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简单化
㈠ 最高院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解释一般都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法院来进行解释的，最高法院解释的法条有很多，其中就有认罪方面的问题。对于认罪我们大家都知道往往都会减轻处罚，因为认罪是一个犯罪分子改过的表现。那么最官员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有什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公诉 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为切实维护刑事被告人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现将这两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中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充分认识贯彻执行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意义。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试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充分适用简易程序等，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庭审重点不突出，庭审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有利于强化庭审功能，确保司法公正。这是在近年来实行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基础上的又一次深化，对于完善我国 刑事诉讼 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厅(局)要加强这两个文件的学习、宣传，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把这两个文件的贯彻实施作为当前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重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二、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试行工作。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厅(局)要按照“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原则，紧密结合各地的工作实际，提出实施意见。对于尚不具备实施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试点，再逐步推行，切忌搞“一刀切”、简单化的做法，防止执行中出现偏差，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 三、及时总结经验，推动庭审方式改革不断深入。作为深化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将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进一步修订、完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因此，各地要在实施这两个文件的过程中，注重总结经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并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 二00三年三月十四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为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 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 一审 公诉案件，一般适用本意见审理。 对于指控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对被告人认罪的部分，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 第二条 下列案件不适用本意见审理： 1、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 2、可能判处 死刑 的; 3、外国人犯罪的; 4、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5、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6、 共同犯罪 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的; 7、其他不宜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符合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可以在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本意见审理。 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 辩护人 的意见。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同意的，适用本意见审理。 第四条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本意见审理案件前，应当向被告人讲明有关法律规定、认罪和适用本意见审理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确认被告人自愿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 第五条人民法院对决定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第六条对于决定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可以阅卷。 第七条对适用本意见 开庭审理 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 公诉人 宣读 起诉书 后，询问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 罪名 的意见，核实其是否自愿认罪和同意适用本意见进行审理，是否知悉认罪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于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本意见进行审理的，可以对具体审理方式作如下简化： (一)被告人可以不再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供述。 (二)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或者省略。 (三)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 证据 ，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合议庭经确认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无异议的，可以当庭予以认证。 对于合议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或者控方、辩方要求出示、宣读的证据，应当出示、宣读，并进行质证。 (四)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 第八条适用本意见审理案件，应当严格执行刑事诉讼 法规 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 诉讼 权利。 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第十条对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 第十一条适用本意见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不符合本意见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不再适用本意见审理。 第十二条本意见自二○○三年三月十四日起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 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三)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 拘役 、 管制 或者单处 罚金 。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二)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三)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第四条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第五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通知可以使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卷。 第六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 第七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独任审判员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然后依次宣布案由、独任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 代理 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 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 第八条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并在五日内将 判决书 送达被告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第十条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刑罚 ; (三)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 (四)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 (五)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未派员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条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上述材料后五日内按照普通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定要求，向人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 对于最高院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的，可以看出，最高院对于下属的司法机关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有着方面的规定的。所以可以看出认罪在一个案件当中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说我们应该做到知错就改。
㈡ 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意义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㈢ 如何看待张扣扣案二审判决结果
法律是管制牲口的工具，如果法律保卫牲口，就应当由人来解决。在下认为，张扣扣为母报仇杀王某是正当的，其过激的报复杀王某亲属是为了宣泄当时判决的不公。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同样保留死刑的民主主义体制地区，他最多只会被判终生监禁。综合整个事件始末，张某的报复行径并不可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在下觉得任何人遭遇到他的这种情况，都会采取同样过激，甚至更过激的报复手段。
如果剥去楼上律师阐述的那些华丽的辞藻，其核心所要表明的和法院判决是一个意思，说简单点就是张扣扣该死，法律庇护了当时的凶犯是情有可原而且整治立场正确的。他的主要观念就表现在他要展现律师在这个地区所拥有的地位及其功用的几段原文：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大家熟悉的动物世界是一个残暴的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世界。但仔细区分一看，自哺乳动物诞生以来的群体生活物种，相处得十分融洽的，除了要跟现任首领进行地位争夺。
那么同样，人类在没有街机的时代，也同样是没有法律这个明文工具的。那时候的人类，也没有自相残杀。律法是伴随着当时的部落首领逐渐变成大王的时候，为了惩戒不服从大王压迫式的统治地位而产生的一件工具，它最初的名字就叫王法，也就是王室的制定给奴隶的规矩。虽然历史上曾有人建言大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事实上，只要是存在于为王室和官僚的生活需求为主导的官僚主义体制地区，这种建言是毫无可信事实的依据的。
在地球的人类社会分布区域，有执行死刑的地区，也有许多免除死刑的地区（也就是杀了人会被判几十年或者终生监禁），我们会惊讶的发现，那些已经免除死刑的地区的恶性事件往往更比较稀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已经免除死刑的地区一定是已经发展到了以民众的生存需求为主导的地区，简称民主主义体制地区。
但是，官僚主义体制地区不会而且也不能免除死刑，也正是因为在官僚主义体制地区的法是为王室和官僚服务的，所以为了警示那些企图伤害或者报复王室或官僚的生命财产，Z某是死定了的。
破 时事黑幕，照亮未来：mmk.dyn.mk
站在墙 外，观天下！
㈣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联系和区别
两者的联系：
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转化：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关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转化规定的是有条件单方向转化，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已经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否发生了情况变化，不得改用简易程序审理。
两者的区别：
1、适用范围不同：《民事诉讼法》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由此可知，简易程序只存在于民事诉讼案件一审过程中，且只适用于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的一审民事诉讼案件；并且，需要同时具备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等条件，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一般医疗纠纷民事诉讼双方争议都很大，且涉及到医学专业问题，事实不清楚，不适合用简易程序审理，但司法实践中，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件时，有滥用简易程序的倾向，目前有较多的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案件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普通程序适用于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之外情形的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
2、提起方式要求不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原告必须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起诉状，只有在原告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口头起诉。
3、审理人员组成不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应当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且在合议庭人员确定后，3日内告知当事人。
4、审理过程要求不同：简易程序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对于审理前的准备、法庭调查顺序和法庭辩论顺序等没有普通程序那样严格规定，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如果是双方同时到基层法院请求解决纠纷，甚至可以当即审理。
5、审理期限不同：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对于审理期限的规定，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不同，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短，且不可以延长，具体规定如下：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法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
㈤ 简单的法庭如何布置
1、认真审阅案件材料。为保证开庭审理工作的顺利，在开庭前，主审法官首先要认真审阅起诉状、答辩状等诉讼材料，从中了解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然后，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初步的审查，审查当事人的主张与证据是否相印证，对案件存在的不清事实，还可以自行拟定出审理提纲，以便查清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为开庭审理奠定基础。 2、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运行相关程序和送达手续。目前，采取的是开庭审理前由立案庭送达诉讼文书。但是，由于立案与开庭存在时差，对没有传唤和通知的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传票送达当事人及将出庭通知书送达诉讼参与人，以保证他们及时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有公开和不公开的两种。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在确定开庭日期后，要在开庭前3日在本院的公告栏内张贴公告以示公开审理。 3、对案情复杂和证据较多的案件进行庭前交换证据。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案情复杂和证据较多的案件，对于这类案件进行庭前证据交换，能够使复杂案件争议的焦点突出，使证据较多的案件简单化，使开庭审理工作由难变易、由繁变简，有利于审理案件的顺利进行。在民事诉讼中，很多当事人把败诉归责于法官，究其原因，第一、由于民事诉讼是利益的再分配，很多当事人从自身的利益出法，去衡量法官的司法行为；第二、当事人仅凭口头或单方证据咨询某些人员，以咨询意见的可能性结论衡量法官的司法行为；第三、复杂民事案件的认识不统一，其结果多样性，不同的法官审理同一个复杂的案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实体公正也是有局限性和模糊性的。法官审理案件不可能像小学生做算术题那样，只能得出一个惟一的正确答案。第四、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不一致性，就每一个具体案件来说，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都不是“绝对真理”而只能是“相对真理”，有些当事人自己认为客观事实有理，但没有法律事实的证据。由于我国国民的法律素质不高，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往往被告在一审诉讼程序中是消极诉讼，到二审诉讼程序中积极诉讼，造成了一、二审审理中对事实认定的不一致。由于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交换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进行，对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就会出现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进行证据交换，对方当事人往往要有反驳的证据，而此时举示证据却已超过了举证期限的问题。因此，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这就要法官庭前通过初步审核案件诉讼材料，了解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要根据案件的争议焦点和证据，指导当事人举证，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这样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证据交换的启动采取的方式可以由审判员自己决定或由当事人申请进行证据交换。证据交换的结果要制作笔录，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记载于证据交换笔录中。 切实提高驾驭庭审能力 开庭审理案件是考核一个法官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好的法官能够娴熟地驾驭庭审活动，同时也是充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 1、法官要注重自己的司法礼仪。俗话说：严而生威。坐在庄严的国徽下面，法官要注重自己的仪表、神态、用语等。在平时的法庭审理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法言法语，通过开标准庭活动，我们研究开庭时使用规范的法言法语，克服以往开庭存在的问题。使用规范的法言法语，会使当事人和旁听人员听后，能够感觉到法官的威严和知识的渊博，对法官能够司法公正充满信心。否则，法官在开庭时，着装不整，坐姿不端，举止粗鲁，语言不文明，使用不规范的语言，出现不耐烦或训斥当事人的现象，必然会让当事人对法官品头论足，对法官的形象及其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直接影响到法院对外的形象。 2、按法定的程序开庭。由于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规定了开庭的程序，有很多问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进行探讨。在审理案件中，要克服开庭审理程序的盲目性和任意性，程序公正是保证实体公正的必要前提，程序必须是法定的。认真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在具体要求上，按照中院规定的开庭程序进行。因此，审判人员要认真的履行职责，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应对开庭临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开庭时，常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法官要具有应付的能力，这就要法官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精心组织，严密布置，分工明确，防止疏漏。 3、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法庭审理的准备阶段包括查明到庭当事人的身份、公布合议庭组成人员、向当事人交待诉讼权利及其义务。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法官要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法官必须向当事人交待诉讼权利，询问是否有回避事由，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辩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查清案件的事实，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明确是非责任，正确的适用法律，解决双方的纠纷，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在实践中存在着审判人员急躁情绪和不耐烦的表现，不能认真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的意见，随意打断阻止当事人的发言，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作法。有相当一部分法官只注重实体，不注重程序，其实程序和实体相比，程序应当重于实体，不能保证程序公正的案件，就无法保证案件的实体公正。因此，法官必须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法官要保持中立，处于居中地位，不得存在对另一方的不公正的言行。 4、法庭举证、质证和认证。法庭举证、质证和认证是法庭审理的中心，对如何进行举证、质证和认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各级法院的作法不一。我们认为要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而决定，对于证据不多，证据不存在矛盾、事实清楚简单的案件，采取分别由原、被告举证、质证，然后法庭进行认证，可以在开庭时一次完成举证、质证和认证。对于比较复杂和证据比较多的案件，采取庭前交换证据的方法，化简案件的审理难度，在法庭审理前进行证据交换，制作证据交换笔录，在法庭调查进行当事人举证程序时，先说明证据交换中双方当事人对那些没有异议的证据，由书记员记载开庭审理笔录中，在以下进行的当事人举证时，对没有异议的证据不再进行举证和质证。对于有异议的证据，在法庭调查中，采取分别由原、被告举证，对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关于法庭认证问题，目前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当庭进行认证；第二种意见主张庭后合议庭评议时认证。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有主张意见，因为对于此类案件，在法庭调查上不可随意认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或证明力不十分明显的证据，应当在庭后进行认证为好，不能以当庭认证衡量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证明是双方当事人的行为，需要对双方举示的证据全面、客观地审查和判断最后得出结果，因此，当庭认证存在着对证据认识的片面性。当庭认证往往会出现一些矛盾问题，作为证据要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当原、被告对同一事实提出相反的主张，并举示证据时，就存在着双方所举示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的问题，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并非采取强制律师代理制度，当事人对证据的“三性”认识和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的不确定性问题，有些证据具有客观性，但与本案却无关联性，而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又没有异议，导致当事人质证意见和法庭认证的不一致，如果当庭认证往往出现一些矛盾的问题，因此，最好是在庭后合议庭评议时认证，对合议庭的认证结果在判决书中表述。采取第一种意见，会出现当庭认证后，在判决中不采信的情况，会造成当事人对法官的不信任，认为法官出尔反尔
㈥ 行政司法适用什么程序
行政司法程序包括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裁决程序等。由于行政司法行为是解决行政争议、裁决行政纠纷的活动，具有准司法的特点，强调公平、公正应当是行政司法程序设置的最根本要求。
行政司法程序既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程序，也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程序，较之于一般的行政程序更正式、严格、规范，目的在于保证处理案件公正、及时;较之于普通的司法程序更简便、灵活、易操作，有利于保证案件的迅速处理和灵活执行。
特征
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帆槐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
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及调解机茄塌关；
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
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
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
起因
法院是专职从事司法活动的国家机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在不同的国家机构间相互渗透，法院难以裁决专门性的国家事务，特别是行政职能日益广泛复杂，非一般法院所能处理的。为此需要行政机关作为裁判者，解决行政争议和某些民事纠纷。有的学者称它为“准司法”活动。行政机关以裁判者身份解决行政争议称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愿。它相当于作为行政诉讼前置阶段的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所解决的行政争议，除法律另有授权外，主要是行政机关主管职责范围内发生的争议。行政机关以裁判者身份解决某些民事纠纷，一般仅限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事项。在行政复议中，上级行政机关不仅可以撤销或维持下级行政机关的裁决，还可予以变更。行政司法的程序一般较诉讼程序简单。
英国行政司法 英国根据公私法不分的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设立了大量的行政裁判所。英国行政裁判所是根据法律设置的，按照公开、公平、无偏私原则，解决政府在执法时与公民之间发生的行政争议或公民相互间发生的民事纠纷。行政裁判所的活动具有浓厚的司法性质，以致有些学者将行政裁判所划入司法系统，但它又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是行政司法的一种特殊形式。
比较
美国行政司法：它接近英国模式，但又有其特点。美国从1887年设立州际商业委员会开始，特别是从1914年根据授权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后，数十个属于行政系统的独立管制机构有了准司法职能，即行政司法的职能。专司其职的官员称主审官，1972年改名为行政法官。为保持行政法官的相对独立性，对行政法官的管理也由该行政机关转到文官委员会。1978年，美国从事行政司法的行政法官已达 804名。根据美国行政法的穷尽原则，管理相对人在未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诉以前，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国行政司法：法国行政法院既属于行政系统，又是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它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态纳友。法国行政法院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从以行政首长裁决为主的部长法官制，到行政法院独立性增加、行政机关的裁决与行政法院的判决并重，直至以行政法院判决为主。它是行政司法的一种特殊模式。
苏联行政司法：苏联行政司法表现为仲裁制度发达。从苏联部长会议至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各级政府都设有国家仲裁局，不服仲裁者还可以申请复审。仲裁机关的主要职能是解决经济争议，不分民事或行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司法：行政机关作为裁判者解决行政争议和某些民事纠纷。行政争议由不服行政决定的管理相对人向作出决定的原机关或其上级机关申请复议。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中国已全面建立了复议制度。
裁决对象
中国行政司法裁决的主要是行政机关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行政复议解决的主要是行政机关影响公民、社会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问题，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争议。《行政复议条例》还对行政复议的管辖、机构、参加人、申请、受理、审理和决定的程序、期间、送达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未经法律法规规定的，虽然也可以提出申诉，但属于信访范围，一般没有严格的次数和程序限制，也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民事纠纷制度
行政裁决制度：按法律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可对诸如土地、草原、森林等民事权属争议作出裁决。其中商标、专利的裁决由特设的评审、复审委员会作出。它们还处理商标、专利方面的行政争议。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民事裁决不服，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处理与合同有关的民事纠纷的行政仲裁制度：其中经济合同仲裁与劳动争议仲裁，当事人对仲裁不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但科技合同仲裁与著作权仲裁不同，必须经双方同意，方可申请仲裁。仲裁裁决为终局。
法院、议会参与裁决行政案件：法院、议会等国家机关以司法手段解决行政争议，也属于行政司法的一种。法院解决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英美法系国家称为司法审查，实行普通法院制，行政案件由普通法院管辖，适用普通法；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行政法院制，即在普通法院以外，设专职管辖行政案件的法院，适用行政法院的判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在人民法院内设行政法庭以管辖行政案件的制度。议会参与行政案件的裁决始于瑞典的议会督导制度〔见议会督导制度（瑞典）〕。议会督导专员有权受理一切控告国家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的申诉案件，有权进行调查、视察、批评、建议直至提起公诉。重点是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以后，有很多国家仿效这种制度，但大都仅限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议会督导专员不能直接对案件作出决定，但由于议会具有权威性，它解决行政争议的建议一般都被采纳。从广义上说，也可以把这一制度看成是行政司法之一。
部门职能
在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内涵和职能，既不是上面所述广义的，也不是狭义的，而是政府对司法工作进行行政管理的专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各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国家司法部属国务院。地方各级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称为司法厅或司法局。它不是司法机关，所以不能具体办案。具体地说，就是在广义的司法行政概念的基础上，除去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自己行使内部系统管理的司法行政工作任务之外的那一部分，主要含刑罚执行、法律服务管理、司法鉴定管理、人民调解、司法考试等几大块。
司法行政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对有关监狱管理、劳动教养管理、法制宣传、律师、公证、人民调解、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依法治理等司法领域的行政事务实行国家管理的活动。
司法行政职能主要涵括普法依法治理、基层人民调解、监狱劳教、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主要职能。
一、职责调整
（一）取消已由国务院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二）取消指导监督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审批工作的职责。
（三）取消组织指导公证员考试工作的职责。
（四）增加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
（五）加强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
二、主要职责
（一）拟订司法行政工作方针、政策，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定部门规章，制定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全国监狱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监督管理刑罚执行、改造罪犯的工作。
（三）负责全国劳动教养管理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指导、监督劳动教养的执行工作，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戒毒场所的管理工作。
（四）拟订全民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地方、各行业法制宣传、依法治理工作和对外法制宣传。
（五）负责指导监督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负责港澳的律师担任委托公证人的委托和管理工作。
（六）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
（七）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和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和帮教安置工作。
（八）组织实施国家司法考试工作。
（九）主管全国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
（十）参与有关国际司法协助条约的草拟、谈判，履行司法协助条约中指定的中央机关有关职责。
（十一）指导司法行政系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联合国预防犯罪组织和刑事司法领域的交流活动，承办涉港澳台的司法行政事务。
（十二）负责司法行政系统枪支、弹药、服装和警车管理工作，指导、监督司法行政系统计划财务工作。
（十三）指导、监督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建设，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管理和警务督察工作，协助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司法厅（局）领导干部。
（十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㈦ 司法为民感悟体会
国的法律制度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它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司法为民行使人民的权利，为人民谋求利益。下面是我整理的司法为民 心得体会 ，欢迎大家参阅。
司法为民心得 范文
胡锦涛同志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和谐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肩负着维护稳定、服务大局、打击犯罪、调处社会矛盾、化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神圣使命。人民法院的全部工作必须以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紧紧围绕保稳定、保民生、保发展的大局，自觉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指导思想，推动工作科学发展上水平。
在新的历史时期，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的基本矛盾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首先要明确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有哪些新需求、新期待;其次是要明确司法工作与人民的要求有哪些差距，突出存在什么问题。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司法审判涉及的领域更加凸显民生问题，不仅要保护人身、财产、婚姻家庭权利，还要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不仅要保护基本的生存权利，更要保护公民发展的权利。宪法和法律把公民的权利设定和保护到哪里，司法保护就涉及到哪里，其广度和深度与人民利率息息相关。公民在寻求司法保护时，不仅要求司法公正，而且要求司法快捷高效;不仅要求实体上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司法要廉洁，而且要求司法要文明，不仅要求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要求司法要公开，充分行使监督权和知情权。总之，公民权利保障的意识和要求日益增强，对司法保护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
从司法审判自身来看，司法能力、体制等诸多方面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一个较长期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将决定着司法审判事业发展的方向和结果，我们依靠谁，为了谁决定着司法工作发展的动力。胡锦涛同志讲：维护人民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和要求，也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目的，政法工作搞的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检验司法审判工作的根本标准，也就是说司法审判工作搞得好不好，人民说了算。所以司法审判工作如何发展，也要问计于民，谋利于民，发展依靠人民。一是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不仅要拓宽监督 渠道 ，让人民行使充分的监督权、知情权，而且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权的行使，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感情和群众能接受的方式解决群众的司法需求。二是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把司法保护覆盖到边沿群众，确保社会公平正义。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我国的协调发展是城乡统筹发展，司法工作的科学发展应当把为农村农民利益提供优质司法保障作为重点，只有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稳定，实现司法的价值和目的。三要切实提高司法能力，切实做到司法为民，要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增强亲近群众，体恤群众感情，学会团结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共同维护一方平安的能力。下大力气解决司法不公、不廉、效率低下、作风粗暴的问题，以优良的作风、过硬的本质、良好的司法保障取信于民，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司法为民 心得体会范文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法宝，也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扫除障碍，引领发展的重要法宝。我们过去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得益于思想的不断解放;完成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更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在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中，人民法院如何通过解放思想活动，更新司法观念，创新司法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大显身手，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一、坚持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目的和核心。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开展审判活动。审判工作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必须严格依法进行。那么，从事审判工作的人民法院是否有必要解放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审判工作的最终目的在于公正司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在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适用、审判机构设置、审判模式、审判管理、法官遴选、法官考评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些不完善的地方已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实现，急待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要解决这些些问题，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调查研究，科学实践、大胆探索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又如何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呢?人民法院在工作中解放思想，必须紧紧围绕“司法为民”这一条主线进行。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法官手中的审判权也是人民赋予的，必须为人民用好权、办好案，为老百姓排难解忧，也就是说司法要为人民服务。偏离这一条主线，司法就背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背离其根本宗旨。这是党和人民所不允许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不通的。人民法院解放思想不坚持“司法为民”的指导方针，就会导致胡想蛮干，违法办事，践踏法律，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前些年的解放思想活动中，一些法院没有根据人民法院工作的情况和特点，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敢想敢干多收费、搞创收，不少人民法院还开办公司，参与经营，并产生各种经济纠纷，严重偏离人民法院的工作性质和要求，严重损害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这些沉重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围绕“司法为民”这一主线，把解放思想中提倡的“敢想敢闯敢干”与“依法、科学、责任”结合起来，在合法、科学的尺度内负责任地、扎扎实实地干起来，经得起人民的评议和历史的检验。这才是人民法院真正的解放思想。
二、坚持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着力点。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和本质，也是司法的终极追求，更是司法为民的前提和必然;只有实现司法公正，才有可能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惠及老百姓。这些年，人民法院始终致力于对司法公正的不断追求，从多角度、多形式、多层次实践司法公正，取得可喜的成效。人民法院案件审判准确率、当事人服判息诉率、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人民法院当前的司法公正水平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影 响和制约司法公正的因素还不少。我们必须借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契机，深入分析当影响司法公正的各种因素，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审判工作规律;树立司法公正的理念，投入更大的决心、勇气、精力去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实现的问题，千方百计解除制约司法公正的难题，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实现解放思想的真正目的。我们要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克服司法审判活动中因循守旧思想，强化改革创新意识;克服自满保守思想，增强危机忧患意识;克服狭隘封闭思想，增强开放和作意识;克服片面发展思想，树立科学发展意识。这几个方面思想解放成果落实到审判实践中来，就要紧紧围绕司法为民这一主线，运用科学、发展、开放、创新、为民的观念来理解法律，在解释和运用法律之中赋予时代价值观念，使法律的适用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使法中有真情、法中有真理，真真正正做到案结事了，化解矛盾，使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评价;就是要不断提高司法效率，“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要尽可能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和诉讼成本;就是要在诉讼中加强调解和协调工作力度，使被喻为东方司法之花的调解制度在化解矛盾、和谐诉讼、构建和谐社会中开放得更加艳丽多姿;就是要 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文明的服务，切实保障当事人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他们提供更加方便、文明的诉讼环境，尊重他们的人格，倾听他们的呼声，为他们伸张正义。这才是我们所要的解放思想。
三、深入司法改革是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具体 措施 。 上文已述，由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在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设计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不完善地方，这些地方已严重地制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影响司法公正、文明和权威，阻碍我国民主和法治进程，必须加以改革。党的十七大也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我们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要服务于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之中，体现在司法改革的力度和成果上。当前，我区各级法院要着重抓好审判委员会、立案工作、级别管辖、审判监督工作、执行工作、案件管理和质量评估体系、法官助理制度等七方面改革。在改革中逐步完善案件管辖制度，避免外界干扰，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突出审判委员会的最高审判组织特征，推进审判委员会专业化建设;完善便民措施，及时准确依法立案，防止诉权滥用，浪费司法资源;建立和完善案件的监督和考评机制，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为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要把握好改革的原则、方向、标准和重点。在改革中要坚持党的领导，从我国国情出发，从我区实际出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改革必须体现人民意志，反映人民的愿望，必须鼓励人民参与，倾听人民呼声，必须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和评判。总之，要通过改革，优化司法职权，规范司法行为，建设符合我区法院工作实际，符合司法规律，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审判工作机制，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使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
四、加强队伍建设是人民法院解放思想的重要保障。 解放思想和队伍建设是相辅相承。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客观地了解当前人民法院队伍现状;才能打破论资排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旧框框，建立切实可行的队伍建设机制，改善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完善法官 教育 培训机制，建立健全教育、监督、惩戒并重的廉政惩防体系，完善队伍的选拔运用机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位置。让德才兼备、发展潜力大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充分激发队伍的活力，提高队伍的思想政治、专业 文化 、道德修养等多方面素质。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保持和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秉公裁判的司法优良传统;才能坚决反对门难进、脸难看、生、横、冷、硬、摊的衙门作风，使队伍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拥护，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为民的实现。队伍建设好，队伍的思想就更加活跃，干警素质更高，更能主动学习，开动脑筋，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这样又有利于我们解放思想。毕竟解放思想是一项长期的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解放思想将永远伴随我们对客观世界改造的全过程，不可能一蹶而蹴。要深入持久地解放思想，必然需要加强队伍建设来做保障。
司法为民心得体会
胡锦涛同志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 报告 中指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司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一环，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防线。“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作为当前和今后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公正，是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为民，是人民司法的本质特征。今日的中国朝气蓬勃，正坚定的向法治社会迈进，社会转型阶段的利益重组过程中，是否建立健全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体系尤为重要!它关乎民心向背，关乎党和政府形象，关乎社会稳定，关乎人民群众利益，关乎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走向和进程。
就像德沃金在其不朽名著《法律帝国》中的描述的那样：法律帝国的首都是法院，而法官们，则是帝国的王侯将相。今天的我们，在人民法院工作，是一种光荣，我们平凡的工作背后，是崇高的事业，神圣的使命。与光荣同在的，是责任!人民群众是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人民群众也是司法不公的最大受害者。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建立法院，不是为了建一座宏伟壮观的帝国之都;人民赋予法官独立的审判权，也不是为了法官的尊荣显贵。如果不能用手中的法槌击出公平与正义的时代最强音，如果不能以信念之火让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熠熠生辉，法院与法官，就会在当今伟大的时代，失去存在的价值。
肖扬院长曾经说过“一心为民’是公正司法的精神支柱，这根支柱一旦倒塌，法官将沦为私利的俘虏，司法将成为违法者的帮凶。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司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广大-法官应当始终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始终不渝地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和道德底线。
天视我我民视，天听我我民听。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我们义无反顾!司法为民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宣传 口号 ，需要我们用热血和汗水去兑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人民法院的时代责任，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人民法官的神圣使命!
落实司法为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关键。崇高的事业，始于平凡的努力。一位智者曾经这样说过：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不简单，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司法为民，就是对日复一日平凡甚至琐碎的工作毫不懈怠;司法为民，就是在一个个案件中为点滴的公正奔波操劳。正是这平凡的努力，正是这点滴的公正，体现着新时期树立崇高社会主义。
相关 文章
1. 心得体会范文
2. 学习心得体会
3. 工作心得体会
4. 读书心得范文4篇
5. 正能量的工作心得体会
㈧ 总结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回答者：tgw791013 - 高级经理 六级 12-25 16:41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很好，就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