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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解释学书评

发布时间: 2024-08-10 08:59:38

A. 彭诚信的主要论文

《水资源所有权基础理论解析》,《金陵法律评论》2011年春季卷。
《水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论之证成》,《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
1.《取得时效的实践价值与立法设计》,《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4期。
2.《我国<物权法>立法技术若干缺陷的分析与完善》,《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
3.《财产理论的多元主义视角》,载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4.《私权的体系与层次》,载《民法九人行》(崔建远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5.《义务观念的现代理解》,《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法理学、法史学》2006年第2期全文转摘。
6.《合同履行中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效果》,《政法论丛》2005年第5期。
7.《论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的结构设计》,《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8.《权利和正义的基点:利益及其正当性评价》,《部门法哲学讲座(第一辑)》(宋显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
9.《权利和正义的内核:正当利益及其法律体现》,《部门法哲学讲座(第一辑)》(宋显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
10.《罗尔斯和诺齐克正义理论导读——兼谈现代哲学研究的理论困境与思维转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3期。
11.《“观念权利”在古代中国的缺失——从文化根源的比较视角论私权的产生基础》,《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总第26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法理学、法史学》2004年第10期全文转摘。
12.《从利益到权利——以正义为中介与内核》,《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
13.《伝统中国における「観念的権利」の欠如——私権形成の基础をめぐる文化的ルーツの视角からの比较考察》,《北大法学论集》第55卷第2号,2004年7月。
14.《实现抵押关系内在平衡之制度设计》,《当代法学》2004年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民商法学》2004年第8期全文转摘。
15.《论西方的财产观念》(译文),《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6期。
16.《智力成果、知识产权与占有制度》,《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
17.《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译文),《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5期。
18.《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权利定性》,《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26日第3版。
19.《空间权若干问题在物权立法中的体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民商法学》2002年第8期全文转摘。
20.《相邻权与地役权的物权立法选择》,《私法研究》,第1卷(创刊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民事与行政纠纷竞合之诉讼问题研究》(第一作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2.《民事责任现代归责原则的确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4期作重点摘要。
23.《何处寻找法意蕴》,《法理学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4.《公害的行政救济》,《人民法院报》2000年12月16日第3版。
25.《回归本原——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重新建构和实践运作》,《民商法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6.《不可称量物质的近邻妨害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5期。
27.Security Provisions in the New Contract Law,Asia Pacific Form, Vol. 8, No. 1 June, 2000.
28.Categories of Procts and Services of Low Quality in Current Markets, Asia Pacific Form, Vol. 8, No. 1 June, 2000.
29.《公示公信力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的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3期作重点摘要。
30.《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上、下),《法律科学》2000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民商法学》2000年第6期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作论文摘要。《中国民法学精粹》全文转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31.《我国土地公有制度对相邻权的影响》,《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32.《商法学研究综述》,《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33.《建筑物区分所有相邻权研究》,《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
34.《物权的自我救济》(第一作者),《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民商法学》2000年第3期全文转摘。
35.《现代意义相邻权的理解》,《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1期。
36.《深入生活,提供规则》,《世纪论评》,1998年第2期。
37.《论民事主体》,《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3期。
38.《合同解除有关问题探析》,《求是学刊》,1996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法学》1996年第3期全文转载。
39.《赃物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当代法学》,1994年第3期。
40.《如何对待企业超越经营范围问题》,《经济与法》,1994年第1期。
41.《合同解除程序及解除效力》,《现代法学》,1994年第1期。
42.《“情事变更原则”的探讨》,《法学》,1993年第3期。

B. 金泽良雄的著作介绍

经济法》一书共分经济法总论、经济组织法、经济活动法三部分。经济法总论包括经济法的意义、本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经济法中的规制与计划,日本经济法的沿革、经济行政组织等7章;经济组织法包括个别企业法,合理化法,竞争政策法,产业结构法,国家管理法,特别企业形态法等6章;经济活动洗包括资金和金融规制法,物资与物价规制法,对外经济法,资源规制法,消费政策法等6章。限于篇幅,这里仅就本书第一部分经济法总论中的要点作些介绍、评述。 1、经济法的概念与本质
金泽良雄首先对关于经济法概念的历来的学说作了探讨。他指出,在经济法发源地德国,关于经济法的要领主要有五种观点;集成说,认为凡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就是经济法;对象说,与集成说相对,主张将经济法作为对象来研究,并作为法律分支承认其独立性;世界观说,认为只有具有现代法特征,并渗透于现代法的经济精神为基调的法才是经济法;方法论说,强调经济法是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律领域中适用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机能说,着眼于法律的机能,认为以国家编制经济特有的法律是经济法。
为了解决战后日本的经济法律问题,日本学术界在接受德国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关于经济法概念析诸种见解。主要有:
(1)与市民法对比来理解经济法的见角,认为经济是与“现代性所有权法”的现代法(市民法)相对的“社会性所有权之法”的后现代法。
(2)将约束和统制列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见解,认为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来约束经济之法,或是将市场“统制”列为中心概念的法律。
(3)将《禁止垄断法》理解为经济法重点因素的见解。
(4)将经济法理解为“维持垄断阶段中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政策立法”的见解。
(5)关于以“经济性从属关系”为前提的法律是经济法的见解。
金泽良雄认为,在上述各种学说中,集成说、世界观说、方法论说,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经济法概念本身,故不予深入讨论。对象说虽需再作进一步分析,但它着眼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现象之外,,又以由此所产生的实质性社会结构(“组织经济”、对国家和个人的“社会”、“统制经济”)为对象,这一点比以前在日本流行的、将经济法对象仅仅一般地求之于“企业者’’的企业者说远为优越。机能说从国民经济整体的立场出发来把经济规制到一定方向,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现象为前提,符合经济法产生的基础和发展实际。但是对经济法机能发生的内在基础的讨论,将涉及经济法的本质,故有待进一步探讨。至于战后日本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诸种见解,也都既有可取之处,又不乏进一步商榷与探讨的地方。
基于上述分析,金泽良雄指出,对经济法概念与本质的分析,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入手。可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立法分为两类:作为自由主义经济的法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法。前者是以确保个体自由的市民法,后者就是协调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经济法。由此,金泽良雄得出自己的结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言之,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的法。
2、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在德国与日本,有许多学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社会法,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类独立的法律部门。金泽良雄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公法、私法与经济法之三分法是以然而,在当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成熟,国家与个人间经济的日益交叉、同一,使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论必然趋向崩溃,使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绝对化的观点自然地受到批判。因此,金泽良雄认为,三分说中提出的所谓经济或社会法的“独立法域”本身,实质上应该包括在公法和私法的自身发展之中。换言之,应该认为经济法是与公法、私法两者重叠存在的。他认为,在实体法领域,绝对不能忽视实施着公法和私法的规制。在这一限度内,经济法为满足社会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取公法的规制(如作为《禁止垄断法》执行机关公正交易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措施等),也采取着私法方面的规制(如依据私法规定,一定资金以上的公司须以某行政长官的批准为成立要件等)。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与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与这两个领域互相牵连以至彼此交错的现象。
根据上述对经济法的分析,金泽良雄阐明了经济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在经济法与宪法的关系上,经济法由宪法确认其存在,并在许多方面受宪法的规制。而经济法又通过其经济协调功能,实现宪法的目标;在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上,经济法中的规制,往往须通过行政权干预经济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经济行政法。在经济法与刑法的关系上,经济法作为刑事特别法或经济刑法而与刑法发生联系。在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上,一方面,经济法因协调某些纵向经济关系和采用行政法手段而与民法相区别;另一方面,经济法有时也采取私法规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具有民事特别法的属性而与民法相联系。在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上,商法一般是以企业自身的组织与相互交易以及个体间利益为规范中心,而经济法则从国民经济的立场出发,是在包括企业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实现经济秩序化的法律规范。在经济法与劳动法的关系上,劳动法作为劳资关系法、工人生活秩序法,与经济法是有区别的。在经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上,作为国内经济法,与国际国家支持公法、市民支持私法与社会支持经济法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法在规制方法、目标等各方面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经济法中的规制 “规制”一词,是日本经济法中的重要概念,不弄清它,就很难理解日本经济法的实质。金泽良雄是从下述几个角度阐述这个,概念的。
(1)规制的含义。在经济法上,规制相当于广义的“国家干预”。这种“干预”涉及到消极的(权利限制)和积极的(促进保护)两个方面。
(2)规制的对象。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即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生活。
(3)规制的目的和作用。经济法规制的目的,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其作用主要是为了国民经济的宏观发展而通过修改甚至破坏民法的平等关系或建立这种关系的条件,形成一种特权(或优惠)关系,如某种产业的保护促成法、优先贷款措施等等来实现的。 、
(4)规制的方式。分为权力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力性规制两种,前者包括依据法律实施的直接规制(如依据《物价强制令》规定的禁止不当高价合同)、依据行政权进行的规制(禁止许可等)…以及通过立法对私法方面设置强制性的规制(如农业危机时制定的《金钱债务临时调停法》等)等等。非权力性规制包括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及国家对私人经济给予经济援助两个方面。
4、日本经济法的沿革
日本各经济法学家的著作,一般都涉及这个课题。相比之下,金泽良雄的论述较为充分。这主要得益于他对日本经济立法史的专深研究(1985年,金泽出版了日本第一本经济法史专著《经济法的史的考察》)。从金泽的论述中,我仃J可以探知日本经济法发展的大体轨迹。
(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法。如《军需工业动员法》(1918年)、《炼钢行业奖劢法》(1917年)等,它们为第一次大战后日本经济法的正式产生打下了一定基础。
(2)第一次大战后经济危机时期的经济法。为了治理战后的经济危机以及对付后来的战时经济干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如《米谷法》(1921年)、《银行法》(1927年)、《重要产业编制法》(1938年)等,这些立法已具务了现代经济法的诸项特征。
(3)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经济法。为确保战时经济,制定了一系列国家编制的法律,如《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战时紧急措施法》(1945年)、等。
(4)第二次大战后初期的经济法(1945-1954年)。适应战后初期日本的各项政策,日本制定了《关于限制武器、飞机等生产的事宜》(1945年)、《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令》(1946年)、《禁止垄断法》(1947年)、《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农产品价格稳定法》(1953年)等法律,从而,有效他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工作。
(5)经济成长期的经济法(1955-1970年)。特点是向开放性经济体制过渡,扶植中小企业、改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立法日趋完备。
(6)美元危机与石油危机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法(1971-1976年)。此时,日本主要制定了一系列稳定经济、节约能源的立法,如《国民生活稳定紧急措施法》(1973年)、《石油供求适度化法》(1973年)等等。
(7)稳定发展和结构性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法(1976年以后)。这时期主要有《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1977年)、《稳定特定不景气产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中小企业破产防止互助法》(1977年)、《特定不景气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1978年),以及强化反垄断措施的《禁止垄断法》的修改和外江及外贸管理法修改等等。 与日本其他经济法革作相比,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即:第一,紧紧扣住战后日本数十年经济立法的实践。战后日本的经济立法,是世界各国中最频繁、最活跃的,通过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目标与重点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的,通过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目标与重点不同的法律措施,日本修正了垄烦恼资本主义的体制,有效地治理了战后各次经济危机,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反映了这一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它紧紧扣住上述经济立法的实践过程,从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两大系统入手,多层次、多角度地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既对战后日本各项主要的经济立法的形成、发展、内容、功能、社会价值以及利弊得失等作了说明,又对日本战后数十年宏观的经济立法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使经济法学适应、指导日益变动的社会经济生活实际方面树立了楷模。
第二,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详密。金泽良雄从事经济法教学和研究达40年,并参加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实践活动,具有丰富的经济理论与实务经济。经过他精雕细刻、多次修订再版的本书,阐述重大经济法理论与实务经验。经过他精雕细刻、多次修订再版的本书,阐述重在经济法域数十个,涉及具体法规上千个,参考了各种语言文献数十种,加上各种附表等,资料十分丰富。同时,本书除对《禁止垄断法》这一日本经济宪法作了深刻分析之外,还对个别企业法、合理化法、产业结构法、国家管理法、特殊企业形态法、资金和金融规制法、物价规制法、物价规制制法、对外经济法、资源规制法、消费者政策法等作了充分论述,内容充实,体系也较完整。此外,《经济法》一书对日本经济法学中的一系列概念、术语的解释、阐述也比较清晰、确切。因而,本书在战后日本十余种经济法著作中可以说是比较杰出的一本。正如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在《书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文中所说:“战后关于经济法的菱出了若干册,但其中大多数只将《禁止垄断法》作为论述中心,对其他高速经济关系的法律涉及甚少。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与这类经济法著作截然不同,它不仅研究《禁止垄断法》,而且还将其他各类经济关系法规与〈禁止垄断〉话在同等重要地位而广泛涉及予以充分论述,它是战后出版的经济法专著中最全面、最优秀的一本。”
第三,本书在将满足社会协调性要求作为经济法之目的与本质,并将各项经济法规纳入其中以构造现代经济法学体系方面进行了尝试,作出了努力。同时,在将经济法作为完成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法律技术和手段方面,本书也作了系统的论述。这些,也是本书与其他各种经济法著作相区别的地方。
当然,如有的日本学者指出那样,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在体系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将竞争政策法(禁止垄断法、垄断形成法、市场进入规制法、市场领域高速法)放入第二编经济组织法中就不太妥当。因为,竞争政策法作为规制和高速妨害经济活动自由行为的法律,具有经济活动自由保障法的性质,将其放入第三编经济活动法似更为贴切,等等。 尽管如此,金泽良雄的《经济法》一书仍不失为日本经济法学界一本划时代的作品,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对我国也有借鉴意义。尤其是本书中总结与阐述的数百种日本现行经济法规的精神与实施情况;关于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经济法中的规制与计划,日本经济法的历史沿革等的见解;《经济法》一书所构造的经济法学体系,等等,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促进经济法学教学与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C. 江伟的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柴发邦、江伟、刘家兴等著:《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
2、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
3、江伟、邵明、陈刚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
二、译著
1、В·К·普钦斯基著:《美国民事诉讼》,江伟、刘家辉译,法律出版社,1983/1993。
2、米尔顿·德·格林著:《美国民事诉讼程序概论》,江伟译,法律出版社,1988。
三、主编教材和专论
(一)民事诉讼法
柴发邦、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讲座》,第三期全国法律专业《民事诉讼法》师资进修班,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出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江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华夏出版社1991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柴发邦主编,常怡、江伟副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订版)。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自学考试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江伟主编:《研究生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研究生教学指导用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二)证据法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
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
江伟主编:《 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三)公证、仲裁与律师
1、江伟主编:《公证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
2、江伟主编:《律师、公证与仲裁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四、主编期刊和论文集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以书代刊),法律出版社。
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诉讼法专论~1997年卷),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8年。
江伟主编:《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章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一)发展民事诉讼法的总体思路
1、《建议民事诉讼法先于民法颁布施行》(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5期。
2、《民事诉讼法概说》,发表于《网络知识》1982年第1期。
3、《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事诉讼法》(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4、5期。
4、《新民事诉讼法的重大突破》,发表于《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
5、《谈民事诉讼法的补充和修改——为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而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1年第3期。
6、《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7、《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发表于《法制日报》1991年5月27日。
8、《简论民事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与赵金山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9、《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0、《实现民事诉讼现代化》,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1日。
11、《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及其主要缺陷——兼论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湘江法律评论》2001年第4卷。
12、《民事诉讼法的宪法化》(与邵明合作),发表于《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辑。
13、《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14、《中国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阐释与重塑》(与刘学在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15、《现代诉讼理念与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塑》(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6、《民事诉讼法修改势在必行》(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28日。
17、《民事诉讼法典修订的若干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
18、《民诉法修订的指导思想与立法框架》(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4日。
19、《略论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4年第3期。
20、《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3期。
21、《将“公益诉讼制度”写入&lt;民事诉讼法&gt;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中国司法》2006年第6期。
(二)发展民事诉讼法学的总体思路
22、《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发表于《现代法学》1996年第3期。
23、《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发展的若干问题》(与邵明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24、《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25、《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与邵明合作),收入《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26、《董必武诉讼法学思想初探》(与吴泽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27、《十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概述》(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9年第2期。
28、《民事诉讼法学的回顾与展望》,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
29、《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程荣斌、张建华、刘春玲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1期。
30、《1994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萨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5年第1期。
31、《1995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肖建国、王谢春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6年第1期。
32、《1996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1期。
33、《1997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单国军、徐卉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8年第1期。
34、《1998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1期。
35、《1999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刘敏、张艳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0年第1期。
36、《2000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与熊跃敏、吴泽勇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1期。
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
(一)诉权论
37、《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38、《论股东诉权》(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39、《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二)诉讼标的论
40、《论诉讼标的》(与韩英波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7年第2期。
41、《论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42、《请求权竞合与诉讼标的理论之关系重述》(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3年第4期。
43、《民事诉讼标的新说在中国的适用及相关制度保障》(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
(三)既判力论
44、《论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45、《论判决的效力》(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6年第5期。
(四)诉讼模式论
46、《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兼论民事诉讼模式》(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9年第3期。
47、《论民事诉讼模式的转换与法官的释明权》(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五)诉讼法律关系论及程序保障观
48、《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与常怡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
49、《民事诉讼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础》(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50《民事诉讼程序之协调与整合》,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1年12月15日。
(六)民事争议与刑事争议、行政争议的协调处理机制
51、《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52、《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与范跃如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三、民事诉讼法具体制度
(一)当事人制度
5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与王强义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2期。
54、《论集团诉讼(上、下)》(与贾长存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
55、《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问题》(与熊志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3年第4期。
56、《关于代表人诉讼的几个问题》(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4年第3期。
57、《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确定》(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8、《合伙不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59、《修改公司法应增加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2000年8月6日。
60、《当事人适格的识别》(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0月28日。
61、《民事法律关系义务人提起确认之诉的适格性》(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4日。
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诉法人适格性探讨》(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18日。
63、《牵连诉讼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与杨剑合作),发表于《人民法院报》 2005年9月13日。
(二)人民检察院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64、《试论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与刘家兴合作),发表于《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
65、《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与王强义合作),收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66、《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1995年第6期。
67、《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段厚省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0年第6期。
68、《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69、《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改革论纲》(与张慧敏、段厚省合作),发表于《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
70、《略论检察监督权在民事诉讼中的行使》,发表于《人民检察》2005年第18期。
71、《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与杨剑合作),发表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三)保全制度
72、《完善我国财产保全制度的设想》(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
73、《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初探》(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四)审判程序
74、《论开庭审理》(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5期。
75、《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傅郁林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1999年第6期。
76、《走出民事再审困境的出路》,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
77、《论审判独立的制度保障及其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78、《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与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79、《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责任诉讼机制研究》(与王铁玲合作),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4年第2期。
80、《我国民事诉讼主管之概念检讨与理念批判》(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81、《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取向与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2、《论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与程序刚性》(与杨剑合作),发表于《法律适用》2006年第7期。
(五)证据制度
83、《关于产品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与宗琴娟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8年第5期。
84、《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尹小亭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1991年第2期。
85、《论民事诉讼中的认证》(与刘敏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6、《关于我国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意义和若干设想》(与邵明合作),收入《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7、《科学裁判与证据》(与刘荣军合作),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论文。
88、《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89、《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与肖建国合作),第三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2000年。
90、《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与吴泽勇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91、《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确立的反思》(与孙邦清合作),发表于《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92、《统一证据法的基本架构》,发表于《诉讼法学研究》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93、《在经验与规则之间——论民事证据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94、《经验与规则之间的民事证据立法》(与徐继军合作),发表于《法学》2004年第8期。
95、《专家证人若干问题的探讨(上、下)——以我国证据立法为背景》(与谢文哲合作),发表于《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2期。
(六)执行制度
96、《民事执行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97、《完善代位申请执行制度之两点建议》(与单国军合作),发表于《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5期。
98、《民事执行存在问题的病理探析》(与刘荣军合作),第二次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
99、《论执行行为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与赵秀举合作),发表于《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1辑。
100、《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学家》2001年第4期。
(七)非讼程序
101、《论公示催告程序》,发表于《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102、《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交错适用:兼析程序法之适用》(与杨燕妮合作),发表于《东吴法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特刊。
(八)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103、《论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刘永娥合作),发表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6期。
四、民事纠纷的非讼解决机制
(一)仲裁制度
104、《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制日报》1992年12月7日。
105、《仲裁范围初探》(与王国征合作),发表于《法学家》1993年第2期。
106、《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劳动争议仲裁立法之完善》(与肖建国合作),发表于《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107、《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为《仲裁法》的颁行而作》(与李浩合作),发表于《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
108、《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现代仲裁法》,发表于《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
(二)调解制度
109、《论市场经济与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李浩合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10、《德国民事诉讼上的和解制度介评——兼论对改革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启示》(与熊跃敏合作),发表于《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1、《简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与廖永安合作),发表于《法学杂志》2003年第2期。
五、WTO与民事诉讼法
112、《WTO协议与中国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13、《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对应之策》(与王景琦合作),发表于《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4、《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对该机制的运用》(与张力合作),发表于《中国改革报》2002年1月14日。
六、比较民事诉讼
115、《英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新动向》(与刘荣军合作),发表于《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16、《两岸交往中的民事诉讼问题》,收入《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七、破产法
117、《论破产法》(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诉讼法学论丛》,1985年出版。
118、《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客观必要性》(与刘春田、甄占川合作),发表于《中国法学》1986年第1期。
八、会议报告与书评
(一)会议报告
119、《民事诉讼法立法与实践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990年11月在全国诉讼法学术讨论会(杭州)上的发言。
120、《关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补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
121、《中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亚太法协第十四届大会上的发言。
(二)书评
122、《充满时代气息的民事审判权理论及其架构——评黄松有博士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123、《充满时代气息的审判权理论与构架——评专著〈中国现代民事审判权论〉》,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
124、《民事诉讼宪法理念开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刘敏著&lt;裁判请求权研究&gt;》,发表于《金陵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D. 我要考民商法,关于民商法的核心期刊有哪些谢谢回答者。

法学期刊
期刊:法律适用
网址: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月刊,国家法官学院主办,每月8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论坛”、“理论与实践”、“案例分析”、“问题探讨”、“热点聚焦”、“司法解释与适用”、“国外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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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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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每双月1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专论”、“法学争鸣”、“青年法苑”、“司法官谈法治”、“港澳台法律问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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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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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1期
摘要:双月刊,中文法律类核心期刊,每单月1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专论”、“新法研讨”、“青年论坛”、“司法实践”、“调查研究”、“军法纵横”、“外国法制”、“律师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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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国法学
网址:www.clol.com.cn
目录: 2004年第6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法学会主办,每双月9日出版,主要栏目有“专题论坛”、“各科专论”、“立法研究”、“国外法制与法学”、“研究动态”、“司法改革与司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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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政法论坛
网址:http://ZFLT.chinajournal.net.cn
目录: 2005年第1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政法大学主办,逢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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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现代法学
网址:http:www.swupl.e.cn/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西南政法大学主办,每双月28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论坛”、“法苑新枝”、“法与争鸣”、“专论”、“立法建议”、“工作研究”、“法律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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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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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西北政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0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法学论坛”、“立法研究”、“学术综述”、“司法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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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研究
网址:[email protected]
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办,每单月23日出版,前身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于1954年创办、1966年停刊的《政法研究》,1979年复刊改为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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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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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3日出版,主要栏目有“司法改革纵横谈”、“评论·专论·争鸣”、“外国法制”、“古代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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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法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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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1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南政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热点问题”、“法学争鸣”、“法学论坛”、“法学专论”、“立法建议”、“外国法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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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政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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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每双月5日出版,主要栏目有“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司法实务研究”、“中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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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人民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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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4年第10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每单月13日出版,主要栏目有“司法改革纵横谈”、“评论·专论·争鸣”、“外国法制”、“古代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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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比较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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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4年第6期
摘要:季刊,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主办,逢1、4、7、10月出版,主要栏目有“论文”、“专论”、“学人札记”、“书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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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当代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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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2005年第2期
摘要:月刊,法学核心期刊,吉林省法学会主办,每月20日出版,主要栏目有“专论”、“理论研究”、“立法研究”、“比较法研究”、“国际法研究”、“司法实践”、“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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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中外法学
网址:[email protected]
目录: 2004年第6期
摘要:双月刊,法学类核心期刊,北京大学中外法学杂志社主办,逢双月出版,主要栏目有“论文”、“评论”、“判例与研究”、“新书简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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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报纸 报纸:人民法院报
网址:http://www.rmfyb.com.cn
摘要:是法院系统的刊物,其主要特点是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相结合,对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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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检察日报
网址:http://www.jcrb.com.cn
摘要:是检察系统的机关报纸,其电子化步伐走在前列,《正义网》即为其电子化的成果表现,曾一度为网络化程度最高的法制类电子报纸,主编冷眼观潮亦为著名网虫之一。该报理论性不如法制日报,对实践的指导性不如人民法院报,但副刊较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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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法制日报
网址:http://www.legaldaily.com.cn
摘要:司法部主办的司法系统的机关报,理论性较强,其理论评论版为各大法学报纸中最强。被评为获取中国法律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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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民主与法制画报
网址:http://www.mzyfz.com.cn
摘要:严格地讲,该报并非法学类报纸,其面向的用户群主要是社会公众,但其报道带有报告文学的色彩,这一点,在目前以机关报为主的中国法学报纸中是很独特的。

E. 推荐一本介绍法学思想的历史的书!

西方法律思想史

F. 梁慧星《民法总论》第四版书评。

为权利而斗争《民法总论》书评
“为权利而斗争”,这已在法学界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源自于120多年前德国伟大的民法学家耶林同名著述《为权利而斗争》。“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法不仅是思想,而是活的力量。因此,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主张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1]耶林如是说。然而耶林似乎已经遥远,我们仅仅嗅到的是那种诗歌式的论述,斗争式的激情,自信的国民感情。但梁先生却是亲近的,梁先生的《民法总论》中处处都体现着作为一名学者的使命——“为权利而斗争”。自己真正理解“为权利而斗争”的精髓是在三读梁慧星先生《民法总论》之后的,确切说,我已记不清咀嚼《民法总论》多少遍了,但却可以肯定的是每每读过此著,思想上依然可以时时翻新,而这些翻新与提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于是成为了“三读”。众所周知的王国维在论治学之道时谈到的著名三个境界,窃以为,研读梁先生的书亦不外如此:一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自己拿着三百多业的小薄册子,避开喧嚣的人群,独处一室,着实品尝一番,于是走进了民法的殿堂;二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突然发现,文绉的语言,细致的情感,已经超越了知识和教材的约定,便不得释手、带着激动的心情反复研读了;三读,“众里寻他千网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知不觉,带着问题读了学多民法著述,重新翻阅梁先生的《民法总论》,读到的却是作为一个学者孜孜不倦的、为中国民法而斗争的决心和气魄。
一 、布道者说:什么是民法、什么是权利
九州之民法进程,缓慢而艰难,经数次编纂,观目前,渐成体系。然仍需进一步完善,应采民商合一,权利本位,繁荣市民生活。[2]梁先生在这本著述里犹如一名布道者,告诉人们民法虽然是个舶来品,就连它的名称也取自东瀛[3],但是关于市民生活的法是世界各国都规定,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不论是近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只要存在市民生活,存在理性的人就应该存在民法。梁先生没有直接告诉人们民法是什么,没有像其他教科书似的注释法条的规定说,“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他先给人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告诉人们这幅图画的由来,这幅图画的布景,这幅图画采用的手法,用的材料,所体现的意义,带领人们去欣赏她,使人们在不知不觉地陶醉中领略了民法的要义。就是这样,丝毫没有强权的灌输,没有权威的厉色,使读者们更多的是法学的爱好者们俨然是漫步在民法花园之中,循着民法的语源、外延、民法的发展、构造、编纂、法源的足迹追溯,来到一栋奇妙楼阁面前,带着好奇心想进去。于是,梁先生如武林高手稍加论理似的点拨,民法的本质赫然在读者的面前。
首先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按照黑格尔所说的市民,就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因此,把它所说的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人社会,亦无不可”,(页31)马克思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社会中每一个独立的人也就担当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政治国家的成员。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页32)然后民法又是私法。这是相对于公法的划分,“易于确定法律关系性质,应适用何种法律规定,应采用何种救济方法或制裁手段,以及案件应由何种性质的法院或审判庭受审,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广告法中,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虽然没违反广告审查的义务和核实义务,对消费者的损失依然承担责任,除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但绝对不能以没违反广告法上的义务为抗辩事由,因为违反广告法的义务应承担公法上的责任,不能用公法上责任的承担代替私法上责任的承担。而非“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怎能不使读者们联想到我国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这是一个多大的歪曲和疏漏呀。书中强调,要提倡私法自治,“即在民事生活、经济生活领域,由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则上国家不直接干预,只在当事人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国家才出面进行‘第二次性的干预’,亦即由司法机关以仲裁者身份对当事人间的纠纷作出裁判。”(页36)最后,书中指出民法为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民法为实体法。于是乎,人们可以真切的体会到民法这一奇妙楼阁的韵味。寻求民法发展的历史,梁先生自然而然的道出我们现在民法应坚持以权利为本位,辅之以社会本位。
在梁先生的这本著述里,权利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不论是民法的构造,还是民法的本质;不论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不论是权利的客体——物,还是权利的变动——行为等等,都与权利休戚相关。那么,权利是什么?梁先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所谓权利,指得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也。”(页76)进而用比较的方法解构权利的本质,从切实的眼光透视给我们权利必须结合“法律之力”才能保护“特定的利益”,绝非引用自然法上的权利抑或应然上的权利。解构的目的是进行组合,于是阐释了民法中权利最重要的两大权利,“物权为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享有其利益的排他性的权利。其中‘支配其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即所谓的特定利益,而‘直接支配’和‘排他性’,即法律上之力。再如,债权为请求特定认为特定行为之权利。其中‘特定人为特定行为’,即特定利益,而‘请求’及法律上之力。各种权利,莫不如此。”(页78)财产法就是从这两大权利演绎开来,形成了物权法体系和债权法体系,他们与亲属继承法一起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可以说,权利是民法的精髓,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要坚持“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页46)在著述中,梁先生阐释了民法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认为民法应倡导私法自治,强调当事人平等,在市场经济中遵循合同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然决不能违反公序良俗,倡导民事生活的诚实信用,醇化社会道德、经济道德,禁止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从而达到个人、社会、国家协调的发展。(页46-53)游刃在这奇妙的花园中,使我们忘却了民法、权利教科书式的概念,但却把民法的精神、权利的精神铭记在心,园子中的芬芳、楼阁的美丽已经不可磨灭的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中。这时,又有谁会去不适时宜的宣扬民法、权利教科书似的概念,它们在你的心中,在每个读过这本著作的人们的心中就足够了。
然而布道者并没就此嘎然而止,或循序善诱或醍醐灌顶。我们初拿这本书都会有天生的爱好,区区的三百二十页,只要花些许时间就能走过一遍。这未尝不是布道者的良苦用心,他不希望用资料的堆砌来换得别人送来的博学多识,更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理解、最后产生动力去自我更新。因此这本著述成为了经典,经典是因为字字珠玑。这是毫不夸张的,梁先生每抛出一种观点或一段说理都背后都蕴含着大量的理论支持。比如在谈到诚实信用时先生著有《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4]一文,在谈到近现代民法时先生有《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5]一文,在谈到物、物权行为及区分原则、取得实效时先生有《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6]和《物权法的立法思考》[7]两文,同时还有合著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8],在谈到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及所采用的体系时有《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9]、《制定民法典的设想》[10]等文。在本著最后一章谈到民法的解释时已著有《民法解释学》[11]。同时梁先生不遗余力的担任《民商法论丛》的主编,《法学研究》杂志主编,潜心著述了《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12]、《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一二卷[13]、《中国物权法研究(上、下)》[14](合著)。而这些学术活动及论著使得梁先生的这本《民法总论》得以提升和概括,每一句话与都是经过充分的学术论证和讨论的结果,每一部分都考虑到当代最先进的民法学成果。就像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述东家之子的相貌时说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梁先生此著篇章恰当好处,文字经典,不可不谓“一字千金”。
布道继续着。梁先生在此著中专设一节谈民法学及其学习方法[15],这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犹如大海里的灯塔,指引航行的方向。这便是著者与读者最为贴近的交流,这便是布道者与受道者深情的对话。梁先生把民法学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者对民法规则(民法立法、习惯、判例)进行整理并依一定的逻辑顺序所构成的体系。”学习这部分“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民法,民法的性质、人物、作用,特别是掌握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第二部分是,“关于解释适用民法的方法和规则的理论,叫做方法论”,“无论是从是民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或者是从民法裁判和诉讼实务的法官、律师,其民法素养和民法实务能力的高低,载具有了比较扎实的民法知识基础上,关键就看他(她)是否熟练掌握了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规则和理论,亦即看他(她)是否掌握了现代民法方法论”,第三部分是,“学者运用民法方法针对假设的或者实有的案例,所提出的具体解释意见”。这三部分分别被称作法源论、方法论、解释论。在梁先生受读者以“鱼”时,又授给读者以“渔”,已经超越了布道。他提倡交替采用 “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学习方法”和“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学习方法”,“为了掌握民法的基本结构和整个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须采第一种学习方法,精读一、二中较好的法学教材或者体系书。在此基础上再采用第二种方法,阅读一些民法实例演习著作”,“然后再读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题研究著作和专题研究论文”,“并且,在具有比较扎实的民法知识的基础上,应阅读民法方法论著作和民法判例研究论文”。这已经超脱了教材和论述,我们读到的是作为中国民法大家对后来者的谆谆教导,甚至他在你的耳边告诉你,在学习时要注意“循序渐进”、“学而时习之”。我们更读到的是作为学者的那种使命感,要让读者真正领会它的精神,真正在读书,用心良苦。
这一读,如春暖花开,又如醍醐灌顶。摩西带着它的子民穿越了神的恩典,把追来的敌兵留在合拢的滔滔海水之中,走出了埃及。民法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这无须去解释了。读者眼前是无穷的希望,他们已经走出了对民法无知的沙漠。
二、善待理性、自由和权利
中国的民法体系与德国式的体系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从清末以来中国公布的民法典均为德国式的,或由于学习日本,而日本又仿效德国,或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而苏联又参照德国法典。在德国,他们崇尚结构主义、理性主义,相信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便会得出正确的东西。然而理性并不是绝对的、完全可信的,人类社会的很多事情并不能够用理性说得清。民法最极端的形式是它假设了两个前提:它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合理的利己主义者,既合理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它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即每个人对个人的利益进行最佳的判断。然而这也导致了一些正确观点的忽视,比如马克思•韦伯认为的市场社会中的合同自由已经造成生活中的强制性程式化的增加,在不可避免的完全冷酷的形式中,必须融入到市场斗争的纯经济“规律”之中;凯尔森认为的,“保持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即法律主体作为主观权利的载体而存在,换言之,主观权利应为私人所有权,其系客观的即实证的、经由人类创造并可变更的权利,此中存在应是一个先验范畴、应是一项制度,在该项制度中,法律制度的内容具有不可逾越的框架”。[16]诚如现代民法要求的修正那样,完全的依赖人类理性塑造成的民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社会生活的要求。抽象出来的人格让位于具体的人格,“其典型的例子,是在劳动法上形成了劳动者的具体人格,由雇佣契约的主体成为服从团体法理的劳动法的主体”、“为了阻止大企业垄断的弊害,经济法和反垄断法,成为着眼于企业的规模、业种的独立的法域。此外,在消费者保护法及环境保护法上,消费者和公害的受害者,成为独特的法人格类型。”因此,似乎应当善待理性。不要赋予“理性”太大的使命,使得“理性”不堪重负。
论著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梁先生是要求人们善待理性的,那就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无因行为与有因行为的阐述。物权行为一直被德国的民法学界称之为一个创举,这是纯粹理论抽象的产物,它可以很好的对应债权法和物权法的划分,对法律行为的概念进行了很大的支撑。并且把意思表示分析得淋漓尽致,用公示代替表示行为,这完全是严密逻辑的推导。然而梁先生并没有完全继受这种理性,提出了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区分的原则,对“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合同,将物权变动作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效力。”(页183)我们姑且不问物权行为这一目前讨论十分热烈且又不能定论的理论能否写进我们的民法典,我们也姑且不论物权行为到底能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什么,单是从善待理性的角度出发,物权行为在中国是否有适用的余地、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法感情、是否有替代的原则加以弥补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缺失。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这本专著提出的问题。不可置否,梁先生虽然不承认物权行为应采纳与国家立法之中,但是他没有放弃私法自治的理念,“在私法自治范围内,法律对于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即以其意思尔夫与法律效果;以其表示而赋予拘束力;以其意思表示之内容,遂成为规律当事人行为之规范。”(页176) 这给物权行为成立创造了空间,并没有完全的否认它,仅仅是抛砖引玉,更多的是留给读者广阔的空间去加以思考,留给后来人去填补。
这本著作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用专节来讲法律行为的解释。“法律行为的解释亦即意思表示的解释,即对于意思表示内容含义所作解释”,(页211)然而“人们倾向于话语制度观点。依据此种观点:话语处在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学的基础在登记的关系之中。根据话语理论,不受控制的交互行为作为一种机会,其保障的是那些在合同谈判中甚至在法庭上亦可展开的内容。”[17]有时候语言决定了行为的后果,很多时候不是个人的理性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或者说一个人的理性想要达到的结果却因为语言的歪曲、对方的误解、传输的失误而大相径庭。比如,一个北方人在福建买地瓜(在北方一般指红薯),然而福建人却给了他一个马铃薯(因为马铃薯在福建许多地方称作地瓜),显然这是双方当事人理性不能够达到结果,因为向各地方的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进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再如,传说三国的诸葛亮为了祭泸水的鬼神,又不想劳民伤财,于是创造了满头(即用面包住肉馅做成头的形状)祭奠,最后平息了泸水汹涛。但是,按照很多北方的语言文化,馒头是指那种实心的没有馅的面食,然而至今那方很多城市仍沿用诸葛氏的那个定义,结果避免不了误解。此著继续阐述,“解释法律行为之目的,在探求当事人于意思表示中所表示的真意。惟需注意,此所谓当事人之真意,非指当事人内心之效果意思,而是指表示上的意思表示。……在解释方法上一方面规定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可拘泥于所使用之词句。”(页211)这是很有必要的,很多情况下由于语言的问题使得理性受到限制,而法律确切说是人们对理性认知决不能达到绝对真实的境界,于是就要设定义中规则,这就是对人们理性所谓的法律行为进行一定的解释,最终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效果。于是应该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善待人们的理性,解释法律行为。首先需要文义解释,即通过对法律行为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含义的解释,以探求法律行为所表达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然后是整体解释,指对合同各个条款作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具有的正确意思。还不行的话,目的解释就浮出了水面,如果法律行为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作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法律行为目的的解释。还有习惯解释,即法律行为如合同所使用的文字词句有疑义时,应参照当事人的习惯解释;公平解释,以法律行为所使用文字词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时,若是无偿法律行为,应按对债务人义务较轻的含义解释,反之若是有偿法律行为,则应按对双方均较公平的含义解释。如是格式条款应按对决定条款一方不利的含义解释;诚信解释,解释法律行为时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页212-216)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了下去,也许或者是一定没有穷尽绝对的真意,无法完全依靠理性,那么,法律只能做到这些了,法学要求我们做到这些就足够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承认不可绝对探知法律行为的真意,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或者法学认可的方法(如上面法律行为解释的方法)来最大限度的达到或者达到法律认可、当事人心服口服的程度,这完全是对理性的善待,这决不同于空喊尊重理性却不去探知它。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把自由和权利“混为一谈”,就是在法学中的自由和权利两个概念也往往交织在一起,“可以把权利理解为自由,即法律允许的自由——有限制、但受到法律保护的自由,每一个真正的权利就是一种自由;包括权利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主体在行使权利是不受法律上的干涉,主体做或不做一定行为不受他人的强使。”[18]德国罗马法学者温特夏德认为,权利的本质为意思之自由,或意思之支配。即权利为个人意思所能自由活动或所能自由支配的范围。可以看出,即使在法学专家看来,这种权利和自由都是分不开的。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自由是“价值”上的东西。[19]而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是现实的被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这种利益具有自由的属性。
我们从梁先生这本专著中可以见微知著地看出,真正理解民法是需要树立善待自由与善待权利的理念。首先,现代民法的发展出现了合同自由的限制和所有权绝对的限制。自由竞争,为近代社会之活力源泉,但也带来社会的许多弊害。所谓“私法的公法化”,即为了防止和纠正这些弊害而对交易进行公法的规制,造成了契约制度衰退的印象。而对土地所有权的公法规制,即对某些生活物资的统制,使所有权具有社会性。即所谓所有权附有义务。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之发达,也突显出所有权的社会性。(页5)而在阐释合同自由原则是立于平等原则之后的第二个原则,可谓平等是民法中的最高原则,而合同自由是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并非不受限制的自由,不允许滥用合同自由以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页50)善待自由和权利要求每个人决不能放纵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力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因而这三个原则成为了民法中具有裁判性的原则,这类原则不仅表明了宪法的态度,如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同时,它还告诉人们自由和权利是有一定限度的而非恣意妄为的。没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只有遵守这些原则的自由和权利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权利,才是民法得以倡导和维护的自由和权利,否则必会得到放纵的代价(自己责任、过错责任就从此来)。同时这种善待的自由和权利将成为解释民事法律法规的依据、补充法律漏洞、发展学说判例的基础。民法之所以需要规定公序良俗原则,是因为立法当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而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公序良俗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公序良俗原则,性质上为授权型规定。目的在于,遇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法院可直接依据公序良俗原则认定该行为无效。(页229)而诚实信用具有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义务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如果适用诚信原则,与适用判例,得出相反的结论,则应适用诚信原则,而不适用判例。此种情形,应依法定程序变更原有的判例。(页293-295)权力禁止滥用原则具有这样的功能:第一,作为侵权行为的判断基准,第二,使民事权力的范围明确化,第三,据以缩小民事权利的范围,第四,强制调停权利人与他人的利益冲突。权利滥用之效果,以承认权利存在而否认其行使为原则,而以权利丧失为例外。[20]
在此著中,有一个例子可以形象地说明,要善待自由和权利,否则将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将受到民法否定性的评价。在介绍目前炙手可热的名誉权时,论著提到创作自由与名誉侵害的问题,认为“作家的创作自由和人民的人格权均受法律保护。法律也不仅指作家以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作为创作素材,甚至不禁止所谓纪实小说,但法律要求作家在将这些真人真事写入小说时,应尽合理的主意义务以尽可能地避免给所涉及的人的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益造成损害。……保护人民的人格权不受损害,不仅是作者在行使创作自由时应负的义务,也是出版社在行使出版自由时应负的义务,”否则,承担侵权的责任。[21]“我以这样的角度讨论和主张言论自由,并非完全免除了言论者的责任;相反,这种分析恰恰提出了文学艺术、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权有势的知识界和职业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更应当注意职业的道德自律。……他们必须理解到,社会之所以将初始权利配置给了他们,并不是由于他们个人有什么天然的优越,而是社会为了避免一种更大的伤害;他们应珍惜这种自由和理解自身的责任,应当格外注重职业道德和道德自律,这并不是要限制他们的权利,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这种自由权。”[22]
这一读,为读者懵懂的眼睛照亮了画面的色彩。开始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焕发出无穷的兴趣,才发现原来看到的条条框框的概念以及自认为公理性的东西都应该加以怀疑,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理性,善待自由和权利,退一步真的是豁然开朗、海阔天空。
三、为权利而斗争便是为法律而斗争(代结语)
我国古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一直被人们广为引用的并经常作为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喊出了知识分子的豪情壮语,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德国的大哲学家费希特还在耶拿大学对学者的使命做了专门演讲,并著有旷世之名著《论学者的使命》,他提出,“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梁先生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坚信“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在论著中他借用了耶林这一“名言”并论述了如何为权利而斗争,借他人之语来抒发自我的感情。“无论是个人的权利,民族的权利,或一切权利,无论是私法,公法或国际法,都需要用斗争去抵抗对权力的侵害,都需要用斗争去使纸上的法变成获的法、具有生命的法。”(页89)张载似乎柔和一些,作为末儒仅仅是一种内心独白。而费希特似乎更直白一些,“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应当根据自由选择,根据他认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动。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目标,也应当被社会的每个成员当作这样的目标。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 [23]梁先生却选择了“斗争”,他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着学者的使命,他告诉人们“为权利而斗争,这是权力这对自己的义务……权利主张,是人的精神的存在条件!不敢于主张权利,等于自贬其人格!权利的完全放弃,等于精神的自杀!”“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权利者对社会的义务。……他已不再是为一己之利而斗争,而是为法律的实现而斗争!为法律的生命而斗争!为国家的法律秩序而斗争!”梁先生语重心长有道出“目前中国正处在立法高峰时期,在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充分重视人民发感情与法意思的培育,充分重视法律的实现问题,无疑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切切不可以纸上的法律之完善为追求目标!”(页89-90)
这个不知道是第几版的

G. 法律方面论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论文大部分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
1.选题,你在生活中发现存内在容哪些法律问题,你对这个法律问题有看法。比如:论保险代位求偿行使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2.选好你要写的论题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论题方面的资料,比如现行规定,学者们对这方面的定义,主流的观点,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论题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对问题的认识后,就可以开始着手正文了。
4.各个学校都有对论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按照学校要求的格式来完成论文。多和同学交流,不懂就问老师。
5.跟你说说正文怎么写。
本科论文可以分成三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关概念特征,立法现状等;
第二部分,重点是第二部分,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给出解决的办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参考文献列出,再致谢就可以了。
谢谢,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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