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演变

Ⅰ 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重要区别及原因

民法法系是以古代罗马法，特别是以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为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法的总称。由于民法法系是继承罗马法而来的，所以又称罗马法系；由于民法法系首先和主要是指欧洲大陆国家的法，所有又称大陆法系；由于大陆各国主要是采取成文法典形式，所以又称成文法系或法典法系；由于民法法系也受到中世纪日耳曼法的影响，所以又称罗马－－日曼法系，或罗马－－德意志法系。
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至资本主义时期的法为传统而产生和发展的各国和地区的法的统称。由于它主要是以英国中世纪开始出现的“普通法”(common law) 为代表的，因而得名普通法法系，亦称英国法系。美国法是普通法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又称英美法系。
普通法法系不象民法法系那样固守罗马法传统和编纂法典，而是注重通过办案遵循先例的形式，广泛吸取日耳曼法和习惯法以及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原则和思想，逐步形成起来的。
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本质、经济基础和基本原则是相同或相通的。但由于各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传统不同，因而两者形成一系列不同的特点：
（一）立法权的归属和法的渊源的比较
民法法系奉行只有立法机关才能立法的原则，不承认法院有创制法的作用，判例一般不被认为是法的一种渊源，下级法院不受上级法院判决的约束，法官只能司法、不能立法，不能充当立法者。在普通法法系，立法权实际上由立法机关即议会和法官分掌。议会按照立法程序制定有关法律并授予行政机关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法官也有权创制判例法。普通法法系的判例法与制定法都是法的渊源，而判例法在很多情况下更是基本的渊源。
（二）法的体系的比较
民法法系的法的体系一般由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程序法等部门法构成，实体法与程序法界限清楚。而普通法法系的法的体系的构成则不同，尤为明显的是没有民法法系中的民法这一重要而独立的部门法。在普通法法系，有宪法、刑法、诉讼法，还有类似民法法系民法的侵权行为法、契约法、财产法、买卖法等。普通法法系的实体法与程序法往往结合在一起，实体法一开始就注意程序，连证据的提供方式也有严格的要求。
（三）法的分类的比较
在法的分类方面，民法法系承袭罗马法传统，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而不是分为普通法和衡平法。普通法法系对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不严格。在英国，王室法院受理的案件都被认为涉及英王的利益，适用的法都是公法。但也有学者把法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把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归于公法，而把侵权行为法、契约法、财产法、家庭法等归于私法。但普通法法系有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区分。学界有“罗马法为私法之模范，英国法为公法之典型”之说。
（四）司法组织的比较
在司法组织上，民法法系的司法体系比较清楚，一般都有司法部、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它们各司其职、界限分明；普通法法系则不然，如英国不设司法部，美国虽设有司法部，但司法部长同时又兼任检察长。在民法法系，法官与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在普通法法系，陪审员不是合议庭的组成人员，陪审团只认定事实部分，法律问题由法官决定。在民法法系，没有陪审团参加民事诉讼；在普通法法系，民事诉讼有陪审团参加。
（五）诉讼活动的比较
1、制度
民法法系采用审问制或讯问制，即法官通过讯问当事人，根据所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法官有责任也有权力了解他想知道的事实证据，法官依靠当事人查清事实，但不受当事人提供证据的限制。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居于主要地位，诉讼双方不居主要地位，发言需经法官许可，有关证据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可以提出。普通法法系则采用辨论制或对质制，即在民事诉讼中由双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由公诉人和被告律师担当主要角色，法官不过是充当中立的裁定者。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证据必须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提出，否则无效，当事人可以同对方证人在法庭中对质。在一般情况下，法官不能干涉证据调查或扩大证据调查范围，他受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限制，法官的作用是权衡摆在眼前的案件的证据。
2、方法
（1）民法法系开庭审判以案卷材料为主进行。而普通法法系开庭审判是以口头讯问为主。一个是按计划办事，一个是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2）在适用法律时，民法法系的法官首先考虑成文法典如何规定。而普通法法系的法官首先要研究以前类似案件的判决，从中抽出适用于眼前案件的一般原则，然后对本案作出判决。
（3）民法法系的法院判决书一般比较简明扼要，判决书的推理方式一般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判决书最后署名是某某法院。
而普通法法系的判决书一般都很长，多的可达几百页；判决书的推理方式是从以往案例和有关制定法中归纳出一般原则，然后得出适用于本案的结论；判决书最后不是由法院署名，而是由法官个人署名；几个法官共同审理一个案件发生意见分歧时，以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判决的结果。
五、民法法系与普通法法系的融合
两大法系虽然各有许多不同特点，但融合也在发生。
在立法权的实际归属和法的渊源方面，进入20世纪后，两大法系的差别在逐渐缩小。民法法系虽然在理论上不承认法院有立法权，但实践中法院在法的创制方面，亦即在解释立法、填补立法空白、使立法具体化的过程中，也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一般不承认判例是法的一种渊源，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上诉制度，下级法院进行判决时不能不考虑上级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判决。近些年来有些民法法系国家的司法机关，如法国国家行政法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瑞士联邦法院、西班牙最高法院等，在某些方面也采用判例法或承认判例的拘束力。另一方面，普通法法系的国家进入20世纪以来，制定法大量增加，不少人更多地强调制定法优于判例法，认为判例法不能违背制定法，制定法可以修改、废止判例法。
二次大战以后出现了象欧洲共同体法这种兼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特点的跨国法，共同体法不仅适用于成员国，也适用于成员国公民。在共同体法与国内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共同体法优先于国内法。特别是在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之后，共同体法成为英国法的一部分，并享有优先权。这就标志着英国法开始在某些方面同大陆法汇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两大法系出现了互相接近的趋势。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两大法系已趋于统一或必然统一，这些变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消弥两大法系的区别。由于历史传统和其他原因，两大法系的某些重要差别还将在长时期内保存着，不会很快灭失。

Ⅱ 当事人概念演变及意义

那演变以及当事人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在场的人员哦，她有很强的证明力

Ⅲ 罗马法的概念,起源,演变过程,内容和实质

罗马法，是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皇帝的命令，元老回院的告示，成答文法和一些习惯法在内。罗马法的历史开始于东罗马帝国时期，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期达到鼎盛。
体系特点
罗马法是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所谓的“民法”就起源于罗马法。在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因为法国民法典而与罗马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适用普通法系统的国家和地区，罗马法的影响比较小。
罗马法的起源是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49年）。在此之后，罗马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经过几个世纪，其形成了今天许多国家的法律的基石。
罗马法分为本国国民所适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与外国人的“万民法”，后者就是现在的国际私法的起源。
罗马法反映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实。罗马执政官保证了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怀疑态度正是罗马人的思维特点。
罗马法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法律的开端。

Ⅳ 国,家二字发展演变历史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A、含义：指公元前6世纪末至7世纪古代罗马制定和实施版的全部罗马法律。权 罗马法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习惯法和成文法。 从整体结构上可以分为：公民法、万民法、自然法等。 起源与发展 ①共和国早期，平民不断与贵族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但是，早期罗马国家只有习惯法，没有成文法，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 ②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二铜表法》（是古代罗马第一部成文法，颁布于前449年。属于公民法。） ③公民法（公元前3世纪中期之前，专门适用于罗马共和国境内公民的法律。） ④万民法（在罗马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公民法逐渐演变为普遍适用于罗马统治范围内一切自由民的法律。） ⑤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设立专门委员会编纂罗马法，形成了法律汇编，即《民法大全》，标志这罗马法体系的最终完成。）

Ⅳ 英美民法法律制度原则的演变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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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民法的权利本位，义务本位，社会本位的演变顺序是什么

所谓民法本位，是指民法的基本观念，其实质是指民法的直接根据，即立法理由，是民法的一种价值取向，具体说来，也即民法的利益选择问题，特别是当个人利益、家族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民法所表明的一种态度。
一、我国民法本位的演进
（一）中国古代的义务本位
在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伦理等级关系，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人只是整个家族的一分子。这一时期的民法设计以义务为中心，法律中多为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且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不分，其目的在于对不同身份的人课以不同的义务，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义务本位观又可称为身份本位、等级本位。法律就是通过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义务，来确认他们的不同身份和等级。妻子对丈夫、子女对家长、奴隶对主人、臣民对君王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义务为链接。义务本位的法律的实质是：法律之确认少数人乃至一个人享有完全的权利资格，多数人不享有或只享有不完全的权利资格。
（二）清末民初的权利本位
清末，西方处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时期，权利本位的民法盛行。在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的努力下，以权利本位为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民法规范，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虽然这些以权利本位为原则的民法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丰富人的品格内涵为指导思想，它表现为法律是确认和保护权利的基本手段，法律是权利的载体，法律通过规定人的权利实现人的人格。权利本位的法律实质是：法律确认所有的人都享有人的资格，承认所有的人都是人。虽然清末民初的权利本位并不完全体现西方的权利本位，但结合当时的环境，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本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国家和社会本位法律观为理论基础，受西方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确立了“社会本位”的立法原则。这一立法思想被充分贯彻到民事立法中去，立法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以谋公共的幸福为前提。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削弱或限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本位仅仅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它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变化与西方不同。这或许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法实施不理想的原因。
（四）新中国的国家、集体本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时期，对西方权利本位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实际的运行中，片面强调国家、社会利益，在法律思想上表现为“彻底的社会本位”、“极端的社会本位”。纵观我国民法的发展史，民法本位多是义务本位，或与义务本位貌异神合的所谓“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缺失，民法衰微，民众权利主体意识淡薄，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法治现代化的建设。

Ⅶ 古罗马法的演变历程

折叠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现代大陆法系民法的具体权利制度几乎均可追溯至古罗马法，从中找出其渊源，在我国就民事基本权利制度加紧进行立法的今天，从宏观上探讨罗马法财产权构造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演变，对我国财产权利体系的理论和立法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折叠大陆法系财产权利构造体系
主要涉及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一是所有权与他物权的法律关系；二是物权和债权的法律构造。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必须首先分析罗马法“所有权”的雏形及其发展过程。罗马法“绝对所有权”概念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帝国晚期才出现了与近现代所有权意义最接近的术语“proprietas”，这一术语初步具备了相对完整的个人所有权的定义。确切地讲，罗马法上的所有权概念只是对事实上的个人所有权的一种经验性确认，《民法大全》里也没有关于所有权的完整定义和专门论述。这是因为罗马法上个人所有权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个人与家庭财产的分离。在古罗马早期，不动产由家长统一支配，“家父”是财产权利的惟一主体，其他成员并无独立的财产支配权。同时，古罗马家庭在很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是与国家相对应的政治单元。因此，家父权并不能体现为民商事主体的财产权，而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秩序。只有在罗马帝国后期，个人通过“特有产”制度取得了独立的财产时，个人对财产的权利才真正表现为一种“个人所有权”。二是万民法规则的扩展。早期罗马与市民法上的所有权主要由罗马城邦市民和贵族享有，外国人并不能享有市民法上的所有权，同时法律规定行省土地与罗马本土土地的转移方式是不同的，这导致了市民法所有权仍是一种身份和特权的象征。只是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自然法思想的充分吸收和万民法规则的建立，罗马人的兴趣才集中于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的法律关系，从而冲破了特权和身份的藩篱，并最终使万民法和市民法合二为一。个人所有权因而成为私法上超越国界和种族的一种重要权利。

折叠具有独立性和单一性
就罗马法上“所有权”与“他物权”而言，自近代以来，通常的说法是先有了所有权的科学界定才有他物权的出现，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所有权是地役权和用益物权大量存在而激励的结果。“proprietas”（所有权）产生于帝国晚期，也是相对于用益物权而使用。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役权的出现，才客观上产生了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人地位的要求。古罗马最早产生的役权是耕作地役，各个土地使用者对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时仍保留未分割前的状态，当时尚未形成地役权的概念，而认为多个使用人对供役地享有共有权。因此，早期的役权与所有权处于混沌状态，并无明确的界限。当役权不再限于共同使用的特定区域时，役权才独立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役权在当时并未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而是作为“无形物”被纳入物的范畴，其交易方式几乎都是略式的。由此看出，罗马人是从“物”这一概念出发去拓展财产，他物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无形物”的法律问题。这种思路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他物权既然并非与所有权同属权利范畴，自然“物权”这一概念无法抽象出来；二是所有权的内涵相当模糊，很难形成一种纯粹物权意义上的定义。因为物同时包括“有形物”和“无形物”，所有人在拥有两者的同时，不可能得出所有权是一种“对物的支配权”的结论，而基本上是对“我拥有什么”的确认。另外，罗马法上对于役权并不当然认为是所有权派生的产物，而是通过“役权确认诉”和“准役权确认诉”来加以保护，以对抗所有人，这可以说明罗马法关于物上设定的权利均具有独立性和单一性。

折叠完整地区分了物权和债权
罗马法是否已形成近代大陆法系上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分野，也值得思考。早期罗马法并不存在独立的债的关系。物的让渡是通过复杂程序即时交付的。随着后来交易过程中双方的交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产生分离，复杂程序之外的合意才成为交付的一种依据。至诺成合同出现时，债才从物的转让阴影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但罗马法体系仍是以人法、物法和诉讼法来安排的，债法实际上依附于物法，并不能类似今天大陆法系民法具有明确的二元分野。其原因在于：首先，罗马人并无彻底的权利观念，还不擅长以权利为线索构建法律结构体系；其次，罗马法尚未发展到高度理论抽象的阶段，仍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尚不能把许多重要的法律关系概括出普遍原则；第三，罗马法是从诉讼中衍生出权利体系，权利只不过是法律程序对实际利益的反映。权利源于诉讼这一特点，使权利依赖于诉讼模式，无法独立地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尽管罗马法已有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的区分，但这是一种操作层面上的表述和分类，并不能当然认为罗马法已完整地区分了物权和债权。

折叠所有人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
近代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理论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均有所发展。但由于《普鲁士普通邦法》和《法国民法典》仍将他物权和债权等归于无形物，因此所有权的概念并不表现为纯粹的物权，物权也未被抽象出来，物权、债权二元体系仍未建立。近代《德国民法典》则将物限于“有体物”，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物权”概念，并将“无形物”剔除出去，使之成为独立意义上的他物权和债权等。可以认为，该法典最终完成了大陆法系的民事财产权利的完整构造模式。因为在他物权作为无形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形成后来所有权和他物权明确定义的。只有当他物权和所有权共同成为物权的类型时，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关系才成为一个理论上必须面临的问题。因此，《德国民法典》为权能分离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苏俄民法典》进一步将所有权定义为若干权能的集合，将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关系理解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并形成了权能分离学说。我国沿袭了苏俄民法典的理论模式，权能分离理论一度成为通说。目前，“权能分离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怀疑，认为该学说混淆了所有权的形式与所有权作用的关系，如果所有权体现为某种权能的集合，那么在理论上便不能解释为何一种或几种权能分离出去时，所有人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他物权也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这一观念日前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折叠财产权体系构架
物权和债权制度的系统建立使大陆法系的财产权体系构架得以最终确立，后来的日、瑞、荷、苏俄以及中国等国民事立法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划分。我们认为，物权和债权作为两种性质和表现形式迥异的权利，其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适应性的，但是如果把这种划分作为衡量所有民事权利的模式，则其弊端日渐显现。现代社会人们实际享有利益的范围和种类日益丰富，并非完全表现为“物的支配权”或“请求权”，而还有游离于两者之外的权利，如对于知识产权、股权等无法将其确立为“物权”抑或“债权”。目前，大陆法系国家法学理论界已在理论上对这种划分的涵盖性提出质疑，甚至怀疑这种划分本身的科学性。我们认为，物权和债权这种划分方法本身仍有其合理的一面，主要问题在于理论上形成了过于僵化的分析模式，即企图将所有民事权利囊括其中，而不允许某些权利在性质上超脱于“物权”或“债权”。因而我国民法理论对于财产体系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研究建立适应当代财产权实现状况的民事权利体系。目前中国正酝酿制定物权法，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Ⅷ 1903近代中国民法建设演变有什么特点

一、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的特色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都是在对传统与外来的法律制度进行批判继承、合理移植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综合考察制定形成的。近代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也不例外。由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无法为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模式提供制度和文化上的支撑，故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成为了必然的选择，由此近代中国走上了一条移植西方、参酌本土的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性。
（一）移植与传统共生
作为新兴的商事法律，商标法的出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在华商品贸易以及保护其商业利益不受侵犯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传统商事法律规范的缺位，使近代中国统治者不由自主地将希望寄托于外国商标法，借以推动社会的变革。1904年商部在奏折中就明言：“保证商标一事，自应参考东西各国成例，明定章程，俾资遵守。”{1}(203)近代中国三部商标法，不仅立法体例受到西方商标法的影响，而且在立法原则、立法内容上也都与西方各国的商标法如出一辙，如善意取得原则、对等保护原则以及续展制度、公告制度等。而1923年的《商标法施行细则》中关于商品种类的划分几乎完全照搬了日本《商标法施行细则》的内容。此外，在商标执法和司法领域，商标的管理以及商标法律纠纷的解决和处理亦带有明显的移植痕迹。商标局建立后，北洋政府即仿造西方各国商标行政管理建立起审核、注册、审议等执法机构进行具体的事务管理。而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更是清末立宪修律运动中的重点，学习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保证了近代中国司法审判的独立性，而由此形成的商标司法审判机制大大提高了商标纠纷解决的效率。虽然《商标法》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离不开西方法的移植，但在其发展历程中，千百年来形成的商业传统习惯早已融入了商人的血液中。“我国虽向有牌号、图记之商业习惯，但既无良法，又乏专司，一听商人之自为”{2}(297)。在商业经营中经常出现假冒牌号商标以及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而中国商人对牌号的保护，事前依赖于行规章程的规定加以约束和防范，事后则习惯于向府衙禀控，仰仗官府的权威和禁令来杜绝假冒的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在《商标法》颁行后也不例外。商人们除了通过行业公会或当地商会继续维持民间原有的商业例规、习惯俗制以外，还包括吸收进商标法的内容以及商人、商业组织按照商标法律的规定调整商事经济关系和规范商业行为的一些做法。在近代商标法的实施过程中，国家法律和民间行规章程共同为维护商业利益、规范商业行为、保护商标专用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妥协与进取并存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被迫开启变法修律的，几乎所有的商事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干涉。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妥协与进取这一矛盾共同体的存在。清末，西方列强不仅事先制定了商标法草案，处处强调如何保护洋商在华商标不受侵害，而对华商商标的保护只是附带提及，而且在商标注册机构和商标侵权纠纷的司法管辖等方面，亦将中国的商标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诚如时论云：“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华商被洋人欺凌灭绝，而商部诸公尚高枕不知也。”[1]尽管清政府已依据西方列强的意图做出了妥协，然而这种退让并未换来列强们的满意，在众列强为争夺在华商业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中，中国第一部《商标法》也因清政府的不断妥协与退让而无果而终。在具体的商标法律实施过程中，为了使商标法律能尽快地实施，面对西方各国对我国商标法的质疑和反对，历届政府也被迫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1923年《商标法》颁行后，虽然中方在商标行政问题上坚持由中方管理，但对于外方提出的聘请外国专家为助手以及将商标公报中登载的注册商标翻译成英文的要求做出了妥协。当然，为了争取国家主权，维护我国商人的商标合法权益，从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如清末《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要求享受优先权的商标，规定必须在4个月内呈请中国商标局注册，否则即认为其丧失优先权。在商标司法管辖权上，也不是放任所有的商标案件一律都由领事官处理，而是规定“如两造均系洋人或均系华人，遇有侵害商标事件，一经告发，由该管衙门照办，以示保护”，[2]排除了洋商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干涉及操纵中国司法审判的可能，至少在形式上保证了华洋商标诉讼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另外，历届政府为废除治外法权也作出了种种努力。光绪二十九年(1903)，吕海寰、伍廷芳向清廷上奏《沪会审公廨情形黑暗请定章程片》折，痛陈洋人把持中国司法、任意断案的现状。建议借修订商律之际，将“租界华洋杂处，贸易词讼……妥定办案简便章程，俟新律告成，奏请立案后即咨行督抚臣转饬江海关道，督率该会审委员，恪守定章，清厘界限”{3}(378)。民国二年(1913)和民国八年(1919)接连发布《司法部令京内外各审厅酌定华洋诉讼办法文》及《审理无约国人民民刑事诉讼章程》，将治外法权的收回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将法权的收回作为亟需开展的工作之一。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一日，司法院公布《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章程》（十一条），规定该筹备委员会专掌讨论筹备关于收回法权的事宜，并以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司法行政部部长、次长为当然委员负责收回法权事宜工作的开展。{4}(285)虽然西方各国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持续到1943年才废除，但历届政府为争取司法独立和维护国家司法主权所作出的努力应当得到肯定。

Ⅸ 公民法演变为万民法的根本原因是

因为罗马的对外扩张，领土地域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人们的纠纷更复杂，需要能灵活操作的法律和程序。而且运用万民法有助于缓解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Ⅹ 自然人民事权利规范的演变过程

这个演变过程和人们的法律意识提高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