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456
㈠ 民法典401条如何理解
前言:自《民法典》于2020年5月28日正式通过以来,各行各业对《民法典》的学习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学习热情空前高涨。笔者也是如此,下班后的时间以及周末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新规的学习和研究。一直以来,我国的担保法领域的法律法规较为分散,且规则不统一,经常出现“打架”的现象,实践中各种争议和问题也是不断。《民法典》的颁布,统一了担保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其中《民法典》对于金融行业和企业融资等方面做出了变革性的新规定,在不断的比较新规与旧规的区别以及立法背景后,笔者拟对动产担保物权的几点新规做一梳理,力求简洁明了,以期能够在实务操作层面给到大家些许帮助。
一、动产担保物权的变化亮点
《民法典》中规定了四种动产担保物权,分别是动产抵押权、动产质权、留置权和价款抵押权,其中价款抵押权为《民法典》的首次规定。担保篇章的变化亮点非常之多,但由于篇幅所限,仅探讨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一) 抵押财产转让无需经抵押人同意;
《民法典》第406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该条文说明,《民法典》的修改一方面维护了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在抵押人拥有足够多的财产而不可能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时,赋予抵押人对财产的转让自由,也可以避免部分抵押权人恶意阻止抵押人转让财产。但是,一个新规的更改必定涉及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赋予抵押人转让自由的同时,可能会对债权人尤其金融机构造成较大不利影响,此时,抵押人仅负有通知义务,而抵押权人在清收和维权方面就会投入额外的工作量,例如确认新抵押人的身份信息、确定联系地址、送达情况、以及起诉或仲裁等方面,会产生大量的障碍。
实践中,笔者认为,上述条文有一个但书,“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虽然该条款被一些学者批判,但是笔者认为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此时债权人可以根据交易的实际情况,在合同中增加禁止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条款,从而降低维权成本和潜在风险。但同时,考虑到合同中关于不得转让抵押财产的条款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债权人自的利益,可在合同中增有针对性的违约金条款。
(二) 先租后抵,增加了转移占有才能对抗抵押权;
《物权法》第190条的规定,“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
《民法典》第405条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
对比两个条文,《物权法》规定的是在“先租后抵”的情况下,抵押不破租赁的原则,但是该条文并没有对租赁事实如何认定做出清晰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抵押人与第三人串通恶意倒签租赁合同,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情况,严重损害了抵押权人的利益。《民法典》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经常出现的租赁合同倒签的问题,强调了只有实际占有租赁物才能对抗抵押权。但是对抗抵押权并不意味着可以阻止抵押权的实现。最高院已有判例认为无论租赁在先还是租赁在后,均不影响抵押权人请求法院对依法设立的抵押权进行确认(详见(2019)最高法民终1206号判决)。
事实上,实践中已经有判例认定,租赁合同成立,不仅要看合同的约定,更重要的要审查租赁人对租赁物的实际占有及使用情况的时间,还要结合租赁费用的支付及市场价格等方面综合认定。
(三) 禁止流押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
《物权法》186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依此规定,流抵条款为法律所明文禁止,其理由为如果法律支持流押,不仅不利于保护抵押人的合法权益,也与民法公平、平等的的基本原则相悖。
《民法典》第401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民法典》第428条规定,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质押财产优先受偿。
该变化是《民法典》对“禁止流押”条款的表述调整的结果,不再绝对的禁止当事人之间约定的流押条款。但是并非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对流押的认可,而是“只能”就财产优先受偿,且前提依然是“抵押权人”和“质权人”。法律效果上,抵押人或质押人不负有抵押物或者质押物所有权转移的义务,仅需要拍卖、变卖抵押物以实现优先受偿。从这个角度来讲,该规定并非创新,仅是对实践中的一贯做法进行了法律上的确定。同时结合《九民纪要》中关于让与担保的相关规定,“债权人可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优先偿还其债权”,说明《九民纪要》和《民法典》在立法精神上是相同的(关于让与担保和以物抵债的相关内容详见笔者的另一文章)。
(四) 为非典型担保提供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388条规定,“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亦属于担保合同,扩大了担保合同的范畴,担保合同不再仅限于抵押和质押合同,也为非典型担保的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据。该规定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各种非典型担保而来,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担保分为法定担保和意定担保,留置权属于法定担保,以合同约定设立担保物权的属于意定担保,按照物权法定原则,仅由抵押和质押两种担保形式。但是实践中,商事活动早就突破了上述法定担保方式,设立了很多非典型担保。同样,《九民纪要》对此也肯定了非典型担保的意义(详见《九民纪要》第66条、67条规定)。
二、《民法典》中的动产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规则
【规则】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同一动产上有多项担保物权竞存时,优先受偿顺序顺序为:留置权>价款抵押权>已登记的抵押权、质权(按照公示时间先后)>未登记的抵押权。
【法律规定】
《民法典》第456条规定,同一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说明法定动产担保物权优先于约定担保物权。
《民法典》第416条规定,购买价款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说明即便是超级优先权也劣后于留置权。
《民法典》第414条规定,同一动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应依照抵押权登记的先后确立多个抵押权之间的优先受偿顺序。根据《民法典》第415条规定,同一动产既设立抵押权又设立质权的,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登记、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说明先公示的动产担保物权优先于后公示的动产担保物权。而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动产质权以占有为公示方式,修改了以前《担保法司法解释》中将抵押权和质权做区别处理的规则,笔者认为更加合理。
【纪要规定】
《九民纪要》65条规定,同一动产上同时设立质权和抵押权的,应当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99条规定,根据是否完成公示以及公示先后情况来确定清偿顺序:质权有效设立、抵押权办理了抵押登记的,按照公示先后确定清偿顺序;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质权有效设立,抵押权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质权优先于抵押权;质权未有效设立,抵押权未办理登记的,因此时抵押权已经有效设立,故抵押权优先受偿。该规定与《民法典》精神一脉相承。
三、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规则
【法律规定】
《民法典》第404条规定, 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物权法》第189条规定, 依照本法第181条规定(动产浮动抵押)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条文解析】
现行《物权法》仅规定动产浮动抵押人享有抵押财产的正常经营权,民法典第404条将该权利赋予给了所有动产抵押人——从原来只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上升到所有动产抵押上。而现行《物权法》中关于正常经营的买受人规则仅适用于动产浮动抵押,在实践中,此范围显然过小,如果买受人在每次进行动产交易之前都要调查是否存在登记,将不利于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并且增加了买受人的成本。《民法典》的规定应属一大进步。
【实操建议】
审判实践中,关键点在于如何认定“买受人“和“正常经营活动”?
1、买受人应该具备的条件:(1)买受的财产是动产;(2)受保护的主体必须是在正常交易活动中的买受人,包括在存货融资中,出卖人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出售的已经设立担保的存货的人和市场交易中的消费者;(3)买受人必须是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已经取得了抵押财产的人。1
2、何为“正常经营活动”?《物权法》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正常经营活动到底如何判断,仅做了一个宽泛的限制,将判断行为的合理性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院,法院根据个案,结合交易习惯和商业惯例作出综合判断,具体把握两个因素:第一,存在有效的交易合同,且对方当事人已经支付了合理价款;第二,财产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买受人已经取得抵押财产的所有权;第三,没有发现其他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基本的认定标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且在个案中,法官考量的因素和细节有很多,例如交易双方的关系、交易习惯及时间、交易的合理性、价款的给付等等。
四、超级优先权的首次设立
【民法典】
第416条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人除外。
【立法背景】
针对交易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借款人借款购买货物,同时将该货物抵押给贷款人作为价款的担保的情形,民法典赋予了该抵押权优先效力,以保护融资人的权利,促进融资。本条规定可类推适用于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制度。
【条文解析】
该规定赋予抵押物出卖人享有“购买价金担保权”优先于其他抵押权人受偿的权利,学界将这一权利称为“超级优先权”。 这个抵押权源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103条等所称的“价款债权担保(purchase-money security interest,简称PMSI)”,这次是在《民法典》中首次确定,是《民法典》第414条所确立的“先登记者优先规则”的例外,其优先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是约定担保物权突破法定规则的特例,因此亦被称之为超级优先权或超级抵押权。
该条规定是《民法典》编纂中新增加的规定,在公布后受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有的学者认为,“该条文的用语晦涩难懂,一般人难以理解......”。其实,笔者认为该条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出卖人的利益,其理论依据就是鼓励信用消费,赊销设备、存活、消费品等货物,故卖方权益应当优先保护。这也是在所有权保留制度之外为出卖人收回转让价款提供另一种保护方式。将上述文字改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出卖人将标的物(动产)出卖给买受人后,或者债权人提供标的物价款后,出卖人或者债权人为了担保基于该标的物形成的价款的债权而在该标的物上设立抵押权,在法定期限内办理抵押登记后,出卖人或者债权人的抵押权就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但依然劣后于留置权。如果还要更简单直接的话,可以将其表述为:价款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就是抵押的动产的购买价款。话不多说,举例说明。
【举例】
2020年7月1日,小A和小B之间签订了买卖合同,将小A所有的车辆出卖给了小B,合同价款为30万元。小B由于资金紧张,和小A约好,当日交付车辆,并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车款于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当日,小A将车辆交付,之后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2020年7月8日,小A和小B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20年12月31日届满,小B仍未能支付30万元车款。后查明,小B于2020年 7月3日将车辆质押给小C,又于2020年7月5日将车辆抵押给了小D。此时,按照价款优先权的规则,即便其登记在后,但小B拥有优于小C和小D的抵押权,可就车辆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小C和小D按照谁先登记、交付谁优先的规则排序。(详见前述热点分析)
【实务分析】
1、价款抵押权人的范围?
《民法典》第416条仅规定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并没有限制只有标的物的出卖方才能成为价款抵押权人,故在实践中为买方提供融资的第三方亦可以成为价款抵押权人。比如,出卖人并不允许买受人赊购,也不愿设置抵押权,此时第三人作为融资方,可以将价款支付给出卖人,同时获得该动产的价款抵押权。或者出卖人同意设置价款优先权,此时第三方愿意为买方支付该价款,此时如果不允许第三方成为抵押权人,就只能由出卖人将该债权及之上的从权利价款优先权转让给第三人,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和交易成本。
2、哪些抵押物可以设立价款抵押权?
根据《民法典》第416条规定,只有动产可以设立价款抵押权,不动产和知识产权等资产不可以设立价款抵押权。这里的动产包括一切动产,如交通工具、产品、生产设备、半成品、原材料等。
3、价款抵押权可以在同一物上多个并存吗?
根据《民法典》的条文,并未禁止在一个动产上设置两个以上的价款抵押权,所以价款抵押权可以在同一动产上并存。如前所述,在上文的例子中,小A为了公司经营需要购买设备,同时向小B和小C申请融资,此时小B向小A融资1000万,小C向小A融资500万,并且都在设备交付后的十日内设立了价款抵押权,此时小B和小C都是抵押权人,按照“抵押在先者抵押权优先受偿”的规则进行处理。
4、价款优先权如何体现其优先权的“超级”?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思考,该价款优先权之所以被称之为“超级优先权”的原因在于突破了抵押在先的优先原则,只要满足该条规定的几个要件后成立了价款优先权,则可以优先于买受人的除了留置权以外的其他所有担保权人;但是要注意改优先权的“超级”仅在于优先于买受人的其他担保权人,即使设立在先。而如果在标的物交付之前,就已经由买受人以外的人设立了其他担保物权的,是否依然适用?显然,从条文本身来看,不能适用。按照《民法典》第406条第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说明,此时若该动产系在他处设立了抵押,则此时即便价款抵押权人优先于买受人的其他抵押人,也不能优先于动产转让前的其他抵押权人。
㈡ 国家的老年政策
我国老年人健康保健服务相关政策与制度
2.1 我国现有的老年人相关政策 1996年8月,劳动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3号)对老年人群体各方面权益通过了法律上的确认,此外,在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法规中对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均相应规定。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出台(中发〔2000〕13号),对老龄工作的重大意义,老龄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老龄工作要点作了阐述。同年,民政部、国家计委等11部委发出《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确定了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优惠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出《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97号)中,确定了福利性、非赢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
2005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宣部、全国总工会等21个中央、国务院有关机构及人民团体联合发出《关于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全国老龄办发〔2005〕46号),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就老年人优待工作出台的文件,也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之后的又一部老龄工作国家级政策性文件。《意见》提出,全社会应为老年人提供养老优待;对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优待,城市 “三无”老人、农村“五保”老人和城乡贫困老年人要按规定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医疗机构应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和优先优惠服务,如减免老年人普通门诊挂号费和贫困老年人家庭病床出诊费、提供免费体检等;提供生活服务优待,采取多种措施,方便老年人日常生活;提供维权服务优待;提供文体休闲优待,努力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等。同年,国家民政部出台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意见》;随后,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对“十一五”期间老龄工作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与主要任务做了具体要求,指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健全、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社区服务、住房保障、老年教育、法律援助等社会保障制度和措施,构建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
2006年2月,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以全国老龄委名义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老龄工作的意见》(全国老龄委发〔2006〕2号),提出在城市要认真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项政策,努力解决老年人的养老、医疗问题;在农村,要继续巩固家庭养老功能,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当地特点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积极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要加大对城乡贫困老年人社会救助和医疗救助力度,切实保障贫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等。 200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6 号)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供养内容、供养形式及监督管理作了界定。
各省市结合本地实情制定了相应的落实措施,积极开展老年人群社会服务工作。如全国率先步入人口老龄化城市——上海,先后在《关于全面落实2005年市政府养老服务务实项目,进一步推进本市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本市城镇户籍人员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方针、政策中,推出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与管理、养老财政补贴、支持养老机构、鼓励到养老机构就业及医疗政策等优惠政策和措施〔10〕。而福建省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福建省老年人保护条例》。
2.2 我国老年健康保健服务制度 我国老年人群体健康保健服务可分为医院与社区两部分,以社区服务为主,社区卫生服务部分费用由国家补助。《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政策的意见》(财社〔2006〕61号)决定: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进行补助,政府或社会力量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按市(地)级以上政府的有关规定,为社区居民提供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和有关慢性病预防控制,有关妇女、儿童、老年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卫生信息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列入政府补助范围;规定各省级政府要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安排必要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困难地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央财政从2007年起安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对中、西部地区按社区服务人口人均3元和4元并统筹考虑各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绩效考核情况给予补助。
㈢ 共同保证的分类
共同保证可分为按份保证和连带保证。 其一,承认共同保证人的分割利益之立法。法国民法典中,虽原则上规定数人为同一债务人的同一债务的保证人时,保证人各自负保证全部债务的义务(第2025条),但各保证人除非放弃分担保证的利益,得要求债权人预先分割其诉权并缩减各保证人负担保证的部分;保证人还有权请求宣判分割,因保证人中一人的请求而为分割宣判时,如保证人中有无清偿资力者,此保证人应就无资力者所负担的部分,按比率负保证责任,但如分割后发生无清偿资力的情形时,此保证人不再负责(第2026条);如果债权人本人自愿分割其诉权时,即使在其同意分割前有无清偿资力的保证人,亦不得请求取消此分割(第2027条)。可见,在法国法上,共同保证人之分割利益有预先分割、宣判分割和债权人自愿分割三种情形,其效果也有差别。意大利民法典中关于数人提供的保证及其分割利益的规定(第1946条、1947条),与法国民法典略同,只是未规定债权人自愿分割的情形。日本民法典中设专条规定了共同保证人的分别利益(第456条),不问数保证人对同一债务之保证系同时成立还是先后分别成立,保证人均得享有分别利益,至于分割债务的比例,如无另外意思表示,应以均等的比例分割(第427条)。
此种立法主义,不仅允许数个保证人于缔结保证合同时预先约定分割保证份额(这种情况类同于中国法上所规定的按份共同保证),也允许保证人于共同保证成立后甚至于裁判时主张分割之利益,且得以该分割利益对抗债权人要求其承担全部保证责任的请求,即享有法定的“分割抗辩权”。其目的显然在平衡保证人之负担,以维护保证人的利益。同时,为避免事后分割担保责任及分割抗辩权的行使损及债权人的利益,又限定于事后提出分割利益之主张时,如遇有无清偿资力的保证人之情况,其他保证人应分担其份额。依此种承认数个保证人之分割利益的立法,保证人之间几乎无连带关系可言。
值得一提的是,瑞士债务法中的规定,可谓另具特色。该法第497条第1款规定,数人对于同一可分的主债务为保证者,就其负担部分为单纯保证人,就他人负担部分为再保证人,负其责任。 其二,原则上否定共同保证人的分割利益之立法。德国民法典第769条[连带保证]规定:“数人保证同一债务,即使未共同承担保证,也作为连带债务人负其责任。”中国台湾民法第748条[共同保证人之连带责任]规定:“数人保证同一债务者,除契约另有订定外,应连带负保证责任。”而依其法律上关于连带债务的一般规定,债权人得向其中一个、数个或全部债务人(保证人)同时或先后为全部或一部之给付请求,在全部债务未获清偿前,全体债务人仍负连带责任。惟在连带债务人(共同保证人)之内部关系上,彼此互有“分担债务之义务”,即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连带保证人内部应平均分担义务;连带保证人中的一人不能偿还其分担额时,其不能偿还部分由其他有分担义务的保证人负担。
依此种立法之精神,数人保证可分为有分别利益的按份数人保证和无分别利益的连带数人保证两类,而其所谓之共同保证,系专指连带责任的数人保证。在保证契约订定各保证人有分别之利益的情况下,从其约定,保证人各依约定的担保份额承担责任,但在观念上认为此种情形中,无保证债务之同一,故不成立共同保证(如果担保份额有重合,则仅就重合部分成立共同保证);[4]如果保证契约未有另外约定,则数个保证人应连带负保证责任。在连带的数人保证中,于保证人内部关系上,自应有债务的分担问题,但数个保证人内部之义务分担,并不涉及债权人之利益,更不得对抗债权人。正因如此,此种立法上不称连带保证人有“分别利益”或“分割的利益”,而称其为连带债务人之“分担义务”。质言之,德国法系之立法上,仅认可在保证契约有约定的情况下数个保证人得有分别之利益,否则,数保证人即应对全部债务负连带保证责任,不再有分割利益和分割抗辩权。此系其与前种立法例之重大不同。 上述两种立法例,可谓各具特色,且各有其合理性。但比较而言,应以数人保证中无特约时保证人负连带责任之立法规定为优。“盖使数人为保证,旨在增强其担保之效力,然苟允许分别之利益,则保证人中如有无资力者,可发生就其负担部分不得受清偿之结果,对于债权人反较一人保证为不利,不合于共同保证之目的。”[5]纵使如法、意民法上对共同保证人之分别利益加以限制,仍不免可能发生分割后个别保证人丧失清偿资力以致其分担份额部分的担保落空的情形。另外,分别利益之规定,还往往使得债权人不得不对各保证人分别为请求,于其债权的实现颇为不便。因此,近现代之立法上大多排斥罗马法上的共同保证人有法定的分别利益之主义。但同时,基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本理念,法律上又不应无视保证合同的约定而强使数个保证人一概对全部债务负连带责任,因此,数个保证人于保证合同中订有分别担保份额之特约时,仍应遵从其约定,在此一点上,各国立法上的态度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