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论刑法
㈠ 法律逻辑学的三段论的推理的相关题目，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1、这一三段论的错误是违反了“一个有效的三段论有且只能有三个不同的回项”的规则，犯了“答四概念（四项）”逻辑错误。具体表现为，三段论大前提中“犯罪后有立功表现的，是可以减轻处罚的”和小前提“被告李在部队服役期间曾两次荣立三等功，是有立功表现的”这两个前提中，“有立功表现”并不具有相同的外延，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
2、正确。概念就是舍弃了思维对象的非本质属性，只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
㈡ 德日三段论刑法理论跟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的联系区别
这个属抄于犯罪构成里面的，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采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苏联引进的，经过这几十年的研讨、修正和发展，才形成今天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四要件说。
德日的三段论和中国的四要件说之间的异同相当复杂。简单地说，德日的三段论该当性、违法和有责性呈一个递进的方式，从该当性到违法性再到有责性；而我国的四要件说要求的是任何一种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它们之间都是具体的构成要件，不像德日三段论那样是递进关系。
我国也有三要件说，但是四要件是通说。
㈢ 刑法中犯罪构成采用三段论体系还是四段论体系
其实标准的说法是，三要件和四要件，中国主流的刑法教科书中多采用四要件理论，四要件也是比较传统的理论，三要件是最近几年才在我国流行的理论。
㈣ 德日刑法的三要素理论，详细点，求
德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创始于贝林格，发展到今天被认为已经成熟。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是德日犯罪论体系的一个基本框架。构成要件是指在刑罚法规中除去法律效果（法定刑）之外的部分。而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法规，即行为为刑法所不允许。有责性是指就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非难。
依照贝林格的设想，构成要件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也就是说，构成要件是刑法法规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但是这种类型专门体现在行为的客观方面，暂且与规范意义无关。一方面承认构成要件是刑法规范所规定的行为类型，一方面有认为这种类型专门体现在行为的客观方面与规范意义无关。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单纯把构成要件当作一个纯理论的东西，倒是可以接受这种纯客观的，记述性的说法。但是，如果脱离了法规范，其自身也就失去了研究意义。既然不能脱离法规范，当然在构成要件中就不能忽略违法要素和主观要素的存在。麦耶尔承认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中，有规范要素即违法要素和主观要素。认为构成要件相符性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和凭证。也就是说，如果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仅此即可以推定为违法，二者的关系就和烟与火的关系一样。麦耶尔是以“文化规范”的概念为基础来考虑法规范的。法规范即是国家的文化规范，因而所说的违法，无非是违反了此种意义上的法规范。既然如此，国家是怎样来确认文化规范的呢？那就是通过刑事立法，由刑法法规规定构成要件。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一般情况下就可以确认违法。鲍姆戈尔登在他的《犯罪论的构成》中，构想了一种取消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差别界限的犯罪论。（P24）
虽然许多德日刑法学者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争论也不小，但是却对贝林格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即所谓的三段论却还是情有独钟，在德日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要把构成要件从实定法的规定中解放出来，专门强调它的类型意义。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与其传统理论不无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对构成要件的内容还没有真正的厘清，以至于这种理论传到我国还是贝林格时代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段论。之所以说是纯正的，在我国大多数刑法教材中或者论文中，都把构成要件符合性当成是纯客观的，记述性的。而且以此认为德日的三段论具有层次性，具有开放性，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误解。有唯体系论的倾向。
但是自梅茨凯尔提出了新的三段论，即行为+构成要件+有责性，佐伯千仞、泷川幸辰、井上正治等都沿用了这种体系，发展到现在，违法类型（构成要件）基本上得到了德日刑法学界的认可。
只要承认构成要件与刑法法规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要件符合性也就是违法性的征表，所以构成要件符合性也是违法类型。如果还坚持原来的“三段论”那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倾向。按照现在德日所流行的犯罪判断过程三段论，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认定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事实依据，行为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可以积极地推定其有违法性和有责性，而在违法性和有责性的阶段上，只要消极的探讨什么样的行为不是违法和有责行为就够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如在违法性的论述上，重点探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违法事由；在有责性的阶段上，重点探讨期待可能性以及违法性意识等排除责任事由）。这样，违法性阶段和有责性阶段的任务，只是说明什么样的行为不违法和没有责任，而不用积极的探讨什么样的行为违法和什么样的行为有责。
在责任阻却事由这一问题上，根据新三阶段的理论，把故意和过失纳入犯罪构成中，阻却了故意和过失自然也就否定了犯罪构成。所以这与本文论证违法阻却事由的理由差不多，这里不再具体的展开论述。但是关于期待可能性到底如何定位，还是有必要阐述一下，期待可能性的理论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进行非难，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至于期待可能性在构成要件理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德日刑法大概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是包含在故意、过失中的要素，或者说是故意过失的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期待可能性是与责任能力，故意、过失相并列的第三个责任要素。第三种观点认为，责任能力、故意、过失是责任的原则要素，期待可能性则是责任要素的例外要素，因此，缺乏期待可能性是一种责任阻却事由。所以虽然上面三种观点存在着差异，但是把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责任阻却事由是不容否定的。
虽然德日的犯罪构成在形式上还在坚持着贝林格遗留下来的三段论，但是，在实质上，三者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犯罪构成的客观性和记述性已经悄悄变质，构成要件的属性已经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并非仅为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构成要件已经不再是框架性的，而是有了“评价”这一实质性意义，使得违法性，有责性已为构成要件所包容。
㈤ 张明楷 三段论
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内广泛受到使用。刑法犯罪三阶理论判断犯罪可分为三个步骤：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罪责（有责性）。同时满足构成要件该当性和具备违法性的行为称为不法行为，一行为必须要不法且有罪责才能构成犯罪。
构成要件该当性
构成要件该当性，是指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行为人之行为在客观上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在主观上也符合刑法所规定的主观构成要件（犯罪之故意或过失，中华民国刑法第12条），则可以认定该行为该当构成要件。举例而言，过失致人于死罪之犯罪客观构成要件为致人于死，主观构成要件为过失，则某甲因过失致人于死则符合过失致死罪之构成要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参见构成要件）
违法性
具备违法性是指行为人没有阻却违法事由，阻却违法事由是法律赋予行为人因为某些特定原因所为构成要件行为而得以免于构成犯罪的理由，例如正当防卫就是一个阻却违法事由。与构成要件该当性不同之处在于，构成要件该当性是积极检验行为是否为法律所禁止，而违法性则是消极检验行为是否为法律所允许。构成要件该当的行为，必须在法益衡量以及法秩序的违反上面进一步的作检验，包含了所谓的行为无价值（行为不法）以及结果无价值（结果不法）。
罪责
罪责指的是“对于行为人个人决定为违法行为的非难，并且决定予以刑罚制裁”。罪责最重要的意涵是，对于行为人人格的尊重，因此如果行为人没有能力作其他的合法行为，那么他需要的是教育，而不是刑罚。所以如果行为人因为年龄，精神状态导致价值判断有问题，没有办法为合法行为，我们认为他不具备罪责；如果行为人个案中不可避免的价值判断出了差错，我们也认为没有罪责，这就是以下罪责能力和不法意识的问题。 不法意识和不法意图不同，后者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要判断的对象。
㈥ 试论述三段论在审判中的作用
三段论是由两个包含着一个共同词项的性质判断推出另一个新的性质判断的演绎推理。
任何一个三段论都包含三个不同的词项，分别叫：大项、小项和中项。在结论判断中作谓项的词项叫大项，大项通常用“P”来表示；在结论判断中作主项的词项叫小项，小项通常用“S”来表示；在前提判断中出现两次而在结论判断中不出现的词项叫中项，中项通常用“M”来表示。
任何一个三段论都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判断，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其中，包含着大项的前提叫大前提；包含有小项的前提叫小前提；包含有大项和小项的判断叫结论。
三段论的词项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任何一个三段论，必须有也只能有三个不同的词项。
第二、任何一个三段论，其中的每一个词项必须也只能在两个性质判断中各出现一次。
所谓法律推理，简而言之就是判案说理的逻辑思维方法与形式。我国是成文法系，判案说理必须以现行的法律规定为大前提，这决定了我国司法体系中通用的法律推理形式是三段论式的演泽推理，即以法律规则为判案说理的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从而推导出裁判结果。它不对大前提（法律规则）的实质内容进行判断推理，又称形式推理，主要种类有演释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近年随着人们对传统民法的反思，世界两大法系的融合，在不断深化公正司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推理方法，即实质法律推理，它在法定框架内从公平、正义出发，对有冲突的法律规则进行权衡与选择，以寻求、确认判案的大前提。这种对大前提（法律规则）的内容进行实质权衡确认的新推理方法被称为实质法律推理。公正司法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方法的生命力胜过观点，而对方法的了解和研究，无疑会将我们的司法能力提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1。为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审判实务，就有关法律推理的含义、特点，民事审判中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局限性，不能适用通用推理形式的情形，以及如何通过实质法律推理来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促进司法公正等问题提出一些认识与观点，偏谬粗疏处还望指正。
全文共8400字
一、法律推理的含义种类及其在民事审判的适用情况
法律推理指推理的一般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所谓推理是指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新的结论的思维过程，亚里士多德所举的著名例子以三段论的形式生动诠释了推理的含义：所有的生物体终有一死（已知判断，大前提）；人是生物体（已知的事实，小前提）；所以人也终有一死（推出的新的结论），其推理形式为：A是B，如果C是A，那么是C是B2。具体到法律领域，其推理方式行为：法律规定加案件事实，产生判案结论，因此，用通俗浅显的话来说所谓法律推理，就是讲道理，就是以理服人，此处的理则是指法律理由及其相应的案件事实3。任何一个合格的判决书，实质上是一个适用法律推理以得出判案结论的过程。法院之所以能够解决纠纷，是因为它讲理（调解也是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讲理为基础）。如果就是为了解决纠纷，而不管是否讲理，甚至黑社会也能办得到。法院的讲理，一方面提供了判决的理由，另一方面说明了判案结论的必然性和正当性。
根据推理形式的不同，法律推理可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三者在民事审判中适用的情形也大不相同。
（一）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在成文法体系下是唯一法定允许的通用推理方式，也是最普通是最基本的推理形式，它是指从法律规定到案件事实的推理，标准的方法与形式是三段论式推理，在审判中通用的三段论式演绎推理又称形式推理。即以法律规定为基础（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对象（小前 提），从而推导出裁决结果。例如，《民法通则》第84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大前提），现甲（债务人）与乙（债权人）之间具有借款合同，但甲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款（小前提），乙提出甲偿还欠款的诉讼请求，推理结论是“甲应履行还款义务”。
在我国司法审判体系领域里，所谓的法律推理，通常是指演绎推理，这是由于我国是成文法体系的法律制度决定的。现行的法律规定是做出判案结论的大前提和根据，一个案件的判处结论应当做到有法可依，即要有事实根据也要有法律根据。
通用的演绎推理形式虽然简单，但在法院处理案件时却有着十分重要，非常有效的作用。具体表现有：首先，判案结论在逻辑形式上无懈可击，它不再需要其他的间接推理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因而使判决具有客观性，这种三段论式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适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着维护法治“过滤器”作用。正如黄明耀教授所说：“形式逻辑是作为平等、公正执法的主要根据而起作用的，它要求法官始终如一地，不具偏见地执行法律命令。”其次，这以法律规则为起点的推理模式，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科学完善的制定法基础之上，因而对法制的健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然是这种以法律规则为前提与起点的法律推理虽是成文法体系下通用的推理形式，是判断说理的基本方法，却也不是万能的，法律规则永远不能完全涵盖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客观规律，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二）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是指“由特殊观察事例导出一般原理的推理方法。其基本逻辑形式是：A1是B，A2是B，A3是B……所以一切A都是B4。由于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通过具体的个案，证明某种普通性的东西，因此在成文法体系下，在民事审判中一般没有适用的余地。它只是在判例法体系的国家里被广泛使用。推理形式为：A1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A2被判成B也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因此所有A类型的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
归纳推理的方法在民事理论研究和民事立法方面具有十分重用的作用。它将审判实践中的具体个案，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批列，对此，将一些成功的经验，先进的理念进行归纳，提练，抽出带有共性的特征，上升为民法的一般原则，或制定为新的民法规范。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归纳推理，使民法研究走向深入，民事立法得以逐步完善，民事审判随着时代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迈向未来，而永葆活力和青春。
归纳推理也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其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对民法适用的安全性造成冲击，由其是法官素质不高时，容易在思维径路，选择归纳对象上出问题。
（三）类比推理
虽然我国新刑法已经取消了类比推理的判案方法，但是法官在其它领域仍然允许使用类比推理这种逻辑思维方法，尤其是在民事审判领域，由于我国该方面的法律尚不健全，法律依据常显不足，类比推理成为解决某些民事案件不得已的逻辑方法。
类比推理的形式具有双重性，近乎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相结的一种推理形式，先通过归纳总结，寻求最相似的法律规则，再运用演绎推理将案件事实涵盖于法律规则之下得出判案的结论。例如，《民法通则》对侵权损害赔偿规定的较为原则，对赔偿的具体范围和标准欠缺规定，甲与乙斗殴，被乙致伤，如何赔偿？在实务中，法官往往类推适用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操作过程是：第一步先比较打架斗殴导致伤害与交通事故致人伤害的异同，归纳出它们具有共同的属性，即均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第二步，明确法律没有规定斗殴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赔偿标准，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则有此规定；第三步确认打架斗殴引起的损害赔偿可适用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最后，案件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得出具体的赔偿范围和标准。
因此类比推理在民事审判中常常被用作填补法律漏洞。由于我国是成文法系的国家，所以法官在审判时必须慎重使用类比推理，类比对象必须确切、相似，类比方法必须科学、可靠。否则容易犯主观擅断的错误。
二、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在民事审判中的局限性
我国成文法系的基本法律制度决定了以现行法律规定为条件，为大前提的演绎推理法律允许的一种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它要求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要严格遵从法律规定，判案结论要有法律根据，在成文法体系下，法律条文是唯一的判案标准，审判行为应该以法律规则为准绳，法律之外不得另没裁判标准。它在判案说理，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效，十分明显，严谨的三段推理论形式使判案结论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程式化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适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规定在审判中能够得到一贯的、严格的、有规则的执行，有效防止司法审判权的滥用，符合成文法体系下的法治价值理念。
但是，严峻的现实已告诉我们，民事法律规则不可能穷尽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情况，不可能包罗万象。生活中的世界永远是丰富复杂的，永远不能为法律规则所涵盖。在很多有争议的疑难案件和那些比较边缘性的民事纠纷面前，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则捉襟见肘，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就民事审判而言，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的三段论推理形式不能满足复杂民事案件的需要。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三段论虽然具有必然性，但这个必然性却是仰赖大小前提的正确性。民事法律规则即是裁判结论的法律依据（大前提），又是对案件事实（小前提）进行判断的法律依据，而判决理由的核心内容无疑是选择的法律规定是否适用于待决的案件事实，由此可见，如何选择可适用的法律规定，即确定判断说理的大前提就成为法律推理的关键，对于大量的普通、简单的传统民事案件来说，法官比较容易选择可适用的法律规定，但也有一些民事纠纷，在民事立法方面则属空白点，或词意模糊，规则不明，这时如何选择大前提就成为难题，通用的演推理方法已无法解决民事案件的需要。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前提适用于某一案件事实时，得出的结论有损社会正义、公序良俗、于法理不通。这时就不能再适用三段论式的法律推理。在三段论式的推理中，如果大前提选择错了，结论自然不会正确，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所有的斯巴达人都是聪明人；苏格拉底是斯巴达人；所以，苏格拉底是聪明人5。推理的形式并无疑问，结论自然不会错，但是大前提的谬误则是显而易见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无法保证大前提的真实、可靠。
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中不能适用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则与社会正义的需要，公共福祉需要相矛盾，相冲突时，不能再适用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则作为法律推理的条件和大前提。冲突发生时，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应服从于社会正义、公序良俗公共福祉的需要。在民事法律规范中，立法者在确定一般民事制度时也更设例外性规定以合乎社会的需要。如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鼓励交易。又如，《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意思表示能力，不能辨认或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其所进行的民事行为无效，然而为维护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又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
实践中社会的特殊需要表现为交易安全的需要，交易秩序的需要，公共福祉的需要，保护弱势群体的需要，社会安全与稳妥的需要，总而言之，是社会需要。一般法律规范有时有不能一贯到底的情形，法律规范与社会需要时有冲突。冲突发生时应服从社会需要，换而言之，应考虑社会效果，法律规范的逻辑演绎推理因正义和社会需要而停止，更设例外规定，这样的规范在民事法律制度中举不胜举，又如在执行时，债务人应以全部财产清偿，但应当为其保留必在的生活用品，这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基本生存权优于债权。
这些例外性的规定，充分映证了民事审判中应当考虑维护社会正义、公共福祉、公序良俗的需要。在选择大前提、确定法律依据时，我们也应充分考虑这一民法理念，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地运用三段论式推理得出看似必然的结论，不去考虑判决的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的不能适用三段论式推理的具体情形主要有：1、法律规范自身存在冲突，如，此法律条文与彼法律条文不一致。2、民事案件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3、某一法律规范用于一个具体案件明显有失公正。4、法律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5、对同一个案件即存在着可适用的民事规则又存在着可适用的民事原则，并且可适用的规则与原则相互冲突。
三、着力开展实质推理、切实促进司法公正。
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民法在理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理性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人们开始对演绎推理的逻辑有效性表示怀疑，如承认成文法，制定法的局限性，从认为法官判案犹如法律的复印机，到承认法官可以能动地解释法律，甚至有特殊必要时可以否认法律，法律规则不是一层不变的圣经，而仅仅是判案的依据，通用的演绎推理方法在现实生活的需要面前也会捉襟见时等等，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探讨如何能动地运用新的推理方法以弥补三段论式推理的不足，即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维护法治的基本准则，又能够灵活地面对复杂情况5，当制定法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其固定的局限性，常用的形式推理不能满足公正司法的需要时，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实质推理，在一定框架内寻找和确认解决民事争议的法律根据，无疑是弥补制定法的漏洞，推动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
所谓实质推理是指在两个或数个相互矛盾的已知判断中通过辩证选择其中的一个判断作为推理的大前提的推理，它依据的是事物的实质内容而非形式，故称为实质推理6。在民事审判中因出现上文所说法律自身存在冲突，法律规定不明确，无法可依，适用某法律规则可能会出现不公正结果等不能适用常用形式推理时，则需要进行实质推理。
进行实质推理时应当考虑到社会正义，公共福祉，公序良俗高于一般民事法律规则的民法价值取向，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社会安定与稳妥的需要，兼顾社会的公正要求和道义原则，最终在相互矛盾的规定和推论中作出选择和决断。
当民事案件面临着“合法”与“合理”相冲突的矛盾时，当严格适用法条会导致不公正的困境时，在选择作为大前提的民事法律规则时即要考虑相关的法律规定，也要从社会整体利益，从普遍道德准则出发，加以权衡，选择好大前提，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或立法意图的裁判结论。
当法律自身存在冲突时，需要法官依据法律规则、立法精神，甚至是法理，进行辩证推理，从中选择正确的判案依据。当民事审判无法可依时（当然不包括刑事审判），法官有时也需要依据公理来推理选择，公理在我国主要来源于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正义观念及党的政策。
正是因为实质推理有上述的特点，使得实质推理成为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弥补法律漏洞，实现社会公正，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当前的民事审判实践迫切要求人民法院以我国的法律精神为指导，着力运用实质法律推理审理民事案件，寻求，确立判案依据，克服制定法的某些缺陷，实现社会公正。下面的案例及笔者所在法院特事特办、主动服务审理的系列为农民工清欠工资的案件足以说明这样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例证一，关于医疗事故纠纷处理：
“某些医生作手术不是靠技术而是靠胆量”，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这却是一些地方的事实。由于医生缺乏足够的责任心和相应的医术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在各地屡有发生，但却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受害病人及其家属得不到应有的权利救济和经济赔偿，肇事的医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其他医生更不能从中汲取任何教训。但是不少法院对此的反应是无能为力。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的法律规定不合理也不合法。198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法院处理医疗事故的一个重要的专门性法律文件。有学者指出这一行政法则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例如，“将医疗事故的范围界定得过窄，规定医疗事故只包括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特医疗差错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就是说，如果一个医疗事故鉴定是“医疗差错”的话，即使医生有过错，也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行政法则被修订之前就没有任何办法吗？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渊源体系，法律的效力优于行政法规。从法理上说，有医疗差错就是做了错事，做错事就是侵权，有过错或疏忽就是有可归责性，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道理其实不复杂。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和新市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医疗事故赔偿案中认为“门诊部的行为既然是医疗差错，就说明医疗单位在主观上有过错，因而构成侵权的民事责任”，因此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根据这个判决，我们可以说，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被修订之前是有办法的。即由人民法院根据我国的法律渊源体系和法律精神作出正确的判决，而不适用与我国基本法律和法律精神有违的某个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乌鲁木齐市法院的审理是正确的、公正的。
例证二，特事特办、主动服务、快立快审快执，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系列案件：
2004年8月21日至22日，2400名民工因多次索要长期被拖欠的劳务工资没有结果而将平互公路堵住，要求当地政府解决问题。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2400名农民工并未直接向法院起诉，而且14.8万的标的也达不到中院收案的标准。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是马克主义活的灵魂，是现代民事审判应秉持的思考方法，在如此情况下若再坚持不告不理的法律规则，显然有损于社会安定，考虑到社会安定与稳妥的需要，以及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不知告，不会告的现实，笔者所在的中院根据党中央、省、地委提出的加大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政策要求，以方便当事人诉讼，及时，高效审结案件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为依据，主动与2400名民工取得联系，手把手教他们写最简易民事诉状与诉讼费缓交申请。9月2日立案，9月5日开庭审理，在查清帐务的基础上，原、被告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逾期未履行时，又主动强制执行。10月中院将14.8万元劳务工资交给2400名民工。使这一群体事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
2001年1月，笔者所在的中院在对村办破产企业进行执行时，多次遭到该村115户村民的阻拦，经查，该企业在成立时，因资金短缺曾向这115户村民借款28万。在申报债权时，村民们并不知道申报债权这些对他们来说拗口而又陌生字眼的具体意思，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所以他们并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且案件业已处于执行阶段，其要求依法应当驳回。但破产企业曾向村民借款未还却也是证据确凿，依实体法规定，债权人理应将执行所得财产分羹予115户村民。当明显的实质正义需要维护时，中院没有无视案件的具体事实，拘泥于法条，机械地按通用推理的思考方法驳回115户村民的要求，而是以应当建立多元化解决民事纠纷机制等现代民事审判理念为依据，再三给债权人做工作，最后经过中院的努力，债权人与115户村民达成协议，答应从执行所得财产中分出28万给115户村民，通过中院的工作，协议得到顺利的履行兑现。
特事特办、主动服务、快立快结快审的工作方法在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中的效果十分显著：仅2003年8月至2004年元月，笔者所在中院就为3729名农民工追回被长期拖欠的“血汗钱”近200万元。而笔者所在的地区农民的年收入平均只有1700元，与此比较，可知这200万元对农民工的巨大意义。
在运用实质推理的思维方法打破以往传统作法，创新上述工作方法时，笔者作为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也曾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经过于再三的犹豫与权衡：虽然现代民事审判理念与实质推理的辩证方法也让我们认识到在审理民事案件中，法条并不是必须绝对执行的圣旨。但我国的法律制度毕竟是成文法系，依法办案，三段论式推理是当代法治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很多人已习惯一层不变地执行法律条文，而且万无一失，若严格遵守三段论式的推理，机械地以法条为前提断案，就算得出的结论有损社会正义，明显不合理，那也是立法者的过错，与法官无关。同时严峻的现实又告诉我们，农民工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几乎是法盲，不知告，不会告，那些工资即是他们的血汗钱，也是他们一家老小企盼了一年的全部经济收入。面对这样的事实，若再拘泥于法条，无动于衷地机械办案，那么法院的司法救济将会变得苍白无力，权利的最后保护屏障将会形同虚设。这即违背了中央关于加大清欠农民工工资的政策要求，又与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再三权衡，司法为民的宗旨给了院党组智慧与勇气，使身处矛盾中的我们最终有了合乎社会需要，合乎民事基本原则与立法原意的正确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实质推理容易发生的谬误主要来自情感因素和偏见的影响，即法官违背理性主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应防止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绝对遵从法律规则，在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遇到明显的实质正义需要维护时，也拒绝考虑规则的合理性，作出破例处理；另一种情况则是滥用裁量权，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在我国目前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还不很高，办案环境还不理想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推理时尤其要防止“以理代法”、“以情代法”的倾向，即要保证法律的确定性、统一性，维护法治的基本准则，又能够灵活地面对复杂的案情，使审判活动及其结果能在客观上符合社会现状及其发展的综合要求。 (宋效国 祝玉芝)
注释：
1、蒙洪勇：《法律和法官革命》，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一期第39页。
2、雍琦著：《审判逻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南政法大学教材第131页。
3、张骐著：《通过法律推理实现司法公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21页。
4、同2，第137页。
5、葛洪义著：《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4页。
6、于大水著：《简论审判中的法律推理》，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4页。
在审判工作中,不能把定罪三段论视为一般三段论,定罪三段论是在审判工作的思维实践中总结出一种新的推理形式,定罪三段论在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定罪三段论;罪名定义;推理形式
㈦ 1.刑法性质 2.三段论来分析犯罪
刑法的法律性质就是指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之一部分所具有的特征。刑法与其他部门法如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比较起来，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1）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更为广泛。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只要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刑法就规定对这种行为予以一定的刑罚处罚，从而使这种社会关系进入刑法调整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刑法可以说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
（2）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任何法律都具有强制性，任何侵犯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干预。但是，所有这些强制，都不及刑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即适用刑罚严厉。刑罚不仅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限制或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剥夺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而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
犯罪构成三段论对具体犯罪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出，在中国任何犯罪刑法条文的规定都是：什么人实施了什么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构成何种犯罪，给予何种刑罚处罚；其犯罪构成要件都是犯罪主体、犯罪行为、犯罪结果这三个犯罪构成要件；同时具备三个犯罪构成要件的构成犯罪，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就不构成犯罪。
（1）犯罪主体，是指犯罪的自然人或者单位。自然人除包括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等客观因素外，还应当包括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目的等主观因素。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罪主体是犯罪意图的制造者和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任何犯罪必须首先有犯罪主体，它是犯罪的动力，在整个犯罪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立法或者司法过程中，应首先要确定犯罪主体，没有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犯罪。
（2）犯罪行为，是指犯罪主体通过一定活动，作用于犯罪对象，侵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行为。犯罪行为是犯罪主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一种社会活动。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按犯罪行为的活动方式不同，可分为作为犯罪行为和不作为犯罪行为；按犯罪行为的主观支配形态不同，可分为故意犯罪行为和过失犯罪行为。除此之外，犯罪行为还包括犯罪的对象，犯罪的方法、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因素。中国刑法分则对犯罪行为的表现形式一般都作了具体、详细的规定。犯罪行为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任何犯罪都必须有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是处于中介地位，是犯罪的客观表现。犯罪主体通过实施犯罪行为，造成犯罪结果。没有犯罪行为就不可能有犯罪结果，不可能构成犯罪。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都非常重视对犯罪行为的确定。
（3）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结果。只要犯罪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被侵犯，就造成了社会危害性，刑法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程度规定构成犯罪的不同犯罪结果。有的规定，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重要社会关系被侵犯，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构成犯罪结果；有的规定，侵犯社会关系达到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才构成犯罪结果。例如，中国刑法分则对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货币的行为，只要实施了走私上述特定物品的行为，就侵犯了中国海关管理秩序，不论数量多少，都构成犯罪结果；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侵犯了海关管理秩序，则必须达到偷逃应缴税款5万元以上的，才构成犯罪结果。犯罪结果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物质的结果，也有非物质的结果；有安全、秩序危害结果，也有名誉损害结果。
㈧ 刑法：二层阶与三段论使用有联系吗
二阶层是在对传统的三阶层的一个演进吧……把违法阻却事由放到了构成要件该当性中一并考虑。
考试的时候，还是用三阶层。二阶层了解一下即可。
㈨ 2015司法考试刑法用三段论还是四要件
其实标准的说法是，三要件和四要件，
中国主流的刑法教科书中多采用四要版件理论，四要件也是比较传权统的理论，
三要件是最近几年才在我国流行的理论。
三段论体系是：犯罪构成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
四段论体系是：犯罪主体、犯罪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
㈩ “张明楷三段论”是什么
“张明楷三段论”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内广泛受到使用。
“张明楷三段论”是刑法犯罪的三阶理论判断犯罪，其三个步骤为：
（1）构成要件该当性
（2）违法性
（3）罪责（有责性）
同时满足构成要件该当性和具备违法性的行为称为不法行为，一行为必须要不法且有罪责才能构成犯罪。
