以，东厂与锦衣卫不敢恣肆横行，掌管东厂的罗祥、杨鹏，仅仅奉职而已。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宦官刘谨谗毁东厂太监王岳，王岳被杀，东厂遂由“八虎”之一的宦官丘聚执掌。

接着，朱厚照又恢复设立西厂，任命“八虎”之一的宦官谷大用领衔。

丘聚、谷大用都是刘谨的同党。

所谓“八虎”，即刘谨、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位宦官。

此次东厂、西厂同时并存之后，就互相竞争，刺探搜事，派出的逻卒，遍布四方。

南康（今属江西赣州）吴登显等以竞渡龙州戏乐，竟然被杀死抄家。

远州僻壤的士民，看见鲜衣怒马、操京师言语者，避之唯恐不及。

官员闻风，秘密对其进行贿赂。

在这种情势氛围之下，无赖泼皮乘机为奸，天下人皆重足而立，不敢迈步，暗里恐惧愤恨而已。

此时，锦衣卫指挥使石文义也是刘谨的至交故旧。

所以，这一时期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全都在刘谨的掌控之中，厂卫的权势也有合一之势。

此外，刘瑾又改惜薪司的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的旧仓地为内办事厂，亲自统领。京师称此为内行厂，即便是东厂、西厂也全在内行厂的伺察范围之中，这就更加酷烈了。

并且，自此创立成例：

凡被侦查入罪者，罪无轻重，全都施以杖刑，永远戍边；或者枷项发遣。刑枷重达一百五十斤，没几天，入罪者便会被折磨致死。

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等人全不能幸免，被迫害濒死，然后谪戍边地。

御史柴文显、汪澄因为微罪，甚至被凌迟处死。

官吏军民非法而被迫害致死者数千人。

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刘谨被判凌迟处死。八月，刘瑾被施行凌迟，刑3357刀，分三天完刑。

随后，西厂、内行厂全都革除，只有东厂仍然留存如故，并由张锐统领。

张锐与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共同以缉事为由，恣肆罗织，厂卫之称由此而名声大振。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东厂由宦官芮景贤执掌，他任用千户陶淳，做了很多诬陷谗害的事情。

给事中刘最上章劾奏，被贬谪为广德（今属安徽宣城）州判；御史黄德用奉命出使；其间，他们碰巧遇到一位叫颜如环的人同行。颜如环用黄色包袱包裹行装。芮景贤立即上奏，这些人全部被逮押下狱，刘最等定罪编戍，各有差别。给事中刘济上疏，言道：

“刘最的罪刑还不至于戍边。况且，他被缉拿执押于宦寺之门，锻炼敲打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官所降之旨，如此，如何向天下公示？”

刘济上疏之后，朝廷没有予以处理。

这一时期，全部罢除了天下的镇守太监。但是，守旧顽固的大臣仍然拘泥于旧有的惯例，说是东厂乃祖宗所设，是不可以废除的。这些人哪里知道，东厂的设立，并不是明太祖的定制。

不过，朱厚熜驾驭中官严格，宦官都不敢太过恣肆。

这个时候，东厂宦官的权势远不及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的权势。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太监兼管东厂。

此时，冯保在东上北门之北建厂，称之为内厂；称初建者为外厂。

冯保与张居正兴起王大臣之狱，意欲除掉高拱全族。锦衣卫指挥使朱希孝极力加持，高拱才得以无罪。

由此可见，此时的锦衣卫并不大附会东厂。

万历中叶以后，朝廷的矿监税使常常外出为害，而东厂的主事宦官张诚、孙暹、陈矩等，都较为恬静。其中，陈矩曾主持审理妖书案件，其间，他并未株连滥杀，时人还颇为称许。

这个时候，皇帝也无意刻核，所以，动用刑罚较为稀少，以至东厂、锦衣卫的大狱之中都长出青草来。

等到了明熹宗（朱由校）天启时，魏忠贤以秉笔太监统领东厂，任用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徒，专以苛酷残虐钳制中外，至此，东厂、锦衣卫的毒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关于这一时期厂卫的残毒，此处不赘。

下面，简单说说东厂的专称词汇、组织方式、行事过程及相关后续情况等。

凡是中官（太监）执掌司礼监大印者，其属下称之为“宗主”；中官统领东厂者，其属下称之为“督主”。

东厂的下属没有专任官员，其所属的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也被称之为“贴刑”。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

东厂的隶役，全都是从锦衣卫那里提调借取的，以那些最轻黠獧巧者拨充。

役长称之为“档头”，他们所戴帽子上面尖锐，穿着青素[衤旋]褶，腰系小绦，足蹬白皮靴，专门负责侦伺探察。

档头手下有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之中的亡命之徒，骗财之贼、挟仇之盗，都把干事看作是自己窟穴。

干事发现一件阴事，会通过组织秘密告知档头，档头视事件大小，先给干事一定数量的钱财。

干事所告之事称之为“起数”。

付给干事之钱财称之为“买起数”。

接到告发事件之后，档头会帅领番子前往犯事的人家。去到人家之后，左右而坐，称之为“打桩”。

随即，番子会突入执押审讯被告发者。

没有左证符牒，贿赂其一定数量的钱财之后，他们会径自离去。

其间，若少不如意，就会棍棒刑杖相加，称之为“乾（同干）醡酒”，也称作“搬罾儿”。所施的刑法，比官刑要痛楚十倍。

处置过程中，他们还会授意被告发者，使其牵连攀扯出有力人士，这样，有力人士如果给他们足够的金银，那么，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如果吝惜钱财，不能满足他们，或者，所给的钱财数量不够，那么，他们就会马上汇报给皇上，被告发者就会被下入镇抚司的大狱。入了镇抚司的大狱，立死无疑。

农历每月的初一，东厂的隶役数百人，在庭中抽签，然后，按照所抽中的签，分散到不同的官府，挖掘侦探阴事。

他们监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称之为“听记”。

他们在其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称之为“坐记”。

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捉了某奸，胥吏书写告知坐记者、上呈东西厂称之为 “打事件”。

需要打事件，就到东华门，即使夤夜时分，也要投进门隙以送入，即刻屏退左右呈达皇帝。

故而，事无大小，皇帝全都得听闻。

当时，一些人家里米盐猥琐之事，都会被告入，在宫中或传为笑谑之料。

此时，上下惴惴不安，没有不畏惧打事件者。

锦衣卫的行事方法也和东厂、西厂相似。但是，锦衣卫的接到的事件，必须具疏上呈，才能达到皇帝处。因而，锦衣卫的权势远不及东西厂。

据说，曾经有四个人夜间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酒酣，遂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人不敢出声。那人还没骂完，番子就逮押四人到魏忠贤处，马上凌迟处死谩骂者，而以钱财慰劳另外三人。三人吓得魂飞魄丧，动都不敢动。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之后，魏忠贤伏诛。

随后，宦官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统领东厂，大明王朝的告密之风，未曾稍息。

王之心、曹化淳因缉奸叙功，还荫护其弟侄等人做了锦衣卫百户。

王德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侦探阁臣薛国观的阴事，致薛国观死。

此时，锦衣卫指挥使震慑于东厂威势已久，大抵都是俯首摇尾，为其所用。

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御史杨仁愿上疏言道：

“高皇帝（指朱元璋）设立官制，并没有所谓的缉事衙门。臣下如有不法，则由言官直接纠责，并无暗地告诘之事。后来，为了肃清辇毂，才建立东厂。臣待罪南城时，所阅览的词讼，多是因“假番”而进行诉冤。所谓‘假番’，即假称东厂。假称东厂，就可以为害如此、造成冤狱，更何况是真正的东厂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全都是由长期累积的威势所造成的。所谓长期累积的威势，就是东厂考核奖励提拔的办法，是以上报事件的数量多寡为标准。为了获赏升进，番役门就常常悬赏高价来买取事件。为了钱财，受买者以至于诱人做奸盗之事，然后再出卖被引诱者，番役不问其人所自何来、消息所来何自，而引诱者收钱之后，坦然离去。另外，还有怀挟私忿者自首告发，诬陷仇视者以重罪，一般而言，怀挟私忿者没有不得逞其志的。伏愿皇上放宽对东厂办理事件数量的苛求，这样，东厂番役为奖赏提拔而追求事件数量的情况就会趋缓，趋缓之后，买事件与卖事件者均可止息，这样，长期累积的威势或可稍轻。”

后来，杨仁愿又切言，锦衣卫校尉不应当由东厂派遣。

朱由检为此谕示东厂，要求东厂所缉案件，仅限谋逆乱伦，其他作奸犯科的事，自可由有司处置，不宜缉办，并且对在东厂任事的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申诫。

但是，朱由检后来更加倚恃东厂、锦衣卫，直至明朝亡国才停止。

（本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