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原理

1. 如何认识我国司法体制设置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

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都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过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种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维护社会秩序，最终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社会调控方式。后者是指社会各个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和结果。如果说社会控制是对作为不同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规约，那么社会整合就是这种规约所导致或追求的社会统一、协调的过程和结果。与道德、宗教等其他诸多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途径相比，现代社会一般选择法律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途径，而司法则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是同构并亲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直接决定了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

当前阻碍我国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实现的因素复杂多样，既有司法体系外的，也有司法体系内的。司法体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司法经费不足，法官低薪酬，社会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不足，等等。司法体系内的因素主要有：法官总体素质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不顺，审判方式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书质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织，互为因果，严重阻碍了司法应有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中一项因素——地方保护主义及它的危害和对它的遏制途径作进一步阐述。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性质、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层面体现为以地方利益掩盖的司法权与各种其它社会资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剧膨胀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个人的利益作用于司法领域的结果，是在地方权威操控下的公开的集体行为，其在本质上属于制度性问题，很多司法问题表象的背后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不予赘述。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挠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阻挠了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们的地方归属感，却瓦解着人们对法律(社会共同规则)的信念，瓦解着现代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资源。所以地方保护主义被人们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致命的危害之一。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损害司法独立、侵蚀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当前的主要观点无外乎认为我国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资源供给上完全依赖于同级行政机关，而司法区域又与行政区域重叠，这种“块”的分割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法律之外的地方权威。这一结论是正确并符合现实情况的。但我们还需进一步认识到地方社会环境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生成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曾指出：“人们很容易忽视中国社会具有的那种地道的分散性质……这些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起到过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会分散因素，现在被证明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一种障碍。”这里的“社会分散因素”是指经济上中国社会长期滞留在适宜于地方交换的居住模式之中，满足于地方的自给自足状态；社会行为上则是家庭、宗族的价值取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归属感。这些因素均构成了司法结构所处环境的一部分，司法机关不可能独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主要来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胀和地方社会分散化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它实质上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区域性体现，而遏制地方社会过度分散化是现代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性的制约来遏制这种分散化的倾向，这种制度性制约主要力量之一来自于司法体系。譬如，美国联邦立法和行政机构与各州立法和行政机构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联邦立法或行政机关的“派驻”机构。但联邦法院的触角却深入50个州的94个联邦司法区，负责受理虽发生在当地但根据宪法应属联邦法院管辖的纠纷。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仍可通过上诉或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再审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建国伊始就已存在，因为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义，保证联邦法律的实现进而保障国家的有效整合。汉密尔顿在回答“为什么非设立多等级的联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样任务有何不可”的诘问时说：“纵有高瞻远瞩之人也难预料地方主义情绪能否发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审理国家案件资格的程度。”可见，纵然是联邦制的美国，也没有忘记通过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与整合。

在现代社会中，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应当主要来自司法体系。在一个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催化社会潜能的迸发，并通过赋予地方较大自主权来激发地方发展之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关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使市场和社会在统一的规则下运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国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担负起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责任，这一“应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虽然现今中国的“实然”状况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义侵蚀。这也反映出，地方主义和国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只有强化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发挥，这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实现。现在学者们提出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制度设计大致有以下几类“处方”：(1)仿照联邦制国家设置中央和地方两套法院系统；(2)地方法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设置大司法区，与行政区域错开；(3)地方法院两级产生机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级人大产生，省级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4)下级法院由上一级人大产生；(5)地方法院经费由中央或省级财政单独直接拨付，审判员均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任命，等等。这些方案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地方法院的产生及其人、财、物供给应与地方同级的其他权力系统脱钩，应该说这一基本思路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方案的现实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三、探索建立党对司法的“错层”领导机制来强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措施之一

笔者认为，当前将司法从地方保护主义中“解救”出来，进而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首先还是应当从现有宪法体制内去寻求。党的领导是各个国家机关权威资源的直接来源，对于如何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路径选择，完全可以从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层面去探索。

当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同级人大负责，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间关系的宪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党的领导的层面，则是地方各级法院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我国这种地方司法与地方其他权力之间关系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对于一个向法治化发展的国家而言这种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们仍然在现行宪法关于地方法院与同级人大之间关系的规定框架内探索司法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那么我们不妨先从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处入手。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尝试地方法院与地方党委的“错层”领导机制，也就是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领导机制相区别。如果说党对地方人大、政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同级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的横向领导关系来建立，那么党对地方司法的领导则应体现为“斜向”的逐级“错层”领导。可行的改革方案为：在省以下各级地方法院归上一级的地方党委领导，或者归上一级地方党委授权的上一级法院党组领导；而省级法院当前仍宜归属于省级党委领导。其实，前苏联晚期曾尝试类似的这种地方党委与地方法院之间关系的改革，可当时的苏联已“病入膏肓”，决非一项司法改革举措能挽救。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这种“错层”领导机制首先应当体现为上级党委拥有对下一级人大任命同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人选的提名权，或者将这一提名权交由上级党委的同级法院向下一级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领导层还应当定期异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区在位过长而可能产生被当地“同化”的情况。还应当看到，在当前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还是上级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义，而一个法院的领导层对于其所在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而言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通过法院领导层的工作来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也主要是通过对法院领导的牵制来逐级影响到具体案件的操作。所以在当前，法院领导层的产生机制远比审判员由谁任命来得更重要，更具现实意义。

对地方法院经费来源的改革可以与党对地方法院领导机制的改革相协调一致，即地方法院诉讼费直接交上一级地方财政，上一级地方财政设司法财政专库，直接拨付下一级地方法院经费，省级法院的经费当前仍由省级财政专项拨付。对于中西部地区法院的经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专项补贴，各省级财政也可对本省范围内相对困难地区的法院给予专项补贴，这种专项补贴也必须经由“直达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将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予以“错层”化，对于当前如何加强和改进的党的领导工作这项重大政治课题的探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机制的合理安排与运用，来助推司法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此来遏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膨胀扩散化的倾向，进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一体和法制的统一，强化国家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谐，最终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领导体制得以完善，从而保证国家在现代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上健康行进。当然，由上级党委(或上级法院党组)向下级人大提名下级法院院长的人选，以及下级法院经费从上级财政获得，这只是党对司法的“错层”化领导的部分体现，这种“错层”化领导机制还应当有更丰富的内涵，有待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探索。

2. 司法理念与方法内容简介

李方民的著作《司法理念与方法》是他长期深度思考和科研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这本书分为六个核心章节，分别是“司法理念篇”、“司法原理篇”、“司法能力篇”、“司法方法篇”、“司法服务篇”以及“司法随笔”。在这些章节中，作者深入探讨了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对司法理念和实践方法进行了详尽的剖析。

在“司法理念篇”中，李方民阐述了司法公正、公平和法治的重要性，强调了司法人员应具备的道德和职业操守。而在“司法原理篇”中，他探讨了法律的适用和解释，以及司法判决的逻辑和依据。在“司法能力篇”，他关注的是司法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决策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司法方法篇”则详细介绍了如何运用科学的司法程序和工具，以确保司法过程的公正和透明。接着，“司法服务篇”着重于司法服务的理念和实践，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众，满足他们的法律需求。最后，“司法随笔”部分，李方民通过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分享了他对司法工作的独到见解和感悟。

总的来说，《司法理念与方法》是一本全面而深入探讨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书籍，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反思司法工作的重要窗口。

3. 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是什么意思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的改革任务。

此项改革虽然提出了改革愿景，却并未明确具体的方向和路径，对诸如审判权和执行权为何要相分离，如何分离才更符合改革的要求、理论的推导和实践的急需解决这些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实务界也还远未形成共识。

目前，主要有三种主要观点:

一是“彻底外分”，就是将整个执行工作从法院分立出去，交给其他的司法或行政部门负责。

二是“深化内分”，认为推动审执分离的工作重点是在法院内部将审判和执行作进一步彻底的分离，如将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分别由不同机构行使。

三是“深化内分、适当外分”，就是在深化内分的同时，将执行工作的一部分交由法院以外的其他部门来做。

经过深入调研，课题组认为“深化内分、适当外分”应当是我国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的最优模式。我国当前执行体制确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以审执分离为执行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也是准确而恰当的。不同的审执分离改革模式虽然差异巨大，但均有其理论、逻辑和实践上的合理性。然而，与其他模式相比，“深化内分、适当外分”模式在理论上更符合法律的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更有利于形成审判权和执行权之间差异性和共通性的平衡；在功能上更有利于消解目前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因素，更有利于执行手段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更有利于使执行机关获得充足且可控的资源；在操作上则更易于衔接目前的执行体制，更加契合执行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其他模式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

深化内分，适应外分的理论探析

从理论探析的角度，“深化内分、适当外分”模式当前更具优势:

一是就执行权性质理论而言，可以得出结论，将执行权配置于法院内部，还是法院的外部，这个问题无法通过简单的权力性质分析获得答案，而是需要结合其他具体因素予以论证。那种认为审判机关不能行使执行权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二是就法律价值理论而言，效率价值提示，执行程序中对于实体权利的救济应纳入审判程序，以更为完善的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而当需要救济的是对当事人影响不大的程序性权利时，则可以在执行程序中解决，以体现效率价值；同时，法的形式正义所体现的秩序价值的优先性提示，对执行中的疑难问题及时给出处理规则，以尽快结束缺乏规则所引起混乱，恢复执行工作秩序，对于已经形成了社会普遍预期的改革而言，应尽快实施并完成，故对改革的幅度和成本应根据所要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及紧迫性进行控制。

三是就“审执关系”原理而言，一方面“审执关系”的差异性原理提示:在改革方向上，不仅要在整体上强化执行权，同时也需要将执行程序所处理的实体争议部分，返回给审判程序。只有将执行的归执行，审判的归审判，才能真正体现审执关系的差异性原理，理顺“审执关系”。另一方面“审执关系”的共通性原理提示:共通性原理体现在两者共同服务于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过分强调两种程序的差异性并进行彻底两分，会割裂两者的关系，损害共同的目的。具体而言，应注意审执分立的程度、两种程序的衔接与配合两个问题。

审执分离改革应聚焦于执行难的成因

从解决执行难的角度，“深化内分、适当外分”模式更具可控性:

我国当前的执行难问题，是各种因素交织作用、动态演进的结果。归根结底，执行难是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能力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是国家的强制能力和激励守法的能力不足的突出体现。审执分离体制改革应聚焦于消除当前导致执行难的两个主要原因(暂不考虑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观念因素和社会因素):一是执行机关在执行中能够调动的手段与资源严重不足；二是对现有的手段和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首先，在通过改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来提高执行手段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方面，民事执行“彻底外分”模式相对“深化内分”模式并无明显的比较优势，而且由于审执完全分开后沟通效率、程序效率将大幅降低，执行资源的利用率也极有可能随之降低。

其次，赋予执行机关更加有效的执行手段和更加丰富的执行资源，使执行机关实现国家意识的能力得到整体提升，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才是破解执行难的根本之策。同时要兼顾防止执行机关手中执行手段和资源无限膨胀，避免权力遭到滥用。“深化内分”模式与“彻底外分”模式相比，显然更有利于获得充足且可控的资源。一是相对于完全独立的专门执行机关，人民法院内设执行机构掌握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显然更强，因为整个法院系统的资源就都是可调动的。二是相对于行使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本身较为弱小而所受监督较多，使用执行资源的权力更易受到控制。而我国行政权力本身就过于强大，在诸类公权力中最强势也最难以制约。

最后，人民法院高于一般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对消极协助行为制裁的权力，也使其能够更广泛和充分获得协助执行机关的支持，其政治优势和法律优势，是法院之外的机关无法比拟的。

深化内分，适应外分更具成本优势

从成本考量的角度，“深化内分、适当外分”模式更具成本优势:

一是从当前执行改革的道路走向看，其主线是“一性两化”(强制性、信息化、规范化)工作思路的提出及其实践。“一性”就是依法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其主要内容是强调主动推进执行、反对无原则的调和、加大对被执行人的制裁力度、实行专项活动与长效机制并重等。“两化”就是全力推进执行工作信息化、大力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

二是从今后执行改革的发展趋势看，其核心是执行信息化。所谓执行信息化，是指以全国法院执行信息系统，即四级法院纵向联网的执行案件信息系统为基础，与掌握被执行人财产和位置信息的执行联动单位建立横向联网，达到各级人民法院通过法院网络与执行联动单位信息对接，建立对被执行人财产查控一体化、对被执行人下落追踪网络化、执行工作管理科学化、执行行为公开透明化、上级法院执行指挥可视化、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社会化的工作机制。

三是民事执行审执分离模式的选择，除了需要考虑与现行执行体制和今后执行工作发展趋势进行衔接的成本外，还有一些必须要考虑的成本因素。人民法院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奋斗，在深入分析我国当前司法国情和发展走向、深刻把握执行权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一性两化”工作思路并快速推进执行信息化，可以说是已经逐渐找到了当前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正确路径。这一突破性的进展，已经使“脱胎换骨”但成本较高的“彻底外分”模式的价值和必要性大为降低，渐进式、步幅较小但成本较低的“深化内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一模式已经足以满足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时代需求。同时，“一性两化”工作思路和信息化条件下，传统的执行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法律制度等也一定能得到调整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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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的区别在哪里

一、概念和含义不同。审判独立，是指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地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说，法官应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响、诱导、压力或威胁。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明确了独立审判是法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
“司法独立”是西方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又称“司法权独立”，是指“司法权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出来，在赋予独立的国家机构场合，进行权力分立”。这个定义是有特定含义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学辞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特定含义：（1）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2）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4）司法权行使时，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势的牵制和影响；（5）在审判案件中审判权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指挥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这六个方面，完整涵盖了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要点。

二、性质和内容不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同西方国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独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
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概念具有专属性特征。就是说，“司法独立”只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专属性直接决定了对其解释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解释，其他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我国不存在司法独立，我们的依法治国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依法治国。在我国，如果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司法体制，就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如果实现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就要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根本不同的政体和国体，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国的司法制度，必须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性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必须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这种能够保障人民实际上而不是形式上当家作主的政体和制度，必须体现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即“一府两院”作为政体看待，是不正确的。“一府两院”不是政体本身，而是在政体制度下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符合中国实际，是新型的政体形式。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一府两院”呢，他们没有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独立”，必然使司法体制独立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性质之外，独立于人民管理司法的宪法要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司法独立”，只有改变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从而改变整个上层建筑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实行西方国家“独立行使司法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就要否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有些人提出，党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的根源”，应当实行“党法分开”。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员会”。我们知道，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障，对于贯彻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公检法部门职能、统一指挥政法战线的工作步伐、团结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保卫国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完全取消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有人主张的西方“司法独立”中关于“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总统）和任何政党的监督和管理”，正是针对共产党的领导的。
有些人为了实现“司法中立”，主张废除审判人员和检察人员由党组织提名考核、同级党组织或上级党组织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则。同时，他们反对法官的党派性，主张法官不能是共产党党员，“司法改革”就是要“党员退党”。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否定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实现西方国家“司法权完全独立，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任何干预和束缚”，就要把我国的司法权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完全分割、对立起来，并使司法优位于立法和行政。
司法从来都是与立法和行政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揭示过司法与立法的关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离开立法，何谈司法？资本主义立法的阶级偏私，决定了司法的阶级偏私。因此，在剥削和压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义是不存在的。那种强调“立法机关对审判的监督通过立法来监督”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有权对司法、审判直接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而孤立存在。在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质和效力。行政法规是各级法院司法审判的重要依据，可见司法权也不能独立于行政权而孤立存在。
从法律角度说，我国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显然，司法解释不能优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从国家机构角度说，立法机关优位于司法机关，全国人大优位于最高法院。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国家的“司法优位”，集中表现为“司法权优越”，就是承认法院具有法律审查权，这种审查权，是所谓“防止议会通过立法解释改变宪法规定的含义”，以“对抗立法权的专断”。在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人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西方国家法院院长可以当代总统、代议长。这种情况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不能容许在新中国出现。

第四，如果实现西方国家“保障法官独立性，按照宪法法的规定，‘所有的法官依据良心办案’，为维护司法权的独立，承认对法官特别强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适当的地位。
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法院的暴力职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学认为，“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法官不服从任何权威”，法官的职权高于一切，“拒绝政治、道德渗入”。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维护其职位特殊性：（1）实行职位终身制或任职年限不受公务员那样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实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党化，对政治取中立立场；（4）法官具有“造法”职能；（5）有职务豁免权，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解职、审级等调动，无法定事由和弹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诉。这样的特殊身份和职业特权，使法官优位于政府官员，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的对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资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独立”本身意味着法官不可能按良心办案，可他们却欺骗说，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法官按良心办案。

5. 现代司法理念是

我国当前正处于司法制度大变革的非常时期，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树立以司法独立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并使之贯穿于运行法律规则和构建法律制度过程的始终，是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永恒主题，维护社会秩序持续稳定，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历史选择和必然要求。
[关键字]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独立，司法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人治走向法治，由单一的专政转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由贫穷落后发展到小康社会，由义务主导转向权利主导，那些不能反映司法职能特有性质和司法活动特有规律的传统司法观念将会逐渐退出司法制度的历史舞台，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客观规律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也将遭遇巨变。时代的变革呼唤司法制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改革，而改革的基础就是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树立现代司法理念，首先应当知道何谓理念？所谓“理念”，实际上就是原理、信念或价值观。她是一种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中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哲学基础，她是经过历史历练后价值选择的结果，指向某种特定的目标。理念具有特定的客观基础，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决定的，而不是纯主观的、先天的和超然的东西；理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理念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然的或普适的，理念应该能够通过外在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得到反映和验证，具体化为一系列实证性的可考察的制度和实践，理念的合理性必须与具体的制度及其运作环境相结合才有真实的意义。具体制度是理念的惯常表现方式，而理念则在这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运作中贯穿始终，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完善。每一个拥有思维的人都有理念，一个人在其行为中始终遵循的原则或信念、信仰，就是他们的个人理念。而一个制度的理念，则必须建立在若干人的集体智慧之上，是这个群体在围绕这个制度行为的过程中普遍遵循和奉行的原则和信仰。
现代司法理念即是如此。法官个人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通过自己的生活理念和学理知识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理解，又需要准确把握整个法官群体在运行法律规则和构建法律制度过程中所普遍遵循和奉行的现代司法理念。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也是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导致立法的矛盾、混乱和缺乏可操作性；也会带来法律和制度的不稳定性；[1]其次，司法改革应当从理念的变革切入，但必须形成相对成熟的思考和共识，没有理论指导的改革将会反复无常，逻辑混乱，比如本文将探讨的司法独立问题与现行体制中的司法监督，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再次，理念的匮乏会导致信仰的危机，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的基矗口号在其热情鼓动之下，往往可能掩盖着一种片面性甚至错误，在矫枉过正的做法之后，有时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危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口号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往往张扬了一种强硬的语言暴力色彩，力图用斩钉截铁的语义和简洁短促的句式结构遮蔽所有的话语空间，将对话、讨论、质疑、辩驳等统统拒之门外。诚然，口号运用得当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其感召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心的话语磁场.然而，口号式的感性宣泄终究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务实的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潜伏着一种非理性的灾难。法治口号往往成为主流法律意识的话语载体，甚至会拥有法治领域的话语霸权。”[2]
因此，在当前司法领域中各项具体的改革措施方兴未艾、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实现司法公正之呼声日渐高涨之际，树立系统周密的现代司法理念，夯实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为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实际运作提供科学完善的价值观导向，就成为摆在所有致力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法律人面前的瓶颈。
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现代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是我国实现依法治国需要确立的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是现代法治原则的结晶，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这些理念支配着人们建立制度、运用制度、改造制度的一切行动。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独立、司法尊严、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司法正义等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核心，是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这一现代司法理念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障。
司法独立，在我国宪法中称之为审判独立，即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德国学者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3]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其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

6. 中国的法院审级制度是什么

制度是：两审终审制度。

我国的审级制度：就审判程序而言是两审终审制；就人民法院体系而言是四级两审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由它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作出判决或裁定以后，若当事人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上诉或抗诉案件，经过审理所作出的判决或裁定，就是第二审的判决或裁定。根据两审终审制度，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决或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或裁定，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6)司法体制原理扩展阅读：

采用此制度的原因：

1、符合我国国情。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国家。县、地区、省三级法院相距甚远，不宜把过多的案件集中到省级法院终审。如果实行三审终审，一个案件从县、地区、再到省里，势必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出席法庭，来往奔走，长途跋涉，影响生产和工作。

2、便利群众。

实行两审终审制，使大多数案件可以在县、地区两级法院得到解决。一般来说，县与地区比较靠近，办案人员依靠群众进行调查核实案情，传唤当事人和证人接受询问，出席法庭都比较方便，也有利于审判公开，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和接受群众监督。

3、有利于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上诉制度，既保障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又简化了诉讼程序，减少了重复审理。

当事人的上诉，不论是认定事实还是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通过全面审查，包括对一审判决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一些法律问题，都能一起得到正确解决。案件的及时处理，对惩罚犯罪，纠正错误都有利。

7. 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都有什么专业

专业介绍

法律事务专业（3+2专本贯通，衔接曲阜师范大学本科法学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现代法治建设需要，掌握系统的法学理论知识和娴熟的处理法律实务技能，政治坚定、法律精通、公正为民的高端法律人才。

核心课程：民法原理与实务、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行政法原理与实务、合同法原理与实务、劳动法原理与实务、法律文书制作、律师与公证实务等。

就业方向：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等单位从事法律事务工作。可以参加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

法律事务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掌握法律基础知识，具备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能够胜任基层政法机关以及法律服务机构工作的高素质法律应用人才。

核心课程：民法原理与实务、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行政法原理与实务、合同法原理与实务、劳动法原理与实务、婚姻法原理与实务、法律文书制作、律师与公证实务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通过实习考核，依照有关规定可获得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面向公安、法院、检察院、公证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等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法律事务专业（律师助理方向）

培养目标：与山东省律师协会、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合作，面向全省各大律师事务所培养具有律师助理岗位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高效率“办文、办会、办事”以及协助律师提高办案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

核心课程：民法原理与实务、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行政法原理与实务、合同法原理与实务、劳动法原理与实务、婚姻法原理与实务、法律文书制作、律师与公证实务、秘书实务、公文写作与档案管理、办公自动化、律师助理实务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面向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司法助理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助理岗位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协助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熟练处理各种司法业务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

核心课程：民法原理与实务、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合同法原理与实务、劳动法原理与实务、律师与公证实务、办公室实务、文书制作、档案管理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面向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司法警务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法院、检察院、公安人民警察等职业岗位必备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政治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纪律作风优、社会形象好的高素质警务人才。

核心课程：法律基础与宪法、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警察学、犯罪学、治安管理、刑事侦查、警务实战技能、警务战术训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现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值庭与警卫、押解与看管、法院执行实务、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法院、检察院、公安、监狱警察等相关岗位招录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取得消防管理职业资格证书。面向法院、检察院、公安、消防等岗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司法警务专业（特勤特警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公安特警、巡警及航空安全员等职业岗位必备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政治思想坚定、实战技能过硬、作风纪律严明的高素质警务实用人才。

核心课程：法律基础与宪法、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警察学、犯罪学、治安管理、刑事侦查、警务实战技能、警务战术训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特殊勤务、安全保卫实务、治安案件查处、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安特警、巡警、航空安全员相关岗位招录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取得消防管理职业资格证书。面向公安特警、巡警、特勤、航空安全员等岗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司法警务专业（安全检查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法院、检察院、公安人民警察及安全检查员等职业岗位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政治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纪律作风优、社会形象好的高素质警务人才。

核心课程：法律基础与宪法、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警察学、犯罪学、治安管理、刑事侦查、警务实战技能、警务战术训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现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安全检查实务、安防设备应用与维护、智能楼宇与组态监控技术、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法院、检察院、公安人民警察及安全检查员等相关岗位公务员招录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可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取消防管理职业资格证书。面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及企事业等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刑事执行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刑事执行、强制戒毒人民警察及社区矫正干警等职业岗位必备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警务人才。

核心课程：法律基础与宪法、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警察学、犯罪学、安全保卫、刑事侦查、警务实战技能、警务战术训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现代信息技术与应用、监狱学基础理论、罪犯教育、社区矫正实务、社区矫正档案与文书、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监狱、强制戒毒、公安人民警察相关岗位公务员招录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取得消防管理、心理咨询师等职业资格证书。面向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司法局、公安等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刑事执行专业（狱政管理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监狱人民警察等职业岗位必备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基本技能，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警务人才。

核心课程：法律基础与宪法、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警察学、犯罪学、安全保卫、刑事侦查、警务实战技能、警务战术训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现代信息技术与应用、监狱学基础理论、狱政管理、罪犯教育、监狱文书制作与使用、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监狱、公安警察相关岗位招录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取得消防管理、心理咨询师等职业资格证书。面向监狱、司法局、公安等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救援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公安、消防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应急救援人员职业岗位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从事应急救援指挥、应急救援管理、应急救援处置等工作的警务人才。

核心课程：法律基础与宪法、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警察学、警务实战技能、警务战术训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现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安防设备应用与维护、智能楼宇与组态监控技术、消防安全技术实务、消防安全案例分析、应急救援装备选择与使用、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监狱、公安警察相关岗位招录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取得消防管理、心理咨询师等职业资格证书。面向法院、检察院、公安及企事业等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司法信息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从事监狱、戒毒所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工作岗位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网络与信息安全防护、信息技术应用、安防设备使用维护等职业能力，同时具备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应有的政治法律素质高、警务实战技能强、组织纪律作风优的高素质警务实用人才。

核心课程：网络侦查与取证、信息安全基础、网络安全与防护、司法网站建设与维护、监狱信息技术应用、高级程序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与应用、多媒体技术、设备组装与维护、监狱学、警察学、警务实战技能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及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考取信息管理、建（构）筑消防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面向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政府机关及信息安全类企事业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安全防范技术专业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熟练使用现代化公共安全防范技术工作岗位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公共安全防范与安全管理、视频侦查、大数据分析比对等职业能力，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纪律作风优、社会形象好的高素质技能型实用人才。

核心课程：视频侦查技术、安全防范技术应用、安防设备使用与维护、安防工程制图、安防工程设计与施工、电子技术基础、计算机网络技术、安防业务综合实训、警察学、公安学、治安管理、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消防员职业资格培训与鉴定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安、监狱警察等岗位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及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考取安全防范设计评估师、建（构）筑消防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面向公安、检察院、法院、监狱、银行及企事业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法律文秘专业

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法院、检察院书记员、涉法文秘等工作岗位所必备的法学理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高效率“办文、办会、办事”等现代文秘职业能力，法律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纪律作风优的高素质技能型实用人才。

核心课程: 民法原理与实务、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刑事法律原理与实务、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亚伟速录、庭审速录实务、会议速录实务、秘书实务、书记员实务、法律文书写作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及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考取国家秘书职业资格证书、速录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面向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新闻传媒等企事业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社区警务方向）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社区警务工作岗位所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治安管理、安全防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职业能力，政治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纪律作风优、社会形象好的高素质警务实用人才。

核心课程：治安管理实务、社区警务工作实务、社区管理实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社区矫正实务、安全防范技术、民法原理与实务、刑法原理与实务、警察学、警务实战技能、现化信息技术与应用等。

就业方向：可参加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考试及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考试等。参加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可考取建（构）筑消防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面向公安、社区、民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统一安排实习，可与就业对接。

8. 何谓一审终审制

一审级制度是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法律规定的审判机关在组织体系上设置的等级，当事人可以上诉或检察机关可以抗诉几次，一个案件经过多少级法院审判后，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诉讼法律制度。

在实行一审终审制时，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成为确定的判决、裁定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不得上诉。

(8)司法体制原理扩展阅读：

一审终审，不能上诉的案件有：

1、最高院作的一审民诉案件:

2、督促程序审结的案件；

3、公示催告程序审结的案件；

4、以特别程序审结的案件；

5、依照破产程序审结的案件；

6、一审以民事调解书结案的案件；

9、所有的决定都不能上诉。

10、不服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以外的所有裁定；

参考资料：一审终审_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