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

1. 经济刑法的介绍

《经济刑法》是200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顾肖荣。

2. 如何从犯罪学角度理解经济犯罪

（一）经济犯罪的概念
科学的概念应当是社会生活中千千万万具体事物的抽象，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近年来，经济犯罪已经成为一种案件多发、金额巨大、危害严重的犯罪类型，往往引起社会民众的极大关注。但人们对其这一特殊的犯罪现象的认识是有限的，准确定义这一概念仍有困难，笔者在此做一探讨。
1、境外经济犯罪的概念
从境外学者对经济犯罪的定义看，大致可以分为犯罪学和刑法学意义的经济犯罪概念。
从犯罪学的角度提出的经济犯罪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期。英国学者希尔(E．C．Hill)以“犯罪的资本家”(Criminal Capitalists)为题演讲，并说明经济犯罪的重要性。半个世纪后的1939年，美国学者萨遮兰提出了“白领犯罪”的概念，指具有体面地位，从事经营管理工作或者专门职业的人实施的与其从事职业有关的犯罪。之后，学者认为这一白领犯罪是经济犯罪的一部分。
从刑法学角度，最早由德国学者林德曼在1932年阐述了经济犯罪的概念。他强调经济犯罪是对经济生活的超个人的(社会的)法益的侵害，指出“经济犯罪是指在经济生活中完成的追求经济利益的犯罪，这种犯罪造成了经济生活中超个人法益的损害或者采取了滥用经济生活的工具”。 这个概念是德国犯罪学词典中对经济犯罪的典型解释。林德曼强调经济犯罪是对经济生活中社会法益的侵害，试图把经济犯罪同以侵害个人财产的传统财产加以区别。
2、国内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
我国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经济犯罪是指意图谋取不法；用法律交往与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滥用经济秩序赖以为存的诚实信用原则，违犯所有直接或间接规范经济活动之有关法令，而足以危害正常经济活动与干扰经济生活秩序，甚至于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财产犯罪或图利犯罪。刑法学界对经济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种主流观点：
1、经济领域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就是经济方面的犯罪或者经济领域的犯罪。在我国。经济犯罪应包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的规定)；侵犯财产的犯罪(刑法分则第五章的规定)；刑法规定的其他破坏经济的犯罪(如渎职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厂矿企业重大责任事故罪等)；各种经济行政法规中有关经济犯罪的规定。
2、客体说。认为经济犯罪的本质就在于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切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行为，而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行为主要集中于刑法第三章所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
3、行为方式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违反相应法规，足以危害正常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活动的行为。
（二）刑法谦抑性视角下定义经济犯罪
刑法的谦抑性谦是指刑法作为惩治犯罪的手段，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求刑罚不能过于广泛的介入社会生活，要本能的保持“谦虚”，不能一有违法行为就马上动用刑法对其进行处罚，必须有所抑制。强调刑法是第二性的，保护性的法律。经济刑法作为一种学理概念，其本质仍属于刑法范畴，因此，其本身也具有谦抑性。理解这种谦抑性在经济犯罪中的体现，将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经济犯罪。笔者从以下方面论述：
1、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
经济犯罪的立法是在1997刑法典颁布后，逐步完善的。在79刑法中，由于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对于经济犯罪的概念一直十分模糊，甚至有些人闻所未闻，仅仅是在投机倒把等罪名中有所涉及。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犯罪的危害性逐渐显露，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一类犯罪，刑法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来规制这种行为。治理这类犯罪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的发展、社会进步、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运用刑法调控只是治理经济犯罪的整个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后的，不可避免的辅助手段。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经济犯罪案件都涉及民事、经济等法律法规，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不容易区分，例如，对于一些经济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就不能轻易都用刑法来调整。经济合同是俩个民事主体在经济运行中的约定，主要属于私权范畴，如果过多的将这一类纠纷用刑法来调节，难免有公权干涉私权的嫌疑，这一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争议也比较大。有的学者也提到，刑法作为强制规范和行为规范介入社会生活，虽然在本质上是维护和扩大自由，但是这种目的的实现是以不得不限制某些自由为代价的，如果没有处理好保护权利和限制自由的关系，不仅刑法的目的难以实现，而且因其以利用暴力手段调整社会生活而付出高昂的人权代价，可能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恶果。因此，在确定刑法的调控范围时，应当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和个人预留自由空间，以保障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促进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
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犯罪主要打击的是一种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种商品经济的运行体制，反映了动态的财产理由和财产流转关系。从宏观上它存在于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从微观上看，包括金融、价格、税收、会计等各项经济环节的制度和规则。这些规则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动态的变化。而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也是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必须保证其稳定性、和严肃性。面对不断产生和发展的经济不法行为，刑法所体现出的滞后性是必然的。不能因为某一阶段的经济犯罪形势严峻活着出现新的犯罪形式希望只通过制定严厉刑法来遏制其势头，而忽视了刑法的谦抑性。
2、经济犯罪与一般财产犯罪
一般财产犯罪，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产的行为。而经济犯罪是指，在生产流通领域，以违法或者规避法律的手段采取的经营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在实践中，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借钱，到期不还，债权人每次要钱，债务人都明确表示愿意还钱，但却一直以“目前确实没有钱”为由，拖延还款，甚至有钱时，也隐蔽挥霍，恶意欠款。面对这一问题，由经侦部门管辖还是由刑侦部门管辖，曾引起引起争议，例如，有人曾质疑，口头合同仍然是合同范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合同形式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因由经侦部门负责；也有人认为，这类“千年老赖，万年不还”的行为仅仅是一般财产犯罪，不构成经济犯罪。如果主体不是俩个人，而是俩个企业时，确定管辖部门的问题更加复杂，因此，在实务中，这类问题令有关部门焦头烂额。
笔者认为，将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做进一步延伸，经济刑法（这一概念理论界仍有争议）作为刑法的一个类概念，本应该也具有谦抑性，因此，一些一般财产犯罪不应由经侦部门负责，否则就是利用公权干涉私权之嫌。如何明确是一般财产犯罪还是经济犯罪，笔者认为，犯罪客体的认定是关键，犯罪主体的明确是标准。
经济犯罪的客体，都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秩序，次要客体为财产所有权及财产带来的相关附属权利。如果一类行为，发生于经济生产运行当中，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类行为又对市场的秩序产生影响，主体涉及到相关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我们就可以由经侦部门负责。如果侵害的客体仅仅是一般财产所有权，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秩序造成影响，主体也是私人之类的财产关系，经济刑法就应该体现其谦抑性，不应启动，由《刑法》中保障一般财产权利的条文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3. 如何理解经济犯罪的概念

经济犯罪，顾名抄思义，是指与经袭济有关的犯罪，包括贪污、贿赂、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企业内发生的与经济相关的犯罪行为等。经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名个层面，因此，经济犯罪也就无处不在。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法律所允许的自由，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或实施贪污贿赂（包括相关的行贿行为）违法有关的法律，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经济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1．贪利性。
2．法定性。
3．双重违法性。
4．复杂性。
5．智能性。
6．隐蔽性。

4. 经济刑法第140-150条规定了哪些罪名

经济刑法第140-150条规定了哪些罪名？经济刑法第140-150条规定了哪些罪名？经济刑法第140-150条规定了哪些罪名？经济刑法第140-150条规定了哪些罪名？

5. 有关经济刑法的问题。急~

1、伪造来居民身份证的行为构成伪造自居民身份证罪，既遂；

2、私刻印章的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既遂；

3、以开发银行名义租用房屋、招聘人员、制作铜牌等行为构成非法设立金融机构罪，既遂；

4、意图吸取公众存款行为构成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处未遂阶段；

5、前三个行为与够一个行为构成牵连关系，从一重罪处罚，定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最高刑十年加罚金），处未遂阶段（因意志以外原因中断）

6. 军官的妻子受经济刑法对军官有什么影响

军官的妻子受经济刑法对军官也是有影响的，虽然直接的没有，但对以后升职什么会有的。

7. 亲们，谁能提供经济刑法的案例题，必有重谢，给财富80，先谢了

周某某，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家住公主岭市范家屯镇某村，长春理工大学学生，2008年8月份以用其奶李某某的房照贷款为其父“平事”为名，将房照骗出，之后并没用于贷款，而是将房屋以两万元的价钱卖给其婶梁某某，并签定协议。其奶李某某得知后不同意卖房，致梁不能过户更名。梁某某多次向周某某催要房款，周拒不归还。万般无奈之下，梁某某来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根据调查所获证据材料证实，周某某的行为已经涉嫌诈骗，侦查员于2009年4月21日清晨在长春百脑汇科技城将周某某抓获刑拘。因其家属已将涉案款项返还给被害人， 5月4日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对此做出了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的决定，同日对周某某取保候审，5月14日移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林某某，男，1980年4月30日出生，家住公主岭市区河北街道某委，08年6月到公主岭市白鸽工磨具销售有限公司做业务员，自2008年11月至今，私下收取长春市鹏昊金属制品厂货款12000元、长春市临河街肖云辉货款3000元、长春上海路砂纸砂布总汇货款15000元，梨树县小城子峰林日杂五交化商店宋学峰货款11000元，上述款项均未交与本公司财务，时间已经超过3个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触犯刑法272条挪用资金罪立案侦查。2009年4月23日中午12时在公主岭市站前将犯罪嫌疑人林某某抓获，于当日下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其刑事拘留。4月30日被依法逮捕。 张某，男、1981年3月9日出生，大专学历，住公主岭市岭西街某委，08年8月任吉林省华生交电集团有限公司家电销售业务员。2009年4月11日，张某先后从辽源恒易家电行、梅河口市山城通保家电行收取货款7.3万元，挥霍部分货款后，于4月16日潜逃。公安经侦部门根据调查掌握的事实，立案侦查并立即组织对其实施抓捕。4月29日下午17时在四平火车站将正欲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归案。4月30日犯罪嫌疑人张某被依法刑事拘留，5月11日报公主岭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批准逮捕。

8. 【急】什么算经济诈骗和普通经济案件有那些不同求答案

经济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违法活动的鉴别一直是困绕经济刑法与民事司法实践的“传统”障碍。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人员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新刑法的颁布与实施是这一系列工作的成功结晶，新刑法在这一领域的重大突破在于采取了一种相当的“务实”主义,直接针对经济领域的集资诈骗、诈骗贷款、票据诈骗、银行结算凭证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有价证券诈骗等诈骗类型，以新罪名分别作了规定，在犯罪条款陈述上采取了当前实践中较多出现的犯罪形式给予了列举。这将立法者的务实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使刑法成为一部真正的看得懂、能理解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法律。应当说新刑法的颁布使罪与非罪、罪与违法的界限趋于明确。同时使司法审判的错案风险大幅降低。但是，在经济诈骗领域，罪与非罪的界限划分上的争论并非由此结束。如果不能把握新刑法的精神，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出现错误判断。本文拟从该类罪犯罪构成之主观方面视角出发，考察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违法的鉴别，由此力图找到新刑法背景下的合理的、可操作性的鉴定犯罪与违法的界限的方法。
一.经济诈骗犯罪的心理态势及其类型
犯罪的主观方面即犯罪主体进行犯罪活动的心理态势,也就是犯罪行为人在行为时的心理状况。一方面，诈骗犯罪（指广意上的经济诈骗，包括新刑法中所规定的集资诈骗、诈骗贷款、票据诈骗等）,主体的个性特点和主观恶性的表现，作为主体的外部犯罪活动的内控因素，直接决定其行为性质，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犯罪意识和犯罪欲望的加强，进一步强化主体的人身危险性。这就充分表现了犯罪主观方面在犯罪构成整体性能的重要意义。在犯罪心理上，犯罪的罪过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状态。
刑法规定：“诈骗罪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显然立法者已经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在诈骗领域中的立场，即：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故意犯罪。这一规定，对诈骗类犯罪具有指导性意义。（但需指出的是，在新修订的刑法中，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并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些犯罪中不管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实施了新修订刑法中的规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所谓故意：根据新修订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是故意犯罪”。可见，故意犯罪构成要件:一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前者是犯罪构成理论中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后者是犯罪构成理论中的主观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即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结果所持有的心理态度。包括希望与放任两种心态。法理上称之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主体对自己行为结果持有希望态度;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主体，对自己行为结果持有放任态度。在经济诈骗领域中，诈骗者对自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知属“明知”，这一点并无争论。而直接故意，即明知其行为的危害并希望发生之，是普通经济诈骗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此也为学界之共识。但在间接故意是否引起经济诈骗这一问题上，却较有争论。目前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是，经济诈骗是有极强目的性的犯罪，即其目的是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间接故意犯罪通常被认为是没有犯罪目的的故意犯罪。这就排除了间接故意成为经济诈骗犯罪的可能性;二是，认为间接故意，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如在合同欺诈的过程中，犯罪者很有可能一开始并无非法直接占有的目的，但是在拿到财物之后，却肆挥霍一空，造成实际上的非法占有，这也构成了诈骗犯罪。笔者认为：诈骗犯罪是否可由间接故意构成，实质是立法者针对现实社会，所采取的立法价值取向问题。在法律规定不明时，它就是一个法律解释者或者甚至执法者在针对现实社会所采取的宽严尺寸的立场。即立法者认为应从严打击，间接故意就有可能构成犯罪;而如果认为应从宽对待经济领域的纠纷行为，那么即有可能采取前者，认为间接故意不构成经济诈骗犯罪。从我国刑法对经济诈骗类犯罪中的规定看，刑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要件规定的诈骗罪是直接故意型犯罪，这表现了立法者较为宽松的立法立场。但对于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则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能明确间接故意是否包含其中,对此,立法者采取了从严打击的立场。
二、经济诈骗犯罪主观恶性的阶段性。
传统研究中，往往把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静态地看待。一般来说，某一过程是否属于经济诈骗，过多地关注这一行为开初之时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笔者认为，应全过程中地考察行为，即从某一行为过程的开始阶段，实施阶段和完成阶段考察。
(一)经济诈骗的主观故意可发生在整个过程之前，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诈骗犯罪者。事先预谋直接非法占有，这种情况诈骗者一般是事先预谋，虚无事实或故意隐瞒真相，一开始就是希望“直接”以欺骗手段获取财物。
(二)经济诈骗犯罪还可发生在行为过程中，行为人以欺骗手段行骗之始并未谋生非法直接占有财物之意，但是在行为过程中，因某种原因谋生犯意。比如：行为人以自身企业名义和另一企业签订经济合同。签订合同后，自身企业发生争剧变化，行为人明知自己已无履约能力，但仍未通知对方企业，而是催促对方尽快付款，待价款一旦到帐，便携款潜逃。在这一行为中，行为人开始并未有任何欺骗行为，但在行为过程中，行为人采取了不行为的方式隐瞒了重要事实，谋生诈取钱财之意，非法占有财物，应贯以经济诈骗罪名。
(三)经济诈骗犯罪也可发生在行为过程之后，行为人开始并未直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非法集资过程行为人以集资办企业为名，达到非法集资目的后，也曾办实业，但在短期经营亏损后，行为人干脆携集资巨款逃之夭夭。这时，行为人一开始行为属经济纠纷，但在行为过程中，已谋取直接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时，可以经济诈骗罪名论罪。以上可见，犯罪行为人在行为中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可直接使行为性质由经济纠纷转变为诈骗犯罪，准确把握其心理变化。这无疑对我们准确判断罪与非罪的界限是大有帮助的。
三、经济诈骗主观方面之目的性。
研究经济诈骗犯罪的目的性，对于鉴别经济纠纷和诈骗犯罪之罪与非罪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犯罪目的，是指犯罪行为人主观上通过犯罪希望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状态。经济诈骗的目的，简言之就是经济诈骗行为者通过某些行为希望得到的结果。应当说，经济诈骗的目的是犯罪主体观念上存在的想通过诈骗行为所要实现的结果的心理状态。但是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本身并不是犯罪。
(一)经济诈骗的目的，不能和经济诈骗的直接故意完全混同。有时，诈骗者明知自身行为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违反经济法规，但仍希望其得以发生。其目的则是非法谋财。这其中使其目的和故意内容有所不同。
(二)目的有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应对之正确对待。在民事欺诈中，行为人也采取了欺骗和隐瞒的手段，但其却并未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犯罪。之所以如此是民事欺诈目的和诈骗犯罪目的性质不同。诈骗犯罪的直接目的就是无偿地占有，获取他人财物，不论其如何隐私或掩饰，或制造玄虚，但其目的却相当明确，即直接非法占有财产。但与之相比，民事欺诈活动却不能有直接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民事欺诈中，一般是通过履行一定行为来达到欺诈目的。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大多是不平等地获取他人财产。有时，欺诈行为人可能仅是为了使对方进行不愿意或本来正在犹豫的行为而隐瞒真实情况。
（三）新刑法中将旧刑法中的诈骗犯罪，细化到不同的经济诈骗罪名，而对不同性质的，其犯罪构成则有不同要求，要求有非法占有的诈骗犯罪有：集资诈骗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式非法集资的，是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或使用虚假经济合同等，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而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并没有要求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犯罪之要件。但是，目前学界对此仍存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以追求非法占有之目的，虽然在刑法条文中并未象其它诈骗类罪名描述那样直接体现出来，但它仍是犯罪在故意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内容，只是定罪时并不以行为人是否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标准，即使行为人没有突现非法占有目的，亦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在规定诈骗类犯罪时，有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的无此规定，这就表明其中的区别，这种细微的区别当然是判定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标准。未规定以“非法占有目的”的在把握犯罪构成时，理所当然地不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如前边谈到，这是一个立法者针对现实社会和统治阶级利益，采取的立法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立法者，对某些犯罪活动的立法立场。在诈骗犯罪领域，表现为立法者对信用证类诈骗犯罪的把握尺度较严，不要求其直接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条件，只要合符规定的行为就可构成犯罪。而对诈骗罪、诈骗贷款罪，则针对实践结合，对正常经济秩序的保护程度，给予了较为宽的要求，即要求行为人必须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方能判罪。
四、经济诈骗主观恶性的程度兼论和合同欺诈的区别。
欺诈是主要用于民事活动的一个专门术语，指行为人以有意制造假象，隐瞒事实真相，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误的认识为目的，从而骗取对方信任，在这种情况的发生民事关系，使对方受骗上当。合同欺诈，是以欺诈行为人以达到欺诈为目的，以合同为手段，以合同的订立，履行为途径不公开地获取他人财产的行为。二者应当说主观上均存在明显的故意。二者的区别在于主观恶性的大小及其社会危害程度。合同欺诈是一种当事人的故意，这种故意并不是一种非法占有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恶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罪。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签订假合同，钱款到手后，毫无履行之意，这是合同诈骗，而在虚构过程中，一方弄虚作假骗取信任，目的是签订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过合同履行获取利益，应为合同欺诈。
2、利用虚假合同，骗取对方货款，供自己从事其它活动，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一开初就不是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过其它方面盈利后还款，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民事侵权违法活动。因其主观恶性尚不足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以上从经济诈骗的主观故意及其阶段性、目的及其恶性程度方面研究了经济诈骗犯罪的主观方面特征。当然，罪名的认定，罪与非罪界限的划分还必须通过犯罪构成的其他方面共同来加以确定。笔者在此提供了一个从主观方面鉴别罪与非罪的思路，望能投石问路，有助于引起立法、司法实践对经济诈骗主观方面的重视，最终达到完善立法，准确执法。

9. 如何理解经济法律关系

[编辑本段]什么是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是由经济法律规范所确认的人与人之间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经济法律关系和其他法律关系一样，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编辑本段]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客体的占有者、使用者和行为的实践者。主体是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承担者，失去了主体就不存在权利这种可能性以及义务这种必要性转化为现实权利义务的条件，因此也就谈不上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没有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就失去了意义，权利义务也就失去了目标。
经济法律关系内容是经济法律关系的实质和核心，是联络各主体、联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直接体现了法律关系主体的要求和利益。只有主体、客体，不通过权利义务互相联结，也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除了一般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外，还包括经济法律关系的权力。
所以，经济法律关系的三个要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抽去其中任何一个就不能构成经济法律关系，变更其中任何一个，也不再是原来的经济法律关系。 [编辑本段]经济法律关系与经济关系经济法律关系，应当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有所区别。
首先，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后所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经济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利益关系。前者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后者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
其次，经济法律关系要靠法律来保障，经济关系靠客观经济规律来支配。
最后，经济法律关系的存在以经济法的存在为前提；经济关系的存在，不以法的存在为前提，它是客观存在的。 [编辑本段]经济法律关系的特征经济法律关系作为许多法律关系的一种，除具有法律关系的一般特点之外，还有其本身的特征。
1.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相统一的法律关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之间尽管有差别，但它们又是有机联系，相互统一的，是统一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2.经济法律关系是以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为内容的。任何法律关系都是以当事人之间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内容。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则是以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为内容，否则不是经济法律关系。这种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直接反映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体现了经济性。
3.经济法律关系除法律规定允许采用口头形式外，均应采用书面形式。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一般采用法定的书面形式来表示，以体现经济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并作为将来可能发生争议的处理依据。 [编辑本段]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经济法对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既可以在通过监督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正确行使权利(权力)和切实履行义务中得到体现，也可以通过严格执法来保护权利主体的的合法权益来保护经济法律关系。为了加强对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国家在法律规范中规定了经济法律关系的监督和保护，又规定了各种保护方法。
一、经济法律关系的监督保护机构 1.国家经济领导机关及其他职能部门。
国家经济领导机关，有权对全国的或者所属的经济部门和经济组织进行经济监督，对违反国家计划和对经济建设造成损害的单位，有权依法进行处理，有权责令整顿或进行其他必要的行政制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对市场竞争行为予以规制，反垄断及反不正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良好有序地市场竞争秩序。
2.审计机构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建立审计机构，对国家各级财政进行监督。审计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国家财政财务进行审计监督。审计监督的目的，是要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以促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3.其他职能部门的经济监督。
其他职能部门，主要指统计、会计、财税、银行、物价等部门对国民经济管理或社会经济活动也进行监督和管理。这种经济监督具有法律的强制性。
4.仲裁机构
双方当事人发生经济争议时，一般应当先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以由有关部门进行仲裁。
5.经济审判机构
人民法院通过行使审判权，保护经济法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 1.经济制裁。常用的有赔偿经济损失，交付违约金等。
2.经济行政制裁。指行为人尚未构成犯罪，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给予的经济性
质的行政处分。
3.经济刑事制裁。指对违反经济刑法造成严重后果的经济犯罪分子，由法院给予的刑事制裁。 [编辑本段]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包括三个条件：经济法律、法规，即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法律依据；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即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承担者；经济法律事实，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具体行为或事件。
经济法律事实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的现象。可分为行为和事件两大类。
行为是指人们进行的能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有意识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管理行为；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司法行为；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行为；其他可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行为。
事件是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终止的，经济法主体的主观意志不能控制的客观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即法律上的不可抗力
经济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由于某种经济法律事实的出现，使特定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产生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行为和事件两大类。
其中行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主体资格合法；客体合法；主体的权利义务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其他条件(审批、公证、鉴证)。
经济法律关系的变更指由于某种经济法律事实的出现，使已经生效的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
变更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的变更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国家计划；双方协商一致而设立的经济法律关系，需经双方协商达成合意方可变更，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由国家机关批准而设立的经济法律关系，虽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还需经原批准机关认可或批准方可变更；法律规定禁止变更的经济法律关系，不得变更。
经济法律关系的终止是指由于一定的法律事实，使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归于终止。如购销合同中，钱货两清时，经济法律关系则终止。

10. 怎样界定经济犯

“经济犯罪”这一术语在立法上的使用始于1982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实施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其后，作为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常见和常用的概念，“经济犯罪”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文件、法学教科书和著作之中。但是，对于“经济犯罪”至今尚未有一个规范性定义，其范围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鉴于此，笔者拟对“经济犯罪”的事实特征、规范特征及其核心作系统解析。

一、事实特征——发生于经济领域的犯罪

“从历史的维度来讨论经济犯罪，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定义经济犯罪。这个问题上，没有绝对统一的答案。”（P141）从辞源上看，“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P4）。汉语“经济”一词取自于“经邦济世”和“经国济民”，与“国”而不是“家”更非家长相关。在历史上，不同民族、国家、地区间的经济生活虽然有着很大差异，但是在经济乃至人类一般生活事务中，其中心在于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经济”，也有自己的“犯罪”，自然也就有其“经济犯罪”。如此，可以说，在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下都存在着经济犯罪。所以，从历史维度来界定，所谓“经济犯罪”就是指在经济领域内的犯罪现象。

当前，“经济”的内涵越来越宽泛，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 社会物质生产和生产活动；2. 经济，国计民生，乃国民经济的泛称，是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的总称；3. 家庭及个人生活用度；4. 以较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投入获得较大的收益；5. 一种合理的管理模式，经济管理。显然，经济犯罪与前三项尤其是前两项密切关联，而与后两项无关。如果从对称的角度划分，经济可以区分为自然经济（采集、狩猎、畜牧与种植等）与商品经济（交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同侵犯人身犯罪一样，经济犯罪表现出相当强的自然属性。例如，盗窃与强盗等自然犯罪就属此类；在自然经济为主而又存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形态中，经济领域的犯罪还表现为货币伪造、欺诈及侵犯贸易管制等，这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犯罪有着更多的相似性。本文认为，现代经济犯罪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时期；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用集权政治推行计划经济时期；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改革开放，逐步推行市场经济时期。在第一个阶段，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联，经济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时常表现为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与当今的经济犯罪有着实质分别。在第二个阶段，经济犯罪的重心表现为破坏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本质在于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行政强力垄断并分配社会资源——不仅仅是稀缺资源，经济以政府、集团利益为核心价值主体，而不是以平等、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为核心价值主体，计划经济曾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根本内容，经济与政治形态混淆，其结果是，在当时任何在主客观上可以断定为是威胁计划经济的自由经济活动，均以具有很高擅断性的“投机倒把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第三个阶段，随着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度从计划经济向“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犯罪概念的重心逐渐转到侵害平等、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秩序上来。比如，以加入WTO为标志，到1997年，刑法确立罪刑法定为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由此，经济犯罪概念开始实现了向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转型。

当下，人们时常采用如下相近的概念来描述经济犯罪：

（一）白领犯罪。白领犯罪是指深受尊重的社会人士所从事的与其职业相关的犯罪。这是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Edwin H. Sutherland）于1949年提出的概念。“迄今为止，往往着眼于经济犯罪是企业的干部等上流社会的成员所为，故称为‘白领犯罪’。”（P112）当然，许多经济犯罪并不仅仅是由上流社会成员实施的。白领之外，痞流、低阶层分子乃至于无知者实施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而且，当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白领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准未见多少提高的情况下，痞流层的数量却明显增加，这可能与民主在公司、企业以及乡村层面上的迅速发展有一定关联。毫无疑问，民主的副产品是出产痞流阶层，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背景。

（二）公司、企业犯罪。公司、企业犯罪是指老板、雇员等为公司企业利益并以公司、企业名义实施的犯罪。由于经济犯罪还包括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以及其他人员损害公司、企业利益的犯罪，从而使公司、企业成为经济犯罪的被害人，因此，公司、企业犯罪显然是不能涵括所有的经济犯罪的。

（三）商业犯罪、职务犯罪。商业犯罪、职务犯罪是指商业领域与职务相关的犯罪，因此，经济犯罪与腐败密切相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政企分开”入手的，但是迄今为止，各级政府还尚未真正成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限责任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下，政府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仍属“正常”，许多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不仅仅是政府公共管理层面上的职务犯罪，而且还是真正的破坏经济的犯罪。但是，随着中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结构的逐步形成，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将越来越多地发生于公共管理领域从而成为行政刑法的对象，而不是直接发生于市场经济活动之中。

（四）经济犯罪不仅是公司、企业、白领个人在正常经济活动中的犯罪，而且还表现为有组织犯罪：非法地下经济——贩卖毒品、走私军火、地下钱庄及其洗钱、赌博、色情以及与之相类似的行当。有组织犯罪是为违法犯罪而存在的非法组织所实施的犯罪，其基本特征是，以违法犯罪市场为主要市场，以暴力垄断经济活动并销售暴力和暴力威胁。对于有组织犯罪来说，合法市场只是他们的二级市场。在中国，成瘾药物与军火等允许在管制下进行经营，金融服务原本属于合法，但赌博和色情原本就是违法，属于非正当的经济活动，所以，将这些行当全都归入经济犯罪范畴自然存有疑问。对此，还需要进行规范分析。

“经济犯罪就是在经济领域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P2）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经济犯罪所作出的定义，至今依然基本有效，其有效性在于，准确地揭示了经济犯罪的事实特征——发生于经济领域的犯罪，既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也适应过去的计划经济，还适应传统的自然经济。但问题在于，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和政府管理的复杂性、经济参与者的多样性以及政治、文化乃至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犯罪是经济领域的犯罪”这一定义过于简单，还不足以作为经济刑法理论的起点，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经济犯罪的规范特征。

二、规范特征——滥用经济权利、背离市场信用、侵害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违法行为

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进路，我们可以将经济犯罪定义为，刑法规定的依法应受刑罚惩罚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简单地讲，这是“经济+犯罪”的定义进路，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定义。但是，笔者认为，经济犯罪的定义越是简单，就越具有其应有的通用性。对于这样一个极为简单的概念，完全不必按照犯罪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的传统分析框架面面俱到地分析其基本特征，而是将经济犯罪的规范特征归结为：违反工商管理和经济法规，滥用经济权利与信用，侵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一）侵害市场经济秩序

经济制度的变迁直接影响着经济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内容的变化。古希腊的“经济”即家务（实质上是奴隶主经济）的含义显然与现代经济相去甚远，家庭（包括家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已微不足道，但是，古代的经济犯罪侵犯“家务事”——一种家庭秩序的古老含义，在历史维度上是与现代经济犯罪侵害市场经济秩序相通的。中国古代没有经济犯罪的概念。“在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小生产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不发达，财产集中使用和流转十分有限（尤其是在静态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经济犯罪并没有形成突出的社会问题。古代所谓‘经济犯罪’，大都表现为偷盗、抢劫、欺诈等结构简单且容易认定的财产犯罪，所涉及的通常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P1）。但是，中国古代毕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商品交换，而且中国古代高明（早熟）于古希腊（甚至于古罗马）之处是，视犯罪为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对抗而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以跨越历史时空的观念来看，中国古代与当代最相类似的经济犯罪乃是官员职务犯罪，特别是针对国家贸易管制的犯罪。盐铁专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贸易管制，私盐、走私盐铁以及私铸钱（伪造货币）等成为中国古代与现代最具关联性和相似性的经济犯罪。

现代经济犯罪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概念。“经济犯罪通常被作为一个与当前社会和经济相关的‘现代问题’来讨论。”（P127）市场经济秩序表现为一种超个人、超社会的公共利益，一种无形而抽象的信用，其背后是平等、自由、竞争与公平交易等基本价值，经济犯罪则是扭曲乃至于摧毁市场经济。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一词限定，当“社会主义”一词单独使用时，其含义大致是清晰的，但是，当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限定词使用时，二者的含义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模糊。在笔者看来，中国目前市场经济机制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均可以在“社会主义”那里得到合理解释，刑法管制经济的特色以及许多经济犯罪与“社会主义”有着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例如，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富创造机制的一个“不好”的特色是“我能干你不能干”，资格（身份）就是财富，中国目前依然存在着为政府垄断、国有企业行业垄断而实施的贸易管制，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趋势性地推动着贸易管制不断地松动乃至于取消，这以无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的非犯罪化最为典型，未来“垄断”一定会被正式地宣告为违法，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犯罪化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制度后转型期，经济政策经常在自由与管制之间摇摆不定，骗购外汇罪的设立以及目前的虚置是典型的例子。再如，土地制度与土地犯罪，更是明显地反映着传统社会主义特色，农村土地能否私有化，无疑是一个敏感而又让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头痛的问题。但是，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民显然不能按照个人意愿适应市场需要改变集体土地的农用性质，更不可以自由转让土地，否则就属于犯罪，这到现在还看不到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也许我们真的难以清晰地表达“市场经济秩序”前面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以维护平等、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秩序为目的的刑法管制必将进一步加强，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经济犯罪新罪名的增加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二）违反工商管理和经济法规

刑法是保障法，作为整个法律规范体系有效性的最后保障而存在，其他法律部门作为一个法律规范体系最终依靠刑法维持其规范效力。因此，只有当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法律部门不足以制止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保护某种重要利益时，立法者才会考虑动用刑法，司法者才会考虑适用刑法。所以，相对于民法与行政法而言，刑法具有保守性和谦抑性，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特点。

经济犯罪，首先是违反管理、干预、管制市场经济的工商管理、经济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行为，经济活动没有违反工商管理和经济法规，不可能是经济犯罪。如此，我们可以将一般性的侵犯财产的盗窃、抢劫、敲诈勒索以及诈骗等犯罪排除出经济犯罪的范围——尽管这些犯罪传统上经常被归入经济犯罪的范围。经济犯罪以“违反工商管理、经济管理法律”为规范特征，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危害行为犯罪化是以行为违法为前提。任何一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若要将其犯罪化从而归入经济犯罪的范围，其前提是根据工商管理与经济法规的相关规定，认定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三）背信与权利滥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表现为在市场经济内部滥用权利与背离市场信用破坏市场经济本身的行为。可以说，背信与滥用权利是经济犯罪的两个基本方式。

信用是指用契约关系保障财富流转和增值的价值运动，它与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紧密相连，人类社会自出现了货币经营和商品经济以来就出现了信用关系。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信用关系至关重要，市场经济就是通过信用关系构筑起来的人类活动，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所以，经济犯罪的另一个核心规范特征就是背信与权利滥用。

三、范围——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为核心

在中国目前的刑法体系框架内，为经济犯罪划定一个大体的范围，对于司法实践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迄今在中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经济犯罪范围的观点，可以划分为大、中、小三种基本主张①：

第一种观点是广义说，即大经济犯罪观。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第五章中的“侵犯财产罪”的全部犯罪；二是刑法分则第八章中的“贪污贿赂罪”的全部犯罪；三是刑法分则其他各章中的以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各种犯罪，例如，赌博罪，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毒品罪，组织与引诱妇女卖淫罪，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罪，等等。

第二种观点是狭义说，即小经济犯罪观。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犯罪只能发生在动态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管理之中，经济犯罪表现为行为人滥用市场经济的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直接或间接违反经济管理法规，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因而经济犯罪仅仅限于中国刑法分则第三章中规定的犯罪。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说，即中经济犯罪观。经济犯罪只限于广义说的一、二项两类，而且还应当排除盗窃和抢劫等传统的财产犯罪。

笔者认为，认定经济犯罪的范围，应当采取一种历史地、动态地视角，从事实与规范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和把握。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在事实层面还是在规范层面，经济犯罪均包括盗窃、贪污、受贿和诈骗，乃至于抢劫与抢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982年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明示了修改补充刑法有关条文之宗旨：“鉴于当前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猖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利益危害严重，为了坚决打击这些犯罪活动，严厉惩处这些犯罪分子和参与、包庇或者纵容这些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必要……”（引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盗窃公共财物是财产犯罪，索贿受贿是职务犯罪，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们确实是发生于经济领域且破坏经济的犯罪。而且，从规范层面上讲，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前，金融诈骗、合同诈骗等经济诈骗犯罪均以普通的诈骗罪论处。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打击“两抢一盗”（抢劫、抢夺、盗窃金融机构）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保护金融秩序的中心工作，因为那时的金融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政府的附庸和钱袋，只有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金融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后，金融机构开始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金融活动活跃起来，金融犯罪才呈现大量增加的趋势。所以，大经济犯罪观有其历史的真实性。这也是为何直到今天不少刑法专著、教科书还将“静态”的、传统的财产犯罪与职务犯罪归入到经济犯罪范围之中，甚至于将所有的与财产性利益相关的犯罪均划归入经济犯罪的范围。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其中许多犯罪侵犯的法益不再具有“经济性”，如果还将这些犯罪作为经济犯罪来对待就有些不妥了。国外早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德国为例，“概念常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昔日所为‘经济利益’在传统刑法中只被了解为保护与维持个人财产的利益，然今日所谓的经济利益，再也不是以个人为重心的利益，而是以整个自由经济秩序为重心的利益。”（P16）所以，“从刑法保护的法益出发，认为经济犯罪应当是侵害超个人的、社会的法益的行为，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德国刑事法学界的主流观点。”（P16）所以，抢劫、盗窃、抢夺等财产犯罪应当被排除在经济犯罪之外。

大经济犯罪观，是一种传统的观念，符合计划经济年代的经济犯罪特点，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是显得有点老套了。但是，大经济犯罪观将某些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作为经济犯罪对待，又是妥当的。例如，倒卖文物罪，既触犯了文物法规妨害了文物管理秩序，也触犯了有关经济管理法规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中国刑法过去一直将其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犯罪投机倒把罪对待，现在依然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经济犯罪对待。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个角度看。我们知道，经济犯罪的范围直接影响经济刑法范围的大小。大经济犯罪观实质上是一种二元思维模式，即将刑法区分为经济刑法与普通刑法。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经济刑法视为专业刑法的一种，经济刑法便与行政刑法、环境刑法、军事刑法和财产刑法等并列。如此，我们在确定经济犯罪范围的时候，就会向中经济犯罪观乃至于小经济犯罪观倾斜。以环境犯罪（公害犯罪）为例，如果承认环境刑法可与经济刑法并列——实际上没有什么理由说不可以，那么，环境犯罪就不应当归入经济犯罪的范围；如果我们承认行政刑法而不承认环境刑法属于专业刑法的一种，那么，我们倒是可以进一步争辩，环境犯罪最好是归入经济犯罪或是行政犯罪的范围。

所以，折中说是将经济犯罪严格地局限于中国刑法分则第三、八章的定性，这也有不妥之处。而且，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也并非都属于经济犯罪，其中只有侵害国有公司和企业利益的贪污、挪用及受贿罪才可以归入经济犯罪的范围；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也只有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等可以归入经济犯罪的范围。也许，“确立一个包罗所有现代经济犯罪，而且具有明确的内容统一性的经济刑法概念，对于具体解释个别经济犯罪的处罚规定，并不一定那么重要。”（P138）但是，确立经济犯罪的核心范围，对于经济刑法基本框架的确立还是比较重要的。毫无疑问，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居于中国经济犯罪体系的核心。以此向外，无论是我们将经济犯罪的范围划大一些还是划小一些，都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真理”或者“错误”。

总之，经济犯罪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法律概念，经济犯罪没有——可能也不必过于追求——统一的理论概念，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和界定经济犯罪的规范特征，目前较为可行的是，确定当代中国的经济犯罪大致范围——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为核心。这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和谐环境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参见陈泽宪《经济刑法新论》（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宫厚军《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在中国刑法学界，大、中、小观点是一大致分类，当人们谈论经济犯罪范围时，由于对经济和经济犯罪规范特征的理解和认定不同，具体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