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两造

Ⅰ 民事诉讼第三人的由来和产生

一、民事诉讼第三人

1、概念：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2、分类：各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第三人的分类不尽相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分为两类：一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而参加诉讼的人。本诉之外的第三人对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不论有全部的独立请求权，还是有部分的独立请求权，只要其请求权具有独立性参加诉讼，即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是指对于已经进行的诉讼，就其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利，但是案件处理的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参加（自行参加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到当事一方进行诉讼的人。

四、民事诉讼第三人由来和产生

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通常是两个相同主体间的一次性交易为基本模式。由此也决定了民事诉讼中通常以原告诉被告的“两告诉讼格局”。

纵观世界发展史，尽管当时罗马法承认对他人的诉讼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独立申请参加诉讼及上诉或声明不服。但罗马法采用这种制度的原因，在于方便诉外的利害关系人，保护其合法权益，不过诉讼第三人制度最终未能在罗马法中得到确立。

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民事交往的领域，民事交往远远突破了两个相向要求所形成的联系，若干经济实体之间形成了彼此衔接，相互影响的链条。当该链条的某一环节出现违法或侵权行为，往往导致连锁反应，在这些复杂纠纷面前，传统的“两造诉讼格局”充分暴露了其缺陷。因为，倘若削足适履地将连环纠纷分段成若干个“两造诉讼”，常常会导致诉讼浪费，裁判冲突，有悖于诉讼经济原则和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学家顺应了民事纠纷发展的要求，在一系列资本主义民事诉讼立法中正式确立了诉讼第三人的制度。

在我国，1948年由陈谨昆拟定的《中华民国新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一次提出建立诉讼第三人的构想，这可视为诉讼第三人在我国的萌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前，对诉讼第三人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普遍用“诉讼关系人”的称谓，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学者们摒弃了“诉讼关系人”的提法，选择使用了“第三人”。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对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若干问题发布了一系列司法实践解释，这样民事诉讼第三人在我国正式确立。

Ⅱ 行政法学中什么是绿灯理论

绿灯理论是行政管理理论的一种分类方式.现行的理论还有红灯理论.我们可以从二者区别中来认识绿灯理论:
红灯和绿灯模式的差异

首先，在基础概念方面，“红灯理论认为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裁判和控制，红灯理论明显不愿意直接触及政策和是非曲直问题”，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对于政府来说，法律是外生变量。在绿灯理论家看来，行政法是指“有关行政的法”，它通常是由政府制定的、借以达到政策目标的工具，法律与行政互为一体。

其次，法律观念的差异还体现在程序方面。红灯模式简单地把行政与司法进行类比，认为行政过程在本质上与司法相同，都是将普遍性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事实的过程，即所谓执法。司法程序的特征是两造对抗、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将这些特征移植到行政程序会造成许多误解。行政程序的当事人表面上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实际是不特定的利害相关人，以夫妻在家看黄碟案为例，红灯理论认为本案的当事人是警察机关（行政主体）与诊所夫妻（行政相对人），绿灯理论则认为是观看黄碟的夫妻（特定的个体）和反对看黄碟的邻居（不特定的群体）。红灯理论认为行政程序的实体目标是适用法律，绿灯理论认为行政行为具有自主性，并不必然以适用法律为目的。红灯理论认为适用法律的前提，是发现已经存在的案件事实，非常遗憾，行政行为却是面向未来的，“现如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无法避免地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一个立法过程:对受行政政策影响的各种私人利益之间相互冲突的主张进行调节的过程。”确实有一些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是将普遍性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本质上行政机关的职责是政策，而政策的实质是确立并实施某种（将来）目标。通过这些技术性分析可以看到，红灯理论是一种“外行”的行政法理论，它对行政法的基本问题缺乏理解，总是试图将行政法套在民法的思维定式中去；只有绿灯理论才是真正属于行政法的专门知识。

第三，红灯理论借助于法院实施控制，绿灯理论则寄希望于政治程序。这里需要交待一下，绿灯理论所重视的“政治”程序和红灯理论所理解的内阁责任制并非同类的概念，它是指行政法层面的政治，而不是宪法层面的政治，准确地讲，绿灯理论倚重的是“行政”程序，如议会监察专员、层级监督、行政复议、审计、政绩考核，等等。

第四，两种模式的方法论也是针锋相对的。“红灯理论与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有关联，而我们发现许多绿灯理论家支持’现实主义与’功能主义法学”。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法学起源于民法思维，现实主义和功能主义则属于公法思维，可惜现实主义法学的支持者大都缺乏自知之明。由于政策是面向未来的，在法律事实尚未发生的时候，法律规则也是无法适用的，因此，对于行政官员来说，他需要“适用”的法律尚不存在，而需要他自己去“制定”，因此，法律在本质上不过是对行政官员将要做什么的预测。如果说戴雪以私法取代公法，红灯理论以私法观念阐释公法，那么现实主义法学就是以公法观念阐释私法（司法）。

第五，相比较而言，红灯模式虽然以控制行政权力为目标，然而对行政权的制约力度却远较绿灯模式为低，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与行政的隔膜，以及法院对行政事务的外行。对于技术性或政策性很强的行政领域，红灯模式几乎没有控制能力，甚至从没意识到这些领域应当受到控制，比如教育管理和学位发放。绿灯理论家专注行政过程，熟悉政策的运作:“法律界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程序上，而政策分析者寻求的却是政府行为的原因和结果，以弄清楚其如何改进”，因此在权力制约方面比红灯模式更为有力。以司法审查标准为例，红灯模式的审查强度局限于“法律问题”，绿灯模式却会深入到政策领域，“比例原则在两个方面比温斯伯里标准走得更远:首先，它可能以行动方案对实现立法者的目标来说不成比例为理由阻挡它而彻底结束；其次，比例原则公开将进行衡量的权力转给法院，因而向实体审查发展。”温斯伯里合理性标准是纯司法性的原则，因而不象比例原则那样能够干预政策问题。坚持法律与政治（行政）的相互分离，使“控权论”反而不如“管理论”更能够控制权力，这不能不说是个人主义法学方法的遗憾。

最后，在价值取向方面，红灯理论家基本上是个人主义者，对公共事物抱有敌意；绿灯理论家大都同情社会主义，希望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红灯理论严格区分法律与政治的作法截然不同，“功能主义风格不是把法律当作一种与政制完全不同的东西，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作为政制机器的一部分的工具”。红灯理论把行政看作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坏的东西，绿灯理论则把行政看作是公共服务，是为社会谋福利。

两种模式体现着效率与公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以及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矛盾。红灯理论把绿灯模式视为专制主义，根本原因是以民法思维理解行政法，这也是所有偏见产生的根源:以某种与对象不符的理论假设来描述对象。

虽然绿灯理论更能反映行政法的独特性，但红灯理论扎根于最普遍的法治主义原则，因此未来的行政法学，必将是综合红绿灯两种模式的黄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