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有偿性

Ⅰ 国际商法中 代理关系中,代理人的义务有哪些

代理人的义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1）忠实地、勤勉地履行代理职责。代理人应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在授权范围内积极、认真、有效地进行代理行为，如果由于代理人疏于职责而致使委托人遭受损失的，代理人应对本人负赔偿责任。代理人不得从事任何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既是一般伦理的要求，又是法律规定的代理人的义务。代理人在为代理行为时应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而根据代理属于有偿或无偿，代理人所尽到的义务也并不相同。在无偿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应当尽到与处理自己事务相同的所谓的同一的注意义务，对此义务的违反则构成具体的轻过失；而在有偿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应当负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否则构成抽象的轻过失。
我国《合同法》第399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原则上应当遵从本人的指示。本人的指示，是在代理过程中本人以自己的意思干预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的意思表示的自由，由于代理的效果归属于本人，且通常本人更清楚后果对于自己的利害，因此，代理人应遵从本人指示。但在法定代理的情况下，以及本人有充足理由证明本人的指示不利于本人的利益，且当本人知道这种不利的存在时可以推定本人不会为指示时，则应当解释为代理人不负担遵从本人指示的义务，但应当得到被代理人的事先同意或事后及时告知被代理人。
（2）将代理行为产生的权利和收益及时移转给委托人。获得代理行为产生的权利和收益，这是委托人的目的，也是代理人从委托人那儿取得报酬或拥金的主要依据，代理人应及时将这些权利和收益移转给委托人，不得无故延误，更不得据为已有。
（3）负担一定的报告义务。我国《合同法》第401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代理人的报告义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代理活动进行中，代理人应该将与代理活动相关的重要信息报告给委托人，告知委托人代理活动进展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当代理活动结束时，代理人应该将代理活动的最终结果报告给委托人，以便委托人承担相应的代理结果。
（4）保守委托人的商业秘密。我国《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往往比较容易接触到被代理人的秘密，当此种秘密不具有违法性时，代理人当然要承担保密义务。代理人在代理合同有效期间或在代理合同终止之后，均不得把代理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委托人的保密情报、资料或其他商业秘密向他人泄露，也不得由他自己利用这些情报、资料同委托人进行不正当的业务竞争。
（5）原则上不得将代理权转委托给他人。代理人应根据委托亲自进行代理行为，因为委托代理是基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代理人不得把委托人授予的代理权再委托给其他人，让别人替他履行代理义务。但在法律允许的特定情形下，转委托是可以的。

Ⅱ 3、举例说明商法的营利性特征。

商法的营利性

营利性是指经济主体通过经营活动而获取经济利益的特性。商法主要规范的是商事主体的营利行为。其实商人总是与营利联系在一起，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其直接和主要目的就在于营利，这是被各国商法所确认的。从这一角度而言，商法也可称为“营利法”。[2]
商法的营利性还反映了商法与民法的区别。商法只调整经济关系即财产关系，而民法除调整财产关系外还调整人身关系；商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直接发生于商事领域，都是有偿的、营利的，而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并不都是有偿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法调整的财产关系集中发生在若干特殊的商事领域，如公司、海商、保险等，而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是一般状态的财产所有关系和流转关系。
市场经济具有功利性的特性。为了实现营利的目的，商法对于商事主体的条件做出了规定，即民事主体只有具备了营业能力才具备了成为商人的条件，具体包括：
（1）具有营业财产，其不同于一般财产之处在于它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有组织的财产。这种财产是区别于商人用于私人生活消费的财产的特别财产，能够成为转让、租赁的担保的客体。
（2）有自己的商号。商人应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事活动的人和组织。商号，是商人在营业上表现自己的名称，或表现其营业自身的标志。
（3）必须进行商事登记并进行公告。公告与登记事项应该相同，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
营利是商法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商法调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也是评价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标准。而正是这一特殊性，加强诚信原则对商事活动主体的指导作用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了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防止商事主体过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而产生不正当竞争，坑害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利用好诚实信用原则的弹性规定，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对商行为作出评价，是保护市场弱势群体的有效方法。

Ⅲ 中世纪的商法于10-12世纪首先形成于什么

11世纪晚期以前教会法是分散性的，教会所参与的社会事务主要局限在有关灵魂和精神事务上，教会的普遍性主要不是依靠政治或法律的统一，而是依靠共同的精神传统、共同的教义和崇拜以及一种共同的礼拜仪式。教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与神学学说、礼拜仪式和各种圣礼交织在一起。在涉及诸如财产法、犯罪和侵权行为、程序、继承等领域教会法常常与世俗法结合在一起，而世俗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习惯之中。伯尔曼先生认为，11世纪的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西方国家的产生，这个国家是指由教皇所统治的教会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教会成为独立于王权和领主的公共权威，行使着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具备了近代国家大部分的特征。11世纪末，在意大利北部欧洲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创立，在这所大学对当时发现的罗马法文本已开始予以研究和传授。罗马法的发现与研究以及法律在大学里被自觉的逐渐构筑成知识体系等因素，对于教会法体系的创立产生了直接影响。在12～13世纪间，5部主要的教会法汇编陆续编定，被统称为教会法大全，第一个近代西方法律体系即近代的教会法体系就此产生。教会法体系不仅从形式上被赋予了逻辑连贯性的外观，内容上被划分为社团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财产法、契约法以及诉讼程序，而且在精神和原则方面贯穿着宗教教义。随着教会法体系创立，各种新的世俗法———封建法、庄园法、王室法、城市法、商法也模仿着教会法的许多概念和技术而体系化和精致化，教会法和世俗法体系的分别创立所附带产生的是一个职业的法律家和法官阶层，分等级的法院制度，法学院，法律专著，以及把法律作为自治的、完整的和发展的原则和程序体系的概念。

11世纪晚期，广泛的商业活动是与庄园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存的，商人在封建等级体系中获得了一种合法身份，成为独立的阶层，商人法在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并得以发展，正是在那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新出现的商法体系与教会法、王室法、采邑法、城市法相并列，彼此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时期商法总体性特性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客观性，商事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这种关系的参与主体要广泛的多，多涉及彼此并不相识而安全由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联系在一起。从事海上贸易，远航千里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进行商业贸易最足以说明此点。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中所形成的传统、习惯、风俗等社会规范显然不敷要求的。11世纪末12世纪初，欧洲商法已从商业交易习惯过渡到成文法，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而较少任意、模糊。商法作为客观规则体系，为商人安排经营活动，期待或预测交易相对人的行为奠定基础，且商法确立客观的交易程序，并通过商事法院在对商事纠纷的裁判时引为裁判依据而得以强化。第二，国际性，11世纪晚期以后，规模巨大的国际集市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在全欧洲各个指定的地点或者云集了各国商人的永久性市场镇和市场城举行。较之于地方贸易，跨国贸易常常占优势，并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提供一种重要的模式。那个时期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具有世界性或国际性。商法上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在地方适用中变得更加统一、更加普遍，而较少差异、也较少歧视。“商人法乃是一种形式上的国际法，基本点在于，有容许签订约束性契约的自由，又有对契约安全的保障，还包含有建立、转移和接受信贷的种种办法，在整个中世纪时代，贸易纠纷采用商人法这办法，曾通行于王室法庭、教会法庭、甚至封建领主法庭。对于国际商人和贸易者，商人法尤为必需。商人法至少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交易一律通用的。”[5]第三、创新性，如上文所述，欧洲中世纪第一个法律体系是教会法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以其形式上的逻辑性为世俗法提供了榜样，而且在内容上教会将罗马法的“自然理性”转化为“自然法”，在教会社团法、财产法、契约法中包含着大量的取自于罗马市民法、万民法的交易规则。教会要求在交易中恪守信用和讲求公平，商人们接受了这些概念和原则，并把它们纳入到商法当中。在商人自治的大环境下，商人的经营手段会不断翻新，大量新型的交易方式和经营模式不断产生，当现存法不备时，商人、公证人或商事法院便根据所谓“自然法”或“良心”创制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则。根据伯尔曼先生的归纳在此期间商人创制出：1.动产与不动产（土地和附属土地的固定物）法截然分离；2.承认诚信的动产买主的权利优先于真正的所有者的那些权利；3.更换了较古老的货物交付要求，以便用一种象征性方法转移所有权，即通过移交运输单据或其他单据来转移所有权（和损失或损害的风险）；4.创立了一种独立于所有权的动产占有权；5.承认非正式的动产买卖口头协议的有效性；6.引入一种以契约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为基础的，对未交付货物的损害的客观估量标准，随之还引入对违反某些类型契约的定额罚款制度；7.产生了诸如汇票和本票这样的商业票据，将它们转变为所谓的无因契约可以独立的提起诉讼；8.创立了汇票和本票的可转让性概念，据此，诚信的受让人有权从出票人或立据人那里获得支付，即使后者对原持票人做出了某些抗辩（如抗辩其欺诈）也如此；9.创立了动产抵押权；10.产生了一种破产法，它考虑的是一种复杂的商业信用体系的存在；11.产生了提单和其他运输单据；12.扩大了古希腊-罗马的海上借贷，并创立了以对货物的留置权或以船舶本身的股份作为担保的冒险借贷，以此作为支助和保证商人的海上买卖的手段；13.用比较集体主义的合伙概念取代了比较个人主义的希腊-罗马的合伙概念；14.产生了类似于一种股份公司的联营，每一个投资者的责任限于它投资的数额；15.创立了各种商标和专利；16.以保证书和其他担保形式担保的流动公共贷款；17.产生了储蓄银行业务。近代商法体系的结构性要素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形成于这个时期，那么至少也有许多是形成于这个时期。[6]
西方很多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肇始于11世纪，自生产关系而言，11世纪以后欧洲经济生活领域中的生产关系发生莫大的变化，开始从农业经济向商业、金融经济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在世俗社会由商人所倡导的平等、自由、等价有偿的理念开始向全社会蔓延，并逐步深入人心引导社会趋于全面革新。“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其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7]由此，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中后期，商法的完备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互为因果、密不可分。

Ⅳ 商法民法化的危害

危害民法过度商化的例证
或许，下列情形可以看做是民法的过度商化的表现。
例一，委托的无偿性是区别于雇佣有偿性的重要原则，若欲兼顾商事委托，只要规定可以依交易习惯或当事人约定，得为有偿委托即可。但法律却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这可能会成为民事受托人滥用诉权的诱因；而为了防止此种不利，委托人最好事先为无偿的特约，结果徒增交易成本；更麻烦的是，民事委托不像商事委托那样有价目表或交易惯例可循，法官决定受托人的报酬可能缺乏依据[1]。
例二，依照《民法通则》，保证人除非有明确约定，否则只承担补充责任，有先诉抗辩的利益（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保证人原则上虽承担连带责任，但因限于为九种经济合同（其具有商业性质）作保证，从商法角度看，加重其责任，自无不当（第十九条）。但《担保法》的司法解释为了和《合同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取代相匹配（见解释第一条），却将连带责任推广到一切民事债务的保证人，彻底取消了保证人的先诉抗辩利益，从根本上篡改了《民法通则》的一般性规定。
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二条，限定公司转投资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但公司如果受让其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资比例时，或者吸收合并其他公司时，是否也受第十二条的限制呢？净资产处于变动中，以什么时点为基准来判断是否超过呢？此种不区分业务性投资与非业务性投资的作法，恐怕是无法实行的。
例四，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由于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条）。此乃所谓保付责任（德Delkrederehaftung，法Ducroire)，英国法称负此种责任者为保付代理人（Del credere agent)。保付责任人因其须负直接责任，并非为保证人，故无检索利益。但行纪人毕竟只是间接代理人，因此，依《德国商法典》第394条、《瑞士债务法》第430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736条，以契约中有承担约定，或者行纪人营业地有此商业惯例者为限，行纪人才负担保付责任；承担责任后，行纪人可以请求特别佣金。我国法律或许认为行纪人应表现其最高信用，所以仿效日本、英国法例。
例五，民法学理上一致认为，自无权利人处受让动产者，只要取得占有之时不知道出让人无处分权（对处分权的善意），即可取得该动产之所有权。这在德国商法第366条主要是考虑行纪商受托以自己名义处分委托人之物时，行纪商有处分权但无所有权，有必要扩张对交易安全的保护。而在《德国民法》第929条则要求受让人必须对出让人之所有权（而不止是处分权）具有善意，始受保护。

Ⅳ 1、商法具有哪些法律特征2、商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一、商法的特征
(一)兼容性（复合性）：1.私法与公法的兼容，2.任意法与强制法的兼容，3.组织内法与行为容法的兼容。
(二)调整对象的营利性：商法中的一些重要制度的构造、重要规则德确立，都必须考虑营利性特征。尽量减少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

（三）商法规范有较强的技术性
（四）商法的国际性：1、商行为本身是一种跨国界的活动；2、商法产生之初具有国际性；3、商法的技术性4、大量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商事组织的出现

二、商法的基本原则
（一）效益原则l源于商人和商行为的营利性
体现：在制度上减少加以成本和实现迅捷交易。如，短时时效、格式合同、权利的证券化等

（二）公平交易原则l源于民法，又有所发展
体现：注重机会公平、结果公平
（三）主体法定原则l商主体的创设、维持及解散需严格遵守法定条件和程序。
（四)维护交易安全原则l强调诚实信用、公示主义、外观主义、行为独立、以及严格责任，并建立风险分散机制

(五)业自由原则。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良俗的前提下。l商事结社自由l商事经营自由

Ⅵ 国际商法案例

【参考结论与法理分析】 甲、乙之间不成立合同关系而成立好意施惠关系 , 乙应向甲承担过错侵权责任 ,风险自负不能成为抗辩事由。

《合同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依此规定 , 合同首先是一种协商 , 协议须经 当事人协商达成一致 其次 , 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 , 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 , 不属于民法上的合同。平等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因此 , 诸如有关部 门与单位之间订立的计划生育协议、综合治理协议等都不属于民法上的合同 再次 , 合同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 义务为内容的协议也不属于合同 , 如二人达成结伴出游的协议 , 就不是合同。依合同 的概念可见 , 合同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在自由平等基础上达成 的协议。合同只能由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自由协商而订立 , 当事人若不具有平等的 地位 , 若不是在自由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 也就不发生合同关系。 (2) 合同是双方 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以发生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即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 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的法律事实。所谓意思表示 , 是指行为人将其实施行 为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在意思的外部表现 , 包括意思与表示两方面 的内容。这里的意思也就是发生民事法律后果的效果意思。因此 , 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效果意思表示 , 即当事人发生民事权利义务后果的意思表示 , 只要符合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要件 , 则当事人之间就会设立法律关系或者变更、终止已存在的法律关系。 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 , 因此 , 必须有当事人各方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即合意 , 才能成立。 (3) 合同以确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当事人既可以通过合同设立权利义务 , 也可以通过合同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依合同所发生的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 具有法律效力。对合同关系而言就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 债权请求权以给付请求力、受领给付力、强制执行力、私力救济力等为基本效力。由此可见 , 合同关系是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的 , 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权利义务关系 , 这是合同法律特性的应有内涵。 合同作为法律上的概念 , 其法律特性决定了合同关系不同于基于道德、宗教等发生的道德关系、宗教关系等。 在现实生活中 , 有的道德关系与合同极为相似 , 容易与合同相混淆 , 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好意施惠关系 (Gefaeligkdtsverhalmim) 。所谓好意施惠关系 , 是指当事人之间无意设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 而由当事人一方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实施的使另一方受有恩惠的关系。好意施惠关系与合同存在以下相似之处 :(1) 二者都可以成为对方当事人受益的原因 , 当事人设立合同的结果为合法实现财产流转或接受服务 , 因此合同是当事人受益的原因 : 好意施惠关系不为法律所禁止 , 并可以成为当事人受益的原因 , 因而施惠人不能要求不当得利返还。 (2) 合同以合意为本质特征 , 好意施惠关系双方当事人也存在一个 " 合意 ", 由此而言 , 好意施惠也往往具备合同的外形 , 德国学者 Efaupt 甚至认为 , 好意施惠关系可构成事实上的契约关系。① 但合同与好意施惠关系是不同的 , 二者存在以下主要区别 :(1) 合同主体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 并需要履行理性人的注意义务 好意施惠人可以不具备合同所要求的行为能力。 (2) 合同尽管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 , 但其法律效果为法律所明文规定 , 而且订立合同的双方必须有创设法律关系或产生法律效果的意向严而好意施 惠关系超出了对于一般人的要求 , 实施该行为的人属于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人 , 其目的不在于产生法律上的效果 , 而只是一种道德上好意使然 , 因此好意施惠行为不产生强制执行力 , 受惠人也不能请求施惠人实际履行 , 以免害及施惠人的行为自由。 (3) 合同可分为有偿合同、无偿合同、双务合同、单务合同 , 并以有偿合同、有对价的双务合同为常态 而好意施惠关系一般是无偿关系、没有对价的关系。无偿合同、无对价的单务合同与好意施惠关系容易混淆。区别合同关系与好意施惠关系的方法为 : 在有偿的情况下 , 当事人的约定一般可构成合同 在无偿的情况下 , 是成立合同还是成立好意施惠关系需要解释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 , 并结合交易惯例与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的利益从受惠人的观点加以认定。③具体言之 , 诸如赠与、无偿保管、借用、无息借款等 , 虽然是无偿的 , 但是牵涉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或财产交付 , 因使其成为合同法律关系 , 比较有利于提高当事人的注意标准 , 以及对对方当事人的约束 , 因此此类关系一般为无偿合同 , 而不能成为好意施惠关系 仅与当事人提供某项 行为 ( 主要是作为 ) 相关的无偿合同主要是无偿委托合同 , 委托合同也不能构成好意施惠关系 , 因为委托合同一般是基于特殊人身信赖而发生的法律关系 , 且只有经过委托人的委托才可以发生 , 而好意施惠关系不仅不需要人身信赖 , 且往往不需要经过 " 委托 ", 单方面的施惠也可构成好意施惠关系 , 也正因为如此 , 如果施惠人也要受给付请求权的约束 , 则势必严重限制当事人的行为自由 , 而且也会对于整个社会的法律 秩序及道德秩序的形成不利。在两大法系 , 好意施惠关系以施惠人为受惠人提供某种便利服务为常态。总之 , 好意施惠关系并非合同关系 , 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义务 , 因而不能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好意施惠关系虽然是道德关系 , 但一旦在好意施惠关系中发生了损害 , 则施惠人 也不能毫无干系。好意施惠行为毕竟使两个此前相互自由的人存在某种程度的牵连 , 增加了受惠人或施惠人权益受侵害的几率 , 因此 , 双方当事人之间可能形成依照过错原则或公平原则承担侵权责任 , 但其由于施惠人有好意施惠的动机 , 因此在侵权责任构成上有其特色。在大陆法系 , 一般地认为 , 施惠人可能构成过错侵权责任 , 但是 , 对于好意施惠关系中的侵权 , 对施惠人行为是否具备违法性的要求十分严格 , 一般地讲应该区分受惠人所受的损害是财产利益损害还是人身利益损害而区别对待。 在受惠人的财产利益受损害时 , 只有当施惠人的行为被法院认定为是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 , 并且主观上具备故意 , 才能构成侵权行为 : 在受惠人的人身利益受到侵害时 , 可以类推适用无偿委托关系中受托人应尽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样的注意的标准 , 换言之 , 施惠人也需要对一般过失行为负责。 本案中 , 乙在甲陷于困境时 , 加以援助 , 是良好道德风尚的体现 , 而乙绝无与甲之间成立具备法律拘束力的合同的意思。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意 , 双方之间也就不成立合同关系 , 甲不享有请求乙将其拉至目的地的权 利 , 甲也不能依违约责任请求乙承担违约责任。因此 , 甲与乙之间成立好意施惠关系 , 乙因一般过失造成车祸而致甲伤残 , 如果没有免责事由 , 乙须对甲承担侵权责任。 从案情看 , 甲搭便车之前已经发现或应该发现乙的车窗上贴着 " 新车新手磨合期 , 感谢关照 " 字样 , 而且乙在甲上车前说 " 我是新手新车 , 你不害怕出事就上来 ", 甲未予理 睬而上车。从行为的本身看 , 乙已经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有足够的预见 , 并已尽到足够的提示义务 , 而甲默示同意 , 对此乙可否运用 " 风险自负 " 加以抗辩 , 以免除自己的侵权责任呢 ? ①笔者认为 , 该抗辩事由不能成立。首先 , 为体现对人身利益的优先保护 , 不仅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合同条款无效 ( 《合同法》第 53 条 ), 而且好意施惠关系同样不可提前免除未来的人身伤害责任；其次 , 所谓风险自负 , 是指当事人明知某具体危险状态存在 , 而甘愿冒险从事的行为。风险自负所面对的损害必须是可以避免的① 受害人与行为人都希望危险不要实现 , 特别是受害人一般存在侥幸心态。 在 " 风险自负 " 的情况下 , 只有在受害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可免除行为人的责任。 若行为人有过错 , 则可减轻责任。本案因乙的过失导致甲伤残 , 尽管甲为自负风险行 为 , 但是并不能免除乙的责任 , 考虑到甲、乙之间好意施惠关系的无偿、符合善良道德的要求的特点 , 基于公平的角度考虑 , 甲的伤残后果损害应由双方分担。

Ⅶ 实行民商合一的主要立法依据是什么

早在古代罗马时期就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罗马法是指罗马私法，罗马私法是罗马法最为光辉闪耀的部分。但当时的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对这一公私法划分作系统化解释，只是企图把公共团体及其财产关系的法律与私人及其家庭方面的法律做出区别。现代法学一般认为，凡涉及到公共权利、公共关系、公共利益和上下服从关系、管理关系、强制关系的法，即为公法；而凡属个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1]

一、论题的开始：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论争

商事法与民法，同为规律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之法律，同属私法，惟其性质，则有差异。一般言之，民法系就一般私法上行为而为规定，商事法则为关于商事之特别规定。[2]于是，关于民商事立法立法体制，则有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立法体制。所谓民商合一，即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之规定，或编入民法法典之中，或以单行法规颁行之；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为瑞士1911年首创，然后扩展到意大利、苏俄、土耳其、泰国等一些国家。所谓民商分立，即将民事商事分别立法与民法典之外，再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3]法国1807年最早采用了民商分立制。在法典化国家中，目前采用民商分立体制的国家还有荷兰、德国、日本、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共计40多个。

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未息。各自持有一定的立法依据。支持民商合一的依据是：（1）作为传统商法调整对象的商事关系或商事活动，不外乎债权债务行为，这些内容完全可以规定在民法债篇中，没有必要另外制定商法典。（2）现代社会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逐步融合，导致了立法上民事法律行为与商事行为难以区分，民法关于商品经营的一般准则，完全可适用于商事行为。（3）另外制定商法典对商事关系和商事行为进行特别保护，有可能会偏袒商人利益，有悖于公平保护当事人这一民事立法的根本宗旨。（4）民商分立又人为割裂同一法律关系之嫌，既有害于私法体系的统一性，也不利于私法理论的深入发展。

赞成民商分立的主要观点是：（1）商法以商人及其活动作为其调整内容，商事活动不同于民事活动，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注重行为的迅捷性，民商分立便于对商人利益进行倾斜保护。（2）商事立法重在进步，民事立法则重在稳定，实行民商分立便于在保持民法基本体例不变的情况下，随时依据日新月异的经济变化情况对商事立法进行修改。（3）商法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趋向，自治和开放是其显著特点，而民法则既有较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4）民法的适用具有普遍性，而商法的适用则具有特定性。（5）民事纠纷的处理基本上有赖于诉讼手段，而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商事仲裁或民商仲裁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生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究其原因，应先对民法与商法的特征做一比较，首当其冲的就是民法、商法调整对象的相互融合，然后，商法中许多制度建立于现代市民社会之民法基础之上，二者是在调整手段上有相同之处的私法，有相同的制度观念基础，并在诉讼制度上通用民事诉讼法，民法与商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统一的。在相异的方面，商法是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奉行着一些不适用于传统民法的诸如等价有偿、营利性等原则，在动态性发展中呈现国际化趋向，采取多种责任制度并存的兼具公私法特点的法律部门，另外，商法还有像票据无因性、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等一些不同于传统民法的制度。这些凸现了民法与商法的鲜明区别。

由此可知，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产生几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它们之间由于其性质特点，存在着一种既可以分离，又可以结合的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联系。[5]

二、论题的延续：反对民商分立，也批驳民商合一

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民商法产生的社会原因来审视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们先上溯到罗马时代。罗马人创造了一个可与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相媲美的庞大的罗马私法体系，其中的物权、债权是两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即使在今天，仍有人试图将公司财产权、信托财产权利等纳入到物权或者债权的概念中去，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德国人更是超越其前人，其所发明的像法律行为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几乎可以包容宇宙间任何性质的行为和交易关系。[6]因此，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争论，我们也可以考虑用一个有包容性的概念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私法。

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经济条件的产物，其物权、债权制度相当简单，法人制度远未成就，[7]基于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民法成为私法的开山之作，历史的车轮驶向近代，工业革命的轰鸣，拉开了市场经济的序幕，基于市场经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之上形成了迅速发展的商事法，它脱胎于民法体系，又有着一系列崭新于传统民法的特征，诸如营利性、技术性、公私混合性等。私法的新领域诞生了。民法与商法并列存在的私法二元结构初步形成。

[8]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呢？未必。在民商分立之国，都有自己的商法典，但无论是以商行为观念为基础而制定的商法典，如法国，还是以商人观念为立法基础而制定的商法典，如德国，都和民法典大量重复，这些商法典的总则并不能贯穿各商事法规之全体，使得在实际实践中不断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从而模糊了民商分立的界限。而且，各国商法的内容极不一致，商法并无统一的体系，也没有制定商法典之必要。商法虽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但各种商事法律自成体系，难以抽象出是用于各种商事关系的一般性规定（即总则）。[9]针对我国之情况，中华法律史上不存在“商人”和“商行为”之类的法律概念，况当今社会，我国人人平等之理念未为牢固，这是一个缺乏民法文化的国度，在现实中把企业和公民分为商人和非商人，把商品经济活动分为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易造成许多概念上的混乱，[10]在“泛商化”成为潮流情况下，尤不适合[11]。植根于我国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商品经济生活的商事法规，它们本身没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体系，强行使之体系化，使我经济社会陡生消化不良之结果，伤及法律权威，乃不顾我国国情的幼稚做法。而且将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破产等各种变化更新速度不一的商事法规置身于同一部商法典之下，必将导致此商法典高度频繁的修改，从而使其中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商事法规的稳定性处于难堪的地位，不利于商事活动在商事法律的规制下的正常运行。民法体系之稳定性虽强于商法，又有债法、知识产权法等发展较快的部门。这些部门在此法律环境下亦将地位尴尬。因此，民商分立之立法模式不可取，在现今我国尤甚。
可是笔者亦不主张民商合一立法体制，一部分依据是如第一部分所述之民商分立之立法依据，如（3）（5）点。另外，民法的本质是人法，其基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对私权的保护和人性的关怀，而目的的营利性、主体的商人性、行为的交易性构成了商事关系的内在特质。民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于商法更为严密的概念和体系,其学说和理论可以扩张适用于任何一个新出现的财产关系,商法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商法规范虽不少直接或间接导源于民法的原则、精神甚或制度，但它们更能体现和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特征和要求，而且民法保证民风善良的宗旨与商法保证“以利为先”的宗旨之间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在商事关系高度发展的今天，再让商法回归于民法，只会导致民法的变异和商法的堕落，是法制建设的一种倒退。[12]故民商合一说为本文所不取。

Ⅷ 分析商法和民法的关系

民法与商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使用的一切原则也不断为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主要则是与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易规则，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能以自身的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定立契约的自由。民法与商法比较，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凭借的社会经济基础有所不同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民社会个体在生活交往过程中因为生活的需要产生的，民法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商法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与依托的、商法的产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商法不再是维护商人特殊利益的法律，已经变成了规范商事组织和商事活动的法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规范市场主体、维护交易安全。

（二）两者的价值追求目标有所不同

民法以追求其主体人格独立与被尊重为价值目标，具有鲜明的道德性即伦理色彩。民法在对主体调整的过程中注重的是公平，注重的是对人身关系和与人身关系有关的财产归属的调整，更加强调人格的独立，是立足于民事主体的个体权利，以权力为本位的私法。而商法的价值追求目标，在于使社会生产的效率能够得到更大幅度的提高，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质，即经济学色彩，商法是以从事商事经营的商人为其主体性，这种特定的主体阶层及其营利之目的就决定了它的功利性，商法更强调安全、效率，这些都与其生产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两者制度构建的主要立法技术有别

民法实行为法，因为民事主体的主体地位是“自然”的，它是一种生理过程，客观地说它只需要法律给予确认而没有必要赋予其主体资格。民事规范只是民事主体的行为给予必要的约束以及在长久的生活交往中的一般性规则。而商事主体的地位却不是自然就有的，它是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并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获得的，商人是因职业而形成的一种身份。商法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时也就是市场经济运作技术规则在立法层面的集中反映，所以它的制度设计采之以“组织兼行为法”。这是因为商法既有对商事主体的制度的规定又有对商事主体行为的规范。

（四）两者的调整对象有所不同

民法调整的对象是民事关系，而商法调整的对象是上市关系，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概括地说，两者的差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事主体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基于各种民事活动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总称，其中不仅包括财产关系，而且包括人身关系。不仅包括等价有偿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不具有有偿性质的社会关系。其范围和内容较为广泛。而商事关系则是经营性主体基于营业活动而引起的经营性社会关系。其主体为抽象的经营性单位，体现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等价有偿的基本要求。

2、民事关系中的财产关系是对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的概括，其内容具有一般社会性和抽象性，而不反映不同社会条件下具体生产关系的特有内容，也不反映具体的生产经营关系对于社会生产目的的规律的要求，因而不同国家民法对此部分社会关系的法律反映大体类同。而商事关系本质上市对特定社会中具体的生产经营的概括，它体现着特定社会中经济关系的具体性质和深层次特征，经济效益的本质或其他生产目的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