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媒体关系

❶ 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逻辑关系

一、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舆论监督有利于司法公正，舆论监督就像一面镜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时刻警醒他们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维护司法公正，并且我国对于舆论监督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2009年12月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一）舆论监督有利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司法腐败是维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第一条指出:“在权利面前，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们倾向于安全，有序，可预见的世界，不希望出于混乱，难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适应中，由于权势，金钱的影响，导致一方受到偏袒，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无序的状态。”人们对于自己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所以人们渴望在后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舆论监督，司法活动就被置于公众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摆脱了由于金钱和权势带来的不公，为司法审判涂上了一层防腐剂，从而有利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现。

（二）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舆论不仅对社会、对群众起着特殊的监督作用，它对于党、对于政府、对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起着监督作用……经过这样经常的舆论监督，这类行为将会大大减少。例如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以及各地方卫视的法制节目在司法公开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农民时建峰伪造军车牌照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案，电视台对其庭审进行了现场直播。类似的舆论监督使得案件在公开、公平、公正环境中的解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此外，舆论监督是的广大的普通的民众参与到案件的评论中来，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监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专断以及冤假错案的出现。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于案件的持续跟踪报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识以及警示社会大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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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如何看待网络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

扩大司法审判工作的透明度，主动接受网络舆论的监督。法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并携孙”即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而且还应当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网络受众之所以容易对刑事审判过程及判决结果产生各种怀疑。

很多时候源于信息的不通畅，来自主流媒体的正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传播。而个别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网民容易在网络上发布各种隐简不实的暗示性信息，诱导不明真相的受众做出“理所当然”的推测。而网络传播又具有极大的便捷性，使得这些不是言论和主观推测迅速占领网络各个版面。

传达到更大范围的受众。最后导致法院“有口莫辩”的被动境地。主动增强司法透明度，及时把真实信息传播到普通受众，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的流言的产生和传播。公开审判、公开判决、在网络上公布判决书的行为无形中抢先占领了网络舆论的制高点，取得了主动地位。

(2)司法与媒体关系扩展阅读：

司法公正和言论自由都我们社会珍视的价值，网络的出现，给广大民众提供了可以自由表达的机会，大大增强了民主监督的力量，这对促进刑事司法走向民主化无疑有重大意义。然而刑事司法这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需要不受外界干预的独立裁判环境。

这就要求我们主动接受舆论监督时还需要警惕“网络舆论审判”。在网络舆论的快速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理性的思考，积极寻求适当渠道发挥网络舆论绝链应有的监督作用，同时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对刑事司法活动的负面影响。

❸ 法理学,如何处理好司法和传媒的关系

大家都很熟悉一个传统的观点，那就是司法机关不应受传媒的不当影响，包括不应该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要求传媒相对于司法案件，应该保持神圣态度，不得预先做出不客观的报道或者有偏向的评价、评论。
对传统媒体来说，要做到上面的要求是比较容易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网络突然放大了传媒，超出了传统传媒的功能，变成了一种几乎难以约束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是野性的，它可能对司法造成一定的冲击。曾几何时，人们惊呼要戒备媒体审判，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当今网络世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论坛上还潜伏者所谓的五毛党，据说它还扩建成水军。还有一些论坛上砖头横飞，理性的公共论坛远未建成。
如果要绝对隔绝网络舆论对司法判决的影响，除了要求法官自身对网络舆论闭目塞听、充耳不闻之外，几乎别无他图。而问题在于，让法官做互联网时代的鸵鸟，成为网络世界的绝缘体，这样真的是正确的吗？如果我们的司法在互联网时代还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容易迷失在网络舆论的导向之中；法官们也是那么敏感，那么容易被滔滔人言所裹胁，我们本来就很难期待有什么法官的自由心证，有什么司法审判权的独立。
如果司法有足够健全的制度，法官也培养出了一种足够理性的定力，那么，大可不必避讳网络世界，完全可以出入于网络的大学堂，向网络学习，顺便了解一下网络当中所渗透的国情民意。
之所以提出司法向网络学习，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在当今中国网络也同时具有某种权力救济的功能。比如许多根据法律被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的案件，甚至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的案件，正是通过网络而成为公共事件，并得益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最终得到解决。

❹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媒体自身活力的增强，审判公开原则的逐步落实以及司法腐败现象的较为严重，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也日益显得复杂化。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对有些涉及权力部门或地方豪强的个案的监督有助于司法权的公正行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的不公,但同时因我国的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尚处在一个较为无序的情况下，更引人注目的却是这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回过头来我们也必须看到，媒体与司法的终极关怀近乎于一致，都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都致力与我国的法治建设。那么如何让这两大社会力量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对中国这样一个法治建设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面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显得相当重要。为此，当前媒体与司法界之间积极的关系要继续保持，不合理的方面要努力克服，同时无论是媒体界还是司法界都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这方面的宝贵经验，从而为我所用，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媒体与司法的相互关系涉及到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价值：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实践多称之为媒体监督与独立审判。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冲突和过分亲合的一面，笔者讨论的主要是对立冲突和过分亲合的一面，论述其产生的原因及一些具体的表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以及两者达到和谐统一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应该说传媒和司法、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关系问题虽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恒久性问题，但在中国，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并为人们所关注。他们既有冲突，又有内在的一致性。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也没有绝对的司法独立，平衡二者的关系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只有使之达到良性互动，才能更好的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
媒体与司法各自的定义与定位
我们在讨论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时，必然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两种基本的价值，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称之为媒体的新闻自由和法官的公平审判，从当今中国实践看，人们更习惯的是媒体监督和独立审判的提法。那么媒体和司法是怎么定义的又是如何定位的呢？
媒体一词是英文medium的中文翻译，它具有媒体、工具等意思，作为专有名词，它最早用于传播学领域，特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工具，又称“传媒”即“传播媒介”。新闻媒体的功能主要有三项，一是宣传功能；二是引导功能；三是监督功能。我们在讨论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时可以看到使两者产生联系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监督功能。
新闻自由在我国虽未见诸于宪法文字，但它以表达自由为根据，并且应该是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而媒体的舆论监督是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发生作用的客观结果。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媒体对司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舆论监督来实现的。
公平审判是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其基本含义是法官在做出裁判（如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时，应该处于公正无偏的立场，不应受到法庭外的力量、信息或在审判中未予承认的依据影响。在司法方面，中国宪法规定的是独立审判，即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公平审判的目的，在民主法治的国家，公平审判是法官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所在，是法官必然的价值追求。
两者内在的一致性
（一）两者价值追求的统一性
司法与媒体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司法通过依靠公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体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于司法与媒体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二）司法需要传媒介入
首先，从制度设计考虑，媒体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这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权者进行权权交易，就会出现“官官相护”的局面，人民只能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为此，还需要依赖另一种监督模式，即广泛的公开的社会舆论监督，借此寻找一种终极控制权。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由于有它的介入，会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对舆论监督的作用等闲视之，再跋扈的当权者也要对媒体监督畏忌三分。
其次，作为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审判公开的一项应有之义就是允许媒体进行报道。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判断和裁决的运作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同时，公允的报道必将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从而实现公正。
再次，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责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现的。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极有可能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
由此可见，就对司法活动本身的作用看，媒体介入的价值应当是以外在的力量帮助和促进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这与司法机关遵循自身的程序规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归。
两者过分亲合的一面
在我国，法院除了具有国家司法机关的一般属性外，还要接受党的领导，它的审判活动不仅要符合国家法律，还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也是我国法院与西方宪政国家法院的本质性区别。作为党的"喉舌"，新闻媒体在接受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方面与法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宣传和报道法院的工作，共同树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也就成为新闻媒体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加上法律事件本身又是现今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法院无疑可以成为这类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且能够给予司法上的权威说词，使这类新闻报道以及相关栏(节)目更具有专业性。因此，现今一些传媒十分热衷于为法院开辟专栏、专版，也乐意派出编辑、记者登门为法院采写宣传稿件或采编宣传节目。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愿意作这方面的投资，因为能在新闻媒体上以良好形象频频出现，对摘取各项荣誉桂冠实在是大有好处。这样一种亲合关系，不排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宣传法律、树立司法形象、营造法制环境。但从严格意义上讲，由于双方都不同程度违背了各自"天然的"职业守则而致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实际已不稳。客观真实是新闻媒体的生命，但处在一种亲合关系中，新闻媒体往往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对法院提供的稿件和新闻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尤其对各种数据，基本都是按法院提供的照登，不加审核，有时为了突出宣传力度，甚至还帮助弄虚作假，刻意拔高。坦率地说，靠做书面文章获得的"美誉度"助长了一些法院的投机意识，也助长了一些法院急功近利的浮夸风。这时的新闻媒体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充当了法院宣传部门的"喉舌"。
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冲突
在当代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很大。传媒代表着某种较高权威的令受监督者不可忽视的信号。因此，传媒监督也很容易变为一种权力干预，一种破坏司法独立的力量。
（一）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不平衡性
在我国，媒体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重要的“宣传工具”，媒体的根本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因此，这种官方与半官方性赋予了媒体以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受政治环境影响大，在必须严格贯彻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同时又依托强大的政治权威为后盾，具有了解决纠纷的能力，影响力大。这样一来，一些即将进入司法程序或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未决案件，经其具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后，就已为最终审判结果定下了基调。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成功”大多不是媒体报道而自动实现的，而是因为媒体报道后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作了批示后才实现的，所以，这种所谓的监督，与其说是媒体监督的结果，不如说是领导干预的结果，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力的侵犯，是人治权威对司法独立的法治原则的践踏。
（二）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
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腐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司法权力也不例外。运用得当的媒体监督对实现社会公正，推进民主进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从而干扰了司法公正。具体来说，中国传媒监督司法的弊端有如下几个表现：第一，即前面所论述的我国媒体的官方色彩所带来的领导“批示”的介入会直接间接地对司法官员施加某种压力，这就难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实际裁决者的不适格，从而导致理性化司法过程的缺失。长期以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使得我国司法不独立，法院不得不屈从权势，而法院的这种妥协势必造成民众的不满，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第二，能够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问题。如果过分的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有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的危险。第三，由于新闻是“自由”的和“无限”的，使它的触角伸得的很长，并且由于媒体的影响和渗透无所不在，而法官本应是冷静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媒体传播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事实，即使是客观的，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事实都可能对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更何况凡是诉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媒体所具有的主观的、激情的和煽动的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的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第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媒体往往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而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媒体人员就“哗众取宠”地进行报道，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
以上这些原因成为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道路的挡路石，导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混乱，从而做出了事实上的“媒体审判。”
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合理构建
在中国社会，媒体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所以，我们应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从而实现司法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对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良好的新闻舆论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监督职能的前提。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拓展媒体监督司法的行为空间。媒体作为一种舆论的承载工具，它代表的应是大众的观点与意见，是相对独立的，不应成为任何其他的附属。中国媒体既要担负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又要担负着舆论监督的使命，目前应逐步放开对后一使命的种种限制，扩大媒体的行为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使媒体有多元体系。例如：要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大力发展广播电视，网络传媒等多种传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一切腐败现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而是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第二，完善和落实审判公开制度。我国司法过程的封闭性过强，司法专横现象导致了对传媒权益的漠视。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传媒的信息源，限制了传媒对司法的渗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机构往往还特别排拒传媒的介入，以技术化的理由挡御传媒对司法过程具体状况的了解。所以，应该完善和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具体措施如下：（1）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准予媒体采访报道；（2）司法机构通过新闻发言制度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活的常规渠道；（3）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件均应允许媒体机构查阅；（4）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5）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
第三，新闻单位应配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同时还应该提高记者等媒体人员的法律素质，以免对司法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经过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或者说高素质的记者群对即将刊发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在美国和法国都设有类似的专门人员或专门制度。
第四，保证媒体正当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受限制或追究，给媒体监督营造宽松的言论环境。我们在处理新闻侵权案件时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坚持以下几条原则：其一，把能够提起名誉权诉讼的主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公民，另一类是国家公务员和其他公众人物，对后者的起诉权加以严格限制，除非原告能够证明媒体报道有明显实际的恶意和捏造事实的行为否则将不可能获得法律救济。其二，在处理名誉权纠纷时，无论起诉者是普通人，还是公务员或公众人物，都不能要求媒体新报道的所有细节完全真实，媒体只要做到基本情况真实就属于正当履行职责。
（二）新闻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
新闻自由权和其他权力一样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滥用，超过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因此对媒体监督这把“双刃剑”应当给其划定一个合理的界限，使之在这个限度内发挥其作用。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何阶段，新闻媒体都可以对案件进行报道，但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得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
第二，传媒对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问题实质。应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媒体报道应注意给各方当事人同样的机会与条件，同样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颇。对于案件审判中运用法律、法规有不同的理解时，不要轻率发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性意见，可先在内部提出，待达成共识后于适当的时间予以发表。
第三，不得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否则，依法追究直接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传媒监督应尽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公民有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个人秘密的权利。即使有些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没有侵犯他人权利，传媒没有必要干预公民的私生活。
现阶段，要处理好新闻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除了上述几点注意事项的要求以外，还要强化职业道德要求，加强管理，廉洁自律，杜绝对司法机关提供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尤其要防止媒体成为司法机关自我宣传的“扩音器”。而法院可以制定新闻媒体合理运作的内部规则，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等等，这样一来为法院审判提供了方便，也为媒体的合理介入提供了规范性限制，使之有章可循。
解决媒体与司法冲突的域外经验的借鉴与具体措施
应该说传媒和司法、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关系问题虽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恒久性问题，但在中国，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并为人们所关注。因此，从制度原理上探求解决冲突的实际可行的标准，有必要借“他山之石”，吸取法治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实践的经验。在这方面，美国有长久的制度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适当地借鉴美国的做法，具体措施如下：
（一）基于固有层面的原因而导致的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需要着重考虑和权衡解决的。媒体与司法出现的冲突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媒体依靠宪法赋予的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进行报道，而司法背后的力量是落实公民获得公正审判的需要，两者矛盾冲突实质上是两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在制度运作中保持合理的张力，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度。例如，在美国，为协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美国司法界鼓励媒体在自愿的基础上，与法庭和律师签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确定采访和报道刑事案件的准则。通过协议，媒体既可以在获取报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又可以尽量避免因不当报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基于人为层面的因素而导致的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冲突，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正视并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的。尽管任何制度运作都难免受到人为干扰，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之间的潜在冲突，应该说大量地是可以通过媒体、司法等方面的自我约束和一般常识来避免的。具体来说，可通过对媒体进行事先约束以及诉诸司法程序两种方式来解决：其一，诸如美国，为了防止媒体发表可能极大影响诉讼进程和结局的信息，法院可以附条件的签署“司法限制言论令” ；其二，就是通过程序方法来保证媒介和公众不干预审判。这些方法包括：（1）延期审理，直到媒体偏见的危险消除后再行审理。（2）或者通过变更管辖的方法将案件移送到其他地方的法院审理。通过易地审判以消弭传媒的不当影响是美国通行的做法。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被告离开媒体，离开舆论渲染的案发地，以便被告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审判。我国的刑事诉讼亦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3）如果以上各种方法仍不能消除新闻媒体对合议庭成员的影响，法院可以决定对他们实行封闭隔离，直到案件审结为止。比如在美国，对于一些特别重大的案件，法官可以决定隔离陪审员。对一些影响很大且可能被媒体大肆炒作的案件，为保障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我国也可以适当借鉴美国封闭隔离的做法，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理。
（三）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造成了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结果，那么，即应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变更。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生效判决的再审程序，故司法实践中对确有证据证明媒体的审前报道可能对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判决结果的，可以启动再审程序重新进行审理。

注释：
1、赵中颉 ：《法制新闻与新闻法制》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2、宋克明 ：《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年3月版
3、俞燕敏等：《无冕之王与金钱——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0年版
4、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从制度原理分析》，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5、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6、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❺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1、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积极影响
（1）监督司法运行，预防司法腐败：网络舆论影响的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很多腐败案件往往都在媒体的曝光下进入民众视野，经过网络舆论传播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从而起到打击犯罪腐败的目的。
（2）提高司法队伍的业务能力：公民享有舆论监督的权利，与此同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必须接受社会及网络舆论的监督，新闻媒体报道的强度越来越大，案件的跟进和报导无形之中将司法活动放置在“阳光”下进行。
（3）不断更新和完善法律法规，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网络舆论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及网民对社会上热点案件的讨论，进而发宏薯现现行法律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通过一些部门法的修改、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从而对法律进行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代。
2、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消极影响
（1）监管不当会造成谣言四起，违背“以事实为依据”原则：当今社会，新闻媒体报道鱼龙混杂，大量谣言不绝于耳，混淆视听，事情的真相往往难以辨别，一些错误的舆论不免会对司法机关形成一定的误导，导致错误的判断，从而违背“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原则。
（2）规制不力会造成道德绑架，违背“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网络媒体、新闻报道往往在法院最终判决前就对案件进行个人片面的价值判断的报道，公众毕竟不是专门从事法律的工作者，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评判标准往往是道德而非法律，具有很强的情绪性和随意性。
（3）不实的网络奥论会导致可法机关权威性和独立性受到挑战，影响司法公正：舆论不是真相，网民素质参差不齐，教育程度高低不平，案件一味地受制于网络舆论，会造成民众对司法机关不信任，公信力降低，导致司法机关权威性的缺失。独立性是司法最重要的品格，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网络舆论肆意泛滥的大环境下，司法的独立性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绑架、连论审判，带给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舆论干扰，造成法官很难根据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作出裁判。
司法公正的特性：
1、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包括两个方面，即主体合法与程序合法。主体合法：专业化、职业化的定位；需要对诉讼参与人的身份进行谨慎的认定，方可允许进入司法程序，程序合法：严格遵守程序的规定
2、司法人员的中立性：司法人员的中立性包括两个方面：
（1）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
（2）司法人员的情感自控性，应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
3、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和保障在我国是指审判公开和检务公开；
4、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包括两个方面：
（1）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2）法院平等地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
5、司法程序的参与性：程序参与性又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指的是那些利益或权利可能会受到民事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的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
6、司法结果的正确性：司法结果的正确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核实证据和认定事实要正确；适用法律要正确；
综上所述，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裤敬刑事诉讼法》第五条
【人民法院蔽纯者、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依靠群众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平等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