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成熟

❶ 中国古代的刑法有那些

夏代起，确立了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等刑罚。商代刑法严酷，盘庚规定对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者，予以劓刑、殄灭之，无遗育。死刑除了斩刑外，还有醢刑、脯刑、焚刑、剖心刑、刳刑、剔刑等刑杀手段。
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五刑仍然为主，残酷性未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朝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刑、杖刑、徒刑、流放刑、肉刑、死刑、羞辱刑、经济刑、株连刑等。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特征。
汉代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改革包括：凡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改革中也出现问题，如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导致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两次下诏减少笞数。改革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刑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汉代已有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有“顾山”刑罚，只用于女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有了很大变化，刑罚总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废除了“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废除宫刑制度；规定鞭刑与杖刑；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缘坐范围有所变化。
隋朝《开皇律》删除了一些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了一些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
唐朝刑罚比以前各代都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朝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包括刺配刑、凌迟刑、折杖法。
元朝刑罚含世初为习惯法，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明清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期的刑罚变化包括：恢复枭首示众之刑；充军刑；发遣刑；枷号刑。

❷ 我国刑法的演进过程

刑法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客观地说，中国刑法的缘起可以追溯至40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朝代——夏朝。当时的夏王朝根据社会治理的需要制定了《禹刑》，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刑法典。此后，中国历经十余个朝代，制定了数十部成文刑法典。比较著名的法典有《吕刑》、《法经》、《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其中，《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成熟。

中国近现代刑法的变迁始于1911年。自1911年至今，先后颁布了《大清新刑律》、《暂行新刑律》、《中华民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6部刑法典和大量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中国现代刑法的演进始于新中国的成立，并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刑法典通过的形成阶段，1979年刑法典的实施至1997年新刑法典通过的发展阶段，以及1997年新刑法典实施至今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阶段。三、中国现行刑法的时代特色

❸ 刑法修正案七的特征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高票通过刑法修正案(七)，这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契合时代要求，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

关于刑法修改的基本特点

纵观10余年来的历次修改，我国刑法修改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其一，在刑法修改模式上，逐步确立了以颁布修正案为主要的修法模式。相比于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修法模式，这种修法模式兼顾修法的及时性、科学性和维护刑法典的统一性，受到了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致认同。从一定意义上讲，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基本成熟。

其二，在刑法修改技术上，呈现出渐趋成熟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注重刑法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和涵括性。以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为例，该条对偷税罪中的具体偷税手段用“欺骗、隐瞒”进行概括，同时对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作概括化表述，修改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二是更强调刑法条文内容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在一般情况下，规定内容越是明确，对司法机关就越有指导性。从历次刑法修正案对刑法的修改来看，刑法条文内容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可以说是立法者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其三，在刑法修改内容上，立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突出修正重点，时代特征鲜明。总体而言，自1997年刑法典颁行以来，刑法修改的章节主要集中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修改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公共安全、公司企业管理、金融管理、职务犯罪等领域。这些修改立足于国情，是在刑事法治领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维护与促进，是对危害、阻碍社会进步的突出的犯罪行为的法律遏制与回应，反映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四，在刑法修改过程上，愈加体现对民意的尊重和吸纳，突出立法过程的公开性与民主性。刑法修改过程越来越重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更是在网上公布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立法过程的公开、民主，不仅可以起到良好的法制宣传教育作用，有利于刑法的实施，同时也是一个倾听民众意见、吸纳民众合理诉求和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

关于刑法修改的方向展望

我国刑法改革的宗旨，是实现刑事法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以维护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持续进步。这一宗旨决定了我国刑法的修改应着力在以下两个发展方向上作出努力。

其一，应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当坚持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刑法的修改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际上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重要表现。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本世纪刑法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刑法的修改理当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例如，刑法修正案(七)在强化对一系列犯罪惩治的同时，也注意了对偷税罪、绑架罪等犯罪的合理从宽对待。这种注意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补对犯罪的合理从宽处遇的立法特色，是以往刑法修正案所欠缺的。这也是今后刑法修改时尤其应当倡导的。

其二，应着力体现现代刑法的功能。具体而言，一是在刑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大力强化人权保障的功能。虽然近年来我国刑法的修改在强化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方面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努力，如刑法修正案(七)增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犯罪，无疑是对广大公民基本人权的强化保护。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不仅包括对广大公民基本人权的强化保护，而且也涵括对违法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切实维护。二是刑法修改中应注意体现刑法功能有限即刑法谦抑的观念。治理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决不能一味地依赖刑法，而需要进行综合治理，并在社会基础和相关制度上减少犯罪滋生的条件。不可否认，刑法功能有限的观念在我国刑法修改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如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的“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罪”最后没有被通过，此次刑法修正案(七)也没有规定该项内容。但值得指出的是，刑法功能有限的观念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刑法万能思想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市场。

❹ 刑法对于打击各类犯罪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

刑法有助于发挥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刑事法律制度，稳，准，无情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与“宪法”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的刑事法律，以保护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人反对任何非法侵犯的原则立场。

(4)刑法成熟扩展阅读：

刑法的功能

1、规范（规制）功能秩序维持功能

指刑法通过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表明国家对这种行为否定的价值判断，要求人们不要实施这种行为，并对实施这种行为者给予刑事处罚。而一般公民慑于刑罚的威力，也会按刑法的规定规制自己的行为，不去触犯刑法，社会秩序也得到了维护。

2、法益保护功能

指国家通过将侵害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正当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通过要求人们不要犯罪和对发生的犯罪行为予以刑罚惩罚来遏制犯罪，以来保护国家、社会、公民的正当合法利益不受或不再受犯罪的侵害。

3、人权保障功能

刑法的规定限制了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行为——要依法办事，不得滥捕滥判，从而保障合法公民的权益不受刑罚权滥用的侵害，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刑罚权滥用侵害。西方有些学者称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