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法律意识调查

A. 农村政策法规作业 调查报告

某某基层农村民主法制建设调查报告
为了进一步抓好基层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开展好民主法制示范村的创建活动，2007年3月至5月，我们组织了司法、派出所、政府办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先后三次深入到某某乡某某村进行实地调查，通过采取座谈、走访等方式，初步了解了该村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现状及特点
××村位于××乡西北部，地处某某交界处，辖20个村小组，共769户，总人口3794人，农民收入主要依靠饲养牛、猪、家禽和种植水稻等，2004年度人均纯收入为548元。该村地处边僻，交通闭塞、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法制观众淡薄，生活还比较困难。2004年至今一直被列为重点扶贫村。
该村的民主法制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一）基层政权组织机构健全。该村有村党总支和村委会，两委组织都经民主选举产生，村两委班子分别由党总支书记、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各5人组成，班子工作分工明确，团结协作。
（二）建立了《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各岗位工作职责等规章制度，设有简易的村务公开栏，通过该窗口栏目基本能做到不定期在向村民公布村务、财务收支及计划生育工作等情况。
（三）村干部和群众在强烈渴望上级给予项目扶贫的同时，更希望能知法懂法用法和依法治理，渴求社会治安状况好转，社会稳定、安居乐业。在调查和座谈的过程中，从干部和群众的语言中流露出了因不懂法而在日常生活和生产经常过程中经常吃亏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造成违法犯罪，遇到纠纷不知如何打官司等不懂依法维权的苦处。因此，村民在渴求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更迫切希望法律知识在农村得到普及。
（四）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群众收入也随之提高，但是由于该村地处三省五县交界处，地理位置特殊，外地往来人员较多，加之长期以来很少开展综合治理工作，社会治安较为混乱，治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村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迫切要求建立一个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网络，各村村民小组建立一支巡防队伍，让群众加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去，保一方平安，为脱贫致富奔小康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民主制度尚未健全，村民自治氛围没有形成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该村的村民大会只在每届村委会换届时召开一次，村民代表会议也很少召开，村民参政议政、民主决策和议事程序不规范。干群之间缺乏经常性沟通交流，群众缺乏知情权，同时，民主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村委会虽然建立了村民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村民议事制度等规章制度，但还不够系统和规范，并且，现有的规章制度也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另外，该村无依法治村规划，《村规民约》中一些规定也流于形式，如《村规民约》规定：村民对自家饲养的牲畜看守不力损害其他农户庄稼，每损毁一株，赔偿人民币2元，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村务公开制度不健全、及时，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相差甚远。
（二）村民法律意识低，法制观念淡薄，不能依维权
村委会没有成立普法领导组织，普法工作尚未纳入班子的议事日程，无农民普法学校，未建立学法“中心户”、“培养知法懂法明白人，学法用法新户主”制度，村民只是单纯地通过日常身边发生的一些案例和电视里播放的节目一知半解地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因此，经常出现因不懂法而发生一些不应发生的事，如该村某小组一姓王农户家耕牛被盗，其私自调查认为是邻村的杨某所为，就邀约其亲戚朋友将杨某强制押到其家里，非法逼供，控制杨某人身自由并与对方写下保证书互相承诺，结果造成了违法犯罪事实。又如，安马小组一农户在经济来往中别人赊欠物款时未立依据，至使资金多年无法回收，欲用法律手段解决又因无效有依据，缺乏法律依据，眼看自己的血汗钱难以收回，该农户心急如焚，欲哭无泪。
三、主要体会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推进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证农民当家作主，增强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提高农村依法治理水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三卡村民主法制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今后工作中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完善村级民主法制建设领导机构
(1)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健全民主法制建设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充分发挥作用；(2)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列入工作目标，做到与各项工作、项目同时布署、同时规划、同时实施；(3)乡党委、政府领导在各项工作实行挂钩联系、责任分工时要把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工作纳入其中，做好指导工作；(4)在考核村委会各项工作指标的同时，也要对民主法制建设情况进行考核，督促该项工作的落实。
（二）认真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要建立《村党总支议事规则》、《村民议事制度》、《村民自治章程》、《村两委干部带头学法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规章制度》，健全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等自治组织，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村委会要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在乡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增强党的观念，自觉接受村党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凡涉及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事项，尤其是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逐步规范村级重大事务民主议事、决策的范围，程序和方法，保证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作用，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实行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积极推进民主评议干部制度，建立健全村干部任期、离任审计制度和过失责任追究制度，使村干部切实受到教育和约束。发挥好“民主理财日”“民主议政日”等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形式的作用。
（三）加强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力度，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 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农村改革、稳定，发展的实际，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特别要宣传党的关于家庭联产承包，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宣传宪法，农业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宣传农业生产与流通，税费改革，家庭婚姻，计划生育等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广泛动员和组织干部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着重培养权利义务一致的法治观念，增强农村干部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法制宣传教育要与公民道德教育相结合，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纳要》，使二者互为促进，提高干部群众法制道德水平。
（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村治保会、调解委员会作用，加强矛盾纠纷调处，积极疏导民事纠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坚决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一般事情不出村，化解不稳定因素。建立健全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体系，加强社会治安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以村委会为中心，设立社会治安联防中队，各村小组相应成立治安巡防队，形成一支由村、组、户联防互防的打、防、控一体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为农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B. 冯玉军的代表性成果

自1992年参加工作以来，已正式出版学术专著4部，译著4部，普法类专著2部，主编教材、杂志和论文集6部；主持2008年度司法部法治理论重点项目1项（《宗教活动法律化研究》）、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1项（《北京市地方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问题研究：以实证分析与成本效益评估为中心》），主持完成国际横向交流课题2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调查》和《邯郸市电子政务和信息法制研究》）、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1项（《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法治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委托科研课题1项（《东亚法学研究和法治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2004年度青年科研课题1项（《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青年课题1项（《法经济学课题体系与案例教学》），参与完成国家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5项；在《新华文摘》、《中国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法学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国家和省部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参编教材和入选论文集10余部。 《法经济学范式》（个人专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法律与经济推理：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个人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个人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个人专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
《朝阳法律评论》第一期（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法经济学应用研究》论文集（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法律硕士学位论文范例》论文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其中收录本人文章《中国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法律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笔谈》。
《美国法学经典论文选：以最高引证率为依据）》（编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美国法律思想经典》（编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公平与福利》，【美】路易斯·卡普洛 斯蒂文·沙维尔/著 冯玉军、涂永前/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美】安·塞德曼 罗伯特·塞德曼/著 冯玉军、俞飞/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版。
《银行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证券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保险法律基础知识》（主编），金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概念、体系、结构》论文集，副主编，60万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2月版。
《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沿研究》论文集（副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8月版。
《正说明清九大奇案》（个人专著），黄山书社2009年1月版。
《衙门里这些事儿——法律大讲堂》（个人专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1．《单双号限行与公民社会中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载《法学家》2008年第5期。
2．“中国都市住宅立退问题に関する法律的経済的分析”（日文），载日本国《山梨大学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2008年7月出刊），西村幸次郎、格日乐合译。
3．“法律全球化的可能之道与东亚法治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学术》（2007），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版。
4．“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5．“在改革发展中体现中国特色——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学术研讨会述要”，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8年6月30日07版。
6．“西法东渐与学术自觉：中国移植外国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8年第9期。
7．“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载《青年记者》2008年3月。
8． “论东亚共通法的建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9．“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与法治秩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10．“让人说话，天不会塌——解析‘表达权’”，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8年1月30日。
11．“中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与物权法的完善”，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12．“公平还是福利？这是一个问题”，载《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
13．“如何走出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载《新华文摘》2007年第19期（10月5日）。
14．“权利、权利与利益的博弈——中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与经济分析”，3万字，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15．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法制日报》2007-10-21。
16．“借鉴国际法治文明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九版“法治”，15000字。
17．“如何走出拆迁纠纷的法律困境”，载《光明日报》2007年5月26日。
18．“当代美国法律思想的研究谱系”，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
19. “历史”的幻象与超越——“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亚洲的启示”，载《中美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
20．“政府信息公开尚存几大盲区”，载《人民政协报》2007年6月4日，B4版，2000字。
21．“奥林匹克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初探”，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
22．“法律发展理论的论证及其应用”，载《中国法学文档》第二辑（2006年）。
23．“论体育法与人权保护”，载《华侨大学法学论丛》2006年第1卷。
24．“略论全球化理论的研究语境”，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总第89期）。
25．“法经济学范式的知识基础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6．“论体育法与人权保护”，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7．“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2005.11。
28．“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载《光明日报》（理论版）2005年1月5日。
29．“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载《成人高教学刊》2005年第1期。
30．“权利、权利与利益的博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法经济学分析”，载《洪范法律评论》2005年（总第3期）。
31.“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法学理论2005”，编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精品与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2．“法经济学范式研究与理论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1期。
33．“法律与全球化的实现途径刍议”，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
34．“主权与知识产权全球化”，弗莱德.H.凯特/著 冯玉军/译 周静/校，收录《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朱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版。
35．“‘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研讨会纪要”，收录《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朱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版。
36．“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4。
37．“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回顾”，载吕景胜等主编《法学理论前沿》，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38．“‘法治’的历史阐释及其对现实的启示”，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总第79期）。
39．“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及其超越”，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季刊）2003年第1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7。
40．“世界法的研究进路及其历史检讨”，载《金陵法学评论》2003年春季卷（总第5期）。
41．“法理情深 终生求索”，载《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4期（总第79期）。
42．《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研讨会纪要”，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第二作者）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4。
43．“法律的交易成本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6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兴学科》2002年第4期。
44．“法律市场论略”，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45. “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6．“世界法的学说史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47．“爱国与守法”，载2001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
48. “法律供给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49．“合同法的交易成本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50．“后现代法学理论述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2期。
51．“西部大开发的法制研究视野”，载《发展》2001年第12期。
52．“法制改革及法治化过程的成本效益分析”，原载《天府新论》2000年第2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思路》2001年第3期。
53．“论法律均衡”，《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4。
54. “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载《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3期。
55. “合同法的经济学透视”，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56．“论西部经济发展的法制促进”，载《法学家》1999年第3期。
57．“物权法的经济学透视”，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58．“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经济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59．“法律经济学论略”，原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兴学科》1999年第4期。
60．“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导论”，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61．“论西部法律文化与区域法制创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62． “西部法律文化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载《天水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63．“论经济法律效益的实现”，原载《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1998年第4期。
64．“论经济法律成本函数及其降低方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65．“中国西部社会法律意识变迁及其特征”，原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收录于《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1期。
66.“西部法律文化的地缘特征”，载《发展》1998年第11期。
67. “‘兰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经济分析”，载《发展》1998年第8期。
68．“中央法与地方法的经济分析”，载《发展》1998年第7期。
69．“‘严打’的经济学分析”，载《兰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70．“融资租赁的经济法律分析”，载《发展》1997年第7期。
71．“试论经济立法与节约交易成本的关系”，载《科学、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
72. “论经济立法中的交易费用规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73.“经济法律的效益功能分析”，载《兰州学刊》，1997年第6期。
74. “当前的受贿和挪用公款犯罪初探”，载《发展》1997年第3期。
75.“中国亟需建立特色法律援助制度”，载《发展》1997年第9期。
76. “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效益法律观的确立”，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77．“典当业的法律思考”， 《发展》1996年第7期，收录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6.7。
78．“法律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载《兰州学刊》1996年第3期。
79. “经济立法的效益浅论”，载《法律与社会》1995年第6期。
80.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日三国关系评析”，载《奇观、壮举、伟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1.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特征分析”，载《挑战、机遇、改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参编马长山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三章。
参编朱景文主编：《法理学》（“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章。
参编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想源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章
参编徐孟洲主编：《实用法律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三章，并担任电视播讲。
参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法律基础》（专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三章。
编写“法律硕士考试法理学测试题解”，载曾宪义总主编《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自测试题题解》，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编写“法律硕士考试法理学串讲讲义”，载曾宪义主编《2003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串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参编石天杰主编大学用马列原理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论文“法律与全球化一般理论述评”、“主权与知识产权全球化”（译稿），载入朱景文主编《法律与全球化——实践背后的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论文“现代法治的价值追求：公正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孙国华 冯玉军），载入曹建明主编《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
论文“西部法律文化的培植”，载王文学等编《中国西部开发与法律制度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论文“论西部发展的法律促进”，载《宏观经济法制文集》（北京市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编），2001年1月。
论文“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日三国关系评析”，载《奇观、壮举、伟业》，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论文“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特征分析”，载《挑战、机遇、改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C. 普及法律知识的问卷调查题目(2)

调查是一项重要且复杂的工作，无论是为了解决问题、获取信息还是保护权益，掌握实用的调查知识都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专业调查公司，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些实用的调查技巧和知识。

1. 获得谨慎的许可：在进行任何调查活动之前，确保您已获得了相关当事人的许可。对于调查对象，需要遵循法律法规，尊重隐私，并获得合法授权才能进行调查。

2. 制定调查计划：在进行调查之前，制定一个详细的调查计划是必要的。明确调查目的、范围和时间计划，并确定需要采集的证据和信息。

3. 有效采访技巧：采访是调查的核心环节之一。确保采访过程中与被调查者保持良好沟通，并使用有效的技巧，比如开放性问题、逐步追问等，以获取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4. 借助科技手段：现代科技的发展为调查工作提供了更多工具和手段。利用监控设备、调查软件、网络搜索等科技手段，能够更全面、准确地收集和分析信息。

5. 数据分析和解读：收集到的大量数据和信息需要进行分析和解读。掌握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和数据处理技巧，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数据，为调查结论提供科学依据。

6. 报告撰写和呈现：调查结果需要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进行报告撰写和呈现。确保报告有条理、清晰，并准确呈现调查结果和结论。

调查是一门复杂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掌握实用的调查知识能够帮助您更加聪明地追踪真相和探索未知。作为专业调查公司，我们将一直致力于为您提供最专业、可靠的调查服务！

追踪真相，探索未知，让我们的知识普及助您在调查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D. 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关于农民知法，守法，法律贯彻情况”的调查报告，谢谢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

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

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贯彻依法治国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素养的普遍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是依法行政的主体。因此，要真正地贯彻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略，就必须使各级领导干部确立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通晓用法途径，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切实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而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新时期，领导干部在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原则、领导手段、领导目标、领导方法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变化，但归根结底是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适应形势要求，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新课题。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地方的法律规章，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规范；以依法治国为龙头，协调立法，依法行政，做好司法、普法、监督和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党组织自觉地在宪法及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工作中的决策方式、议事规则、工作方法等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事务的要求，相应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多地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转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依法履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领导职责，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管理经济事务，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作斗争，依法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处理涉外关系，无一能离开国际法律、法规、原则和惯例。不具备一定法律素养的领导干部，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的，是难以适应促进经济发展任务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健全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使“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基层民主更加健全”。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要更好地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善于发挥工、青、妇等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居（村）民自治等。做好这些工作需要领导干部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同时，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领导对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非公有经济实体的出现，使得靠行政命令对其进行管理已难以奏效，必须靠法律引导和规范。二是群众对权力的崇尚已转变为对法律的遵守。三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述已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为法律关系，法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协调规范作用越来越大。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就难以适应“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
不断提高法律素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领导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中肩负着重要责任。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高低、运用法律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其能否廉洁公正、依法办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减少和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直接关系到其能否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不仅可以增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自觉性，而且能够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依法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领导干部法律素养的构成包括领导干部对法律意识的自觉强化、对法律条款的自觉学习、对自身言行的自觉约束、对依法行政的自觉贯彻等方面。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学好法，努力掌握履行领导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学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素养的前提。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做保证，提高法律素养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掌握各种必要的法律知识。
二是要用好法，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用好法是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法律素养的有效途径。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认真研究法、熟悉精通法的基础上，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做到依法办事，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领导目标。首先，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党的政策与法律对立起来，要充分发挥法在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要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变”和制定法律法规工作中的“定”的关系，使现行法律体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更好地结合起来。再次，在对法律作评价和解释时，要善于历史、客观、辩证要观察和思考，以作出正确的判断，使法律手段的运用与其他手段的运用更为科学合理。

和谐社会 家庭先行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与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家庭和睦是保证社会稳定和事业成功的基础。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从构建和谐家庭着手，家庭才是和谐的“实践地”，才是和谐的“先行者”。

现实生活中，不少不和谐因素都是从不和谐家庭产生和引发的，例如夫妻不和离异导致青少年精神空虚，人格形成不健全，违法犯罪严重；比如，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关系不好，产生各类矛盾纠纷问题；比如因父母与子女教育、代沟影响家庭成员沟通困难，互不关爱，亲情冷漠等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和谐家庭应该是有其具体标准的，主要概括起来有这几条：家庭成员身心健康，能互相关心、关怀，家庭成员之间能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家庭成员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有安身生存的一技之长；家庭子女能正常接受教育；家庭收入呈增长趋势，有可持续发展态势等等。而要达到这个和谐家庭的具体标准，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成为懂法、守法、用法的合法公民，这是构建和谐家庭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对于现今最普遍的三口之家来说，家庭关系主要是由婚姻关系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而其中婚姻关系又是起关键决定作用的一环。如何通过婚姻来建立充满活力和生气的美好家庭，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而发展。解放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夫多妻”的夫权现象极为普遍，旧的婚姻制度压抑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该部法律把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规定为我国的婚姻制度，并据此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新婚姻制度的确立和实行，为打碎封建婚姻制度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也为在我国普遍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提供了法律保障。

根据我国婚姻制度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又对1980年的第二部《婚姻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增设的制度和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的立法空白，丰富了婚姻立法的内容，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然而，在我们完善立法的背后却隐藏着执法缺陷以及守法者的脱节，两性关系不平等、“家庭暴力”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守法者的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婚姻立法宗旨的漠视。因此，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努力营造“和睦家庭”的和谐环境是构建平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对于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来说，更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增强依法维权的自主意识，提升自我实现的能力。

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包括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力义务。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互相扶养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不干涉婚姻自由的义务等等。而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相比较尤其重要，因为未成年人善恶评价标准混乱，模仿欲望强烈，法制观念淡薄，容易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上升趋势，而且有低龄化、暴力化的倾向。未成年人犯罪固然有自身文化低下、人格缺陷、冲动偏激等主观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淡化，加之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联手，共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和道德教育，提高孩子的法制意识，树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和谐家庭的建设，不仅需要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素养，同时家庭成员之间还需要加强责任意识、诚信意识，这些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全社会安定、文明和进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