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斗纷
A. 析张扣扣案 | 其情可悯，其罪难恕
农历2017年的除夕夜，陕西汉中37岁的男子张扣扣将其邻居王家70岁老父王自新及其两个儿子王校军 ，王正军三人杀死于血泊之中。此案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其中不乏称赞其侠义至孝，为母报仇，不伤妇孺的声音。
据案情通报及网上文章报道，1996年张扣扣13岁时，其母亲汪某路过邻居王家时，因平日素有矛盾，将口水吐在王家儿子王富军身上，引发口角，王家17岁的三子王正军闻讯赶来加入争吵。汪某拿起一块扁铁在王正军的脸上打了两下，王正军随即从路边捡起了一根木棒朝汪某头部猛击，致汪某于当晚死亡。
王正军被判故意伤害致死罪，因其犯罪时未满18周岁，判七年有期徒刑。其父赔偿张家连丧葬费在内九千余元。
张扣扣认为杀人者被轻判，于2017年大年三十报复杀死王家父子三人。
在我看来，张扣扣其情可悯，但其罪绝对难恕。
张扣扣的母亲被殴打致死时，张扣扣亲眼目睹，当时还是13岁少年的他受到莫大的刺激，对其今后人生的成长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因年幼失母，他的人生比原本应该经历的艰苦了许多，可能就此造成暴戾的性格。而心理受到重创的少年，没有得到适当的心理疏导，以致仇恨一直压抑在心头，到成年后仍未化解，终于暴发出来造成惨剧。可以说，张扣扣的身世是可怜的，他的成长过程是令人同情的，他为母报仇杀人的动机存在令人怜悯之处。
但张扣扣的杀人暴行，无论于理，于法都是应当受到严惩的。于理而言，当年张母被杀，不论杀人者王正军，还是其家人，都没有事先蓄意将其母杀死，在张母的挑衅引起纷争斗殴后，王正军一棒将张母打倒，从96年的判决书来看，这一棒的出发点并不是将张母打死，而是斗殴中的伤害行为，其后发生张母死亡的后果法院将其判断为故意伤害致死是合理合法的。但张扣扣的行为是完全的蓄意谋杀。大年三十吃完年饭后，提着刀去了王家，将王家父子三人杀害，并放火烧了王家的汽车，杀人后还去他母亲的坟前烧纸告慰亡灵。如果说当年的王家父子仗着人多势众，身强力壮将张母伤害致死，现在的张扣扣的报复行为在故意性和手段的残忍性上比王家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正军的行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他当年不足18周岁，按当时的刑法判了7年有其合理之处。张扣扣残忍地连杀三人，更应该为他的行为付出法律的代价。
虽然网上对张扣扣的行为有叫好声，认为其侠义者有之，认为其至孝者有之，认为其反抗司法不公者有之，但我认为，于个人、于家庭、于国家，张扣扣的行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于个人，张扣扣正值37岁，身强力壮之时，如能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日子应该不会过得很差，但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被复仇引向了狭路，最终使自己也走向了不归路。相信，这并不是他九泉之下的母亲愿意看到的结果。
于家庭，其母早亡，其父家贫未再婚，其父想必已年老体衰，张正是家中的顶梁柱，正应该好好生活，对父亲多尽孝道，奉养天年，却为了报死去母亲的仇，让活着的父亲陷入孤苦伶仃。手刃弑母仇人，看似大孝，实则不孝。
于国家，张扣扣罔顾法律，以暴力复仇寻求一时之快，造成了恶劣影响。在这里，是否存在司法不公且不轻易去评判它。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张扣扣案如果还能引来一片叫好之声，不能不说是法治的悲哀。如果每个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都采取私力救济的手段，而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这个社会就会陷入以暴治暴的混乱局面。如果任由舆论影响司法，张扣扣不受到严惩的话，无疑对社会造成很坏的导向作用。
文明法治，任重而道远。希望张扣扣案能得到公正的审判。
B. 司法腐败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惩治司法腐败相关的现行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等
结合西方的法官制度,谈谈你对遏止我国司法腐败的主要想法
答制度是因人、地域、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而异的，西方的任何制度
只能作为参考，研究！并从中选出或修改适合自身国情的条款。
并且楼主亦该意识到腐败，不仅是司法部门！而仅靠条款、制度
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腐败的。贫富差距拉大，人均素质偏低
才是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宏观调控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直接成为腐败的温床。
个人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首先还是得从教育抓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句已经很古老的口号，现在仍然是句口号，不过也难怪，在要求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同时，教育者们又达到这一标尺了么？
其次，目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次经济强国” 之所以“次”，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在缩短，但就象赛跑，没人会等着你追上来。而要想赶超别人，就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努力，否则，落后会继续。。。腐败仍会继续。。。
PS：发达国家一样有腐败，但发达国家没有更多的人崇拜腐败！有小部分人痛恨腐败根本目的在于自己没腐败上！！！
所以。。。再一句老调，任重。。而道远、道艰！！！
什么是司法腐败
1、 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是产生司法腐败的污染源。
众所周知，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勿庸讳言，也由于种种原因，那些过去曾被长期批判鞭挞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与之俱生，而且呈蔓延发展趋势。作为经常接触社会阴暗面和形形色色犯罪分子的司法机关，自然也难免会受到各种不正之风的腐蚀，使一些干警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如近些年来，一些干警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淡薄了，个人主义滋长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丢掉了，享乐主义膨胀了；廉洁执法的荣誉感忘却了，利用权力捞取个人好处的邪念萌生了。这些"内因"使他们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最终被金钱和贪欲所吞啮。另一方面，目前，愈乱愈烈的说情送礼风也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当前，一些打官司、办事情，习惯于拉关系、走后门，搞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权权交易，在通过法律解决矛盾时，他们不是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执法人员送礼行贿，企图打通关节，使执法人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处理，许多案子刚接手，双方说情人就接踵而至，出现了“案子刚进门，双方都托人”的怪现象。以致造成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屡禁不止，成为产生司法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2、 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催生剂”。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个人权力高度膨涨，缺少监督制约，必然导致腐败。作为执法人员，尽管其大都“官小职微”，但他们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却掌握一定的权力，有的甚至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因此，加强对他们的监督，特别是在个案中实行监督，尤其显得迫切和必要。就目前我国的监督机制来讲，有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等等。可是，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未完全走上正规，在惩治和预防司法腐败的立法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对司法部门的监督还显得非常不力。首先，就人大及常委会的法律监督而言，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法律依据，缺少监督程序和措施，常常是过问一下案件的审理情况，而不能发现程序和措施，常常是过问一个案件的审理情况，而不能发现掌握司法腐败的实质问题；就人民群众监督而言，由于不少群众认为“民告官”徒劳无益，害怕打击报复，对司法腐败现象采取一种克制、忍耐的态度，造成司法人员违法违纪的传闻多，真正受到查处的少；就内部监督而言，由于司法人员具有特定的身份，他们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往往是在“执法”的名义下进行的，犯罪行为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查处工作阻力、压力比较多，使一些案件难以查处，或者严查宽处，甚至不了了之。在司法干警缺乏社会各方面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就难免使一些腐败滋生和蔓延。
3、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内部管理不严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内因。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普遍薄弱。目前，一些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存在重业务素质轻政治素质，重办案轻政治学习，重物质建设轻思想建设的现象，使个别干警的人生观发生扭曲和错位，将权力商品化、市场化而产生司法腐败。其次，有些司法机关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抓落实不够。近些年来，有的司法机关虽然都制定了清廉从政、严肃办案等规章制度，但“雷声大，雨点稀”者多，真正抓好落实者少，制度流于形式，收效甚微。其三，对司法腐败现象查处力度不够，打击不力，有些司法机关内部纪检、监察组织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齐，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等思想，对已暴露出来的违法违纪案查处不力，甚至迁就故息，未能起到常鸣警钟，防微杜渐的作用。
相关文章书籍谭世贵编《司法腐败防治论》》、《中国司法改革理论与防止司法腐败的对策研究》等
C. 如何认识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所谓司法公信力，依笔者的理解是指，广大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所给予的信赖程度。所谓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在广大公众心目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及绝对执行的效力。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二者之间，司法公信力是前因，司法权威是后果，两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司法公信力若是很高，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则是社会秩序井然，广大公众普遍地崇尚法律、敬仰法律；一旦出现纠纷和争端，大家便想到的是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作为司法官员，在广大公众的心目中那就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就是会说话的法律，其司法权威之高不言而喻。从目前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司法公信力较低，司法权威较差。主要表现在：案件服判息诉的比例不高，往往形成“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的局面，涉法信访、上访事件年年不断激增；在普通老百姓甚至于党委、政府领导的心目中，司法官员与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当事人哄闹法庭，威胁、殴打、辱骂司法工作人员，阻挠执行、抗拒执行的现象时常发生；新闻媒体及社会舆论对司法案件的办理过程及裁判结果随意地品头论足，评论是非，否定其效力；在各地方开展的评满意（或不满意）单位时，司法部门很难跻身于满意单位的行列之中……探究我国目前司法现状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与我们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有着重大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历史的国家，行政权力长期凌驾于司法权力之上，“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现象比比皆是，故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敬重大官更甚于敬重法制。人们有了冤屈，习惯地寄希望于大官为自己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而不是诉诸于法律来解决。其次，司法公信力较低的这一现状还与我们国家的司法水平普遍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司法水平的高低情况又取决于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司法队伍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在业务素质方面，虽然十多年来司法工作人员基本普及了大专、本科文凭，着力于提升其法律素质，但他们的实际司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在职业道德素养方面，司法部门对队伍的管理和监督虽不断地在加强，但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不少的司法工作人员仍然存在着不注重职业道德，工作作风差，司法行为不廉洁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司法水平的正常发挥。再者，有关我国司法领域运行方式的一些改革举措脱离了现实的司法环境，单纯追求法律效果，无视社会效果，导致司法裁判结果与广大民众奉行的道德评判结果相去甚远，导致广大民众对司法裁判结果不认同、不满意，这也是当前司法公信力较低的原因之一。最后，司法管理体制亦决定着司法部门的公信力大小。当前，我国司法部门的人、财、物权均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这种管理体制决定了司法权不能独立、正常地行使，司法裁判往往要奉行地方党委、政府的旨意，地方保护主义客观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在充分认识到上述影响司法公信力及司法权威的因素之后，对症下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历史因素、管理体制等不是轻易随便就能改变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且必须做的是从力所能及的地方抓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做起。依笔者的浅见，要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司法权威，必须从司法职能的定位、司法运行方式、司法审判效果、法官队伍建设和司法外部环境等五个方面入手，才能取得实效。一、正确认识和了解当前的司法工作职能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期，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凸现期。各种利益之争、矛盾纠纷层出不穷。这些矛盾纠纷能否及时化解，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因此，客观社会现实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司法工作的主要职能就是化解社会矛盾、平息纷争，充分运用法律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司法方面的努力。每位司法工作人员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将“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作为自己办理每一个案件的终极目标。也只有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司法，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推进法治，而不是成为涉诉信访的对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所言“人民法院只有在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才能进一步树立起来。”二、结合我国的国情，注重司法运行的方式司法运行的方式是指司法部门的工作程序、工作方式及工作手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运行方式充分体现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司法理念（或者说指导方针），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在司法领域方面的国情。符合国情的司法运行方式，能充分发挥其司法职能，从而实现司法的最终目的。相反，违背国情的司法运行方式则会阻碍司法工作应有职能的发挥，难以建立起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其司法行为是不受广大公众欢迎和认同的。目前，我国的国情是，公民的维权意识逐渐在增强，大量的矛盾纠纷涌至司法机关寻求解决，而公民的法律知识普遍欠缺、对司法的运行程序知之甚少，诉讼技能普遍较差。因此，我们的司法运行方式必须结合这一国情，才能让人民群众满意，从而建立起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树立起司法权威。“司法为民”就是我们应有的司法理念。这一司法理念是我们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它必须贯穿于司法工作的始终。如何实践这一司法理念？笔者认为，一要保障民众的司法知情权。即司法活动的全过程要向社会全面公开，譬如：对当事人进行热心、负责地诉讼指导；有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要认真、悉数地告知；司法过程中要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裁判文书要充分地论证说理；对民众广泛关注的案件信息适时对外公布等等。二要保障民众的司法参与权。即司法活动要尊重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落实人民陪审制度，同时要依靠工会、妇联、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来参与解决纠纷，不能独立特行、单打独斗。三要保障民众对司法的监督权。司法工作应广泛地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司法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畅通当事人的信访申诉渠道。四要树立和谐司法的观念。在司法活动中和裁判结果上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司法救助体系，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施必要的司法救助措施；适时开展巡回审理，就地办案等便民司法工作方式；增强司法的亲和力，注重运用调解方式开展司法工作。总而言之，司法运行的方式必须贴近民众、服务民众，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民众对司法工作满意，才能谈得上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问题。三、努力实现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效果是单纯从法制角度来看的效果。一个案件的裁判既严格遵循了程序法的规定，又准确运用了实体法的条款，那就是最佳司法效果。而社会效果则是从司法裁判的结果是否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来看的效果。一个案件的处理达到了定纷止争、让党委、政府满意，得到民众认同的目的，那就算取得了最佳的社会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单纯追求法制意义上的司法效果，不注重社会效果，则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司法，纯理想主义的司法，人民群众不会感到满意、不会认同其司法效果。因此，司法工作必须尊重民意、善待民意、吸收民意，准确把握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最佳结合点，才能实现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当然，要做到这个“统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法官不断增强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调解技能和裁判艺术，让案件的裁判结果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社会。四、提高法官业务素质，狠抓队伍建设不放松法官是司法工作的主导者，是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要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法官的素质是关键。一名法官，若是讲不清道理，释不明法律，写不出有质量的裁判文书，这样的法官在民众的心目中肯定是没有公信力的，亦谈不上司法权威。因此，加强培养法官的业务素质是第一要务。一名法官，若是对当事人的正当诉求采取“生冷横推”的态度，漠视甚至压制当事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样的法官同样是建立不起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因此，第二要树立法官的亲民、护民形象，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一名法官，若是与一方当事人亲、对另一方当事人疏，或者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吃请和财物，这样的法官同样在民众的心目中是没有公信力的，亦谈不上司法权威。因此，还要不断地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养，努力维护法官的清廉形象。唯有如此，法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提出的全方位的司法需求，进一步发挥好职能作用。五、努力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助长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一个地方，党委、政府及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如何，对建立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司法工作不能仅注重独立行使司法权，还应适当地延伸司法职能，做出卓有成效的服务保障工作，才能赢得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在建立司法公信力方面得到他们强有力地帮助。同时，还要适时开展对广大民众的普法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让他们学法、懂法，进而相信司法，尊重司法和维护司法。此外，还必须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交流、沟通，正确把握住对司法工作的舆论导向，为建立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搭建有力的宣传平台。还要积极探索与律师之间交流、沟通的方式和机制，共同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树立和维护良好的司法形象，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D. 想找一些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案例,谢谢
（一）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制度的确立
所谓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是指外国在中国的侨民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如该国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则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改稿能由其派驻中国的领事按其本国法律裁判。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一项特权。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使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损害中国人民的活动。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依照这种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不论其发生何种违背中国法律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或成为民事刑事诉讼当事人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领事，或由其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据其本国法律裁判。领事裁判权也称“治外法权”。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始于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税则》及随后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附则》中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一款，……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照办。”此时的“治外法权”的范围尚仅限于宁波、上海、广州、厦门、南京等五个通商口岸。但在随后签订的《虎门条约》中，英国政府强调“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将“治外法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内地。随后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又有所扩大，即：美国人与美国人、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如在中国境内发生法律纠纷时，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此后，俄、法、德、日、意、比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法早歼举英、美，先后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
（二）会审公廨制的确立
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是帝国主义列强要挟清政府在租界设立的特殊司法审判机关。1846年，英、法、美等国驻上海的领事，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攫取了上海租界内纯属中国人诉讼案件的审判权。其后，俄国根据1858年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其领事官与中国官员“会同办理”俄华诉讼的权力。英国也根据同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取得了这一权力。这两个条约正式确认了外国领事可以参与对中国人的审判，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领事裁判权。
1858年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的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法院，从此会审公廨在上海正式组成，以后又扩大到厦门等地。按照1868年清陆碧政府与英、法等国订立的《上海洋泾浜诉设官会审章程》的规定，会审公堂管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等案件。凡牵涉有约国洋人必须到案的洋华诉讼，无约国洋人与华人的互相诉讼以及被外国人雇佣和延请的中国人的诉讼，外国领事均有权参加会审。会审公堂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关，但实际上完全被外国领事所把持。会审只是空有其名，审判的主动权完全被外国领事所控制，中国官员往往仅被当作象征性的陪衬。会审公堂制度的确立，也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
（三）观审制度的确立
观审制度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确立的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按照早期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规定，涉外诉讼中一般采用被告主义原则，即接受被告一方国家的司法管辖。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列强开始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观审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国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这种观审制度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也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粗暴践踏。
（四）总之，自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运用武力讹诈的方法，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从1843年到1943年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存续的一百年中，领事裁判权成为西方侵略者在中国逞凶肆虐、走私贩毒、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的护身符。观审制度、会审公廨制以及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对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辖权，而且在中国领土上直接设立外国的司法机构，执行外国法律，行使外国的司法权力，结果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的奇怪现象。这正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鲜明表现。
E. 现代社会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么
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长期司法实践证明了的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观念。它的内涵十分丰富，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本文侧重于仅就公正与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罚轻刑化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学内涵进行阐述，并就如何进一步树立和贯彻这些理念进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与效率的理念———“现代刑事司法的永恒主题”
“公正与效率”意味着司法不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诉讼不仅要讲求公正，而且要讲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质及特征，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内容。只有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一永恒主题。
1.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法制化的命题。“公正”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于它是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一个永恒命题；其常新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历史内涵又有现实意义，可谓见仁见智。正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言：“正义具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之形状，并具极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纷争的公正。它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广泛应用而又赋予不同的内涵。它既有时间和速度的内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内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司法领域已逐渐认识到法院讲的公正与社会上及传统观念中的公正内涵是不同的。法院讲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这个公正是由法律来规范和调整的，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的，是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的，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的。而一般道德观念意义上的公正则不同，如通常说的“杀人偿命”就是一般道德观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当杀人这一事实进入诉讼程序以后，还要看案件事实，看犯罪情节，纯看定案的证据等等，总之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不能认为，法院对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对有法定从轻情节或证据有问题的杀人者不判处死刑则恰恰体现了司法公正。可见，我们讲的司法公正与德观观念中的公正有时也会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要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须把什么是司法公正这一问题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与效率理念是一个科学化的命题。公正与效率理念的科学性在于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即法院必须奉行被动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主动要求当事人来打官司，更不能“无案找案”甚至“无案造案”；同时，司法审判还奉行中立性原则，法院和法官相对诉讼双方，应该不偏不倚。
3.正确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价值。刑事审判必须做到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严格执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适应及无罪推定等原则，做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应当确保公正。效率理念则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获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诉讼时间实现诉讼目的。公正与效率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公正，效率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效率，公正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由于刑事审判涉及可能剥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诉讼的灵魂和生命。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对于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鱼”而不是“熊掌”，故决不能用通过牺牲公正的方法来提高效率。所以效率应当绝对服从并服务于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质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证，最终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司法资源进行纠错，这不仅有损公正，而且效率价值本身也得不到实现。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仅不能及时解决冲突和纠纷，而且会诱发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的加剧。因此它是最没有效率的”。③
同时，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必须强化效率意识，尽可能地提高审判效率。在新世纪之初，最高人民法院着重提出司法效率问题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说它具有时代特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讲究高效率，人们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说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为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为面临大量的诉讼案件，提高效率是社会的需求。所以，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与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义；没有效率，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须协调发展，单纯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对整个司法价值的损害。
二、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有罪则判，无罪放人”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同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依法惩治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全国人大已经批准我国加入《国际人权最低保障公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已载入宪法。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强化人权保障意识。我们树立这一理念，就是一要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三要做到严格执行审限，防止“两超”案件发生。
1.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坚持“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原则。“有罪则判，无罪放人”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对于刑事案件经过审理后，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依法作出有罪判决；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特别是应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请回避、辩护、举证、最后陈述、上诉等各项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活动中真正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为充分体现依法保障人权，两高两部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其实质就是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进一步落实辩护制度，强化人权保障意识，促进司法公正。
3.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严格执行审理期限，严防“两超”案件发生。人民法院依法惩罚犯罪，必须在法定时限内审结案件，才能确保刑罚产生预期的打击和威慑作用；同时，对于在法定时限内，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必须依法终止诉讼程序，宣告被告人无罪。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具体措施，也是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的必然要求。严禁随意延长羁押期限或者变相超期羁押被告人。
贯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必须切实解决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造成“两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视的原因，有审限意识淡薄的原因，有防范机制不全的原因，但笔者认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两超”现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审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审限仅一个半月。若扣除双休日，一般案件的实际工作日仅有23天；二是审判期限与羁押期限相联系，因此在审限内不能审结案件也就自然对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羁押；三是无论案件的繁简，都实行一样的审限，很不科学。上述因素造成的后果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法院老是违法，总是出现超审限和超期羁押问题。但深究原因，与立法不完善息息相关。为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刑诉法时应从立法层面对此加以解决：一是延长审理期限。纵观世界各国，英美法系的国家没有审判期限，办理一个案件法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用多长时间；大陆法系国家虽有审判期限，但它比我国的审限要长得多。因此，我国的刑事审判期限应该有所延长。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强制措施制度。三是将审理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并根据繁简分流的原则改革、完善审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预审程序，严格案件交付审判的条件。当然，在刑诉法没有修改之前，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繁简分流，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简化审，进而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理念———“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不仅要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而且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这是公正司法的起码要求。司法公正不仅包括实体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实体公正表现为有罪必罚，无罪不罚，罪刑相适，罚当其罪。而程序公正则表现为诉讼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观念将程序仅仅视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价值长期受到漠视。实际上，程序公正是现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仅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内涵，它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马克思曾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就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部生命的表现。”④这一论述非常清楚地说明，刑诉法和刑法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说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方法和任务的统一。
从一定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于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突出注重人权保障。从目前的现状看，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因此，“二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证据规则，依法排除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进一步落实保障人权和无罪推定原则。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建立和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探索和研究。
四、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书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职责。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强化中立裁判意识，既重视控方的意见，又重视辩方的意见，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对待控辩双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体现公平和正义。为保证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对具体案件不能搞公、检、法“联合办案”，因为这不符合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也不利于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样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审判法官应当牢固树立文明司法的理念，无论是开庭审判、调查取证还是宣判、执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时，要做到形象公正。由于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法官在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的情绪，都有可能给人以不公正的感觉，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为转变审判作风、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内容，采取切实措施抓出实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须公正，做到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权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坚决摈弃和杜绝司法活动中不文明的做法。过去，有的地方通过捆绑、游街等形式，来营造“严打”声势，展示“严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适应历史进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应当坚决摈弃和杜绝。集中统一宣判、集中统一执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坚决废止。
六、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如何正确适用刑罚不仅是个严肃执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刑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刑罚指导思想和科学进步的刑罚观，树立正确的刑罚价值取向。
1、树立正确的刑罚观必须高度重视量刑问题。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比较普遍。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内轻一点、重一点没关系，特别是在“严打”中，认为重是方法问题，轻是立场问题，不论对象，一律从重判处，没有做到罚当其罪，这是错误的。量刑是适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样关系到案件的公正与否，量刑失当，该重而轻，该轻而重，或者同一类案件在不同地区量刑结果出现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法院对同一类案件作出差异较大的判决，都会削弱和降低刑罚的适用效果及功能。只有严格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准确量刑，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效能，实现刑罚的目的。
2、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轻刑化的道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的：“历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从未使决心侵犯社会的人回心转意。”⑤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刑罚的轻刑化是一种必然。产生犯罪的原因是复杂的，犯罪的增加决非判得不狠、不重。严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慑犯罪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杜绝犯罪的发生。长期实行重刑主义，必然会使刑罚的负面作用逐步积累起来，形成危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处罚不当，尤其是轻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属、亲友对国家、社会产生不满甚至仇视心理。这些人集聚得越多，对国家和社会的威胁也越大。所以我们必须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确地运用刑罚这一手段。
首先应当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减少死刑，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正在于此。死刑问题，人命关天，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设计的司法制度还不尽完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美，无论标榜多么公正的法官，都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证据、虚假的事实而作出错误的死刑判决。”而死刑是剥夺被告人生命的刑罚，一旦用错，将无法弥补和回转，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毛泽东曾指出：“凡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⑥在刑事审判中，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缓。不能为了所谓“平民愤”就把可杀可不杀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案件，要注意宣传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导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
其次，要依法充分适用管制、缓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监禁性还是非监禁刑，都是我国刑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有效手段。对于那些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适用监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现、不关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同样有利于贯彻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对立情绪，增强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觉性，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于减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机会，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减轻监押负担，降低刑罚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罚资源。对此我们应及时更新观念，对于那些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是很深，或者确有悔罪表现，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特别是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充分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罚。
F. 司法公信力是怎样生成的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菲力普斯（美）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英国法谚 论文提要：援引法律条文所作判决，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众感知，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却往往被民众认为是公平、公正。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妥善化解争议和纠纷，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纠纷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为符合司法客观规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环节。法官的判决不能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关键词：司法公信 内涵 民间法 生成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问题和纠纷层出不穷，在坚守正义和维护和谐的两难处境中，人们常把目光投向司法机关，寻求司法机关的权威说法。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司法机关能否维护公平正义仍持怀疑，司法公信力在人们“欲说还休”的法律意识下，依然面临着挑战。一、依照法律所作出的裁判因何并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揭开司法公信力的面纱 （一）发生湘西南地区的两习俗案折射出机械的规则之治并不能生成司法公信 由于法律并没有广泛地被信仰，法律人和普通人对法律的认识与看法存有巨大的差距，在平常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就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则条文所作出的裁判,也并不都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认可，法律人认为的公平正义，在普通人的眼里有时就蜕变为司法不公。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法与情、情与理等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困惑。以下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湘西南的某县，谢某家的耕牛走进了肖某家的礼堂，按当地的习俗，牛进礼堂会给堂屋的主人带来晦气，肖某为除晦气多次请求谢某“谢地扫堂”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谢某赔礼道歉并承担“谢地扫堂”的费用。法院认为牛进礼堂并没有给肖某造成实际上的损害，请道士作法“谢地扫堂”是封建迷信，法院不宜支持，故驳回了肖某的诉讼请求。肖某认为牛进礼堂会带来一生的晦气，“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法院是黑暗的，靠不住的。当地村民也认为法院没有公正处理，支持肖某私力救济，于是肖某就与本村几个村民去向谢某讨还公道，在理论的过程中发生打斗，致谢某轻伤，法院依法追究了肖某的刑事责任，判处肖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肖某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出狱后不断找法院寻事、不断地上访，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多村民对法院的判决感到困惑。因为在乡亲们看来的, “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另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湘西南的某瑶族乡，刘某的女儿英年早逝，出殡时，好事的尹某“烧烟包火”，按当地的习俗，“烧烟包火”会使亡灵找不到回家的路，是对死者的不尊重，刘某找到尹某，要求尹某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他一定的精神损失，两人协商不成，在许多村民的陪同下来到法院，要求法官处理。因两当事人都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官只对次纠纷进行调解，法官认为“烧烟包火”是一种习俗，因当地人都信仰，“烧烟包火”会给死者的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尹某明知“烧烟包火”习俗因好事还故意烧，是对死者的亲属的侵权，故尹某应向刘某赔礼道歉，至于精神损失，刘某与尹某都是本村人，适当表示下就行。跟随刘某、尹某来的许多村民都拍手叫好，认为法官这样处理公道。尹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刘某赔礼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上述两个案例都涉及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所不同的是,案例一中法官严格依据国家法的规定,从国家制定法层面来看,无疑是一个公正的判决;然而,很多村民对法院的判决却难以接受,认为“谢地扫堂”是天经地义的。显而易见,该判决并未获得公众的认可,并不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反观案例二 ，法官从“习俗被信仰，违背习俗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伤害”逻辑出发,认为尹某违反习俗会给刘某造成精神上伤害，建议尹某向刘某赔礼道歉，该司法行为村民都认为公道，具有公信力。为什么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判决,却没有公信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而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依从民间法逻辑作出的司法行为,反而具有有公信力?司法公信力究竟为何物，直教法官如何相许？ （二）司法公信力之内涵在于信仰 什么是司法公信力？国家出现后，司法作为定纷止争、除暴安良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追求的东西依个体行为能力难以实现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司法公信力来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司法权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责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义的信任力。（1）是指司法人员以司法执法活动为媒介向人们提供正义、公平的司法行为，在人们心中自发形成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力。 传统理论从司法权力和司法机关的角度研究，认为司法公信力是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和尊重的一种公共性力量，是司法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誉与相互评价，表现为司法权应具有的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2）也有学者认知论的视角出发，主张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尽管理论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界定众说纷纭，但都认为司法公信力是一种信仰。司法公信力的内涵是信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信仰。社会公众对司法权的态度，指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处理某些社会纠纷的制度设计和结果的态度。它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享有处置某些社会纠纷的权力正当性的是否认可，与对司法机关处断某些社会纠纷的结果的是否尊重与服从。洛克、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们都主张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的信任和尊重，是社会公众实现理性社会认知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对处理个案的司法机关或裁判人员的怀疑比较普遍，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本身还是信任、尊重和期待。第二、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尊重。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态度体现在对司法机关处断社会矛盾、平息社会纠纷的职能以及司法权力实现过程或结果的是否尊重与信任。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尊重，是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促动力，是社会公众对法律裁决的普遍服从。第三、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态度是对法官运用法律知识定分止争得专业素养以及维护公正廉洁的道德水准的评价。（3）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在于社会公众经法院调解或裁判的案件，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化解矛盾。司法公信力是法律的灵魂所在，“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正如卢梭所形容的，“最重要的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或是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众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4）二、民间法能否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反思 （一）法律的局限性致使国家法不能独领江湖 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如何处理循法与变法的问题一直是东西方法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5）的确，如果法律朝令夕改，即使法律再公正，条文再细密完全，机构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再高，也无法实现法律应有的治理社会的效果；法律经常变化，人们往往无所适从。但社会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法律的稳定性又难以应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法官进行裁判的依据是法律，裁判的过程与质量与法律自身的质量休戚相关。在成文法国度，法官没有权力依据判例修正和弥补法的缺陷，不得不援引现有的法律规范是通过演绎推理得出裁判结论，作为演绎推理的三段论的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其具体内容是由法律预先确定的，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必然将通过裁判结果表现出来。国家制定法的滞后性、不灵活性等固有弊端会导致依据古板的或者不适时的法律规定作出的裁判难以说服民众，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法律规定的不具体或者缺失，不同法律规定之间不相和谐、相冲突，法律的变动过于频繁，都会导致司法过程中无法可依或有法不敢依。法官对法律的选择不同而使得同样的案件在同一法院的判决结果迥异，法律规定与社会普遍伦理相冲突的问题，依法裁判的结果辜负了民众以人之常情与普遍的伦理对司法所寄的厚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影响司法公信力。如何处理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如何处理循法与变法的问题，就要求在纠纷解决的场域，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成文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时的法制建设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必须尽力沟通、理解，在此基础上相互妥协、合作，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伤害，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不能按照一种思辨的理想型法制模式（无论是强调国家制定法还是强调民间法的模式）来构建当代中国的法制。”（6）法律的本身也存在需要民众认知的问题，国家制定的法律在与民众认同的习俗发生冲突时，结果往往会是两败俱伤：民众认同的习俗在强势的法律面前落败，但是国家成文法的暂时的胜利却往往需要付出司法的公信力为代价，国家法的本身局限性与缺陷也是造成司法公信力力缺失的重要客观原因。（二）民间法还不能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国家法的期望值还不能一下子拔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国家法来解决纠纷场域的所有问题。民间法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价值和生存的时间、空间基础，在法律还不健全、不完善的初级阶段，允许代表或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人员的法律需求的民间法与国家法一起发挥作用是应当的。习惯、民俗是人们以往经验的总结、是乡土社会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获得、乡土社会认为是符合公平正义观念的规则系统。适用被乡土民众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处理发生在乡土社会的纠纷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的、应当的。其实，代表普遍民众意志的国家法与代表部分民众意志的以习惯、民俗为表现形式的民间法并非是格格不入，“国家法与民间法，实乃互动之存在。互动者，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藉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不仅如此，两者作为各自自治的事物，自表面看，分理社会秩序之某一方面；但深究其实质，则共筑人间安全之坚固堤坝。即两者之共同旨趣，在构织人类交往行动之秩序。自古迄今，国家法虽为江山社稷安全之必备，然民间法亦为人类交往秩序所必须。故人间秩序者，国家法与民间法相须而成也。”（7）国家法虽然是国家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法之外、之下，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当然，也正因为其非官方性，这部分法律往往与国家法不尽一致，乃至互相牴牾，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个社会法律秩序真实和重要的一部分。”（8）适用民间法处理乡土社会的纠纷也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在我国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以习惯、习俗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间法。乡土民众对国家法不甚了解，而对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人人信守的习惯、村规民约却奉为经典，习惯、习俗等民间法已扎根在乡土民众的心中，乡土民众对民间法的信仰大大超过了对国家法的呼唤，事实上，在乡土社会纠纷解决的场域，国家法往往还处于边缘化地位，人们接受、应用法律的能力、频率都比民间法低。因而发生在湘西南地区的牛如堂屋案，法官依国家法公正地判决并不能生成公信力，也并不能妥善地解决两当事人的纠纷，可见，国家法推进和宣传还不能完全消除和抛弃人们心目中认可的习惯，民间法仍有自己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我们还不能以法律人的眼光去指责和讥讽“扫堂去晦”的荒唐。对民间法，厮守还是放弃，我们法律人并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乡土民众，在乡土民众还未能作出正确择决之时，在国家法还未能吹绿乡土社会之际，民间法不能远离纠纷解决的场域，重视公认的民间做法，允许乡土社会认可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双管齐下是很正常和应当的。 三、司法公信力如何生成——追问司法方式的转换 司法作为社会矛盾的调节器，妥善化解争议和纠纷，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摒除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的习惯做法和制度，使司法行为符合司法客观规律，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中心环节。 (一)探求法的精神，司法应由“按图索骥”向“背水列阵”转换。 “牛入堂屋”案是司法遭遇民众质疑，法官的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与其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还不如说是法官司法能力欠缺所导致。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脚步加快，法官的学历层次、文化知识有所提高，但是法官对社情民意的把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断章取义地理解司法中立、程序正义、独立审判等司法理念，机械司法、消极执法、就案办案，“按图索骥”司法方式致使司法常遭遇尴尬，法官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片面追求审判的程式和技巧，忽视纠纷的实质解决，难以达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难以在司法的过程中生成公信力。司法人员要全面地审视法律、要探求法的精神、要洞悉法律之中隐藏的民意，勿断章取义，勿教条地、，勿古板地适用法律。法律适用犹如兵法适用，蜀之马谡僵化地适用“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兵法规定而痛失街亭，楚汉之争中，韩信不顾“背水列阵”的禁忌，灵活地适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要义而取得了背水一战的全胜。法官学会探求法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提高正确地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正确地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能力，提高正确地处理“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的能力。探求法的精神，司法由“按图索骥”向“背水列阵”转换，能避免法律固有的局限性在司法过程的体现，能使司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力求纠纷化解，司法应由“规则主义”向“利益衡量”转换 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纠纷的解决，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 “牛入堂屋”案，忽视纠纷的实质解决，法官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致使案结事不了，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烧烟包火”案，从纠纷解决出发，疏导当事人进行利益衡量，取得好的社会效果，有利于公信力的生成。利益衡量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源起于利益法学派的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对概念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对规则主义的修正，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法学方法。该理论主张民事法律审判应当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作比较与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些方面的利益应当受保护的判断，然后再从法律规定中寻找依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9）在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中，立足于利益衡量，坚持双方利益最大化原则，恰如其分地进行诉讼调解，可最大限度的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力求纠纷化解，司法由“规则主义”向“利益衡量”转换，能避免依规则机械司法诱发新的纠纷发生，能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对司法公信力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三）细探案件真相，司法应由“以鞋找脚”向“以脚试鞋”转换 查明案件的真相，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如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实不相矛盾，是生成司法公信力的基本条件。如果认定的事实如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事实相矛盾，要当事人从内心尊重和服从法院的判决那是不可能的事。法官审理案件首先是对证据进行分析、据以发现案件的基本情况，然后再进行法律分析，给事实定性，找到相对应得法律规范，据此得出结论。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往往是先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确定案由，由案由再去寻找法律规范，找到法律规范，再分析要适用该规范要具备哪些要件事实，然后根据证据去核实要件事实是否成立，这种以“以鞋找脚”的方法看起来能提高审判效率，但往往是管中视豹，未能准确地掌握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未能全面地掌握案件的真相。“牛入堂屋”案，法官先从“封建迷信法律不予支持”的大前提入手，然后再证实“扫堂去晦”是封建迷信，最后水到渠成得出“不予支持”的结论。这种“以鞋找脚”忽视了对“牛入堂屋”是否造成了损害的事实查明，也忽视了对牛主人疏于看管给他人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是否要赔礼道歉的思考，故而遭民众质疑。“烧烟包火”案先从查明案件事实入手，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认定“烧烟包火”是对死者家属侵权法律事实，然后再找相对应得法律规范进行处理，得出“应赔礼道歉”结论。这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以脚试鞋”司法方式使公信力得以生成。 （四）服务于民，司法应由“消极应对”向“积极服务”转换 由于对“居中裁判”、“不告不理”的片面理解，许多法官认为法院的司法活动就是“消极应对”，对向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望而止步。“牛入堂屋”案，法官没有积极向当事人提供司法服务，没有像“烧烟包火”案的法官那样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进行法律分析，也没有积极履行调解的服务去促使当事人和解，结果未能使公信力生成。现代司法服务是指以亲民、便民为手段公正、高效为准则，以法律适用效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在纠纷的解决的过程中，主要以当事人为对象，所实施的公开、便捷的服务活动。司法服务应当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地利用本地本土司法资源，为社会提供多途径、全方位服务活动。我国司法正处于由传统的礼治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的转型时期。因此，社会对司法服务的需求观念不断增强，多层次、多样化的司法服务社会对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如何利用本土司法资源，建立符合一般公众需要的审判制度和全方位、灵活的司法服务机制，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其所需求的司法服务，是司法为民的关键所在，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法院是社会的特殊服务场所，是集中展示司法文明，体现法治精神的开放性、服务性场域。虽然司法公正要求法官保持与当事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对方合理性怀疑，但决不意味着法官不要与当事人合理的接触，法官不能定位于不晓人情事理的裁判机器。相反，法官更应当亲近民众，体贴民情，洞悉社会的需要。司法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解决纠纷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唯服务于民、取信于民、知民情、体民意才能使司法为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更好的保障，因此现代司法应当强化法院的社会服务功能。服务于民，司法由“消极应对”向“积极服务”转换，取信于民、施惠于民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 四、公正应以何种形式被感知——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司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纠纷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公平、公正地司法，体现人民对正义的基本需求的司法才能生成司法公信力，但公平、公正如何被人们感知,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判决，在法律人眼中是公正的，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往往不能使公正被民众感知，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却往往被民众认为是公平、公正。法官的判决不能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一）尊重“意思自治”，完善法院调解机制，在协商中感知正义 法院调解是让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讨价还价，达成协议，法官仅作为中立的协调人，其职能是主持协调程序、进行合法性判断和审查，督促当事人执行和解和调解协议。通过调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来保障对利益冲突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衡平，也是公平、正义让民众充分感知的重要方式。但近年来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如何构法院机制仍存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建立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分离机制。这种观点认为，采取调审结合模式容易影响结果的公正性。而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程序，采取调审分离制度，主要是鉴于我国法官队伍人数众多，素质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以真正实现民事案件利益衡量中的“精英裁判”。（10）另一观点认为，要建立法官主导和当事人协商相融合的调解机制。在坚持依法公正、居中、及时、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要建立庭前、庭审、庭后调解衡平机制。也就是法官在案件立案后，案件庭审调查后至宣判前，庭审结束后的三个阶段，都应注重调解。这样既可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又可达到胜败皆服、案结事了的目的。（11）笔者认为 在基层法院的调解工作中，要坚持“三阶段，三原则”。 “三阶段”一是指送达阶段，充分了解当事人的诉求，伺机调解；二是庭前准备阶段，着力化解矛盾，促进当事人和解；三是指法庭辩论终结后，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以谋求当事人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与当事人共商调解方案，确保息诉解纷，案结事了。“三原则”一是指在明晰相关法律关系及诉讼风险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坚持调解自愿的原则；二是指立足于利益衡量，坚持双方利益最大化原则，站在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三是指注重明法析理，在宣扬国家法律的同时，注意引风俗习惯、传统道德、健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规劝教化，坚持说理依据多元化原则。（12）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对诉讼的风险向当事人耐心地向当事人释明，引导当事人进行利益判断与取舍，适时进行调解，有利于解开当事人之间的积怨，有利于化解矛盾与纠纷，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二）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在统筹兼顾中彰显正义 在美国司法审判中，法官经常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论证判决的合理性，维护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这就是昂格尔所说的合理化法律分析。（13）中国传统司法主张 “法本原情”、 “衡情度理”，常根据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合理化法律分析。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实际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指一个人在依据情理评估假想对手们之可能有的反证时所进行的思考，法官处理案件时，他会预先设想自己的每个判断对于各方情绪、心理的影响，必要时他会据此作出策略上的调整。（14）中国传统司法特别强调“法不阿贵”、“为民申冤”，并且把这样的价值理念作为一种法官品格的衡量标准；在对待贫民与富人的诉讼中，传统法官常进行合理化法律分析，坚持“与其屈贫民，宁可屈富民”。（15）在当前中国审判实践的过程中，要以“拿来主义”眼光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建立合理化法律分析制度，要结合反映当地普遍民意的乡风良俗、要结合反映人民的普遍意愿的政策和党的纲领，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论证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司法过程中良俗、政策方针、法律要三位一体，要以法律来彰显良俗、政策方针的合法性，要以良俗、政策方针来彰显法律的合理性。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兼顾, 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寻求正义与和谐的结合点。 （三）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用普通人的眼光捕捉正义 美国的陪审团由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成员就代表着一般人的看法。美国的陪审团审理案件的特色是“什么都考虑在内”， 陪审团会考虑正义与非正义、法律之内的与法律之外的、控辩双方的状况甚至是“自然法”的因素。陪审团能够使法律规则保持机动灵活，它有权力可以修改、替换甚至避而不用规则，将“超国家的”或者说“非国家的”意识导入司法，以维护情理和公意、实现个案正义。（16）我国可借鉴美国陪审团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在司法过程中能将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观融入法官的考虑范围内，真正起到法律人与普通人思维互补的作用，使审判结果既考虑法理、法律又合乎情理、民意。这样以普通人的目光捕捉正义就容易让正义被普通人感知，这样就能够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和接受度，这样就能促使司法公信力的生成。 五、结论 司法公信力来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司法权面对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责任、民主、人道、效率、公平、正义的信任力。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纠纷的解决，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公信力生成的重要条件。司法公信力的生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司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的过程。司法机关一般不直接使用强制手段迫使民众服从，而是以公平、公正使人们自愿信任和服从。司法人员树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服务大局等现代司法理念，努力
G. 中世纪西方的决斗是在什么情况下引发的
为名誉而决斗，对于19世纪前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在法国和俄罗斯这样决斗成风的国家，男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就拔剑相向。据记载，在1588年－ 1608年这20年中，仅在巴黎就有8000多人在决斗中丧命。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大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都曾参加过决斗；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斯·克列孟梭也是决斗的高手；号称“铁血宰相” 冯·俾斯麦更是把决斗当成家常便饭，在大学期间他就与人决斗过27次！连林肯总统都曾走上过决斗场……
一提到决斗，人们往往首先想起的便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悲剧，或是大仲马小说里的法国贵族们为了哪怕是想象中的一点点冒犯就生死相搏的情节。但事实上，决斗并不是骑士和贵族的专利，也不仅仅是争夺爱情和捍卫名誉的危险游戏。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史上，它还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法律制度，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风尚。这种一听起来就夹杂着骑士味道的、充满阳刚男人气的游戏，肇事的起因不外乎以下三种：
司法决斗：谁胜谁赢官司
所谓司法决斗，是指以决斗来解决法律争端的一种审判方式。
在印欧语系的民族中，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凯撒就曾说过：日耳曼人用单独斗剑来解决争端。而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也有这样的情节：两个男人为证明自己是美女海伦的主人而在宙斯面前进行决斗，输掉的一方就是撒谎者。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法决斗的精神依据：由神来判断是非。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司法决斗被西欧各国广泛采用。例如，一个人在法官面前控告另一个人犯了某种罪行，而对方坚决不承认，此时法官就会让两人决斗，谁在决斗中获胜就能赢得官司。而输的一方就算侥幸不死，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时候，如果当事人不服法官的判决，还可以向法官提出决斗，如果赢了就可以推翻判决。因为人们相信：在这种由上帝来裁断的决斗中，正义的一方是不会被打败的。
司法决斗的另一个依据是：在尚武的欧洲人看来，只有怯懦的人才会在决斗中被打败，而怯懦就意味着邪恶。
这种制度当然有其荒谬的一面，但在诬告成风、刑侦手段又极其不发达的中世纪，它的确也是对付诬告的惟一办法。至少比起“热铁取证”“沸水取证”（当事人把手放到热铁上或沸水中，如果没有被烫伤就证明其清白）之类的神判法来，司法决斗更能让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荣誉决斗：名声和爱情比命价更高
15世纪末，荣誉决斗的风俗开始从意大利流传到欧洲各国，其目的不是辨别是非，而是为了“洗刷”别人对自己的侮辱（有时只不过是出于自己的神经过敏）。
当时，欧洲各国的贵族男子都身佩长剑，随时准备与别人拼个你死我活——无论理由是多么微小或荒谬。因为在他们看来，决斗本身就是富有骑士精神和男子气概的象征。
最初，荣誉决斗时双方并不需要助手，但由于给对方下埋伏等卑鄙事件常有发生，不久后，决斗人必须有助手陪同就成了惯例。但是，助手制度很快就带来了更大的伤亡——为了表明自己没有辜负朋友的信任，双方的助手也开始在决斗中大斗特斗，其拼命程度决不亚于决斗的主角。
女人当然也是引起荣誉决斗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倒并不是出于男人们用比武来赢得异性青睐的动物本能，而是因为骑士精神本身就包含这样的内容：男人应该以生命来捍卫心上人的名誉和尊严。因此，在描写中世纪骑士的小说里，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位骑士发誓为心爱的贵夫人效劳的情节，这里的“效劳”便意味着：如果有人敢冒犯您，我将立刻和他决斗，不死不休！
政治决斗：政见不和刀剑相向
政治决斗古已有之。古罗马诗人塔西佗说：在日耳曼国家里，当一个国家要加入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时，总是试图让战俘和本国士兵决斗，并通过决斗来裁决战争的胜负。
这些古代的政治决斗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有着严格的规章和程序，观摩者也往往都是政界和宗教界的显赫人士。
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另一种政治决斗开始风行：持不同政见的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决斗——当口舌说服不了对方的时候，就让枪剑来解决问题吧！到了19世纪，政治决斗甚至成了决斗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许多州长、部长甚至总统都曾参加过这样的决斗。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决斗发生在1804年，因为总统大选纷争留下的后遗症，当时的副总统艾伦·伯尔向时任财政部长的汉弥尔顿提出决斗，并在决斗中将汉弥尔顿击毙。这个不幸的消息令美国震惊，一时悼念者如潮，其场面足可与5年前华盛顿逝世时相比。但汉弥尔顿并不是这场政治决斗的唯一牺牲者，副总统伯尔事后被美国人视为“凶手”，政治生命完结之余自暴自弃，三年后便因涉嫌叛国而被通缉，在美国政治史上也算是最倒霉的副总统之一了。
决斗的丧钟与尾声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决斗的负面影响，禁止决斗的命令开始一道道发出。
在废除司法决斗方面，教会走在了最前面。历代教皇都多次指出，决斗在本质上违反了非暴力的宗教精神，应该予以禁止。12世纪末，教会发布规定：神职人员即使请替身参加决斗也是犯罪，如果他的替身杀死对方或被杀死，该神职人员要按杀人罪处分。
13世纪后，西欧国家普遍开设宗教裁判所法庭，司法决斗从此衰落。不过，司法决斗的废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国的最后一次合法决斗发生在 1547年，而英国直到1819年才正式废除司法决斗。
比起司法决斗来，荣誉决斗就更难制止了。
1566年，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发布了一道严厉的法规：任何参加决斗的人都要被处以死刑。但法律似乎无法遏止人们对决斗的热情，在随后的30年里，巴黎依然有上万人死于决斗。甚至连席卷一切的大革命也没能改变决斗的风尚，只是让人们把决斗的起因从荣誉、女人转移到了政治上面。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尊重生命的现代文明渐渐深入人心，决斗文化的根基——骑士精神——不可挽回地走向没落；而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更让司法决斗成为了荒谬的传说。20世纪之后，虽然酷爱决斗的法国人偶尔还会举行决斗，但往往只是走形式——事先的精心准备足以保障决斗者的生命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纳粹统治时的德国和意大利，荣誉决斗曾再度合法化，当时的德国大学生甚至以在脸上留下伤疤为荣。这是决斗文化最后一次死灰复燃，相对它不乏浪漫精神的过去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耻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