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贪贿司法解释

⑴ 两高关于贪贿司法解释

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定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两种贪污、受贿情形的犯罪故意的认定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赃款赃物去向与贪污、受贿故意的认定关系问题。《解释》明确，只要是非法获取财物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管事后赃款赃物的去向如何，即便用于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也不影响贪污、受贿罪的认定，以此堵住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试图逃避刑事追究的后门。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身边人收钱行为的刑事定罪问题。本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该行为能否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犯罪，关键看其对收钱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态度。为此，《解释》明确，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对于这里的特定关系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指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⑵ 如何准确认定履职与受财相对分离的受贿犯罪

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案件解释》）为当下司法机关准确处理各类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提供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认定标准与依据，其中许多条文的内容有待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加以理解领会。相较于刑法教科书式的理想化受贿犯罪模式，即在收受他人财物的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实践中的受贿行为更趋隐蔽，履职谋利与收受财物这对受贿犯罪相伴相随的客观表现行为往往被人为分隔开来，以规避刑事查处的风险，以至刑事认定的难度增大。全面理解掌握《贪贿案件解释》相关规定，厘清履职与受财的逻辑关系，无疑具有现实积极意义。
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须建立在行为人职务便利的基础之上。失去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的依托，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使非法，也不构成受贿犯罪。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会议纪要》将承诺、实施、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都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实施、实现谋取利益的在客观上均有利用职务便利具体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虽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具体谋利，但以明示或者暗示的形式表明会利用职务便利谋利。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则只需证明受贿人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贿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且收受其财物即可，不需要受贿人有具体的谋利行为。
《贪贿案件解释》在《会议纪要》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涵与外延，《贪贿案件解释》增加了“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即事后收受他人财物型受贿。
构成该种事后收受他人财物型受贿，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要件：一是履职时未被请托，即行为人属于依法自然履职，行贿人此时未打招呼也未输送财物；二是履职完毕之后，行贿人出于感谢、报答等原因送其财物，行为人为此收受财物。
也就是说，所谓的事后受贿，必须是基于受贿人的职务便利行为而发生贿赂关系，如果确有证据排除行为人是基于此前的履职行为而收受财物的，则不能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例如，某甲因为职务行为认识了某乙，事后两人结识并成为朋友。某乙得知某甲是炒股高手，就将自己的钱款委托某甲炒股，并约定亏了由某乙承担，赚了则两人平分。能否认定某甲系为某乙谋利而收受其财物，关键要看某乙是基于何种考虑委托某甲炒股，是基于某甲之前的履职行为而“心存谢意”，还是确实因熟识关系而信赖某甲的炒股技术。如果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乙是因为某甲之前的履职行为而出于感谢并借用合作炒股的名义给某甲财物，应认定某甲系受贿；反之，则不能认定为受贿，虽然某甲作为公职人员交友不慎重，但尚不构成受贿犯罪，违反党纪政纪的应当依纪律处分。
无论是事前受贿还是事后受贿，收受财物的行为必须涵摄于“利用职务便利”。《贪贿案件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该条规定的内容被有的刑法学者通俗称之为“感情投资型受贿”，意指行贿人出于“长线投资”的考虑，提前打埋伏实施输送财物的行为；或者在国家工作人员履职行为实施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以各种名目输送财物，实则出于对其履职行为的感谢，以掩盖受贿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该条解释以履职行为为中心，向前向后有效延伸了对贿赂行为的认定，体现了司法机关从严惩治受贿犯罪的决心，比之之前的《会议纪要》等司法解释性文件有相当程度的扩展。《会议纪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双方约定的时间可以是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的前后，但依然要求约定的内容系在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实际收受的，以受贿论处，且对离职前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与离职后收受的财物部分应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比较该三份司法解释，《会议纪要》与《意见》的解释逻辑与认定标准基本一致，《意见》对《会议纪要》有一定的微调，有限放宽了离职后收受贿赂的认定范围。而观照《贪贿案件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无论受贿人是在职收受财物还是离职后收受财物，只要其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后因此收受的财物都应当计入受贿数额。对于其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达到一万元以上的，也必须计入受贿数额。需要强调的是，参照该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之前收受的财物未经处理的显然应当累计计算，达到一万元以上的就应当计入受贿数额。该第十五条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前后”时间跨度没有作出专门的说明，实践中是否需要加以一定的时间限制，以防止认定过宽？
笔者认为，无须设置专门的时间限制，以避免机械片面地认定受贿犯罪，关键是要把握利用职务便利与收受财物之间权钱交易的内在逻辑联系。判断权钱交易内在逻辑联系成立与否，履职与受财时间发生的先后，以及履职与受财之间的时间间隔均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要透过虚假的表象认清财物赎买权力满足个人私利的受贿犯罪的内在本质。
【扬州律师】http://www.lawtime.cn/yangzhou

⑶ 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动投案

一、职务犯罪认定自首有专门规定

对于电话通知到案的情况，最早来源于普通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为了节省警力，给嫌疑人一个机会，电话通知嫌疑人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后嫌疑人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对于这种情况，目前最高法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但是各地的司法文件已经将其扩大放宽适用，一般认定为自动到案。

对于职务犯罪案件，两高在2009年公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对职务犯罪案件自首问题做了专门规定。

其中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

同时规定，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期间如实交代的，没有自动投案条件，不属于自首。

其实根据这个《意见》很好理解，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自动投案，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投案行为的主动性和自愿性。除了投案时间、投案对象外，一般还要注重两个问题：一个是犯罪分子本人的主动性，二是必须自愿置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

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职务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涉及到的主要是贪贿犯罪和渎职犯罪，因此自愿性和主动性的界定也更加严格。

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自愿性和主动性体现在未受到办案机关（纪检部门、检察机关）的任何通知前，主动、自愿地到办案机关交待自己的问题，由办案机关处置。

而在接到办案机关的通知后再到指定地点去交代问题的，缺乏到案的主动性，属于被动到案。

二、目前流行做法的观点误区

很多人对此不解，称行为人是有逃跑的机会的，没有选择逃跑，而是按照办案机关的通知去到指定地点如实交代问题，这也体现了一种自愿性。

这种观点有两点误区：

一是没有认识到普刑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的区别。

要理解到普刑案件之所以趋向于将电话通知认定为自动投案，是由于案件繁多，这样做会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而职务犯罪本来就有特殊性，其中还包括一个党规党纪的约束，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到底有没有这点党性和纪律性，能不能自愿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也是党性和纪律性的一方面体现。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应当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则性要求，不能普刑案件中对普通群众的照顾和妥协放到职务犯罪案件中，也不能让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无底线”。

二是没有正确认识“自动投案”的两性。

“自动投案”的内涵在于主动性和自愿性。主动性是客观行为特征，自愿性是主观心理特征。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割裂来看。

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主动性体现在办案机关未掌握犯罪事实、犯罪线索或者已掌握犯罪事实和线索，但是并未告知行为人，要求接受谈话、调查时，行为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愿意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的控制之下，因而主动找到纪检部门或者检察机关陈述自己的问题。当然，这种客观行为也体现了自愿的心理特征。

而在办案机关电话通知要求行为人接受调查谈话后，行为人做了心理斗争，再到办案机关指定的地点接受调查谈话的，虽然能够体现自愿性，但是不能体现主动性。这明显是一种被动通知、被动谈话、被动调查。

举个例子就能很好理解：

比如说在某个国家机关派驻的纪检部门在掌握该单位王处长涉嫌受贿50万元的犯罪线索护，电话通知该处长，要他到360会议室去谈话。这种情况能算是自动投案吗？明显不是。

那么，现在，将距离置换远一些，纪检部门电话通知该处长，让他到某个宾馆去接受谈话，而不是在本单位的会议室，这种情况能算是自动投案吗？明显也不能啊。不能以谈话地点的距离认定到案的自动性，如果以“逃跑”理论来介入的话，明显该理论不能成立，因为要想逃跑，是不分距离远近的。

那么现在置换办案主体，将办案机关改成检察院，某检察院掌握王某涉嫌受贿50万元的线索之后，到王某单位联系纪检部门后，打电话通知王某到该单位360会议室接受谈话。这种情况能算是自动投案吗？也不能啊。现在将谈话地点置换的远一些，将会议室变成某宾馆或者检察院，能算自动投案吗？很简单的道理，也不能算。核心在于王某缺乏主动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被通知到案的行为人是否有自愿性都是待定的问题，如果到案后都不能如实交代，如何能体现出自愿被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因此只有到案后如实供述的才能真正体现出自愿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电话通知到案的，对于自愿性并不能完全体现，要结合之后是否如实供述才能判断是否具有自愿性；而对于主动性，则更不能体现。因此，职务犯罪中电话通知不能算是自动投案，只能算被动到案。

三、最高法院观点

实际上，在最高法院编的《刑事审判参考》中，一直延续本文所持观点。

在《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4辑【第755号】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中，就有这样的分析：“如果行为人明知办案机关掌握了其犯罪事实，由于翻然悔悟、迫于压力或者其他原因，自行主动到办案机关投案的，不论其基于何种动机，均属于自动投案。办案机关在掌握了犯罪事实或线索的情况下，直接找到涉案人员调查谈话，即使其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因缺乏自动投案这一要件，也不成立自首。被告人刘某在未接到办案机关任何调查、谈话通知的情况下，主动到集团公司纪委投案，属于自动投案。”这个分析也说明在未接到办案机关任何调查、谈话通知的情况下，主动到办案机关投案的，属于自动投案。而在接到办案机关调查、谈话通知以后，再到案的，不属于自动投案。

最高法院在全国会议中，也强调经办案机关电话通知后到指定地点交代问题的，不算自动投案。

虽然最高法院已经明确了上述意见，但是目前在各地省级以下法院中，仍然没有很好的适用。目前，能够贯彻最高法这一精神的有江苏省院和浙江省院。而且在最近的关于此问题请示到最高院的案例中，答复一般也都是电话通知不属于自动投案的意见。由此可见，这个观点一直具有延续性，只不过有部分地区的法院未能准确贯彻适用。

说到这里，检、法、律各位，明白了吗？职务犯罪“电话通知”不能再滥用。否则也会出现一个隐患，凡是办案人员想给一个自首的，就电话通知，不想给的就不通知。如此的话，职务犯罪的侦查也会出大问题。认定自首也好，认定自动投案也好，还是要从刑法概念的本源上去认识，从刑法设置这一量刑情节的目的上去理解，而不能任性适用。

⑷ 如何理解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4月18日联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贪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其死刑、死缓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关于数额的调整：

贪污受贿犯罪是贪利型的职务犯罪，犯罪数额是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因而《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设定，还是以犯罪数额为首要的模式，只是改“具体的数额模式”为“概括的数额模式”，以维护刑法立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并授权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动态地、科学合理地设置某一时期的具体数额标准。《解释》则将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改的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贪污罪、受贿罪由轻到重三种罪状（即数额）及其对应的法定刑档次确定为：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为“数额较大”，适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为“数额巨大”，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设置的起刑点是2000元，1997年刑法典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5000元，《刑法修正案（九）》在立法上取消此一起刑点具体数额的规定，而改为“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并将“数额较大”的确定标准交由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来明确。那么，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怎样掌握？原来的5000元起刑点是应维持不变还是要有所提高？若需要提高，其提高幅度应有多大？对此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主张5000元的起刑点不宜提高，甚至还应有所降低。认为这是严惩腐败犯罪的要求，是契合中央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反腐政策的，也是符合严厉反腐败的社会舆情和民众呼声的。第二种观点主张此一起刑点应适当提高，但不宜提得太高，比如可以将“数额较大”的起刑点提高至1万元。第三种观点主张对此起刑点即“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予以明显地提高，比如可以提高到3万元。《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三种观点，将这一起刑点提高至3万元。《解释》此一规定是正确的抉择，因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绝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我国刑法对犯罪行为之规制一贯坚持质与量相统一的思想，并以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大小来作为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在当前反腐败的大潮中，中央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党纪政纪挺在刑事追究的前面，即对贪污受贿行为在定罪量刑之前，要有党纪政纪处分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再者，贪腐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相应地变化。自1997年刑法典规定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起刑点迄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而适用了近20年的贪污受贿犯罪5000元的起刑点却仍未变化，已严重不符合当初设定这一起刑点时所掌握的社会危害程度，因而适当提高这一起刑点数额乃势在必行，而且提高太小也不解决问题。据介绍，《解释》将此起刑点数额由原来的5000元提高至3万元，这也是符合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予以刑事追诉的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的。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历来是我国刑事法治所注意贯彻的重要理念。
其三，怎样确定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解释》结合对既往司法实践的考察和相关立法精神，将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20万元，将其“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确定为满300万元。其主要考虑是要适当拉开不同量刑档次的级差，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下的区别对待。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改动是正确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前，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第二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巨大”）的数额规定是5万元，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三档次（对应现在的“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规定是10万元，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其主要问题有二：一是在起刑点数额（即“数额较大”）过低的基础上，刑法中对“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设置也均过低，严重脱离当前经济社会背景下数额之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真实情况，导致罚过其罪，与配置的重刑显然不协调。二是数额与刑罚相对应的量刑区间狭窄，轻重罪刑之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幅度和梯次之分。这不但表现在从第一档次起刑点的5000元（对应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到第二档次的5万元（对应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再到第三档次的10万元（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之间总共仅有9.5万元的数额差距，而法定刑就从一年有期徒刑上升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导致数额差距空间较小而刑罚轻重差距过大；而且犯罪数额在5000元到10万元之间的，实践中的量刑也大体上是按照1万元判刑一年掌握，看似公平，实则显属轻罪重罚。其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在第三档次（即10万元以上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刑关系上，在此档次，只要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的情况，则贪污受贿数额满10万元与不满10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轻重差别巨大，而贪污受贿数额10万元、几十万元的案件与数百万元、数千万元的案件在量刑上却差别不大（其量刑区间仅为十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导致这一档次在实践中长期存在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不合理现象。以上这些弊端严重违背了我国刑事法治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严重有损现代刑事法治的公平正义理念。因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各方面要求合理调整和适当提高贪污受贿犯罪加重刑罚的第二档次、第三档次之数额标准的呼声很高，这也正是《刑法修正案（九）》将其更改为概括性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立法本意所在。此次《解释》中将属于第二量刑档次的“数额巨大”提高至满20万元，将属于第三量刑档次的“数额特别巨大”提高至满300万元，较过去的相应数额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其数额标准的确定是建立在对我国当下经济社会状况及贪污受贿数额的社会危害程度认真调研把握之基础上的，是符合目前我国社会罪刑关系实际的。如此设置，给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适用以及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适用都留下了尽可能大的犯罪数额对应空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贪污受贿犯罪之量刑罪刑失衡、重刑集聚的现象，从而较好地贯彻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三、关于情节标准的解读
在1997年刑法典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具体数额为基本模式，“情节”只是其补充因素。《刑法修正案（九）》改变了既往刑法典中单纯计赃论罪论罚的具体数额的基本模式，而代之以“数额+情节”（或者说“数额或情节”）的模式，即将“情节较重”与“数额较大”并列，将“情节严重”与“数额巨大”并列，将“情节特别严重”与“数额特别巨大”并列，相应规定了三档法定刑。也就是说，由《刑法修正案（九）》第四十四条的语义来看，国家立法机关显然是把“情节”作为与“数额”并列的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看待的，即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有两个标准，一为数额标准，二为情节标准，二者并列而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具备其中之一即可。但是，《解释》一方面规定了独立的数额标准；另一方面却没有规定完全独立于数额的情节标准，而是将情节与相对较低的数额（大体上减半）相结合而规定了“数额+情节”模式的标准。此种模式与数额模式的三个档次相对应，区分为三档罪刑规范：（1）贪污受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与“数额较大”（即单纯的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一样适用第一档次的法定刑；（2）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50万元，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与“数额巨大”（即单纯的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一样适用第二档次的法定刑；（3）贪污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同时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之一的，即认定为法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与“数额特别巨大”（即单纯的数额在300万元以上）一样适用第三档次的法定刑。针对《解释》将《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独立于数额的情节标准改造成“数额+情节”模式，应当探讨和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为什么要将情节标准改造成“数额+情节”标准？在《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法过程中，鉴于过去单纯数额标准的弊端，一种意见反对将数额作为贪污受贿犯罪的主要定罪量刑标准，主张应以脱离数额的情节作为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规定“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形及相应的三档法定刑。国家立法机关经研究没有采纳单纯的情节标准之主张，也没有维持既往的单纯具体数额标准之模式，而是采取了将数额与情节并列、“数额+情节”标准的模式。而《解释》又在数额标准之外的情节标准中加入了数额因素，将情节与数额挂钩，使情节标准实际上成为“情节+数额”的模式。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犯罪数额在贪污受贿犯罪危害程度的衡量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对此类贪利性职务犯罪之定罪量刑虽不能一概地单纯考虑数额，但也往往离不开对犯罪数额的考量，这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和体现；二是完全脱离数额的其他情节之严重程度往往难以量化和准确把握，若仅根据其他情节决定刑罚裁量可能会出现数额较小而判刑过重的罪刑失衡现象，也容易给量刑的随意性留下空间。笔者认为，最高司法机关这两点考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准确地把握了数额与其他情节对贪污受贿犯罪之危害程度影响的辩证关系，也是借鉴了以往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在侵犯财产类犯罪之司法解释中的成功经验。因此，应当予以认同和支持。当然，将来若能对立法上关于情节标准独立于数额之规定作适当修改，使情节标准从立法上看也有容纳一定数额因素的空间，以使立法与司法合理协调，则效果会更好。
其二，关于情节标准与数额标准的关系问题。按照《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范和《解释》第一至三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当前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采用了“两套标准”“三个档次”（三个罪刑单位）。两套标准之一为数额标准，这也是贪污受贿犯罪基本的定罪量刑模式，区分为“数额较大”（满3万元不满20万元）、“数额巨大”（满20万元不满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300万元以上）三个档次并配置由轻到重的三档法定刑；两套标准之二为情节标准，更确切地讲应为“情节+数额”标准，区分为“其他较重情节”（满1万元不满10万元，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其他严重情节”（满10万元不满150万元，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150万元以上，同时具备《解释》所列严重情节的）三个档次，并与符合数额标准者一样分别适用三档法定刑。由此可见，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情节+数额”标准）是并行不悖的、彼此独立的两套标准：没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者即适用数额标准；具有《解释》所列举的严重情节者适用情节标准（“情节+数额”标准），此时的数额要求要依照《解释》之规定有所降低，原则上是减半掌握。“两高”《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九）》所确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之概括数额标准的具体化，以及对其情节标准进行的“情节+数额”改造和具体化，使这两种标准形成互补关系且均明确、具体而具备可操作性，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三，关于贪污受贿犯罪“严重情节”的抉择。在“数额+情节”模式下，大体上减半掌握数额标准，从而使数额外的其他情节成为影响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为使情节因素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其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作用，“两高”《解释》以能够真正体现犯罪特点、并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为标准，认真选择了若干严重情节加以规定。具体而言，对贪污罪规定的严重情节有六项：（1）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2）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3）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4）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5）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6）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这些情形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态度及危害后果等方面说明了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被合理地确定为影响贪污罪定罪量刑的因素。对受贿罪规定的严重情节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仅适用于受贿罪第一档次的上述贪污罪第（二）至（六）项的5种情节。第二类是同时适用于受贿罪三档的另外3种情节：（1）多次索贿的；（2）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3）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这三项情节是针对受贿罪特点而设立的，而且对受贿案件的危害程度或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有显著影响。第一项“多次索贿”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第二项“贪赃枉法”又造成损害后果明显具有更重的社会危害性，第三项组织、人事类腐败危害性质和程度都十分严重，因而将这三项情形规定为受贿案件的严重情节是合乎法理与情理的。总之，《解释》所规定的贪污罪受贿罪的这些严重情节，都是从我国相关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具有相应的理论根据。当然，对《解释》所规定的这些严重情节，还可以通过司法实践予以检验和进一步完善。

⑸ 2022年最新两高贪贿司法解释

【行贿罪】(刑法第390条)
(一)行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追诉,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向3人以上行贿的;
2.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3.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4.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5.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6.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行贿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
2.行贿数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并具有上述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3.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属于“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行贿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2.行贿数额在25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并具有上述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3.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属于“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⑹ 贪汚受郁300万以上可判死刑吗

贪污受贿如“数额特别巨大”即300万元以上，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日前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两高）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官员贪贿300万（人民币，下同）以上的可判处死刑；判处一般死缓显得偏轻的可以同时决定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不再减刑、假释。
2016年4月18日“两高”联合发布有关贪污贿赂刑事案量刑的最新司法解释。据该解释，贪污受贿如“数额特别巨大”即300万元以上，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若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情节，可缓刑期两年执行。同时，“数额巨大”的标准定为20万以上，300万以内。“数额较大”的标准由原来的5000元被调至3万元。
之前2015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本次的司法解释对两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重新作出了规定。
该解释还明确了终身监禁适用的情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判终身监禁。同时，凡判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其中强调，“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应无条件执行，不得减刑、假释。”
这意味着贪腐官员一旦被判为死缓，都将面临加裁终身监禁的可能；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就意味着将把牢底坐穿，不能够获得任何减刑抑或假释的机会。
据最高法刑事二庭庭长裴显鼎说，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

⑺ 刑法修正案九受贿罪量刑标准

本次刑法九修改对贪污受贿犯罪则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即贪污数额专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属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同时新法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使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