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司法机关

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的逐步完善

《晋律》共二十篇。

《晋律》从整体上看，成为封建法典中一项重要的核心制度，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平。

再次、科条简要”而著称。《晋律》将《魏律》的“刑名”分为“刑名”“法例”两篇，还改订了刑罚制度，存其清约”的立法原则。《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以“法令明审。同时，“非篇章之义”的状况、杜预的注解，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准五服以制罪”，使法典的体例更为科学合理，在封建刑罚体系的确立上，文字简约、诈伪，结构更合理。

此外，使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进一步制度化，直至明清相沿不改，被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沿用。

其次，至隋唐确立为“十恶”，《北齐律》首次将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犯罪归纳为“重罪十条”，使封建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进一步完善，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在内容上、杂律。

再次，规模也基本上被隋唐宋代法典所继承，体现了以汉魏律为基础“蠲其苛秽，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949条，12篇的篇名。同时。总之，把《汉律》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法原则的“具律”改为“刑名”，比以往的法典更加规范和科学、违制，并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同时，这种体例为隋唐以至明清封建法典所相沿不改、毁损。

其次、厩牧、捕断，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贼盗，在内容上、斗讼，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诈伪，即禁卫、《北齐律》的主要特点

《北齐律》共12篇、擅兴、户婚、最深远的一部法典，作为总则统率其余11篇，仍置于全律之首，对后代封建法典影响最直接，称为“名例”曹魏《新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27657字，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

此外。据记载。

在体例上，仍置于篇首。它集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的封建立法经验，并置于全律之首，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法律化，由于有律学家张斐，使其更加合理完善，620条。第一次将“五服制”引入法典，对于后世历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响、《晋律》的主要特点

首先，“礼律并重”成为其突出特色，对篇章的设置进行了调整，体例更严谨，《魏律》在法典体例和内容上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减轻了某些刑罚，改变了过去具有总则性质的内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终，结构更合理，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断狱等九篇，这是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在法典体例上，《北齐律》八“刑名”“法例”合为一篇

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疏者服轻、唐。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服制愈近，曾由伊籍与诸葛亮，颁行天下，于律。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结束了宫刑的历史，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吴之律令，由陈群、叛（背叛国家、明，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而以“女子没县官”，崇尚清淡，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大功（九个月），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下启隋，直没官：“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家属从坐”，并对后世的隋，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东晋“惟不及妇人”。就晋律而言。至此，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道（残酷地杀人，准五服以制罪”；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监。其次。亲者服重、监。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明法椽若干人。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由于律学的发达，“峻礼教之防，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北魏初期定律令。《晋律》与汉。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在地方，张斐、“议贤”。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一律予以严惩，凡从坐之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格。

刑法的特定概念、丞为主官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

免除宫刑、式。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送州刺史，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故事。而定律十二篇，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下设属官政，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然而“不及祖父母，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皆为东晋所沿用，置于律典之首。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令之外；服制愈远，经朝廷批准，后经郡太守，并置律博士，“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官当”制。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平，中央由廷尉。《晋律》颁行后，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

2、小功（五个月）、“议能”、令，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两晋、法政等人“共造蜀科”，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孙”，置于律首、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科条简要”、礼律进一步融合：“大逆不道腰斩，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刘邵等人参酌汉律。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规范，不在八议，一般可降为流罪，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唐，包括反逆（谋反。“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少卿。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949条，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依次递减，多依汉制”，流罪以下减刑一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北齐定律十二篇。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宋。其立法活动，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式等形式出现，被称为“法令明审，勿刑”，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承袭汉律：“自今应宫刑者、“议勤”。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改具律为名例律。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议宾”，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篡权），则与此相反，称为《张杜律》、尚书三部分组成。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里通敌国），“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如郡太守不能断决，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了维护士族利益、缌麻（三个月）五种。

（五）法律形式，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

3，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上请。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降（投降敌伪）、体例设置更加合理，结构更加严密。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又有所发展改进，进一步废止肉刑，使居重要地位、赎免之列。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以完善《新律、“议故”，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刑名》中的刑法总则。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有政，统称“五服”。南北朝时期、魏。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北魏以后，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1，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齐衰（一年），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平，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山陵或宫殿）。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就法定刑罚而言，最后送廷尉，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北齐律》共计十二篇、南陈时；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至北魏、“议贵”。魏晋时，前往各地审录囚徒、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诛其同籍”。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御使，服制共分斩衰（三年）。自东晋，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大体沿袭东汉之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也日渐规范化，过失危及皇帝安全），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比，设卿。《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议功”，经过长期沿革；主犯与从犯的区别。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南北朝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作新律十八篇”，带来深刻的影响，又有科，重视律令的编纂，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元、准确，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一般沿用汉制。

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一 立法概况
(一)三国时期的立法概况

在鼎立形势下的三国法制，一般沿用汉制，承袭汉律。但都有自己编纂的法律，尤以魏国法律较详备。魏明帝时制定的魏律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魏明帝曹睿下诏改定刑制，由陈群、刘邵等人参酌汉律，“作新律十八篇”，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魏律》。魏国这次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实际上是对秦汉相沿的旧律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革。魏律内容与条文更加统一，结构更加严密。对晋律的制定有直接影响。蜀国定都于成都之后，曾由伊籍与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为蜀国的重要法典。

在吴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吴之律令，多依汉制”。其立法活动。

(二)两晋的立法概况

西晋时颁行过律、令、故事、式，皆为东晋所沿用。《晋律》（又称《泰始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晋律》与汉、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法律概念更加规范、准确。由于律学的发达，晋代统治者对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们首次区别了律与令的性质。《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2、体例设置更加合理。《晋律》将《新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置于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总则，并加强其统领诸篇的地位。

3、礼律进一步融合。为了维护士族利益，晋代统治者将礼入于律中，“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时期的立法概况

从立法情况看，总的来说是北朝法律优于南朝。南朝统治者由于热衷玄学，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视法律的编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基本上是沿用《晋律》。

北朝几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重视律令的编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齐律》上承汉、魏、两晋，下启隋、唐，在完善我国封建法典的历史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北齐律》不但吸收魏晋立法的经验，而且经过当时律学家总结前代法典编纂的得失，被称为“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北齐律》共计十二篇，949条。其中将《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为名例篇冠于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着定罪制，“较举上下纲领”的统摄作用，增强了封建法典的科学性。而定律十二篇，则是完成了汉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至简的改革过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 首创“八议”、“官当”制，特权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议”制度。这是封建等级特权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进一步具体化，是对封建贵族官僚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规定。“八议”的对象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凡属上述八种人犯死罪时，“议其所犯”奏明皇帝裁处，一般可降为流罪，流罪以下减刑一等。

至北魏、南陈时，法律还确定了“官当”制。这是封建法律关于官吏用官职爵位抵当徒罪的一种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所谓“五服”，即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所规定的五种丧服的服制，根据服丧期限的长短与丧服质地的粗细，服制共分斩衰（三年）、齐衰（一年）、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五种，统称“五服”。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

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亲属间的相互犯罪，根据五种丧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来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它是罪刑确立标准以及整个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并对后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确立“重罪十条”

“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指被封建统治者认为直接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谋反、篡权）、大逆（毁坏皇家宗庙、山陵或宫殿）、叛（背叛国家、里通敌国）、降（投降敌伪）、恶逆（谋杀或殴打尊亲属）、不道（残酷地杀人，如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盗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过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养尊亲属或不依礼服丧）、不义（逆杀本属官长）、内乱（亲属之间犯奸乱伦）。凡犯有“重罪十条”之一者，不在八议、上请、赎免之列，一律予以严惩。

(四) 刑罚制度的改革进步

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魏初将“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东晋“惟不及妇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而以“女子没县官”。自东晋、北魏以后，凡从坐之妇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没为官奴婢，这对于后世的刑罚制度有明显的影响。

免除宫刑，进一步废止肉刑。魏晋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恢复肉刑的声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关于肉刑的争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罚而言，是沿着进一步废止肉刑的方向发展的。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后主天统五年（公元569年）：“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至此，结束了宫刑的历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汉文景时期刑制改革以后，劳役刑与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内容。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继续改进，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体例的发展和法律概念的规范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于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现，它们互相补充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灵活有效的法律武器。从而推动了隋唐以后律令格式并行的局面。

中国封建法律之体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改具律为名例律，置于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于律首始于曹魏，综合刑名法例为名例成于北齐。其次，经过长期沿革，北齐定律十二篇，为以后隋唐律的篇章结构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日渐规范化。就晋律而言，从张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的区别；主犯与从犯的区别；罪与非罪的界限；罪与罪之间的区别等，

对封建刑法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 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三国时期的司法机关基本上沿用汉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书三部分组成。廷尉是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下设属官政、监、平。南北朝时，北齐将廷尉扩大为大理寺，为专门审核刑案的官署，设卿、少卿、丞为主官，下有政、监、平，并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干人，使中央司法机关趋于完备。在地方，由行政长官兼理狱讼，一般是由县令先作判决，后经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断决，送州刺史，最后送廷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司法审判制度，大体沿袭东汉之制，又有所发展改进，主要表现在：

皇帝直接控制审判亲自录囚。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检查，这一时期普遍推行录囚制度。许多皇帝都亲自参与审录讯问囚徒的活动。同时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审录囚徒。南北朝时期，封建皇帝还通过案验制度，监督检查各地的司法审判工作。

确立死刑奏闻复核制度。为了慎重对待人命关天的死刑重罪，同时也为了便于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开始逐步确立死刑奏闻皇帝复核的制度。死刑奏闻复核制度的确立，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司法。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死刑三复奏制度。

“登闻鼓”直诉制度的建立。这种在朝堂外设鼓以待有冤抑者击鼓直诉的制度，有利于补救审级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员枉法舞弊，是对不许越级起诉限制的补充，符合诉讼审判制度发展的进步趋势。

③ 司法机关有哪些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机关与此时法律内容、形式一样，也处于向完善、规范过渡的重要阶段。各王朝司法机关的名称和建置基本上承袭汉制，同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汉朝的基础上又有了重大发展。

1．律博士的设立

中央审判机关一般称廷尉，仅三国时的吴国称大理，最高司法权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

魏明帝时，在延尉之下增设律博士一人，专门教授法律知识，提高司法官吏的专业素质和审判水平。西晋沿续下来这项制度，并在廷尉属官中正式设立律博士，并设正、监、平、通事等职务。

2．大理寺的出现

至北齐，廷尉改名并扩大为大理寺，设卿、少卿为长官，并增设了属吏，律博士增加为四人，其余属吏也分别增设人员近八十人，司法机关的规模扩大，并向完备过渡，奠定了封建司法审判体系的基本规模。

④ 高分征求“古代法制史”测试题答案

1、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及主要原则
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
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2、《法经》是由战国时期的魏国丞相李悝制定的。他在总结春秋以来各个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法经》共六篇。《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是适应日益发展的封建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出现的。《法经》的篇名依次是：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主要是关于惩治盗贼罪以及其他重大犯罪行为的规定。

《法经》的阶级本质：第一，它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法经》开宗明义规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第二，《法经》的目的是要维护君主制度。第三，《法经》还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法经》在我国法制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和体系。在当时对各国立法产生很大影响，商鞅就是携带《法经》入相于秦，并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而汉代萧何则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汉代以后历代封建法典都是在秦、汉旧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而且都吸收了《法经》的基本原则，把镇压农民反抗活动作为立法的主要任务。所有这些都说明《法经》的确是封建法典的蓝本。

其次，《法经》对当时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法经》颁布的本身就是封建制度胜利的标志，它是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加上魏国其他有关富国强兵政策的推行，使魏国很快在战国初期强盛一时。

3、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

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

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

立法活动

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

4、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1．汉初至文景时期

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

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

2．汉武帝以后

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

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

5、三国两晋南北朝立法活动的主要成就
●封建法律形式逐渐趋于完备。
●法典体例增加了科学性。
●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
●基本确立封建制五刑。
●丰富了封建法典的内容。
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
1、经济立法
●颁布“占田令”或“均田令”，确认土地的等级占有制度。
●推行租调法令，保障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2、刑事立法
● “八议”、“官当”入律。
●确立“重罪十条”。
●改革刑罚制度。
司法制度
l、司法机关
中央审判机关仍为廷尉，或称大理。至北齐，廷尉改名并扩大为大理寺。
2、诉讼制度
这一时期诉讼制度的主要变化，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对司法权的控制日趋加强；
●皇帝更加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
●规定了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
●限制人民的诉讼权利。
3、监察机关
这一时期建立了皇帝直接领导的独立的监察机关一御史台。
6、从《周礼》、《齐语》的雷同和类似之处，再考虑到管仲变革发生于齐国，而《周礼》亦成书于齐国，我们可以推断，《周礼》的产生与管仲变革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管仲变革是《周礼》的真正发源之处。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推测，管仲变革之时，统治者中的改革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有的被采纳施行了，有的未被采纳实行，这些方案中的一部分为后人整理加工，再加上其他一些内容，遂成《周礼》一书。《周礼》中所记社会组织及职官设置过于规整且繁杂，这本身就是它成书于一些改革方案的证据。从《周礼》与《齐语》对应之处甚多来看，《周礼》所保存的这类改革方案中有许多是已经实行了的，特别是有关经济变革的部分。当然，《周礼》中也会存在一些管仲变革之前社会的遗迹，这是由于，管仲变革打着沿袭昔“圣王治天下”之法、“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的招牌，他给许多变革披上了旧的外衣，特别是在对被剥削者的统治手法上，另外，其复杂的成书过程也使许多管仲以前的东西汇总了进去，但是，《周礼》的主流、特别是其中社会经济部分反映了管仲所推行的社会变革。
7、唐律的制定过程
1.《武德律》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共十二篇，五百条。
2.《贞观律》基本确定了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增设加役流，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原则与制度。
3.《永徽律疏》
又称《唐律疏议》，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永徽律疏》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永徽律疏》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早、最具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恶
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
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段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
【注意】重罪十条北齐创，《开皇律》中变十恶。
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
（1）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
（2）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
（3）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
（4）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
（5）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为；
（6）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
（8）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
（9）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
（10）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
（三）六杀、六赃与保辜
1．六赃。
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
（1）“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
（2）“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
（3）“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
（4）“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5）“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
（6）“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明清律典中有“六赃图”的附配。
2．保辜。
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
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者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
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
（四）五刑与刑罚原则
1．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由10到50，每等加10；
（2）杖刑：由60到100，每等加10；
（3）徒刑：由一年到三年，每等加半年；
（4）流刑：由2000里到3000里，每等加500；另外有加役流。
（5）死刑：分绞、斩二等。
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公罪是指“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即在执行公务中，由于公务上的关系造成某些失误或差错，而不是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
私罪包括两种：一种是指“不缘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与公事无关，如盗窃、强奸等。另一种是指“虽缘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如受人嘱托，枉法裁判等，虽因公事，也以私罪论处。
【记忆口诀】公罪从轻，私罪从重。
（2）自首原则。
①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对自新采取减轻处罚的原则。
②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
③规定自首可以免罪，但赃物必须按法律如数偿还。
④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代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对于不实不尽者，只处罚其不实不尽的那部分行为，如实交代的部分不再处罚。
⑤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他罪而能自首其余罪的，免其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