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

Ⅰ 探讨论刑法是怎样的法律

1 罪刑法定——尊重人的刑法观
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罪刑法定主义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无法，则无刑；“法”乃“书面法”、“严格法”、“事后法”、“确定法”、“适正法”。
刑法比其他法的领域更需要法的安定性，而判决总会有变更的一天，旧有判决判定一个行为违法，而新的判决可以依据新的见解判定这一行为并不违法，因此，法官只能适用“书面法”。类推解释，只是源于具体事实和构成要件具有相似性；然而，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相似，推而广之，就都有定罪量刑的危险，因此，法官只能适用“严格法”。不能拿今天的命令约束昨天的人；不能让今天的人遵守明天的规范，因此，法官只能适用“事后法”。一个言出有据的批评往往比不实批评更具危害；不明确的刑法为强大的国家机关恣意侵犯国民自由找到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不明确的刑法比没有刑法更容易侵犯国民自由，因此，法官只能适用“确定法”。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具有构成要件的刑法谦抑性和刑罚程度的刑法谦抑性，应当铭记最严重的案件并未发生，最严重的案件永远发生在以后。因此，法官只能适用“适正法”，转变重刑观念，做到量刑合理。
2 保护法益——人性恶的刑法观
法学是研究人性恶的科学，如果不深刻地直面邪恶，我们又怎么能彻底地明白正义！人性邪恶，则需保护法益。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犯人，犯罪行为都侵犯了他人利益。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法益，刑法只能将值得科处刑罚的侵犯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应主张实质的违法性论。法益侵犯性是犯罪的两大实体之一，是犯罪论体系的两大支柱之一。刑法的保护法益涵涉个人法益（人身、财产）、社会法益（公共安全、经济秩序、管理秩序）和国家法益（贪污贿赂、渎职、国家安全、国防利益、军人

Ⅱ 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关系

http://www.findlaw.cn/Info/lunwen/xingfalw/115955987.html
http://www.studa.net/xingfa/060630/15325132.html

Ⅲ 论述刑法犯罪种类

2009年5月18日，漯河市中院获悉，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民警打死人案”，如今又有后续：受害人李胜利一家

老小将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告上法庭，要求给予行政赔偿；省高院于2008年8月作出行政裁定，指令漯

河中院管辖；近日漯河中院已审理终结，判定被告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支付受害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

葬费共计61万多元。

对于李胜利家属在诉讼中提出的精神赔偿等要求，法院判决未予支持。

受害人家属：状告公安分局索赔152万元

2004年9月20日上午9时许，原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民警冷飞、孟军伟等以非法携带管制刀具为名，将

受害人李胜利带至七一路派出所，几人殴打李胜利，将其打昏后，从楼上推下。李胜利经医院抢救无效于

当日死亡。

原告杨念秀、周影霞、李惠中诉称，李胜利被民警殴打致死，沙南分局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受害人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52．9776万元。

周口警方答辩：已判民事赔偿拒绝行政赔偿

沙南分局提交答辩状认为：冷飞、李立田、孟军伟等人殴打杀害李胜利系个人行为，沙南分局依法不应承

担国家赔偿责任，原告的经济损失已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9月，原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吕留生之姐吕秋玲，与被害人李胜利因移

动收费厅的转让问题发生纠纷，吕留生找到民警李立田，要求其帮忙教训李胜利。李立田遂安排吕留生购

买一把刀，想以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处罚李胜利。2004年9月20日上午9时许，根据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

110”指挥中心指令，原沙南分局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带领民警孟军伟等到周口市人民路移动收费厅门

前，将李胜利带到七一路派出所，留置在值班室。当日中午，吕留生在周口市区憨牛拉面馆宴请冷飞、李

立田、孟军伟等人。14时许，几人酒后回到七一路派出所，冷飞安排孟军伟等将李胜利带至该所3楼一办

公室内，由李立田、吕留生、冷飞、孟军伟、张伞等人对李胜利实施殴打，并将李胜利打昏。后为毁灭罪

证，李立田、吕留生、冷飞、张伞等人密谋后将李胜利从该所办公楼扔下，试图造成李胜利跳楼自杀的假

象。李胜利于当日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李胜利系高坠死亡。

案发后，李立田、冷飞、孟军伟等分别被法院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吕留生被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并判决上述罪犯共同赔偿杨念秀、周影霞、李惠中等各项经济损失计4．89万元。

漯河市中院另查明，在该院审理本案过程中，三原告表示不再对周口市中院、扶沟县法院的附带民事赔偿

部分申请执行，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扶沟县法院均出具证明，证实附带民事赔偿没有执行。

漯河中院判决：家属获赔61万精神赔偿被驳

漯河市中院认为，《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

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冷飞等人系公安干

警，具有行使行政行为的职权，并且，留置李胜利的地点是公安机关，传唤理由是李胜利非法携带管制刀

具，这一切足以说明冷飞等人将李胜利传唤到派出所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周沙南公[2004]118号报告

也说明冷飞等人的行为系执行“110”出警命令的职务行为。

关于被告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提出受害人李胜利亲属已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取得赔偿，不应再提起国

家赔偿的主张，该院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国家赔偿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赔偿责任，二者并不矛盾。赔

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可依法向违法行使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追偿权。虽然周口市中院、扶沟县法

院已作出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但原告仍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关于赔偿金的标准，漯河市中院的法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

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对死者生前抚养

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故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应支付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29229

元×20年，计584580元，被抚养人的抚养费8777元×15年÷5人，计26331元，上述两项费用合计610911

元。

赔偿金这样算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

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 20 倍

29229 元×20 年= 584580 元

●抚养费

8777 元×15 年÷5 人= 26331 元

合计 610911 元

据此，漯河市中院判决：确认原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民警冷飞、李立田等对受害人李胜利行使职权行为

违法；判令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支付受害人家属国家赔偿金共计610911元。对于李胜利家属在诉讼中

提出的精神赔偿等要求，法院未予支持。

据了解，受害人家属对此判决，表示“基本上可以接受”。刚刚收到判决书的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目前

尚未向漯河市中院提出是否上诉。

Ⅳ 论刑法对犯罪的责任，1500字左右

摘要]：在21世纪我国面临着迈入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造成社会生活环境日益变化，老年人犯罪现象也变得尤为突出。老年人与一般的成年人之间存在诸如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许多区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老年人犯罪都规定了相应的从宽处罚的制度，我国古代及近代的立法都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此问题都存在重大的疏漏，没有相关的规定。结合老年人自身的特殊状况、我国老年人犯罪的现状以及当前国际刑事立法的现状等诸多方面，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的立法势在必行。

[关键词]：老年人 犯罪 刑事责任

2002年6月22日，湖南省衡阳市汽车配件厂88岁的韦有德因杀死邻居刘文军而被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案件判决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人们纷纷对“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网开一面”和“要不要在刑法中规定犯罪年龄上限”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引发了法律从业者对老年人犯罪的问题的一系列思考。

一、老年人犯罪概述

进入新世纪，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5%，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在21世纪，不仅我们国家面临着迈入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许多国家亦是如此。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在这种社会条件和生活环境里，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按照传统的观点，人到五六十岁就步入老年期。按照老年病理学家的观点，则将老年人区分为年轻老人（50-60岁）、中年老人（60-80岁）、老年老人（80岁以上）三个时期。这个时期，老年人的精神和身体方面开始衰退，感官功能逐渐降低，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固执、偏狭，甚至与儿童心理有某些相似之处，故有人称老年期为“第二次儿童期”。

正因为老年人身心发展所呈现出的这些特点，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一些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二、国内外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沿革

人的责任能力不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年龄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一个逐渐减弱，直至衰竭的过程，因而各国刑法对犯罪的老年人往往设有减轻刑罚或其他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

（一）、国外刑法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正因为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特殊性，在外国刑法的历史沿革中，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中，都有一些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一些：

1、从宽处罚。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罚”。

限制适用某刑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第2款规定：“死刑不适用于妇女以及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法院下判决时已满65周岁的男性。”

2、放宽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30条规定：“对被判处监禁刑的犯罪人不得适用缓，但犯罪人超过70岁，且所监禁不超过2年的，可以宣告缓刑”。

（二）、我国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相关规定的历史沿革

1、西周时期。

《周礼。秋官。司刺》规定：“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礼记。曲礼》上对这两赦解释说：“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老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周礼。秋官司寇。司厉》还在盗窃罪中规定：“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

2、春秋战国时期。

《法经》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3、唐朝。

《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作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4、宋朝。

元朝时期的重要法典《大元通制》中，也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规定。据《元史。刑法志》载，元朝时，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责，听赎。可见，元朝时期对老年人犯罪也是设立了上限的。

5、明朝。

明代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理，实行宽刑。洪武元年，令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散收，轻重不许混杂”。明律中规定：“凡诬告人罪，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嘹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又规定凡年七十以上，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例。九十以上，虽有死罪，亦不加刑。

6近代。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特区制定了《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第29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

（2）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条规定：“犯第2条各款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得减”。

三、关于增设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以及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均没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

鉴于我国老年人犯罪的现状和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生理特点，我认为应增设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诸如设立刑事责任的上限以及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等。理由如下：

第一、老年人自身生理、心理状况的限制。生理上，老年人由于机体衰老及脑功能的衰退，各项生理功能及躯体状况减退，反应事物能力差，活动能力迟钝。心理上，外源性的不良因素常常会造成老年人的孤独与寂寞，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会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一种无用或不参与社会活动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的悲观和若有所失的情绪；内源性因素，如老年人丧失了活动能力和脏器功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郁和显著的多疑。由于老年人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减退，固执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对意外应激反应耐受性差，极易促发或诱发精神疾患，进而会发生系列的暴力行为。 由此可见，老年人其心理、生理的发展呈现出不稳定性，其责任能力也逐渐减弱，直至衰竭。

第二、从正义和人道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毕竟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要弱。当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低时，其反映出的主观恶性就小，因而社会危害性就相对较小，应考虑从宽处罚。当然，对于违反刑事法律规范，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老年犯来说，其行为往往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理所应当要对其定罪量刑，以还社会一个正义，平息受害人“受伤的心灵”，以利于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道德观念相契合的目的。但同时，由于犯罪主体的年龄较大，不应对其适用死刑，这既合于中国自古以来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也可以稳定群众和社会秩序。

第三、从秩序和功利的角度而言，“刑罚是给予拘束自由这样重大痛苦的措施，其本身并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会控制手段……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刑罚的代价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高昂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将老年犯收押在监，对国家、社会也是一笔昂贵的费用。鉴于老年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不仅不能创造经济价值，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照顾他们。从刑罚的经济性而言，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

第四、从刑罚的目的来看。一般认为，刑罚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特殊预防，二是一般预防。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所谓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老年人身心衰弱，其再犯能力较差，无须从肉体上消灭其来达到防止本人重新犯罪的目的。对老年人处以死刑，非但不能有效地警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不能有利于刑罚适用的报应目的的实现，反而让一般人觉得刑罚过于残酷，使刑法无法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甚至对刑法产生反感、抵触和对立情绪。

第五、从古今中外的立法实践来看，不仅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就是我国古代、近代也有一些老年人犯罪的相关立法规定。在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与世界法律文化接轨的过程中，这种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法律伦理主义，对于建构现代化的法制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可以而且应该内化为相应的规范与制度。

当然，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和设立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会遇到一些难题，诸如如何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多方联合，共同探讨，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更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高铭暄著：《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赵微著；《俄罗斯联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康树华主编：《犯罪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黄京平著：《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Ⅳ 论述刑法总论对于刑法分则的指导作用

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1刑法总论是版以刑法总则为规权范研究对象，研究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则、原理和制度。
刑法分论是以刑法分则以及刑法分则条文规定为规范研究对象,它研究刑法分则或刑法分则性条文所规定的各种法定犯罪的构成特征和刑罚适用。
刑法分论关于各种法定犯罪、构成特征以及刑罚适用的具体研究，又可以起到体现、检验、丰富和发展刑法总论的一般原理、原则和制度的作用。
2刑法总论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性的研究，可以发挥、概括、指导、制约刑法分论关于具体犯罪构成特征和刑法适用研究的功能。

Ⅵ 论刑法的消灭制度

刑罚消灭，是指由于法定或事实的原因，致使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权归于消灭。刑罚消灭制度是对刑罚权的一种限制，它表明刑罚权不是无限的，而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国的刑罚消灭制度：
一、时效
（一）时效的概念
时效，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国家对犯罪人行使刑罚请求权或刑罚执行权的有效期限。据此，刑法中的时效可以分为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两种。追诉时效，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行刑时效，则是指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对判处刑罚的犯罪人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时效，仅指追诉时效，而不包括行刑时效。
（二）追诉时效期限
我国刑法典第87 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一规定基于追诉时效期限的长短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一致之精神，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确定了四个不同档次的追诉时效期限。
（三）追诉期限的计算
根据刑法典第89条之规定，对于即成犯，其追诉时效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对于连续犯和继续犯，其追诉时效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关于追诉时效，还需要关注的便是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的问题。所谓追诉时效中断，是指在追诉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限归于无效，法律规定的事由一旦消失，时效重新开始计算的制度。我国刑法典第89条第2款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表明，在我国，追诉时效的中断以犯罪人在追诉期间内又犯罪为条件，至于又犯之罪性质如何，应受何种刑罚处罚，则非所问。
所谓追诉时效延长，是指由于发生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致使追诉时效暂时停止进行，或者因法定事由而使得对犯罪分子的追诉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制度。根据我国刑法典第88条之规定，导致追诉时效延长的法定事由有两种：一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二是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二、赦免
（一）赦免的概念
赦免，是指国家对于犯罪人宣告免于追诉或者免除执行刑罚的全部或一部分的法律制度。
赦免有大赦和特赦之分。所谓大赦，通常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某一时期内犯有一定罪行的不特定犯罪人，一概予以赦免的制度。大赦的主要特征为：（1）适用主体通常是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2）适用的对象最广泛。凡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罪的，都可以适用，而不以特定的人为限。至于具体赦免范围则由大赦令确定。（3）赦免的效力最大。大赦不只是免除刑罚的执行，而且使罪和刑都归于消灭。（4）适用的依据通常在于宪法的规定。所谓特赦，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已受罪行宣告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
（二）我国的特赦制度
我国现行宪法只规定特赦，而没有规定大赦。依照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之规定，特赦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颁布实施。从司法实践来看，一般是由中共中央或国务院提出特赦建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最后责成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所属高级人民法院具体执行。我国新旧刑法典所指的赦免，都是指特赦减免。

我国尚未设立的刑罚消灭制度：
（一）、单位犯罪主体追诉时效尚未设置
（二）、行刑时效制度尚未建立
（三）、网络犯罪追诉时效也有漏洞
（四）、前科消灭制度特别是少年前科消灭制度仍未设立

Ⅶ 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 （1）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2）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3）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今依然“远近高低各不同”；研究者皆各秉持己见，争论纷纭不休，到现在依然持续，未能达成普遍共识。 有关刑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分歧，要而言之，主要集中在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认定的依据以及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等方面，后二者尤其为论争的焦点。 其实, 刑法基本原则之所以到今天尚不能明确，与人们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有重要关系。笔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虽然属于刑法学问题，研究着眼点却不宜囿于刑法学这一端口。欲看得清楚而符合其真实的状态，就须全方位地进行多维捕逐。 故此，笔者不揣冒大方之家所不韪而试从各个角度诸如法理学、刑法学、比较研究等对该问题详作推究。 一.法律基本原则法理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国内外学者的认识颇为纷纭。依照英国法学家沃克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法律原则就是：许多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前提，不断地、正当地适用于比较特别和具体规则解决不了或不能充分明确地解决的案件的一般原则。可见，这主要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所作的诠释。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法律原则即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我国学者一般也都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它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 。从而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包含了人们对法律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这才使得法的原则具有“内容的明确化程度较低” 非常抽象、较为稳定、覆盖面广 的特点。而且因为它是对法律基本规律的把握和法的普遍性价值的追求，才使之具备这样基本功能：（1）为法律规则和概念提供基础，对法律制定和法律规则理解具有指导意义。（2）可作为疑难案件的断案依据。（3）直接作为审判依据.以上这些，究其实质，乃是法的原则的内容施加于立法、司法活动的状况。 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法律原则可以做出如下分类：（1）按原则产生基础的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是国家关于必须达到的目的或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反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方略，通常是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发展目标、战略措施或社会动员等问题。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性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被奉为法律公公理的法律原则。这是法律原则最通常的涵义。（2）按原则的覆盖面的不同，可分为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原则。基本法律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具体法律原则是基本法律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某一法律领域的法律规则的基础或出发点。（3）按法律原则内容不同可将法律原则分为实体性法律原则和程序性法律原则。实体性法律原则指规定实体法律问题的原则，其功能为调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性法律原则是程序性问题的原则，具有调整程序上权利义务的功能。 当然，法律原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如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还可以做出其它的分类，不一而足。 在这里。我们需要着意厘析的问题主要是法的原则和基本法律原则这两个基本概念，即这二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法的原则是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显而易见，法的原则是立足于“法”而非“部门法”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因而它属于整个宏观法领域，可以说是万法之本，基础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法律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共处的问题，因为其本身即为最基本的，再行冠以“基本”二字，并不会增生出任何新的涵义。而通常所谓的基本法律原则是相对于具体法律原则而言的，不过，就目前理论界的认识而言，实际上普遍存在将法的原则与基本法律原则混谈的问题，甚至在解释这一概念的涵义时也模糊不清，所谓“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 “对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准则” 之类阐述，都不能清楚地说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更无从确定与法的原则的分界。 实际上，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是不能等而一视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法的原则的研究背景，严格地说，是迥然有别的。一般地，基本法律原则是着眼于具体法律部门进行探究时的用语，是以有“刑法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等等说法；也正是基于此，这一概念才有“具体法律原则”这一相对的概念，因为在宏观亦即抽象背景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具体法律原则。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差异之处。此外，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法的原则所能作用的范围显然大于基本法律原则；在稳定性和抽象性上，后者也是显然逊于前者。 不过，这两个相形迥异的概念也不是完全不相关的，二者存在共性与个性上的联系。其一，离开法的原则，基本法律原则不能存在。因基本法律原则正是法的原则在部门法中的存在形式；同样，撇开基本法律原则而言法的原则也是空谈，因为法的原则之所以存在于法学领域，正是人们对各种部门法的各种规律认识的更深层次归纳提炼，各部门法是其存身的载体。其二，二者在作用、功能的范围上亦有相竞合之处，即很多情况下，二者都要依托于法的概念和规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其三，在法的适用过程中，法的原则有助于或会影响基本法律原则的适用；而且有些情况下，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的原则的套用。 二.刑法基本原则探究 1. 何为刑法基本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见仁见智，观点纷纭，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所具有的，贯穿于刑法始终，必须得到普遍遵循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准则” ；也有学者主张刑法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并体现我国刑事法制的基本精神的准则” ；也有人将刑法基本原则定义为“正确、科学地进行刑事法律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贯穿整个刑事法律活动过程、体现在刑事法律活动各个方面的、反映刑事法律活动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或准绳” 或“在制定和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 。 上述几种观点中，除了第三种观点更侧重从法律适用角度予以阐释而外，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出入，其实只是具体表述是否充分全面有所不同。故此，笔者拟参酌以上观点稍作补充而将其定义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本身特有的贯穿于形式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始终的根本性准则。 不难看出，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之所以众说不一，从根本上讲是人们对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标准的认识存疑而致。 如前文已述及，基本法律原则是法的原则表现于法律部门中的情况，故而它只能为部门法所特有；它有别于具体法律原则，故更为抽象深刻；法的原则是对法律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结果，因此体现于部门法中必然是部门法的基本规律和普遍价值的有意识掌握的产物，故此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必将对法律规范的制定、适用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具体说来，刑法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以下根本特性：（1）为刑法所特有而不是为许多部门法所共同具备，否则不属于刑法基本原则。（2）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的根本性的准则，是刑事法律活动根本依据。（3）它贯串全部刑事法律规范以及刑事法律活动的全局，指导整个刑法立法、司法活动。（4）它是刑法领域中的规律的总结根本价值追求，而不属于具体现象或某方面活动规则。 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上述刑法基本原则的特性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孤立看待或者偏采，在作为判断标准时必须满足全部要求，否则不能确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刑法基本原则包含那些具体内容？按照法学界的看法，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为刑法基本原则似乎已成公论；有的学者还提出罪责自负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刑罚个别化原则，奉之为刑法基本原则必不可少的内容。 依笔者愚见，虽然学界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前三项内容多持认同态度，从学理上讲，也不敢苟同。因为学者们之所以终于认可了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很多都是以刑法典的规定为理由，落入“律学”的故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权衡，虽然这一内容已被我国刑法典奉为基本原则规定于条款之中，它的问题依然明白可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根据其涵义，显然是宪法基本原则活剥下来而置于刑法之中的结果，尽管其长期适用已表明其存在有利于刑法的发展，可以作为刑法的一个基点，但这毕竟是不审慎的，从法理而言，如此搬用并不符合立法科学，故不可助长。据笔者看来，若改作“刑法平等适用”或许更能为刑法所接受。 至于罪责自负、主客观相统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刑罚个别化能否树为刑法基本原则，笔者愿就此试作分析。罪责自负的涵义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者只能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株连无辜 。对于这一原则，我们可以比照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具体分析。先看其是否贯穿刑法规范以及刑事司法活动的始终。通常，如果一种原则存在于刑法规范之中，也就会在整个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因为刑事司法活动必定要遵循刑法规范的规定，但将二者换位则明显不能成立；也就是说，在司法活动中发生作用，未必在刑法规范中亦有如此作用，因为二者的遵循关系是单向的，不能颠倒逆转。而从法理角度讲，刑法的基本要素自然也不外乎刑法规则、原则和概念。一种原则如若贯彻于刑法规范的全程，定然会对刑法规则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也就是从前提、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方面作用于刑法规范；从而不难明晓，刑法基本原则发生作用的对象也须是一般公民法人等，即可以不论年龄大小、行为能力有无等状况的普通“人”，它所衡量的并非“有罪的人”。以此为绳墨，不难看出，罪责自负不能符合。因为罪责自负只涉及否定性法律后果也就是“罪”而无涉于相反的一方面即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且其针对的也只是认定为有罪的人，不然也谈不上“自负”，也就是说，若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等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涉及，因无行为能力人很多情况下是不会治罪的，何言株连不株连等等问题。有人认为罪责自负是贯穿于法律适用全过程的原则，依笔者所见，连这种观点也是不确的。因为很多情形里，判定的“罪责”也可以不负，比如身患绝症的被判为有罪的当事人或孕妇。也就是说，罪责自负甚至连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也会缺席，何言基本二字。 循同样的思路，笔者认为惩罚与教育结合，其实也“只有在非刑罚处置措施和量刑与行刑的规定中有充分体现，换言之，它只具有局部意义而非根本意义，既无实在法所赋予的实然性，也难于成为理念法的内容，因此也不具有应然性，它实际上是司法政策，和‘慎杀’‘两少一宽’等政策一样，不具有全局性意义。” 也谈不上基本。 刑罚个别化也可以做出同样的“判处”。关于这一概念的所指，有学者认为“即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要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根据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以期收到改造教育罪犯，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之效。由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有无与大小，取决于犯罪人诸方面的‘个人情况’，因而，为了正确适用刑罚，就必须对犯罪人进行‘人身调查’，即对犯罪人的个性、身心状况、境遇、经历、教育程度等‘个人情况’进行调查。” 后来，有人提出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的可能性的大小以及社会生活需要而给予个别待遇的制度，即刑罚的执行，必须依据犯罪人的年龄、性别、性格特征、生理状况、犯罪性质、犯罪严重程度、人身危险性等给予不同的处罚改造方式。” 总而言之，甚至可以视之为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演化或支原则。 唯主客观相统一尚有可讨论的价值。“我国刑法从犯罪概念到犯罪构成原理、从犯罪构成规定到犯罪形态的规定、从社会排险行为的判断与处置到对罪犯的量刑与行刑，无不体现着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反对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也是刑事司法从愚昧走向科学、文明的结果，既是追求刑事法治的应然结果，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必然结果。” 易知其基本符合前述要求；而所以认为仍须讨论，是因为这一原则也难脱引申“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嫌。故不敢妄作定说。 2. 下面，笔者拟对上文业已论定的原则用比较的方法做一深入研讨 。 从法律体系上看，刑法属于具体部门法，宪法则归于根本法；刑法又是公法范畴，与之可相对照的是私法范畴的民法。故以下笔者将着眼于这两个角度，从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基本与民法基本原则两方面进行对比剖析。 刑法基本原则与宪法基本原则比较 宪法基本原则略述 人民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宪法通行的原则，故本文只就此立论。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主权在民”学说，认为一切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而非主权在君或主权神授。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已经不是单纯针对神权、君权意义，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民主权说，将人民定义为权力的来源，是对人民根本地位的确认。基本人权原则系由西方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说演化而来，主要强调人有不可剥夺的生存、发展、财产、自由、反抗压迫等权利。法治原则亦称宪法至上原则，诞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其内容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摒弃基于特权、特殊身份等对人的人格及基本权利采取的法律上的不等待遇；在当今社会，该原则更为发展丰富，具备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含义。 二者之比较 首先，性质之比较。 在性质上，宪法基本原则更具根本性、政治性、优位性。因为宪法基本原则是国家根本大法建构的础石，故而更为根本，堪为宪法国家法律体系的屋脊；而刑法基本原则只是宪法治下的刑法部门的根本准则，之间明显存在层级差异。另一方面，宪法是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制度得以确定的根据和蓝本，其基本原则起着全方位统摄的作用，故而有着极强烈的政治制色彩；刑法基本原则较之则当然逊色。再者，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了一国社会的总的和根本的要求，刑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乃至发挥作用无疑都须遵循，可以看出宪法进原则相比之下更为优位。此外，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可作为行为人某种或某一系列行为的参照标准进而约束其行为；宪法基本原则常常不直接作用于人的一般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基本原则大多关乎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其次，效力之比较。 二者在效力上的差别是极为显豁的。效力，从法理上讲，指的是法律制度对其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约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因其调整内容、制定过程的重大和严格，地位自非同一般，这就使得作为其根本内容和指导方针的宪法基本原则也具有类似的地位，因之其它部门法律的制定实施均须以之为根本准绳。刑法基本原则作为部门法的重要部分，其约束力面积和程度远不及前者。因此，从效力上看，宪法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明显大得多。 再次，功能之比较。 法的功能，即法的做功能力，是法的内在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 ，属于一种可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相较，一则，宪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一般只具单重性，亦即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功能通常都具有保护或保障的功能，一般不造成损抑，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一般都起到保障国家权力归于人民、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等权利、保障法治实现的作用。而刑法的基本原则却具有双重功用，它的实现既有保护一方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的可能，同时也有损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的可能；对同一方当事人而言，既会造成积极后果，也会造成消极后果。二则，在功能的实现方面，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诉诸立法，刑法基本原则则既可以立法为径，也可以司法为径；之外，宪法基本原则还可以灌注于其它部门法以实现其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三则，二者在宏观的结果方面也是有差别的。宪法基本原则所涉多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部位，因此其功用与效能所系也为大端，一旦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必为重要后果；而从整体观之，刑法基本原则并不及于社会的根本方面与极重要领域，故其功用表现出的社会效果自难及前者的高度。 最后，价值之比较。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价值乃是客体（如法的原则）相对于主体（主要为人）的有益性以及从而产生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认识和追求。相比之下，第一，宪法实基本原则的价值所向具有更强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控制政权，其目标和价值观最易于渗透于宪法基本原则的创设和采用上；刑法基本原则于此则远没有这样鲜明，这正是预防和打击犯罪无国界的印证，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认识和理念所旨。第二，在宪法基本原则的价值体系中，民主、自由、平等处于根本地位，是其它价值目标的生发点和归宿，并且一致地体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的趋势；而在刑法基本原则价值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秩序、正义和人道，且张扬公权力，突出公权力在立法、裁判和制裁等一系列活动中的重要性，而其它价值目标皆隶属这两方面。第三，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强调宪法的一般价值。宪法基本原则所提及的“人”“公民”等价值主体概念是很抽象的，也就是，其外延是一个集合或是全体人，是在法哲学意义使用的，过滤掉了人的个体性征；刑法基本原则却不能以此为价值罗盘，因为刑法基本原则是与适用衔接的，而适用则是与具体案件、具体行为人打交道的过程，故而必当注重区别人的各方面的具体差异，由之矢中公平、正义等价值之的。 不过，作为法的原则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虽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同之处，却也不乏兼容的方面，即二者都是各自所属部门法的基本准则，都体现了法的原则；除此而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基本原则必定对位在普通部门法中的刑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发展、演变等等方面有所作用，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来讲，则有刑法基本原则反作用于前者；但后者有遵依前者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宪法基本原则与刑法基本原则无论在性质上、效力上、功能上还是价值上都有着显著的差别。在认识到二者的联系的同时，不论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认定还是适用上都应予必要的注意。

Ⅷ 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该怎么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处于平等的版地位，不允许任权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曾经提出过，但作为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1776年7月4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8月27日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提及了这一原则。资产阶级确立这一法治原则，是对封建阶级特权的否定，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巨大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的法律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的所谓的法律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存在的人们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法律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因此我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反映和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使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主人的地位，决定了我国人民群众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Ⅸ 故意滋事者可论刑法吗

1、可以，刑法有寻衅滋事罪。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内十三条【寻衅滋容事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Ⅹ 论文:"论刑法上罪刑法定原则",9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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