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第一人

A. 经办人是第一责任人吗

一、经办人是第一责任人吗
1、经办人不是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也不是经办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办人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有过错，承担过错内的责任。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经办人追偿。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二、经办人和第一责任人的区别是什么
经办人和第一责任人的区别，具体如下：
1、经办人就是办理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就是事件办理的具体的人；
2、负责人就是这个企业或部门的领导，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由他负全责。

B. 民法典第一顺序继承人

法律分析：民法典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C. 史尚宽的历史贡献

民国时期，是我国法学发展一个比较独特的时期，它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各种法律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条件和氛围。民国的法学家们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方向出发，对各种法律思想提出了不同的解说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些都使得后来人在解决当下问题时受益良多，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的史尚宽先生是这时期突出的代表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地进行民法学的研究和立法实践，将世界先进的立法潮流与中国现实情况相结合，使得“社会本位”、“民商合一”、“三民主义”的思想得以重新诠释。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思想仍为链接中国传统民法学与现代民法学的关键性环节，承上启下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史尚宽先生，安徽桐城人，生于1898年农历元旦，故字旦生。自幼聪颖，十一岁能文章，十五岁时留学日本，先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而后进入日本著名的帝国东京大学法律系，接受法学系统训练，先后共9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秋，又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研究法律。在德国学习两年后又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就这样，史尚宽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法国，共十三四年。
1927年，史尚宽先生学成归国，先后担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以及政治大学教授。1927年4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开始着手立法。同年6月，设立法制局。1928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1929年1月，在“立法院”成立“法制委员会”，下设“民法起草五人小组”。史尚宽由于民法学的扎实功底，先后担任“立法委员”、“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民法典起草人”等职。参与编纂《民国民法典》，独立编纂《民法全书》六册卷，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 1970年11月12日，史尚宽先生因胃癌不治逝世，享年七十有三。
史尚宽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法学家，其研究范围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根据不完全统计，史尚宽先生的著述主要有：《劳动法原论》，《民法总则释义》，《民法原论总则》，《法学概论》，《法制》，《立法程序及立法技术》，《行政法要旨》，《行政法论》，《信托法论》，《土地法原论》，《债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各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民法总论》，等等。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法全书》了。史尚宽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完成《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物权法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民法总论》共6册巨著，共计400余万字，合称《民法全书》。《民法全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式的民法理论完整体系的建立，是后来民法学者学习与研究民法理论时必读的权威学术著作。而史尚宽先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为后世的每一位法学学子深深敬重，并使其青史留名，芳泽百世。

D. 民法一词是由谁最先提出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学者津田真道将荷兰语“Burgerlykregt”译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学者箕田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时采用“民法”一词。德国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罗马法“Juscivile” 、法国“code civil”直译都是“市民法”，荷兰语“burgerlyk ”与德语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关法律都可译为 “市民法”（注：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劝解》，第70—71页。岩波书店，1998年。）。日本虽译为“民法”，但民法理论均承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词清末传入我国。新中国民法理论因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更不承认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讲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词。从语源分析，我国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体——国家，是指政治社会。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调整市民间关系的法被称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体性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资本主义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被称为是“天赋人权、人赋国权”的社会，其理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的市民社会”，始自1790年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民法在立法上虽然规定人人平等，但具体规定并不平等，家长制被保留下来，妻、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长制的限制，经济上也不享有独立的平等的所有权，不能独立订合同，但较古代市民社会和中世纪专制等级社会进步。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保留家长制。随着家庭经营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过渡，家长制逐渐削弱并最终崩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的市民社会”，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公司制使家长制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渐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别是二战之后，美、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别、种族歧视，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实现。日本是封建传统比较顽固的国家，在民法实行100 年之际（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会各界关于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对妇女的歧视条文的呼声很高。学者认为日本虽进入现代市民社会，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的市民社会（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社会主义是否是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民法是否是市民法？这些有待取得共识。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说到底是怀疑发展市民社会是发展资本主义，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然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市民社会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要发展民主、依法治国，均应以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更应发展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要发展市民社会，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错误方面。继承黑格尔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均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作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结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又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相对分离的，法国革命已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但他又认为仅有政治解放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解放。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从封建的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而社会主义恰恰是废除了私有，实现了市民的社会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财产权不完全是私的财产权，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加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但这不妨碍社会主义的个人与法人成为市民，因为他们都可以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从私的所有发展到独立的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区别，也是资本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民法的一个区别。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根除了家长制，男女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另一个不同，也是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但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均有矛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存在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的矛盾，实质是工人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立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决定的，即受垄断财团控制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使国家经济、政治活动的中心由垄断财团控制、国家中心主义和官僚中心主义发展为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这一发展趋势具有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矛盾，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致，是该体制的遗留问题。计划经济否定市民社会，企业受制于国家计划，依附于政府，没有独立的法人格。改革开放之后，实行法人制度、实行公司制，但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现在，行政部门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对企业干部的控制，尚未使企业真正独立，这就决定我国民法的任务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确立企业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保证按民主的程序选任企业干部。尽管矛盾不同，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共同趋势都是从国家中心或官僚中心发展到以市民活动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不同市民社会的矛盾决定着民法的任务。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就必然是调整私人间关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还有商法。民法为一般私法，商法为特别私法。我国以往的民法理论，由于不承认市民社会，因此，不承认民法是私法，关于民法的定义，被说成是调整平等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样的定义无非是指出了调整对象和一堆法律规范，与调整对象同语反复，没有太大区别，学理上也未与商法相对区别，是从法规范的外观解释法，没有揭示出民法的社会基础，没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质。从本质上给民法下定义，应解释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

E. 第一、第二、第三顺序继承人分别是什么哪些人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 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 第二顺序继承人 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 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 法定继承人 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